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卫生条例》(IHR)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规定了参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如何防范和应对可能在国际间传播的卫生风险。其核心宗旨是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并采取应对措施,同时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尽管《条例》在历史上起源于港口的疫病控制,如今其涵盖的公共卫生事件范围已广泛得多,包括生物、化学和放射性危害所带来的威胁。
现行《条例》的主体文本于2005年通过,2007年6月15日生效,取代了此前仅针对少数列明疾病的制度,转而要求各国评估事件、沟通风险、维持公共卫生能力并协调应对行动。《条例》为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提供了法律依据。2024年通过的修正案于2025年9月开始对大多数缔约国生效,新增了关于大流行紧急状态、国家协调、公平、卫生产品和筹资的条款。
《国际卫生条例》将国际义务与各国实施的措施相结合。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要求提供信息、评估风险、宣布紧急状态并提出建议,但《条例》并未赋予其在各国内部强制实施封锁、强制接种疫苗或关闭边境的权力。因此,这一框架的运作有赖于国际协调、国家法定权限、科学评估以及对公共卫生机构的持续投入之间的相互配合。
历史沿革与法律基础
《国际卫生条例》源于19世纪为协调流行病预防与海上贸易而开展的努力。首届国际卫生会议于1851年在巴黎召开,与会各国政府主要关注霍乱、鼠疫(疾病)和黄热病。各国检疫规定差异很大,船舶、旅客和货物可能因此遭到扣留,既扰乱商业活动,又未必能提供有效防护。此后历届会议及各项公约力求统一通报制度和港口措施,但科学分歧与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一再阻碍共识的达成。
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成立后,依据其《组织法》赋予的权限,对这一分散的体系进行了整合。1951年通过的《国际公共卫生条例》涵盖六种检疫传染病:霍乱、鼠疫、黄热病、天花、斑疹伤寒和回归热。1969年,该条例更名为《国际卫生条例》。此后的修订缩小了其涵盖的疾病范围;1981年天花被移出后,主要通报框架仅涉及霍乱、鼠疫和黄热病。随着此前未知的传染病不断出现,以及国际航空旅行加快疾病传播,这种以疾病清单为基础的做法日益难以满足需要。
此后发生的多起事件暴露了旧有体系的局限。HIV感染与艾滋病的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的暴发,以及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国际传播,都表明重大威胁可能并不在所列疾病之中。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还凸显了政府正式通报以外的信息来源的重要性,包括临床网络提供的信息和不明原因疾病的报告。条例修订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已启动,而SARS疫情使这一进程更为紧迫。世界卫生大会于2005年5月23日通过WHA58.3号决议,采纳了修订后的文本。
《国际卫生条例》的法律形式具有独特性。条例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第21条和第22条通过,这两条授权世界卫生大会在特定技术领域制定规章。与需要各国分别批准的普通条约不同,此类规章在通知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后即对其生效,但须遵循《组织法》规定的拒绝接受或提出保留的程序。非会员国也可依据条例的规定成为缔约国。
条例本身的约束力,必须与世界卫生组织具体行动的法律地位加以区分。缔约国承担国际法义务,包括通报和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义务。相比之下,依据《国际卫生条例》发布的临时建议和长期建议,被明确界定为不具约束力的意见。因此,这一体系将具有约束力的程序性义务和能力建设义务,与咨询性质的国际指导相结合,而非设立一个超国家卫生机构。
适用范围、指导原则与机构职责
现行《国际卫生条例》以事件和风险为核心,而非以一份封闭的病原体目录为依据。“疾病”的定义十分宽泛,指无论起因或来源为何,对人类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疾病或医学状况。公共卫生风险是指某一事件对人群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尤其是该事件可能在国际间传播,或构成严重且直接危险的情况。这种界定使《条例》能够在病原体尚未确定时就应对原因不明的聚集性病例,并将部分化学或放射性事件以及感染性疾病纳入适用范围。
覆盖范围广泛,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卫生问题都必须向国际社会通报。国家必须评估某一事件是否符合相关通报标准,包括其严重程度、异常性质以及潜在的国际影响。国内日常疾病管理仍主要属于国家职责。反过来说,局部事件即使尚未跨越国界,也可能具有国际意义——例如,危险的感染发生在国际交通枢纽附近,或造成重大的境外传播风险。
第三条确立了实施《条例》的指导原则,包括尊重人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为依据。《条例》也承认各国拥有制定法律和实施卫生政策的主权权力,但须遵守其在《条例》下承担的义务。2024年修正案明确加入了对公平与团结的表述。这些原则十分重要,因为减少传播的措施也可能限制人员流动、影响生计,或使个人受到强制性处置。
每个缔约国都必须指定一个国家国际卫生条例归口单位,作为可随时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的国家中心。其职能包括发送紧急通报,以及汇总国内相关部门的信息。该单位未必是指挥应急响应的机构:沟通权限、行动指挥权和部级决策权可能分属不同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则设有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用于交换紧急信息。
2024年修正案还要求指定或设立国家国际卫生条例主管机构,协调本国管辖范围内《条例》的实施。这一要求旨在解决一个反复出现的机构协调问题:涉及实验室、港口、运输、海关、卫生服务和应急资金保障等方面的义务,无法仅靠卫生部门独立履行。主管机构和归口单位可根据本国国情设置,但两者的职责在概念上有所区别:前者协调政府各部门实施《条例》,后者则充当《条例》要求的全天候沟通渠道。
事件评估、通报与信息交流
通报制度以附件2中的决策工具为核心。该工具要求各国主管部门评估四个主要问题:事件对公共卫生的影响是否严重;事件是否异常或出乎意料;是否存在国际传播的重大风险;是否存在导致国际旅行或贸易受到限制的重大风险。对于通过决策工具这一部分进行评估的事件,如果至少两个问题的答案为肯定,通常就须进行通报。评估针对的是具体情境中的事件,而不只是疾病名称。
附件2对某些感染作出了特别规定。出现天花、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所致脊髓灰质炎、新亚型病毒引起的人流感或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病例时,必须通报,因为这些事件被视为异常或出乎意料,且可能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其他指定疾病,包括霍乱、肺鼠疫、黄热病、某些病毒性出血热和西尼罗热,则必须一律使用决策工具进行评估。病因不明的事件也须接受评估,以免缺乏实验室诊断成为隐瞒信息的理由。
第6条规定,缔约国在评估表明某一事件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的公共卫生信息后,必须在24小时内通过国家《国际卫生条例》归口单位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这并不是一条普遍适用的“首例病例出现后24小时内通报”规则。附件1另行规定了有关地方层面迅速发现和报告,以及国家层面在48小时内评估紧急报告的要求。这些条款共同构成了一条从地方发现、国家评估到国际通报的链条。
通报是持续信息交流的起点,而不是填完一张报告表就告结束。缔约国必须继续及时提供其掌握的准确、足够详尽的信息,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结果、风险来源和类型、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影响传播的条件,以及已采取的措施。相关困难和所需支持也必须报告。如果现有信息不足以完成决策工具的评估,该框架允许缔约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协商,从而能够在尚无法对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出明确判断时,就不确定情况展开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也可以考虑正式通报以外来源的信息。根据第9条和第10条,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评估此类报告,并要求有关国家核实。有关国家必须在收到核实请求后24小时内确认收悉或作出初步答复,并在随后规定的另一个24小时时限内提供现有公共卫生信息。这些条款减少了对官方自愿发布信息的完全依赖,同时保留了协商程序。信息共享还受到保密规则和第45条个人数据保护规定的约束,将国际预警与数据隐私义务联系起来。
核心能力与国内公共卫生体系
《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国发展并保持发现、评估、通报和报告事件的能力,以及迅速、有效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能力。附件1列明了地方、中间和国家各级以及指定入境口岸应具备的这些职能。2005年原定时间表通常允许各国在《条例》生效后五年内建立所需能力,并规定了延期程序。这些义务要求相关机构和服务切实运转,而不只是制定一份应急准备计划。
在社区和地方层面,首要任务是识别异常患病或死亡情况,并迅速报告相关信息。这有赖于可及的临床服务、训练有素的人员、可靠的通信,以及切实可行的报告触发标准。在中间层面,主管部门必须核实所报告的事件,支持采取控制措施,并将紧急信息上报国家层面。在国家层面,整个体系必须能够评估报告、联络技术专家、协调应对行动,并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任何一个层级若无法识别预警信号,或无法将其传递给有能力采取行动的机构,整个链条就会失灵。
因此,公共卫生监测的范围远不止统计实验室确诊病例。基于指标的监测系统通过常规报告跟踪特定健康状况,而基于事件的监测则发现异常聚集性病例、社区报告或其他需要调查的信号。实验室网络确定危害因素的种类和特征,流行病学调查则查明其分布、可能的传播途径以及面临风险的人群。有效的体系会将这些环节衔接起来,使实验室发现能够促成评估和行动,而不是停留在孤立的技术结果上。
应对能力涉及人员、后勤、协调和服务的持续提供。疫情调查队伍可能需要交通运输、防护装备、标本转送安排、感染预防专业支持,以及可供使用的治疗设施。风险沟通必须说明哪些情况已经明确、哪些仍不确定,以及为何要采取相关措施。化学和放射性事件可能需要卫生部门以外的机构参与。这些实际运作需求将《国际卫生条例》与更广泛的卫生系统联系起来,涵盖急救、采购、卫生人力规划以及可靠的公共行政管理。
实施情况通过若干相互补充的工具进行评估。各国通过通常称为SPAR的年度自我评估程序报告自身能力,而联合外部评估则提供自愿参与的外部评估。模拟演练在设定情景下检验各项计划,事后评估则审视实际发生的事件。这些工具属于更广泛的监测与评估框架,并非每一项都是独立的强制性条约程序。对其结果也须谨慎解读: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实验室和书面计划,在重大突发事件期间,仍可能在决策、公众信任、应急增援人员配置或公平提供服务等方面出现问题。
紧急事件的认定与世卫组织建议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是指经认定通过疾病的国际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风险,并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的特殊事件。宣布此类事件是一种法律和协调机制,并不等同于宣布发生大规模疫情,也不是对传播能力的科学分类。规模相对较小的事件,如果其特征和国际影响足够严重,也可能符合认定条件;而疾病广泛传播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自动决定法律上的认定结果。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根据第十二条作出认定。需要考虑的相关因素包括受影响国家提供的信息、附件二中的决策工具、科学原则和证据,以及对人类健康风险、国际传播风险和国际交通风险的评估。总干事还听取由相关专家组成的《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受影响国家会接受磋商,并可陈述本国意见。委员会就是否存在紧急事件、是否应结束紧急状态,以及适宜提出哪些临时建议提供意见;法律上的认定权仍由总干事行使。
临时建议可涉及监测、临床信息、疫苗接种、筛查、接触者追踪、检疫、隔离以及国际旅行措施。建议的内容应根据具体事件确定,而不是因宣布紧急事件就自动采取某些措施。临时建议通常在发布三个月后失效,除非依照规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延长。长期建议则是另一种工具,旨在针对特定的持续性公共卫生风险,供日常或定期实施。这两类建议本身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缔约国根据《条例》其他条款承担的义务具有约束力。
首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于2009年4月因甲型H1N1流感的出现而宣布。此后宣布的事件包括2014年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国际传播、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6年与寨卡病毒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和新生儿畸形聚集性病例,以及2019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2020年1月30日,新冠疫情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3月11日,世卫组织将其定性为大流行。这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各有不同的目的。新冠疫情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状态于2023年5月5日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疾病或其健康后果已经消失。
2024年修正案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框架内引入了“大流行紧急状态”这一认定,适用于符合额外标准的传染病事件。这些标准涉及广泛的地理传播、卫生系统承受的实际或潜在承载压力、严重的社会或经济扰乱,以及是否需要采取涵盖全政府和全社会的快速、公平且力度更大的国际行动。对于影响最为重大的传染病威胁,这一类别提供了额外的法律信号。它并不取代适用范围更广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机制;后者仍适用于其他符合条件的事件。
国际旅行、入境口岸与卫生文件
国际运输是《国际卫生条例》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因为它既可能传播危害,也能维持应对工作所需的物资供应、人员流动和商业往来。《条例》适用于旅行者、交通工具、行李、货物、集装箱、物品及邮包的相关事项,旨在确保卫生措施足够有效,同时避免对国际流动施加任意或不必要的限制性要求。因此,评估一项疾病防控干预措施时,必须综合考虑其公共卫生目的、现有证据、实际效果以及所造成的负担。
各国必须指定机场和港口,使其具备附件1规定的能力,也可以指定某些陆路口岸。常规能力包括:能够提供医疗服务,及时评估和照护患病旅行者;安排安全转运;配备受过培训的交通工具检查人员;以及为使用设施的旅行者提供安全的环境。相关环境卫生职能包括饮用水、食品安全、废物处置和媒介控制。在突发事件期间,指定入境口岸还需要作出安排,以开展评估、将受影响人员与其他人员分开,并实施所建议的措施。
《条例》区分了检疫隔离与隔离。检疫隔离是对尚未患病但可能已暴露于风险的人员限制其活动,或将其与其他人员分开;隔离则是将患病或受污染的人员,或受影响的物品分离,以防止传播。这些区别对于判断措施是否必要、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十分重要。除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并在遵守相关保障要求的前提下,这一框架优先采用侵入性或干扰性较小的措施。常规的非侵入性检查与拘留或侵入性操作,在法律和实际执行层面均有区别,即便它们有时都被笼统地称为“筛查”。
卫生文件包括《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以及《船舶卫生控制证书》和《船舶免予卫生控制证书》等海事文件。黄热病尤其重要,因为附件7针对其疫苗接种规定了具体的入境要求。2016年7月生效的一项修正案规定,有效的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在接种者终生有效,取代了此前十年的有效期。这项规则涉及证书在《国际卫生条例》下的有效性,与对个人具体情况进行的更全面临床评估有所不同。
第43条允许各国在特定情形下采取额外卫生措施,但并未赋予其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措施必须以科学原则、现有科学证据及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指导为依据;与合理可用且能达到适当保护水平的替代措施相比,不得对国际交通施加更严格的限制,也不得对个人造成更大的侵入或干扰。对国际交通造成严重干扰的措施,通常会触发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并提供公共卫生理由及相关科学信息的要求。因此,这一框架确立了一套程序,要求各国对偏离协调一致建议的做法作出说明,并接受审查。
权利、信息保护与公平获取
《国际卫生条例》下的公共卫生措施直接影响个人,因此,法律保障是实际执行框架的组成部分,而非框架之外的考量。第三十二条要求各国尊重旅行者的尊严、人权和基本自由,尽量减少卫生措施造成的不适或痛苦。相关考量包括性别、社会文化、族裔和宗教方面的关切。对于因公共卫生目的而接受检疫、隔离、检查或其他程序的旅行者,各国还必须提供或安排适当的食物、饮水、住宿、医疗和通信手段。
《条例》对医学检查、疫苗接种、预防措施及相关措施的知情同意作出了规定,同时也承认适用法律和公共卫生情势下的特定例外。个人拒绝接受相关措施,并不意味着国际层面就拥有不受限制地强制其接受治疗的权力。《条例》规定了拒绝入境的条件,以及在有证据表明存在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风险时,依据国内法采取措施控制该风险的条件。对于具体干预,仍须考虑其法律授权、必要性和程序保障。
第四十五条规范了依据《条例》收集或接收的个人数据的处理。一般原则是按照国内法的要求保密并进行匿名处理。在评估和管理公共卫生风险确有必要时,可以在落实保障措施的前提下,处理和披露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数据处理应当公平、合法;数据应与处理目的相关,且不得超出必要范围;必要时应确保数据准确,保存时间不得超过所需期限。当接触者追踪和跨境调查涉及可识别个人身份的旅行史或暴露记录时,这些规定尤为重要。
由于各国履行国际义务的能力不均衡,资源分配问题随之产生。一国可能已经识别出某一事件,却缺乏诊断试剂、应急人员或持续应对所需的资源。旅行者受到限制的程度,也可能因收入、国籍、残疾状况或能否取得所需证明文件而有所不同。因此,看似在技术层面一视同仁的措施,可能产生不平等的影响。2024年修正案明确纳入公平与团结原则,将这些关切与《条例》的实施联系起来,尤其涉及相关卫生产品的获取,以及对能力建设的援助。
修订后的框架加强了世界卫生组织在符合规定条件的紧急情况下促进获取相关卫生产品的作用,包括评估需求和支持公平获取。这些规定与各国在适用法律和可用资源范围内开展合作的承诺并行适用。它们既不确立自动获得全球分配份额的权利,也不自行中止知识产权规则的适用。其实际意义取决于生产能力、采购安排、监管体系、资金,以及当全球需求超过供应时,各国和其他参与方的合作意愿。
实施经验与履约的局限
《国际卫生条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及时披露信息,但通报可能给最先发现事件的国家带来即时的经济代价。即使该国完全履行了通报义务,也可能随之出现行程取消、进口限制和公众焦虑。这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矛盾:国际体系受益于及早预警,而通报国却可能承担不成比例的短期损失。因此,旨在防止对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条款,是通报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出于商业考虑设置的例外。
2014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经验凸显了基本卫生服务和迅速提供国际支持的重要性。监测薄弱、实验室检测服务不足、受过培训的人员短缺,以及难以组织治疗和安全照护,都阻碍了疫情控制。2014年8月8日,该疫情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而此时传播已相当广泛。后续审查既评估了各国的能力,也审视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应急响应安排。这次疫情表明,正式规定的通报和应对义务,无法替代受影响地区有效运作的机构。
COVID-19大流行暴露了另一组问题。一些经评估具备较强能力的国家,仍然遭遇了防护装备短缺、决策分散、医院不堪重负,以及难以将预警转化为及时行动等问题。各国政府采取的边境限制及其他措施差异很大,也并非始终遵循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与此同时,各国围绕诊断工具、疫苗及其他产品展开的竞争,暴露了公平获取安排的局限。这些经验使关注点不再局限于发现疫情,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应对所必需的政治、后勤和工业条件。
强制执行手段相对有限。《国际卫生条例》并未赋予世界卫生组织对政府处以罚款、强制要求准许检查人员入境,或凌驾于国内立法之上的一般性权力。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要求核实信息、依据适用规则传递信息、请求重新考虑额外措施、提供技术援助,以及运用公开报告和外交沟通等手段。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争端解决程序,首先采用谈判或当事方选择的其他和平方式;能否仲裁则取决于有关的接受仲裁安排。这些机制并不等同于一个对所有履约失误都自动拥有管辖权的国际法院。
衡量履约情况,也不能仅看一国政府是否按时发布了某项公告。相关考量还包括基础监测工作的质量、信息的完整性、持续的能力建设投入、措施的适度性、对个人的保护,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监测工具可以记录其中一些方面,但量化的应急准备评分无法充分反映政治决策或社区信任。一国的表现还可能因危害类型、地区,以及同一突发事件的不同阶段而异,因此,简单排名无法完整体现其履行《条例》的能力。
2022年和2024年修正案与不断演变的法律框架
修订过程表明,《国际卫生条例》可以在不替换其整个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进行修订。2022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程序性修改:对于受这些修改约束的国家,今后修正案生效前的期限从24个月缩短至12个月,通知拒绝接受修正案或提出保留的期限从18个月缩短至10个月。这些修改于2024年5月对其适用的国家生效,目的是让后续修订能够更快付诸实施,同时保留各国正式提出异议的机会。
2024年6月1日,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第WHA77.17号决议,采纳了一套范围更广的修正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大流行紧急状态”类别、设立国家《国际卫生条例》主管机构、强化有关公平与团结的措辞、加入有关获取相关卫生产品的条款,以及设立协调筹资机制。这套修正案还规定设立《国际卫生条例》实施缔约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通过协商、非对抗性、以提供协助为导向的方式促进实施,而非开展惩罚性裁决。
筹资条款着眼于解决法律义务与履行义务所需资源之间长期存在的缺口。协调筹资机制旨在促进和支持条例实施所需的可持续筹资,包括确定资金需求和相关资金来源,并改善协调。它并不等同于一个能够自动获得资金的全球资金库。其成效取决于所筹集的资源、各国获得支持的能力,以及筹资是否符合国家优先事项和附件1要求具备的能力。
2024年修正案自2025年9月19日起对大多数缔约国生效。其在各国的法律适用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拒绝接受修正案、提出保留,以及2022年程序性修正案是否适用,都可能影响实际适用的文本和时间安排。因此,在分析某一国家的义务时,必须区分2005年原始框架与对该国具有法律效力的修正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修正案、修正案在国际层面生效,以及对国内行政或法律安排作出任何必要调整,是彼此相关但相互独立的步骤。
《国际卫生条例》还与其他国际文书相互衔接,但并不取代它们的职能。2011年通过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通过独立机制,处理具有引发人类大流行潜力的流感病毒的共享及相关惠益的获取问题。世界卫生大会于2025年5月通过的《世卫组织大流行协定》同样具有独立的法律基础和生效程序;该协定的通过本身并未修改《国际卫生条例》。《国际卫生条例》仍是跨境通报和应急协调的总体框架,而这些文书则处理防范、合作和获取相关资源等方面的其他事项。
实施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需要就具体制度安排作出决定:由哪个国家机构协调履约、紧急信息如何传达至归口单位、如何评估卫生产品需求,以及如何通过筹资支持主要城市以外地区的能力建设。法律文本确立了责任和合作渠道,但这些安排的运作取决于国家预算周期、卫生人力发展、实验室网络、运输系统,以及在非紧急时期持续维持的沟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