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是一种癌症,其特征是已向淋巴细胞谱系分化的未成熟细胞异常增殖,主要发生于骨髓和血液中。这些恶性细胞称为淋巴母细胞,会干扰正常血细胞的生成,并可能浸润器官和组织。ALL是儿童最常见的癌症,但也发生于青少年和成人,包括老年人;不同年龄人群中,其生物学特征和治疗结局存在显著差异。
ALL并非分子层面上的单一疾病。其主要类型起源于B淋巴细胞或T细胞的前体细胞,每种类型又包含遗传特征各异的亚群。诊断需结合血液和骨髓检查、免疫表型分析及遗传学检测。治疗通常包括分为多个阶段的全身治疗、针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治疗,以及反复检测白血病残留水平。分子靶向药物、抗体类疗法、细胞免疫疗法和干细胞移植,正日益改变特定亚群的治疗方式。
在二十世纪,ALL成为通过联合化学治疗实现治愈的重要范例。在医疗资源充足的治疗体系中,现代治疗可使大多数患儿治愈,但许多成人患者及某些遗传亚型患者的治疗结局仍不够理想。目前仍面临的重要挑战包括治疗耐药、复发、治疗毒性,以及获得诊断和持续支持治疗的机会不均等。
细胞起源与分子分型
正常淋巴细胞在发育过程中经历多个阶段,未成熟的造血细胞逐步获得免疫应答所需的受体和功能。当遗传改变扰乱这一分化过程,同时使细胞异常存活和增殖时,便会发生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由此产生的淋巴母细胞通常保留其所处发育阶段的分子特征和细胞表面特征,却不具备成熟免疫细胞的功能。这些细胞的积聚会抑制正常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的生成。
ALL主要分为B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和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两大类。B系疾病约占儿童ALL的80%–85%,也占成人病例的大多数。T系疾病在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中所占比例较高,尤其多见于男性。B淋巴母细胞白血病与B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如同对应的T系疾病一样,是生物学上密切相关的疾病的不同临床表现形式。白血病指病变主要累及骨髓和血液;淋巴瘤则指病变主要表现为组织受累。两者的界限是为临床应用而划定的,并非根本性的生物学区别。
B系ALL的遗传学分型尤为完善。目前认可的类型包括伴ETV6::RUNX1、BCR::ABL1、KMT2A重排、TCF3::PBX1、高超二倍体和亚二倍体等异常的疾病。高超二倍体通常指染色体数目为51–65条。ETV6::RUNX1阳性ALL和高超二倍体ALL是儿童中常见的亚型,采用现代治疗方案后,往往预后良好。KMT2A重排型疾病在婴儿中尤其值得关注,而低亚二倍体型疾病则具有独特的生物学和临床风险。较新的分型还纳入了由涉及DUX4、MEF2D、ZNF384和NUTM1等基因的改变所定义的类型。
BCR::ABL1融合由费城染色体产生,后者通常由易位 形成。该融合基因的蛋白产物具有持续激活的酪氨酸激酶活性,可驱动细胞生长和存活信号。尽管这一融合也是慢性髓系白血病的特征,但其出现在ALL中时,所对应的治疗情境与慢性髓系白血病不同。费城染色体样ALL,也称BCR::ABL1样ALL,具有与之相似的基因表达谱,但并不存在BCR::ABL1融合本身。这一异质性类别包含多种可激活激酶的遗传异常,其中一些可作为潜在的治疗靶点。
T系ALL常涉及NOTCH1信号通路、细胞周期调控及控制T细胞发育的转录程序的改变。早期T细胞前体ALL具有未成熟的免疫表型,并带有一些干细胞或髓系相关特征。其临床表现取决于所采用的治疗方案及治疗反应,不能用单一、普遍适用的预后判断来概括。在B系和T系疾病中,分子分型正日益成为形态学分类的重要补充,而不再只是增加描述性细节。
流行病学与病因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发病率具有特征性的年龄分布:幼儿期出现明显高峰,成年期的大部分时间发病率较低,老年期则再次升高。在美国,总体年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中1.5至2例,但估计值因人群和统计时期而异。儿童发病率在约2至5岁时达到高峰。ALL约占儿童白血病的四分之三,占儿童确诊癌症的四分之一左右。
发病率因性别、祖源、地理区域和年龄而异。男性发病率略高于女性,T系ALL中男性占比偏高的现象更为明显。美国登记数据显示,西班牙裔儿童的ALL发病率高于其他几个主要人群。这些分布特征反映了遗传、环境和人口学因素的相互作用;仅凭人群分类,不能确定单一的生物学解释。登记不全和漏诊也会影响国际间的比较。
大多数患者没有可明确识别的病因。脱氧核糖核酸的后天改变在白血病发生中起着核心作用,但导致这些改变的具体情形通常不明。大剂量电离辐射是已确立的白血病危险因素。ALL也可发生于既往接受过癌症治疗的人群,不过,治疗相关性ALL远少于治疗相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或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对于许多被提出与家庭环境暴露或环境因子有关的关联,目前仍难以排除偏倚、偶然性和混杂因素的影响。
遗传易感性仅涉及少数病例。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发生ALL的风险显著升高。影响ETV6、PAX5、IKZF1和TP53等基因的罕见致病变异,可增加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易感性。常见的遗传变异,包括ARID5B和IKZF1附近的变异,也会影响人群层面的易感性,但并不决定某个个体是否会发生白血病。因此,在白血病细胞中发现体细胞改变,并不能直接作为存在遗传性疾病的证据。
对同卵双胞胎和留存的新生儿血样的研究表明,部分儿童B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病例的起始遗传异常在出生前就已出现。携带起始异常的细胞克隆可能持续存在多年,且始终不发生进展。通常还需要其他后天改变,才会发展为临床显性的白血病。针对某些儿童B-ALL亚型,有研究提出一种模型:生命早期微生物接触有限,可能导致此后对常见感染产生异常免疫反应;但这些模型并未确立某种特定感染是其病因。ALL不具有传染性,目前也尚未针对一般风险儿童确立人群筛查方案或预防性干预措施。
临床表现与病变分布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主要临床表现源于骨髓造血功能衰竭、组织浸润,以及细胞快速更新带来的代谢影响。症状通常在数周内逐渐出现,但具体时间因人而异。这些表现并非白血病所特有:常见感染和非恶性血液病也可引起类似表现。有些患者在确诊时已呈急性重病状态,另一些患者尽管骨髓受累广泛,症状却相对不明显。
红细胞生成减少会导致贫血,引起面色苍白、疲劳、运动耐量下降或气短。血小板生成不足可导致容易出现瘀斑、瘀点、鼻出血或其他黏膜出血。正常白细胞数量减少或功能受损会增加感染风险。发热可能由感染、白血病相关炎症或两者共同引起。白细胞总数升高并不意味着免疫防御有效,因为循环血液中的许多细胞可能是恶性原始细胞。
白血病细胞在骨髓内增殖可引起骨痛或关节痛,有时会使儿童出现跛行或不愿行走。淋巴结、肝或脾肿大较为常见。T系ALL可因胸腺受累而在纵隔形成肿块。这类肿块可压迫气道或大静脉,导致呼吸道症状或上腔静脉梗阻。这种解剖部位上的病变分布也会影响镇静及诊断操作的安全性。
即使没有神经系统症状,中枢神经系统也是重要的受累部位。白血病细胞可进入脑膜和脑脊液。当受累引起症状时,可出现头痛、呕吐、脑神经异常或其他神经系统表现,但多数患者在初诊时没有明显的神经系统病变。睾丸也是公认的受累和复发部位,但初次确诊时出现明显睾丸病变的情况相对少见。
白细胞计数显著升高偶尔可引起白细胞淤滞,即异常细胞妨碍微血管内的血液流动。在白细胞计数相近的情况下,这种并发症在ALL中的发生率低于急性髓系白血病,但仍可导致严重的呼吸或神经系统功能障碍。白血病细胞快速崩解还可引发肿瘤溶解综合征,有时在开始治疗前就会发生。细胞内的钾、磷酸盐及核酸分解产物释放入血,可导致电解质紊乱、急性肾损伤、心律失常和癫痫发作。因此,临床病情的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表面可见的白血病负荷,还取决于病变分布及其对生理功能的影响。
诊断检查与鉴别诊断
检查通常从血常规和外周血涂片检查开始。典型表现包括贫血、血小板减少和外周血中出现原始细胞,但白细胞计数可升高、正常或降低。外周血中未见原始细胞并不能排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要明确疾病特征,通常需要进行骨髓穿刺,往往同时开展骨髓活组织检查,并结合细胞谱系鉴定和遗传学检查。
显微镜检查可以识别原始细胞的形态,但无法可靠地确定所有具有临床意义的亚型。历史上,法美英(FAB)分型系统根据形态将淋巴母细胞分为L1、L2和L3三类。这一系统现已基本被整合免疫表型和遗传特征的分类体系取代。既往与L3形态相关的成熟B细胞疾病,如今通常归入伯基特淋巴瘤/白血病,而非前体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目前,在急性白血病的临床诊断中,通常以骨髓原始细胞比例约20%作为诊断阈值,而某些区分白血病与淋巴瘤的惯例则采用25%;具体分类需结合完整的病理学背景判断。
流式细胞术可确定异常细胞的蛋白质表达谱。B系原始细胞通常表达CD19、胞质CD79a和CD22,CD10及其他标志物的表达则不尽相同。胞质或细胞表面CD3是识别T系分化的关键标志。未成熟淋巴母细胞常表达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由于可能出现髓系相关抗原或其他抗原的异常表达,结果判读应依据多个标志物的组合及其表达模式,而非单一标志物。
染色体分析、荧光原位杂交、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和测序可用于确定遗传学亚组,并发现可指导治疗的异常。快速检出BCR::ABL1尤为重要,因为这一结果会改变治疗方案。遗传学结果还可确定治疗期间用于监测的标志物。某些发现需要谨慎解读,例如表面上呈现的超二倍体:低二倍体克隆发生染色体组加倍后,可能表现出类似预后较好核型的染色体模式,除非通过进一步检测明确其来源。
病变累及范围的评估包括在临床情况允许且有指征时,通过腰椎穿刺获取脑脊液进行检查。血液生化检查用于评估肾功能、肝功能、尿酸、电解质和细胞更新相关指标。影像学检查应根据临床表现选择,而非套用实体瘤的通用分期体系。鉴别诊断包括急性髓系白血病、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反应性淋巴细胞增生、骨髓衰竭性疾病,以及其他累及骨髓的恶性肿瘤。要区分费城染色体阳性ALL与以淋巴细胞急变期表现的慢性髓性白血病,可能需要结合病史、骨髓检查结果和详细的分子学评估。
风险评估与可测量残留病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治疗安排以治疗失败风险及患者对治疗的耐受能力为依据。与许多实体瘤不同,ALL 并不主要根据局部侵犯程度和远处肿瘤转移情况进行分期,而是自确诊起就作为全身性疾病进行治疗。其风险分层综合考虑年龄、初诊时的白细胞计数、细胞谱系、遗传学特征、髓外受累情况,以及治疗反应的速度和深度。
一种广泛采用的儿童 B-ALL 初始分层标准,将年龄为 1 岁至不足 10 岁、初诊时白细胞计数低于 的患儿归为标危组。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患儿最初归为较高危组,但后续获得的生物学特征和治疗反应信息可能显著改变治疗分组。婴儿患者,尤其是伴有 KMT2A 重排者,构成一个独特的临床群体。成人则需要采用不同的评估框架,因为与年龄相关的生物学特征、合并疾病及治疗耐受性会同时影响复发风险和治疗相关死亡风险。
可测量残留病(MRD)过去通常称为微小残留病,是指常规显微镜检查无法检出、但通过更灵敏的方法仍可检测到的残留白血病。骨髓样本在形态学上可能看似正常,却仍含有相当数量的白血病细胞。因此,MRD 可用于区分常规意义上的缓解与更深层次的治疗反应。在儿童和成人 ALL 中,MRD 检测结果都是预测复发最有力的指标之一,其实际临床意义往往超过确诊时的单项特征。
MRD 可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免疫球蛋白或 T 细胞受体重排的分子追踪、融合转录本检测,以及下一代测序进行检测。在适当条件下,常用且经过验证的流式细胞术和分子检测方法,其灵敏度可达在 10,000 个正常细胞中检出约 1 个白血病细胞,即 。当有足量且合适的检测材料时,一些基于测序的方法可检出更低水平的残留病,灵敏度接近 。这些数值描述的是检测方法的能力,并不代表可相互替代的临床判定阈值。样本质量、骨髓细胞丰度、检测靶标的稳定性,以及实验室验证情况,都会影响结果解读。
治疗方案通常会在诱导治疗结束时及后续治疗的关键节点评估 MRD。根据疾病亚型和所采用的方案,MRD 持续存在或水平升高可能促使医生强化治疗、采用免疫治疗,或考虑移植。MRD 阴性意味着在该检测方法经验证的检出限以上未检出白血病,并不能证明所有白血病细胞均已被清除。结果解读还需结合具体疾病特征。例如,BCR::ABL1 转录本的检测结果可能需要与淋巴细胞克隆检测结果结合考虑,因为这种融合有时也会存在于淋巴母细胞群以外的细胞中。
多阶段化疗与中枢神经系统治疗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常规治疗按预定顺序使用作用机制和毒性特征不同的药物。主要阶段包括诱导缓解、巩固或强化治疗,以及维持治疗,不过各治疗方案采用的术语和时间安排有所不同。以化疗为基础的方案通常持续约两至三年,具体疗程因年龄、风险分组和治疗策略而有较大差异。新近开发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方案并不总是遵循这一传统疗程或结构。
诱导治疗旨在恢复正常骨髓功能,并使患者达到完全缓解。常用药物包括地塞米松或泼尼松等皮质类固醇、长春新碱和门冬酰胺酶,许多方案还会加入蒽环类药物。皮质类固醇可诱导淋巴母细胞死亡;长春新碱可破坏微管;蒽环类药物则可损伤DNA,并干扰拓扑异构酶Ⅱ的功能。门冬酰胺酶通过耗竭循环血液中的天冬酰胺发挥作用,利用了许多淋巴母细胞无法充分合成这种氨基酸的弱点。儿童、成人和老年患者治疗方案中的药物选择及治疗强度存在显著差异。
巩固和强化治疗针对的是诱导治疗后仍残存的白血病细胞。方案可能包括甲氨蝶呤、巯嘌呤、环磷酰胺、阿糖胞苷,以及额外疗程的诱导治疗用药。一些儿童治疗方案包含延迟强化阶段,即在治疗后期安排一个疗程,旨在重现早期治疗的部分特点。维持治疗通常以反复使用巯嘌呤和甲氨蝶呤为基础,有时还会间歇加用其他药物。维持治疗持续时间长是ALL治疗的一大特点;研究证据表明,仅在早期达到形态学缓解并不能可靠地防止复发。
中枢神经系统需要专门治疗,因为包括血脑屏障在内的解剖和药理学屏障,可能限制全身给药后药物在该部位的暴露水平。鞘内化疗将药物直接注入脑脊液,通常单用甲氨蝶呤,或将其与阿糖胞苷及一种皮质类固醇联合使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良好活性的全身用药也可发挥作用。颅脑放射治疗曾广泛用于预防,但由于存在神经认知损害、内分泌异常和第二原发癌的风险,许多现代治疗方案已减少或省略这一措施。不过,在某些特定治疗情境下,它仍是治疗的一部分。
年龄对治疗方案的设计有重要影响。借鉴儿童治疗方案制定的方案改善了许多青少年和年轻成人患者的治疗结局,但其耐受性因年龄和合并疾病而异。老年患者接受高强度化疗的风险较高,因此更倾向于采用低强度联合方案,并更多地纳入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药物基因组学也为治疗提供指导:TPMT和NUDT15的遗传变异会影响硫嘌呤类药物的代谢,以及发生重度骨髓抑制的风险。因此,依据治疗方案进行剂量调整和毒性评估是治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非对统一用药安排的偏离。
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与移植
对分子驱动因素和谱系特异性抗原的识别,使治疗手段不再局限于非特异性细胞毒性药物。在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中,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抑制 BCR::ABL1 信号传导。用于此类患者的药物包括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和普纳替尼。这些药物的引入改变了这一既往风险极高的亚型的治疗格局。药物选择和治疗顺序取决于治疗方案、患者特征、耐药突变以及毒性特征。一些当前采用的策略将激酶抑制剂与免疫治疗相结合,大幅减少了常规化疗的使用。
抗体类疗法以 B 系原始细胞表面的蛋白质为靶点。利妥昔单抗是一种靶向 CD20 的单克隆抗体,已被纳入部分用于 CD20 阳性 B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治疗方案。贝林妥欧单抗是一种双特异性抗体构建体,可将 CD19 阳性白血病细胞与 CD3 阳性 T 细胞连接起来,从而使 T 细胞发挥杀伤作用。它在复发或难治性 B-ALL 以及微小残留病(MRD)阳性患者的治疗中已有明确地位,随机试验的证据也支持将其纳入部分一线治疗方案。其重要毒性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和神经系统不良反应。
奥加伊妥珠单抗是一种靶向 CD22 的抗体药物偶联物。与靶点结合并被细胞内化后,其偶联的细胞毒性成分会损伤 DNA。它可使复发或难治性 B-ALL 患者获得缓解,也用于某些低强度治疗方案。一项主要并发症是肝窦阻塞综合征,尤其与后续移植有关。因此,不同治疗的先后顺序和累积暴露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不能仅考虑每种药物能否带来初始疗效。
CAR-T细胞疗法使用经工程改造、能够表达嵌合抗原受体的 T 细胞;在 B-ALL 中,该受体通常靶向 CD19。这种疗法可使既往接受过多线治疗的患者获得深度缓解。获批产品及适用年龄范围因国家或地区而异。主要风险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持续性血细胞减少以及正常 B 细胞耗竭。靶抗原丢失或改变、工程化细胞在体内持续存在的时间不足,或耐药白血病细胞存活,均可导致复发。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将预处理与供者造血细胞替代相结合。其抗白血病作用包括移植物抗白血病效应,但也存在感染、器官损伤和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该疗法用于经过选择的患者,尤其是 MRD 持续阳性、具有某些高危特征或复发的患者,而非作为所有初诊患者的常规治疗。移植与新型免疫疗法之间的关系仍在不断演变。T 系 ALL 已确立的抗原靶向治疗选择较少;奈拉滨是一种嘌呤核苷类似物,在 T 系 ALL 治疗中具有特定作用,而多种细胞治疗和靶向治疗策略仍处于研究阶段。
治疗并发症、支持治疗与长期生存管理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治疗强度大、疗程长,因此支持治疗是决定治疗结局的重要因素。骨髓抑制可导致持续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贫血和血小板减少症。细菌、真菌和病毒感染是治疗相关疾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治疗方案中的相关管理措施包括感染监测、在特定情况下预防性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疑似感染及时进行治疗。预防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是许多ALL治疗方案的常规组成部分。
肿瘤溶解综合征是一种重要的早期代谢并发症,尤其容易发生于白血病负荷较高或对治疗高度敏感的患者。临床方案采用风险评估、液体管理、实验室监测,以及别嘌醇或拉布立酶等降尿酸药物来防治这一并发症。输血支持用于弥补红细胞和血小板生成不足。中心静脉通路便于反复给药和采血,但也会带来血流感染和血栓形成的风险。营养状况受损以及口腔或胃肠道黏膜损伤,也可能进一步妨碍治疗的实施。
不同药物各有其典型的不良反应。天冬酰胺酶可引起超敏反应、胰腺炎、肝功能障碍及血栓性并发症。糖皮质激素可导致高血糖、肌无力、情绪变化、感染易感性增加及骨坏死,其中骨坏死在青少年患者中尤其值得关注。长春新碱可引起周围神经病变和便秘。甲氨蝶呤可引起黏膜炎、肝功能异常和神经毒性,大剂量使用时还可能造成肾损伤。蒽环类药物可损伤心脏,其风险受累积用药量及其他因素影响。
长期生存管理不仅仅着眼于避免复发。远期影响可包括心肌病、骨密度降低、内分泌功能障碍、生育能力受损、后续发生的恶性肿瘤,以及神经认知障碍。相关风险取决于患者实际接受的治疗、接受治疗时的年龄、遗传易感性,以及治疗期间发生的并发症。颅脑照射和移植所带来的长期风险与单纯化疗方案有所不同。即使总体智力仍处于正常范围,神经认知方面的影响也可能涉及注意力、信息处理速度和执行功能。
漫长的治疗过程还会影响学业、就业、家庭生活和心理健康。维持治疗期间的治疗依从性与治疗结局有关,但未能按计划治疗可能与药物获取困难、用药安排复杂、不良反应、经济压力和沟通障碍有关,而不能简单归结为单一的行为因素。因此,长期生存管理项目会根据患者既往接受治疗的具体情况,安排涵盖身体、认知、生殖及社会心理各方面的随访。缓和医疗可与针对白血病的治疗同时开展,以缓解症状并满足家庭需求;它并非仅适用于白血病治疗已经停止的情况。
历史发展、治疗结局与当前研究
在有效化疗问世之前,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通常会在数月内致命。1948年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点:西德尼·法伯及其同事报告,接受叶酸拮抗剂氨基蝶呤治疗的儿童获得了暂时缓解。这些治疗反应表明,药物能够抑制白血病,但单药治疗很少能实现持久控制。此后的研究确立了联合化疗、表面缓解后继续治疗,以及针对中枢神经系统等部位进行专门治疗的原则。
20世纪60年代,包括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全面治疗”研究在内的多个项目,将多项治疗原则整合为以治愈为目标的治疗策略。此后,多中心协作组通过大型临床试验,不断优化药物组合、给药方案、风险分层和支持治疗。有效的中枢神经系统预防治疗尤为重要,因为骨髓缓解并不能防止脑膜白血病复发。随着后续进展,对于能够在减少治疗相关损害的同时维持高治愈率的患者,颅脑放射治疗及其他治疗暴露得以减少。
如今,在高收入地区,许多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群体及治疗项目的五年总生存率已超过90%。但这一总体数据掩盖了年龄、亚型、治疗反应和治疗可及性所带来的显著差异。婴儿及具有某些不良遗传学特征的患者,治疗结局较差。成人患者的生存情况已有改善,尤其是接受适当现代治疗方案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但成人的总体生存率仍明显低于儿童。对于老年患者,难治性疾病、合并症和治疗毒性所带来的竞争风险尤其高。
复发仍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复发可累及骨髓、中枢神经系统、睾丸,也可同时累及多个部位。复发后的预后取决于复发时间和部位、细胞谱系、分子特征、既往治疗,以及对挽救治疗的反应。早期骨髓复发的预后通常差于较晚发生的孤立性髓外复发。对生存统计数据也需谨慎解读:总生存率、无事件生存率、无复发生存率和治疗相关死亡率衡量的是不同结局,而经过筛选的试验人群所得的结果,未必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全部患者。
当前研究既致力于提高疗效,也着眼于减少累积性损害。重要方向包括更早引入免疫治疗,确定哪些微小残留病(MRD)阴性患者可以安全地减少化疗,改善T细胞谱系及高危遗传学亚型的治疗,以及预防细胞治疗后的抗原逃逸。测序和单细胞研究正在探究,少量白血病亚克隆如何在治疗后存活并成为复发的源头。除这些生物学问题外,国际治疗项目还研究适应当地条件的治疗方案、诊断能力、可靠的药物供应及感染防治支持,因为能否安全实施既有治疗方案,仍是造成全球治疗结局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