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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 诊疗与医学 / radionuclide-therapy

放射性核素治疗

放射性核素治疗将放射性物质递送至选定组织,用于治疗癌症及某些非恶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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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治疗是将放射性物质引入体内,使选定组织接受电离辐射的治疗方法。作为核医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它用于治疗多种癌症以及某些非恶性疾病,尤其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治疗所用的制剂可以是简单的放射性离子、能与细胞靶点结合的分子,也可以是置入特定解剖腔室内的放射性颗粒。这类治疗可用于消除具有功能的组织、控制肿瘤生长、延长生存期或缓解症状。

与外照射放射治疗不同,放射性核素治疗通常通过生物学过程使辐射源在体内分布,而不是从体外将射线束照向病灶。与使用密封源的近距离放射治疗不同,大多数放射性核素治疗使用非密封放射性制剂。最终形成的辐射分布由放射性衰变、制剂的化学性质、血流、靶点表达及生物清除过程共同决定。

这一领域涵盖多种已确立的治疗方法,包括用于甲状腺疾病的碘-131治疗、用于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受体靶向治疗、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靶向治疗、亲骨性放射性药物治疗、放射免疫治疗,以及肝脏定向放射栓塞治疗。其核心技术挑战在于让病变组织吸收足够的辐射剂量,同时限制健康器官所受的照射。

物理学与生物学原理

治疗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原子核不稳定,会在衰变时释放能量。用于治疗的主要辐射包括贝塔粒子、阿尔法粒子,以及在某些特定应用中使用的低能电子,包括俄歇电子。衰变伴随产生的伽马射线和其他光子可用于成像,但也会增加患者体外的辐射照射。因此,放射性核素的选择既影响治疗的生物学作用,也决定实施治疗所需的设施条件。

贝塔粒子是核衰变过程中发射的高能电子或正电子,但治疗用贝塔发射核素通常发射电子。贝塔粒子在组织中的射程随能量而异,从不足一毫米到数毫米不等。因此,一个被标记细胞发出的辐射可以到达邻近细胞,产生“交叉火力”效应。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肿瘤内部摄取不均的问题。碘-131、镥-177和钇-90是重要的治疗用贝塔发射核素,其物理半衰期分别约为8.0天、6.6天和64小时。

阿尔法粒子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它们在很短的路径内沉积大量能量,在组织中的射程通常为数十微米。其高线性能量传递可造成密集成簇的损伤,包括脱氧核糖核酸的复杂断裂,只需相对较少次数的细胞核穿越即可杀死细胞。镭-223的半衰期约为11.4天,是一种已确立临床应用的治疗用阿尔法发射核素。基于锕-225和铅-212的衰变体系正在靶向治疗中接受研究。对于具有放射性子体的核素,必须考虑整条衰变链的行为:母体衰变后,子体原子可能在体内重新分布。

俄歇电子的射程要短得多,其作用效果高度依赖于衰变是否发生在关键细胞结构附近,尤其是细胞核内的DNA附近。因此,对于基于俄歇电子的治疗策略,核素在细胞内的转运尤为重要。更广泛地说,细胞杀伤不仅取决于沉积的总能量,还取决于剂量率、辐射品质、氧合状态、修复能力以及放射性在微观尺度上的分布。

只要放射性核素仍留在体内且尚未衰变,就会持续释放辐射。因此,大多数治疗会使组织在数小时或数天内持续受到照射,而非像外照射治疗那样每次仅短时间照射。肿瘤缩小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内逐渐显现。生物学反应还可包括血管损伤和肿瘤微环境变化,但这些反应的重要性因所用制剂和疾病而异。

靶向、成像与吸收剂量计算

放射性药物将放射性核素与适于给药的化学形式相结合。有些药物利用正常的生理过程发挥作用:碘离子通过钠碘同向转运体进入甲状腺细胞,而亲骨性化合物则在骨矿物质活跃沉积的部位聚集。另一些药物使用能识别特定肿瘤相关靶点的肽、小分子配体或抗体。靶向组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药物的药代动力学,而放射性核素则决定其衰变特性。

对于含放射性金属的药物,通常由螯合基团结合放射性金属,并将其连接到靶向分子上。这种配合物必须在血液和组织中保持足够的稳定性,否则,释放出的放射性核素可能在非预期的器官内聚集。分子大小、电荷、蛋白结合及受体内化都会影响肿瘤摄取和清除。小分子肽通常经肾脏迅速清除,而完整抗体往往在血液循环中停留更久,可能使血液和骨髓长时间受到照射。

诊疗一体化将诊断成像与针对同一生物学靶点的治疗相结合。例如,在使用镥-177标记的配体治疗前,可先用镓-68标记的生长抑素受体配体,显示受体阳性病灶的分布。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或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可以确定病灶分布,并帮助评估靶点是否表达。不过,诊断药物与治疗药物的化学结构并不总是完全相同,因此成像示踪剂无法完全准确地预测治疗药物在体内的分布。

活度与吸收剂量描述的是不同的量。活度以贝可勒尔为单位,表示每秒发生的核衰变次数;吸收剂量以戈瑞为单位,表示单位质量物质吸收的能量,其中 1 Gy=1 J kg−11\ \mathrm{Gy}=1\ \mathrm{J\,kg^{-1}}。仅凭以吉贝可勒尔表示的给药活度,并不能确定肿瘤或器官接受的辐射剂量。在医学内照射剂量框架中,常用的表达式为

D(rT)=∑rSA~(rS) S(rT←rS),D(r_T)=\sum_{r_S}\widetilde{A}(r_S)\,S(r_T\leftarrow r_S),

其中,A~(rS)\widetilde{A}(r_S) 为源区内的时间积分活度,S(rT←rS)S(r_T\leftarrow r_S) 表示该源区单位时间积分活度对靶区产生的吸收剂量。

内照射剂量学可利用多时点成像、血液测量、器官体积和计算模型进行剂量估算。物理衰变与生物清除共同决定驻留时间。在简单的单指数模型下,有效半衰期满足 1/Teff=1/Tphys+1/Tbio1/T_{\mathrm{eff}}=1/T_{\mathrm{phys}}+1/T_{\mathrm{bio}}。实际的组织动力学可能更为复杂,小病灶、摄取不均匀、图像分辨率及校准等因素都会带来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

甲状腺疾病的放射性碘治疗

放射性碘治疗利用了甲状腺合成甲状腺激素时对碘的生理需求。甲状腺滤泡细胞能够浓集碘离子,因此,给予碘-131后,具有功能的甲状腺组织所接受的辐射剂量可远高于大多数其他组织。碘-131发射的β射线提供了治疗所需的大部分辐射;其发射的γ射线则可用于显像,同时也会造成体外照射。

对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碘-131可减少功能亢进的甲状腺组织量并降低其功能。公认的适应证包括格雷夫斯病、毒性多结节性甲状腺肿和自主功能性甲状腺结节。这些疾病的生物学基础各不相同:格雷夫斯病涉及针对受体的自身抗体对甲状腺的刺激,而自主功能性结节的活动则相对独立于正常的激素调控。放射性碘不会立即起效,因为甲状腺功能的下降是在辐射损伤和组织更新之后发生的。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常见的长期结局,尤其多见于格雷夫斯病治疗后;在某些治疗策略中,这是预期后果,而不一定是意外并发症。放射性甲状腺炎可引起短暂的局部不适,或导致储存的激素释放。格雷夫斯眼病是另一项需要单独考虑的临床问题,因为甲状腺治疗及甲状腺功能状态的变化均可能影响其病程。因此,治疗方案的选择不能仅依据激素分泌过多的生化证据。

对于分化型甲状腺癌,主要是乳头状癌和滤泡癌,可在手术后使用碘-131,以消融残余的正常甲状腺组织、治疗疑似的显微镜下病灶,或治疗已知的具有摄碘能力的持续性或转移性病灶。这些治疗目标各不相同,并非所有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都需要接受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髓样癌起源于滤泡旁C细胞,通常不具备同样的碘离子浓集机制;未分化甲状腺癌通常也缺乏具有临床应用价值的摄碘能力。

放射性碘的摄取受到促甲状腺激素、碘的供应情况以及甲状腺细胞分化程度保留情况的影响。肿瘤若丧失摄取和处理碘的功能,即使仍在持续生长,也可能变得对放射性碘治疗无反应。随访可包括结构影像学检查、放射性碘显像和甲状腺球蛋白测定,其结果需结合临床背景解读。已知的不良反应包括唾液腺损伤、口干、味觉改变;累积辐射暴露较高时,还可能出现骨髓损伤,以及某些第二原发恶性肿瘤的发生风险增加。怀孕期间不得使用放射性碘;哺乳也是一项重要禁忌证,因为碘可在乳腺组织中浓集并进入乳汁。

用于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

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通常简称为 PRRT,利用放射性标记的肽与肿瘤表达的受体结合。其应用最为成熟的领域是靶向分化良好的神经内分泌肿瘤中的生长抑素受体。这类肿瘤可发生于胃肠道、胰腺、肺及其他部位。其生物学行为因发生部位、分化程度、增殖活性、激素分泌情况及病变范围而有很大差异。

生长抑素是一种调节肽,许多分化良好的神经内分泌肿瘤均表达其受体。合成的生长抑素类似物可与这些受体结合,并携带放射性核素。镥-177 多塔肽由生长抑素类似物通过 DOTA 螯合剂与镥-177 连接而成。与受体结合并被内化后,滞留的放射性物质会照射肿瘤细胞及邻近组织。受体显像用于确定病灶的靶受体表达水平是否足以采用这种治疗方法。

2017 年报告的 NETTER-1 三期随机对照试验,在病情进展且生长抑素受体阳性的中肠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中,比较了镥-177 多塔肽联合标准剂量奥曲肽与高剂量奥曲肽的疗效。估计的 20 个月无进展生存率在镥治疗组为 65.2%,在对照组为 10.8%。接受放射性核素治疗的患者也更常出现肿瘤客观缓解。这些结果支持了该疗法的临床应用,但最终的总生存期分析并未显示两组间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肾脏和骨髓是重要的危及器官。放射性标记的肽经肾脏滤过后,可被近端肾小管细胞重吸收。输注含赖氨酸和精氨酸的溶液可通过干扰这一重吸收过程,减少放射性物质在肾脏中的滞留。不过,输注本身也可能引起恶心及其他急性反应。既往细胞毒性治疗、广泛的骨病变、肾功能受损以及骨髓储备不足,均可影响毒性反应的类型和程度。

PRRT 通常分多个治疗周期实施,而不是一次性给予大剂量照射。疗效评估兼顾影像学结果与临床结局:对于生长缓慢的肿瘤,即使体积没有明显缩小,病情稳定也可能具有临床意义;对于功能性肿瘤,控制激素相关症状同样重要。少见但重要的迟发性并发症包括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急性髓系白血病。再次治疗、在疾病更早阶段使用,以及针对其他受体系统的应用,仍属于临床研究领域,不能视为既有方案可直接套用的扩展用途。

前列腺靶向治疗与亲骨性治疗

前列腺癌的放射性核素治疗包括两种生物学机制不同的方法:一种靶向前列腺癌细胞表达的分子,另一种靶向骨转移灶周围的骨微环境。这两种方法可用于同一疾病,但所照射的解剖结构不同,所需的影像学证据也不同。

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是一种细胞表面蛋白,在前列腺癌中常呈高水平表达。小分子PSMA配体可将镥-177递送至表达PSMA的病灶。并非所有肿瘤都以相同水平表达PSMA,一些正常组织中也存在PSMA。唾液腺、泪腺、肾脏和骨髓均与治疗药物的分布或毒性有关。PSMA靶向显像用于评估影像可见病灶的靶标表达是否充分,以及是否存在较多不表达该靶标的病灶。

2021年发表的Ⅲ期VISION试验,在经过筛选、既往接受过治疗的PSMA阳性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中,将镥-177 PSMA-617加入试验方案允许的标准治疗。放射性配体联合治疗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5.3个月,单独标准治疗组为11.3个月;基于影像学评估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8.7个月和3.4个月。这些结果适用于该研究所纳入的人群和治疗情境,并不能证明所有表型的前列腺癌都对PSMA靶向照射敏感。后续试验考察了在治疗序列的其他阶段使用这种疗法的效果。

相比之下,二氯化镭-223作为钙类似物,聚集于骨形成活跃的区域。其发射的短射程α粒子可照射骨转移灶的微环境。2013年报告的ALSYMPCA试验,证实了镭-223可为有症状性骨转移、且无已知内脏转移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带来生存获益。两组均接受最佳标准治疗,镭-223组的中位总生存期为14.9个月,安慰剂组为11.3个月。镭-223不用于治疗软组织转移。

其他亲骨性药物包括氯化锶-89和钐-153来昔决南。这些药物主要用于缓解成骨性骨转移引起的疼痛,而非像镭-223那样具有延长生存期的证据。由于骨靶向放射性核素可照射邻近骨髓,血细胞减少是重要的不良反应。骨折相关结局也影响了对镭-223联合治疗的评估,尤其是ERA 223试验发现,在阿比特龙联合泼尼松或泼尼松龙的基础上加用镭-223会增加骨折发生率。不能仅凭各组分本身的特性推断联合治疗的安全性。

放射免疫治疗及其他全身性应用

放射免疫治疗将放射性核素与能够识别靶细胞抗原的抗体相连接。抗体具有很高的结合特异性,但其分子较大、清除较慢,因此辐射递送模式与小分子肽不同。血液循环中的放射性可能持续数日,而血供不均、间质屏障和组织穿透不充分等因素,可能限制其向实体瘤内的递送。

B细胞淋巴瘤是放射免疫治疗的重要临床应用领域,因为这类肿瘤对辐射敏感,且往往表达抗体易于接近的细胞表面抗原。钇-90替伊莫单抗以CD20为靶点,已用于某些类型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包括滤泡性淋巴瘤。碘-131托西莫单抗是另一种靶向CD20的制剂,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后来已停止商业供应。这些制剂的商业供应情况和临床使用情况因国家和时期而异。

放射性标记抗体不仅能照射携带相应抗原的细胞,也能照射邻近不表达该抗原的细胞,使用β射线发射核素时尤其如此。这种交叉火力效应有助于治疗具有异质性的病变,但也意味着,抗原特异性并不能使辐射照射仅限于恶性细胞。骨髓抑制是主要的限制因素,尤其是在淋巴瘤累及骨髓,或既往治疗已降低造血储备的情况下。有些治疗方案会将未标记抗体纳入既定的给药程序。

另一种全身性应用使用碘-131标记的间碘苄胍,即MIBG。它是去甲肾上腺素的类似物,可由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摄取。MIBG可在神经母细胞瘤以及部分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中蓄积。能否用于治疗,取决于是否已证实病灶摄取MIBG,以及具体的疾病情况。给予高活度制剂可能产生显著的骨髓毒性,因此某些强化治疗方案采用了造血干细胞支持。尽管部分肿瘤可能同时表达这两类治疗所针对的靶点,但MIBG靶向治疗与生长抑素受体治疗在生物学机制上并不相同。

历史上,磷-32曾用于治疗某些骨髓增殖性疾病,因为它能够抑制增殖中的造血组织。随着替代治疗手段的出现,以及临床实践中对远期致白血病效应的担忧,其使用逐渐减少。目前正在研究的策略包括:使用靶向造血系统抗原的抗体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前预处理,以及采用将抗体定位与放射性核素给药分步进行的预靶向系统。这些方法旨在减少血液循环中的放射性,同时保留对肿瘤的照射作用。

局部区域治疗与放射性滑膜切除术

局部区域放射性核素治疗将放射性物质置于特定器官、血管供血区域或体内腔隙中。其选择性部分取决于解剖结构和给药技术,而非仅仅依赖分子识别。主要例子包括肝脏放射栓塞和放射性滑膜切除术。虽然这些治疗与全身性治疗具有一些共同的物理学原理,但其体内分布、治疗计划流程和并发症存在显著差异。

放射栓塞又称选择性内放射治疗,是通过肝动脉循环输送放射性微球的治疗方法。钇-90微球应用广泛,钬-166微球则是另一种可用的微球类型。这一方法的依据是,许多肝脏肿瘤的血液供应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肝动脉,而正常肝组织的血液供应则主要来自门静脉。微球滞留在小血管内,对邻近组织进行照射。这种治疗可用于肝癌(肝细胞癌)及部分肝转移瘤。

治疗计划包括绘制动脉血管图谱,并评估可能使颗粒进入预定区域以外部位的通路。在钇-90治疗前,通常使用锝-99m大颗粒聚合人血清白蛋白显像来估计分布情况和肺分流程度,但这种检查并不能完全模拟微球的行为。放射性微球意外进入胃或十二指肠可引起严重溃疡,而肺部受到过量照射则可导致放射性损伤。肝功能储备和受照射的健康肝组织量,是决定治疗耐受性的主要因素。

放射栓塞的剂量计算越来越注重分别评估肿瘤、正常肝组织和肺,而不再将整个灌注区域视为均匀一致的整体。向小范围肝脏区域进行高度选择性给药,有时称为放射性肝段切除术。在原发性肝癌、转移性疾病以及伴有基础肝硬化的患者中,局部肿瘤控制与肝脏毒性之间的权衡各不相同。因此,针对某种疾病或采用某种递送技术获得的结果,不能直接套用于另一种疾病或技术。

放射性滑膜切除术又称放射性滑膜修复术,是将放射性胶体注入关节内,以治疗持续性滑膜炎症。滑膜内衬摄取放射性胶体后受到局部照射,随后炎症滑膜组织减少。钇-90、铼-186和铒-169等放射性核素的粒子射程各不相同,因此被用于不同大小的关节。适应证包括某些炎症性关节病,以及血友病患者因反复出血所致的滑膜炎。放射性胶体漏出关节可损伤周围组织,因此,确保准确注入关节腔并使颗粒保留在关节内,是这一操作的关键。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该疗法的可及性及认可的适应证存在很大差异。

临床评估、毒性与辐射防护

临床评估将生物学靶点与患者的整体状况联系起来。相关因素包括病变范围、靶点表达、既往治疗、肾功能、骨髓储备、肝功能,以及放射性在体内可能的分布情况。仅凭显像阳性,并不能确定治疗会带来获益。例如,即使部分病灶显示出很高的示踪剂摄取,快速进展的靶点阴性病灶仍可能无法得到治疗。

基线及随访实验室评估通常包括血常规以及肾功能和肝功能指标,具体检查项目根据所用制剂选择。影像学检查既用于评估靶点表达,也用于确定解剖层面的病变负荷。某些治疗需要评估激素分泌情况,因为对内分泌肿瘤进行照射偶尔会引发急性激素相关反应。当放射性核素治疗涉及与手术、外照射放疗、全身性抗癌药物及缓和医疗的配合时,多学科综合评估尤为重要。

毒性取决于哪些正常组织会蓄积该制剂或受到其辐射照射。骨髓受照可能导致贫血、血小板减少症或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对于许多放射性标记肽和小分子制剂,肾脏受照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放射性碘和某些靶向 PSMA 的治疗则对唾液腺的影响较为突出。肝脏毒性在肝脏放射栓塞治疗中尤其值得关注。治疗后可能出现急性疲乏、恶心和短暂不适,而器官功能障碍和第二原发恶性肿瘤可能只有经过较长时间随访才会显现。

辐射防护既涉及外照射,也涉及放射性污染。外照射水平取决于所发射的辐射、体内滞留的放射性活度、距离和时间。根据制剂的排泄途径,尿液、呕吐物、血液或其他体液均可能造成污染。辐射防护团队会评估这些途径,并依据适用法规制定医疗机构的操作规程、废物处理办法及患者离院标准。治疗是在住院还是门诊条件下实施,取决于所用放射性核素、活度、实测或计算的照射水平,以及所在国家的规定。

妊娠和哺乳需要特别关注,因为放射性核素可以穿过胎盘或进入母乳,某些核素还会在胎儿或婴儿的组织中富集。生育能力和性腺受照也需要单独考虑。此外,治疗相关的旅行证明文件也可能有用,因为体内残留的放射性可能触发灵敏的辐射探测器。这些实际管理事项属于患者安全的范畴,并不意味着普通社交接触必然会造成重大危害;实际照射水平取决于具体治疗及相关情境。

历史发展、生产与医疗服务基础设施

放射性核素治疗起源于放射性的发现以及镭在医学中的早期应用。回旋加速器和核反应堆的发展,使人们能够生产出足够用于临床研究的放射性核素。1941年,索尔·赫茨和阿瑟·罗伯茨在波士顿使用放射性碘治疗了一名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成为这一领域的里程碑。此后,放射性碘治疗成为利用组织特有生化功能进行治疗的最早成功范例之一。

从简单离子拓展到靶向分子,有赖于放射化学、受体生物学、抗体技术和成像技术的进步。继放射性碘标记化合物和骨靶向制剂之后,放射性核素标记抗体和受体结合肽相继出现。20世纪90年代生长抑素受体靶向治疗的临床开发,以及后来的随机试验,推动了现代靶向放射性药物治疗的确立。靶向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的制剂则将诊疗一体化模式拓展至一种常见的实体瘤。

不同放射性核素的生产方法各不相同。核反应堆可通过中子辐照生成治疗用同位素;加速器则通过带电粒子反应生产其他核素。有些放射性核素可从含有较长寿命母核素的发生器中获得。镥-177既可通过直接对镥-176进行中子辐照生产,也可通过镱-176的间接途径生产。这些途径在比活度、纯化要求和放射性核素杂质组成方面存在差异。因此,生产途径不仅影响供应,也会影响生产工艺和废物管理。

治疗用制剂的要求不只是含有正确的同位素。质量控制需要评估核素身份、放射性活度、放射化学纯度、相关放射性核素杂质和化学杂质,以及符合产品要求的微生物学质量。螯合剂负载量、反应温度、酸度和辐射分解均可影响标记效果。由于放射性衰变在生产、检验、运输和给药全过程中持续发生,生产安排与临床安排紧密相连。短暂中断就可能导致一批制剂无法使用,或使其在预定给药时间的可用活度降低。

临床实施需要放射性药学、核医学、医学物理、护理和肿瘤学等专业协同配合;涉及导管操作时,还需要介入放射学的参与。医疗机构需要具备活度测量、污染监测、适当屏蔽、应急处置程序和废物贮存条件。治疗的可及性还取决于同位素供应、受过培训的人员、费用报销机制和运输网络。这些要求有助于解释,为何某种治疗即使已有临床证据支持,在一些卫生系统中仍可能难以普及。

证据、个体化治疗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放射性核素治疗涵盖多种疗法,其证据基础差异很大。放射性碘治疗已有数十年的观察性研究证据与临床经验;较新的放射性配体疗法则越来越多地获得大型Ⅲ期试验的支持。不能仅因两种制剂使用相同的放射性核素或作用于同一靶点,就将一种制剂的证据套用于另一种。配体、螯合剂、粒子、给药途径或衰变链的改变,都可能影响生物分布、吸收剂量和毒性。同样,影像学缓解、生化缓解、症状缓解和生存是不同的临床终点。

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应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吸收剂量测量来实施个体化治疗。许多成熟的治疗方案采用固定活度或预先设定的活度给药方案,有时根据毒性进行调整。患者个体化剂量学评估可以揭示肿瘤与器官所受照射的显著差异,但要将其纳入常规实践,需要连续多次测量、经过验证的软件、医务人员的时间投入,以及证明调整活度能够改善结局的证据。由于剂量率、分次方式和微观分布不同,源自外照射放射治疗的器官剂量限值并不总能直接套用。

肿瘤异质性是另一个主要局限。同一患者的不同病灶可能具有不同的靶点表达量,而且表达水平可在治疗压力下发生变化。肿瘤可能因靶受体丢失、细胞摄取改变、修复能力增强,或原本占比较小的耐药细胞群扩增而进展。影像检查可以揭示部分异质性,但空间分辨率有限,加之示踪剂各自的特性,使细胞层面的情况仍存在不确定性。

靶向α治疗正在研究之中,旨在利用α粒子在短距离内沉积大量能量的特性。其潜在优势必须与靶器官毒性、递送不均、子体核素再分布以及同位素供应受限等问题加以权衡。在一些锕-225 PSMA研究中,唾液腺毒性一直是重要的限制因素。需要通过比较试验明确,在哪些情况下,α发射体制剂能够带来超越现有β发射体疗法的获益,而不仅仅是产生不同的影像学或生化反应。

其他正在积极研究的问题包括:与化学治疗、DNA修复抑制剂、癌症免疫治疗及外照射放射治疗联合应用;治疗顺序的安排;既往取得缓解后的再次治疗;以及在肿瘤负荷较低或分期较早的疾病中应用。联合治疗可能加重肿瘤损伤,但也可能叠加骨髓或器官毒性。因此,试验不仅评估肿瘤控制情况,也评估生存、迟发性不良反应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当治疗开始用于预期还能生存多年的患者群体时,长期随访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