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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诊疗与医学 / targeted-therapy

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通过作用于特定分子机制来治疗疾病,并利用生物学特征指导药物开发及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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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治疗是指针对促成疾病的特定分子组分或生物学过程而设计的治疗方法。其靶点包括异常的信号传导蛋白、细胞表面受体、炎症介质,以及某些病变细胞赖以生存的机制。这一术语最常用于癌症领域,其中的药物可抑制驱动细胞生长的蛋白质,或将毒性物质递送至携带特定抗原的细胞。靶向治疗也适用于免疫介导性疾病和某些遗传性疾病。

靶向治疗将对疾病生物学机制的认识与治疗干预联系起来。在某些情况下,必须先确定特定的分子改变,才能有效使用某种药物;在另一些情况下,某一靶点足以代表该疾病的特征,因此无须对每位患者进行分子检测。靶向并不意味着治疗仅作用于病变组织、没有不良反应,或一定有效。其疗效取决于靶点的重要性、药物的特性、生物学差异,以及疾病过程适应治疗的能力。

定义与界限

靶向治疗的核心特征是有意使治疗作用与疾病相关的分子机制相联系。靶点可以是酶、受体、结构蛋白、可溶性信号分子,也可以是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治疗可以阻断靶点的活性、改变其功能、将其清除,或利用其所在位置使另一种治疗药物在该处富集。靶点本身不一定存在异常:正常蛋白也可能因病变细胞对其具有格外强的依赖而成为重要的治疗靶点。

在肿瘤学中,癌症靶向治疗通常与传统化学治疗相区分。许多细胞毒性化疗药物会干扰 DNA 复制或细胞分裂,既影响恶性细胞,也影响正常的快速分裂组织。相比之下,癌症靶向药物的研发围绕特定的分子依赖性或可识别的细胞特征展开。这是一种实用性的区分,而非绝对界限。化疗药物也有分子靶点,而某些靶向药物会影响多种蛋白,或损伤正常的增殖细胞。

靶向治疗与精准医学有所重叠,但两者并不相同。精准医学是一种更广泛的方法,利用个体的生物学、临床信息,有时还包括环境信息,对疾病进行分类并指导诊疗。根据分子特征匹配癌症药物便是其中一例。靶向治疗也可以不经过个体基因组筛选而使用,许多炎症性疾病的治疗就是如此。反过来,精准医学也涵盖筛查、预后判断以及常规药物剂量调整等不涉及靶向治疗的决策。

其他治疗类别也与靶向治疗有所交叉。内分泌治疗作用于激素的产生或受体信号传导,从广义上说属于分子靶向治疗,但通常被单独归类。某些癌症免疫治疗针对的是明确界定的蛋白,但主要仍按其免疫机制分类。单克隆抗体是一种分子形式,并非靶向治疗的同义词:抗体可以阻断受体、中和可溶性分子、募集免疫细胞,或携带具有治疗作用的载荷。

因此,这一术语的使用部分取决于临床语境。抗微生物药物可以对微生物分子具有高度选择性,但通常不被归入靶向治疗。同样,将一种药物称为靶向药物,并不意味着它比其他治疗选择更有效或更安全。其临床价值取决于疾病、治疗情境、比较对象以及所测量的结局,而非仅由这一名称决定。

历史发展

靶向治疗源于受体药理学、分子生物学与选择性药物制备方法的融合。20世纪初,以保罗·埃尔利希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选择性毒性理念,认为化学药物对致病生物或病变组织的作用可以强于对宿主的作用。这些理念早于现代分子技术,但为实现治疗的选择性奠定了思想基础。

内分泌治疗较早证明了某些癌症依赖特定的生理信号。1941年,查尔斯·哈金斯和克拉伦斯·霍奇斯报告了雄激素剥夺与晚期前列腺癌病情变化之间的关系。此后,雌激素受体检测技术以及他莫昔芬等药物的发展,将可测量的生物学特征与乳腺癌的治疗反应联系起来。这些方法为现代将预测性标志物与基于作用机制的药物相匹配的治疗模式开了先河。

1960年,彼得·诺威尔和戴维·亨格福德发现费城染色体,是另一项重要进展。1973年,珍妮特·罗利证实,这种异常涉及染色体易位。后续研究发现,BCR::ABL1融合及其持续活化的酪氨酸激酶是慢性髓系白血病发病的核心机制。布赖恩·德鲁克、尼古拉斯·莱登及其同事等研究人员的工作,推动了这一生物学发现向伊马替尼的转化;该药于2001年在美国获批。其临床疗效表明,抑制起主导作用的分子驱动因素,可以显著控制疾病。

抗体工程开辟了一条平行的发展路径。1975年,乔治斯·克勒和塞萨尔·米尔斯坦介绍了杂交瘤技术,使具有明确特异性的抗体能够稳定、可重复地生产。后续的工程改造降低了抗体中非人源序列的比例,提高了其临床适用性。靶向CD20的利妥昔单抗于1997年首次在美国获批;靶向HER2的曲妥珠单抗随后于1998年获批。这些药物确立了利用细胞表面靶点治疗淋巴瘤和乳腺癌的不同方式。

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肿瘤测序、结构生物学的进步以及选择性不断提高的抑制剂,推动了这一领域的拓展。临床分类开始在组织来源之外纳入分子改变。2018年,美国批准拉罗替尼用于具有NTRK基因融合的特定癌症,体现了一种不依赖肿瘤类型的治疗思路:患者是否符合用药条件,取决于其肿瘤是否具有多种肿瘤类型共有的分子驱动因素。此类批准并未使基于解剖部位的诊断过时,但表明分子机制有时可以跨越传统疾病分类的界限,为治疗提供依据。

分子机制与疾病依赖性

有价值的治疗靶点不能仅仅是可被检测到的分子。它还必须参与疾病过程、形成可利用的薄弱环节,或为药物递送提供选择性足够高的途径。在癌症中,驱动恶性生长的改变,不同于那些伴随疾病出现、但并非维持疾病所必需的乘客改变。要确立这一区别,需要功能实验、药理学证据和临床观察;仅有分子层面的关联,并不能证明其治疗价值。

一个重要原理是癌基因成瘾,即癌细胞尽管存在许多其他异常,却仍对某一特定的促生长通路具有异常强烈的依赖。慢性髓性白血病中的 BCR::ABL1 融合就是一个已得到充分研究的例子。部分携带 EGFR 激活突变或 ALK 重排的肿瘤也表现出类似的依赖性。抑制这一主导信号可显著干扰细胞增殖和存活,从而使肿瘤消退,但这种依赖可能并不完全,也可能在治疗过程中发生变化。

许多靶向药物作用于细胞信号传导。受体酪氨酸激酶通过调控生长、存活、代谢和分化的通路传递细胞外信息。突变、基因扩增、基因融合或受体配体的异常产生,都可能导致其活性过高。小分子药物可以抑制细胞内的催化结构域,而抗体则可能阻断配体结合、阻止受体激活,或改变受体的转运。这些机制可以作用于同一条通路,但在组织分布和耐药模式上有所不同。

另一种策略利用的是合成致死:两种细胞功能中的任何一种单独受损时,细胞可能仍能耐受,但两者同时丧失则会导致细胞死亡。PARP 抑制剂在某些存在 DNA 同源重组修复缺陷的肿瘤中利用了这一原理,其中包括与某些 BRCA1 或 BRCA2 改变相关的癌症。这类药物既能抑制 PARP 活性,也能将 PARP 蛋白捕获并滞留在 DNA 上。肿瘤对这类药物是否敏感,取决于更广泛的修复机制背景,而不只是 DNA 修复基因是否存在某种改变。

靶点也可以位于恶性细胞之外。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传导,可以干扰血管生成,即形成支持肿瘤生长的血管的过程。中和某种炎性细胞因子,可以阻断免疫细胞与组织细胞之间促进疾病发展的相互作用。纠正异常的离子通道蛋白,可以恢复生理功能,而非杀死细胞。这些例子表明,靶向治疗涵盖抑制、功能纠正和选择性递送等方式;对于疾病表现能以多快的速度、在多大程度上发生改变,各种方式的预期也不相同。

治疗形式与药物递送

小分子药物是化学结构明确的化合物,通常能够进入细胞并到达细胞内靶点。许多小分子药物通过结合ATP结合位点或其附近区域来抑制蛋白激酶;另一些则作用于变构位点,或与特定氨基酸残基形成共价键。选择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亲缘关系密切的酶可能具有相似的结合位点特征,而一种化合物的作用既取决于其对靶分子的亲和力,也取决于其在不同组织中达到的浓度。

单克隆抗体通常作用于细胞外或细胞表面的靶点,因为其体积较大,难以进入完整细胞。抗体的抗原结合区识别特定的分子特征,其他区域则可能招募免疫效应机制。曲妥珠单抗可干扰与HER2相关的生物学过程,并促进免疫介导的细胞杀伤。利妥昔单抗与B细胞表面的CD20结合,可通过多种机制导致B细胞耗竭。针对可溶性细胞因子的抗体则通过降低相关信号的可利用性,削弱维持炎症性疾病的信号传导。

抗体药物偶联物由抗体、连接子和细胞毒性载荷组成。与合适的细胞表面抗原结合后,许多此类药物会被细胞内化,并在细胞内加工过程中释放载荷。其活性取决于抗原表达、内化过程、连接子的稳定性以及载荷的性质。某些释放的载荷能够穿过细胞膜并损伤邻近细胞,产生“旁观者效应”。这种效应可能有助于克服抗原表达不均的问题,但也使选择性变得更加复杂。

双特异性抗体能够识别两种不同的结合靶点。有些双特异性抗体将肿瘤相关抗原与T细胞表面的CD3连接起来,促进免疫细胞与恶性细胞接触。另一些则结合两个受体,或同一通路相关结构上的两个位点。靶向放射性药物利用抗体或配体将放射性同位素递送至选定组织,将分子识别与局部辐射照射相结合。这些方法处于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和核医学的交叉领域。

药物递送可能与靶点结合同样重要。口服吸收、蛋白结合、代谢和消除等药代动力学过程决定了药物暴露水平。大分子药物在实体瘤中的渗透可能不均匀,而血脑屏障则限制了许多药物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一些较新的激酶抑制剂在研发时,专门以增强颅内活性为目标。因此,即使一种药物对纯化靶点具有很强的活性,如果不能以足够且可耐受的浓度到达相关细胞,其临床疗效仍可能有限。

生物标志物与治疗选择

生物标志物是可测量的生物学特征,能够提供有关生物学过程或反应的信息。在靶向治疗中,最重要的是区分预测性标志物与预后性标志物。预测性标志物用于识别某种特定治疗的预期疗效差异。预后性标志物则提示疾病可能的结局,而不取决于是否采用该治疗。同一种特征可以兼具这两种作用,但某种特征与不良预后相关,本身并不能证明针对该特征的药物会带来获益。

检测方法取决于靶点。免疫组织化学用于测定组织中蛋白质的表达及分布。原位杂交可识别基因扩增或重排。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用于检出特定的核酸序列,而下一代测序能够同时检测多个基因。基于DNA与基于RNA的检测提供的信息有所不同;RNA分析对于证实已表达的融合基因尤其有用。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同样有效地检出所有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变。

伴随诊断是指在特定监管框架下,为安全、有效地使用相应治疗产品提供必要信息的检测。用于部分乳腺癌治疗的HER2评估,以及用于某些肺癌药物的EGFR突变检测,都是已确立的实例。解读生物标志物结果时,必须结合具体改变及适应证。同一基因中的不同突变,可能意味着对治疗敏感、耐药,也可能尚无明确的治疗意义。

通过活组织检查获取的组织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既可用于组织学分类,也可用于分子特征分析。血液检测能够检出释放到血浆中的循环肿瘤DNA。此类检测无需再次进行组织取样,便可能识别出可用于指导治疗的改变或新出现的耐药机制。然而,不同肿瘤释放DNA的量各不相同,因此血液检测结果为阴性并不一定能排除某种改变。有些检出结果可能来自非恶性血细胞克隆,而非肿瘤,这又增加了解读的复杂性。

此外,检测取样所反映的疾病状态可能随部位和时间而变化。不同病灶之间可能存在差异,而在数线治疗之前采集的标本,也可能无法代表当前的生物学特征。分析质量、标本处理、肿瘤含量、检测覆盖范围及报告阈值都会影响结果。还必须区分遗传性变异与肿瘤后天获得的变异:肿瘤检测可能发现需要另行评估遗传风险的结果,但这并不直接证明该改变存在于受检者全身。

在癌症治疗中的成熟应用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为依赖特定靶点的治疗提供了一些最鲜明的范例。BCR::ABL1抑制剂改变了慢性髓性白血病的治疗格局,对融合基因转录本的分子检测则为疗效评估提供了依据。其他靶向治疗针对特定血液肿瘤中依赖BTK的信号传导、抗凋亡蛋白BCL2,或突变的FLT3和IDH蛋白。这些药物体现了不同的治疗策略:阻断细胞存活信号、恢复细胞对程序性死亡的敏感性,或改变异常的细胞代谢与分化。

在乳腺癌中,HER2基因扩增或蛋白过表达可识别出一类患者,针对HER2的抗体、激酶抑制剂及抗体偶联药物在这类患者的治疗中已有明确地位。这些药物以不同组合用于不同疾病情境,包括在局部治疗后用于降低复发风险,以及用于治疗转移性疾病。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则提供了另一种模式:抑制雌激素信号传导的治疗可与作用于细胞周期调控或其他生长通路的药物联合使用。

分子检测也重塑了部分类型肺癌的治疗。EGFR激活性突变、ALK或ROS1重排,以及其他明确的分子改变,可用于识别对特定抑制剂敏感的肿瘤。这些类别并未涵盖所有肺癌,而且上述基因中的不同改变并不具有相同意义。治疗研发也关注脑转移,因为药物能否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达到足够的暴露水平,会实质性地影响疾病控制效果。

在其他实体瘤中,靶点与其所处组织背景之间的关系尤为明显。BRAF抑制剂在部分伴有BRAF突变的黑色素瘤中已显示出明确疗效,通常与MEK抑制剂联合使用。在伴有BRAF V600E突变的结直肠癌中,EGFR的反馈性激活有助于解释为何单独抑制BRAF的疗效相对有限,以及为何需要采用能够应对这一反馈机制的联合治疗。胃肠道间质瘤是另一个例子:许多此类肿瘤依赖KIT或PDGFRA信号传导,但不同分子亚型对治疗的敏感性差异显著。

不依赖瘤种的治疗适用于具有特定分子特征、但发生于不同解剖部位的多种癌症。NTRK融合抑制剂是一个突出例子,不过这类融合在许多常见的成人癌症中并不多见。即使某种药物的适应证按分子特征界定且覆盖范围较广,不同罕见亚组中的证据也可能不均衡。因此,存在一个名义上的靶点,只是确定治疗适用类别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既往治疗、疾病分期、伴随的分子改变,以及支持该具体临床情境的证据,仍是决定某种治疗能否成为成熟应用的重要因素。

肿瘤学以外的应用

在免疫介导的疾病中,靶向治疗通常作用于细胞间的信号传递,而非疾病特异性的基因突变。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可减弱一种参与多条炎症通路的细胞因子所介导的信号传导。这类药物已确立的适应证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和某些类型的炎症性肠病。它们对多种疾病均有疗效,反映出这些疾病具有共同的炎症机制;而不同疾病之间的疗效差异则表明,看似相关的通路并不能相互替代。

其他药物以白细胞介素、其受体或细胞内信号传导酶为靶点。IL-17和IL-23通路抑制剂在银屑病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JAK抑制剂可改变多种细胞因子受体下游的信号传导,用于某些炎症性疾病和血液系统疾病。阿巴西普是一种融合蛋白,通过与CD80和CD86结合,调节T细胞共刺激作用。这些药物的选择性各不相同:阻断单一细胞外细胞因子,与抑制多个信号系统共用的细胞内酶,其生物学影响范围并不相同。

在过敏性疾病中,靶向药物可作用于免疫球蛋白E或与2型炎症相关的通路。奥马珠单抗与游离IgE结合,减少可参与过敏反应激活的IgE。其他生物制剂则以IL-5、IL-5受体,或IL-4和IL-13共用的受体组分为靶点。对于某些类型的哮喘,治疗分型依据临床特征以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等生物标志物,因为同一种临床诊断背后可能存在不同的炎症模式。

囊性纤维化提供了另一种模式:恢复缺陷蛋白的功能。CFTR调节剂作用于囊性纤维化跨膜电导调节蛋白。增效剂可提高已到达细胞表面的通道的开放概率,而矫正剂则可改善蛋白质加工和转运的某些环节。伊伐卡托于2012年首次在美国获批,为携带特定CFTR变异的患者确立了依据基因型进行治疗的模式。后续的联合用药扩大了可对治疗产生反应的基因型范围,但并非所有致病变异都适用于目前已确立的调节治疗。

癌症以外的靶向治疗还包括调控补体通路,以及减少致病蛋白。依库珠单抗与补体成分C5结合,在特定疾病中抑制补体终末途径的激活。RNA类药物可通过改变RNA加工过程或促进RNA降解,减少特定蛋白质的生成。这些方法说明,靶向治疗的范畴比细胞毒性作用更广:治疗可以抑制过度活跃的免疫通路、恢复通道活性,或降低有害蛋白的水平,同时使接受治疗的细胞继续存活。

耐药性与生物学适应

耐药性可以在治疗前就已存在,也可能在初期产生疗效后出现。原发性耐药是指从治疗一开始,预期疗效就未出现或十分有限。获得性耐药则是指原本对治疗有反应的疾病在治疗过程中发生进展。这些分类描述的是临床表现,而非某一种机制。表面上的耐药可能源于对疾病生物学特征的错误判断、药物暴露不足、疾病细胞群体混杂,或靶点及其周围网络发生适应性变化。

一种常见机制是药物结合位点发生改变。靶点仍可保持生物学活性,但对抑制作用的敏感性降低。EGFR T790M 曾是对早期几代 EGFR 抑制剂产生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此后研发的药物能够针对这一变异发挥作用。对这些后续药物的耐药可能涉及其他变化,部分病例中包括 EGFR C797S。在慢性髓性白血病中,BCR::ABL1 激酶结构域突变同样可能影响对不同抑制剂的敏感性。

疾病也可以绕过受到抑制的靶点。即使原有药物仍能成功结合靶点,另一种受体的扩增或激活也可能恢复下游信号传导。MET 扩增是 EGFR 驱动型肺癌中一种已知的耐药途径。另一种情况是,肿瘤可能恢复某项细胞功能,而治疗原本正是利用了这项功能的缺陷。某些癌症在接受 PARP 抑制剂治疗后,会获得能够部分恢复同源重组修复功能的变化,从而减弱治疗所依赖的脆弱性。

耐药不一定涉及新的靶点突变。癌细胞可以转入其他转录状态、改变药物转运、改变与周围组织的相互作用,或发生谱系转化。例如,某些 EGFR 突变型肺癌可以在保留原有 EGFR 变异的同时,出现小细胞癌的组织学特征。空间异质性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一种药物可能抑制某处转移灶,而另一处转移灶却因细胞组成或药物暴露不同而继续进展。

为应对耐药而开发的治疗策略包括序贯使用抑制剂、联合靶向平行通路,以及使用组织穿透能力更强的药物。联合治疗可以降低疾病仅凭一种逃逸机制就能摆脱治疗控制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增加毒性,并通过选择作用促成更复杂的耐药。因此,重复开展分子检测及针对耐药性疾病的临床研究,已成为药物研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检出与耐药相关的变异,本身并不能证明拟采用的替代治疗会带来有意义的临床获益。

安全性、药物暴露与治疗负担

靶向药物可能引起显著的不良反应,因为其靶点往往也参与正常的生理过程。如果损害源于对健康组织中预期靶点的抑制,则称为靶点相关毒性。抑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可扰乱皮肤和肠道上皮的功能,导致皮疹和腹泻。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传导可影响血管稳态,并且在相关治疗情境下与高血压、蛋白尿、出血及其他并发症有关。

其他不良反应则源于药物与非预期靶点的相互作用,或治疗药物自身的形式。抗体偶联药物可能产生与其所携载的药物、连接子的特性、组织分布或正常组织中的靶点表达有关的毒性。因此,即使针对同一抗原,不同产品的安全性特征也可能有很大差异。某些靶向药物与间质性肺病、肝损伤、心功能障碍或心脏电传导改变有关,但并非所有靶向药物都会产生这些影响。

免疫靶向药物具有与其作用机制相关的特定风险。耗竭B细胞或阻断炎症性细胞因子可损害免疫系统的保护功能,增加对某些感染的易感性。T细胞衔接疗法可引发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这反映的是广泛的免疫激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细胞毒性损伤。抑制某条免疫通路所带来的安全性影响,取决于该通路在宿主防御中的作用、联合治疗方案以及接受治疗人群的特征。

药物暴露也会进一步影响安全性。口服靶向药物可与抑制或诱导药物代谢酶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部分药物的吸收还会受到胃内酸度或食物的影响。器官功能减退可改变药物清除。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可能在不改变分子靶点的情况下增加毒性或降低疗效。药物基因组学有助于解释机体对药物处置过程中的某些差异,但基因组信息无法解释药物暴露或治疗反应的全部变异。

治疗负担还包括治疗持续时间、给药途径、实验室监测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有些治疗有固定疗程,另一些则持续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接受的毒性。即使每一种不良反应单独来看都可控制,长期用药仍可能造成累积负担。因此,安全性评估应包括治疗终止、剂量调整、迟发影响和患者报告结局,而不能仅依据最初几个治疗周期内是否发生严重毒性来判断。

临床证据、监管与可及性

靶向药物的开发将靶点验证、药物发现、检测方法开发和临床评价联系起来。实验室研究用于确定调控某个靶点是否会改变与疾病相关的生物学行为,但实验模型无法完全再现人类疾病。早期临床试验考察安全性、药物暴露水平以及生物学活性的迹象。证实靶点结合——即有证据表明药物在体内与预期靶点发生相互作用——能够为其作用机制提供支持,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确定患者是否活得更久或感觉更好。

基于生物标志物的药物开发可以采用多种试验设计。富集设计纳入疾病具有某一选定标志物的受试者。篮式试验在多种疾病类型中考察一种基于分子特征确定的治疗方案,伞式试验则在同一疾病类别中评估多种靶向治疗策略。这些设计能够高效研究少见亚组,但样本量小以及组间的生物学差异会增加结果解读的难度。当无法仅凭缓解率可靠推断相对获益时,随机对照试验仍具有尤为重要的价值。

癌症研究通常评估客观缓解率、缓解持续时间、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在肿瘤明显自发消退罕见的情况下,肿瘤缩小可能很有说服力,但治疗缓解并不一定预示生存期延长或功能状态改善。无进展生存期可能受到评估时间安排和后续治疗模式的影响。替代终点能发挥何种作用,取决于在相关疾病和治疗情境下,是否有证据表明它与患者切身关心的结局相关联。

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路径有所不同。一些地区允许根据有前景的中间结局提前批准药物上市,同时要求开展进一步研究以明确获益。后续证据可能导致适应证扩大、受限或撤销。批准针对的是特定产品、疾病情境、生物标志物定义,而且往往还涉及既往治疗史;这并不意味着该药物的所有用途,或理论上与之相关的每一种分子发现,都得到了验证。

治疗的可及性不仅取决于是否已有相应药物。分子病理检测能力、标本运输、检测周转时间、专科服务、费用报销和药品供应,都会影响治疗经由卫生系统提供给患者的过程。抗体类生物类似药和小分子仿制药可以改变成本,但检测和服务方面的要求仍然十分重要。价值评估除了考虑预算影响,还可能考虑生存、毒性、生活质量以及质量调整生命年。在尚未作出治疗决策之前,能否获得经过验证的检测就可能造成差距,因此,诊断基础设施也是决定靶向治疗实际可及性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