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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瘤病毒疗法

溶瘤病毒疗法利用优先感染肿瘤的病毒杀死癌细胞,并激发抗肿瘤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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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瘤病毒疗法是一种癌症治疗方法,利用能够优先感染并杀死恶性细胞的病毒发挥作用。这些病毒可以是天然存在的,也可以经过基因改造,以提高肿瘤选择性、降低致病性或产生治疗性分子。它们既能直接破坏受感染的细胞,也能改变肿瘤微环境,从而促进针对癌症的免疫反应。这种双重作用使该领域成为病毒学、基因治疗与癌症免疫治疗的交叉领域。

溶瘤病毒的临床价值,部分在于其有望使炎症反应较弱的肿瘤更容易被免疫系统识别。然而,实验室模型中显示的抗肿瘤活性,并未在临床试验中稳定地转化为生存获益。少数产品已获监管机构批准用于特定适应证,而许多其他病毒、递送方法和联合治疗方案仍处于试验阶段。因此,解读相关证据时,必须具体考虑所用产品、癌症类型、给药途径及治疗情境,而不能将所有溶瘤病毒视为一类可相互替代的治疗手段。

历史发展与临床应用的兴起

利用感染对抗癌症的想法,早在分子病毒学诞生之前就已出现。19世纪至20世纪初,医生偶尔会报告患者在自然感染期间出现肿瘤消退。这些观察结果难以解释:当时的诊断不如现代标准精确,感染过程不受控制,而且表面上的肿瘤消退往往只是暂时的。尽管如此,这些现象仍提示,感染过程可能通过直接损伤细胞、激活免疫,或两者共同作用来改变肿瘤的生长。

20世纪中叶,研究人员开始有意向晚期癌症患者施用多种病毒,包括与肝炎相关的病原体、腺病毒及其他天然存在的病毒。这些研究普遍缺乏现代临床试验所要求的对照设计、生产标准和分子特征鉴定。抗病毒免疫常常限制感染,而病毒的致病性又限制了可用剂量。无法可靠地区分病毒对肿瘤的感染与对正常组织的感染,是当时的核心障碍。

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技术改变了这一领域,使研究人员能够删除病毒毒力基因,或使病毒复制依赖于恶性细胞的特征。1991年,罗伯特·马图扎及其同事报告了一种经工程改造的单纯疱疹病毒,其胸苷激酶基因被灭活,能够在实验中抑制人胶质瘤的生长。此后的疱疹病毒设计进一步靶向了其他与神经毒力有关的基因。与此同时,腺病毒研究催生了ONYX-015,这是一种缺失E1B-55K基因的病毒,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临床开发阶段。这些研究项目为遗传减毒、瘤内注射、病毒监测和早期安全性评估建立了切实可行的框架。

不同国家的监管里程碑各有其路径。2005年,中国批准H101(商品名为安柯瑞,Oncorine)与化学治疗联合用于特定的头颈部癌症治疗情境。201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塔利莫金拉赫帕瑞(talimogene laherparepvec,通常简称T-VEC),用于局部治疗初次外科手术后复发且无法切除的皮肤、皮下及淋巴结黑色素瘤病灶。同年,该药也在欧洲获批,但获批的黑色素瘤适应证界定有所不同。2021年,日本有条件且有期限地批准teserpaturev(又称G47Δ)用于恶性胶质瘤。这些决定并不意味着病毒治疗获得了适用于所有癌症的普遍适应证;每项批准都仅针对特定产品和范围严格限定的临床情境。

肿瘤选择性与癌细胞的直接破坏

溶瘤病毒必须进入易感细胞,表达病毒基因,并充分利用细胞自身的机制,才能损伤细胞或产生具有感染性的子代病毒。在生产性感染中,新形成的病毒颗粒可扩散至邻近细胞,从而放大最初接种病毒的作用。癌细胞可能尤其适合病毒感染和复制,因为恶性转化会改变细胞的抗病毒防御、生长信号传导、代谢及细胞死亡通路。然而,这些变化在不同肿瘤之间,甚至在同一肿瘤内相邻细胞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

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干扰素应答。正常细胞会检测病毒核酸,并激活相关信号通路,以限制病毒复制并向周围细胞发出警报。有些癌细胞的这些通路存在缺陷,因此抑制感染的能力较弱。另一些肿瘤则保留了强大的抗病毒应答,即使具有许多癌症相关改变,仍能抵抗病毒。因此,肿瘤选择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病毒可能在恶性组织中复制得更有效,但并非完全无法感染正常细胞。

通过工程改造赋予病毒的选择性可在多个阶段发挥作用。可以改造介导病毒进入细胞的蛋白,使其识别在癌细胞上富集的受体。也可以删除病毒在静息正常细胞中高效复制所需的基因,使病毒更加依赖增殖细胞的核苷酸供应或与生长相关的功能。肿瘤相关启动子可用于控制病毒必需基因的表达,而能被组织特异性微小RNA识别的序列则可抑制病毒在特定正常器官中复制。这些策略改变的是不同的生物学检查点,不能假定它们能提供同等程度的保护。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例子是删除腺病毒的E1B-55K基因。ONYX-015最初被描述为可在p53功能缺陷的细胞中选择性复制,因为E1B-55K参与对抗由p53介导的应答。后续研究表明,其生物学机制更为复杂,还涉及对病毒晚期信使RNA出核及其他细胞功能的影响。因此,仅凭p53状态并不足以解释或预测这些病毒的选择性。

直接杀伤可涉及细胞膜破坏、细胞凋亡,以及其他形式的受调控或失控的细胞死亡。病毒复制还可能损伤肿瘤相关血管,或使附近的恶性细胞暴露于炎症介质。然而,感染很少能均匀扩散至整个人体肿瘤。致密的组织结构、灌注不足、抗病毒应答,以及具有抵抗力的细胞亚群,都可能阻断病毒传播。区分杀死受感染细胞与控制整个癌症,对于解读实验室及临床结果至关重要。

抗肿瘤免疫与肿瘤微环境

病毒感染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并不限于支持病毒复制的细胞。受感染及濒死的癌细胞会释放肿瘤抗原,同时释放病毒分子和细胞危险信号。这些信号可激活抗原呈递细胞,尤其是树突状细胞;这些细胞会加工蛋白质,并将肽片段呈递给淋巴细胞。如果这一过程引发了有效的免疫应答,T细胞便可能识别身体其他部位的恶性细胞,包括从未被治疗用病毒感染的细胞。

这一机制通常被称为原位疫苗效应。常规疫苗围绕预先选定的抗原制备,而受感染的肿瘤则提供来自患者自身癌症的多种抗原。其中一些可能源于癌症相关的突变,另一些则与正常组织共有。要产生有效的免疫应答,仅有抗原释放还不够:抗原呈递细胞必须接收到适当的激活信号,肿瘤反应性淋巴细胞必须扩增,而且这些细胞必须能够到达肿瘤病灶并在其中发挥作用。

肿瘤微环境可能阻碍上述每一个环节。异常血管限制免疫细胞进入;基质细胞和细胞外基质形成物理屏障;调节性淋巴细胞和抑制性髓系细胞则抑制免疫效应功能。营养耗竭、缺氧以及抑制性受体信号传导进一步限制免疫功能。病毒感染可通过诱导炎症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产生,抵消其中部分不利因素,但也可能触发代偿性抑制通路。例如,干扰素信号传导可上调PD-L1的表达;PD-L1是一种配体,可通过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已活化的T细胞。

经工程改造的病毒可以携带免疫刺激基因,以增强这一过程。T-VEC表达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有助于抗原呈递细胞的募集和分化。其他实验性病毒构建体则编码白细胞介素、趋化因子、免疫检查点阻断蛋白,或引导免疫细胞靶向癌细胞的分子。局部产生这些分子的目的是将其生物学作用集中在肿瘤内部,但局部表达的蛋白质仍可能进入血液循环,产生全身性影响。

抗病毒免疫与抗肿瘤免疫并不相同。病毒被迅速清除可能减少肿瘤感染,而对病毒的控制不足则可能带来安全问题。以病毒抗原为主导的免疫应答,未必能形成对癌症抗原的持久识别。这种矛盾有助于解释,为何更强的病毒复制、更显著的炎症反应与更好的癌症控制效果并不总是同时出现。免疫激活既是一种合理的作用机制,也是一种可测量的生物学现象,但仅凭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足以证实临床获益。

病毒平台与基因设计

多个亲缘关系不同的病毒科已被开发为治疗平台。它们在基因组、天然宿主范围、进入细胞的机制以及对抗病毒防御的敏感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大型 DNA 病毒通常有足够空间容纳多个插入基因,而许多 RNA 病毒复制迅速,但能容纳的外源遗传载荷较小。没有哪一种平台天生就最适合所有癌症,设计时往往需要在复制能力、选择性、生产可行性与免疫刺激作用之间进行权衡。

1 型单纯疱疹病毒是一个重要平台,因为其基因组较大,允许进行广泛的基因工程改造,而且临床上已有药物能够抑制对其敏感的毒株。T-VEC 删除了涉及神经毒力的 ICP34.5 基因及 ICP47 基因,并插入了人 GM-CSF 基因。删除 ICP34.5 会削弱病毒克服正常组织中某些抗病毒防御机制的能力。删除 ICP47 则可解除对抗原呈递的抑制,同时还会影响相邻病毒基因 US11 的表达。这些变化在生物学上相互关联,并非彼此独立的开关。该平台仍保留了与单纯疱疹相关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引起疱疹感染的可能性。

腺病毒是无包膜 DNA 病毒,其入侵蛋白、早期复制基因和转录调控元件均可进行改造。H101 和 ONYX-015 是涉及 E1B-55K 基因缺失的两个相关实例,但二者并非同一产品。其他腺病毒则采用肿瘤相关启动子,或通过基因缺失来影响病毒与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通路的相互作用。痘苗病毒是另一种大基因组平台,可容纳较多外源基因,并具有与天花疫苗接种相关的生产历史。由于这类病毒具有广泛的细胞嗜性,通过工程改造降低其毒力并控制其在非靶组织中的复制尤为重要。

RNA 病毒平台包括呼肠孤病毒、麻疹病毒、水疱性口炎病毒、新城疫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衍生构建体以及柯萨奇病毒。Pelareorep 是一种处于研究阶段的呼肠孤病毒制剂。一些减毒麻疹病毒利用特定癌症细胞表面高表达的入侵受体进行感染,而脊髓灰质炎病毒衍生构建体则采用经过工程设计的序列,旨在降低神经毒力的同时保留感染肿瘤的能力。病毒对转化细胞的天然偏好可能有助于其发挥作用,但这并不能免除针对具体产品开展安全性测试的必要性。

其他设计还可引入能够激活前药的酶、破坏肿瘤基质的蛋白质,或招募免疫细胞的结合分子。每增加一种成分,都会提高生物学复杂性。外源载荷可能降低病毒适应度、改变组织分布,或改变免疫毒性。因此,评估治疗产品时,应将经过工程改造的病毒视为一个整体,包括其病毒骨架、插入基因、生产历史和制剂形式,而不能仅看其亲本病毒所属科的名称。

给药、分布与递送屏障

递送是决定溶瘤病毒能否到达足够多的癌细胞、从而产生临床意义的重要因素。直接瘤内注射可将病毒送入可触及的病灶,并减少经血液循环递送时的部分损失。这种方式也便于反复取样和观察局部效应。其局限包括病毒在所注射肿块内分布不均,以及难以到达体积小、数量多、位置深或因解剖位置而具有操作风险的病灶。超声或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可用于引导对部分体内肿瘤进行注射,但操作上能够到达病灶,并不意味着肿瘤在生物学上对病毒易感。

T-VEC体现了一种局部递送策略。它被注射到肉眼可见、可触及或超声可检出的黑色素瘤病灶中,首次治疗使用较低浓度,后续治疗则使用较高浓度。由于注射体积和解剖可及性均有限制,每次就诊时未必能治疗所有病灶。接受注射的病灶消退,可能反映了直接感染和局部炎症的作用;未接受注射的病灶消退,则与全身性免疫活动的作用相符,但仅凭这一现象,无法证实究竟是哪种机制引起了治疗反应。

静脉给药有可能到达多个转移部位,但循环中的病毒会受到稀释,遭遇抗体、补体和血细胞,并被肝、脾等器官摄取。既存的中和性抗体可能源于自然感染或既往疫苗接种,而治疗本身通常也会诱导额外的抗病毒免疫。这种影响取决于所用的病毒平台:抗体可能阻碍递送,但未必会使病毒完全丧失生物活性。在血液中检出病毒基因组,只能证明机体接触过病毒,不能证明病毒已在肿瘤内成功复制。

离开血液循环后,病毒还要面对异常的肿瘤血管、高间质压力、细胞外基质以及连通性不佳的组织间隙。这些障碍对纤维化肿瘤尤为重要,例如某些类型的胰腺癌。在大脑肿瘤中,血管屏障和局部炎症带来的后果构成了额外限制。直接注射或向手术后形成的腔隙内递送,可以绕过部分血脑屏障,但两者都不能保证病毒在浸润性生长的肿瘤中均匀分布。

实验性递送方法包括区域动脉灌注、体腔内给药、重复给药方案、保护性包被以及使用细胞作为载体。研究人员已探索将间充质基质细胞或免疫细胞用作载体,以期在转运过程中保护病毒。这些方法也带来了关于病毒释放、靶向性、可重复性和安全性的进一步问题。递送是否成功,必须通过组织分析和临床结局加以证实,而不能仅根据给药途径推断。

获批用途与临床证据的解读

在临床评估中,最需要明确区分的是生物学活性、肿瘤缓解与已证实的患者获益。病毒复制、免疫细胞浸润或接受注射的病灶缩小,可以证明治疗具有活性,却不代表其能够延长生存期或改善生活质量。同样,一项结果令人鼓舞的无对照研究,也无法确定其中有多少获益来自病毒本身,而非患者筛选、伴随治疗或疾病的自然病程。因此,监管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设计、终点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可用的治疗方法。

T-VEC 在 OPTiM 研究中接受了评估。这是一项 III 期随机对照试验,纳入了 436 名患有不可切除的 IIIB–IV 期黑色素瘤的患者。受试者接受瘤内注射 T-VEC 或皮下注射 GM-CSF。主要终点为持久缓解,即在最初 12 个月内开始、并连续维持至少 6 个月的缓解。T-VEC 组与对照组的持久缓解率分别为 16.3% 和 2.1%,总缓解率分别为 26.4% 和 5.7%。该试验支持 T-VEC 对经过筛选、具有可注射病灶的患者人群有效,但其对照治疗并非当代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案。

在美国,T-VEC 获批的适应证是对符合条件的黑色素瘤病灶进行局部治疗。其药品说明书指出,尚未证实该药能够改善总生存期或对内脏转移产生影响。这些局限十分重要,因为黑色素瘤既可能累及可直接接近的皮肤病灶,也可能累及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体内病灶。欧洲的批准范围则限定为无骨、脑、肺或其他内脏病变的患者。因此,某一产品在一个司法管辖区获批,不应被解读为其在所有司法管辖区或所有疾病分期中均可扩大使用的证据。

H101 在中国获批与化疗联合用于特定的头颈部癌症适应证,其临床开发涵盖了鼻咽癌。这一批准并不能证明所有腺病毒构建体或针对所有实体瘤的治疗均有效。Teserpaturev 在一项小规模、单臂 II 期研究后,于日本获得了用于恶性胶质瘤的附条件、限期批准;该研究纳入了 19 名存在残留或复发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由于缺乏随机同期对照,对其结果作出因果解释受到限制,尤其是在这类入选条件、既往治疗及后续诊疗都会显著影响结局的疾病中。

阴性研究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一项针对晚期黑色素瘤的 III 期试验显示,与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安慰剂相比,T-VEC 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未能显著改善其主要终点,即无进展生存期或总生存期。针对晚期肝细胞癌的 PHOCUS III 期研究采用先给予 pexastimogene devacirepvec、再给予索拉非尼的方案,因无效而提前终止。这些结果表明,合理的免疫机制与早期缓解信号,并不能可靠地预测治疗在更大规模比较试验中能否成功。

联合治疗与疗效的决定因素

联合治疗旨在克服单独使用病毒可能无法突破的障碍。研究最广泛的联合治疗手段包括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放射治疗以及某些靶向药物。预期的相互作用因具体组合而异:一种治疗可能促进病毒复制、增加肿瘤抗原释放、帮助免疫细胞进入肿瘤,或防止新近活化的淋巴细胞受到抑制。然而,实验室中观察到的有利相互作用,在临床可耐受剂量下或改变治疗顺序后,可能不再出现。

免疫检查点阻断具有明确的机制依据。病毒感染可吸引T细胞,并诱发与干扰素相关的炎症;而针对PD-1、PD-L1或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蛋白4的抗体则可减弱抑制性信号传导。部分联合方案的早期研究显示,治疗应答率有所提高,或肿瘤组织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变化。不过,T-VEC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的III期试验未取得阳性结果,这表明,在一种本已有效的免疫疗法基础上,增强肿瘤内的炎症反应并不必然带来额外的生存获益。其他联合方案仍需各自开展对照研究加以评估,而不能依据该试验或共同的作用机制进行推断。

化疗和放疗可以增加抗原释放并改变肿瘤环境,但也可能抑制抗肿瘤反应所需的免疫细胞。有些药物会抑制病毒利用的细胞通路,另一些则会创造更有利于病毒复制的条件。因此,治疗时机至关重要。在给予病毒之前使用免疫抑制性治疗,可能延长病毒在体内的存留时间,同时也削弱后续免疫反应的启动。若在之后给予这类治疗,则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相互牵制的机制增加了联合治疗研究结果的解读难度。

尚在研究中的方案还包括将病毒与CAR-T细胞疗法、其他过继细胞治疗或可招募免疫细胞的多特异性蛋白联合使用。通过工程改造,病毒可以产生趋化因子,吸引输入体内的细胞;也可以使受感染的肿瘤细胞表达人工靶标。后一种策略原则上可将识别范围扩展至天然癌抗原之外。其局限性包括感染不完全、靶标表达不均一、正常组织可能暴露于治疗作用,以及同时控制两种具有生物活性的治疗手段所带来的复杂性。

目前,尚无经过广泛验证的生物标志物能够在所有溶瘤病毒平台中识别可能获益的患者。候选预测指标包括病毒入侵受体、干扰素通路活性、基线免疫细胞浸润程度、肿瘤负荷、肿瘤在解剖位置上是否便于给药,以及中和抗体水平。同一检测结果对不同病毒可能具有不同意义:强烈的抗病毒状态可能阻碍病毒复制,但持久的肿瘤控制又可能需要完整的免疫系统。生物标志物也会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变化,因此,活组织检查的取样时间和部位对结果解读十分重要。

不良反应、传播与临床监测

溶瘤病毒的安全性特征取决于其亲本病毒、工程改造、给药途径、剂量及宿主。在瘤内给药制剂的临床试验中,常见反应包括注射部位不适、发热、寒战、疲乏和流感样症状。这些表现通常反映的是局部组织损伤或全身性炎症信号传导,而非失控的感染。不过,仍需将其与细菌感染、原有癌症进展或伴随治疗的不良反应加以区分。

具有复制能力的制剂会带来普通非感染性药物所没有的风险。T-VEC 可引起疱疹感染,包括在易感人群中引起严重的播散性感染。其美国药品说明书规定,免疫功能低下者和孕妇禁用。免疫抑制可能由基础疾病、移植或用药引起,其临床意义取决于抑制的程度和机制。减毒可降低致病潜力,但并不意味着活的治疗性病毒在生物学上毫无活性。

其他人员的暴露是另一项独立的安全问题。根据制剂和给药途径的不同,注射部位、敷料或体液中可能存在病毒物质。针对具体制剂制定的操作规程涵盖防护装备、病灶覆盖、敷料处置、意外针刺伤以及密切接触者暴露等事项。对于疱疹病毒制剂,风险评估还应考虑易感的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这些预防措施以实际使用的治疗性病毒的特性为依据,而非笼统地假定所有溶瘤病毒都以相同方式传播。

病毒排出研究的结果需要谨慎解读。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阳性表明检出了病毒遗传物质,而这些物质可能来自已失活的病毒颗粒或残留的基因组。因此,阳性结果并不一定能证实存在具有感染性的病毒,也不能确定人际传播的可能性。基于培养的感染性测定可提供不同的信息,但同样受到采样和检测灵敏度的限制。反过来,单份标本检测阴性也不能证明所有组织中或所有时间点均不存在病毒。

炎症可造成与发生部位有关的特定风险。由于空间有限,中枢神经系统内的肿胀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浅表肿瘤的溃疡或坏死则可能增加伤口护理的难度。使用某些研究性平台和治疗方案时,已有严重全身性炎症事件的报告,其中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对于某些对药物敏感的病毒,如果有对其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便可提供一种救治手段,但并非所有病毒都具备这一条件,而且用药也可能终止病毒的治疗活性。

生产、临床试验评估与尚待解决的挑战

溶瘤病毒是一种活的生物制品,其性能不仅取决于标称的基因组序列。生产过程必须控制生产用细胞基质的身份、病毒的遗传稳定性、宿主细胞残留物、外源因子、纯度及感染效价。连续传代可能筛选出生长特性发生改变的变异株。即使生产工艺能够产生大量病毒遗传物质,所获得的感染性病毒仍可能不足,因此,效价测定方法的选择对批次间的一致性至关重要。

剂量单位因平台而异。空斑形成单位、感染单位和总颗粒数描述的是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的量。两份病毒制剂即使颗粒数相同,感染性也可能不同;在不同细胞系统中开展的测定,其结果也未必能直接比较。大规模纯化、冷冻、解冻、运输和储存对有包膜病毒和无包膜病毒的影响可能不同。这些实际限制会影响哪些平台能够实现可重复的生产,并在整个卫生系统中供应和使用。

临床评估也需要采用适合此类疗法的方法,因为这类治疗可能引发炎症和延迟应答。影像上观察到的肿瘤增大可能意味着疾病进展、免疫细胞浸润、组织坏死,或这些情况并存。在适当的试验条件下,免疫疗效评价标准允许对疑似进展进行后续确认,但真正的疾病进展仍然常见。分别测量注射病灶和未注射病灶,有助于区分局部控制效果与更广泛的抗肿瘤活性。对于脑肿瘤,治疗相关的强化表现、水肿及皮质类固醇用药,会进一步增加磁共振成像结果解读的复杂性。

机制研究越来越多地结合连续活检、血液检测、病毒测序和免疫特征分析。检出病毒基因组并不能证明病毒发生了复制;更有力的证据可包括复制相关病毒产物的表达、分离出具有感染性的子代病毒,以及符合预期的时间变化。同样,淋巴细胞浸润增加,并不能证明这些细胞识别的是肿瘤抗原而非病毒抗原。将相关性研究纳入能够检验临床获益的试验中,而不是把它们当作这类试验的替代,才能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

持续存在的挑战包括使病毒抵达播散性病灶、在不损失效力的前提下保持选择性、克服异质性耐药,以及找出能够改善有临床意义结局的联合治疗方案。试验还必须区分新型病毒本身与具有疗效的合用药物各自的贡献。当早期研究纳入的人群规模较小且经过高度筛选时,随机对照比较、预先设定的终点、充分的随访和系统的药物警戒尤为重要。对于附条件批准和加速开发路径,确证性证据至关重要,可用于确定早期观察到的治疗应答信号,能否在获批适用人群中转化为持久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