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靶向治疗是指使用针对特定分子、信号通路或生物学依赖机制的药物来治疗癌症,这些分子、通路或机制支撑着恶性肿瘤的生长和存活。这类治疗可以抑制异常蛋白、阻断生长信号、改变支持肿瘤生长的微环境,或将具有毒性作用的药物递送至带有选定表面标志物的细胞。其核心特征在于具有明确的分子靶点或针对特定的依赖机制,而非完全只作用于癌细胞。许多靶点也存在于健康组织中,因此靶向治疗同样可能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
这一领域将癌症分子生物学与精准医学联系起来。对于某些疾病,特定的遗传改变既能揭示异常信号传导的原因,也能指向高度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另一些疾病,靶点的表达情况、所处的组织环境、相互作用的通路以及获得性耐药等因素,则使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靶向治疗涵盖了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实体瘤的多种成熟疗法,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与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外科学治疗及免疫类治疗联合应用。
这一术语的界限并非绝对清晰。针对激素的治疗是其最早的形式之一,而某些靶向肿瘤的抗体也被归为癌症免疫治疗。在当代临床实践中,通常将分子靶向药物与传统细胞毒性化疗、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加以区分,同时也承认它们的作用机制存在显著重叠。
历史发展与范围
靶向治疗的生物学依据早于现代分子遗传学。1896年,乔治·比特森报告,晚期乳腺癌患者在切除卵巢后出现肿瘤消退,为恶性肿瘤可能依赖于身体其他部位产生的生理信号提供了早期证据。后续研究确立了雌激素信号传导在许多乳腺癌中的重要作用。此后,他莫昔芬和芳香化酶抑制剂使内分泌治疗成为乳腺癌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抑制雄激素生成或雄激素受体活性的治疗,则在前列腺癌中确立了相应的治疗策略。尽管这些疗法往往与较新的靶向药物分开讨论,但它们同样通过干预明确的分子依赖机制发挥作用。
反复出现的染色体异常的发现,有助于将癌症与特定分子异常联系起来。1960年,彼得·诺韦尔和戴维·亨格福德描述了一条异常微小的染色体,后来被称为费城染色体。珍妮特·罗利于1973年证实,它是由9号与22号染色体之间的易位形成的。后续研究鉴定出了BCR::ABL1融合基因,其编码的蛋白质具有持续活化的酪氨酸激酶活性。这为慢性髓系白血病提供了一条尤为清晰的因果链:从染色体重排,到酶活性异常,再到恶性细胞增殖。
伊马替尼于2001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慢性髓系白血病,成为针对癌症驱动蛋白进行治疗的里程碑式范例。其研发过程涵盖了激酶抑制的生物化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参与其中的研究者包括尼古拉斯·莱登、布赖恩·德鲁克和查尔斯·索耶斯等。伊马替尼还可抑制KIT和PDGF受体,因此也能用于其他具有明确分子特征的疾病,尤其是许多胃肠道间质瘤。它的发展历程既展现了恰当选择靶点的巨大价值,也说明成功的靶向药物不一定只与一种蛋白质结合。
抗体技术沿着一条与之互补的路径发展。1975年,乔治斯·克勒和塞萨尔·米尔斯坦描述了用于生产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方法。靶向CD20的利妥昔单抗于1997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某些B细胞淋巴瘤,随后,曲妥珠单抗于1998年获批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这些疗法表明,即使抗体通过包括免疫介导的杀伤作用在内的多种机制发挥效应,细胞表面蛋白仍可成为具有临床价值的靶点。
此后,这一领域不断拓展,涉及EGFR、ALK、BRAF、BTK、PARP及许多其他靶点。然而,“靶向”并不意味着普遍有效、能够治愈或毒性更低。它描述的是一种治疗的分子层面依据。这一依据能否转化为临床获益,取决于具体疾病背景、药物特性、恰当的患者筛选,以及治疗研究所提供的证据。
分子依赖性与作用机制
癌症的发生源于脱氧核糖核酸、基因表达、细胞调控以及细胞与周围组织相互作用等方面的改变不断累积。有些改变会直接促进恶性表型,另一些则伴随肿瘤演化出现,却并非其必需因素。驱动癌症的癌基因可能编码活性过强的信号蛋白,而抑癌功能的丧失则可能解除对细胞增殖或存活的限制。当靶点代表恶性细胞难以绕过的依赖环节时,靶向治疗的效果最为显著。
一种重要的依赖性通常称为癌基因成瘾:尽管肿瘤存在多种异常,却仍可能高度依赖某一占主导地位的信号系统。BCR::ABL1阳性白血病和部分EGFR突变型肺癌就是这一原理的实例。抑制主导性驱动因子,可以同时阻断多条下游的存活与增殖信号。然而,仅有突变并不足以证明存在这种依赖性。具体的变异类型、变异的功能后果、变异发生的组织,以及其他分子改变,都会影响药物敏感性。
许多药物以蛋白激酶为靶点,这类酶能将磷酸基团转移至其他分子。EGFR和HER2等受体激酶从细胞表面传递信号,而ABL、BRAF和BTK等细胞内激酶则参与细胞内部的信号网络。这些网络包括调节生长、代谢与存活的RAS–RAF–MEK–ERK和PI3K–AKT–mTOR通路。蛋白激酶抑制剂可以占据ATP结合区域、结合其他调控位点,或与特定氨基酸残基形成共价键。结合方式的差异会影响药物的选择性,以及其受耐药突变影响的程度。
另一些治疗则利用DNA修复缺陷。合成致死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关系:两种功能中的任一种单独受损时,细胞仍可存活,但两者同时受损则会导致细胞死亡。PARP抑制剂利用某些同源重组功能缺陷肿瘤的修复弱点发挥作用,这类肿瘤包括存在某些BRCA1或BRCA2改变的癌症。抑制PARP以及将PARP捕获在DNA上,会造成DNA损伤和复制压力,而这些细胞可能缺乏有效应对它们的能力。这种关系并非简单地要求存在BRCA突变,因为修复功能可通过多种机制丧失或恢复。
靶点也可能位于恶性细胞之外。抑制血管生成,即新血管的形成,可以限制为肿瘤生长提供支持的血管供给。贝伐珠单抗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结合,而多种小分子药物则抑制血管生长因子受体。其他疗法以BCL2等存活相关蛋白,或CDK4和CDK6等细胞周期调控因子为靶点。这些机制表明,分子靶向治疗并不局限于阻断发生突变的生长信号受体:它还可以利用改变了的细胞存活阈值、组织支持,或正常细胞功能丧失后形成的依赖性。
药物平台与递送策略
小分子药物是癌症靶向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小分子药物能够穿过细胞膜,作用于细胞内蛋白,因此适用于抑制激酶、干扰 DNA 修复或阻断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类药物大多经口服给药,但给药途径并不是其分类依据。由于体积相对较小,它们能够进入抗体通常无法触及的结合口袋。另一方面,它们对相关蛋白的活性可能产生非预期的药理作用,而药物暴露量也可能因吸收、代谢、转运以及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而变化。
单克隆抗体通常识别细胞外靶点,例如细胞表面的受体或可溶性信号分子。曲妥珠单抗与 HER2 结合,而西妥昔单抗和帕尼单抗则与 EGFR 结合。它们的作用可包括阻断受体、改变受体转运过程,以及调动免疫效应机制。利妥昔单抗识别 B 细胞上的 CD20,并可通过多种途径促进细胞杀伤。因此,抗体可以具有分子靶向性,同时又部分依赖免疫系统来发挥治疗作用。
抗体药物偶联物由抗体、化学连接子和具有强效细胞毒性的载荷组成。与抗原结合后,偶联物通常会被内化,随后在细胞内经过加工处理,释放药物。恩美曲妥珠单抗和德曲妥珠单抗都采用靶向 HER2 的抗体,但所携带的载荷和连接子不同,因此具有不同的药理学与临床特性。根据载荷的膜通透性和释放机制,附近靶点表达水平较低的细胞也可能受到影响。这种“旁观者效应”有助于应对抗原表达不均一的问题,但药物递送并不能完全局限于恶性肿瘤组织。
其他平台进一步拓展了靶向治疗的概念。双特异性抗体能够识别两种不同的分子特征;其中一些可将肿瘤相关抗原与 T 细胞上的 CD3 连接起来,使免疫细胞与恶性细胞紧密接触。这些药物通常既被归为免疫治疗药物,也被归为靶向生物制剂。放射性配体治疗则将靶向分子与放射性同位素偶联。靶向生长抑素受体或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的镥-177 标记药物说明,选定的结合靶点可以用于递送辐射,而非抑制该靶点正常的生化功能。
靶向蛋白降解提供了另一种策略。药物不只是阻断蛋白质的活性,还可以促使细胞的蛋白质清除系统将其清除。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免疫调节药物会改变含有 cereblon 蛋白的泛素连接酶复合物的底物特异性,从而促使特定调控蛋白降解。双功能降解剂采用类似原理,将靶蛋白与 E3 泛素连接酶拉近。在这些平台中,靶点识别、组织分布、载荷作用和清除分别是决定疗效的因素;仅有较强的分子结合能力,并不能保证药物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生物标志物与治疗选择
生物标志物是可测量的特征,能够提供有关生物学过程或疾病的信息。在靶向治疗中,预测性生物标志物用于识别更可能从某种特定治疗中获益的人群,而预后性生物标志物则提供有关疾病结局的信息,且这种信息独立于该治疗。这一区别很重要:与癌症侵袭性相关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肿瘤对针对该改变的药物敏感。具有临床实用价值的预测性标志物,需要有证据证明特定检测结果与治疗效果之间存在关联。
不同检测方法测量的信息类型各不相同。免疫组织化学可检测组织内的蛋白质,是评估乳腺癌激素受体和 HER2 状态的核心方法。原位杂交可揭示基因扩增或重排。聚合酶链式反应可检测选定的 DNA 或 RNA 序列,而下一代测序可同时分析多个基因。基于 RNA 的方法对某些基因融合的检测尤其有用。这些技术不能相互替代:蛋白表达检测、DNA 序列检测结果和通路活性的功能性测定,可能回答的是不同的临床问题。
肿瘤材料通常取自活组织检查或手术标本。对其检测结果的解读取决于组织病理学、恶性细胞所占比例、标本保存情况、检测覆盖范围,以及检测相关改变的能力。HER2 扩增或过表达、EGFR 激活突变、ALK 重排,以及特定的 BRCA 改变,体现了不同类别的生物标志物。伴随诊断是与某种特定治疗产品的安全、有效使用相关联的检测。其所需标本、评分标准和判定阈值取决于具体药物及适应证,而不是该靶点的通用属性。
液体活检分析体液中来源于肿瘤的物质,最常见的是血液中的循环肿瘤 DNA。当组织样本不足时,它可识别具有治疗指导价值的改变,也可在治疗过程中揭示与耐药相关的变化。其局限既来自技术层面,也来自生物学层面。有些肿瘤释放到血液循环中的 DNA 很少,尤其是在肿瘤负荷较低,或病灶主要局限于某些解剖部位时。因此,血液检测结果为阴性,并不一定能证明某种改变不存在。此外,造血细胞中与年龄相关的克隆性变化,也可能带来并非源自实体瘤的变异。
某种改变的意义还取决于具体背景。在结直肠癌的相关临床情境中,即使存在 EGFR,RAS 激活突变仍预示患者不会从常规 EGFR 抗体治疗策略中获益。同一基因内的不同变异,可能分别意味着敏感、耐药或意义未明。在治疗压力下,分子检测发现也可能随时间变化。因此,“具有治疗指导价值”的结果并不只是发现一个异常基因,而是指在肿瘤类型、变异、药物、治疗情境及临床证据之间具有明确关联支持的特定发现。
不同癌种中的临床应用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为分子靶向治疗的成功提供了一些最鲜明的范例。在慢性髓性白血病中,BCR::ABL1 抑制剂能够持续抑制恶性克隆,并可通过对融合基因转录本进行标准化分子检测来监测疗效。后续世代的抑制剂则为特定耐药模式或治疗情境提供了替代选择。在 B 细胞恶性肿瘤中,BTK 抑制剂可干扰对恶性细胞存活及其与组织微环境相互作用至关重要的信号传导。维奈克拉通过抑制 BCL2,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特定情境中使用,且常与其他药物联合应用。
乳腺癌的不同生物学亚型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疗策略。对于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可通过干预雌激素生成或受体活性进行治疗。CDK4/6 抑制剂可抑制细胞周期进程,已确立其在特定情境下与内分泌治疗联用的地位。靶向 HER2 的抗体、激酶抑制剂和抗体偶联药物,可用于具有 HER2 扩增、过表达或属于特定表达类别的肿瘤。这些肿瘤类别不能混为一谈:患者是否适用某种治疗及其预期获益,取决于具体药物、检测结果、疾病分期和既往治疗。
肺癌,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体现了传统诊断类别不断细分为不同分子群体的趋势。可作为治疗靶点的分子改变包括涉及 EGFR、ALK、ROS1、BRAF、MET、RET、NTRK 和 KRAS 的某些特定改变。不同药物识别不同的异常蛋白或变异体。例如,奥希替尼靶向 EGFR 敏感突变和 T790M 耐药变异,而某些 KRAS 抑制剂则与 G12C 突变蛋白结合。由于多种分子亚型常发生脑转移,药物的颅内抗肿瘤活性十分重要;对全身病灶有效,并不必然意味着能有效控制脑内病灶。
在实体瘤中,肿瘤所处的组织背景仍具有决定性作用。抑制 BRAF V600 可使黑色素瘤产生显著的治疗应答,尤其是在联合阻断 BRAF 和 MEK 时;但在结直肠癌中,单独抑制 BRAF 的疗效有限,因为经 EGFR 介导的反馈信号传导可使通路活性恢复。在特定的结直肠癌治疗情境中,将 BRAF 靶向治疗与 EGFR 阻断相结合,可以应对这一机制。胃肠道间质瘤是另一个例子:KIT 和 PDGFRA 的改变可为治疗提供指导,但不同变异体对特定抑制剂的敏感性差异显著。
有些疗法依据分子特征确定适用范围,可跨越多个原发部位。拉罗替尼和恩曲替尼分别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在美国获批,用于符合特定条件、具有 NTRK 基因融合的晚期实体瘤。这类不依赖肿瘤组织来源的适应证,并不意味着各癌种的证据或治疗结局完全相同。此外,靶向治疗已不再局限于广泛播散的疾病。曲妥珠单抗用于 HER2 阳性早期乳腺癌、伊马替尼用于部分高危胃肠道间质瘤切除术后,以及奥希替尼用于符合条件的 EGFR 突变肺癌术后,均表明靶向治疗不仅可控制已发生的肿瘤转移,也可用于降低复发风险。
原发性耐药、获得性耐药与肿瘤演化
耐药既可能在治疗前就已存在,也可能在最初对治疗产生应答后出现。原发性耐药可能源于对肿瘤依赖机制的错误识别、存在药物无法抑制的变异、药物暴露不足,或已有其他通路维持细胞存活。获得性耐药则产生于治疗改变不同细胞群体相对存活优势的过程。耐药细胞可能在治疗前就已少量存在,也可能在病程中获得相关改变。药物暴露起到的是选择压力的作用,而不一定会直接造成某种特定的耐药突变。
靶点本身发生改变是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药物结合区域附近的氨基酸替换,可能在保留蛋白质促癌活性的同时,降低抑制剂与其结合的能力。慢性髓性白血病中的 ABL T315I 变异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在 EGFR 突变型肺癌中,T790M 曾是使用早期几代 EGFR 抑制剂后常见的耐药机制;奥希替尼的研发目的,就是在抑制常见 EGFR 敏感变异的同时,也能抑制这一变异。此后,奥希替尼耐药又可能涉及其他改变,包括部分肿瘤中出现的 EGFR C797S。因此,每一代后续药物都会改变肿瘤可能采用的逃逸途径。
肿瘤也可以绕过被阻断的靶点。MET 扩增、下游信号通路激活,或利用其他受体,都可能在原有驱动因子持续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恢复存活信号。针对 DNA 修复的治疗也有其特有的逃逸机制:继发性改变可恢复 BRCA 基因的阅读框及其部分功能,从而降低肿瘤对 PARP 抑制剂的敏感性。药物在细胞内的蓄积减少、外排增加、细胞死亡调控改变,以及抗原表达变化,也可导致对其他类别药物的耐药。
耐药不一定能用新的 DNA 突变来解释。癌细胞可以改变自身的转录状态、分化程序、代谢,或与周围细胞的相互作用。一些 EGFR 突变型肺腺癌会在治疗期间转化为小细胞肺癌。细胞周期缓慢、能够耐受药物的细胞群体可能在最初的药物暴露后存活下来,并在日后促成复发。空间异质性又进一步增加了解读的难度:不同转移灶可能含有不同的耐药亚克隆,因此一次活检未必能反映整个疾病的状况。
联合治疗可以抑制相互补充的逃逸途径,但其使用依据必须得到临床证据支持,且毒性须在可接受范围内。BRAF–MEK 联合治疗、内分泌治疗联合 CDK4/6 抑制剂,以及某些靶向药物联合化疗的方案,都是已经确立的治疗策略。在某些疾病中,针对少数进展病灶实施局部治疗,同时继续全身治疗的策略正在研究或已被采用,这反映出耐药可能仅局限于部分区域。治疗顺序同样重要:一种药物选择出的变异可能使肿瘤对另一种药物敏感,而某些耐药机制则会导致交叉耐药。这些相互关系使肿瘤演化成为药物研发和解读治疗失败原因时都必须考虑的核心因素。
药理学、不良反应与治疗负担
靶向药物的疗效取决于是否有足量的活性药物到达相关组织,并维持足够长的时间。药代动力学描述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而药效学关注药物暴露与生物学效应之间的关系。口服激酶抑制剂可能受到食物、胃内酸度、肝酶和药物转运蛋白的影响。抗体的分布与清除特性有所不同,包括通过新生儿Fc受体进行再循环;某些药物的清除还会受到靶点结合的影响。因此,不能仅凭靶点的含量推算药物剂量。
解剖屏障也会影响药物暴露。血脑屏障和主动转运系统可限制某些药物在中枢神经系统内的浓度。针对同一蛋白的不同抑制剂,其颅内抗肿瘤活性可能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由于血管异常、间质压力升高、纤维化或局部灌注不足,药物在肿瘤内部的渗透程度也可能因部位而异。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何药物在离体细胞中表现出强效活性,却未必能预示其在患者体内的疗效。
许多不良反应源于对具有正常生理功能的靶点的抑制。抑制EGFR常引起痤疮样皮疹和腹泻,这与EGFR在皮肤和胃肠道组织中的生理作用有关。抑制VEGF通路可引起高血压、蛋白尿、出血和伤口愈合障碍。HER2靶向治疗可能损害心功能,但风险因药物及联合方案而异。一些激酶抑制剂会影响心脏复极、动脉健康或心室功能。这些都是与作用机制相关的毒性,并不意味着分子层面的靶向作用失败。
另一些毒性则与特定药物、载荷或治疗情境有关。抗体偶联药物可能引起骨髓抑制、神经病变、肝损伤或肺毒性,具体取决于其组成成分。德曲妥珠单抗与间质性肺病有关,后者可能十分严重,甚至致命。不同BTK抑制剂导致出血、心房颤动及其他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各不相同。对治疗敏感的恶性细胞被迅速破坏时,可引发肿瘤溶解综合征;在易发生这一并发症的疾病情境中,这是维奈克拉一项尤为重要的已知风险。PARP抑制剂常引起疲乏和血细胞减少,并且已知与少见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急性髓系白血病存在关联。
因此,安全性评估包括针对特定药物的实验室检查、心脏评估、对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合用药物的评估,以及治疗期间的监测。对于明确规定的不良反应,临床方案和药品说明书中均纳入了暂停给药或调整剂量的措施。长期治疗还会带来现实负担:频繁就诊、每日用药、不断累积的症状以及经济成本。因此,生活质量与肿瘤缩小是不同的评价维度。一种疗法可能在长期控制疾病的同时带来持续的毒性,因此临床结局和患者报告结局都是疗效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临床证据、终点与监管评估
令人信服的分子机制是治疗开发的起点,而非临床有效性的证明。早期研究考察剂量、毒性、药物暴露、药物与靶点的结合情况,以及初步的抗肿瘤活性。后期研究则评估治疗能否改善特定人群的结局。随机对照试验可以将治疗效应与预后、患者选择及支持治疗方面的差异区分开来。即使所有参与者都具有相同的生物标志物,随机分组仍然很有价值,因为按分子特征筛选出的癌症,其生物学行为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靶向治疗推动了多种专门的临床试验设计的发展。篮式试验在具有共同分子特征的不同癌症中评估一种药物或治疗策略。伞式试验则根据肿瘤的分子改变,将同一大类癌症的患者分配至不同治疗组。平台试验可以随时间推移增加或撤除治疗组。这些方法可以提高研究罕见亚组的效率,但也各自带来分析上的挑战,包括样本量小、多重比较、疾病自然史不同,以及能否跨肿瘤类型合并分析结果尚不确定等。
不同终点衡量获益的不同方面。客观缓解率记录达到预先规定的肿瘤缩小标准的参与者比例;缓解持续时间衡量这种缓解能够维持多久。无进展生存期衡量从起始时间到疾病进展或死亡的时间,而总生存期衡量从起始时间到任何原因所致死亡的时间。在某些血液系统肿瘤中,分子学缓解或可测量残留病可提供有关疾病负荷的更多信息。替代终点有助于更早开展评估,但替代终点的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生存期延长或生活质量提高。
解读效应大小时,必须同时考虑对照治疗、随访情况、绝对结局和不良事件。风险比是在特定统计假设下,对随时间变化的相对事件发生风险的概括;它既不是治愈患者的比例,也不能直接说明患者多活了几个月。当参与者交叉转入试验治疗组,或接受有效的后续治疗时,总生存期分析可能变得复杂。另一方面,即使难以证明生存期存在差异,无进展生存期延长仍可能具有临床意义,尤其是在症状和治疗负担也有所改善的情况下。
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途径有所差异。在美国,加速批准可以依据被认为有合理可能预测临床获益的终点作出,但必须开展确证性研究以验证获益。此类批准之后可能转为常规批准、缩小适用范围或被撤销。因此,监管机构批准的适应证与具体药物、生物标志物、癌症临床情境有关,有时还取决于既往治疗史。一种抑制剂获批,并不能证实作用于同一通路的所有药物都有效;小规模非对照研究中显示出活性,也不能证明其与现行标准治疗等效。首次获批后,上市后安全性监测和进一步试验仍然十分重要。
可及性、实施与持续研究
开展靶向治疗并非仅仅获得药物即可。组织采集、可靠的病理诊断、经过验证的分子检测、及时出具报告以及结果解读,都是治疗流程的一部分。某项检测在技术上可能已经可用,但结果出具过晚,无法影响治疗决策;也可能检测出了某种分子改变,却没有当地可获得的相应治疗。因此,靶向治疗的实施不仅取决于实验室技术,也取决于卫生系统的组织方式和筹资机制。在评估精准肿瘤学在现实医疗中的覆盖程度时,发现分子异常与获得经过证实有效的匹配治疗之间的差距尤为重要。
相关费用涵盖检测、药物、监测、不良反应处理,以及前往专科医疗机构的交通等方面。口服治疗将部分治疗活动从诊所转移到家中,但并未消除专业监督的必要性或经济负担。小分子药物的仿制药和某些抗体药物的生物类似药可以改善治疗的可负担性,但其供应和报销情况因地区而异。卫生经济学评价可以采用质量调整生命年等指标,但评价结果取决于对获益持续时间、后续治疗、价格以及卫生系统可用资源所作的假设。
分子检测和临床试验参与机会的不平等,可能造成治疗结局的差异。地理位置、保险制度安排、实验室基础设施,以及某些人群在研究中代表性不足,都会影响靶向治疗的实施。肿瘤分子特征分析还可能发现提示遗传性癌症易感性的结果。仅凭肿瘤检测结果,并不总能确定某种改变是否存在于全身细胞中;用于确认先天遗传变异的检测与遗传咨询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如何选择针对肿瘤的药物。因此,与常规药物处方相比,遗传信息对实验室、知情同意和数据治理提出了额外要求。
研究仍在不断明确哪些分子依赖机制可以成为治疗干预的靶点。突变选择性抑制剂力求避免影响蛋白质的正常形式,从而有望扩大治疗指数。变构抑制剂、共价抑制剂、蛋白降解剂、改良型偶联药物及放射性药物,正在探索以不同方式作用于以往难以干预的靶点。空间分析和单细胞分析方法用于研究邻近细胞及亚克隆群体如何影响治疗反应。计算模型可以帮助确定哪些假说应优先研究,但其预测仍需经过实验和临床验证。
另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是利用循环肿瘤DNA,在看似已达到治愈效果的治疗后检测残留病灶,或在影像学显示疾病进展之前识别正在出现的耐药性。这类检测可以提供预后信息,但一项检测能够预测复发,本身并不能证明据此改变治疗就能改善结局。必须通过临床试验确定,采用哪些干预措施、检测阈值和干预时机能够带来获益。许多拟议的药物联合方案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更深入地抑制相关通路或许能够防止肿瘤逃逸,但毒性叠加及对正常组织的影响,可能使在生物学上合理的联合方案并不适合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