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是一种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癌症,以获得性融合基因BCR::ABL1为特征。它通常始于骨髓,导致粒细胞大量增生;粒细胞是一类白细胞,包括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其标志性的遗传异常通常源于9号与22号染色体之间的遗传物质交换,由此形成费城染色体。与许多急性白血病不同,CML患者的血细胞成熟能力通常仍得到较大程度的保留。
CML在精准医学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从识别其染色体异常,到发现由此产生的持续活化的信号传导酶,再到开发抑制该酶的药物,这一历程确立了驱动癌症的遗传改变与有效治疗之间的直接联系。自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问世以来,许多在慢性期确诊的患者实现了疾病的长期控制;在获得良好治疗的患者群体中,生存情况可接近普通人群。
尽管如此,这种疾病仍需要精准的分子诊断和长期评估。其临床表现与病程取决于疾病分期、遗传演变、治疗反应、药物耐受性以及诊疗的连续性。一些患者在规范监测下停药后仍能维持缓解,但疾病耐药及进展至急变期仍是临床面临的重大挑战。
历史发展与流行病学
约翰·休斯·班尼特和鲁道夫·菲尔绍于1845年各自独立发表的描述,帮助确立了白血病作为一种可识别疾病的地位。随着血液显微镜检查和骨髓检查技术的进步,慢性髓性白血病与其他类型白血病之间的区别逐渐明确。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治疗虽能降低血细胞计数、减轻症状,但通常无法阻止疾病最终进展。白消安以及后来使用的羟基脲被用于细胞减灭治疗;随后,干扰素α使少数患者获得了有临床意义的细胞遗传学反应。
1960年,彼得·诺威尔和戴维·亨格福德报告,在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的细胞中发现了一条一贯偏小的染色体。这条染色体以其发现地命名,被称为费城染色体。1973年,珍妮特·罗利证实,这一异常源于染色体相互易位,而非简单的缺失。此后十年间的研究确定了ABL1和BCR基因参与其中。这些发现使CML成为最早将反复出现的染色体改变与特定分子机制联系起来的人类癌症之一。
伊马替尼的研发彻底改变了治疗格局。布赖恩·德鲁克等研究者主导的临床研究表明,抑制BCR::ABL1激酶能够产生显著的治疗反应。伊马替尼于2001年首次获得美国监管部门批准。随后的IRIS随机对照试验确立了其在新诊断慢性期患者中的疗效优于干扰素α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在最初分配至伊马替尼组的患者中,长期随访估计的10年总生存率为83.3%;不过,解读这一结果时,也需考虑治疗方案的变更和长期随访不完整的情况。
在许多西方人群中,CML约占成人白血病的15%。其年发病率通常约为每10万人1~2例,但估计值会因人群、年龄结构及癌症登记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男性略高于女性。在美国,患者确诊时的中位年龄约为65岁。一些国家报告的确诊中位年龄较低,部分反映了人口结构及病例识别方面的差异。
多数病例没有可识别的外部病因。大剂量电离辐射是已明确的危险因素,但大多数患者并无此类暴露史。CML通常不具有遗传性:其标志性改变是在造血细胞中后天获得的,而非自受孕起就存在于全身细胞中。由于治疗大幅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即使在发病率保持相对稳定的地区,患病率也有所上升,使需要长期分子检测和持续获得药物的人群不断扩大。
分子起源与白血病干细胞
慢性髓性白血病(CML)起源于能够分化为多种血细胞谱系的造血干细胞。其特征性染色体易位记为 。这一易位使9号染色体上的部分ABL1与22号染色体上的部分BCR相邻。由此形成的缩短的22号染色体通常携带BCR::ABL1融合基因。少数病例存在涉及其他染色体的变异型重排,或常规染色体检查无法发现的隐匿性融合。
正常情况下,ABL1编码一种参与细胞信号传导、受到严格调控的酶。与BCR融合后,这种调控被破坏,导致酪氨酸激酶持续活化。融合蛋白会激活RAS–MAPK、PI3K–AKT和JAK–STAT等信号通路。这些信号促进细胞增殖、减少程序性细胞死亡、改变细胞与骨髓微环境的黏附,并有利于白血病克隆扩增。因此,这一异常不仅是诊断标志,也是驱动疾病发生发展的主要病变和治疗靶点。
大多数患者表达的BCR::ABL1蛋白分子量约为210千道尔顿,通常由e13a2或e14a2转录本产生。其他转录本较为少见。分子量约为190千道尔顿的形式更常见于费城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但也可见于CML。在诊断时确定转录本类型十分重要,因为标准分子检测方法对各种少见融合的检出或定量能力并不相同。转录本结构也说明,不能仅凭存在BCR::ABL1就确定疾病的临床类别,还必须结合外周血、骨髓及病史进行判断。
在慢性期,白血病祖细胞仍保留较强的成熟能力。因此,血液中可见大量相对成熟的粒细胞及较早阶段的髓系细胞,而非以未成熟的原始细胞为主。其他细胞谱系中也可检出BCR::ABL1,这与该病起源于多能干细胞相一致。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基因和染色体改变可能逐渐累积,导致细胞分化能力丧失和疾病进展。
激酶抑制治疗的一个关键生物学局限是白血病干细胞持续存在。即使BCR::ABL1信号已得到有效抑制,部分原始细胞仍可依靠静息状态、替代性存活通路以及与骨髓微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存活。因此,血液中的转录本水平极低或无法检出,并不能证明所有白血病细胞均已被清除。针对干细胞持续存在、细胞代谢和免疫调控的研究,旨在解释停药后复发以及无需持续用药仍能维持长期缓解这两种现象。
临床表现与疾病分期
许多患者是在偶然进行的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增多后确诊的。另一些患者则逐渐出现疲劳、运动耐量下降、体重减轻、盗汗或腹部饱胀感。脾脏会因血细胞积聚及参与骨髓外造血而肿大,进而引起早饱或左侧肋缘下不适。即使白细胞计数显著升高,症状也可能很轻。
典型血象可见处于不同成熟阶段的粒细胞,常以中幼粒细胞增多较为突出,并伴嗜碱性粒细胞增多,有时也有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血小板计数可正常或升高,轻度贫血也很常见。部分患者主要表现为血小板增多,而非显著的白细胞增多。乳酸脱氢酶和尿酸升高反映细胞生成与周转增加,但这两项指标均不具有慢性髓性白血病的特异性。
极度白细胞增多偶尔会伴发白细胞淤滞,即循环中的细胞与小血管相互作用,导致血流受阻。患者可出现神经系统症状、视觉障碍、呼吸功能受损或阴茎异常勃起,不过在白细胞计数相近的情况下,慢性期慢性髓性白血病发生白细胞淤滞的频率低于急性白血病。也可发生出血或血栓形成。对于没有其他并发情况的慢性期患者,感染通常不是主要的首发表现,因为许多循环血细胞仍保留成熟细胞的功能。
传统上,慢性髓性白血病分为慢性期、加速期和急变期。目前各分类体系的划分有所不同。世界卫生组织分类第5版主要将慢性髓性白血病视为具有慢性期和急变期两个阶段的疾病,不再将加速期作为独立类别。2022年《国际共识分类》则保留了加速期,其判定特征包括血液或骨髓中原始细胞占比为10%–19%、嗜碱性粒细胞显著增多,以及出现规定的额外克隆性染色体异常等。因此,解读疾病分期时,必须结合所采用的分类体系。
急变期通常定义为血液或骨髓中原始细胞占比至少达到20%,或出现髓外原始细胞增殖。原始细胞可为髓系或淋巴系,后者以B淋巴细胞系最为常见。原始细胞增多、与治疗无关的血细胞减少加重、脾脏进一步肿大或出现新的染色体异常,都可能提示疾病进展。既往在缺乏有效的疾病修饰治疗时,慢性期慢性髓性白血病通常会在数年内进展至晚期;如今的激酶抑制治疗可显著降低这一风险,尤其是在获得持久分子学应答后。
确诊与基线风险评估
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的诊断要求在相符的临床表现和血液学背景下证实存在BCR::ABL1,仅凭白细胞计数升高不足以确诊。初步评估通常包括血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外周血涂片检查、骨髓评估、染色体分析和分子检测。这些方法分别用于回答不同的问题:是否存在定义该病的融合基因、骨髓的组织结构如何、疾病处于哪个阶段,以及是否已存在其他异常。
骨髓穿刺抽吸可用于评估原始细胞比例,并进行常规细胞遗传学检查。骨髓活组织检查可提供骨髓细胞增生程度、巨核细胞及纤维化方面的信息,尤其适用于抽吸标本不足或表现不典型的情况。典型慢性期骨髓的细胞增生明显活跃,粒细胞生成增多,并常见体积较小、核分叶减少的巨核细胞。常规染色体分析可识别费城染色体及其他克隆性异常,例如额外的费城染色体、8号染色体三体或17q等臂染色体。
荧光原位杂交可检测BCR与ABL1序列的并置,并能识别部分隐匿性重排。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可检测融合转录本并确定其类型,随后开展的定量检测则为后续分子学监测提供基础。如果细胞遗传学或临床发现仍高度提示存在融合基因,常规检测阴性并不能排除罕见融合;对于非典型转录本,可能需要采用专门的检测方法。
鉴别诊断包括反应性白细胞增多症、其他骨髓增殖性肿瘤、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以及伴中性粒细胞增多的骨髓增生异常/骨髓增殖性肿瘤。感染相关的类白血病反应可出现核左移,但不存在定义CML的BCR::ABL1融合。以原始细胞增殖为表现的CML还必须与BCR::ABL1阳性急性白血病相鉴别。融合基因在各细胞谱系中的分布、既往血细胞计数、嗜碱性粒细胞增多、脾大、骨髓形态及其他遗传学发现,有助于厘清疑难病例。
基线预后模型用于估计不良结局的发生概率,但不能替代疗效评估。传统的Sokal评分采用年龄、脾脏大小、血小板计数及外周血原始细胞比例。EUTOS长期生存评分(ELTS评分)是在激酶抑制剂时代建立的模型,采用上述同类临床变量,但赋予不同权重,以估计CML相关死亡风险。附加染色体异常及疾病的高危特征可为风险判断提供进一步参考。基线评估还需记录心血管、肺、肝和肾方面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些因素可独立于白血病风险,影响不同治疗方案的安全性。
靶向药物治疗
慢性期治疗的基础是使用针对BCR::ABL1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大多数已广泛应用的药物与激酶结构域中靠近三磷酸腺苷结合位点的部位结合,阻止下游蛋白磷酸化,从而抑制白血病克隆的竞争优势,使正常造血得以恢复。血细胞计数通常会先行改善,随后才逐渐显现出充分的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疗效。
伊马替尼是第一代药物,临床随访时间最长。第二代抑制剂包括达沙替尼、尼洛替尼和博舒替尼。对于新诊断的慢性期患者,与伊马替尼相比,这些药物通常能更快地诱导更深的分子学反应;不过,由于仍有有效的后续治疗可供选择,它们在总生存期方面的差异并不十分明确。因此,药物选择不仅取决于获得治疗反应的可能性,还要考虑毒性特征、已有疾病、药物相互作用、药物可及性,以及达到深度反应可能带来的重要获益。
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各有不同,不能等同看待。伊马替尼常引起液体潴留、肌肉痉挛、胃肠道症状和血细胞减少。达沙替尼与胸腔积液有关,也可引起较少见的肺动脉高血压。尼洛替尼可导致代谢异常、QT间期延长和动脉血管事件。博舒替尼常引起腹泻,也可导致肝酶异常。这些不良反应特点为临床选药和随访提供依据,但并不意味着存在一种适合所有患者的最佳药物。
普纳替尼可抑制携带T315I突变的BCR::ABL1,该突变会使白血病细胞对多种较早使用的抑制剂产生耐药性。普纳替尼可引起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动脉闭塞事件、高血压及其他毒性反应,因此其应用受到限制;研究者已探索根据治疗反应调整剂量的策略,以平衡疗效与风险。阿西米尼的作用方式不同,它结合的是ABL的肉豆蔻酰基口袋,而非ATP位点。这种变构机制提供了另一种治疗选择,其获批适应证因国家或地区而异,并随着证据积累而变化。阿西米尼也有其独特的耐药机制,并可引起血细胞减少、胰腺毒性和血管不良事件。
在等待诊断确证或安排正式治疗期间,可暂时使用羟基脲降低过高的血细胞计数,但它不能替代针对BCR::ABL1的治疗。干扰素α在特定情况下仍有作用,包括某些妊娠情形。对于使用激酶抑制剂后反应良好的慢性期患者,传统的强化化学治疗通常不属于常规治疗。治疗目标是在毒性可接受的前提下持续抑制白血病克隆,并通过标准化分子检测证实这一效果,而不能仅以血细胞计数恢复正常作为依据。
疗效评估与分子学里程碑的解读
疗效评估涉及多个生物学层面。完全血液学缓解是指血细胞计数及白细胞分类恢复正常,外周血中不再出现未成熟髓系细胞,具有临床意义的脾大消失。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是指在符合检测要求的常规骨髓染色体检查中,未检出费城染色体阳性的中期分裂象。分子学疗效评估通过测定血液中的BCR::ABL1信使RNA,可检出远低于显微镜检查或染色体分析检测限的残留病变。
对于常见转录本,检测结果按国际标准化标度报告。测得的BCR::ABL1与内参基因的比值需按照国际标准化基线进行校准,其中100%代表历史上确立的标准化基线,而非白血病细胞占血细胞的百分比。主要分子学缓解(MMR)是指该标度下的BCR::ABL1水平降至或以下。更深层次的缓解包括MR4,即降至或以下,以及MR4.5,即降至约或以下,分别相当于较标准化基线下降4个和4.5个对数级。
广泛采用的疗效评估体系会在治疗开始后约3、6和12个月评估BCR::ABL1水平。通常认为理想的目标是:3个月时不超过10%,6个月时不超过1%,12个月时不超过0.1%。这些阈值源于早期分子学水平下降与后续结局之间的关联。应用这些阈值时需结合具体情况:结果接近界值、治疗曾经中断、转录本水平呈下降趋势,以及水平持续上升,各自的临床意义并不相同。
治疗早期通常每三个月左右进行一次分子学检测,待疗效稳定后,再根据个体情况调整检测间隔。若检测水平意外升高,需结合既往结果、实验室检测变异、剂量调整、漏服药物及药物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评估。与孤立的小幅波动相比,已获得的缓解丧失更具判断价值。血细胞计数检查仍不可缺少,因为分子学检测无法发现血细胞减少、器官毒性或所有形式的疾病演变。
BCR::ABL1“未检出”并不等同于白血病已不存在。其意义取决于RNA质量、检测灵敏度,以及成功测定的内参基因转录本数量。如果样本中可供评估的细胞很少,不能仅因未检出融合转录本就认定已达到深度缓解。因此,检测标准化、实验室质量保证,以及针对非典型转录本采用适当的检测方法,都至关重要。分子学反应是一项强有力的生物标志物,但其解读既取决于检测方法的分析性能,也取决于患者的长期临床病程。
耐药、疾病进展与移植
治疗反应不佳可由多种机制导致。表面上的耐药可能实际上是治疗中断、不耐受、吸收不良或与其他药物相互作用造成的药物暴露不足。有些抑制剂的吸收依赖胃内酸度,许多抑制剂则受肝脏药物代谢酶的影响。区分药物暴露不足与生物学耐药十分重要,因为更换药物并不能自动解决潜在的药物暴露问题。
生物学耐药通常涉及ABL1激酶结构域的突变,导致药物结合能力下降。T315I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但其他氨基酸替换对现有各类抑制剂的敏感性各不相同。在治疗失败、疗效丧失或疾病进展等适当情况下,可采用测序来帮助明确耐药特征。与传统的桑格测序相比,灵敏度更高的测序方法能够检出占比更低的突变亚克隆。同一BCR::ABL1分子内发生的复合突变可造成更复杂的耐药模式。
即使未检出激酶结构域突变,也可能发生耐药。BCR::ABL1表达增加、替代性信号通路、药物转运改变以及新增遗传学异常,都可能参与其中。费城染色体阳性克隆中出现额外的染色体异常,可能提示克隆演化。疾病进展与分化和生长调控受到更广泛的破坏有关,包括影响抑癌基因、转录因子和染色质调控的改变。一旦进入急变期,单纯抑制BCR::ABL1通常不足以实现持久的疾病控制。
急变期的治疗部分取决于细胞谱系。对于髓系急变期,可根据临床情况,将强效激酶抑制剂与急性髓性白血病样治疗方案或较低强度的替代方案联合使用。对于淋系急变期,可采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样治疗策略,部分方案还纳入了抗体类治疗。治疗目标通常是使疾病恢复至第二次慢性期,并在条件允许时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在疾病发展为难以控制的进展期之前进行移植,结局通常更好。
在激酶抑制剂问世之前,异基因移植是主要的潜在治愈手段;对于部分耐药或进展期病例,至今仍十分重要。供者免疫细胞可通过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清除残留的白血病细胞。衡量这一获益时,也必须考虑预处理毒性、感染、器官损伤及移植物抗宿主病等风险。移植结局取决于疾病分期、移植前治疗反应、年龄、合并症、供者特征及其他因素。异基因移植在慢性期常规治疗中的应用范围已缩小,但在接连采用的靶向治疗均失败时,仍具有重要作用。
无治疗缓解
无治疗缓解是指停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后,疾病仍持续得到控制的状态。它不同于在没有既定缓解管理策略的情况下因毒性而停药,也不意味着所有白血病细胞都已被清除。这一概念源于以下观察:一些长期维持深度分子学反应的患者在停药后病情仍保持稳定,这挑战了此前认为所有患者都需要终身不间断治疗的观点。
包括STIM和EURO-SKI在内的前瞻性研究证实,在经过筛选的慢性期患者中,按照规范方案停药是可行的。尽管各研究的入选标准有所不同,但在各自报告的随访期内,约有40%至60%的参与者始终无需恢复治疗。通常的筛选条件包括已接受数年激酶抑制剂治疗、持续维持深度分子学反应、能够接受灵敏度足够的标准化检测,以及能够进行频繁随访。不同专业指南和研究方案的具体标准各不相同。
大多数分子学复发发生在停药后的前六个月内,但也有较晚复发的情况。丧失主要分子学反应(MMR)被广泛用作重新启动治疗的阈值。在严密监测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恢复治疗的患者都重新获得了分子学反应。这一良好结果依赖于及时检测和恢复治疗,不能据此推断未经监测的停药也同样安全。在规范监督下尝试无治疗缓解时,疾病进展极为罕见,但并非绝无可能。
治疗持续时间越长、深度分子学反应维持时间越长,成功停药的可能性就越大。目前没有任何单一的常规检测能够可靠地预先判断哪些患者可以持续保持无治疗状态。研究已涉及免疫细胞群、残留白血病干细胞、转录本类型以及更灵敏的分子检测方法。在部分患者中,持续的免疫监视可能有助于抑制少量残留克隆,但免疫控制与干细胞生物学特征各自发挥多大作用,仍未完全明确。
停药后可能出现停药综合征,最常见的表现为新出现或加重的肌肉骨骼疼痛。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停药后的最初几个月,与分子学复发不同。无治疗缓解可能减轻用药负担、慢性不良反应和经济负担,但停药早期仍需频繁进行血液检测,此后也须持续长期监测。由于多种激酶抑制剂对胎儿存在风险,无治疗缓解对生育规划也有影响。因此,这一科学问题不仅仅在于能否停药,更在于残留白血病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不依赖持续的激酶抑制而保持受控。
长期结局、特殊人群与医疗服务可及性
对于在慢性期确诊、接受有效治疗并维持治疗反应的患者,其预后与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既往的自然病程已截然不同。在激酶抑制剂广泛可及的地区,基于人群的研究记录到患者的预期寿命显著延长,部分接受治疗的患者群体,其生存水平已接近普通人群。然而,并非所有患者的结局都相同。确诊时已处于进展期、疾病耐药、存在严重合并症,以及治疗或分子学监测机会有限,仍与较差的结局相关。
随着生存期延长,累积毒性和生活质量成为核心结局指标。即使白血病得到极佳控制,持续性疲劳、胃肠道症状、肌肉痉挛、液体潴留和皮肤不良反应仍可能存在。血管、肺部、代谢、肾脏和肝脏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因药物及患者特征而异。已有研究在治疗反应稳定的患者中探索减量用药,体现出最大耐受剂量与足以持续抑制疾病的剂量之间的区别。解读此类研究时,必须考虑是否持续开展分子学监测,以及所研究的人群。
CML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并不常见。儿童CML同样由这一具有疾病定义意义的融合基因驱动,但就诊时可能表现为白细胞计数极高和显著的脾大。生长发育期间长期使用激酶抑制剂,会带来身高增长、骨代谢、内分泌发育以及青春期治疗依从性等方面的问题。成人预后模型和无治疗缓解的相关证据不能直接套用于儿童人群;对于这些患者,针对该病的专业诊疗经验和长期随访数据尤为重要。
怀孕会对治疗带来特殊限制,因为多种激酶抑制剂可能损害胚胎或胎儿发育。风险因药物种类及暴露时机而异;例如,达沙替尼可通过胎盘,且已有其与严重胎儿并发症相关的报告。已发表的管理方案可能包括根据疾病状态和妊娠阶段中断治疗、密切监测血液学和分子学指标、使用干扰素α,或选择适当的细胞减灭措施。母体用药暴露与父方用药暴露是不同的临床问题,所依据的证据也不同。激酶抑制剂治疗期间的母乳喂养同样受到限制,因为药物可能进入乳汁。
现代治疗的有效性有赖于运转良好的卫生系统来提供服务。仿制伊马替尼已降低许多国家的药物费用,但新一代药物、可靠的分子检测、突变分析和移植的可及性仍不均衡。自付费用和药物供应中断可能削弱原本有效的治疗。由于目前CML往往需要持续管理数十年,除传统的生存和治疗反应终点外,结局评价也越来越多地纳入持续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患者报告的症状、工作和家庭生活参与情况,以及反复检测带来的实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