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安全是指通过有组织的努力,预防医疗照护过程中可避免的伤害,并将不必要伤害的风险降至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它既关注临床医务人员的行为,也关注提供医疗照护的条件,包括人员配置、设备、药品、信息系统、沟通、物理环境和机构治理。在卫生系统中,安全与有效性、及时性、效率、公平性以及以人为本的照护并列,是衡量质量的基本维度。
这一领域关注与治疗相关的损伤、漏诊或诊断延误、照护过程中发生的感染、用药错误、不安全的操作,以及随访或不同服务之间转接时出现的问题。这类事件可能发生在医院、门诊、药房、长期照护机构以及患者家中。有些会立即造成伤害;另一些则可能在日后导致残疾、心理痛苦、经济负担或信任丧失。并非所有不良结局都可以预防,也并非所有错误都会造成伤害。
现代患者安全将临床知识与人因与工效学、组织科学、工程学,以及测量和改进方法相结合。其核心理念是,可靠的医疗照护不能仅依赖个人的警觉:系统必须让正确的行动更易于实施,能够发现正在显现的危险,并在发生失误时限制其后果。
含义、界定与历史发展
患者安全事件是指可能导致或已经导致患者遭受不必要伤害的事件或情形。不良事件是指造成的伤害与医疗照护有关,而非仅由原有疾病引起的事件。未遂事件未波及患者,而无伤害事件虽已波及患者,却未造成可察觉的伤害。例如,药师拦截了剂量高出十倍的处方错误,属于未遂事件;给患者使用了错误剂量的药物,但未观察到不良影响,则属于无伤害事件。区分这些概念十分重要,因为仅凭伤害情况,无法看出不安全流程发生的频率。
错误与伤害是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概念。错误可能是未能正确执行预定行动,也可能是选择了不适当的方案。即使处方和给药均恰当,仍可能发生药品不良反应;而处方错误也可能在任何药物给出之前就被拦截。因此,事件是否可以预防,需要另行判断,通常应以当时的知识、可用的防护措施和具体情境为依据。可预防性并不等同于过失;过失属于法律认定,涉及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标准和证据。
对治疗所致伤害的关注,远早于现代患者安全运动。1847年,伊格纳兹·塞梅尔维斯在维也纳一家产科诊所推行含氯溶液洗手,并记录到产褥热死亡人数显著下降。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及战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利用死亡率数据和对医院条件的观察,倡导环境与组织方面的改革。此后,细菌致病论、抗菌法、更安全的麻醉技术以及血液储存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临床诊疗的风险状况,不过每一种新干预措施也都带来了需要控制的新风险。
20世纪末,患者安全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政策领域。1991年发表的哈佛医疗实践研究使用了纽约州医院1984年的病历,发现约3.7%的住院病例发生了不良事件。1999年,美国医学研究所发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To Err Is Human),估计医院内可预防的不良事件每年导致或促成4.4万至9.8万人死亡。这些估计是根据早期研究推算得出的,并非直接开展全国普查的结果,但这份报告使系统性失灵受到公众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4年发起成立世界患者安全联盟。此后推出的全球患者安全挑战包括:2005年的“清洁的医疗更安全”、2008年的“安全手术,挽救生命”以及2017年的“用药无伤害”。2019年,世界卫生大会将9月17日设立为世界患者安全日。随后出台的《2021—2030年全球患者安全行动计划》为减少各种医疗环境中可避免的伤害提供了国际框架,将临床安全与领导力、教育、患者参与及学习体系联系起来。
伤害负担与衡量难点
对于不安全医疗,目前尚无单一且可普遍用于比较的衡量指标。各项研究在研究人群、所涵盖的服务场景、伤害定义、观察时段以及对可预防性的判断等方面均有差异。世界卫生组织在2023年发布的患者安全实况清单中指出,接受医疗服务的患者中,约每十人就有一人受到伤害,每年有超过三百万例死亡与不安全医疗有关。这些数字汇总了来源和方法各异的证据,不应将其视为某个全球监测系统得出的结果,也不应认为所有医疗服务都具有同等风险。
医院病历审查通常能发现药物相关伤害、感染、手术并发症、压力性损伤及诊断问题。然而,以医院为基础的研究只能反映部分伤害负担。在初级卫生保健中,伤害可能源于转诊延误、监测不足、检查结果遗失,或由多名处方者分别开药所带来的用药问题。居家照护还涉及物品储存、设备维护、照护者培训以及居住环境是否适宜等方面的风险。这些事件可能直到患者前往急诊科就诊或入住其他医院时才被发现。
不同的衡量方法揭示了问题的不同侧面。自愿事件报告可以详细描述不常见的危险,但工作人员是否报告,取决于其认知、时间、组织文化,以及他们是否相信报告能够促进学习。因此,这类报告通常无法确定伤害的真实发病率。报告数量增加,可能意味着组织更加开放,而非安全状况恶化。行政数据覆盖的人群广泛,但会受到编码惯例的影响,也可能无法区分原有疾病与医疗过程中发生的并发症。
结构化病历审查和触发工具会查找一些信号,例如使用解毒剂、意外再次进入手术室、实验室检查结果骤变,或非计划转入重症监护。随后,审查者会判断是否发生了伤害,以及医疗服务是否促成了伤害。这些方法能够发现事件报告系统未收录的事件,但需要投入资源,而且仍会受到记录不完整及审查者意见不一致的影响。患者访谈与投诉则可补充有关沟通失误、出院后症状,以及医疗机构记录之外所发生问题的信息。
要可靠地解读这些数据,必须采用恰当的分母,并关注病例构成。器械相关感染率可表示为:
如果各医院在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诊断检测或监测力度方面存在差异,比较结果仍可能产生误导。因此,通常会将结局指标与过程指标及平衡指标结合使用;过程指标例如置入操作核查清单的遵循情况,平衡指标例如新增核验程序造成的延误。对不安全医疗所致死亡人数的估计尤其不确定,因为严重疾病、治疗并发症及多种促成因素往往相互交织。将医疗差错列为主要死因的做法,不能与常规死因统计直接比较。
人因、系统设计与组织可靠性
临床工作是在相互作用的社会与技术系统中开展的。护士为患者输液,依赖于处方、药房配制、输液泵界面、管路配置、患者身份核验流程、人员配备水平,以及能否获取肾功能或过敏史等信息。一起事件表面上可能只是床旁的一次错误操作,实际上却可能反映了此前多个环节的失效。人因分析考察的是这些相互作用,而不是将人的表现视为个人的一项孤立属性。
詹姆斯·里森基于组织事故研究提出的“瑞士奶酪”模型,区分了发生在操作环节的显性失误与内嵌于系统中的潜在条件。多道防护层可能各自存在薄弱之处。当这些薄弱之处恰好相互贯通,足以让危险穿透各层防护时,就会造成伤害。该模型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仅仅增加一条指令往往不够:难以辨认的标签、不安全的默认设置以及反复受到干扰,即使是具备充分知识的工作人员也可能难以应对。这是一种概念模型,而非定量定律;现实中的事件往往涉及反馈回路和不断变化的条件,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链。
人为差错的发生机制也有所不同。操作失误发生在执行过程中,例如在菜单中误选了相邻选项;遗忘涉及记忆问题,例如忘记一项待办任务;判断错误则涉及错误的理解或计划。疲劳、工作负荷、注意力分散、含糊不清的显示信息以及职责协调不当,都可能增加这三类差错的发生概率。违规行为,即偏离规则或程序的行为,需要单独分析,因为工作人员可能是在应对不切实际的程序、相互冲突的要求,或已成为惯例的简化做法,而非有意造成伤害。
防护措施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它对注意力和记忆的依赖程度。培训和警示可能必不可少,但其效果往往不如重新设计流程。强制约束机制能够在特定条件下阻止危险操作;例如,连接器在结构上无法与不兼容给药途径的接口相连接。统一药物浓度、清晰标识、将外观相似的产品分开放置,以及采用设计良好的医嘱集,都可以减少歧义。然而,如果未能兼顾临床上合理的差异,过度标准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而设计不当的防护措施则可能促使工作人员设法绕过它们。
调查方法包括回顾性考察事件的根本原因分析,以及前瞻性识别流程可能如何失效、并确定防护措施优先次序的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这两种方法都不会自动带来改进。调查可能形成一份详尽的报告,却未改变导致事件发生的条件。因此,有效的纠正措施需要明确负责主体、投入实施所需资源、在贴近实际的条件下进行测试,并通过后续测量评估成效。当代方法还会考察工作人员如何通过成功调整来应对困难条件,并认识到:同样的调整,在某次情境下能够维持诊疗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另一次情境下却可能带来危险。
治疗全过程中的用药安全
用药安全涵盖处方开具、药品调配、配制、给药、监测和停药各环节。任何环节都可能发生差错,并跨越机构边界传递。用药史不准确,可能导致入院医嘱出错,随后又被抄入出院用药清单,并在社区医疗中延续。反过来,计划中的治疗变更也可能未能传达给患者、药师或下一位处方医师。因此,安全用药有赖于整个流程的安全,而不仅仅取决于给药前的最后一次核查。
某些药物一旦使用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伤害。通常被列为高警示药品的类别包括胰岛素、抗凝药、阿片类药物和高浓度电解质。胰岛素剂量错误可引起严重低血糖;抗凝药使用错误可导致大出血;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呼吸抑制可能危及生命。风险取决于药物、剂量、给药途径、患者特征及监测安排。例如,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降低某些药物或其代谢产物的清除,使常用剂量对特定患者而言不再合适。
处方环节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获取过敏信息、核查具有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用、规范剂量表述,以及基于患者当前数据提供决策支持。电子处方消除了字迹不清带来的歧义,却也可能引入选择错误、重复医嘱和不恰当的默认剂量。频繁出现的低价值警报会造成警报疲劳,即临床人员因大多数提示看似无关紧要而忽略这些提示。警报能否保障安全,取决于其针对性、出现时机、清晰程度,以及能否帮助使用者采取恰当行动,而不只是软件是否发出了警报。
用药核对是在医疗照护交接时,将患者准确的用药记录与医嘱进行比较,并解决其中差异的过程。这份记录包括处方药及相关非处方产品,也包括实际使用方式。其目的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既往每一张处方:有意停药或调整剂量可能是适当的。安全工作的关键在于,区分有意作出的变更与遗漏、重复或误解,并清楚传达最终确定的用药计划。多重用药和共病会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因为多位临床人员可能同时治疗相互关联的病症。
在药品调配和给药环节,条形码核验、配置得当的输液泵、标准化配制,以及针对特定高风险操作的独立核查,都能提供额外保护。但这些措施仍可能因被绕过、数据库配置错误,或核查缺乏真正的独立性而失效。给药后的监测同样重要,尤其是在药物效应会随病情、相互作用或器官功能而变化时。药物警戒通过在更大人群中发现和评估不良反应,为本地的用药安全工作提供补充。它关注药物疑似有害的作用,而用药差错分析侧重于药物使用过程中的失误;两者虽有交集,却不能相互替代。
感染预防与诊疗环境安全
医疗相关感染是指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发生的感染,且根据所采用的监测定义,在相应的起始时间点既不存在,也不处于潜伏期。这类感染包括手术部位感染、血流感染、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以及某些肺炎。感染可能由他人或环境中的病原体传播所致,也可能是患者自身的微生物经切口或医疗器械进入正常情况下无菌的组织而引起。因此,感染预防既要阻断传播,也要减少微生物侵入的机会。
手卫生是核心防控措施,因为双手连接着患者、设备、物体表面和侵入性操作。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手卫生五个时刻”明确了应执行手卫生的时机:接触患者前、清洁或无菌操作前、存在体液暴露风险后、接触患者后,以及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后。落实情况不仅取决于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用品是否便于取用、工作流程、皮肤耐受性、人员配备及反馈都会影响依从性。含酒精的手消毒剂应用广泛,而在双手有可见污物或需要去除某些污染物的情况下,用肥皂和水洗手具有特定作用。
侵入性器械的使用需要多项相互配合的安全措施。中心静脉导管管理方案通常将手卫生、无菌置管、适当的皮肤消毒、细致的置管部位护理,以及对继续留置必要性的评估结合起来。导尿管安全同样涉及是否存在置管指征、如何置入导管、如何维持密闭引流系统,以及在不再需要时及时拔除。这些措施常以集束化方案实施,即将一小组循证实践措施配套执行。其有效性取决于可靠的执行和监测,而不只是有一份核查清单。
环境控制措施包括清洁、消毒、灭菌、安全供水、通风、废物管理,以及可重复使用设备的妥善处理。各项措施的作用机制不同。灭菌旨在消除适合采用相应灭菌方法的器械上所有存活的微生物,包括细菌芽孢;消毒的作用范围则较为有限,取决于所用消毒剂和操作方法。空气传播所需的控制措施不同于针对受污染表面的措施。对于通风不足或设备难以清洁等设计或维护问题,仅靠敦促工作人员更加小心,无法充分弥补。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将感染预防与药物使用联系起来。耐药微生物可使感染更难治疗,而不必要的抗生素暴露会产生筛选耐药性的选择压力,还可能促成艰难梭菌感染。抗微生物药物管理旨在合理选择抗微生物药物及其剂量、给药途径和疗程,同时保证治疗效果。感染预防与抗微生物药物管理相辅相成:预防感染可减少治疗需求,合理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则可减少可避免的药物伤害和对微生物生态的选择压力。供水、环境卫生、电力或供应链不可靠的医疗机构还面临额外的结构性制约,因此,基础设施是患者安全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患者安全之外的问题。
手术、诊疗操作与器械相关安全
诊疗操作安全涵盖是否实施干预的决策、准备、操作实施、恢复及随访。手术即使在技术上成功,如果做错患者、做错部位,或未针对可预见的并发症做好充分准备,仍然是不安全的。相关风险包括出血、感染、麻醉并发症、物品遗留体内、体位相关损伤,以及未能识别术后病情恶化。操作本身是否适宜也同样重要:如果一项干预没有合理的预期获益,技术性安全措施也无法消除其带来的伤害。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8年推出的《手术安全核查表》,围绕三个时间点组织团队核查:麻醉诱导前、皮肤切开前,以及患者离开手术室前。核查内容包括确认患者身份和拟行操作、评估气道及失血风险、有指征时及时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清点器械和纱布、标记标本,以及讨论恢复期需要关注的问题。核查旨在成为团队共同参与的口头沟通过程,而不是例行填表。团队成员必须能够指出不一致之处,并在必要时暂停工作流程。
2009年,一项在八家医院开展的核查表实施前后对照多中心研究报告,住院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从11.0%降至7.0%,死亡率从1.5%降至0.8%。这项研究推动了国际社会对手术安全核查表的关注,但其研究设计无法充分区分核查表本身的作用与同期沟通、重视程度或实践方式变化的影响。后续实施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基础诊疗水平、参与程度、领导支持和实施忠实度的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何仅仅发放核查表,并不能稳定复现强化实施方案所取得的效果。
麻醉安全体现了技术、专科培训与组织标准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脉搏血氧饱和度和呼气末二氧化碳监测,可以在单凭观察尚难发现异常时识别生理变化,但监测必须配合恰当的判读和及时的应对。安全的设备、气道管理预案、药物识别和恢复区观察,分别用于防范不同环节的失误。类似原则也适用于手术室外的镇静操作;这些场所的操作团队在人员配置、设备和抢救安排上可能有所不同。输血安全还要求做好标本身份识别、相容性检测、血液成分处理及床旁核对。
医疗器械在采购、安装、配置、使用、维护和处置的全过程中都可能带来风险。即使器械按设计正常运行,也可能因操控方式令人困惑、连接件允许不相容的接口相连,或报警难以区分,而在特定工作流程中构成安全隐患。当大量信号争相吸引注意力,其中许多信号的临床意义又有限时,就会产生报警疲劳。因此,安全措施包括合理配置报警、维护设备、确保工作人员具备相应能力,以及明确响应责任。术后照护对系统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一旦识别出出血、呼吸功能受损、脓毒症或血栓栓塞,就必须迅速衔接评估和治疗,而不能依赖单次测量结果或某一评分。
诊断安全、病情恶化与照护衔接
诊断安全关注的是,能否及时、恰当地解释患者的健康问题,并将这一解释传达给患者。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在2015年发布的《改善医疗中的诊断》报告中,将诊断错误定义为未能准确、及时地解释患者的健康问题,或未能将这一解释传达给患者。这一定义将沟通纳入诊断过程,而不是把它视为临床推理完成后可有可无的步骤。
诊断是一个随时间推进的过程,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检验检查、结果解读、会诊和重新评估。过早认定最初的解释、不考虑其他合理的可能性、错误解读检查结果,或信息支离破碎,都可能造成问题。不过,诊断存在不确定性本身并不等于错误。许多疾病的表现缺乏特异性,有些诊断只有随着病情发展才会逐渐明确。因此,评估是否存在失误时,必须考虑当时能够获得的信息,而不能仅凭最终结果倒推。
检验检查系统在组织层面存在一些特有的薄弱环节。标本可能贴错标签,报告可能被发送给错误的临床医生,重要结果也可能在患者出院后无人确认查阅。闭环沟通要求明确由谁负责审阅结果、判断其意义、告知患者或相关专业人员,以及记录后续措施。设有电子收件箱,并不意味着这一闭环已经完成。检查越多并不一定越安全:假阳性、偶然发现、不必要的操作和过度诊断可能带来额外伤害,却不能改善结局。
识别病情恶化既依赖观察,也依赖及时上报并启动更高级别的处置。呼吸频率、精神状态、血压或其他表现的变化,可能先于严重事件出现。早期预警评分综合选定的观察指标,提示医护人员进行评估;快速反应系统则为病情正在恶化的患者组织援助。这些措施的效果取决于测量质量、阈值是否恰当、工作人员是否有信心上报并启动处置,以及能否获得有能力的响应支持。评分是对临床判断的补充,而非替代,其准确性也可能因人群和照护场景而异。
照护衔接之所以存在风险,是因为信息、责任和治疗计划需要在不同人员或机构之间转交。交接班时可能遗漏尚待完成或出结果的检查;出院指导可能与处方不一致;转诊信息可能未能送达接收科室或机构。结构化交接方法可以明确病情严重程度、当前问题、预期变化及所需采取的措施。复述核对或确认有助于形成一致理解。对于在医院、社区服务机构和家庭之间转移的患者,安全转接还涉及设备、药物获取、交通安排,以及患者实际执行计划的能力。因此,完成出院文件只是维持照护连续性的一个环节。
安全文化、患者参与及伤害发生后的应对
安全文化是指影响组织如何管理风险的共同价值观、期望和行为。其外在表现包括:工作人员是否报告隐患、寻求帮助、质疑不安全的决定,以及能否得到切实的回应。书面制度可能倡导开放沟通,日常做法却可能通过羞辱、报复或漠视来压制这种沟通。调查可以评估工作人员对团队合作、管理层支持、工作负荷和畅所欲言的看法,但在解读评分时,还需要结合实际观察到的行为和工作条件。
公正文化旨在公平追责,同时保留从错误中学习的空间。它区分无意的人为错误、冒险行为和罔顾风险的鲁莽行为,既考虑个人行动,也考虑影响这些行动的条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为都可以接受,也不意味着纪律处分永远不合适。反过来,不加分辨地归咎于最后经手的人,可能会掩盖系统设计缺陷,并使工作人员不愿报告问题。处理方式的一致性和程序公平十分重要,因为工作人员会根据实际事件的处理方式,判断组织是否履行了承诺。
患者及其家属能够提供记录中可能没有的信息,包括平时的用药情况、既往出现过的反应、相较于平常状态的变化,以及出院后遇到的实际困难。他们的观察可能揭示身份识别错误、信息遗漏或病情恶化。共同决策也有助于保障安全,因为它能使干预措施的预期获益、伤害、不确定性和替代方案更加明确。患者参与不能成为将安全诊疗责任转嫁给患者的理由。重病、残障、语言障碍、恐惧以及权力不对等,都可能限制个人质疑专业人员或发现错误的能力。
因此,沟通方式也涉及公平问题。专业口译、无障碍信息形式,以及核实患者是否理解的沟通方法,有助于减少与语言或健康素养有关的失误。仅凭签字或发放宣传单,并不能证明患者已经理解。存在沟通障碍、认知障碍或复杂照护安排的患者,可能需要经过调整的流程,以及获授权的支持人员参与。安全衡量指标如果未纳入这些经历,就可能掩盖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健康公平既关系到安全监测,也关系到安全改进。
伤害发生后,组织的应对措施包括临床治疗、及时沟通、调查和实际支持。公开告知通常包括说明已知事实、承认事件已经发生、视情况表达遗憾或歉意,以及在不过早作出推测的前提下说明后续步骤。除了经济赔偿,患者及其家属也可能希望所受伤害得到承认,并获得相关信息。卷入严重事件的工作人员也可能经历心理痛苦、信心受损,有时被称为“第二受害者”;不过,这一用语存在争议,因为患者及其家属才是直接受到伤害的人。对工作人员的支持与透明的问责各有其作用,两者并不必然冲突。
治理、改进方法与数字系统
患者安全治理明确了在识别风险、提供资源、监测绩效以及依据伤害证据采取行动等方面的权限与责任。治理机构和高层领导通过人员配置、采购、维护、信息基础设施和组织工作重点影响安全。对于由其他部门掌控的资源短缺或激励机制问题,安全管理部门无法独力纠正。监管体系可以要求事件通报、规定最低标准、实行专业执业许可,并对药品和医疗器械实施监督;认证则对特定的组织流程进行评估。这些机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单独证明医疗服务始终安全。
改进工作将已识别的问题转化为可供检验并能持续实施的变革。包括计划—执行—研究—行动循环在内的小周期改进方法,用于考察拟议的调整是否在本地环境中有效。统计过程控制图有助于区分常规波动与可能表明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信号。干预后某项指标下降,本身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季节性趋势、病例构成变化、同期开展的项目以及均值回归,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一结果。随机对照试验(包括整群随机设计)可以为某些干预措施提供更有力的因果证据,但对于涉及整个组织的变革,这类试验可能难以开展。
评估也要考察非预期影响。强制双人核查可能减少某一类用药错误,却也可能延误紧急治疗,或使工作人员无暇照顾其他患者。跌倒预防政策可能减少记录在案的跌倒次数,却不必要地限制患者活动。数字化警示可能改善一次处方决策,却也可能增加工作负担,以致另一个重要信号被忽略。因此,衡量指标需要涵盖患者结局、实施质量、资源使用情况,以及相关的权衡性影响。要使改进持续下去,就必须关注人员流动、设备变化,以及干预措施在日常工作压力下是否仍然切实可行。
电子病历和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改善信息获取、识别禁忌证,并使某些流程标准化。但它们也可能使复制的错误不断传播、掩盖重要细节、诱发选错患者的操作,或导致不同系统界面之间的责任归属不清。系统停机和网络安全事件可能中断病历访问、处方开具、检验服务及预约排程。因此,数字系统安全不仅涉及数据隐私保护,还包括易用性设计、访问控制、接口测试、应急程序和恢复计划。即使系统在技术上可以正常使用,如果用户无法可靠地找到决策所需的信息,它仍可能是不安全的。
人工智能带来了模型验证、监督以及长期性能表现等方面的新问题。模型可能在回顾性数据上表现良好,却因疾病谱、记录方式、设备或工作流程不同而在另一家机构失效。自动化偏见可能使用户接受错误输出,而过度不信任则可能导致有用的警示被忽略。评估必须区分预测准确性与对医疗服务和患者结局的实际影响。相关保障措施包括明确预期用途、开展外部验证、监测性能漂移、评估模型在不同患者群体中的表现,以及明确由谁负责审查输出并据此采取行动。对于能够生成流畅却缺乏依据的临床文本的系统,尤其需要重视事实核查和错误传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