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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疾病与症状 / acute-myeloid-leukemia

急性髓系白血病

急性髓系白血病是一类进展迅速的造血细胞癌症,其分型与治疗依据遗传特征、临床背景及治疗反应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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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一组癌症,其特征是异常的髓系前体细胞在骨髓、血液中积聚,有时也累及其他组织。正常情况下,髓系细胞可发育为粒细胞、单核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细胞分化受阻,存活调控异常,使通常称为原始细胞的未成熟细胞大量增殖,同时损害正常血细胞的生成。由此引发的贫血、感染和出血可在数天至数周内危及生命。

急性髓系白血病是成人最常见的急性白血病,但也可发生于儿童。它在生物学上并非单一疾病:不同的染色体重排、基因突变及疾病演变历程会形成不同的亚型,各亚型对治疗的反应差异显著。因此,诊断需要综合细胞形态学、免疫表型分析、染色体分析和分子检测结果,而不能仅依据原始细胞的外观或数量。

治疗方案涵盖高强度化学治疗、供者来源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低强度药物联合治疗以及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由特定遗传学特征界定的亚型,其治疗方法尤为独特,以恢复细胞成熟过程为基础。对于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各个亚型,遗传学分型和残留病的高灵敏度检测,已成为评估复发风险及选择后续治疗的核心依据。

流行病学、危险因素与遗传易感性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其发生频率在成年后期急剧上升。美国癌症登记数据显示,患者确诊时的中位年龄约为69岁,年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4例。发病率随人口年龄结构、性别、地理区域和登记方法而有所不同。男性比女性更常患病。比较各国的发病率时,需要进行年龄标准化,因为老年人比例较高的人群可能具有较高的粗发病率,但其年龄别发病风险未必更高。

多数患者没有可识别的外源性致病因素。已确立的危险因素包括吸烟、大量接触苯,以及既往接受过某些抗肿瘤治疗。烷化剂、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和放射治疗均可能促成后续髓系肿瘤的发生。既往观察发现,烷化剂相关疾病往往在数年后出现,且此前常有血细胞计数异常或骨髓增生异常;而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相关疾病可能更早出现,并伴有特征性的染色体重排。这些模式存在重叠,不能据此确定个别病例的病因。

AML可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骨髓增殖性肿瘤的基础上发生。在这些情况下,原有的异常克隆获得了额外改变,从而能够以急性白血病的形式增殖。细胞毒性治疗后发生的AML,以及继发于其他髓系疾病的AML,常具有预后不良的遗传特征,但其结局并非仅由临床病史决定。现行分类体系会同时记录这类病史和界定白血病类型的遗传异常。

遗传易感性仅涉及少数病例,但对诊断和供者选择具有重要意义。RUNX1、CEBPA、GATA2和DDX41等基因的致病性生殖系变异可增加髓系恶性肿瘤的易感性。DDX41相关疾病通常在成年后期发病,表明遗传易感性并不限于儿童期发病者,也不限于具有明显多代患病史的家族。有些综合征在白血病发生前会出现血小板疾病、免疫功能障碍或其他临床表现;另一些则几乎没有先兆。

唐氏综合征患儿对与获得性GATA1突变相关的髓系增殖性病变具有独特的易感性。新生儿的一过性异常骨髓造血可自行消退,但部分患儿随后会发生唐氏综合征相关髓系白血病。这种疾病的生物学特征和治疗特点不同于大多数成人AML。调查遗传易感性时,可能需要使用非造血组织进行检测,因为血液和骨髓中可能存在与白血病相关的获得性变异。遗传咨询还会讨论这些发现对亲属的影响,以及有血缘关系者是否适合作为干细胞供者。

细胞起源与分子机制

正常造血依赖于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在自我更新与分化之间维持平衡。当后天获得的改变破坏这一平衡,使一群未成熟细胞得以持续存活并扩增时,便可能发生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相关改变涉及多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转录调控、染色质组织、生长信号传导、RNA加工、代谢以及程序性细胞死亡。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解释所有AML;即使临床诊断名称相同,其背后的分子依赖机制也可能截然不同。

这种疾病通常经历多个阶段逐步演变,而非始于一个已经完全恶性转化的细胞。年龄相关的克隆性造血就是一个重要例子。DNMT3A、TET2或ASXL1等基因发生突变,可使造血细胞克隆扩增,但尚未达到白血病的诊断标准。大多数克隆性造血者并不会发展为AML。然而,在少数人中,后续出现的其他改变会使细胞分化和生长逐渐异常。部分早期突变在缓解期仍可被检测到,因为这些突变存在于白血病细胞群所起源的祖先造血细胞克隆中,而非仅存在于白血病细胞群中。

染色体重排可产生融合基因,从而改变基因表达。RUNX1::RUNX1T1和CBFB::MYH11会扰乱核心结合因子介导的转录调控,而PML::RARA则会造成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特有的分化阻滞。涉及KMT2A的重排会改变与未成熟祖细胞相关的转录程序。这些例子表明,染色体水平的改变不仅是描述性标志,还能揭示驱动疾病的机制。

其他改变则会影响信号传导或细胞内的生化过程。FLT3活化突变可使增殖信号持续传导。突变型IDH1或IDH2酶会产生异常代谢物2-羟基戊二酸,干扰参与表观遗传调控的酶,进而导致分化受损。NPM1突变会改变核仁磷酸蛋白在细胞内的定位及功能,并与一种特征性的白血病转录程序相关。TP53异常会削弱细胞对基因组损伤的应答,且常伴有复杂的染色体异常。

即使在同一位患者体内,AML也具有异质性。不同亚克隆可能携带不同组合的突变,其相对比例也可能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变化。药物可以清除敏感细胞群,却留下耐药亚克隆,后者随后可能导致复发。能够维持白血病的细胞,有时在功能上被称为白血病干细胞,但其表面表型和发育状态各不相同。与骨髓微环境的相互作用、能量代谢的改变以及对细胞死亡的抵抗,都可能帮助这些细胞持续存活。这种生物学多样性有助于解释,为何初次缓解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能够维持和推动疾病的细胞都已被清除。

AML的分类与不断演变的定义

AML的分类已从以形态学为主的体系,转向整合遗传学信息的框架。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美英(FAB)分型,根据细胞成熟程度和谱系特征,将AML分为M0至M7型,涵盖原始粒细胞型、早幼粒细胞型、粒单核细胞型、单核细胞型、红系细胞型和原始巨核细胞型。虽然这些术语仍具有描述价值,但已不足以充分反映现代遗传学检测所揭示的生物学及预后差异。

2022年发布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类第5版和国际共识分类(ICC),均更加重视具有疾病定义意义的遗传异常。这两套分类确认了与复发性重排及突变相关的疾病实体,包括PML::RARA、RUNX1::RUNX1T1、CBFB::MYH11、NPM1突变以及特定的CEBPA变异。它们还根据规定的遗传学发现识别骨髓增生异常相关疾病,部分分类体系也会考虑临床背景。仅凭形态学上的发育异常,已不足以将所有此类病例归入骨髓增生异常相关类别。

对于许多AML类别,外周血或骨髓中原始细胞比例至少为20%,仍是一条重要的诊断界限。不过,存在某些具有疾病定义意义的遗传异常时,即使原始细胞比例低于这一阈值,也可诊断为AML。两套2022年分类之间,以及不同遗传学实体之间,具体要求各不相同。对于许多具有复发性遗传异常的类别,国际共识分类通常采用10%的原始细胞比例阈值,但对特定疾病实体仍保留较高阈值。WHO分类对若干由遗传学特征定义的类型取消了固定的最低比例要求,而对另一些类型仍保留规定的阈值。因此,诊断报告可能会注明所采用的分类体系。

国际共识分类还为部分原始细胞比例为10%—19%的病例引入了MDS/AML类别。这承认了骨髓增生异常性肿瘤与AML之间存在生物学上的连续谱,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比例范围内的所有病例都相同。分类界限与治疗界限并不总是一致:即使两套体系给出的诊断名称不同,年龄、遗传特征、临床状况和临床试验入组资格等因素仍可能影响诊疗决策。

某些相关疾病需要与AML仔细区分。急变期慢性髓系白血病由既存的BCR::ABL1阳性骨髓增殖性疾病发展而来,并不等同于初诊即表现为伴BCR::ABL1的AML。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具有明确的多种造血细胞谱系特征。髓系肉瘤是由髓系原始细胞形成的组织肿块,可伴随骨髓AML出现,也可先于其发生,或作为复发的表现。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因为表面相似的未成熟细胞聚集,可能具有不同的疾病起源,并需要采用不同的治疗框架。

临床表现与急性并发症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常见表现源于骨髓正常造血功能衰竭。红细胞生成减少会导致贫血,表现为乏力、面色苍白、活动后气促,有时还会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担。血小板生成减少会导致瘀斑、瘀点、鼻出血、牙龈出血或月经量增多。成熟中性粒细胞数量减少或功能受损会增加感染风险。白细胞总数升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免疫功能有效,因为其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异常的原始细胞。

症状通常在数周内出现,但部分患者此前血细胞计数异常的病史可能更长。患者可能出现发热、食欲减退、体重下降和骨骼不适。牙龈增生和皮肤浸润尤其多见于某些单核细胞型白血病,但这些表现的特异性不足以据此确定亚型。患者可出现肝大或脾大;与许多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相比,广泛的淋巴结肿大并非本病的典型表现。髓系肉瘤可累及皮肤、软组织、骨骼、淋巴结或其他部位。

高白细胞血症通常定义为白细胞计数超过 100×109/L100 \times 10^9/L,但并发症的发生不仅取决于细胞绝对计数,也取决于原始细胞的特性。白细胞淤滞是指循环中的白血病细胞及其与血管内皮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组织灌注障碍。肺部和神经系统表现可包括低氧血症、气促、意识混乱、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或颅内出血。即使白细胞计数低于高白细胞血症的常规界值,也可能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白细胞淤滞,某些单核细胞白血病尤其如此。

肿瘤溶解综合征由恶性细胞迅速崩解所致,可自发发生,也可发生于有效治疗之后。释放出的细胞内物质可引起高尿酸血症、高钾血症、高磷血症、继发性低钙血症和急性肾损伤。其发生风险取决于疾病负荷、细胞更新速率、肾功能及治疗敏感性。能够迅速杀死白血病细胞或诱导其分化的治疗,可能改变这些并发症出现的时间和表现形式,因此早期实验室监测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

凝血功能紊乱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尤为重要,凝血与纤维蛋白溶解过程同时激活可导致严重出血。其他AML亚型也可引起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尤其是在伴有感染或疾病负荷较高时。脓毒症可在诊断时就已存在,也可在治疗相关的骨髓抑制期间发生。发热可能是严重感染唯一的早期征象,而在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时,炎症反应可能并不明显。正因存在这些急性并发症,初始评估必须在明确白血病分型的同时,识别并处理生理状态不稳定的问题。

诊断检查与预后评估

初步检查通常包括血常规及白细胞分类计数,以及外周血涂片检查。白细胞计数可能升高、正常或降低。贫血和血小板减少较为常见,但严重程度各不相同。外周血中可能见到原始细胞,但未见原始细胞并不能排除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奥尔小体是由颗粒物质构成的针状胞质内包涵体,其存在支持髓系分化,但许多AML病例中并无奥尔小体。

骨髓穿刺抽吸和骨髓组织活组织检查用于确定细胞组成、原始细胞比例及组织结构。流式细胞术通过评估细胞抗原的组合来确定细胞谱系,并将AML与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及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区分开来。髓过氧化物酶以及CD13、CD33、CD117、CD34和HLA-DR等标志物有助于评估,但没有任何一种表面标志物表达模式能够界定所有AML。判读时需将完整的抗原表达谱与形态学、遗传学结果综合考虑。

常规染色体分析可识别较大尺度的结构异常及数目异常。荧光原位杂交和分子检测可检出特定重排,而测序面板可识别具有临床意义的基因变异。怀疑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时,快速检测PML::RARA尤为重要。FLT3、NPM1、CEBPA、IDH1、IDH2、TP53以及与骨髓增生异常相关生物学特征有关的基因等检测结果,均可能影响分型、预后或治疗选择。遗传学结果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解读:某个变异可能反映遗传易感性、先前存在的克隆性造血,也可能来自当前的白血病本身。

基线评估还包括器官功能、凝血功能、感染情况以及对特定治疗的耐受能力。使用蒽环类药物前可能需要进行心脏评估,而肾功能和肝功能会影响药物在体内的处置过程及并发症风险。腰椎穿刺并非所有成人AML患者的常规检查;通常仅在特定临床情况下才评估中枢神经系统。怀疑髓系肉瘤时,组织肿块可能需要单独进行病理学评估。

预后评估体系将遗传学异常与治疗背景相结合。欧洲白血病网2022年风险分层框架适用于接受强化治疗的成人,将AML分为预后良好、中等风险和不良风险三组。核心结合因子重排以及部分由NPM1或CEBPA界定的病例可归入预后良好组,而TP53突变、复杂细胞遗传学异常及特定的骨髓增生异常相关异常通常提示不良风险。并存的异常可能改变风险归组。这些类别反映的是群体层面的结局,并不能确定个体的预后,而且在不同治疗方案下的预测表现也有所不同。除基线遗传学类别外,年龄、衰弱、合并疾病以及后续的可测量残留病情况,也可提供额外的预后信息。

强化治疗、巩固治疗与移植

对于适合接受强化治疗的患者,治疗通常分为缓解诱导治疗和缓解后治疗。长期沿用的诱导治疗基础方案是“7+3”:连续七天使用阿糖胞苷,并在其中三天联合使用柔红霉素或伊达比星等蒽环类药物。阿糖胞苷干扰 DNA 合成,而蒽环类药物则通过包括抑制拓扑异构酶 II 在内的机制损伤 DNA。治疗后会出现一段严重骨髓抑制期,之后正常的血细胞生成才可能恢复。首要目标是达到缓解,但单靠诱导治疗通常不足以持久控制疾病。

诱导方案可根据疾病的生物学特征进行调整。对于适合使用的 FLT3 突变型急性髓系白血病,可在方案中加入 FLT3 抑制剂。吉妥珠单抗奥唑米星是一种靶向 CD33 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用于特定临床情境,对核心结合因子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等预后风险良好的疾病尤其具有意义。CPX-351 将柔红霉素和阿糖胞苷按固定摩尔比包封于脂质体中,用于特定的初诊继发性或治疗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人群。这些治疗方法不能相互替代:临床试验的入选标准、遗传学检查结果、既往疾病以及治疗相关风险,共同决定了支持各方法的证据适用于哪些患者。

缓解后治疗针对的是仍然残留、但已低于常规显微镜检查检出阈值的白血病。强化诱导治疗后通常采用以阿糖胞苷为基础的巩固治疗,尤其适用于预后风险良好的患者。剂量和给药安排取决于年龄、耐受性、治疗方案及器官功能。较高剂量的阿糖胞苷除引起骨髓抑制外,还可能造成小脑毒性和眼部炎症。因此,巩固治疗的疗程数和强度并不只是根据最初原始细胞清除的速度来确定。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将预处理治疗与输入供者来源的造血细胞相结合。其抗白血病作用既来自预处理,也来自供者免疫系统对残留恶性细胞的识别,即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移植能够降低复发风险,但也存在感染、器官损伤、移植物抗宿主病以及与白血病复发无关的死亡风险。因此,并非每一位达到缓解的患者都会常规接受移植。

移植决策需要综合考虑遗传学因素所提示的复发风险、残留病灶、供者可获得性、器官功能、合并疾病以及移植操作预期带来的毒性。减低强度预处理使部分老年患者和无法耐受完全清髓性方案的患者也有机会接受移植,但并不能消除移植相关风险。有些患者在化疗或移植后接受维持治疗。例如,口服阿扎胞苷已在特定的、不继续接受移植的缓解后患者人群中显示出获益;但从药理学角度看,它不能与采用其他给药安排的注射用阿扎胞苷互换。

低强度治疗方案与分子靶向治疗

治疗强度并非仅由实际年龄决定。身体功能状态、认知能力、器官功能、合并疾病、疾病的遗传学特征以及预期的治疗耐受性,都需要纳入考量。对于许多老年患者,以及临床状况不适合接受常规诱导治疗的患者,低强度方案具有重要意义。“低强度”并不意味着低风险:这些治疗仍可能导致长期血细胞减少、严重感染、住院及治疗相关死亡。

阿扎胞苷和地西他滨属于去甲基化药物,可影响DNA甲基化和细胞分化。这类药物与维奈克拉的联合应用,改变了不适合接受强化诱导治疗患者的治疗格局。维奈克拉可抑制BCL-2,这种蛋白质有助于细胞抵抗程序性死亡。2020年发表的VIALE-A 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在受试人群中,阿扎胞苷联合维奈克拉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4.7个月,而阿扎胞苷联合安慰剂组为9.6个月。两组达到完全缓解或伴血细胞计数未完全恢复的完全缓解的比例分别约为66%和28%。这些结果反映的是该试验人群的情况,并不意味着每一种分子亚型都能获得相同的预期疗效。

以维奈克拉为基础的治疗需要特别关注肿瘤溶解风险、骨髓抑制和药物相互作用。强效CYP3A抑制剂,包括急性髓系白血病诊疗中常用的多种抗真菌药物,会增加维奈克拉的体内暴露量,因此需要按照具体方案调整剂量。获得治疗反应后,持续的血细胞计数偏低可能是治疗作用所致,而非白血病仍处于活动状态,因此骨髓检查结果有助于区分这两种情况。在后续各个疗程中,往往需要根据血细胞计数恢复情况和疾病对治疗的反应调整治疗安排。

癌症靶向治疗利用肿瘤对特定分子机制的依赖发挥作用。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初诊FLT3突变患者,米哚妥林和奎扎替尼可与化疗联合使用;吉瑞替尼则已确立用于复发或难治性FLT3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艾伏尼布靶向突变型IDH1,恩西地平靶向突变型IDH2;奥鲁他尼布是另一种IDH1抑制剂。对于不适合强化化疗、且符合相应条件的初诊IDH1突变患者,艾伏尼布联合阿扎胞苷已显示出获益。适应证和证据因药物、突变类型、治疗线别及监管辖区而异。

针对某一突变进行治疗,并不一定能清除所有白血病克隆。额外的信号通路变化、药物结合位点改变,或不携带原有靶点的细胞群扩增,都可能导致耐药。一些靶向药物还会引起特有的毒性反应。使用IDH抑制剂时,随着未成熟细胞逐渐成熟,炎症介质对组织产生影响,可能出现分化综合征。Menin抑制剂针对的是与KMT2A重排及部分NPM1突变白血病相关的转录依赖机制;这类药物的开发体现了按分子特征划分治疗人群的做法正日益普及。针对某一特定靶向治疗人群获得的证据,不能直接推广至所有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一种独特的亚型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通常以存在 PML::RARA 融合基因为定义特征,该融合基因最常由染色体易位 t(15;17)t(15;17) 产生。其编码的融合蛋白干扰依赖视黄酸的转录过程,使髓系细胞的成熟停滞于早幼粒细胞阶段。形态学检查可见颗粒丰富、含成束奥尔小体的异常早幼粒细胞,但微颗粒变异型的形态可能不同,并可伴有白细胞计数升高。分子检测确证可将经典型 APL 与其他形态相似的白血病区分开来。

APL 具有一种特殊的早期风险:在针对白血病的治疗尚未来得及起效之前,严重的凝血功能障碍就可能引发致命的颅内、肺部或其他部位出血。异常早幼粒细胞通过多条相互作用的通路,促进凝血激活和纤维蛋白过度溶解。因此,临床诊疗方案将疑似 APL 视为血液科急症,在紧急开展确证检查的同时即开始使用全反式维甲酸,并给予积极的血液制品支持。尽管 APL 经成功治疗后治愈率很高,这种早期风险仍不容忽视。

全反式维甲酸通常缩写为 ATRA,可逆转 PML::RARA 所造成的分化阻滞。三氧化二砷则通过互补机制发挥作用,包括影响 PML 组分以及促使融合蛋白降解。两者联合应用,成为通过逆转细胞成熟阻滞来治疗癌症、而非完全依赖传统细胞毒性化疗的重要范例。针对初诊非高危 APL 的随机研究显示,ATRA 联合三氧化二砷可实现出色的疾病控制,使许多此类患者得以免于接受传统化疗。

按风险调整的治疗通常依据就诊时的白细胞计数对患者进行分层;在广泛采用的分层体系中,白细胞计数高于 10×109/L10 \times 10^9/L 即被界定为高危。高危患者的治疗方案会加入额外措施以控制白血病负荷,例如在特定方案中采用以蒽环类药物为基础的治疗,或使用吉妥珠单抗奥唑米星。不同协作组的具体治疗方案有所差异,但核心内容始终包括迅速启动分化治疗、控制凝血功能障碍,以及通过分子检测评估治疗反应。

在以 ATRA 或砷剂为基础的治疗期间,可能发生分化综合征。其表现包括发热、体重增加、水肿、呼吸功能受损、肺部浸润、低血压及肾功能障碍。该综合征反映的是治疗相关的炎症反应和组织效应,而非原有原始细胞群的单纯进展。使用砷剂时,还需注意电解质异常及其对心脏电生理的影响。分子监测用于检测 PML::RARA 转录本,结果需结合治疗阶段解读;分化治疗早期检测阳性,并不等同于巩固治疗结束后仍有疾病残留。复发性 APL 有其专门的治疗策略,方案选择受既往砷剂和 ATRA 使用情况以及分子学反应的影响。

支持治疗与治疗相关并发症

支持治疗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治疗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非次要的补充措施。白血病及其治疗均会损害血细胞生成,而且这种影响往往持续较长时间。通过输血补充红细胞和血小板,有助于维持氧输送并降低出血风险;输注阈值需根据症状、出血情况、拟进行的操作及疾病亚型作出调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尤其需要强化凝血支持。输血还可能引起输血反应、同种免疫,并随着时间推移导致铁蓄积,因此血液制品的选择与监测也十分重要。

感染是导致患者患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黏膜损伤、静脉通路装置以及细胞免疫功能改变,为感染提供了不同途径。细菌可经受损的口腔或肠道黏膜侵入,而在中性粒细胞长期减少期间,侵袭性霉菌感染的风险尤为突出。在特定治疗情境下,应根据预计的免疫抑制程度和当地流行病学情况,采用预防性抗细菌、抗病毒和抗真菌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期间出现发热时,应按照强调及时处置的临床路径进行处理,因为患者可能在微生物学病原确证之前就已出现病情恶化。

药物相互作用在AML治疗中尤为重要,因为抗白血病药物与抗感染药物常需同时使用。唑类抗真菌药可改变维奈克拉及多种激酶抑制剂在体内的暴露水平。多种药物还可能影响心脏复极或肝功能。因此,相关临床决策应依据完整的用药方案,而不能孤立地考虑某一种药物的特性。药物警戒与用药核对因而直接关系到治疗的实施。

治疗可能损伤骨髓以外的组织。蒽环类药物可损害心功能,阿糖胞苷可引起神经毒性和眼毒性,多种药物还可能影响肝功能或肾功能。黏膜炎、恶心、味觉改变、腹泻和摄入减少可能损害营养状况与身体功能。对于可能使肿瘤细胞迅速清除的治疗,应同时采取肿瘤溶解综合征预防措施并进行监测。移植受者还面临与预处理、移植物抗宿主病、免疫抑制及免疫重建延迟相关的其他并发症。

AML还会影响生育能力、心理健康、工作、家庭责任的履行以及生活自理能力。是否考虑生育力保存,取决于治疗的紧迫程度、年龄、生育相关情况以及预计采用的治疗。康复有助于改善长期治疗期间及治疗后体能下降的状况,而症状管理和心理支持可能需要贯穿整个病程。缓和医疗可与积极的白血病治疗同时开展,着重于症状缓解、沟通和生活质量;它并不等同于停止抗白血病治疗。当针对疾病的治疗已无法控制白血病时,输血需求、感染、出血以及患者偏好的照护场所,便成为后续临床照护的重要内容。

疗效评估、复发与长期结局

常规意义上的完全缓解要求骨髓原始细胞比例低于5%,外周血中无原始细胞,无髓外白血病,且相关血细胞计数恢复至规定水平。另有一些疗效类别用于描述骨髓已缓解、但血细胞计数尚未完全恢复的情况。这些区别十分重要,因为原始细胞看似已被清除时,仍可能存在明显的治疗相关血细胞减少;而采用不同定义计算的缓解率不能直接相互比较。缓解是经检测评估确定的一种疾病状态,并不一定意味着治愈。

可测量残留病(MRD)检测可检出常规显微镜检查灵敏度范围以下的白血病。多参数流式细胞术用于识别异常细胞群,分子检测则用于追踪适宜的基因突变或融合转录本。根据检测靶标、标本和方法的不同,分子技术可在约一万至一百万个细胞中检出一个白血病细胞。但并非所有检测都具备这样的灵敏度,阴性结果仅表示在该检测能力范围内未检出疾病,并不代表体内任何部位都不存在白血病细胞。

分子标志物的选择至关重要。NPM1突变和核心结合因子相关融合转录本可作为具有参考价值的检测靶标。相比之下,DNMT3A、TET2或ASXL1突变持续存在,可能反映的是白血病发生前已有的克隆性造血,而非残留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MRD的检测时点同样重要:诱导治疗后、巩固治疗后以及移植前后的检测结果,回答的是不同的临床问题。MRD阳性通常与复发风险升高相关,但其临床意义取决于疾病亚型、治疗方案、检测质量,以及检测结果的水平和变化趋势。

复发性AML是指既往缓解后疾病再次出现,而难治性AML则是指初始治疗未能达到所要求的疗效。再次进行遗传学评估十分重要,因为复发时的克隆可能不同于诊断时检出的克隆。可用的治疗方法包括挽救性化疗、针对特定突变的治疗、低强度联合治疗,以及在适宜情况下进行移植。临床试验正在探索新药、联合方案、免疫治疗方法,以及由残留病检测结果指导的治疗策略。与B细胞恶性肿瘤不同,AML的免疫靶向治疗面临一项特殊挑战:许多候选抗原也在正常髓系祖细胞上表达,因此清除恶性细胞群的同时,也可能损害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造血功能。

长期结局差异很大。美国总体登记数据显示,五年相对生存率约为三分之一,但这一平均值涵盖了儿童、较年轻的成人、高龄患者、多种遗传学亚型以及不同治疗年代的患者,不能用来恰当估计每一个具体亚组的预后。部分低危AML患者以及大多数治疗成功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患者,结局要好得多;而具有不良遗传学特征的疾病,以及身体虚弱、难以耐受治疗的老年患者所患的AML,仍然难以控制。生存者可能需要长期随访,以监测复发、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心脏损害、内分泌或生殖方面的影响、第二原发癌,以及持续存在的功能受限。随着缓解持续时间延长,复发会逐渐减少,但仍可能出现晚期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