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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LA-4

CTLA-4是T细胞上的抑制性受体,可限制免疫活化、维持自身耐受,也是癌症免疫治疗和免疫调节药物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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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细胞蛋白质免疫检查点基因调节性T细胞外周免疫耐受细胞膜抗原CTLA-4

CTLA-4(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又称CD152,是一种抑制T细胞活化的细胞表面蛋白质。它通过限制多种T细胞应答所需的共刺激信号,发挥免疫检查点的作用。CTLA-4由人类的CTLA4基因编码,对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以及外周免疫耐受的维持尤为重要。阻断CTLA-4的药物可增强抗肿瘤免疫,而模拟其配体结合活性的药物则可抑制免疫活化。

分子结构与表达

人类CTLA4基因位于2号染色体上,邻近编码相关免疫受体CD28和ICOS的基因。其主要蛋白质产物是一种I型跨膜糖蛋白:胞外的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负责结合其他蛋白质,跨膜区段将受体锚定在膜上,短小的胞质尾部则调控受体转运及其在细胞内的相互作用。CTLA-4通常形成由二硫键连接的同源二聚体。

CTLA-4与CD28属于同一受体家族,但两者功能相反。CD28促进T细胞活化,而CTLA-4则限制CD28所接收信号的可获得性及其作用。

在处于静息状态的常规T细胞中,CTLA-4的表达量通常较低,活化后则会升高。调节性T细胞持续表达CTLA-4,但大部分蛋白质储存在细胞内区室中,而不是暴露于细胞膜表面。向细胞表面的快速转运、内化和再循环,共同影响CTLA-4发挥作用的位置与时机。因此,细胞内的总含量并不能直接反映细胞表面有多少可发挥功能的受体。

在T细胞活化中的作用

竞争共刺激配体

T细胞的活化通常不仅需要识别抗原。T细胞受体识别由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呈递的肽。包括T细胞共刺激在内的额外信号,有助于决定这种识别能否引发有效应答。

一条主要的共刺激通路涉及CD28与CD80或CD86的结合,后两者也分别称为B7-1和B7-2。这些配体存在于抗原呈递细胞表面,包括树突状细胞和活化的B细胞。

CTLA-4可结合相同的两种配体,其亲和力和总体结合强度通常均高于CD28。因此,它能够竞争性地结合配体,减少CD28介导的共刺激。这会限制T细胞增殖,并减少白细胞介素-2等活化相关介质的产生。最终效应取决于受体与配体的丰度、它们在细胞接触部位的分布方式,以及相互作用细胞的活化状态。

移除其他细胞上的配体

CTLA-4还可通过跨细胞内吞作用发挥功能。表达CTLA-4的T细胞能够从与其相互作用的抗原呈递细胞膜上捕获CD80或CD86,并将捕获的物质内化、降解。

这一机制改变了抗原呈递细胞本身:其表面可用于刺激其他T细胞的共刺激配体减少。因此,CTLA-4的抑制作用并不限于携带该受体的细胞。这种细胞外在性作用对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尤为重要。

细胞内效应

CTLA-4与配体结合也与T细胞内信号传导的变化有关。尽管其胞质尾部本身没有酶活性,但它能够参与相关相互作用,支持受体转运并调控活化通路。

细胞内信号传导、与CD28的竞争以及配体移除这三种机制的相对贡献,因实验条件而异。因此,不能简单地将CTLA-4描述为细胞内的“关闭开关”;调控细胞间的相互作用是其功能的核心。

免疫耐受与生物学重要性

CTLA-4有助于防止机体对自身组织产生过度应答,并限制活化T细胞的扩增。它与其他免疫耐受机制相互补充,而非取而代之;这些机制包括清除发育过程中具有强烈自身反应性的T细胞,以及调节性T细胞介导的抑制。

实验动物研究清楚地显示了它的重要性:缺乏功能性CTLA-4的小鼠会出现严重的淋巴细胞增殖、广泛的组织浸润,以及早发的致死性免疫性疾病。这些发现确立了CTLA-4作为免疫稳态关键调控因子的地位,而不只是一个轻度影响活化的调节因子。

不应将CTLA-4视为某一种T细胞状态的特异性标志。活化的常规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均可表达CTLA-4,仅凭其存在,并不能断定细胞已处于耗竭状态、具有抑制功能或无法作出应答。

遗传性缺陷与免疫失调

CTLA4的杂合性功能丧失变异可引起CTLA-4单倍剂量不足,这是一种免疫调节障碍。已报道的表现包括血细胞的自身免疫性破坏、淋巴细胞积聚、肠道炎症、反复感染,以及循环中免疫球蛋白水平降低。其临床表现差异较大:部分携带者病情显著,另一些则表现轻微,或没有可识别的症状。

另一种相关疾病由LRBA缺陷引起,LRBA是一种参与细胞内转运的蛋白质。LRBA有助于保护CTLA-4免遭降解,并支持其再循环。因此,即使CTLA4基因本身完好,LRBA缺陷也会使可发挥功能的CTLA-4减少。

这些疾病说明,抑制性通路的缺失并不一定会全面增强保护性免疫。活化调控失常可与抗体应答受损、感染易感性升高同时存在。

CTLA4附近的常见遗传变异也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易感性有关。这类关联不同于罕见的致病变异,仅凭这些关联无法确定个体的临床结局。

治疗应用

癌症治疗中的CTLA-4阻断

使用抗体阻断CTLA-4,可增强针对癌症的免疫应答。2011年,伊匹木单抗成为首个获批的CTLA-4阻断抗体,最初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替西木单抗是另一种CTLA-4阻断抗体,用于针对特定癌症的已获批联合治疗方案。

这些药物可减弱对T细胞应答的抑制性调控。其抗肿瘤作用可能涉及T细胞初始活化过程及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改变。对调节性T细胞的影响在其中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所用抗体及具体的生物学背景。

CTLA-4阻断药物也可与靶向其他检查点、尤其是PD-1通路的药物联用。这些通路的作用结果虽有重叠,但不能相互替代。

由于CTLA-4参与维持自身耐受,阻断它可能引起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包括肠道、肝脏、皮肤和内分泌器官的炎症;部分反应可能十分严重,甚至危及生命。临床获益和毒性因癌症类型、治疗方案及患者人群而异。

CTLA-4–Ig融合蛋白

另一种作用相反的策略,是将CTLA-4胞外的配体结合部分与免疫球蛋白Fc区融合。这些CTLA-4–Ig蛋白能够结合CD80和CD86,阻止它们与CD28结合,从而减少共刺激。

阿巴西普用于某些炎症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包括类风湿关节炎。贝拉西普是一种经过改造的CTLA-4–Ig蛋白,用于预防符合用药条件的成年肾移植受者发生排斥反应。

这些药物并不激活T细胞上的CTLA-4受体,而是模拟CTLA-4的部分配体结合功能。它们发挥免疫抑制作用,与CTLA-4阻断抗体增强免疫的治疗目的相反。

发现过程与历史意义

1987年,研究人员在研究活化细胞毒性T细胞所表达的基因时发现了CTLA-4。由于它与CD28相似,其功能最初并不明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实验确立了它的抑制性作用,其中包括发现基因敲除后会出现严重免疫失调的研究。

后续研究证明,阻断CTLA-4可在实验模型中促进肿瘤排斥,为临床免疫检查点治疗奠定了基础。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詹姆斯·P·艾利森和本庶佑,以表彰他们发现可通过抑制免疫负调控来治疗癌症;艾利森的贡献主要围绕CTLA-4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