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类似药是指以已获批的生物药为参照药,开发出的与其高度相似的生物药。要获得批准,必须有证据证明,两种产品之间的任何差异都不会导致其安全性、纯度或效价(包括治疗有效性)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生物类似药包括胰岛素、生长因子以及单克隆抗体等药物的类似产品,可用于治疗癌症、类风湿关节炎和炎症性肠病等疾病。
与大多数传统药物不同,生物药利用活体系统生产,其结构可能受到生产工艺的影响。因此,通常不能像评价传统仿制药那样,通过相对简单的化学比较来确立生物类似药与参照药的相似性。生物类似药的开发需要详细比较分子结构和生物学功能,并以药理学研究及必要时开展的临床研究作为支持。
当相关监管独占期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再阻碍产品进入市场时,生物类似药便可引入竞争。其意义并不限于替代某一种产品,还会影响药品生产、监管科学、治疗可及性、处方用药和卫生筹资。生物类似药的审批基于这样一项原则:对于特征已得到充分分析的产品,可以利用参照药的现有知识,而不必重复参照药最初的整套研发程序。
分子同一性与相似性的含义
目前已获认可的生物类似药大多含有治疗性蛋白质。这些蛋白质既包括胰岛素等相对较小的蛋白质,也包括具有多个相互作用结构域的大型抗体。典型的免疫球蛋白G抗体的分子质量约为150千道尔顿,而阿司匹林的分子质量约为180道尔顿。分子大小并非决定监管复杂程度的唯一因素,但这一对比说明,确定小分子的化学组成与表征治疗性抗体,是两项差别很大的任务。
蛋白质的活性不仅取决于其氨基酸序列。折叠方式、二硫键、电荷、聚集情况及化学修饰都可能影响其行为。许多蛋白质还带有生产细胞通过糖基化添加的糖链。因此,最终制成的药物是由多种密切相关的分子形式组成的群体,而非完全均一的分子集合。即使是已成熟应用的参照药,其连续生产的不同批次之间也存在受控的变异。
对于大多数重组蛋白生物类似药,通常要求其氨基酸序列与参照药一致,而其他一些分子属性则可在具有科学依据的限度内有所不同。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临床表现。例如,抗体上的某些糖结构可以影响其与免疫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从而改变其杀伤细胞的活性。即使抗体能正常结合其主要靶点,这类属性的差异仍可能十分重要。反之,如果某项属性的微小差异不产生相关的功能影响,则可能被接受。
因此,生物相似性是通过比较得出的科学结论,并不意味着两种产品在所有现有检测中都无法区分。现代分析方法能够检出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可能过于微小,或不具有生物学意义,不足以改变药物的作用。监管评估考察的是差异的性质、程度及其对功能的影响,而不是要求不存在任何可测得的差别。
生物类似药也不同于经过有意改造的后继药物,后者有时被称为“生物改良药”。如果一种蛋白质经过重新设计,目的是延长其在血液循环中的停留时间、使其结合不同靶点,或增强其生物活性,那么它通常不能仅按生物类似药申请获批。这类改造可能产生有用的药物,但监管所要回答的问题也随之从证明相似性,转变为确定一种新产品的特性。同样,一种未经充分头对头比较便上市的生物药,即使含有名称相同的蛋白质,也未必属于监管意义上的生物类似药。
生产与产品质量控制
生物类似药的开发以参照药为起点,但其生产商通常无法获取原研药企业专有的细胞系、生产工艺或完整的生产历史资料。开发者必须建立独立的工艺,以持续生产出质量稳定、与参照药相似的产品。这通常包括利用相关的脱氧核糖核酸对细胞进行工程改造、筛选生产用细胞系、优化培养条件,以及设计纯化和制剂工艺步骤。
包括中国仓鼠卵巢细胞在内的哺乳动物细胞,广泛用于生产结构复杂的抗体,而某些较简单的蛋白质则可通过细菌或酵母生产。宿主的选择会影响蛋白质折叠、糖链结构以及需要去除的杂质。培养温度、营养物质供应、供氧状况和收获时机也可能改变分子变体的分布。因此,生产工艺决定了产品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无法仅靠成品检验来纠正。
生产完成后,通过纯化去除宿主细胞蛋白、残留DNA、工艺中使用的化学物质,以及非预期形式的治疗性蛋白质。相关工艺可包括色谱分离、过滤,以及经过验证的病毒清除步骤。随后,通过制剂工艺确定适当条件,使产品在储存和给药过程中保持稳定。生物类似药所含的非活性成分可以与参照药不同,前提是这些差异符合适用要求,且不影响生物相似性的证明。
开发者需要确定关键质量属性,即可能影响安全性或有效性的可测量特征。这些属性可包括生物学效价、聚集体含量、特定糖链结构和残留杂质。生产工艺必须将这些属性控制在有充分依据的限度内。产品不能仅凭在敏感性相对不足的临床研究中取得表面上相似的结果,来弥补分子层面相似性的不足。
对参照药进行取样是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多个批次,有助于区分参照药的正常变异与拟开发的生物类似药所存在的真实差异。样品的生产日期、剩余有效期或上市规格与包装形式可能不同,在解读分析结果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生物类似药获批后,仍须遵守生产控制和稳定性要求,且重大工艺变更须接受评估。这与原研药企业变更自身生产工艺时所需开展的可比性研究相似,但对独立开发的产品之间的生物相似性进行确认,是一项不同的监管工作。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生产许可、检查和批次间一致性始终不可或缺;获批时具有相似性,不能替代持续的质量保证。
分析与临床比较证据
生物类似药的评价采用证据整体评估方法。证据逐步积累,后续研究针对前期比较后仍未消除的不确定性展开。结构和功能表征是评价的基础,因为这些方法在识别产品差异时,往往比大型临床疗效试验更为灵敏。评价的目的不是重新证明某一生物学靶点具有治疗价值,而是确认拟申报产品能够以参照药既有的临床证据为依据。
分析比较可考察氨基酸序列、高级结构、电荷变异体、糖链谱、降解产物和聚集体。质谱分析(光谱学)、色谱分析及其他互补方法可从不同角度表征分子。功能测定用于检验与作用机制相关的活性,例如与靶点结合、阻断信号通路、刺激细胞增殖或调动免疫细胞活性。对于具有多种相关功能的抗体,单一的靶点结合测定可能并不足够。
比较性药代动力学研究评估机体如何处置这些产品。常见测量指标包括血药峰浓度和总暴露量,后者通常以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表示。研究人群的选择应有助于灵敏地比较产品;在符合伦理且科学上适宜的情况下,也可纳入健康志愿者。对于某些暴露量比值,常用的80%–125%生物等效性区间通常具有参考意义,但具体研究设计和可接受标准取决于产品本身及相应的监管要求。
药效学测量用于评估生物学效应。灵敏度足够高、且其意义已得到充分理解的生物标志物,可以提供有力的比较证据。对于非格司亭这类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的变化与药物的生物活性密切相关。适当的药效学证据有时可以减少另行开展疗效比较试验的需要。
当需要开展比较性临床试验时,其设计不同于最初用于确立新药有效性的试验。等效性研究通常旨在排除任一方向上超过预先设定的临床可接受界值的差异。未发现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的差异,本身并不能证明等效。随机对照试验必须选择适当的研究人群、终点和样本量,并采用能够评估相似性的分析方法。
因此,临床研究要求因产品而异。有些开发项目包含大规模疗效试验;另一些则可通过有力的分析、功能、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证据,消除相关不确定性。对于存在无法解释的结构或功能差异的产品,追加临床研究并不能可靠地弥补这些问题。反之,如果更灵敏的比较方法已对可能导致临床差异的来源作出充分评估,重复开展大型试验可能也无法增加多少信息。
向未经直接研究的适应证外推
参照药可能获准用于多种疾病、剂量、年龄组,或与其他治疗联合使用。生物类似药不一定需要针对上述每一种使用情境分别开展比较性疗效试验。外推是指监管机构依据支持生物相似性的全部证据,并在科学论证这些证据适用性的基础上,认可一项或多项额外适应证。
论证时需要考虑各适应证中的作用机制、靶点结合情况、相关生物学功能、体内分布、药代动力学和免疫原性。此外,还要考虑不同患者人群或合并用药是否可能使具有临床意义的差异显现出来。因此,外推既不是自动获得的资格,也不是简单地假定所有疾病都会以相同方式对治疗作出反应。
抗体体现了其中的复杂性。同一种抗体可能通过直接阻断靶点、清除表达靶点的细胞,或多种免疫介导机制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在恶性疾病和炎症性疾病中的相对贡献可能不同。如果某种免疫效应功能对某项适应证至关重要,那么即使主要的比较性临床试验是在另一种疾病中开展的,分析比较和功能比较也必须充分评估该功能。
英夫利西单抗生物类似药是早期的一个重要例子。2013年,英夫利西单抗生物类似药CT-P13首次在欧洲获批时,便获准用于多项适应证,尽管其最初的比较性临床开发主要针对类风湿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将适应证扩展至炎症性肠病,依靠的是更全面的证据资料和机制评估,而不只是声称已研究与未研究的疾病可以相互替代。后续临床研究和常规使用数据积累了其用于肠病的经验,但最初的监管判断依据是比较性证据和作用机制。
这种做法体现了生物药监管中更普遍的原则。参照药的重大生产工艺变更,也可能依据可比性证据获得认可,而无须针对每一项已获批适应证重新开展疗效试验。生物类似药的适应证外推将相关科学推理应用于独立生产的产品,同时仍要求该产品提供自身的相似性证明。
不过,生物类似药获批的适应证仍可能与其参照药有所不同。专利限制、受保护的使用期限、申报策略或所提交证据的范围,都可能限制获批说明书所涵盖的适应证。缺少某项适应证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生物学差异,正如外推并不意味着所有可以设想的用途都已获批。获批的产品信息界定了相关监管机构实际批准的适应证。
监管制度的发展与国际框架
欧洲率先建立了主要的生物类似药专门审批路径。欧盟于2004年通过立法,确立了法律框架,随后欧洲药品管理局发布了科学指导原则。2006年,欧盟委员会批准了生长激素制剂Omnitrope,使其成为首个通过这一框架获批的生物类似药。早期获批产品涉及生长激素、促红细胞生成素和非格司亭等蛋白质,后来逐步扩展到更复杂的抗体。
在美国,《2009年生物制品价格竞争与创新法》于2010年3月作为《平价医疗法》的一部分颁布,在《公共卫生服务法》第351(k)条下设立了简化许可审批路径。这项立法将生物相似性与额外设立的“可互换性”法律类别区分开来。2015年3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美国首个生物类似药Zarxio;该药为非格司亭制剂,以Neupogen为参照药。
2020年3月23日,美国监管制度发生了一项重要转变:部分此前按药品获批的蛋白质产品,包括胰岛素产品,转而依据《公共卫生服务法》作为生物制品接受监管。这使得此后以这些产品为参照药的申请能够采用生物类似药审批路径。2021年7月,以Semglee为商品名的甘精胰岛素-yfgn成为首个获FDA批准、具有可互换性的胰岛素生物类似药。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9年发布了类似生物治疗产品指南,随后根据积累的经验和表征技术的进展对指南进行了修订。其工作提供了可供各国监管机构根据本国情况调整采用的科学框架,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本身并不赋予产品在任何国家上市的许可。各国制度在申请程序、命名、临床数据要求、替代用药规则以及可用监管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
监管机构通常要求采用适当的参照药,且该参照药须基于完整的申报资料获得批准。如果用于比较的产品本身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整个证据链的可靠性都可能受到影响。开发者若使用来自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参照药样品,可能需要补充桥接证据,以建立这些样品与当地认可的参照药之间的关联。
不同市场使用的术语并不总是一致。不同制度曾使用“后续生物制品”“后进入生物制品”和“类似生物治疗产品”等称谓。一些较早的生物药仿制品在现代生物类似药标准建立之前就已上市。因此,仅凭产品具有熟悉的活性物质名称,并不足以认定其经过了符合当今标准的比较评估。产品的监管地位取决于其获批路径及支持证据。
治疗类别与临床应用
生物类似药涵盖多个治疗类别,各有不同的分子特征和临床特点。生长因子是最早出现的类别之一。非格司亭可促进中性粒细胞生成,用于化疗相关中性粒细胞减少症、造血干细胞动员等情况。聚乙二醇非格司亭是一种长效形式,通过连接聚乙二醇来改变分子在体内的存留时间。因此,聚乙二醇非格司亭生物类似药的表征既须涵盖蛋白质本身,也须涵盖其化学修饰的相关特征。
促红素制剂可促进红细胞生成,已确立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的贫血,包括与慢性肾脏病相关的贫血。其糖基化会影响清除速率和生物活性,因此糖链表征尤为重要。重组人生长激素生物类似药是另一类较早出现的产品,用于特定的生长障碍。这些例子表明,生物相似性关注的是整个药品的表现,而不仅仅是确认其蛋白质序列相同。
胰岛素生物类似药的临床应用有其独特之处,因为胰岛素治疗取决于分子、浓度、给药方案和给药系统之间的相互配合。产品可采用西林瓶、笔芯或预充式注射笔等包装形式。证实分子和药理学上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给药装置的操作方法都相同。胰岛素生物类似药的临床作用还取决于其所参照的胰岛素种类:不能仅因基础胰岛素类似物和速效胰岛素都用于治疗糖尿病,就认为两者等同。
抗体类生物类似药包括英夫利西单抗和阿达木单抗等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以及其他用于炎症性疾病的蛋白质药物,例如受体–Fc融合蛋白依那西普。根据具体分子及监管辖区的不同,这些药品获批的适应证可涵盖类风湿关节炎、银屑病和炎症性肠病。这些产品作用于特定的炎症通路,并非这些疾病所用全部药物的通用替代品。
在肿瘤学领域,生物类似药包括曲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和利妥昔单抗制剂。曲妥珠单抗靶向HER2,用于某些HER2阳性癌症;贝伐珠单抗靶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利妥昔单抗靶向B细胞表面的CD20,可用于某些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些差异决定了在研发过程中,哪些结合试验和细胞试验最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以雷珠单抗和阿柏西普为参照药的产品也使生物类似药进入了眼科领域,这些药物可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信号传导。对于眼内给药的药品,制剂配方、无菌性、微粒控制和给药特征尤为重要。在各治疗领域,生物相似性意味着保留参照药已确立的治疗作用,并不意味着针对不同生物靶点、采用不同给药途径或治疗方案的药品在临床上可以互换。
转换用药、可互换性与药房替代调配
几个相互关联的术语描述了不同的决策。转换用药通常指在治疗期间,将患者使用的一种生物药换为另一种。可互换性可以指关于不同产品能否相互替换使用的科学结论,但在美国也有特定的法定含义。替代调配通常指依照相关司法管辖区的规定,在无需重新作出处方决定的情况下,以一种产品替代另一种产品进行调配。
在美国,可互换生物类似药除了依法证明生物相似性外,还必须满足其他要求。其中包括:预期该药在任何一名患者中都能产生与参照药相同的临床结果。对于需要多次给药的产品,法律标准还涉及:与持续使用参照药相比,交替使用或转换用药是否会增加疗效降低的风险或安全性风险。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可互换性认定后,产品可在州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药房替代调配。
这一认定并不意味着,可互换生物类似药比未获得该认定的生物类似药更有效、纯度更高,或总体上更安全。两者都已达到生物相似性标准。以往,专门的转换用药研究在美国可互换生物类似药的研发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分析方法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监管理念也在演变;是否需要额外的转换用药数据,与产品必须满足的基本法律标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2022年,欧洲药品管理局与欧洲药品管理机构负责人组织发表联合声明,从科学角度支持欧盟批准的生物类似药与其参照药或等效生物类似药之间的可互换性。不过,药房层面的替代调配决策仍由欧洲各国自行作出。因此,欧洲关于可互换性的声明并不意味着整个欧洲实行统一的药品调配规则。
关于临床转换用药的证据包括随机研究、延伸研究和观察性数据。2017年发表的挪威NOR-SWITCH试验纳入了482名患者,涵盖六种炎症性疾病,在52周内比较了继续使用原研英夫利西单抗与改用CT-P13的结果。按照预先设定的研究设计,该试验支持在合并分析的总体研究人群中得出非劣效性结论,但其统计效能不足以对每个疾病亚组分别作出结论。在解读这些经常被引用的转换用药结果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治疗方案的变更还可能受到预期、沟通、给药装置差异及行政安排的影响。反安慰剂效应是指由负面预期影响而产生的不良症状或感受,而非由某种具体的有害药理差异所致。它可能是开放标签转换用药项目中部分患者停药的原因之一,但不能成为忽视患者所报告症状的理由。评估时应区分客观疾病活动度、不良反应、使用便利性问题及预期相关效应,而不应将转换用药后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视为产品失效的证据。
免疫原性、安全性监测与可追溯性
治疗性蛋白质可能刺激免疫系统产生针对药物的抗体。这些抗药抗体可能不会造成可检测到的临床影响,也可能加快药物清除、降低疗效,或在较少见的情况下促成超敏反应。有些抗体会中和药物的活性。在罕见情况下,它们还可能干扰体内相应的天然蛋白质。因此,免疫原性既是参照生物药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生物类似药需要关注的问题。
风险取决于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包括蛋白质序列、聚集体、杂质、制剂配方、给药途径、给药方案、患者所患疾病以及合并治疗。不同抗体检测方法的灵敏度及其对循环中药物干扰的耐受能力也不相同。因此,简单比较互不相关研究中公布的抗体阳性率可能产生误导。与比较在不具可比性的条件下得出的数值相比,采用经过验证的方法开展头对头检测更有参考价值。
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涉及与某款阿法依泊汀参照药相关的抗体介导性纯红细胞再生障碍,尤其发生在制剂配方变更后及皮下给药时。相关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有所增加。这一事件并不能用来证明生物类似药普遍不安全;相反,它表明制剂配方、药物与包装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给药条件,都可能影响任何生物药的安全性。该事件也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免疫原性的比较研究及获批后的监测。
在获批前,比较研究会在适当的观察期内考察抗药抗体及其相关临床后果。这类研究无法可靠地排除所有罕见或迟发事件。因此,上市后的药物警戒仍然至关重要。自发报告、患者登记系统、医疗数据库和专项研究,能够发现药物开发过程中未显现的规律。
当多款产品使用相同的活性物质名称时,可追溯性尤为重要。记录实际使用的产品,并在条件允许时记录其批号,有助于研究人员区分某一问题是该类药物共有的效应,还是仅与特定产品或批次有关。各地的命名规则有所不同:美国为许多生物药名称加上具有区分作用的四字母后缀,其他司法管辖区则依靠商品名、国际非专利名称和批次信息的组合来识别产品。
观察性安全性比较同样需要谨慎。患者可能因采购变化、病情恶化或保险保障范围调整而换药,而这些情况本身就可能影响结局,与药物无关。混杂因素、产品识别信息不完整以及随访不均衡,都可能使比较结果失真。可靠的评估应将产品层面的可追溯性与适当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并考察该类生物药已知的风险,而不是认定换药后发生的每一起事件都由生物类似性所致。
竞争、可及性与开发经济学
开发生物类似药的经济学依据在于引入竞争,而不要求每家生产商都重复参照药品从发现到临床开发的整个过程。尽管如此,开发工作仍然要求很高。全面的特性分析、复杂的生产设施、工艺验证、比较研究以及监管申报,都会带来高昂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生物类似药市场的竞争格局往往不同于许多小分子仿制药竞争激烈的市场。
专利到期并非决定药品何时进入市场的唯一因素。活性分子、生产方法、制剂、给药装置或特定用途可能受到多项专利的保护。监管独占权则是另一种独立的保护。在美国,法律框架通常规定,参照药品首次获批满12年后,生物类似药才能获批;首次获批后的前4年内,生物类似药申请的提交也受到限制。诉讼和和解协议还可能进一步影响上市时间,但不会改变对生物相似性的科学判定。
因此,获批与实际上市供应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美国首款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于2016年获批,但美国阿达木单抗市场直到2023年才迎来生物类似药竞争。在欧洲,阿达木单抗生物类似药于2018年进入市场。这些时间差异体现的是法律和商业安排的影响,而不是产品基本生物学特性的相应差异。
采购制度对生物类似药的采用程度影响很大。医院招标可将采购量集中于少数供应商,有时能大幅压低价格。在其他制度下,报销规则、保险药品目录、返利和分销合同会影响具体使用哪种产品。公开价格较低的药品,其净采购成本未必最低;支付方节省的费用,也不会自动转化为每位患者自付费用的降低。
竞争可以通过降低每位患者的治疗支出,或使医疗服务体系在固定预算内为更多患者提供治疗,来提高治疗可及性。这一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原有的治疗可及性、诊断能力、输注服务、处方规定,以及节省的资金是否仍可用于医疗。生物类似药本身无法消除复杂治疗面临的所有障碍,在冷链基础设施或专科服务有限的地区尤其如此。
市场的可持续性还带来了另一重矛盾。极低的采购价格可能减少短期支出,却也可能使部分供应商失去参与市场的意愿。反过来,竞争不足可能削弱降价压力,使采购方依赖少数供应商。因此,经济分析会区分即时价格折扣与对市场进入、产能及供应韧性的长期影响。评估通常考察治疗总成本,包括给药、监测、给药装置以及实施成本,而不只是单瓶或单次注射药品的采购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