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筹资是指筹集、归集资金,并将其用于支付卫生服务及相关活动费用的一整套安排。它与服务提供、卫生人力发展和治理一道,构成卫生系统的核心职能。筹资安排不仅决定有多少资金可用,还决定由谁出资、谁能获得服务、哪些服务纳入保障范围,以及如何向服务提供者支付费用。这些安排涵盖政府预算、强制性和自愿性保险、家庭支付以及外部援助。
卫生筹资的主要目标包括使人们能够获得所需的服务、保护家庭免于经济困难、公平分配资源,以及高效利用现有资金。这些目标是全民健康覆盖的核心;全民健康覆盖关注的是,人们能否在不陷入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获得所需的优质服务。仅仅增加支出并不能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筹资的组织方式会影响资源能否惠及服务不足的人群、付费是否会使人们放弃就医,以及支付机制是否能激励服务提供者提供适当的诊疗服务。
卫生筹资涉及经济学、公共财政、制度设计和卫生政策等领域的问题。在分析卫生筹资时,需要区分资金的来源、管理资金的机构以及分配资金的机制。大多数国家采用多种安排相结合的方式,而非实行单一且内部统一的筹资模式。
核心职能与经济学基础
卫生筹资通常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职能来分析:资金筹集、资金统筹和服务购买。资金筹集关注资金如何进入体系,其来源包括税收、强制性缴费、保险费、直接支付以及境外转移资金。资金统筹关注如何代表特定人群归集和管理预付资金。服务购买则关注如何将这些资金分配给服务提供者,用于服务、药品、基础设施或其他活动。一个机构可以承担多项职能,也可以由政府部门、保险基金、地方政府和专门机构分担职责。
这些职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医疗卫生需求和费用在人群中的分布并不均衡,而且往往难以预测。一个人可能连续几年几乎不需要医疗照护,随后却需要长期治疗或接受紧急外科手术。患病时才付费,会使支出恰好集中在疾病也可能导致收入下降的时候。预付机制将缴费与即时使用服务分离,而资金统筹则使经济风险得以在人群之间和不同时间分摊。保险无法消除疾病本身带来的费用,但可以改变由谁以及何时承担这些费用。
医疗卫生市场还存在信息问题。对于哪些服务是必要的,患者掌握的信息通常少于临床医务人员;而对于投保人预期的医疗卫生需求,保险机构掌握的信息可能少于投保人本人。肯尼思·阿罗于1963年发表的《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一文,推动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成为卫生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这些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何专业监管、公共筹资、保险规则以及评估治疗有效性的机构如此重要。
有两个概念尤其需要谨慎理解。逆向选择是指预期医疗费用较高的人更有可能寻求保险,这可能推高保费,并使风险较低的人不愿参保。道德风险在保险经济学中,是指保险改变某种行为的价格或后果后所引起的行为变化。降低服务使用时需支付的价格,可能增加服务使用量,但新增的医疗服务既可能有益,也可能没有必要,甚至可能有害;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存在不当行为。
筹资还需覆盖一些受益范围超出直接接受服务者的服务。公共卫生监测、疫情调查和某些预防性干预,无法仅靠向个人收取临床服务费用来获得充足资金。疫苗接种可以通过减少传播使他人受益,不过,这种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病原体和疫苗。公共筹资既可以支持这些集体利益,也可以为个人治疗提供资金。如何平衡这些职能,取决于疾病流行状况、服务能力以及公共事务的优先次序。
历史发展与制度模式
现代卫生筹资是在慈善服务、互助、雇主福利、地方公共服务和国家社会保障等多种相互交织的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全面的国家制度建立之前,医院和医务人员往往依赖患者直接付费、宗教或慈善资助以及市政支持来维持服务。职业性和社区互助组织定期收取会费,用于支付与疾病相关的费用。这些组织展示了预付筹资的可行性,但其覆盖人群往往有限,对高额疾病费用提供的保障也较为不足。
德国于1883年在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主政期间颁布疾病保险法,为特定工人群体建立了强制保险制度。工人与雇主缴纳的费用用于支持疾病保险基金,由基金提供规定的待遇。此后,保障范围逐步扩大,社会医疗保险也在多个欧洲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制度与正规就业之间的历史联系至今仍然重要:对于登记在册的工薪劳动者,按工资征收保费相对容易;但在自雇和非正规就业普遍的情况下,征收就困难得多。
另一种制度传统主要通过政府一般财政收入为服务提供资金。英国在战时规划和1946年立法的基础上,于1948年建立了国民保健服务制度。这项制度将广泛的服务享有权和主要由税收支持的服务供给纳入全国统一框架。常用的“贝弗里奇模式”一词指的就是这一类制度传统,不过,威廉·贝弗里奇1942年的报告讨论的是更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不是对后来卫生服务制度的每一项特征作出具体规定。
其他国家则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融合了这些传统。加拿大的公共筹资医疗保险由各省率先推动,其中包括萨斯喀彻温省于1947年实行的住院保险和1962年实行的医疗保险,随后联邦通过立法支持这些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在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于1965年设立,与规模庞大的雇主型医疗保险体系并存。日本则于1961年通过多种以就业和居住地为基础的保险计划,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险覆盖。这些例子表明,通过不同的制度扩展路径,都有可能实现广泛覆盖。
税收筹资体系、社会医疗保险、国民医疗保险和私人保险等名称便于概括制度,但也可能掩盖它们之间的重要相似之处。以工资为基础征收的保费可能得到大量税收补充;由税收筹资的卫生服务体系可能向私人服务提供者购买医疗服务;私人保险也可能实行强制参保,并受到广泛监管。公共筹资并不必然意味着医疗机构归公共部门所有,正如私人提供服务并不必然意味着由家庭直接付费。因此,当代的制度比较着重考察实际的资金收入流向、资金统筹安排、保障权益和支付规则,而不把历史形成的模式视为对制度的完整描述。
资金筹集与缴费负担的分布
卫生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收入、强制性保险缴费、自愿预付资金、家庭直接支出和外部转移资金。一般政府收入包括对收入、消费、财产及其他活动征收的税款,以及非税收入。强制性保险缴费通常按工资或收入核定。在实践中,这些类别可能相互交叉:社会保险基金可能获得大量财政预算拨款,用于覆盖儿童、养老金领取者、失业者或其他群体,因为这些群体的缴费不足以支付其预期费用。
某一资金来源的分配效应,取决于最终由谁承担其经济负担,而不只是由谁缴款。雇主按工资缴纳的费用可能影响工资、用工成本或价格。消费税可能占用低收入家庭更大比例的资源,但税收减免、转移支付以及整个税收制度都可能改变总体分配格局。因此,必须将税收与缴费规则、支出带来的受益情况结合起来评估,而不能仅凭其名称就判定它是否公平。
在正规就业普遍的地区,以工资为基础的强制性筹资具有便于行政管理的征缴基础。但当劳动者收入不稳定、雇主未登记注册或收入难以核实时,扩大这种筹资方式的覆盖范围就更加困难。定额保费可能给低收入家庭带来尤为沉重的负担;如果缴费是享有保障的前提,还可能导致参保中断。财政预算补贴可以弥补这些缺口,但识别符合条件的家庭并及时更新记录,需要相应的行政管理能力。
一些政府将特定收入专门用于卫生领域,包括烟草、酒类或其他特种消费税的部分收入。这类税收通过提高有害产品的价格,可以同时服务于筹资和疾病预防目标。专款专用可以使资金投入承诺更加明确,但并不能保证卫生总支出相应增加,因为其他预算拨款可能随之减少。收入还取决于消费、税制设计、执法力度和经济状况。应税活动减少即使限制了收入增长,也可能符合公共卫生目标。
预付资金与就医时付费之间的区别尤其重要。税款和保险费通常在疾病发生之前征收。直接支付则发生在获得诊疗服务或药品之时,几乎无法在健康者与患病者之间实现再分配。自愿慈善捐款和众筹可以支付某些特定费用,但获得这些资金的机会并不均等,也不构成一项可预期获得的保障权益。因此,可持续的资金筹集不仅关乎名义上的筹资金额,还涉及资金是否充足、稳定,以及征收成本和公平性。
风险共济、碎片化与再分配
风险共济将预先缴纳的资金汇集起来,使医疗费用不再仅由患病者个人承担。这有助于将资源从当前医疗需求较低的人群转向需求较高的人群。根据缴费规则和补贴安排,风险共济还可以实现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以及代际再分配。这些转移并非附带作用,而是集体筹资所提供的经济保障的核心。
成员数量固然重要,但共济池的规模本身并不能决定其绩效。共济池还必须有充足的收入和足够均衡的风险分布。一个成员众多但人均缴费极低的共济池,可能仍无力为适足的保障项目提供资金;而一个规模较小、成员收入较高的共济池,则可能拥有充裕的资源。成员在地理上的集中可能使共济池面临相关性风险,例如地方性疫情或自然灾害。在整个体系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转移支付、储备金和再保险有助于管理这些风险敞口。
当预缴资金分散在不同群体之间,且群体间的再分配有限时,就会出现碎片化。针对公务员、正规部门雇员、低收入家庭和特定地区分别设立的制度安排,可能在缴费水平、医疗服务机构网络和保障项目上各不相同。即使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某种保障计划,这种分割仍可能使服务获取机会的不平等持续存在。碎片化还可能增加管理成本,削弱购买方的议价能力,不过,分权安排也可能有助于回应地方需求,或体现宪法规定的权限划分。
各类体系通过多种机制应对碎片化问题,例如合并基金、引入统一的待遇规则,或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均衡资源。风险调整根据预期医疗需求分配资金,而非仅依据参保人数。向基金 分配资金的简化公式可表示为:
其中, 为保障覆盖人数, 为相对预期费用权重, 为基础拨款额。实际公式可能纳入年龄、患病情况、社会经济状况或地区成本等因素。公式设计还必须考虑其激励效应,例如是否会促使相关机构改进编码、选择低风险人群,或回避医疗费用高昂的患者。
建立全国统一的共济池并非实现再分配的唯一路径。多家保险机构也可以在待遇标准统一、参保规则受监管,并有强有力的均衡转移支付机制的条件下运作。反过来,名义上统一的筹资体系,也可能因预算科目分立或部分人群享有优先就医权而依然存在碎片化。关键在于,资源能否有效地随人群需求而配置。保障的可携带性同样重要:人们在迁居、更换工作或跨越行政区划时,即使形式上的保障资格仍然有效,也可能在实际中无法获得服务。
保障资格、待遇包与服务可及性
卫生保障有几个不同维度:谁有资格享受保障、涵盖哪些服务,以及费用由保障机制承担多少。正式参保只涉及第一个维度。一个人即使参保,仍可能面临某些服务不在保障范围内、定额自付费用高、药品短缺、医疗机构距离遥远,或服务提供者不接受该保障计划等问题。因此,卫生筹资分析会区分法定保障资格、实际可及性,以及是否真正获得了适当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卫生服务待遇包明确规定某项筹资安排所涵盖的服务、产品或病症。其范围可以通过纳入保障的服务正面清单、列明除外项目的负面清单、宽泛的法定权利来界定,也可以结合这些方式。具体实施规则同样重要:转诊要求、事先授权、治疗频次限制,以及仅限签约服务提供者等规定,都可能显著影响服务可及性。如果某种药品的剂量、适应证、处方条件或报销价格不明确,获得该药品保障的权利就不完整。
由于资金、人力和基础设施资源有限,待遇包设计必须作出取舍。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疾病负担、临床有效性、预算影响、公平性,以及对费用异常高昂的疾病提供经济保障。卫生技术评估考察技术与服务在临床、经济、组织等方面的影响,有时也考察其伦理影响。经济学评价可以使用质量调整生命年或伤残调整生命年,但这些指标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资源分配问题。病情严重程度、未得到满足的需求、不确定性以及受益如何分布,也可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成本效果与可负担性并不相同。某种治疗相对于其成本可能带来显著收益,但由于符合条件的人数众多,仍可能需要庞大的总预算。反过来,某种罕见病的治疗虽然单个患者的费用很高,但对总体预算的影响可能有限。决策还取决于哪些现有服务会因此被挤出。在预算固定的情况下,为一项新的干预措施提供资金,如果减少了其他有效医疗服务可用的资源,就会产生机会成本。
费用分担包括起付额、定额自付和按比例自付。这些机制降低了筹资方案承担的费用比例,也可能影响服务利用,但患者可能在减少不必要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减少必要的医疗服务。对特定服务或人群给予费用减免,并设置年度自付上限,可以改变这些机制的影响。实施情况仍具有决定性作用:繁琐的减免手续可能使符合条件的人仍需付费。保障设计还必须考虑交通、住宿以及治疗期间的收入损失;即使临床服务本身免费,这些费用和损失也可能妨碍人们获得服务。
购买服务与向服务提供者付费
战略性购买利用有关人群需求、服务提供者绩效及可用资源的信息,决定购买哪些服务、向谁购买,以及采用何种付费方式和合同条件。它不同于仅按以往支出予以补偿,或不审核账单内容就支付费用。购买机构可以是政府部门、保险基金、地方政府或其他组织。其有效性取决于是否拥有相应权限、信息是否可信、是否有可用的服务提供者,以及能否确保合同得到履行。
不同的付费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激励。在按服务项目付费的方式下,服务提供者按每次诊疗、检查、操作或其他可计费项目获得报酬。这种方式有助于促进服务供给、及时回应需求,但也可能鼓励增加服务量,具体取决于价格和监管情况。薪酬制可提供稳定可预期的报酬,并有助于开展难以单独计费的工作,但不会直接奖励额外的服务产出。任何一种付费方式都不能单独决定服务行为:职业规范、人员配置、临床指南和组织管理也会影响医疗实践。
按人头付费是在特定时期内,按每名登记参保或签约人员支付固定金额,通常涵盖明确规定的一组服务。由于收入不直接与每次就诊挂钩,这种方式可以鼓励预防和节约型管理。但它也可能产生限制服务,或回避医疗需求成本较高患者的激励。风险调整、最低服务要求、患者自主选择以及质量监测,有助于应对这些激励。用于初级医疗的按人头付费,不同于让一个组织同时承担医院和专科医疗费用责任的综合付费方式。
医院可以通过分项预算、总额预算、按日付费或按病例付费获得资金。分项预算明确规定工资、药品、水电等支出类别,通常限制不同类别之间的资金调剂。总额预算则设定总体支出额度,并给予管理者不同程度的灵活性。按病例付费通常使用诊断相关组,对临床特征和预期资源消耗相似的诊疗病例进行分类。这种方式可能促使医院缩短住院时间、增加服务量,但也会产生增加收治人次、改变编码,或在同一组别中选择成本较低病例的激励。
大多数卫生体系会混合采用多种付费方式,以平衡相互冲突的激励。例如,初级医疗机构可能同时获得按人头支付的费用、针对特定服务的单独付费,以及与绩效挂钩的款项。绩效付费需要可靠的衡量指标,并采取措施,防止未纳入考核的工作受到忽视。按健康结局付费还会带来归因难题,因为结果也取决于服务提供者无法控制的因素,包括疾病严重程度和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基本药物的采购与支付还涉及其他选择,例如竞争性招标、协商定价和参考定价。因此,购买安排需要持续评估服务可及性、支出和医疗质量,而不能仅依赖某一种付费方式。
公共预算、支出控制与财政可持续性
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整体预算的一部分。其资源取决于经济活动、财政收入征收、债务偿付义务、其他支出承诺的竞争以及政治决策。卫生领域的财政空间,是指在不损害政府财政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增加或维持卫生支出的能力。它并不等同于一笔尚未分配的资金:增加财政收入、调整支出优先次序、改善预算执行或采取其他调整措施,都可能创造财政空间,而这些措施的可行性因国家而异。
一个基本的会计恒等式有助于区分经济增长与预算优先次序的作用:
其中, 为政府卫生支出, 为政府总支出, 为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政府卫生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既取决于政府支出相对于经济总量的规模,也取决于政府预算中用于卫生的份额。这个恒等式描述的是支出关系,既不能据此确定适当的目标,也不能说明支出是否有效率。
预算拨款必须转化为可用资源。公共财政管理涵盖预算编制、立法机关授权、资金拨付、采购管控、会计核算和审计。一个部门即使获得了核准的预算额度,仍可能遭遇资金拨付延迟,或无法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调剂资金。即使已知当地存在物资短缺,医疗卫生机构也可能无权采购所需物资。相对于核准预算而言,实际支出偏低,可能反映的是采购延误、岗位空缺、计划不切实际或资金拨付延迟,而非缺乏需求。
支出增长反映了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疾病谱、服务利用情况、工资、技术及价格。人口老龄化可能增加需求,但其财务影响还取决于健康状况、服务组织方式以及距死亡的时间远近等因素。技术变革可能降低现有治疗的成本,扩大可接受治疗的患者群体,或带来新的服务。因此,仅凭人口结构变化,无法可靠地预测卫生支出。
支出控制机制包括设定支出上限、协商服务收费、监管药品价格、改革采购制度以及评估低价值服务。这些措施对服务可及性和服务提供者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固定预算可以约束支出,但如果所承担的义务超出了可用资源,就可能导致排队等候或形成未清偿债务。缺乏足够资金支持的购买承诺可能造成欠款,将财务压力转移给服务提供者和供应商。资本投资也会带来经常性支出义务:新建医院需要人员、维护、水电等公用服务以及各类物资。因此,可持续的预算编制需要将服务承诺、支付规则、投资决策与切合实际的中期收入预期衔接起来。
衡量财务保护、公平与绩效
不能仅凭总支出来评估卫生筹资的绩效。一个国家即使投入大量资金,服务可及性仍可能不均,家庭也仍可能面临重大的财务风险。反之,较低的支出既可能反映服务提供较为经济,也可能意味着大量需求未得到满足。因此,衡量绩效时,需要综合考察资源水平、服务覆盖、财务保护、分配、效率和质量。进行比较时,还必须关注价格、人口特征、核算范围和观测年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制定的《卫生账户体系2011》,为追踪卫生支出提供了国际框架。该体系区分了筹资方案、收入来源、卫生保健功能和服务提供者。经常性卫生支出通常指卫生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则单独记录。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其在经济中的规模,而经购买力调整的人均支出则提供了另一种比较视角。这两项指标都不能直接反映人们实际获得的服务数量或质量。
当家庭自付卫生费用超过家庭资源的某一规定比例时,就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是衡量自付费用超过家庭消费总额或总收入的10%或25%的情况。其他方法则采用扣除基本生活需要后的支付能力作为衡量基准。对于家庭 ,一个简化的指标为:
其中, 为自付卫生支出, 为选定的资源衡量指标, 为阈值, 表示该条件是否成立。定义和调查方法会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致贫性卫生支出衡量的是,卫生费用支付是否使家庭陷入贫困线以下,或加深其原有的贫困程度。它是对灾难性卫生支出指标的补充,因为对于已接近基本生存水平的家庭而言,即使金额相对较小的支出也可能造成严重影响。这两类指标都有一个重要局限: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人可能完全不就医、因而没有支出,也就不会被记录为发生了灾难性支出。因此,必须结合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和服务利用数据来解读财务保护指标。自付费用占全国卫生支出的比例虽有参考价值,却无法揭示负担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分布情况。
健康公平分析考察不同收入、地区、性别、年龄、残疾状况及其他相关特征群体之间的差异。受益归属分析估算公共补贴的分布,筹资归属分析则考察缴费负担的分布。解读结果时需要谨慎:某一群体获得的支出较多,可能是因为其需求更大、当地服务提供成本更高,也可能反映了专科医疗服务可及性的不平等。行政数据、家庭调查、医疗卫生机构账目和电子健康记录可以揭示卫生体系不同方面的情况,但标识符不一致和覆盖不完整可能使这些数据无法直接关联。
外部援助、突发事件与跨境筹资
外部卫生援助可用于资助卫生服务、药品、卫生人力培养、信息系统和基础设施。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和受危机影响的国家,这类援助尤为重要。资金可通过政府、多边组织、非政府组织或专项计划拨付。赠款与优惠贷款带来的财务影响不同,而宣布承诺提供的资金也不等于实际拨付的金额。援助还包括实物物资和技术支持,这些援助在国内预算中的体现方式可能与现金转移不同。
全球性倡议支持了针对HIV感染与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免疫接种等重点领域的项目。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成立于2000年,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成立于2002年。它们的筹资安排展示了国际资源如何支持由各国实施的服务,同时附带针对特定项目的要求。这类资助可以扩大服务可及性,但专款专用的赠款也可能在国内现有体系之外,形成独立的规划、报告、采购和人员配置安排。
资金的可预测性与援助退出后的过渡是核心关切。资助周期过短或拨款延迟,都可能导致药品供应中断和雇佣合同无法延续。外部支持减少时,国内预算可能需要承担采购、工资及其他经常性支出责任。不能仅凭国民收入水平判断能否顺利完成过渡:财政收入筹集能力、疾病负担、债务压力和行政管理能力,都会影响替代资金能否落实。将外部资助的活动纳入国内的服务购买和预算体系,会影响服务的连续性。
突发卫生事件暴露了常规筹资安排的局限。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通过追加预算和其他应急机制,为新增的检测、治疗、疫苗接种、物资供应和卫生系统能力提供资金。在一些地区,服务推迟或就诊人数减少,也导致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常规收入下降。因此,应急筹资既要应对新增需求,也要弥补既有收入流受到的冲击。快速采购和加速拨款,使支出追踪、审计和合同签订的透明度变得更加重要。
应急准备面临的筹资问题与应急响应不同。即使没有发生突发事件,实验室、受过培训的人员、监测、物资储备和应急扩容安排,也需要持续获得支持。这些投入产生的效益可能跨越国界,因此仅靠各国自身筹资并不足以全面解决问题。包括2022年设立的大流行基金在内的国际机制,致力于支持应急准备能力建设。在国内层面,应急预算拨款、储备基金和预先制定的应急程序可以加快资源到位,但资金仍只是制约因素之一:受过培训的人员、生产能力、物流以及正常运转的机构,共同决定了新增资金能否转化为及时提供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