免疫抑制是指免疫系统的活性或效能降低。它可以是为防止移植器官遭受排斥或控制有害免疫反应而有意诱导的,也可能由疾病、感染、营养不良或针对其他病症的治疗引起。其影响范围可从选择性抑制某一条信号通路,到广泛削弱多种免疫防御机制。这一术语与免疫缺陷的含义有所重叠;后者描述的是免疫保护不足,而免疫抑制通常更强调免疫活性降低的过程,而非由此导致的功能障碍。
治疗性免疫抑制使器官移植后的长期存活成为可能,也改变了许多炎症性疾病的治疗方式。其主要局限在于,造成组织损伤的免疫机制同时也参与抵御感染和癌症。因此,免疫抑制的影响不仅取决于抑制强度,还取决于哪些免疫功能受到影响、抑制持续多久,以及个体的基础健康状况。
生物学基础与概念区分
免疫系统由相互作用的先天性防御和适应性防御组成。先天性防御包括上皮屏障、吞噬细胞、自然杀伤细胞,以及识别或遏制入侵生物的可溶性蛋白。适应性免疫主要依赖淋巴细胞:T细胞协调免疫应答并杀死受感染的细胞,而B细胞则产生抗体。免疫抑制可干扰这些细胞的生成、活化、迁移、存活或相互间的信息传递。因此,减少淋巴细胞增殖的治疗,与降低中性粒细胞数量或阻断某一种炎症信号分子的治疗,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T细胞的活化过程体现了几个重要的治疗靶点。T细胞识别由另一细胞呈递的抗原,接收额外的共刺激信号,并对支持其增殖和分化的细胞因子作出应答。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阻断产生白细胞介素-2所需的细胞内信号传导。共刺激阻断剂干扰抗原呈递细胞与T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他药物则通过抑制核苷酸合成或生长通路,减少已活化淋巴细胞的扩增。这些干预措施所抑制的免疫应答阶段有所重叠,但并不完全相同。
生理性免疫调节不一定属于病理性免疫抑制。调节性T细胞、抑制性受体以及白细胞介素-10等介质,通常会限制过度的免疫应答,并帮助维持稳态。免疫耐受则更具特异性,指对某一特定抗原(包括自身组织中的抗原)不产生应答,或使应答受到控制。因此,一个人可以对某种抗原耐受,同时仍对其他抗原保持强烈的应答。相比之下,许多免疫抑制治疗会减弱对多种互不相关抗原的应答。T细胞耗竭是在某些持续性感染和癌症中形成的另一种不同状态,涉及细胞功能的改变,而非仅仅是免疫细胞数量减少。
免疫抑制也不同于抗炎作用。炎症涉及血管变化、免疫细胞募集和信号传导,无论是否存在适应性免疫应答,这些过程都可能发生。非甾体抗炎药可减轻疼痛和炎症,但通常不会造成移植治疗方案所导致的广泛免疫功能受损。反过来,耗竭B细胞的药物可能显著削弱抗体应答,却不会使日常症状立即出现明显变化。
不存在一种能够对所有形式的免疫抑制进行排序的统一生物学尺度。需要考虑的维度包括受影响的细胞群体、功能受损程度、组织分布、持续时间和可逆性。即使细胞信号传导受到严重抑制,血细胞计数仍可能正常;而计数偏低本身也不能反映免疫功能的所有方面。
非刻意进行的免疫抑制治疗所致的原因
免疫抑制可由后天性疾病、营养缺乏、组织损伤,或主要目的并非抑制免疫的治疗引起。通常会将其与先天性免疫缺陷区分开来,后者源于影响免疫系统发育或功能的遗传异常。在实际情况中,这些类别可能重叠:有遗传性缺陷的人,也可能因感染或治疗而出现额外的免疫损伤。这一区分针对的是病因,并不一定反映由此导致的易感性有多严重。
HIV感染与艾滋病是后天性免疫损伤的一个重要例子。HIV感染表达CD4受体的细胞,未经治疗的感染会逐渐损害CD4 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从而妨碍细胞免疫应答与抗体介导的免疫应答之间的协调。疾病进展至晚期时,可出现免疫功能健全者中少见的感染和恶性肿瘤。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能抑制病毒复制,通常可使免疫功能显著恢复,但恢复的程度和所需时间因人而异。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在治疗开始前就可能损害免疫功能。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可伴有免疫球蛋白生成减少;而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尽管大量产生某一种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正常抗体的生成却常受到抑制。在白血病中,异常细胞可能扰乱骨髓内正常的血细胞生成。细胞毒性化学治疗和某些形式的放射治疗会损伤快速分裂的免疫前体细胞,进一步加重免疫抑制。
严重的营养不良会影响屏障完整性、淋巴组织和免疫细胞功能。晚期肝病和慢性肾脏病也会造成复杂的免疫防御缺陷。在脓毒症中,显著的炎症可与抗原呈递受损、淋巴细胞丢失以及对后续感染的反应能力下降同时存在。这说明,过度炎症与免疫抑制并非相互排斥的状态。
描述其他情况时,需要使用更精确的术语。衰老会导致免疫衰老,包括新生初始T细胞的生成减少,以及对未曾接触过的抗原的应答发生改变,而非免疫功能全面停止。怀孕涉及协调有序、具有组织特异性的免疫适应,将其描述为全身性免疫抑制并不准确。同样,糖尿病可通过相互作用的代谢、血管和免疫机制增加感染易感性,但其造成的免疫异常模式与耗竭淋巴细胞的治疗并不相同。认识这些差异十分重要,因为免疫缺陷的类型有助于解释会发生哪些感染,以及免疫功能可能如何恢复。
免疫抑制药物的主要类别
免疫抑制药物在分子靶点、作用范围、起效速度以及停药后作用的持续时间等方面各不相同。皮质类固醇中的糖皮质激素,包括泼尼松,通过细胞内受体改变基因表达,发挥作用。其作用包括减少炎症介质的产生、改变白细胞的迁移,以及抑制多种免疫细胞功能。糖皮质激素治疗期间,循环血液中的中性粒细胞计数可能因细胞重新分布而升高,这并不意味着抗微生物防御能力有所改善。
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包括环孢素和他克莫司。环孢素与亲环蛋白结合,而他克莫司与FK结合蛋白12结合;所形成的复合物可抑制钙调神经磷酸酶。这会阻止白细胞介素-2产生及其他T细胞应答所需的转录因子被激活。这类药物是许多移植治疗方案的核心用药。其临床应用受到治疗窗狭窄、药物暴露水平不稳定以及肾毒性等不良反应的限制。西罗莫司虽然也与FK结合蛋白12结合,但作用于不同的通路。
抗代谢药干扰细胞分裂所需核苷酸的合成或利用。硫唑嘌呤在体内转化为硫嘌呤类代谢产物,影响嘌呤代谢。吗替麦考酚酯抑制次黄嘌呤单核苷酸脱氢酶,限制鸟嘌呤核苷酸的合成;活化的淋巴细胞尤其依赖这一通路。甲氨蝶呤的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在炎症性疾病中使用的每周低剂量方案下,其作用涉及多种机制,包括细胞外腺苷信号传导的改变,而不只是高剂量肿瘤治疗方案中所涉及的细胞毒性作用。环磷酰胺可损伤DNA,对增殖中的免疫细胞产生强效抑制。
西罗莫司和依维莫司抑制雷帕霉素机制靶蛋白的信号传导,限制细胞对生长信号的应答。靶向小分子药物还包括Janus激酶抑制剂,可干扰多种细胞因子受体下游的细胞内信号传导。它们的选择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其临床效应取决于受抑制的激酶、药物暴露水平以及具体疾病情况。
生物制剂以细胞外分子或特定细胞群为靶点。单克隆抗体可中和肿瘤坏死因子、阻断白细胞介素-6受体、抑制补体,或清除CD20阳性B细胞。阿巴西普和贝拉西普利用基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的融合蛋白,阻断CD80/CD86介导的共刺激。抗胸腺细胞球蛋白含有针对多种淋巴细胞抗原的抗体,可使T细胞大量耗减。具有选择性并不意味着没有感染风险:抑制某一不可或缺的通路,可能使机体对少数特定病原体的易感性显著增加。因此,联合用药产生的总体生物学效应,无法仅凭单一药物的名称或剂量推断。
在器官移植和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移植器官携带的供者抗原可被受者的免疫系统识别。其中,人类白细胞抗原的差异尤为重要,但供者的其他分子也会参与这一过程。受者的 T 细胞可以直接识别供者的抗原呈递细胞,也可以对经受者细胞加工处理的供者来源物质作出反应。抗体也可能损伤移植物的血管。免疫抑制可减弱这些反应,但通常无法消除其发生的潜在可能性,因此许多受者需要长期治疗。
移植中的免疫抑制方案通常分为诱导治疗、维持治疗和排斥反应的治疗。诱导治疗在移植前后实施,此时免疫激活较强,早期排斥反应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诱导治疗可使用非细胞耗竭型白细胞介素-2 受体抗体,或淋巴细胞耗竭制剂。维持治疗常联合使用他克莫司、麦考酚酯等抗代谢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但具体方案因移植器官、受者特征和移植中心而异。联合使用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可在不完全依赖单一药物高暴露水平的情况下,实现更强的免疫抑制。
所需的免疫抑制强度会随时间变化。移植后早期的治疗通常较为强化;后续方案则根据移植物功能、既往排斥反应、感染、毒性及其他临床发现进行调整。不过,移植排斥反应仍可能在移植数年后发生,包括因药物暴露不足而发生的情况。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更为复杂,因为主要针对 T 细胞活化的治疗,可能无法充分控制长寿命浆细胞和已经形成的供者特异性抗体。活组织检查通常可提供必要信息,以区分排斥反应与感染、药物损伤或其他导致移植物功能障碍的原因。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免疫攻击的方向可能逆转。供者免疫细胞可能攻击受者组织,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免疫抑制既用于预防,也用于治疗这一并发症。与此同时,供者的免疫系统还可通过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攻击残留的恶性细胞。因此,免疫抑制在减轻有害组织损伤的同时,也可能削弱有益的抗肿瘤反应。
成功植入并不意味着免疫功能立即恢复。免疫恢复取决于供者细胞的发育、胸腺功能、此前的预处理、持续进行的治疗以及并发症。B 细胞、T 细胞和先天免疫的恢复速度各不相同。因此,即使使用了部分相同的药物,干细胞移植后的免疫状态与肾移植或肝移植后仍有根本区别。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中的应用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针对机体自身成分的免疫应答会导致组织损伤。在其他炎症性疾病中,即使尚未确定特定的自身抗原,免疫激活仍是核心环节。免疫抑制可以阻断这些过程,减轻症状,预防结构性损伤,并保全器官功能。治疗目标通常是控制有害的免疫活动,而非彻底消除免疫功能;不同疾病适宜的生物学靶点也有很大差异。
在类风湿关节炎中,持续的滑膜炎症可破坏软骨和骨组织。甲氨蝶呤及其他改善病情的药物能够改变疾病进程,而不只是起镇痛作用。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白细胞介素-6受体抑制剂、B细胞清除药物、共刺激阻断剂和Janus激酶抑制剂分别靶向炎症网络中的不同环节。这些作用机制上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患者对一种治疗的反应并不能可靠地预测其对另一种治疗的反应。
系统性红斑狼疮体现了器官受累情况的重要性。轻度皮肤或关节病变与重度炎症性肾脏病变所需的治疗不同。在狼疮性肾炎中,免疫复合物和炎症反应会损伤肾脏结构;治疗可采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吗替麦考酚酯或环磷酰胺,并在特定情况下加用其他靶向药物。疾病控制情况和治疗毒性需要分别评估,因为炎症活动减弱并不自动意味着累积的器官损伤已经逆转。
炎症性肠病的治疗针对异常的肠道免疫活动,以及这种活动与上皮屏障和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一些药物发挥全身性作用,另一些则旨在将作用集中于肠道淋巴细胞迁移过程或特定细胞因子。多发性硬化的治疗也体现了作用机制的多样性:不同药物可改变淋巴细胞的迁移、清除特定细胞群,或调节信号传导。这些治疗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非特异性免疫抑制手段。
并非所有改变免疫功能的治疗都通常被归为免疫抑制治疗。例如,羟氯喹可改变抗原加工和先天免疫信号传导,但其感染风险特征不同于细胞毒性治疗或淋巴细胞清除治疗。“免疫调节”这一更宽泛的术语涵盖了那些改变免疫活动方向或使其恢复正常、而非一概降低免疫活性的治疗。在炎症性疾病中,免疫抑制治疗还可通过控制基础疾病、减少长期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需要,间接改善健康状况。因此,评估净危害时,需要区分疾病本身、治疗以及合并用药各自的影响。
感染易感性与疫苗接种
免疫抑制既会改变感染性疾病发生的概率,也会改变其表现形式。常见的社区感染仍然不容忽视,但特定的免疫缺陷也会使机会性感染得以发生,而这类感染在免疫功能正常者中很少引起侵袭性疾病。易感性取决于病原体、环境暴露、受影响的免疫通路以及免疫功能受损的持续时间。在移植医学中,“免疫抑制的净状态”用于描述治疗、基础疾病、既往感染、屏障受损及其他宿主因素的综合影响。
不同的免疫缺陷与特定感染风险之间存在各具特点的关联。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会增加侵袭性细菌和真菌感染的风险。T细胞免疫受损者易发生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某些真菌感染及潜伏病毒的再激活。B细胞耗竭和抗体浓度降低可削弱机体对有荚膜细菌的防御能力,并减弱疫苗应答。抑制补体终末通路会使机体对脑膜炎球菌病尤为易感。这些规律在临床上具有参考价值,但并非绝对,尤其是在多种免疫缺陷并存时。
当免疫系统对感染的控制被打破时,潜伏感染可转为活动性感染。肿瘤坏死因子有助于维持肉芽肿反应,这解释了抑制肿瘤坏死因子与结核病再激活之间的关联。在多种免疫抑制方案治疗期间,乙型肝炎可发生再激活,其中B细胞耗竭治疗是一个重要的高风险情境。巨细胞病毒可在移植后引发疾病,而BK多瘤病毒可损伤移植肾。这些风险因既往暴露情况、供者和受者的感染状态以及治疗强度而异。
感染的临床表现也可能发生变化。糖皮质激素和细胞因子阻断药物可减轻发热或炎症标志物反应。因此,没有强烈的炎症反应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严重感染。组织侵袭性疾病可能不呈现通常的症状组合,且多种病原体或非感染性病理过程可能同时存在。因此,微生物学检测、影像学检查和组织检查提供的信息相互补充,而不能相互替代。
免疫抑制人群的疫苗接种需要兼顾安全性和有效性。非活疫苗不能在接种者体内复制,但其诱导的免疫应答可能较弱或持续时间较短。减毒活疫苗含有能够有限复制的微生物,可能使部分免疫功能严重受损的接种者发病。因此,免疫抑制的程度和时机是制定疫苗接种政策的核心考量。B细胞耗竭治疗可显著削弱新的抗体应答,但由于长寿命浆细胞不表达CD20,一些既有抗体仍可能持续存在。因此,仅凭疫苗接种史并不能全面衡量保护程度。
恶性肿瘤与非感染性不良反应
免疫系统有助于控制致癌性感染并识别异常细胞。持续的免疫抑制可削弱这些功能,并与某些癌症发病率升高有关,在实体器官移植后尤为明显。但并非所有恶性肿瘤的发病率都会同等升高。病毒相关肿瘤和某些皮肤癌与免疫抑制的关联尤为密切,而风险还取决于年龄、紫外线暴露、吸烟、既往治疗,以及免疫抑制的持续时间和方案构成。
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涵盖移植后发生的一系列淋巴组织增殖性病变。许多病例与EB 病毒有关,但也存在 EB 病毒阴性的病例。在该病的一些重要类型中,T 细胞控制能力受损使受感染的 B 细胞得以扩增。其风险受受者的 EB 病毒感染状态、移植器官类型及 T 细胞抑制强度等因素影响。由于这一疾病谱包含生物学特征和临床表现各不相同的病变,因此必须通过组织检查明确病变性质。
皮肤鳞状细胞癌是长期移植免疫抑制的另一项主要并发症。其发生反映了紫外线损伤、免疫监视减弱与药物特异性作用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些免疫抑制药物会直接影响 DNA 损伤应答或光敏感性,另一些则会改变细胞生长通路。因此,不能仅将癌症风险归结为“免疫力低下”这一单一后果。反过来,抑制免疫活性的药物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具有抗肿瘤作用,雷帕霉素机制靶蛋白抑制剂便是例子。
除免疫抑制作用外,非感染性毒性也常常成为限制治疗的因素。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可损伤肾脏、升高血压,并引起神经系统不良反应。糖皮质激素可引起高血糖、骨质疏松症、白内障、肌无力,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抑制。吗替麦考酚酯常引起胃肠道不良反应,也可导致血细胞计数下降。硫嘌呤类药物可引起骨髓抑制和肝损伤。环磷酰胺具有累积性风险,包括性腺毒性、膀胱损伤和继发性恶性肿瘤。
靶向药物并非没有毒性,而是各有其安全性特征。一些 Janus 激酶抑制剂的警示涉及特定患者人群中发生严重感染、血栓、恶性肿瘤和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某些药物具有胚胎–胎儿毒性,因此对生殖的影响是药物安全性中需要单独考虑的一个方面。必须将这些不良后果与疾病控制不足所致的后果区分开来:器官功能障碍可能源于基础疾病、感染、排斥反应或药物损伤。因此,同一种实验室检查异常可能有数种不同的解释,而每种解释对评估都有不同的意义。
评估、监测与药理学变异
免疫抑制的评估需综合基础疾病诊断、治疗暴露情况、查体结果、实验室数据,以及感染或其他并发症的病史。没有任何一项常规检查能够全面量化免疫功能。血常规正常并不能排除淋巴细胞信号传导缺陷或抗体应答受损;同样,外周血细胞数量减少也未必能准确反映组织内的免疫活性。
血细胞计数可用于识别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和淋巴细胞减少。流式细胞术可定量检测淋巴细胞亚群,包括CD4 T细胞和循环B细胞。免疫球蛋白测定有助于了解体液免疫受损的情况,但仅凭浓度无法确定抗体的功能质量或抗原特异性。在特定情况下,病原体特异性检测(如巨细胞病毒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用于发现病毒复制,而非直接测量免疫功能。其结果的意义取决于检测方法、检测时机、患者群体及相关临床表现。
对于治疗窗窄且药代动力学存在变异的药物,治疗药物监测尤为重要。他克莫司、环孢素、西罗莫司和依维莫司通常通过测定给药前后规定时间点的药物浓度来进行评估。药物浓度有助于识别暴露不足或暴露过量,但不能直接衡量整个免疫系统受抑制的程度。即使浓度处于目标范围内,仍可能发生排斥反应、感染或毒性反应。
药物相互作用是造成变异的重要来源。他克莫司和环孢素均受肠道及肝脏药物代谢系统和转运体的影响。某些唑类抗真菌药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可使其浓度升高,而具有强酶诱导作用的药物则可使其浓度降低。胃肠道疾病、肝功能障碍、制剂变更及用药不规律也可改变药物暴露。遗传变异也会产生影响:CYP3A5的表达影响他克莫司的所需剂量,而TPMT和NUDT15的变异可显著影响患者对硫嘌呤类药物毒性的易感性。这些都是药物基因组学中已确立的实例,但并非普遍适用的治疗反应预测指标。
疗效评估仍需针对具体疾病进行。移植后的评估可包括移植物功能、供者特异性抗体和组织学检查结果。炎症性疾病的评估则可综合症状、特定器官的相关测量结果、炎症指标及影像学检查。目前处于研究阶段的生物标志物,包括供者来源的游离DNA和免疫应答检测指标,旨在更准确地区分损伤、排斥反应和过度免疫抑制。对这些指标的解读仍取决于具体情境:反映组织损伤的标志物未必对排斥反应具有特异性,而与感染风险相关的标志物也不能直接视为已经验证、可据以调整治疗的依据。
历史发展与研究方向
现代治疗性免疫抑制是在移植研究、癌症化疗和炎症性疾病研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948年,可的松对类风湿关节炎的抗炎作用在临床上得到证实。1950年,爱德华·卡尔文·肯德尔、塔德乌什·赖希施泰因和菲利普·肖沃尔特·亨奇因在肾上腺皮质激素及其结构和生物学效应方面的发现,获颁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糖皮质激素成为抑制免疫介导的组织损伤的核心手段。
1954年,波士顿完成了首例获得长期成功的人体肾移植,供受者为同卵双胞胎,借助遗传上的一致性避开了主要的免疫学障碍。要让移植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就需要找到控制遗传背景不同个体之间免疫反应的方法。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抗代谢药物,尤其是硫唑嘌呤,推动了移植药物治疗的确立。硫唑嘌呤与皮质类固醇联合使用,提高了移植的可行性,但排斥反应、感染和毒性仍是主要的限制因素。
环孢素对T细胞活化具有相对选择性的作用,因此带来了重大转变。其免疫抑制特性于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现,而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临床开发则显著改善了移植结局。此后,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以及特异性不断提高的生物制剂进一步丰富了可用的联合用药方案。1986年,莫罗单抗-CD3在美国获批,成为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发展早期的一个里程碑,不过该药后来退出了商业市场。
后续的发展转向针对不同免疫通路进行干预,而非不加区分地抑制增殖细胞。细胞因子抑制剂使多种炎症性疾病的治疗发生了重大变化,共刺激阻断则为移植治疗提供了另一种途径。癌症免疫治疗的进展揭示了相反的问题: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解除免疫抑制性通路的作用,可能引起需要采用免疫抑制治疗的炎症性不良反应。对于移植受者,激发抗癌免疫反应还可能诱发移植物排斥,凸显了抗肿瘤免疫与保护移植物之间的直接冲突。
一项主要研究目标是实现抗原特异性耐受:在持久控制有害免疫反应的同时,保留对无关病原体的防御能力。正在研究的方法包括调节性T细胞疗法、致耐受性抗原呈递细胞,以及供者与受者造血细胞共存的混合造血嵌合状态。一些移植研究已实现大幅减药或停药,但这些方法仍存在预处理毒性、排斥反应和移植物抗宿主病等局限。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在探索选择性更高的递送方式、组织特异性免疫调节,以及能够区分治疗不足与抑制过度的生物标志物。实验研究的核心挑战在于证实持久的功能性保护,而不只是观察到循环免疫细胞检测指标的暂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