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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大会

世界卫生大会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决策机构,负责制定政策、通过国际卫生文书,并批准工作规划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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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大会(WHA)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主要决策机构。大会汇集世卫组织各会员国代表团,负责确定该组织的政策、批准规划预算、任命总干事,并审议有关公共卫生的国际措施。其职权源于1948年4月7日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大会通常每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一次,也可召开特别会议。

大会既是治理机构,也是开展国际卫生外交的平台。其决议支持了疾病根除行动,确立了通用的卫生分类体系,影响了卫生系统政策的制定,并促成了规范跨境卫生风险应对和烟草控制的法律文书的订立。大会在世卫组织内部拥有广泛职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世界卫生政府:大会所通过文件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其所依据的《组织法》授权,而落实工作通常依靠各国机构、国际合作及资金支持。

组织法基础与历史发展

世界卫生大会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常设国际卫生组织的努力。此前的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包括国际卫生会议、国际公共卫生局和国际联盟卫生组织。这些机构处理疫情通报、检疫措施协调等问题,但各自的职权范围和成员构成较为分散。1945年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支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卫生组织。1946年,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并由一个临时委员会在《组织法》生效前开展筹备工作。

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于1948年6月24日在日内瓦开幕。其奠基性任务包括确立世卫组织的行政架构、批准首期规划和预算,以及任命布罗克·奇泽姆为首任总干事。早期的优先工作领域包括疟疾、结核病、妇幼卫生、营养、环境卫生,以及药品和卫生统计的标准化。这些选择既反映了当时的传染病负担,也体现了《组织法》所秉持的广义健康观,即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

《组织法》确立了三个主要机构:世界卫生大会、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大会决定政策;执行委员会落实大会的决定,并履行执行和咨询职能;秘书处则在总干事领导下开展技术和行政工作。这种分工十分重要,因为世卫组织工作人员的声明、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以及大会的决议,其机构来源和法律地位各不相同。大会并不亲自开展世卫组织的每一项活动,也不审批每一项技术建议。

随着非殖民化进程推动世卫组织成员数量增加,以及全球疾病负担发生变化,大会的议程也不断扩大。大会的工作逐渐涵盖生殖健康、慢性病、药品可及性、卫生筹资、环境风险和卫生服务体系建设。1977年作出的到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体现了工作重点转向覆盖全体人口的卫生保健服务和社会条件,而不再局限于针对特定病原体的规划。1978年,世卫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另行联合召开的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进一步阐明了与这一目标相关的初级卫生保健理念;该宣言本身并非在世界卫生大会会议上通过。

成员、代表团与参与

世界卫生大会由代表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代表组成。每个会员国可指派不超过三名代表,其中一人担任首席代表;代表团还可配备副代表和顾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规定,代表最好具备卫生领域的专业能力,并以代表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者为宜。代表团通常由卫生部长率领,但外交部门官员、法律顾问、公共卫生专家以及负责财政或发展事务的官员也可能参与。代表团的这种构成表明,国际卫生决策所涉及的知识和能力远不止临床或流行病学专业知识。

每个会员国均有一票表决权,不受人口、经济规模或财政贡献多少的影响。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使世界卫生大会有别于那些按出资额分配表决权的机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代表团在实际工作中拥有同等能力。规模较大的代表团可以兼顾同时举行的委员会会议、研读复杂文件,并参与多场非正式谈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则可能需要优先关注部分议题,或通过区域及其他外交集团进行协调。共同声明和联合提案使各国能够汇集专业知识、增强谈判影响力,而不改变各自的表决权。

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法》还对准会员作出了安排,通常适用于不负责处理自身国际关系的领土。准会员的参与方式与会员国不同,包括不享有大会表决权。此外,观察员和受邀组织的代表可依照适用规则和决定出席。非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的领土或当局能否参与,取决于相关制度安排;出席某届会议,并不自动意味着有权继续出席之后各届会议。

国际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有别于国家会员资格的渠道参与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组织可出席相关会议,并依照适用程序发言,但不享有表决权。大会于2016年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与非国家行为体交往框架》,为世卫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实体、慈善基金会及学术机构的交往制定了规则。这些安排旨在获取专业知识、促进合作,同时处理利益冲突和不当影响问题。此外,还必须区分大会正式议事活动与大会召开当周在日内瓦举行的范围更广的各类部长级会议、倡导活动及私人主办的聚会。

会议、委员会与决策程序

大会通常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一般在五月召开。执行委员会根据《组织法》的要求、以往的决定、各类报告及会员国的提案,拟订临时议程。各代表团在会前收到技术和行政文件,以便各国政府形成自身立场,并在必要时开展跨部门协调。议程由大会自行通过。特别会议的召开则遵循《组织法》另行规定的机制:可应执行委员会或过半数会员国的请求召开。2021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关于大流行防范的特别会议,就体现了这类会议如何用于集中开展政府间审议的议题。

每届常会开幕时,大会选举主席及其他会议职员。全体会议安排重要讲话、一般性讨论、选举,以及正式通过委员会报告等事项。大量实质性审议工作由两个主要委员会承担。甲委员会一般处理技术和卫生规划事项,乙委员会一般审议行政、财务和法律事项。两个委员会的具体分工在当届会议上确定。委员会能够开展难以完全在全体会议上进行的细致讨论,但其建议通常仍须提交全体会议正式通过。

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的磋商往往在会前及会议期间进行。各代表团可提出修正案、召集非正式磋商,或成立起草小组,以就存在争议的措辞达成一致。文本可包括说明其理由的序言段,以及规定具体行动的执行段。执行段通常会区分向总干事提出的要求,以及向会员国和其他相关方提出的建议或呼吁。例如,一项要求秘书处编写报告的决议,与一项请各国政府调整本国政策的决议,在实际执行层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规定报告提交期限,往往成为某一议题在后续大会上再次得到审议的机制。

《组织法》规定,重要问题须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其他问题通常以简单多数决定。修改《组织法》以及通过公约或协定等事项,须遵守特别要求。不过,许多文本仍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不进行正式表决。协商一致表明,在通过文本时没有代表团阻止其通过,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代表团都赞同其中的每一项规定。会议记录中可能载有保留意见和立场解释。因此,已公布的决议、决定、委员会报告和会议记录,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大会通过了什么,以及各代表团如何理解所通过的内容。

法律权限与国际卫生文书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对大会的各项法律权限作了区分。第十九条允许大会就世卫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通过公约或协定,但须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赞成。此类文书并不自动对所有世卫组织会员国产生约束力:文书须经过适用的接受或批准程序,并依其自身条款,才对某一国家生效。第二十条要求会员国在规定期限内就接受文书采取行动,并报告所采取的行动。这一制度将国际谈判与各国宪法程序相结合,并明确区分通过条约文本与受其法律约束这两个步骤。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依据第十九条通过的公约的典型实例。该公约于2003年通过,2005年生效,通过涵盖税收、包装和标签、广告、接触烟草烟雾及非法贸易等方面的措施应对烟草问题。公约缔约方会议成立后,承担条约治理职能,与大会的职能有所区别。2025年5月,大会还依据第十九条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协定。通过该文本是一个独立的法律步骤,既不同于协定生效,也不同于为完善和落实协定各项安排而规定的后续程序。

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确立了另一种机制:大会可在特定领域通过条例,包括旨在防止疾病在国际间传播的卫生和检疫要求、疾病命名,以及生物制品和药品的某些标准。这些条例经适当通知后对会员国生效,但须遵循允许拒绝接受或提出保留的相关规定。国际卫生条例(IHR)是最广为人知的实例。大会于2005年通过了经过大幅修订的条例,并于2007年生效。其法律框架涵盖通报、监测能力、国际应对,以及影响旅行和贸易的措施。2022年和2024年通过的修正案遵循的是条例自身的修订程序,而非第十九条规定的条约程序。

第二十三条授权大会就世卫组织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提出建议。许多常见的决议属于这一类别,并不会仅因获得通过就为各国创设条约义务。不过,这些决议仍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确立共同认可的目标,引导资金投入,授权秘书处开展工作,并为国家政策提供衡量基准。因此,法律分析必须审视每项文件的组织法依据及其措辞。仅凭“决议”这一名称,无法判断某一文本究竟是一项建议、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内部治理决定,还是通过另一项独立国际法律文书的载体。

领导层、重点工作与筹资

世界卫生大会根据执行委员会的提名任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一项机构任命,而非由全球民众或卫生专业人员直接选举产生。总干事是世卫组织的最高技术和行政官员,在该组织的《组织法》和治理机构框架内领导秘书处。大会还选举有权指派人员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会员国。执行委员会由这些当选国家指派的34名具备卫生技术资格的委员组成,相关国家的任期为三年。这些安排将每年举行的大会与在大会闭会期间召开会议的执行机构联系起来。

大会在不同时间跨度上对工作规划进行监督。大会批准世卫组织的工作总规划和两年期规划预算,前者确定中期战略方向,后者将优先事项转化为财务框架。涵盖2025—2028年的《第十四个工作总规划》于2024年获批。规划预算列明卫生服务覆盖、突发事件和人群健康改善等领域的预期成果,以及为实现这些成果所需的行政支持能力。预算获得批准,本身并不保证所有资金都能到位,也不保证所有计划活动都能以相同进度实施。

世卫组织的资金来源包括会费和自愿捐款。会费是会员国按照商定的分摊比例必须缴纳的款项,其数额根据会费分摊办法,大体与各国的经济能力和人口规模挂钩。自愿捐款来自各国政府及其他符合条件的捐助方,既可以灵活使用,也可以指定用于特定用途。这一区别是大会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代表们可以批准一项涵盖广泛的规划,但如果资金大多被指定用途,秘书处在不同优先事项之间调配资源的能力就可能受到限制。因此,核准预算、实际收到的资金和支出是不同的数额,比较不同预算期时,必须考虑各自纳入了哪些组成部分。

大会通过筹资改革应对这一结构性问题。2022年,大会商定了一条逐步提高会费的路径,目标是在遵守商定条件和审查程序的前提下,到2030—2031两年期,使会费达到已批准的2022—2023年基础预算的50%。2023年,大会批准将2024—2025年的会费提高20%。这些决定旨在改善世卫组织资金来源的平衡性和可预测性,而不是创设独立的全球征税权。大会还审查财务报表、审计结果和行政报告。因此,大会的监督将政策目标与一系列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由谁出资、资源可以如何使用,以及秘书处如何报告支出并接受问责。

疾病防控规划与人群健康优先事项

世界卫生大会最具深远影响的职能之一,是批准并持续支持协调开展的疾病防控规划。1958年,大会根据苏联提出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呼吁在全球根除天花的决议。1966年,大会批准了于1967年启动的强化根除规划。该规划在实施中将疫苗接种与日益有效的监测、病例调查和疫情遏制措施相结合。1980年,经国际认证后,第三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宣布天花已被根除。这一成就有赖于各国卫生工作者、实验室、国际协调以及持续的资金支持;大会提供的是政治授权和作出集体承诺的平台,而非亲自开展现场工作。

1988年,大会承诺在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为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奠定了政策基础。该规划将世界卫生组织、各国政府和伙伴组织凝聚在一起,开展大规模疫苗接种和监测工作。与天花不同,脊髓灰质炎病毒带来的挑战包括广泛的无症状传播,以及在某些环境中出现的疫苗衍生病毒传播。两者的对比表明,大会设定目标的作用存在一个重要限度:决议可以确立共同目标并动员资源,但目标能否实现以及何时实现,取决于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服务提供体系、安全状况以及能否深入社区开展工作。

对于需要持续防控、而非以一次性根除为终点的疾病,大会也制定了相应战略。2014年,大会核可了《终止结核病战略》,将目标期限延伸至2035年,并注重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支持性政策和研究。大会围绕结核病、疟疾和HIV感染与艾滋病开展的工作,一再将技术干预与卫生服务能力及药物可及性联系起来。2015年,大会通过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全球行动计划》,其重点包括提高认识、监测与研究、感染预防、合理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可持续投资。这些战略建立了共同框架,但各国的落实工作以及可比数据的收集,仍是评估进展的关键。

大会议程也涵盖非传染性疾病及其风险因素。大会于2010年核可了《减少有害使用酒精全球战略》,并于2013年通过了《2013—2020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2012年的一项全面实施计划针对孕产妇、婴儿和幼儿营养,提出了涉及发育迟缓、贫血、低出生体重、儿童超重、母乳喂养和消瘦的目标。这类文书表明,大会的工作并不限于疫情应对:它确定可衡量的优先事项,推动卫生服务、食品系统、教育及其他部门协调行动,但并不直接管理会员国内部的这些部门。

卫生系统、分类与技术标准

大会的影响也涉及医疗卫生服务的组织方式,以及卫生机构使用的通用技术语言。大会对初级卫生保健和全民健康覆盖的支持,着眼于人们能否在不陷入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获得所需服务。这些理念涉及服务提供方式的设计、卫生人力、药品、信息系统以及卫生筹资。大会决议可以确立共同目标,并要求世卫组织提供指导,但不会为所有国家规定统一的制度模式。由税收支持的服务、社会医疗保险以及混合型安排,仍由各国在不同的经济和宪政背景下通过本国政策决定。

通过卫生分类是制定标准的一种尤为具体的形式。1948年,第一届大会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ICD)第六次修订本,将该分类的作用从死亡统计扩展至疾病统计。2019年,大会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于2022年1月1日生效,并设有过渡安排。统一的分类使各国能够以更具可比性的方式,对诊断和死因进行编码与汇总。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基础卫生记录的完整程度会趋于一致,其国际生效日期也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会立即切换系统。

其他分类则涉及仅凭疾病名称无法涵盖的健康维度。大会于2001年认可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从身体功能与结构、活动、参与以及环境因素等方面描述功能状况与残疾。该框架有助于收集有关健康状况如何影响人们生活的信息。这不同于识别疾病,也不同于记录根本死因。大会的作用是认可一项国际标准;这一标准在实践中的应用,则取决于如何将其落实到统计系统、专业培训、评估工具和国家行政要求之中。

药品和患者诊疗方面的标准,其形成路径与此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世卫组织首份《基本药物示范清单》于1977年在专家工作的基础上问世,而大会的决定则为基本药物规划和合理用药提供了政策支持。大会既不逐一审批世卫组织清单上的每种药品,也不充当全球药品许可机构。在患者安全方面,大会2019年的决议支持开展全球行动,并将9月17日设立为世界患者安全日;2021年,大会通过了《2021—2030年全球患者安全行动计划》。这些例子说明,政府间认可、专家技术制定、国家监管,以及医院和其他诊疗场所的具体实施,各有不同的职责。

卫生突发事件、问责与机构权限的局限

国际卫生突发事件使大会的政策职能与世界卫生组织其他部门承担的法律和业务机制紧密相连。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总干事在考虑规定所需的信息和建议(包括突发事件委员会的建议)后,判定某一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会并不对每一次此类判定进行表决。同样,应急部署、技术建议以及与受影响国家的协调,通常属于秘书处的职责。混淆这些职能可能导致责任不清:大会负责确立框架并审查工作成效,而具体的应急决策则依照各自的规则作出。

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促使大会采取了多项重大行动。2020年5月,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关于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工作的WHA73.1号决议,呼吁开展国际合作,并对国际应对工作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该届大会最初以线上形式召开,表明这场突发事件也改变了该机构自身的工作方式。此后,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于2021年向大会提交了报告。该小组的工作是对防范、预警、协调以及医疗应对措施可及性进行更广泛审视的一部分,并非旨在认定法律责任的司法程序。

在2021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举行的第二届特别会议上,大会设立了一个政府间谈判机构,负责起草和谈判一项关于大流行预防、防范和应对的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这一进程最终促成了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协定》的通过。此外,会员国还就《国际卫生条例》修正案进行了谈判,并于2024年通过了修正案。这两条进程所处理的问题有所重叠,但采用了不同的法律基础。两者的推进既体现了大会确立谈判授权和通过文书的能力,也表明协调各方在筹资、信息共享、卫生产品获取以及国家责任等问题上的立场需要时间。

大会的成效最终取决于国际承诺与国内能力之间的关系。通常,大会无法强制各国政府为卫生服务提供资金、披露所有相关信息,或实施某项建议的干预措施。报告要求、公众监督、条约程序、预算决策和定期审查构成了问责机制,但并不等同于普遍性的强制执行权。国家主权、资源分配不均,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之间的职责分工,共同影响着大会决策所能取得的成果。因此,评估某项决议时,不仅需要关注其声明的目标,还必须考察其法律依据、资金来源、实施安排、指标及后续报告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