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瘤是一大类癌症,起源于骨和软组织,或表现出类似脂肪、肌肉、软骨及血管等结缔组织和支持组织的分化特征。肉瘤不同于起源于上皮组织的癌,也不同于白血病、淋巴瘤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肉瘤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几乎可累及身体的任何部位,既包括生长相对缓慢的局限性肿瘤,也包括进展迅速的恶性肿瘤。
“肉瘤”并非指单一疾病。现代分类体系区分了数十种肉瘤,其遗传改变、播散方式和治疗反应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体积较小的浅表肿瘤、腹部的胃肠道间质瘤,以及青少年的骨肉瘤,可能需要截然不同的诊断和治疗策略。准确分类有赖于综合影像学检查、组织学检查,以及应用日益广泛的分子检测结果。
尽管肉瘤总体上并不常见,但它在儿童肿瘤学、重建外科及癌症分子靶向治疗的研发中具有重要意义。肉瘤的诊疗体现了围绕特定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及所在部位,统筹协调病理学、影像学、外科手术、放射治疗和全身治疗的重要性。
定义与分类
传统上,肉瘤分为软组织肉瘤和原发性骨肉瘤。软组织包括脂肪组织、骨骼肌和平滑肌、纤维结缔组织、血管及周围神经相关组织。原发性骨肉瘤起源于骨,而不是其他器官的癌转移至骨所形成的病灶。这一区别至关重要:乳腺癌转移至股骨后仍属于乳腺癌,而不是骨肉瘤。
肉瘤的分类通常反映肿瘤细胞表现出的分化特征,并不意味着已证实肿瘤起源于相应组织的成熟细胞。例如,脂肪肉瘤表现出脂肪细胞分化,但不一定起源于完全成熟的脂肪细胞。有些肉瘤起源于祖细胞,另一些则无法归入任何可识别的分化谱系。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出版的第五版软组织与骨肿瘤分类综合了形态学、免疫表型和分子检测结果,而非仅依据形态外观。
软组织肉瘤的主要类别包括脂肪肉瘤、平滑肌肉瘤、横纹肌肉瘤、以血管肉瘤为代表的血管性肉瘤,以及恶性周围神经鞘瘤。滑膜肉瘤是依据分子特征界定的独立肿瘤类型,其历史名称具有误导性:它通常并不起源于滑膜衬里。对于经过充分检查的多形性恶性肿瘤,若缺乏更具体的分化证据,则诊断为未分化多形性肉瘤。许多过去称为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的肿瘤,如今已被重新归入其他类别。
胃肠道间质瘤通常缩写为GIST,是一种消化道间叶性肿瘤,与卡哈尔间质细胞或其前体细胞有关。由于其分子驱动机制、风险评估和药物治疗与其他软组织肉瘤存在显著差异,通常将其单独讨论。卡波西肉瘤也具有独特性:它与人疱疹病毒8型有关,其流行病学和临床类型与免疫状态及地理分布相关。
主要的原发性骨肉瘤包括骨肉瘤、软骨肉瘤和尤文肉瘤。骨肉瘤以恶性细胞产生骨样组织为定义特征,而软骨肉瘤则产生软骨样基质。尤文肉瘤属于一组具有特征性基因融合的小圆细胞肿瘤。其他圆细胞肉瘤,包括CIC重排和BCOR改变的肿瘤,如今已与尤文肉瘤区分开来,因为显微镜下相似的形态可能掩盖生物学上不同的疾病。
并非所有结缔组织肿瘤都是肉瘤。良性脂肪瘤、具有局部侵袭性的硬纤维瘤及中间性肿瘤各属不同类别。将它们纳入同一大类病理学分类,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与恶性肉瘤相同的转移潜能。
流行病学与已确立的危险因素
肉瘤约占成人癌症的1%,但具体估计值取决于纳入哪些肿瘤类型,以及肿瘤登记系统如何对其分组。肉瘤在儿童癌症中所占的比例更高。软组织肉瘤比原发性骨恶性肿瘤更常见,而多数单独的亚型都十分罕见,综合医院可能数年间也只能遇到几例。分类的变化、病理复核的差异,以及某些数据集中将胃肠道间质瘤(GIST)或卡波西肉瘤单独登记的做法,都使不同人群之间的比较变得复杂。
各类肉瘤的年龄分布差异显著。胚胎性横纹肌肉瘤主要发生于儿童,尤文肉瘤则集中发生于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普通型骨肉瘤的一个主要发病高峰出现在青春期,与骨骼快速生长的时期相对应。软骨肉瘤、平滑肌肉瘤及许多其他软组织肉瘤在中老年人中更常见。骨肉瘤也可发生于老年人,有时与既存骨病或既往接受过照射有关。
多数肉瘤没有可识别的遗传易感因素或外部病因。不过,已有充分证据表明,数种遗传性疾病会增加肉瘤风险。李-弗劳梅尼综合征通常与 TP53 基因的生殖系变异有关,可使患者易患骨肉瘤、软组织肉瘤及其他癌症。由 RB1 基因生殖系变异引起的遗传性视网膜母细胞瘤,会增加此后发生肉瘤的风险。1型神经纤维瘤病可使患者易患恶性周围神经鞘瘤,此类肿瘤常在丛状神经纤维瘤的基础上发生。某些遗传性综合征也会增加GIST的发病风险。
既往接受过放射治疗是照射区域内发生肉瘤的已确立危险因素,此类肉瘤通常经过数年的潜伏期后才出现。不过,相对于接受放射治疗的人数,这类肿瘤仍不常见。慢性淋巴水肿可增加血管肉瘤的发生风险;历史上,乳腺癌术后出现的这种情况被称为斯图尔特-特里夫斯综合征。职业性氯乙烯暴露与肝血管肉瘤有关,砷暴露也是与这种罕见肿瘤相关的已知因素。
卡波西肉瘤与多数肉瘤不同,感染是其发生的必要条件。肿瘤细胞中存在人疱疹病毒8型,也称卡波西肉瘤相关疱疹病毒。疾病是否发病及其临床表现深受免疫功能影响:流行型卡波西肉瘤与HIV感染有关,而医源性病例可发生于器官移植后的免疫抑制期间。仅有感染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这种肿瘤。
普通损伤并非已确立的肉瘤病因。外伤可能使人注意到原已存在的肿块,或促使患者接受影像学检查,从而发现骨病变。同样,肿瘤发生于关节、手术瘢痕或身体活动部位附近,本身并不足以确立因果关系。
分子生物学与进展机制
肉瘤体现了细胞发生恶性转化的几种不同途径。其中一大类的基因组相对简单,以某种反复出现的染色体重排为主要特征;另一类则具有复杂的基因组变化,涉及多条染色体的增加、缺失及结构异常。这种划分虽有用,却并不全面:有些肿瘤主要由受体的激活性突变驱动,另一些则依赖于调控染色质组织或细胞周期进程的蛋白质的缺失。
染色体重排可将两个基因的片段连接起来,产生异常的融合蛋白。尤因肉瘤中最常见的融合基因是 EWSR1::FLI1,它会改变转录程序和细胞身份。滑膜肉瘤的特征是存在 SS18::SSX 融合,该融合会破坏染色质调控复合物。腺泡状横纹肌肉瘤常含有 PAX3::FOXO1 或 PAX7::FOXO1 融合;融合状态所提供的重要生物学信息,无法仅凭显微镜下的形态模式来替代。不过,EWSR1 重排并不等同于尤因肉瘤,因为在其他几种肿瘤中,该基因可与不同的伙伴基因发生融合。
另一些肉瘤与基因扩增有关。高分化和去分化脂肪肉瘤的典型特征是 MDM2 扩增,常伴有 CDK4 扩增。MDM2 对 p53 抑癌通路具有负向调控作用。结合相应的解剖部位和形态学特征进行解读时,证实这种扩增有助于将这些肿瘤与良性脂肪性病变或其他肉瘤区分开来。相比之下,骨肉瘤和许多平滑肌肉瘤通常具有高度重排的基因组,其中的异常会影响涉及 TP53 和 RB1 的通路。
胃肠间质瘤(GIST)尤其清楚地体现了分子机制与治疗之间的联系。许多胃肠间质瘤存在 KIT 或 PDGFRA 的激活性改变,导致生长信号持续传导。其他胃肠间质瘤则与琥珀酸脱氢酶缺陷、NF1 改变或较少见的分子驱动因素有关。这些类型在年龄分布、发生部位、自然病程和药物敏感性方面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基因,发生改变的具体区域也可能影响治疗反应:并非所有 PDGFRA 突变都对同一种抑制剂敏感。
肿瘤进展并不仅仅依赖于不受控制的细胞分裂。肿瘤细胞还会与血管、细胞外基质、免疫细胞及局部间质细胞相互作用。侵袭性生长可跨越解剖间隙,也可包绕神经和血管。远处肿瘤转移通常经血流发生,肺是常见的转移部位。某些亚型还更易向其他部位播散;例如,黏液样脂肪肉瘤可转移至肺外软组织和骨。
与许多癌相比,大多数肉瘤较少发生淋巴结转移,但对于某些特定类型,包括上皮样肉瘤、透明细胞肉瘤和横纹肌肉瘤,淋巴结转移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生物学差异解释了为什么无论是一套通用的分期检查,还是一种单一的全身治疗,都不足以满足所有肉瘤亚型的诊疗需要。
临床表现与诊断检查
软组织肉瘤通常表现为逐渐增大的肿块。早期可能没有疼痛,尤其是位于四肢时,容易被误认为良性脂肪瘤、囊肿或创伤后积液。随着肿瘤压迫神经、牵拉周围结构、发生出血或侵犯邻近组织,可能出现疼痛。单凭大小无法区分病变的良恶性,但与体积小、大小稳定的浅表病灶相比,位置深、持续增大或体积较大的肿块更具诊断意义。
症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肿瘤的解剖位置。腹膜后肿瘤可能长到相当大的体积后,才引起腹部胀满、早饱、尿路梗阻或不适。子宫肉瘤可表现为异常出血或盆腔增大,但这些表现也见于更为常见的良性疾病。胃肠道间质瘤(GIST)可引起消化道出血、贫血、梗阻,也可能表现为偶然发现的肿块。骨肉瘤类肿瘤常引起持续的局部疼痛和肿胀,偶尔以病理性骨折为首发表现。
影像学检查用于明确肿瘤的位置、范围及其与治疗相关结构的关系。磁共振成像能够显示肌间隔室、神经血管束及骨髓受累情况,因此对四肢和躯干壁软组织肿块尤其有用。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在腹膜后肿瘤和肺转移的评估中具有核心作用。对于疑似骨肿瘤,普通X线摄影仍然十分重要,可显示骨质破坏、肿瘤基质矿化及骨膜反应的模式。超声成像可用于评估某些浅表肿块的特征并引导取样,但对于许多深部病灶,不能替代断层影像学检查。
确诊通常需要经过周密规划的活组织检查。影像引导下的粗针穿刺活检应用广泛,因为它既能提供保留组织结构的标本,又能尽量减少对周围结构的破坏。活检路径的选择十分重要:活检通道可能需要与最终手术标本一并切除,而使原本未受累的解剖间室受到肿瘤污染,则可能增加手术的复杂性。取样也有局限,因为异质性肿瘤内可能同时存在低级别、高级别、坏死或去分化区域。
病理医师将组织病理学与免疫组织化学相结合,并在有指征时辅以分子检测。例如,横纹肌肉瘤可检测肌生成素和MyoD1,血管肉瘤可检测CD31等血管标志物,胃肠道间质瘤可检测DOG1和KIT。没有任何一种染色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起决定性作用。分子检测方法可包括荧光原位杂交、靶向测序或基于RNA的融合基因检测。检出特征性改变可以确立诊断或使诊断更加准确,但检测结果必须与组织学所见相符。
由于罕见肿瘤的形态表现存在重叠,且诊断标准不断发展,专家复核可能使肿瘤分类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病理报告通常会记录组织学类型、分级(如适用)、肿瘤大小、坏死情况、手术切缘及相关分子检测结果,而不只是将病变标注为“肉瘤”。
分级、分期与风险评估
肿瘤分级和分期描述的是疾病的不同方面。分级依据病理特征估计肿瘤的生物学侵袭性,而分期描述其解剖学累及范围。因此,体积较小的高级别肉瘤与体积较大的低级别肉瘤,即使都仍局限于原发部位,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这两个概念都不能与分子亚型混为一谈;分子亚型本身也可能独立决定肿瘤的预期生物学行为及其对治疗的敏感性。
对于许多成人软组织肉瘤,法国癌症中心联合会分级系统(通常简称为 FNCLCC)分别对肿瘤分化程度、核分裂活性和坏死情况进行评分,再根据总分将肿瘤划分为 1、2 或 3 级。级别越高,通常意味着远处复发风险越大。这一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肿瘤类型:胃肠道间质瘤(GIST)、横纹肌肉瘤及其他一些肿瘤均有各自专用的评估方法。既往治疗也可能改变核分裂活性和坏死情况,使原本熟悉的标本也变得难以判读。
TNM分期系统综合考虑原发肿瘤特征、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及远处转移。软组织肉瘤的分期因发生部位而异,并非全身各部位均采用统一标准。例如,第八版分期框架将躯干和四肢肿瘤按大小分为不超过 5 厘米、大于 5 厘米且不超过 10 厘米、大于 10 厘米且不超过 15 厘米,以及大于 15 厘米四类。组织学分级也参与分期分组。腹膜后、内脏及头颈部肿瘤则需要考虑不同的解剖因素。
远处病变的评估通常重点检查特定肿瘤容易转移的部位。许多高级别软组织肉瘤和骨肉瘤倾向于转移至肺,因此胸部影像学检查十分重要。其他检查则取决于肿瘤亚型和临床情况。对于已知可发生淋巴结转移的肉瘤,区域淋巴结评估更为重要;而对于黏液样脂肪肉瘤,肺外转移的分期评估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对所有患者一律开展同一套广泛的影像学检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评估价值。
GIST 的风险评估通常综合考虑肿瘤大小、核分裂率、解剖部位及肿瘤破裂情况。即使大小和核分裂活性相近,胃 GIST 与小肠 GIST 的复发风险也不一定相同。由于显微镜视野面积各不相同,核分裂计数也需要采用标准化方式报告。对于儿童横纹肌肉瘤,风险分组综合考虑发生部位、分期、手术及病理检查结果,以及 FOXO1 融合状态等分子特征。
预后模型可以结合年龄、肿瘤大小、级别、组织学类型和发生部位,估计特定人群的结局。这些估计以建立模型时所依据的数据和治疗方式为前提,无法消除不确定性。一个经过验证、适用于已切除四肢肉瘤的模型,不能直接套用于转移性疾病、GIST 或儿童骨肿瘤。
软组织肉瘤的局部治疗
对于许多局限性成人软组织肉瘤,完整的外科切除是有望实现治愈的核心治疗手段。其目标是在切除肿瘤及周围适当范围组织的同时,尽可能保留功能。显微镜下切缘阴性,意味着受检的切除边缘未见肿瘤。切缘距离较近的临床意义取决于肿瘤类型、解剖屏障、手术具体情况以及是否采用辅助治疗,不能用一个固定距离概括所有情况。
现代保肢手术可将肿瘤切除与血管重建、神经手术、肌腱转位、骨重建或软组织瓣修复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截肢仍有必要,但它并非肢体肉瘤的常规首选治疗。保住肢体与保留实用的肢体功能是两个不同的结局:即使肢体在解剖结构上得以保留,仍可能存在明显无力、僵硬、感觉丧失或慢性肿胀。
放射治疗可改善部分患者的局部控制,尤其适用于风险较高的肢体或躯干壁肿瘤患者。放疗既可在术前进行,也可在术后进行。常规术前放疗方案的剂量通常约为50 Gy,而术后放疗一般采用更高的总剂量。不同的治疗顺序对应不同的毒性反应模式:在某些情况下,术前放疗与更多急性伤口并发症相关;术后放疗则可能使更大体积的组织受到照射,并促成后期纤维化、水肿和关节僵硬。这些观察结果并不意味着某一种治疗顺序在所有情况下都更优。
腹膜后肉瘤带来的手术难题有所不同,因为肿瘤可能紧邻或包绕肾脏、结肠、胰腺、大血管或其他结构。为完整切除肿瘤,可能需要将邻近器官一并整块切除。组织学类型会影响治疗规划:高分化脂肪肉瘤往往面临持续的局部复发风险,而某些高级别肿瘤发生远处播散的风险更高。2020年报告的STRASS随机试验未能证实,术前放疗可使其纳入的原发性腹膜后肉瘤患者总体获益。不能假定这一结果对每一种组织学亚组都同样适用。
局部复发可能与显微镜下残留病灶、肿瘤生物学特性或解剖限制有关。再次手术、特定情况下的放疗以及全身治疗都可能发挥作用,但既往手术和放疗可能限制后续治疗选择。对于术前未被识别为肉瘤的病变,非计划性切除可能留下残余肿瘤,或使原始切缘状况难以判定,有时因此需要对原手术床再次进行手术。
除初始的根治性治疗外,局部干预也有其作用。部分转移灶可采用手术、立体定向放疗或消融治疗。这些方法的适用性取决于病变分布和肿瘤行为;在经过严格筛选的病例系列中取得良好结局,并不能证明每位转移灶有限的患者都能获得同等程度的益处。
全身治疗与针对特定亚型的治疗
全身治疗方案取决于组织学诊断、分子检测结果、病变范围及治疗目的。化学治疗可用于降低复发风险、在局部治疗前缩小肿瘤、控制转移性病变或缓解症状。其重要性因肉瘤类型而有很大差异:对于多种儿童肉瘤和高级别骨肉瘤,化疗是治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对于局限性成人软组织肉瘤,其获益则并不一致。
多柔比星长期以来一直是治疗成人晚期软组织肉瘤的核心药物。在某些情况下,可单用异环磷酰胺或将其与其他药物联用。与单用多柔比星相比,多柔比星联合异环磷酰胺可在部分患者群体中提高缓解率、延缓疾病进展,但也会增加毒性,且尚未显示出普遍的总生存期优势。其他方案则根据亚型、既往治疗及具体临床情况选择。例如,以吉西他滨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可用于平滑肌肉瘤及其他一些肉瘤。
有些药物的适应证更为特定。在相应监管机构批准的适应证范围内,曲贝替定可用于晚期脂肪肉瘤和平滑肌肉瘤。艾立布林在既往接受过治疗的脂肪肉瘤中具有明确的治疗地位。帕唑帕尼是一种多靶点激酶抑制剂,可用于某些既往接受过治疗的非脂肪细胞性软组织肉瘤。这些药物不能相互替代,针对某一种组织学类型患者获得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药物对所有肉瘤均有效。
癌症靶向治疗改变了胃肠道间质瘤(GIST)的治疗格局。伊马替尼可抑制对其敏感的、由 KIT 和 PDGFRA 驱动的信号传导,用于晚期疾病及某些术后治疗情境。继发突变可导致耐药,后续可用的药物包括舒尼替尼、瑞戈非尼和瑞派替尼。阿伐替尼对携带 PDGFRA D842V 突变的 GIST 有效,而这一分子改变通常对伊马替尼耐药。因此,分子特征分析是决定治疗方案的关键检查,而不仅仅是分类手段。
其他罕见分子改变也具有治疗意义。NTRK 融合阳性肿瘤可能对 TRK 抑制剂产生应答;大多数上皮样肉瘤则具有 SMARCB1/INI1 表达缺失的特征,这也为使用 EZH2 抑制剂他泽司他提供了依据。这些例子体现了精准医学的理念,但检测到某种分子改变,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是有用的治疗靶点。其临床意义取决于具体改变、肿瘤背景、药物活性及相关证据。
癌症免疫治疗仅适用于部分情况,而非普遍适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使某些肉瘤亚型及具有特定生物标志物的肿瘤患者获益,但对许多肉瘤的疗效有限。在美国,阿替利珠单抗已获批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腺泡状软组织肉瘤。2024 年,阿法米基自体白细胞(afamitresgene autoleucel)在美国成为一种细胞治疗选择,适用人群严格限定为既往接受过治疗、具有特定 HLA 型别且肿瘤表达 MAGE-A4 的成年滑膜肉瘤患者。这些治疗资格限制是理解该疗法适用范围的关键。
骨肉瘤类肿瘤与儿童治疗模式
原发性骨肉瘤类肿瘤需要采用专门的诊断与治疗体系。破坏性骨病变也可能是感染、良性肿瘤、淋巴瘤或转移性癌,因此仅凭影像学检查无法确诊。活检方案的规划尤为重要,因为活检通道、邻近关节、生长板及可用的重建方案都可能影响最终的手术治疗。治疗通常需要骨肿瘤外科与肿瘤内科或儿童肿瘤科,以及影像科、病理科和康复团队共同参与。
常规型高级别骨肉瘤通常采用化疗联合完整手术切除。儿童和青年患者广泛使用的方案包括大剂量甲氨蝶呤、多柔比星和顺铂,通常简称为 MAP 方案。化疗通常在术前和术后均进行。通过检查切除标本,可以评估治疗所致的肿瘤坏死程度;坏死比例较高与较好的预后相关,但临床试验尚未一致证实,仅因病理反应不佳而更改治疗方案能够改善结局。
手术方式可包括保肢切除后人工假体置换、生物学重建、旋转成形术或截肢术。具体选择取决于肿瘤范围、解剖部位、年龄、剩余生长潜力,以及能否获得足够的切缘。与尤文肉瘤相比,骨肉瘤对常规放疗的敏感性较低,但在无法完整切除时,或针对部分转移性病灶及引起症状的病灶,放疗仍可发挥作用。低级别骨表面骨肉瘤和中心性骨肉瘤不同于常规型高级别骨肉瘤,可能不需要采用相同的化疗策略。
即使影像学检查仅显示局限性原发肿瘤,尤文肉瘤也需要全身治疗,因为隐匿性播散病变是一个重要隐患。治疗采用多药联合化疗,并结合手术、放疗或两者联合以控制局部病变。一种常用方案是长春新碱、多柔比星和环磷酰胺,与异环磷酰胺和依托泊苷交替使用。一项针对局限性尤文肉瘤的随机研究显示,缩短化疗周期间隔可改善治疗结局,此后这一做法成为重要的治疗策略。转移分布也很重要:仅有肺部转移与广泛骨或骨髓受累的预后并不相同。
常规型软骨肉瘤主要通过手术治疗,因为它通常对标准细胞毒性化疗耐药,对常规放疗也相对不敏感。肿瘤分级和解剖部位对其生物学行为有显著影响。间叶性软骨肉瘤和去分化软骨肉瘤是不同的疾病类型,治疗时需作不同考量。包括粒子治疗在内的先进放疗技术,可用于部分解剖位置复杂、治疗困难的肿瘤,尤其适用于完整手术切除会造成严重损伤或功能障碍的情况。
横纹肌肉瘤虽然通常是软组织肿瘤而非骨肿瘤,但也是儿童主要的肉瘤类型之一。治疗采用多药联合化疗,并结合根据肿瘤部位调整的手术与放疗。长春新碱、放线菌素 D 和环磷酰胺组成了一种成熟方案,不同协作研究组也使用其他方案。局部治疗需考虑解剖部位的功能,尤其是眼眶、头颈部、膀胱及生殖器官的肿瘤。成人软组织肉瘤的治疗方案不能直接套用于这些儿童疾病。
预后、复发与长期影响
所有肉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且有实际意义的生存率数字。预后因组织学和分子亚型、分级、部位、大小、能否切除、治疗反应,以及是否存在转移和转移灶的分布而异。肿瘤登记数据还取决于纳入了哪些肿瘤,以及患者接受治疗的年代。合并计算的生存率可能掩盖两类肿瘤之间的差异:一类是转移潜能很低的局限性低级别肿瘤,另一类则是侵袭性强、已广泛播散的肉瘤。
对于局限性高级别骨肉瘤和尤文肉瘤,在许多当代多中心协作组病例系列中,现代综合治疗已使约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患者实现长期生存。这些范围描述的是人群情况,并非对个体患者的预测。初诊时已有转移的患者,预后通常较差,尤其是在骨骼广泛受累,或无法完全控制所有病灶的情况下。相比之下,一些低级别肉瘤可在多年间反复引起局部问题,却不经历同样迅速的转移过程。
复发可发生于局部、远处,或两者同时发生。许多高级别肉瘤在最初几年内复发,但某些亚型的晚期复发也有充分记录。因此,随访监测既要考虑预计的复发时间,也要考虑可能的复发部位。临床检查和局部影像学检查用于评估原发部位;对于肺转移风险较高的肿瘤,则需进行胸部影像学检查。关于最佳监测强度和持续时间的证据仍不充分,增加影像学检查频率并不一定能改善生存。
治疗可能留下持久的身体影响。手术可能导致无力、步态改变、关节活动范围缩小、感觉障碍,或需要依赖假肢。放射治疗可能引起纤维化、关节僵硬、骨折风险增加或慢性水肿。蒽环类药物可造成心脏损伤,顺铂可损害听力和肾功能,异环磷酰胺则可引起肾脏和神经系统毒性。烷化剂以及照射范围涉及生殖器官的放射治疗可能损害生育能力。这些影响因累积暴露量、年龄、所涉及的解剖区域及其他临床因素而异。
康复着重改善活动能力、肌力和日常生活能力,并帮助患者参与教育或就业。物理治疗和作业治疗可与假肢服务、疼痛管理及心理社会照护相结合。对于儿童,生长发育可能带来额外挑战:肢体长度不等、重建术后的翻修,以及植入物的耐用性,都可能在初次治疗多年后成为重要问题。长期随访也需关注第二原发恶性肿瘤及其他迟发性治疗影响。
对于晚期疾病,在开展抗肿瘤治疗的同时,症状控制仍然十分重要。缓和医疗关注疼痛、呼吸困难、疲乏、心理困扰及家庭需求,并不只适用于生命的最后几天。研究也越来越多地纳入患者报告结局和生活质量,因为仅凭肿瘤缩小程度或无进展生存期,未必能充分反映治疗对患者功能的影响。
历史发展与当前研究
Sarcoma(肉瘤)一词源于希腊语 sarx,意为肉。早期分类主要依据肿瘤的肉眼外观、质地及其与正常组织的相似程度。19世纪,显微镜的应用使恶性肿瘤的区分更加系统化,但许多病变仍按细胞形态归为梭形细胞、圆形细胞或多形性肿瘤,而非依据可证实的生物学本质。因此,肉瘤分类的历史,也是不断将宽泛类别细分为更精确疾病实体的历史。
以发现者命名的描述帮助确立了一些具有明确特征的疾病实体。莫里茨·卡波西于1872年描述了如今以其名字命名的肿瘤。詹姆斯·尤因于1921年描述了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一种特征鲜明的骨肿瘤。20世纪,染色技术、电子显微镜和免疫组织化学的进步,使人们能够区分在常规显微镜下看似相同的肿瘤。此后的分子研究发现,一些表面上差异很大的肿瘤具有共同的标志性遗传事件,而另一些形态相似的肿瘤实际上并无关联。
20世纪后半叶,肉瘤的治疗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有效的全身治疗出现之前,许多看似局限的骨肉瘤患者即使接受截肢,仍会发生远处转移。多药联合化疗提高了生存率,也使保肢手术成为根治性治疗中切实可行的一环。断层影像技术、人工假体重建、放疗计划制定及围手术期管理的进步,进一步减少了在局部控制与保留解剖结构之间作出取舍的必要性。
胃肠道间质瘤(GIST)成为分子重新分类与药物成功研发相结合的标志性范例。1998年发现的 KIT 激活突变,有助于阐明其生物学机制;而21世纪初伊马替尼在临床上的成功,则确立了基因型指导治疗的范式。同样重要的是,人们认识到,分子特征不同的某些亚群,可能对在整个疾病类别中有效的药物产生耐药。由此推动的突变特异性疗法研发,使精确的分子诊断日益重要。
当前研究涵盖融合基因驱动的转录、染色质重塑、肿瘤代谢、免疫识别及获得性耐药机制。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将循环肿瘤DNA用于疗效评估,以及残留或复发病灶的检测,但其应用价值取决于肿瘤向循环中释放DNA的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可检测的分子靶标。对于难以在大型常规试验中充分纳入的罕见亚型,研究人员利用实验室模型、患者来源培养物和基因组数据集开展研究。
罕见性仍是方法学上的一个核心难题。汇集多种肉瘤类型的随机对照试验,可能掩盖仅限于某一亚型的治疗获益;而纳入范围界定严格的试验,又可能难以招募足够的参与者。国际协作组、依据分子特征筛选患者的篮式研究,以及针对特定亚型的队列研究,分别应对这一难题的不同方面。依据生物标志物筛选入组患者时,还需关注检测方法的有效性,因为表面上同为阳性的检测结果,可能对应不同的生物学改变。
试验终点的解读仍然十分重要。影像学上的肿瘤缩小、无进展生存期、总生存期及症状改善,衡量的是不同的结局。在某些靶向治疗情境下,肿瘤密度或代谢活性的变化,可能先于体积的明显缩小。因此,研究会将影像学标准和分子生物标志物与临床结局联系起来,而不是假定某一疗效指标对所有肉瘤都具有同等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