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照射放射治疗(EBRT)是放射治疗的一种形式,将来自体外辐射源的射线投向划定的治疗区域。它主要用于治疗癌症,目的包括根除病灶、降低复发风险或缓解症状。近距离放射治疗将放射源置于治疗部位内部或紧邻该部位的位置,放射性核素治疗则通过给予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与这两种方法不同,外照射放射治疗由体外设备隔着一定距离向治疗部位输送辐射。
这种治疗依赖于靶区与周围正常组织对辐射反应的差异,并通过精确控制照射来利用这一差异。现代治疗系统结合了三维成像、计算机剂量计算、照射野适形和患者体位验证等技术。治疗可以是单次照射,也可以是由多次照射组成的疗程,每次照射称为一个分次。治疗效果不仅取决于总剂量,还取决于每次分割剂量、受照体积、治疗的时间安排、辐射类型以及相关组织的生物学特性。
因此,外照射放射治疗既是一种临床治疗手段,也是一项精密工程过程。其实施融合了放射肿瘤学、医学物理学、医学影像学、剂量学和放射治疗技术,各专业在处方制定、治疗计划设计、治疗实施及质量保证等环节承担明确的职责。
辐射源与物理剂量分布
体外放射治疗最常用的设备是医用直线加速器,通常简称为 linac。它利用微波电磁场加速电子。进行光子治疗时,电子撞击金属靶,通过轫致辐射产生具有宽广能谱的高能 X 射线。进行电子束治疗时,则将金属靶移出射束路径,并对电子束进行整形,以便直接用于治疗。临床上常见的光子束标称值包括 6 兆伏和 10 兆伏;这些数值表示标称加速电压,而非某个单一的光子能量。
高能光子穿透组织后,主要通过使次级电子运动来沉积能量。其深度剂量分布在体表下方存在一个剂量建成区,随后剂量随深度增加而逐渐下降。由于这种剂量建成效应,皮肤剂量可低于组织深处的最大剂量,但实际表面剂量取决于射束能量、照射野布置、辅助装置以及患者的解剖结构。从不同方向入射的多束射线,可使各射束的高剂量区在靶区内重叠集中,同时将入射和出射剂量分散到周围组织中。任何光子射束布置都无法完全避免靶区外组织受到照射。
电子束的有效射程较为有限,超出这一射程后,剂量下降相对迅速。因此,电子束可用于某些浅表靶区,包括部分皮肤病灶和较浅的术后区域。电子束的剂量分布容易受到体表不规则形态和组织密度变化的影响。可在皮肤上放置一种称为组织补偿膜的组织等效材料,以改变剂量建成情况,或使有效高剂量区更接近体表。在光子治疗中,如需确保足够的表面剂量,也会使用组织补偿膜。
质子治疗及其他带电粒子治疗利用的是不同的深度剂量特性。质子在接近射程末端时沉积相对较多的能量,形成布拉格峰。通过组合不同能量的质子束,可将这一峰展宽,使其覆盖靶区的深度范围。与许多光子射束布置相比,这种方式可降低靶区后方的剂量,但质子的停止位置取决于其穿过的组织。因此,解剖结构变化、运动,以及将影像信息转换为阻止本领时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影响实际递送的剂量分布。此外,碳离子治疗的生物效应与常规光子治疗的差异更为显著。
一些医疗机构使用钴-60 治疗机,这类设备通过放射性衰变而非电加速产生伽马射线。其放射源的输出随衰变而降低,半衰期约为 5.27 年,因此需要对衰变进行校正,并最终更换放射源。在所有这些技术中,吸收剂量均以戈瑞表示,符号为 Gy,其中 。射束能量、吸收剂量与生物效应彼此相关,但并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量。
细胞效应与分次照射的生物学基础
电离辐射的治疗作用始于能量在细胞及其周围环境中的沉积。辐射可直接损伤脱氧核糖核酸(DNA),也可通过水受照射后产生的活性产物间接造成损伤。DNA双链断裂尤为重要,因为错误修复或未能修复这类损伤,可能使细胞无法继续增殖。治疗有效并不意味着细胞必须在受照后立即消失:细胞可能仍保持代谢活性,却已丧失产生可存活后代细胞的能力。
细胞对辐射的反应因DNA修复能力、细胞周期状态、氧供应及组织环境而异。氧可使某些辐射诱发的分子变化在化学上更难逆转,从而增强常规X射线等低线性能量传递辐射的效力。因此,供氧不足的肿瘤区域可能具有更强的辐射抗性。这一效应的大小随辐射品质和生物学条件而变化,并非所有肿瘤都具有的固定特性。高线性能量传递辐射产生的电离径迹更为密集,通常对氧的依赖较小。
分次照射是将一次疗程拆分为多次独立照射。其生物学依据传统上概括为亚致死损伤修复、细胞在细胞周期中的再分布、原有缺氧区域的再氧合,以及再增殖。这些过程对肿瘤和正常组织的影响并不相同。两次照射之间的间隔可使正常组织得到修复,但延长总疗程也可能让存活的肿瘤细胞增殖。因此,对于某些增殖迅速的癌症,治疗中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而不仅仅是治疗安排上的问题。
线性–二次模型是描述细胞存活的常用模型:
其中, 为存活分数, 为剂量, 和 描述辐射敏感性的不同组成部分。对于每次剂量相同且两次照射之间能够充分修复的分次治疗,常用的生物有效剂量表达式为:
其中, 为分次数, 为每次分割剂量。这些表达式为比较不同治疗方案提供了框架,但不能对个体患者的结果作出精确预测。对于治疗持续时间、修复不完全或其他生物学情况,可能还需作进一步校正。
与许多增殖迅速的肿瘤相比,晚反应正常组织的估算 比值通常较低,因此对每次分割剂量的增加尤为敏感。不过,一些重要的例外使得肿瘤与正常组织之间难以作简单区分:例如,大量临床证据支持前列腺癌对分割剂量大小具有敏感性。在将模型外推至极大的单次分割剂量时,模型假设的影响尤为显著。要确定拟议方案能否在疗效与损伤之间取得可接受的平衡,仍须依据临床结局及实测的正常组织效应。
临床目的及与其他治疗的结合
外照射放射治疗(EBRT)可作为根治性治疗,即不通过手术切除整个原发病灶,而以放疗为主要手段,力求实现持久的肿瘤控制。已有成熟应用的例子包括部分前列腺癌、头颈癌、宫颈癌和肺癌。治疗选择取决于肿瘤类型、解剖累及范围、对功能的影响及其他临床特征。癌症分期、病理结果、影像学检查及患者的全身状况,共同帮助确定治疗目标和需要照射的体积。
在其他情况下,放疗可与外科学中的手术治疗相互补充。术后照射用于处理术后可能残留显微镜下病灶的区域。对于许多乳腺癌患者,保乳手术后照射是标准治疗的组成部分。术前照射用于某些疾病,包括直肠癌和部分软组织肉瘤,可改善局部病情控制,或改变手术切除的条件。照射时机也会影响哪些组织受到照射,以及治疗与伤口愈合之间的相互作用。
放疗可与化学治疗或其他全身治疗联合使用。同步放化疗已成为多种癌症的成熟治疗方案,因为某些药物能够提高放射敏感性,或治疗照射野以外的病变。同样的相互作用也可能加重正常组织的毒性反应,因此,联合治疗并非两种独立治疗的简单相加。宫颈癌可以说明不同治疗方式之间的区别:根治性治疗通常将外照射同步放化疗与近距离放射治疗相结合,后者为原发病灶区域提供高度集中的追加剂量。单用外照射放射治疗无法重现近距离放射治疗的这种剂量分布。
姑息性外照射放射治疗旨在缓解症状或预防局部并发症,而非根除所有病变。它可减轻骨转移引起的疼痛,控制某些肿瘤的出血,或治疗引起梗阻或神经功能损害的部分病灶。这些用途属于缓和医疗的范畴,但并不限于生命的最后几天。症状可能在数天或数周内得到缓解,具体取决于病情。其疗程通常比根治性治疗更短,因为制定方案时还需权衡治疗负担、起效速度及再次治疗的可能性。
另一类应用包括作为造血干细胞移植某些预处理方案组成部分的全身照射,以及对某些非恶性疾病的治疗,例如异位骨化或部分颅内良性病变。这些适应证的剂量范围和治疗目标与常规实体瘤放疗不同。在特定临床情境下,也会对数量有限的转移灶进行局部治疗,但其价值取决于原发癌类型、病变分布、可用的全身治疗方案,以及针对该具体情境的证据。
模拟定位、靶区确定与治疗计划
治疗计划始于模拟定位,即建立可重复的治疗体位,并在该体位下获取影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是许多治疗计划的主要影像数据来源,因为它既能提供三维解剖信息,也能提供计算辐射在组织中输运所需的信息。固定装置可包括塑形垫、热塑面罩或定制支撑装置。其目的是减少体位变化,并使预定的治疗摆位能够在整个疗程中重复实现。
其他成像技术有助于明确CT上显示不清的边界。磁共振成像可提供软组织细节,而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则可提供代谢活跃病灶的信息。整合不同影像数据集需要进行图像配准,配准的准确性必须经过评估,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患者体位、膀胱充盈程度、呼吸时相的差异,以及不同扫描之间的时间间隔,都可能造成影像不一致。影像应结合术中所见、组织病理学及其他临床信息加以解读;影像上可见的异常并不必然等同于完整的治疗靶区。
不同靶体积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大体肿瘤体积表示可证实的病变范围。临床靶体积包括经判断存在显微镜下病变累及风险的组织。内靶体积可用于考虑内部运动或变化,例如呼吸引起的位移。计划靶体积则增加一定的几何裕量,旨在存在特定的摆位和运动不确定性时,仍能维持充分的靶区覆盖。这些体积各有用途:计划中设置的外扩边界并不意味着肿瘤实际占据了整个扩展区域。质子治疗计划还可针对摆位和射程不确定性开展专门的稳健性分析。
需要勾画危及器官,以便评估并限制其受照剂量。照射的影响既取决于剂量,也取决于剂量的空间分布。对于脊髓等结构,小范围内的高剂量可能尤为重要;对于肺等器官,接受不同剂量水平照射的体积也至关重要。剂量体积直方图概括了某一结构中接受特定剂量的体积有多大,却不能显示这些剂量在该结构内的具体位置。因此,对计划进行空间分布审查仍然必不可少。
剂量计算采用描述辐射相互作用的模型,既有简化算法,也有蒙特卡罗模拟等精细的输运方法。逆向计划利用数学优化,寻找能够满足相互竞争的目标的射束强度或设备参数。数学评分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临床上更优:靶区覆盖、器官受照情况、稳健性、治疗复杂程度,以及实际能否实施,都需要考虑。最终计划将临床处方转化为设备执行指令,并记录对由此产生的各项权衡的认可。
适形照射、图像引导与自适应调整
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利用解剖影像,使数量有限的照射野在形状上贴合靶区。多叶准直器由可独立移动的屏蔽叶片组成,用于形成射束孔径。调强放射治疗(IMRT)则进一步改变每个照射野内的射线强度,从而形成复杂的高剂量分布,并更好地保护邻近结构。当靶区环绕危及器官时,这种方法尤其有用,但适形度的提高也可能伴随低剂量照射范围的扩大。
容积旋转调强放射治疗在机架绕患者旋转的同时实施调强照射。照射过程中,叶片位置、剂量率和机架转速均可变化。螺旋式系统则将旋转运动与治疗床的纵向移动相结合。不同治疗平台都能生成符合临床要求的计划,不能仅凭设备设计判断哪一种计划最适合特定的解剖情况。治疗质量取决于计划设计中的各项选择、设备的临床调试、验证,以及靶区与邻近组织之间的关系。
图像引导放射治疗利用临近照射时或照射过程中获取的影像,核查治疗体位。所用方法包括平面X线成像、锥形束CT、植入式定位标记、超声,以及与治疗系统集成的MRI。影像可能显示可通过移动治疗床纠正的位置偏移,也可能揭示需要更全面评估的变化。对于会移动的内脏器官,以骨骼为基准进行对位并不总能充分替代以器官本身为基准的对位。因此,成像频率和方法取决于靶区以及治疗对误差的敏感程度。
运动管理既要处理照射过程中的变化,也要处理不同治疗次次之间的差异。四维CT通过对不同呼吸时相采样来反映呼吸运动。在适当条件下,屏气、呼吸门控、腹部加压和肿瘤追踪均可减少运动或使照射适应运动。对于部分左侧乳腺治疗,深吸气屏气可增大心脏与受照胸部区域之间的距离。对于扫描式粒子束和高度调制的照射,运动还可能与不断变化的射束模式相互影响,产生必须加以考虑的交互效应。
自适应放射治疗根据解剖结构或其他相关变化调整治疗。离线自适应是在两次治疗之间修改计划;在线自适应则是在患者当次治疗期间生成或选择合适的计划。触发调整的因素可包括体重下降、肿瘤缩小、器官充盈状态改变,或靶区与敏感结构之间的位置关系发生变化。自适应调整后,需要重新核查影像判读、轮廓勾画、剂量计算以及计划的可实施性。更强的计划调整能力意味着需要完成更多验证工作,而非不再需要外扩边界和质量保证。
剂量分割方案与立体定向治疗
放射治疗处方规定的不只是以戈瑞计的总剂量,还包括每次分割剂量、分割次数、预定靶区、总体时间安排,以及治疗计划获准实施所需达到的剂量分布。过去,许多成人根治性常规分割疗程采用每次约1.8–2 Gy的剂量,通常每周治疗5天。不同疾病和治疗情境下的总剂量差异很大。乳腺术后放疗、头颈部根治性放疗与骨转移姑息性放疗,不能仅凭总物理剂量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大分割放疗采用较少的分割次数和较高的单次剂量;超分割放疗采用较低的单次剂量,通常每天治疗不止一次。加速放疗则缩短总体治疗时间,在概念上与前两种方式不同,但具体方案可以兼具这些特点。其影响取决于损伤修复、细胞再增殖、对分割剂量大小的敏感性,以及受照射的器官。较短的疗程可以减少患者往返就医的负担和治疗设备的占用时间,但便利性并不是认定生物学等效的依据。适宜方案的确立,需要针对具体疾病开展比较研究。
乳腺放疗是分割实践发生变化的一个研究充分的例子。包括40 Gy分15次等方案在内的中度大分割放疗,已通过大型试验确立其地位。2020年报告的FAST-Forward试验支持:对于许多接受乳腺术后局部照射的患者,一周内给予26 Gy、分5次完成,可作为40 Gy分15次方案的替代选择。这些结果适用于特定的人群、技术和随访期限,并不意味着对于所有乳腺照射范围或临床情境,5次分割治疗都能与更长疗程的方案互换。
立体定向放射外科将高度聚焦的辐射投向颅内靶区,传统上以单次照射完成,无需外科切口。当靶区较大或邻近敏感结构,使分次照射变得重要时,相关颅内治疗会采用多次分割。立体定向体部放射治疗又称立体定向消融放疗,将这种高精度、高单次剂量的治疗方式扩展至颅外部位。已确立的应用包括部分早期肺癌,尤其是不接受手术的患者,以及其他部位部分原发性或转移性病灶。
立体定向治疗依赖于陡峭的剂量梯度、准确定位、体位固定,以及对运动因素的充分考虑。当处方剂量在短短几毫米内迅速跌落时,微小的几何误差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剂量限制因分割次数及所涉及的组织结构而异;为常规分割制定的限制条件,不能直接照搬到立体定向治疗计划中。另一方面,一些姑息性治疗会有意采用简单直接的照射安排,而不是复杂的立体定向技术。对于许多无并发症的疼痛性骨转移,单次8 Gy照射是一种已确立的治疗选择,不过,与某些多次分割方案相比,其再次治疗的比例更高。
治疗实施、剂量测定与安全系统
一个疗程涉及多个专业团队,各团队的核查工作有所交叉,但职责各不相同。放射肿瘤科医师确定临床适应证、治疗处方及靶区的判定。医学物理师负责监督治疗系统的物理准确性及技术运行的安全性。剂量师或其他受过培训的计划人员根据当地专业规范制定治疗计划;放射治疗师或治疗放射技师则负责患者摆位、操作治疗设备并监控治疗实施。护士及其他临床医护人员评估治疗反应和支持治疗需求。
设备投入临床使用前,需通过验收测试和调试,确认其性能是否符合规定,以及计划系统是否准确描述了设备的实际特性。辐射剂量测定通过经校准的仪器和测量规程,将设备输出与吸收剂量联系起来。常规质量保证工作检查输出稳定性、机械对准、成像几何关系、安全联锁及其他参数。适用于简单照射野的容差,对于小体积立体定向治疗靶区或高度调制的治疗计划而言,可能并不足够严格。
针对具体计划的核查用于评估预定治疗方案是否已正确传输,以及能否准确实施。根据所用技术,这些核查可包括独立剂量计算、体模测量、机器跳数核验,以及治疗参数审核。端到端测试评估的是从成像、计划制定到摆位和照射的完整流程,而非孤立地测试各个环节。记录与验证系统有助于确保使用经批准的设置,但其保护作用取决于数据是否正确、配置是否恰当,以及工作人员能否识别异常结果。
每次治疗时,都要核查患者身份、治疗部位、体位、辅助装置及相关影像。出束期间,患者通常独自留在有屏蔽防护的治疗室内,工作人员在控制区通过音视频系统进行监护。患者通常感觉不到照射本身。摆位和核验所需的时间可能比实际出束时间更长,复杂治疗或自适应治疗尤其如此。常规体外放射治疗不会在体内留下放射源,也不会使患者带有放射性。
患者安全还取决于组织管理设计。仅靠精密设备,无法预防左右侧别错误、处方错误、数据传输故障及影像误读。标准化工作流程、同行评审、独立核查、从安全事件中学习,以及明确规定治疗中断时的应对措施,可以分别应对不同的失效情形。再次放射治疗尤为复杂,因为必须综合考虑既往剂量分布、解剖结构变化、分次方案及间隔时间。当器官发生位移或形态改变时,旧计划与新计划的剂量叠加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数值上的合成结果并不能消除这些不确定性。
急性反应、晚期效应与功能结局
不良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哪些组织受到照射、剂量分布、分割方式、同期接受的其他治疗以及个体易感性。体外放射治疗(EBRT)主要是一种局部或区域性治疗:盆腔照射通常不会导致头皮毛发脱落,脑部照射也不会直接照射肠道。不过,治疗期间仍可能出现疲劳等全身症状。这些反应的严重程度和出现时间各不相同,没有即刻症状并不意味着未发生生物学效应。
急性反应发生于治疗期间或其后数周内,尤其常见于细胞更新迅速的组织。例如,相关器官受到照射时,可出现皮肤红斑、口腔或咽部黏膜炎、吞咽不适和胃肠道刺激症状。大量活性骨髓受到照射可能影响血细胞生成,在同期接受全身治疗时尤其如此。由于停止照射后组织反应仍会持续,某些急性反应会在最后一次分次照射后达到高峰。随着存活的干细胞和祖细胞恢复组织功能,许多急性反应会逐渐好转。
晚期效应可能在数月乃至数年后出现,并可能持续存在。其机制包括血管损伤、组织特异性细胞耗竭或功能障碍、慢性炎症信号传导以及纤维化。视照射部位而定,具有临床重要性的结局可包括唾液分泌功能障碍、肠道或泌尿功能改变、内分泌功能不全、性功能改变或淋巴水肿。胸部照射后可能发生放射性肺炎,而更晚出现的肺部改变则可能包括纤维化。手术、全身用药、既往疾病和放射治疗可能共同促成这些变化,因此很难将其归因于某一个因素。
某些器官对辐射具有特定的长期易损性。涉及下丘脑—垂体区域的照射可能影响激素调节。发育中的脑受到照射可能影响认知,其风险受年龄、照射体积、剂量及其他治疗的影响。胸部治疗期间心脏受到的照射与日后的心血管结局有关,这也是现代治疗计划在可行时尽量降低心脏受照剂量的原因之一。儿童治疗需要特别关注生长发育,而生殖器官受到照射可能影响生育能力。这些结局并非所有体外放射治疗疗程都会造成的后果。
辐射还可能增加第二原发恶性肿瘤的长期风险,通常需要在数年至数十年的时间尺度上考量,而非仅限于治疗期间。风险取决于受照时的年龄、组织类型、剂量分布、遗传易感性以及其他竞争性健康风险。随访研究必须区分治疗效应、背景癌症风险以及共同暴露因素各自的影响。因此,评估不仅关注肿瘤控制,还涵盖器官功能、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患者报告结局。这些指标能够揭示仅凭临床医生分级或影像检查无法全面反映的持续性影响。
历史发展、临床证据与可及性
1895年威廉·伦琴发现X射线后不久,X射线便开始用于治疗。早期治疗依赖低能量设备,当时对剂量、组织耐受性和辐射防护的认识也十分有限。这类射线会在体表附近沉积大量剂量,与后来出现的兆伏级系统相比,不太适合照射深部靶区。临床钴-60治疗机于1951年投入使用,医用直线加速器则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于临床。这些进展使深部治疗更为可行,也提高了剂量投送的可重复性。
此后的进步不仅依赖辐射产生技术,也同样依赖成像与计算技术。基于CT的治疗计划使人们能够以三维方式呈现靶区和器官,而不再主要依靠投影图像和体表标志推断其位置。计算机控制的多叶准直器、逆向计划和集成成像技术,使治疗的适形性不断提高。质子治疗从早期利用科研加速器开展治疗,逐步发展为医院内的治疗项目;立体定向技术则从基于刚性框架的定位,演进为多种影像引导系统。
临床进步需要由治疗结局来证实,而不能仅凭几何精度来判断。适形性更好的计划或许能降低某个器官的受照剂量,却未必改善生存;技术复杂的治疗也并非在所有适应证上都优于较简单的治疗。随机对照试验已经确立了术后放疗、同步放化疗、改变分割方式的放疗以及某些立体定向治疗的重要地位。相关研究终点各不相同:局部控制、生存、症状缓解、治疗毒性和功能保留,回答的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问题。
不同技术之间的比较证据有时难以解读。转诊接受特定专用治疗平台治疗的患者,在年龄、预后、肿瘤部位或获得其他医疗服务的机会方面,可能与其他患者存在差异。因此,解读观察性比较研究时,需要注意选择偏倚和混杂因素。质子治疗在减少靶区外剂量方面具有明确的物理学优势,尤其适用于部分儿童病例和解剖结构复杂、治疗难度较高的病例,但由此产生的临床获益有多大,取决于具体疾病和所考察的终点。普遍性的物理优势,并不能证明其在所有情况下都优于当代光子治疗。
治疗的可及性不仅取决于是否购置了设备。安全开展服务还需要受过培训的人员、可靠的电力供应、辐射屏蔽、设备维护、影像检查、治疗计划、剂量测定,以及运转顺畅的转诊渠道。即便已经安装了设备,设备停机和人力短缺仍可能限制治疗能力。往返奔波和反复到院还会造成额外障碍,使分割方案的选择和服务组织方式与健康公平密切相关。目前的研究包括自动化计划、自适应治疗投送、改进运动管理,以及被称为FLASH放疗的超高剂量率治疗方法。FLASH在一些临床前研究条件下已显示出保护正常组织的作用,但其临床应用仍处于研究阶段,在剂量、时间安排、射束特性,以及生物学效应的可重复性等方面,仍有问题尚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