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放射学是一门利用影像引导器械进入体内,进行诊断和治疗的医学专科。其操作通常经皮肤小穿刺口、血管或现有的解剖通道到达目标部位,而无须通过较大的外科切口。介入放射科医师使用穿刺针、导丝、导管、球囊、支架、栓塞材料及能量释放装置,进行组织取样、恢复或阻断血流、引流积聚的液体、解除梗阻,以及消融特定肿瘤。这一专科将影像判读、介入操作技术与介入前后的临床管理相结合。
介入放射学于20世纪从诊断放射学发展而来,如今在急诊出血控制、肿瘤治疗、动静脉疾病管理,以及多种保留器官的诊疗中发挥作用。其专业范围与血管外科学、胃肠病学、泌尿外科学、心脏病学及神经外科学有所交叉;具体操作由哪个专科承担,因医疗机构和国家而异。“微创”描述的是进入体内的路径,并不意味着治疗对机体的影响或风险必然较小:即使入口仅有穿刺孔大小,也可能用于实施需要麻醉、严密监护和长期随访的重大干预。
历史发展与临床专科的形成
介入放射学的发展有赖于能够显示人体内部结构并建立通向这些结构的操作路径的技术。早期的血管造影通过注入不透射线的物质,并用X射线记录其分布来显示血管。1927年,葡萄牙医生埃加斯·莫尼兹创立了脑血管造影术,为脑循环的影像检查奠定了重要基础。早期血管检查有时需要通过手术显露动脉,或使用较粗的针直接穿刺,这不仅限制了检查的便利性,也增加了操作风险。
1953年,瑞典放射科医生斯文-伊瓦尔·塞尔丁格介绍了一种利用穿刺针、柔性导丝和导管置入导管的方法,带来了决定性的进展。在塞尔丁格技术中,拔出穿刺针后,导丝仍可保留进入血管的通路,使导管能够在无需手术显露血管的情况下置入。这一原理不仅成为血管造影的基础,也成为中心静脉置管、引流操作以及许多其他影像引导介入操作的基础。此后的改进包括更细的入路器械、亲水导丝、预成形导管以及超声引导穿刺。
1964年,查尔斯·多特和梅尔文·贾德金斯报告了使用同轴扩张导管,经皮经腔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动脉狭窄的方法。他们的工作表明,导管不仅可以用于获取影像,也可以成为治疗工具。此后,安德烈亚斯·格伦齐希发展了球囊导管技术,于20世纪70年代开展外周血管球囊成形术,并于1977年成功完成首例经皮冠状动脉球囊成形术。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逐渐成为以心脏病学为主导的领域,而许多外周血管操作仍由多个专科共同开展。
其他技术进展使这一领域不再局限于重新打通动脉。经导管栓塞术使主动闭塞异常血管或出血血管成为可能。对于许多局限性积液,影像引导下引流提供了替代外科引流的选择。超声和计算机断层成像技术的进步,使脏器及深部组织中的进针定位日益精准。20世纪后期,可扩张金属支架、微导管、可解脱弹簧圈、覆膜支架以及热消融系统进一步扩大了可治疗疾病的范围。
随着技术的发展,专业组织也逐步建立。1973年在美国成立的心血管放射学会,后来更名为心血管与介入放射学会,并于2002年改称介入放射学会。随着对门诊诊疗、住院管理和长期随访的日益重视,现代介入放射学逐渐区别于仅提供操作服务的模式。不过,各国的培训体系仍不相同:有些体系将介入放射学认定为独立专科或正式亚专科,另一些则将其纳入更广泛的放射学培训。
影像引导、入路与操作器械
介入操作所用的影像必须同时显示靶点及向其推进的器械。超声成像无需电离辐射即可提供实时图像,尤其适用于建立血管通路、浅表组织活检、腹部引流及部分消融操作。多普勒技术还能提供血流信息。其局限性包括骨骼或气体对声波的阻挡、在部分患者体内穿透深度不足,以及穿刺针在某些朝向下回声较弱而难以显影。持续清晰地显示针尖,比仅能看到部分针体更为重要。
X射线透视可生成连续或脉冲式的X射线图像序列,适于追踪不透X射线的导丝、导管及植入器械。将对比剂注入血管或管道后,即可显示其走行和通畅情况。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将注射对比剂前的背景图像从后续图像中减去,使充盈对比剂的血管更加清晰。患者移动可能造成减影伪影,而且该技术提供的是投影图像,而非真正的三维影像。
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可通过断层图像定位深部靶点,包括肺部小结节、腹膜后积液及邻近复杂解剖结构的病变。器械可在两次扫描之间逐步推进,也可在CT透视引导下推进。利用旋转式血管造影系统获取的锥形束CT,可在介入操作室内提供三维信息,帮助识别肿瘤供血血管或评估器械位置。磁共振成像无需电离辐射即可提供良好的软组织对比,但操作空间受限、采集时间较长,以及必须使用兼容器械等因素,限制了其在常规介入操作中的应用。
入路系统需根据预定操作任务进行配置。导入鞘建立稳定的进入通道,导丝提供支撑,导管则将对比剂、药物或器械输送至靶点。微导管可选择性进入细小分支,也可经较大的导引导管送入。器械直径通常以法制单位表示: 约相当于 。对于导管,这一规格通常指外径;而鞘管的标称规格通常指其可容纳的导管尺寸。
影像引导还包括规划安全的进针路径。操作者在穿刺前需评估路径上的血管、肠管、胸膜、神经及其他结构。在某些操作中,可注入液体或气体,将治疗靶点与邻近易受损伤的器官分隔开。影像融合可将术前CT或MRI图像与实时超声或透视图像配准,但呼吸运动和组织形变可能降低配准精度。操作结束时的影像用于记录即刻技术结果,但其意义取决于具体干预措施:血管是否通畅、引流管是否正常工作,以及消融范围是否充分,各自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确认。
动脉血运重建、动脉瘤修复与出血控制
动脉介入治疗有两个看似相反的目标:在血流不足的部位恢复血流,在血流造成危害的部位阻断血流。在外周动脉疾病中,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狭窄或闭塞可限制肢体的血液供应。血管成形术利用可充盈的球囊扩张狭窄血管段,并在适当情况下置入支架以提供支撑。血管回缩、夹层、钙化、血栓形成,以及治疗段内后期出现的组织增生,都会影响疗效的持久性。药物涂层球囊和药物洗脱支架可释放抗增殖药物,旨在减少再狭窄,但其适用性取决于所涉及的血管区域、病变特征及具体器械的临床证据。
动脉瘤的治疗可以不切除瘤体,而是将其隔绝于动脉压力之外。动脉瘤腔内修复术使用覆有织物的支架结构,引导血液流经病变血管段。解剖条件是否适合此类治疗,取决于血管直径、入路血管大小,以及密封区的长度和形态等因素。随访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内漏,即移植物外、动脉瘤囊内仍持续存在血流。不同机制的内漏具有不同的临床意义,成功植入并不意味着无需继续监测,也不能排除再次干预的可能。
栓塞术利用弹簧圈、血管塞、颗粒、液体栓塞剂或其他材料,有目的地阻断血管。在创伤性损伤、消化道出血、术后出血和产后出血中,选择性导管插入可用于定位并封堵出血分支,同时尽可能保留正常血液循环。材料的选择取决于血管大小、血流情况、侧支供血,以及预期实现永久性还是暂时性闭塞。弹簧圈为局部闭塞提供支撑框架,而颗粒可到达下游更细小的血管。液体栓塞剂各有不同的流动和固化特性,因此必须精准输送。
同样的方法也可在非急诊情况下减少病理性血流。子宫动脉栓塞术通过减少子宫肌瘤的动脉供血,治疗有症状的子宫肌瘤,通常使肌瘤组织发生梗死并随后缩小。栓塞术还可用于某些血管畸形,以及减少某些手术的术中失血。临床结局不能仅凭血管造影表现来衡量:症状缓解、组织保留、后续治疗需求及对器官功能的影响,都是需要分别评估的终点。
脑血管介入是血管内诊疗中一个高度专门化的分支。动脉瘤弹簧圈栓塞术和血流导向装置可用于治疗部分颅内动脉瘤,而机械取栓则用于清除符合治疗条件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管内的闭塞性血栓。神经介入操作由来自多个专科、接受过专门培训的医师实施。同样,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在导管操作原理上与介入放射学有许多共通之处,但通常由介入心脏病学专科开展。这些交叉体现的是共同的技术基础,而非统一的专业执业范围。
静脉介入、透析通路与门静脉循环
静脉介入用于处理静脉阻塞、血流异常、血管通路建立困难,以及慢性器官疾病的并发症。影像引导下中心静脉导管置入可用于长期静脉治疗、植入式输液港及某些形式的营养支持。超声有助于识别通畅的静脉并引导穿刺,透视则可确认导管的走行和尖端位置。导管成功置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后续发生的感染、血栓形成、移位、断裂或功能障碍,都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对于深静脉血栓形成,导管定向溶栓治疗将溶栓药物直接输送至血栓内,而血栓清除装置则通过机械方式移除或破碎血栓。这些方法并非对所有患者都能替代常规药物治疗。2017年的ATTRACT试验发现,在抗凝治疗基础上加用药物机械联合导管定向溶栓,并未降低试验人群中血栓后综合征的总体发生率,反而增加了早期大出血。不同结局指标和不同解剖部位亚组的结果有所差异,这说明解读证据时,必须考虑血栓部位、症状严重程度、出血风险及治疗目标。
对于某些阻塞性疾病,静脉支架可用于支撑狭窄的中心静脉或盆腔静脉。下腔静脉滤器旨在拦截从下半身静脉循环流向肺部的栓子。滤器既不能溶解已有血栓,也不能治疗导致血栓形成的潜在倾向。新发血栓、滤器穿透血管壁、移位和装置断裂等并发症限制了其使用。可回收型滤器还带来了额外的临床责任:是否仍有必要保留滤器,以及是否具备取出条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均需通过随访评估。
介入放射学也用于维护血液透析通路。动静脉内瘘和人工血管通路可能出现狭窄、血栓形成或血流异常,影响透析,或对肢体及循环产生不良影响。内瘘造影可显示整个通路的结构;血管成形术可治疗某些狭窄;血栓清除术则可能使已形成血栓的通路恢复通畅。这些操作的目标是长期维持通路可用,而不只是在一次介入操作结束时获得满意的影像结果。
经颈静脉肝内门体分流术(TIPS)在肝内建立连接门静脉与体静脉循环的通道。覆膜支架用于维持通道通畅,以降低门静脉压力,治疗肝硬化的某些并发症,包括静脉曲张出血和难治性腹水。其生理上的利弊权衡不容忽视:部分血液绕过肝脏处理,可能促发肝性脑病,而静脉回流增加则可能加重心脏负荷。门静脉栓塞术的目的有所不同:在肝切除术前封堵特定门静脉分支,可促进计划保留的肝脏部分增生。
肿瘤介入治疗与肿瘤局部治疗
肿瘤介入治疗采用影像引导下的操作来诊断和治疗癌症,包括组织取样、肿瘤消融、经动脉治疗,以及缓解恶性肿瘤并发症的操作。其作用取决于肿瘤类型、分布、器官功能,以及是否具备手术、全身治疗和放射治疗的条件。治疗目标可以是局部根除、控制病情、为移植或手术做准备,或缓解症状。在比较不同研究的治疗结局时,必须区分这些目标。
影像引导下的活组织检查可在避开易受损结构的同时,从病灶中获取组织。细针抽吸主要获取细胞,而粗针活检可取得保留组织结构的标本,通常也能为组织学和分子检测提供更多材料。标本是否足以满足诊断需要,取决于靶向定位的准确性、标本处理,以及取样是否来自存活组织而非坏死组织。穿刺针在技术上成功到位,并不保证取得的标本具有诊断价值。对于某些肿瘤,活检路径也很重要,因为后续手术可能需要将穿刺道一并切除,或因为穿过特定解剖间隙可能使后续治疗更加复杂。
肿瘤消融是在原位破坏组织。射频消融通过电流产生热量,微波消融通过电磁能量加热组织,冷冻消融则利用反复冻融循环。其目标通常是覆盖影像上可见的肿瘤,以及周围适当范围的安全边界。邻近血管可带走热量,减轻部分靶区的热损伤,这种现象通常称为热沉效应。反之,热量或低温作用超出预定区域,则可能损伤肠道、胆管、皮肤或神经。因此,病灶大小、位置、影像上的可见程度,以及与重要结构的距离,都会显著影响治疗的可行性。
经动脉治疗利用某些肿瘤的动脉供血特点。在肝细胞癌这一重要的肝癌类型中,恶性组织的血液供应通常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肝动脉。经动脉化疗栓塞将经动脉输注细胞毒性药物与栓塞相结合。放射栓塞则将放射性微球送入选定的肝动脉,这些微球通常含有钇-90。治疗规划包括评估血管解剖、微球意外进入肝外组织的风险,以及流向肺部的分流情况。实际递送的辐射剂量和放射性活度分布是治疗规划的核心。
疗效评估并不只是判断肿块是否消失。消融后的肿瘤可能仍以无强化治疗区的形式出现在影像上,而治疗成功的肝脏肿瘤也可能仅缓慢缩小。对比增强表现、存活肿瘤判定标准、局部进展、总生存期,以及患者报告的症状,各自提供不同的信息。因此,肿瘤介入治疗需要融入多学科癌症诊疗:控制单个病灶并不一定能控制微观病灶或远处病变,影像上看似有效也不必然意味着生存获益。
引流、器官入路与肌肉骨骼介入操作
许多非血管介入操作旨在建立通向器官、导管或异常积液区域的可控通道。经皮引流用于处理经选择的腹部、盆腔、胸部及软组织脓肿和其他积液。影像检查可明确积液范围、最安全的入路,以及积液内容物是否可能通过导管排出。引流既可获取用于微生物学分析的标本,也可减少感染性积液,但并不能自动解决潜在的肠漏、导管梗阻或组织失活等问题。这些病因可能决定引流能否成为根治性治疗,还是仅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
胆道介入用于处理胆管内的梗阻或胆漏。经皮经肝入路穿过肝脏进入肝内胆管,以实施引流、扩张、支架置入,或某些与结石相关的操作。当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未能成功,或因解剖条件而难以实施时,这一入路尤为重要,不过具体入路的选择仍取决于临床情况和当地的技术经验。胆道梗阻合并感染可导致严重的全身性病情,因此介入操作的目的可能是紧急减压,而非立即对原发病变进行根治性治疗。
经皮肾造瘘术将引流导管置入肾集合系统,可为梗阻的集合系统减压,为后续泌尿系统操作提供通道,或在正常排尿通路受损时进行尿液转流。梗阻的原因包括肾结石、肿瘤和狭窄。顺行输尿管支架置入有时可恢复从肾脏到膀胱的内引流。操作中的影像评估必须兼顾集合系统、邻近肠管、采用肾上极入路时涉及的胸膜,以及肾脏的血管解剖。
营养通路建立、体液管理以及部分淋巴系统介入操作,进一步体现了这一领域的广泛范围。在适宜情况下,影像引导下胃造瘘术可建立通向胃的通道,用于肠内营养。淋巴管造影可识别异常淋巴通道,而对胸导管或其他选定淋巴通道进行栓塞,可治疗某些持续性淋巴漏。这些操作的复杂程度和证据基础差异很大;其共同特点是在影像引导下到达靶部位,否则便需要采用其他入路或外科手术。
肌肉骨骼介入操作包括骨活检、部分关节及软组织操作、疼痛性病灶消融,以及对某些骨质薄弱部位进行骨水泥强化。椎体成形术将骨水泥注入椎体;椎体后凸成形术则在注入骨水泥之前先建立空腔,通常使用球囊完成。假手术对照试验及其他随机试验已对这两种术式治疗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受到患者选择、骨折发生至治疗的时间及试验设计的影响。骨水泥渗漏、栓塞以及邻近结构损伤均为已知并发症。因此,不能仅将这些操作理解为机械加固:影像异常、骨折活动性与疼痛来源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围操作期评估与麻醉
介入操作首先要明确,拟采用的治疗是否能够解决临床问题。影像学异常、症状、生理功能紊乱与现有的替代治疗方案之间,并不一定自然吻合。例如,动脉狭窄本身并不能证明,开通该动脉就能改善器官功能或提高生存率。因此,评估内容包括适应证、预期获益、技术可行性、其他可选治疗,以及暂不采取干预措施的后果。知情同意过程除涵盖这些问题外,还应说明可能需要转为其他治疗,以及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操作前评估依据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结果和既往影像资料。相关因素包括出血史、当前使用的抗栓药物、肾功能、感染情况、心肺储备功能、过敏史及既往手术史。凝血功能的评估需根据具体操作而定:浅表穿刺与深部实质器官活检所致出血的后果并不相同。是否暂停抗栓治疗,需要权衡操作相关出血与血栓形成的风险。单凭实验室检查的阈值,无法全面反映这一权衡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麻醉方式涵盖局部麻醉药浸润、轻度或中度镇静、深度镇静,以及全身麻醉。具体选择取决于预期不适程度、操作时长、保持不动的要求、气道相关因素及患者状况。热消融、复杂的血管腔内修复术和部分儿童介入操作可能需要全身麻醉,而许多通路建立和引流操作则可在局部麻醉下完成,酌情辅以镇静。镇静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而非固定状态;即使原本并不打算实施深度麻醉,也可能出现呼吸抑制或无法维持气道通畅的情况。
操作期间的诊疗护理需要监测,并须在具备病情恶化应对能力的环境中进行。根据操作类型和麻醉深度,监测项目可包括血压、心电图、血氧饱和度及呼出气二氧化碳。无菌技术、妥善的设备准备、操作部位核查,以及操作者、护士、放射技师和麻醉人员之间清晰明确的沟通,都是保障患者安全的组成部分。是否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应根据具体操作的污染风险和感染后果决定,而不是对所有介入操作一律使用。
操作后评估应针对可能造成损伤的机制。经动脉入路操作后,观察内容包括出血、肢体灌注及穿刺部位情况。肺活检后,评估重点可能是气胸和肺部出血。胆道引流后,则需关注感染、出血、导管功能及梗阻是否持续存在。患者离开操作单元,并不意味着临床责任的终结:引流管更换、支架监测、肿瘤疗效影像评估、通路维护,以及迟发性并发症的识别,都可能需要持续的专科随访。
辐射、对比剂及其他操作相关风险
在透视和CT引导的介入操作中,辐射暴露是一个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皮肤损伤等组织反应在剂量超过相应阈值后发生;而在标准辐射防护模型中,辐射诱发癌症的概率被视为随剂量增加而升高,且不存在明确的阈值。复杂操作可能使辐射集中于有限的皮肤区域,尤其是在反复采用相似投照角度时。设备显示的参考点空气比释动能和比释动能面积乘积可提供有用的监测信息,但它们并不等同于峰值皮肤剂量或患者个体的有效剂量。
降低剂量需要同时优化设备设置和操作技术。使用脉冲透视而非连续透视、在满足操作需求的前提下降低脉冲频率、严格限束、合理放置探测器,以及避免不必要的图像采集,均可减少辐射暴露。改变射束方向可能使皮肤剂量分散,但其效果取决于几何关系。工作人员受到的辐射主要来自散射线;采用屏蔽、增加距离和谨慎选择站位可减少职业照射。超声和MRI不使用电离辐射,但只有在能够为预定操作提供充分引导时,用它们替代其他成像方式才有意义。
碘对比剂可引起过敏样反应,轻者表现为皮肤症状,重者可发生严重过敏反应。对于肾功能受损的患者,其使用也存在需要关注的风险。必须区分对比剂使用后发生的急性肾损伤与由对比剂直接导致的肾损伤:急性病患者往往同时存在多种导致肾功能恶化的原因。风险评估取决于基线肾功能、急性病情、对比剂的给药途径与用量,以及其他临床因素。在MRI引导的操作中,部分钆对比剂与严重肾功能受损患者发生肾源性系统性纤维化有关;不同类别对比剂的风险存在显著差异。
机械性和生物学并发症因具体操作而异。建立血管入路可能导致血肿、假性动脉瘤、血管夹层或血栓形成。在栓塞术中,如果栓塞材料进入错误的分支,或经未预料到的交通支进入其他部位,就可能损伤目标区域以外的组织。消融可能损伤邻近结构,而引流及器械操作可能引入感染,或使感染性物质进入血流。栓塞后综合征通常表现为疼痛、发热、恶心及炎症相关症状,必须将其与组织感染或重要器官损伤等并发症区分开来。
只有在明确定义和随访安排的前提下,风险报告才有意义。“技术成功”可能指成功置入器械或完成预定栓塞,而“临床成功”则指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目标,例如止血或解除梗阻。并发症可根据严重程度、所需治疗、是否延长住院时间、是否造成永久性损害或死亡进行分类。规范一致的报告还应纳入晚期事件,因为再狭窄、器械失效、梗阻复发和迟发性感染可能在首次住院期间尚未显现。
证据、多学科实践与服务组织
不能仅凭技术的精巧程度或入路切口的大小来推断介入治疗的有效性。随机对照试验可以确定,与药物治疗、外科手术、其他介入治疗,或在伦理与实际条件允许时采用的假操作相比,某项操作是否能改善结局。实施盲法往往很困难,疼痛或功能改善等结局也可能受到患者预期和合并干预措施的影响。试验还必须区分生理指标的改善与残疾、住院或死亡的减少。
肾动脉支架置入术体现了恢复解剖结构与改善总体结局之间的区别。2009年发表的ASTRAL试验和2014年发表的CORAL试验均未能证明,对于其研究纳入的动脉粥样硬化性肾动脉疾病患者,在药物治疗基础上常规加用血运重建能够带来广泛的临床获益。这些结果限制了对该操作疗效的笼统宣称,但对于研究中代表性不足的临床表现,仍需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研究。相比之下,2015年报告的多项试验证实,对于经适当筛选、由大血管闭塞引起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血管内取栓可带来显著获益。因此,证据所支持的是特定的适应证、人群和时间窗,而不是导管治疗这一整体类别。
医疗器械的评价还面临其他挑战。器械更新的速度可能快于长期比较性证据的积累速度,而在推广应用过程中,操作者经验的变化也可能影响结局。登记研究和队列研究可以描述少见并发症、长期有效性,以及器械在试验人群之外的表现,但其中的比较容易受到选择偏倚和混杂因素的影响。通畅性、再次干预、症状缓解、器官保留和生活质量可能都很重要,但彼此不能替代。仅报告最有利的终点,可能掩盖反复操作带来的实际负担。
临床服务的组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介入治疗能否得到有效实施。急诊栓塞需要及时的影像检查、受过适当培训的人员、合适的设备,必要时还需要血液制品,并能够获得外科和重症监护支持。取栓服务依赖于卒中识别、转运路径、基于影像的患者筛选以及协调有序的急救,而不仅仅是有一间可用的血管造影室。同样,择期肿瘤介入治疗也依赖病理学、肿瘤学、外科、影像随访及多学科评估的支持。
培训内容包括诊断影像学、辐射防护、血管与非血管入路、并发症处理及患者照护。胜任能力需针对具体操作进行评估,神经介入或儿科介入等复杂领域还要求额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医疗机构越来越多地提供门诊、住院会诊和规范化随访,而不再仅在实施操作时接诊患者。不同卫生系统中的服务可及性仍不均衡,尤其是在设备维护、耗材供应、专科人员配置及转诊网络受限的地区。因此,服务评价不仅包括操作量,还涵盖等候时间、急诊服务覆盖、并发症处理、器械取回及照护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