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特异性抗体是经过工程化改造的抗体或抗体衍生分子,能够特异性结合两种不同的分子靶标,或同一靶标上的两个不同位点。传统单克隆抗体的抗原结合位点通常识别相同的分子特征,而双特异性抗体则将两种识别功能整合在同一个分子构建体中。这种设计可以将细胞或蛋白质拉近,阻断相互作用的生物学通路,或产生任一结合组分单独作用时都无法实现的效果。
双特异性抗体已成为一类重要的生物药物。其已确立的应用包括引导免疫细胞攻击恶性细胞、替代缺失凝血因子的部分功能,以及抑制参与视网膜血管疾病的信号。它们的性质不仅取决于所识别的靶标,还取决于分子的空间构型、结合强度、结合位点数量,以及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因此,“双特异性抗体”指的是一大类分子设计,而非某一种特定结构或治疗机制。
定义、特异性与分子结构
抗体识别的分子结构称为抗原,识别通常针对其中称为表位的特定区域。常规免疫球蛋白 G(IgG)包含两条相同的重链和两条相同的轻链,因此其两个抗原结合臂通常具有相同的特异性。这类抗体具有二价性,但仅有单一特异性:价数描述的是结合位点的数量,而特异性描述的是这些位点识别什么。双特异性抗体具有两种识别特异性,但可以含有两个、三个、四个或更多结合位点。
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双特异性分子不一定具有对称的 Y 形抗体结构。有些分子针对每个靶点各有一个结合臂;有些则针对一个靶点具有两个结合位点,针对另一个靶点具有一个结合位点,通常称为 2+1 构型。还有一些由小型抗体片段组装而成,不含 IgG 特有的恒定区。能够识别同一抗原上两个不同表位的分子,通常称为双表位抗体。这类分子也属于广义的双特异性抗体,但其生物学行为可能与识别两种不相关蛋白质的抗体存在显著差异。
大多数治疗性双特异性抗体的识别元件来源于抗体可变结构域。抗原结合片段(Fab)包含一条重链和一条轻链的部分结构。单链可变片段(scFv)则通过肽连接子将这两条链的可变区连接起来。将两个 scFv 组合可形成紧凑的双特异性构建体;将 Fab 与经过工程改造的 Fc 区组合,则可形成更接近 IgG 的分子。单域抗体及其他结合模块也可纳入其中。由此形成的构建体在分子大小、柔性、稳定性以及接近并结合细胞表面靶点的能力等方面各不相同。
具备两种结合能力,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条件下都能同时结合两个靶点。表位之间的空间关系、连接子的长度与柔性,以及细胞膜之间的距离,都可能决定一个分子能否同时结合两个靶点。对于某些设计,先后结合两个靶点便足以发挥活性,无需持续同时结合;对于另一些设计,形成有效的桥接则至关重要。
双特异性抗体也不同于两种抗体的混合物。两个独立的抗体分子可以分别占据两个靶点,却无法产生相同的物理连接或局部浓度效应。反过来,双特异性形式也并非必然优于抗体联合使用:将两种功能整合到一个构建体中,也意味着两者的剂量、体内分布、清除及作用持续时间被相互绑定。
从杂合抗体到工程化药物的发展
双特异性抗体的概念基础源于一些实验:这些实验表明,具有不同特异性的抗体片段可以组合成一个具有功能的分子。1961年,阿尔弗雷德·尼索诺夫和弗雷德里克·里弗斯描述了抗体片段的重组,这是早期构建杂合抗体的一项重要实验证明。此后,研究人员采用化学方法,将分别制备的抗体或抗体片段连接起来。这些方法证实了双重识别的可行性,但所得制剂往往具有异质性,组成和活性不一。
20世纪70年代,杂交瘤技术的发展使单克隆抗体得以稳定、可重复地制备。随后,研究人员将两种产生抗体的细胞系融合,形成“四源杂交瘤”,使其产生的抗体能够同时包含来自两个亲本细胞系的肽链。其中一个主要难题是,重链和轻链可以按多种组合方式组装。分泌出的分子中,只有一部分具有预期的链组合,因此纯化和产品一致性成为重大障碍。
重组蛋白质工程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序列层面设计结合结构域、连接肽和恒定区,从而改变了这一领域。串联单链构建体将两个识别元件置于同一条多肽链上,避免了部分链配对问题。对于IgG样分子,1996年报道的“杵臼”策略在相互作用的重链结构域中引入互补性改变,使其更倾向于形成异二聚体,而非由两条相同重链组成的二聚体。此后,其他技术平台进一步解决了轻链配对问题,并改善了稳定性、表达和纯化。
临床开发表明,同一基本原理可以支持截然不同的医疗用途。卡妥索单抗可识别EpCAM和CD3,并保留由Fc段介导的与辅助细胞相互作用的能力,于2009年在欧洲获批,用于特定情形下的恶性腹水。2017年,应生产商出于商业原因提出的申请,其原有欧洲上市许可被撤销。贝林妥欧单抗是一种靶向CD19×CD3的T细胞衔接器,于2014年首次在美国获批。艾美赛珠单抗可桥接活化凝血因子IX与凝血因子X,于2017年获批,展示了双特异性抗体在肿瘤学以外领域的应用。
此后,双特异性抗体的种类更加多样化。靶向EGFR和MET的埃万妥单抗于2021年首次在美国获批,靶向VEGF-A和血管生成素-2的法瑞西单抗则于2022年首次在美国获批。2022—2024年间,多种用于B细胞恶性肿瘤和多发性骨髓瘤、可结合CD3的抗体也获得了批准。这些里程碑反映了生产制造和临床开发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双特异性抗体平台都可以相互替代:每种产品仍有其特定的靶标、分子形式、证据基础和获批适应证。
结构工程与生产
生产双特异性抗体需要同时控制分子组装和生物学功能。在常规IgG中,相同的重链与相同的轻链配对。而在非对称双特异性IgG中,两种不同的重链,有时还包括两种不同的轻链,必须正确组装。组装过程若不受控制,可能产生重链同源二聚体、配对错误的抗原结合臂,以及其他产品相关变体。这些分子可能效力降低、出现非预期结合,或表现出不同的纯化行为。
多种工程策略可用于解决这些问题。在重链Fc区的相互作用界面引入互补突变,可促进预期的重链异源二聚体形成。共同轻链设计采用一种能与两种重链可变区兼容的轻链,从而减少可能出现的错误组合。CrossMab设计通过交换其中一个Fab臂内的特定结构域,促进抗体链正确配对。受控Fab臂交换则先分别生产亲本抗体,再在规定条件下将其半抗体单元组合起来。这些方法通过不同的结构安排,解决相互关联的生产问题。
基于抗体片段的设计可以降低链组成的复杂性。串联单链可变片段(scFv)将两个识别单元置于同一条多肽链中,无须再将独立的抗体链配对。然而,去除Fc区带来的影响并不限于生产环节:它还可能缩小分子尺寸,并缩短分子在循环中的存留时间。连接肽的组成和结构域的排列顺序可影响折叠、聚集、结合位点的可接近性,以及对蛋白水解的稳定性。因此,结构紧凑的构建体可能更易于编码,却未必更易于制成制剂或给药。
Fc区本身也是一个可供工程改造的要素。与新生儿Fc受体结合有助于IgG的回收利用,并可延长全身暴露时间。与Fcγ受体结合可募集免疫效应细胞,而与补体的相互作用则可能带来额外活性。对于许多靶向CD3的抗体,通常会减弱其Fc效应功能,以减少非预期的交联和免疫激活。另一些产品则保留Fc活性,使其参与实现预期的作用机制。因此,Fc设计既影响药代动力学,也影响生物学活性。
生产通常采用哺乳动物细胞进行重组表达,随后开展纯化及分析表征。相关质量属性包括分子身份、纯度、聚集情况、电荷变体、糖基化、抗体链组装的正确性及稳定性。效力检测必须反映预期的作用机制:仅分别测量对各靶点的结合,并不一定能证明某个分子能够形成有效的细胞桥接,或恢复凝血反应。基于细胞的测定、结合测定及生化分析共同用于确定所生产的产品是否保留了预期的双重功能。
免疫细胞重定向与细胞溶解性免疫突触
双特异性抗体的一项主要用途是通过免疫细胞重定向实现癌症免疫治疗。目前最成熟的设计是以一个组分结合肿瘤相关抗原,另一个组分结合T细胞上的CD3复合物。CD3与T细胞受体相结合,负责传递激活信号。抗体将T细胞与携带相应抗原的恶性细胞在空间上拉近,从而促进细胞溶解性免疫突触的形成,并触发靶向杀伤。
这一机制不同于通常对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分子所呈递的肽抗原的识别。结合CD3的双特异性抗体无需T细胞自身的受体识别特定的肿瘤来源肽,即可重新定向T细胞的活性。在形成有效结合后,细胞毒性T细胞会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并激活导致靶细胞死亡的通路。被激活的细胞还会释放细胞因子,并可能发生增殖。单个T细胞有可能连续杀死多个靶细胞,但其效能取决于自身的功能状态及周围的组织环境。
桥接结构的空间几何构型会显著影响活性。与位于大型胞外结构域远端的表位相比,靠近靶细胞膜的表位可能使两侧细胞膜贴合得更紧密。结合强度也必须适当平衡:与CD3结合过强可能改变抗体的分布,增加其与T细胞的非特异性结合,或加剧细胞因子释放。靶抗原密度和肿瘤结合臂的数量会影响总体结合力与选择性。例如,格菲妥单抗具有两个CD20结合位点和一个CD3结合位点,而其他已获批的CD20×CD3制剂则采用不同的结构。
靶标的选择既决定疗效,也决定附带影响。CD19和CD20不仅存在于恶性B细胞上,也存在于正常B细胞群中。浆细胞和许多骨髓瘤细胞表达BCMA;GPRC5D则是骨髓瘤治疗采用的另一种靶标。因此,携带相应抗原的正常细胞被清除,是某些疗法的预期后果,并不意味着抗体结合了无关靶标。这类影响可能导致抗体生成减少,并增加感染易感性。
其他处于实验阶段的双特异性抗体设计会募集自然杀伤细胞,其中一些通过CD16发挥作用;还有一些在识别肿瘤的同时提供共刺激信号。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方法的作用方式与CD3衔接抗体相同。同样,T细胞衔接抗体也不同于CAR-T细胞疗法:前者是给药进入体内的蛋白质,其暴露水平取决于给药剂量和清除过程;后者则是将活的工程化细胞引入体内,这些细胞能够扩增并持续存留。
双重阻断与生理相互作用的替代
并非所有双特异性抗体都会募集免疫细胞。有些抗体可同时抑制两条共同维持疾病进程的信号通路。埃万妥单抗可识别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 MET 受体。这些受体参与细胞生长与存活的信号传导,与其相关的异常改变可在肺癌中发挥重要作用。埃万妥单抗的作用包括干扰受体信号传导和下调受体水平,Fc 依赖性免疫机制也参与其中。其临床应用取决于特定的疾病情境和分子检测结果,而非适用于所有肺癌。
一种相关策略是双表位结合,即识别同一受体上的两个位点。根据结合结构域的排列方式,这些结构域可抑制配体相互作用、改变受体聚集状态、加速内化,或增强抗体对高受体密度细胞的结合亲合力。泽尼达妥单抗可识别 HER2 的两个胞外区域,于 2024 年首次在美国获批,用于特定的既往接受过治疗的 HER2 阳性胆道癌患者。这些设计说明,尽管识别两个靶点和识别两个表位都被称为双特异性,但两者可产生不同的生物学效应。
法瑞西单抗是眼科领域的一个例子。它可结合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VEGF-A)和血管生成素-2。VEGF-A 可促进血管通透性增加及异常血管生长;在相关疾病背景下,血管生成素-2 则参与破坏血管稳定性的过程。法瑞西单抗于 2022 年在美国获批,用于治疗新生血管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糖尿病性黄斑水肿。该药通过眼内玻璃体注射给药,因此其临床药理学特征既受眼部局部暴露的影响,也受全身处置过程的影响。
艾美赛珠单抗采用了一种根本不同的机制。在 A 型血友病中,凝血因子 VIII 活性不足会损害凝血系统的功能。正常情况下,活化凝血因子 VIII 作为辅助因子,帮助活化凝血因子 IX 将凝血因子 X 转化为活化凝血因子 X。艾美赛珠单抗可同时结合活化凝血因子 IX 和凝血因子 X,使两者形成有利于反应的空间关系,从而部分模拟这一辅助因子功能。它并不是凝血因子 VIII,不能替代凝血因子 VIII 参与的所有相互作用,也无法恢复这种天然蛋白全部的调控行为。
由于艾美赛珠单抗在结构上与凝血因子 VIII 无关,针对凝血因子 VIII 的中和抗体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中和它。无论患者是否存在凝血因子 VIII 抑制物,艾美赛珠单抗均可用于 A 型血友病的预防治疗。它还会影响某些基于凝血反应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说明一种治疗机制不仅能影响疾病活动,也可能影响诊断结果的解读。更广泛地说,这些例子表明,双特异性可以在不激活 T 细胞的情况下,建立分子桥梁、协同阻断信号通路,或改变受体的行为。
分布、暴露与生物活性
双特异性抗体在体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大小、分子构型、靶标分布及给药途径。IgG样分子通常体积较大,无法经肾脏快速滤过,并可受益于Fc受体介导的回收机制。缺乏Fc区的小分子片段往往清除得更快。贝林妥欧单抗在循环中的半衰期约为两小时,这也是其在治疗周期内采用持续静脉输注给药的原因之一。含Fc区的制剂可支持显著延长给药间隔,但具体间隔仍因产品而异。
与靶标结合本身就可能改变清除过程。当抗体与受体结合后,受体随后被内化并降解时,该靶标就成为药物消除的一条途径。这称为靶点介导的药物处置。因此,携带抗原的细胞负荷较高或可溶性抗原含量丰富,都可能影响药物暴露,有时还会呈现非线性变化。随着治疗使靶细胞数量减少,药物的清除和分布也可能改变。对于双特异性分子,任一靶标都可能参与这一过程,因此其暴露情况比给药剂量与血药浓度之间的简单关系更为复杂。
浓度与活性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能否形成具有功能的分子复合物。发挥细胞桥接作用的抗体必须同时结合两种细胞表面靶标,并形成有利于信号传导的空间构型。在某些实验条件下,浓度过高会使抗体更倾向于分别占据两种靶标,而非在二者之间形成桥接,从而产生钟形活性曲线,这有时称为钩状效应。这并非普遍存在的临床特性,不应假定所有构建体均具有这一特征。其重要性取决于结合常数、受体丰度、组织分布以及能够达到的暴露水平。
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案既能影响疗效,也能影响毒性。静脉给药使药物直接进入循环,而皮下给药的吸收较慢。多种T细胞衔接类制剂采用阶梯递增给药,即先给予较低的起始剂量,再逐步达到预定治疗剂量,以减少急性免疫激活。这种做法的生物学依据涉及逐步增加的药物暴露,以及靶细胞负荷和免疫反应性的变化。这些给药方案针对具体药物制定,不能直接套用于其他产品。
抗药抗体可改变药物暴露、中和药物活性,偶尔也可能促成不良反应。其发生取决于分子设计、患者因素、疾病背景、合并治疗以及检测方法的灵敏度。相关药效学指标也因作用机制而异:对于免疫重定向,重要的是T细胞激活和靶细胞清除;对于眼部疾病,重要的是视网膜积液和视觉功能;对于凝血因子桥接,重要的则是出血结局。同属双特异性抗体,并不意味着具有相同的暴露–反应关系。
临床证据与获益评估
临床评价必须确定某一特定分子在特定疾病情境下的价值。早期临床试验评估剂量、给药方案、安全性、药代动力学及初步活性。对于T细胞衔接器,早期开发通常包括对阶梯递增给药方案和急性细胞因子效应的细致研究。在后期研究中,适宜的对照治疗和终点取决于既往治疗、疾病阶段、可用的替代治疗,以及该药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药物联用。
贝林妥欧单抗(blinatumomab)提供了一个比较性证据的实例。在纳入复发或难治性B细胞前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成人患者的随机Ⅲ期TOWER试验中,贝林妥欧单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7.7个月,标准化疗组为4.0个月。死亡风险比约为0.71。这些结果支持了该药在这一治疗情境中的作用,但并不能涵盖其目前的所有用途,包括在更早的治疗阶段使用,或用于存在可测量残留病的患者。
多种用于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的双特异性抗体,最初是基于在接受过多线治疗的人群中开展的单臂研究而进入临床应用的。例如,靶向CD20×CD3的抗体mosunetuzumab、glofitamab和epcoritamab,以及靶向BCMA×CD3的抗体teclistamab和elranatamab。Talquetamab则靶向GPRC5D和CD3。这些产品在2022—2023年间获得的首次批准,均限定于特定患者群体和司法管辖区;各项独立试验中的缓解率无法确定哪一种产品更优。
肿瘤学以外领域的证据采用不同的结局指标。在2018年发表的HAVEN 3研究中,对于年龄至少为12岁、无凝血因子Ⅷ抑制物的A型血友病受试者,与不进行预防治疗相比,艾美赛珠单抗(emicizumab)预防治疗显著减少了需要治疗的出血。在法瑞西单抗(faricimab)的TENAYA和LUCERNE研究中,研究者采用非劣效性设计,以阿柏西普(aflibercept)为对照评估视力结局,同时考察由疾病活动度指导的给药间隔。有关出血预防或视力的研究结果,不能简单套用癌症试验中的肿瘤缓解指标来衡量。
与无对照的比较相比,随机对照试验能够更有效地将治疗效应与重要偏倚来源区分开来,但解读试验结果时,仍须关注入选标准、随访、后续治疗、缺失数据和终点定义。肿瘤缓解通常是一种替代终点,而非对生存或生活质量的直接衡量。加速批准或附条件批准可能要求提供进一步证据。因此,某一种双特异性抗体形式获得监管批准,既不能证明整个类别均有获益,也不能证明不同靶点组合之间具有等效性。
不良反应、免疫激活与靶向相关毒性
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特征取决于其作用机制,而非仅取决于双特异性本身。对于结合CD3的药物,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是一种特征性的急性毒性反应。其发生源于T细胞与其他免疫细胞的协同激活,并伴随白细胞介素-6等炎症介质的释放。临床表现可从发热发展至低血压、需要氧疗及器官功能障碍。这类事件往往集中出现在初始几次给药或增加剂量时,但其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因具体产品及临床情境而异。
某些T细胞衔接剂还可能引起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其表现可包括注意力受损、语言障碍、意识状态改变,严重时可出现癫痫发作或脑水肿。ICANS并非所有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的统称,也不同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尽管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其病理生理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涉及炎症反应和血管内皮相关过程,而非单纯直接作用于某个神经元靶点。
靶点在健康组织中的表达会带来额外的毒性,其中一些具有可预测性。正常B细胞或浆细胞的耗竭可导致免疫球蛋白浓度下降。再加上既往治疗、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及其他免疫异常,感染风险可能随之升高。靶向GPRC5D的治疗可引起味觉障碍,以及皮肤和指甲的变化,这与该靶点在恶性浆细胞以外组织中的分布相符。靶向EGFR的作用可引起皮疹及其他上皮相关反应。这些均属于靶向作用引起的非肿瘤组织毒性,而非非特异性结合所致的毒性。
用于非肿瘤疾病的双特异性抗体有着不同的安全性问题。使用艾美赛珠单抗时,曾有血栓性微血管病和血栓事件的报告,尤其与活化凝血酶原复合物浓缩物的高累积用量有关。艾美赛珠单抗对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的影响,也可能使某些凝血检测结果产生误导。对于玻璃体腔内注射的抗体,则需关注眼部炎症,以及眼内炎等操作相关并发症。这些机制不同于CD3衔接剂所引起的全身性T细胞激活。
因此,安全性评估需要依据具体产品的数据、标准化的不良事件分级,以及持续的药物警戒。既往治疗、肿瘤负荷、基线免疫功能及合并用药均可改变实际观察到的风险。将一种分子描述为全人源或人源化,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免疫原性或作用机制相关毒性。同样,降低Fc介导的活性或许能减少某一来源的免疫激活,但无法消除其预期靶点结合功能所产生的毒性。
耐药、实体瘤与新兴设计
靶标、免疫效应细胞或组织环境的变化均可能导致耐药。恶性细胞可能降低抗原表达,筛选出抗原低表达的亚克隆,或发生干扰抗体结合的改变。在靶向BCMA的治疗中,涉及BCMA编码基因TNFRSF17的变化可促使部分患者发生免疫逃逸。可溶性靶分子也可能影响可供发挥作用的抗体量,但其重要程度取决于具体抗原和抗体构型。因此,肿瘤对某种治疗的敏感性可能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所有免疫治疗都产生了耐药性。
T细胞状态是另一个决定因素。反复刺激、疾病进展至晚期、既往治疗以及局部抑制性信号,都可能削弱有效的细胞毒性反应。T细胞耗竭涉及功能与转录层面的一系列协同变化,而不只是T细胞数量偏低。细胞迁移不足、效应细胞相对于恶性细胞的比例不利,以及免疫突触形成受损,都可能进一步限制疗效。目前正在研究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其他免疫调节剂联合使用的方案,但额外的免疫刺激也可能增加毒性,需要通过直接的临床研究加以评估。
实体瘤面临的挑战尤为突出,因为许多候选抗原也存在于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组织中。致密的支持组织、异常血管、抗原表达的异质性以及局部免疫抑制,都可能限制抗体到达肿瘤并发挥作用。不过,针对特定靶标,临床开发仍有可能取得成功。Tarlatamab是一种DLL3×CD3 T细胞衔接器,于2024年首次在美国获得加速批准,用于特定的既往接受过治疗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这证明了该药在实体瘤中的活性,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同一策略也适用于其他肿瘤类型。
条件性设计旨在使药物在病变组织与健康组织中的活性差异更加明显。一些实验性分子带有遮蔽结构,设计目的是让肿瘤中富集的蛋白酶将其移除。另一些分子则采用亲和力较低的结合元件,使牢固结合依赖于较高的抗原密度,或依赖于同时结合两种细胞表面靶标。这类“逻辑门控”行为通常表现为活性强弱的变化,而不是绝对的生物学开关:抗原分布、局部浓度以及组织可及性,仍可能使药物在预期部位之外发挥作用。
其他研究则将双特异性的应用拓展到传统肿瘤杀伤之外。受体介导转运的设计将具有治疗作用的靶标识别功能与对转运受体(如转铁蛋白受体)的识别功能配对,以促进药物穿过血脑屏障。其效果取决于受体亲和力、价数、细胞内分选以及向脑组织中的释放。具有三种或更多识别功能的多特异性构建体,正在探索肿瘤靶向、免疫激活与共刺激作用的组合,但严格来说已不再属于双特异性抗体。对于这些平台,研发的核心问题在于:更高的分子复杂性能否带来可重复的生产工艺、选择性的组织活性,以及具有临床意义的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