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离辐射是能够从原子或分子中移除束缚电子,从而产生称为离子的带电粒子的辐射。它既包括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等高能电磁辐射,也包括 α 粒子、β 粒子、质子和中子等多种粒子辐射。电离辐射的界定依据是其引起电离的能力,而不是其来源、是否可见,或是否与放射性物质有关。
电离会引发一系列变化,包括产生可测量的电信号、引发化学反应,以及损伤活体组织。这些效应使电离辐射能够用于医学成像、癌症治疗、灭菌、工业检测和科学研究,但也意味着必须控制照射。要理解电离辐射,需要区分辐射本身与放射源、沉积在物质中的能量与这种能量沉积造成的生物学后果,以及辐照与放射性污染。
物理本质与主要类型
电离需要传递足够的能量,以克服电子的束缚能。不同物质之间,以及同一原子内不同电子壳层之间,电子的束缚能差异很大。氢的第一电离能约为13.6电子伏特(eV),而要移除重原子的内层电子,所需能量可达数万电子伏特。因此,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材料、用以界定电离辐射的统一能量分界。通常以约10 eV作为大致的分界,但具体阈值取决于受作用的物质及相互作用过程。
对于电磁辐射,单个光子的能量为
其中,为普朗克常数,为频率,为光速,为波长。在辐射科学通常涉及的能量范围内,X射线和伽马射线都具有电离能力。这两个名称主要用于区分其来源:X射线通常源于电子过程或带电粒子的减速,而伽马射线则源于核跃迁及某些粒子过程。两者的能量范围存在重叠;能量相同的光子,无论被称为什么,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方式都相同。
紫外辐射内部的界限则没有那么分明。极紫外光子能够使许多物质电离,而能量较低的紫外辐射通常引起激发和光化学变化,而非通常的单光子电离。可见光、红外辐射、微波和无线电波通常归为非电离辐射。然而,在极强的激光场中,即使单个光子的能量不足,多光子过程和强场过程仍可产生电离。因此,传统分类描述的是通常相互作用条件下的情况,并不涵盖实验室中所有可能的条件。
带电粒子辐射包括α粒子、电子、正电子、质子及更重的离子。α粒子是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组成的氦原子核。β辐射由贝塔衰变中发射的电子或正电子组成。带电粒子被称为直接电离粒子,因为它们的电场会沿运动路径与原子中的电子相互作用。
不带电的辐射属于间接电离辐射。光子将能量传递给带电粒子,随后大部分电离由这些带电粒子引起。中子主要与原子核相互作用,产生反冲核、带电反应产物或次级光子。中微子也能引发电离相互作用,但其相互作用概率极低,在通常的辐射照射环境中,其贡献可忽略不计。直接电离与间接电离的区别在于能量传递机制,而不是对危害程度或穿透能力的简单排序。
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能量沉积
辐射的能量沉积并不均匀。其效应取决于特定相互作用发生的概率、所产生次级粒子的能量,以及这些粒子径迹在微观尺度上的分布。对于带电粒子,反复发生的电磁相互作用会引起激发和电离。激发使原子或分子跃迁至较高能态,但不一定使电子脱离;电离则会释放电子,而释放出的电子本身又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相互作用。
单位路径长度上的平均能量损失称为阻止本领,通常写作 。重带电粒子的运动路径通常较为平直,在给定材料中具有有限的射程。快速质子或离子减速时,单位距离上的能量损失通常逐渐增大,并在射程末端附近出现显著的峰值,即布拉格峰。一个能量为 5 MeV 的 α 粒子在空气中只能行进几厘米,在软组织中通常只能行进几十微米。电子质量较小,散射更为显著,因此运动路径也更不规则。
电子在原子电场作用下发生偏转时,还会通过发射轫致辐射(即“制动辐射”)损失能量。电子能量越高、材料的原子序数越大,这一过程就越重要。它既解释了常规 X 射线管的工作原理,也说明了为什么仅用高密度金属屏蔽高能 β 辐射源,可能会产生不希望出现的次级 X 射线。
光子通过多种机制与物质相互作用。在光电效应中,光子被吸收,并使一个电子逸出。在康普顿散射中,光子的部分能量传递给电子,随后光子改变方向,以较低的能量继续传播。当光子能量超过 1.022 MeV 时,在原子核的场中产生电子—正电子对在能量上成为可能。正电子随后损失能量,并通常发生湮灭,产生光子。这些过程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光子能量和材料组成。
对于单能窄光子束,未散射部分的强度近似遵循
其中, 为线性衰减系数。半值层厚度为 。仅凭这一关系并不能描述屏蔽体后的剂量:散射光子和次级辐射可能对剂量有显著贡献。
中子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快中子可通过弹性碰撞,将很大一部分能量传递给氢核,因此水和富氢聚合物是有效的慢化剂。慢化后的中子随后可被硼-10 等原子核俘获。俘获过程可能产生额外辐射,因此实际的中子屏蔽通常需要结合慢化、吸收以及对次级光子的衰减措施。某些中子反应还会生成放射性核素,这一过程称为中子活化。
天然与人工来源
天然辐射既来自地球之外,也来自地球自身的物质。初级宇宙射线主要由高能质子和原子核组成。它们与大气中的原子核碰撞,产生中子、电子、光子和μ子等次级粒子。大气具有显著的屏蔽作用,因此宇宙辐射照射通常随海拔升高而增加。地磁纬度也有影响,因为地球磁场会影响带电初级粒子到达地球的情况。
陆地辐射主要来自天然存在的放射性核素,尤其是钾-40,以及铀-238和钍-232衰变系中的核素。这些核素存在于岩石、土壤、建筑材料、食物和生物体内,其含量随当地地质条件和材料组成而变化。某种物质是天然的,并不能据此判断它造成的辐射剂量大小:剂量取决于放射性活度、所发射的辐射、几何条件,以及能量到达组织的途径。
氡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是一种放射性气体,能够从岩石和土壤中迁移到建筑物内。氡-222属于铀-238衰变系,半衰期约为3.8天。它的短寿命衰变产物可附着在空气中的颗粒物上,并沉积在呼吸道内,其发射的α粒子会使局部组织受到照射。室内氡浓度取决于地质条件、建筑结构、通风状况,以及建筑物与周围土壤之间的压力差。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2000年报告中的一项评估被广泛引用。该评估估计,全球天然来源所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约为2.4毫希沃特。其中,吸入所致剂量约为1.2毫希沃特,主要来自氡及其子体;陆地辐射外照射约为0.5毫希沃特;宇宙辐射约为0.4毫希沃特;食入所致剂量约为0.3毫希沃特。这些经过取整的数值反映的是全球层面的评估结果,并不代表每个人受到的照射,也不是当今固定不变的基准值。实际照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
人工来源包括X射线设备、粒子加速器、核反应堆和人工制造的放射性核素。在许多国家,医疗操作是公众所受照射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其贡献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疗实践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其他来源包括工业射线照相、研究设施、某些消费品,以及大气核试验或核事故遗留的放射性核素。
电驱动的X射线管在切断加速电压后,通常就会停止产生辐射。放射源则会按照其衰变特性和半衰期持续发射辐射。一般的辐照不一定会使物体具有放射性:诊断用X射线通常不会使受照物体活化,而适当的中子反应,以及某些能量足够高的粒子或光子相互作用,则可能使物体活化。这一区别对于理解辐射设备和放射性物质都至关重要。
放射性活度、吸收剂量与辐射防护量
辐射测量使用多种量,分别回答不同的问题。放射性活度描述放射性物质中原子核发生转变的速率:
其中, 为尚未衰变的原子核数目, 为衰变常数。其国际单位制单位是贝可勒尔(Bq),等于每秒发生一次核转变。活度并不衡量吸收的能量或生物效应。即使两个辐射源的活度相同,也可能因其发射的辐射、所处位置及周围材料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剂量。
吸收剂量是电离辐射传递给单位质量物质的平均能量:
其单位是戈瑞(Gy),等于每千克一焦耳。吸收剂量可用于描述任何材料中的能量沉积,包括组织、硅或化学样品。它在放射治疗和辐射加工中不可或缺,但仅凭剂量数值并不能完整描述一次照射:辐射类型、空间分布、剂量率以及受照材料也都很重要。
辐射防护使用当量剂量,近似反映不同辐射类型之间的差异。对于某一组织或器官 ,有:
其中, 为 类辐射造成的平均吸收剂量, 为该类辐射的辐射权重因子。根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2007年的建议,光子和电子的权重因子为1,α粒子和重离子的权重因子为20,而中子的权重因子随能量变化。当量剂量以希沃特(Sv)表示。
有效剂量则进一步对不同器官的当量剂量进行加权:
组织权重因子表示在参考人群中,各器官和组织对辐射危害的相对贡献。有效剂量可用于防护规划,以及对不同照射情形进行概括性比较。它不是可直接测量的属性,不能用于预测特定患者的患癌概率,也不是制定放射治疗处方时应使用的量。
剂量率表示单位时间内的剂量。由于照射过程中会发生修复和组织反应,在数分钟内给予某一吸收剂量,与在数月内累积相同剂量,可能产生不同的生物学后果。对于进入体内的放射性核素,待积剂量是摄入后未来所受剂量的时间积分;在防护计算中,成人的积分期通常取50年。
辐射巡测仪和个人剂量计使用的实用量,提供的是与防护相关的实际估计值,而不是对有效剂量本身的直接测量。因此,报告任何辐射数值时,都需要说明其所代表的量、单位、取平均的条件及测量背景。如果不了解探测器的响应和辐射场,就无法将以每秒计数表示的读数可靠地换算为希沃特。
探测、仪器与测量限度
大多数辐射探测器利用的,正是电离辐射所产生的典型效应:产生电荷、激发、化学变化或能量沉积形成的热。探测器将其中一种效应转换为可观测的信号。其响应取决于辐射的类型和能量、探测器的几何结构、材料、电子学系统以及环境条件。没有哪一种仪器能同样出色地测量所有辐射场。
充气式探测器收集辐射使气体电离时产生的电荷。电离室在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气体倍增的条件下测量电荷,广泛用于剂量测量。正比计数器在更高的电场强度下工作,能够产生受控的雪崩倍增,同时保留有关初始电离的信息。盖革—米勒计数器每探测到一次事件,都会产生一次强放电。它适用于辐射巡测和污染监测,但其脉冲幅度通常几乎不能提供入射粒子的能量信息。在事件率较高时,死时间可能导致严重漏计。
闪烁探测器将沉积的能量转换为闪光,再由光电倍增管或半导体光传感器将光转换为电脉冲。铊激活碘化钠广泛用于伽马射线探测,而塑料闪烁体则能在大面积探测中提供快速的时间响应。不同闪烁体在光产额、能量分辨率、响应时间以及对特定粒子的灵敏度方面各有差异。
半导体探测器收集在硅或锗等材料中产生的电子—空穴对。由于产生每一对电荷载流子所需的能量相对较少,这类探测器能够实现较高的能量分辨率。高纯锗仪器在伽马射线光谱学中尤其重要,因为特征光子能量有助于识别放射性核素。硅器件用于粒子径迹追踪、X射线光谱分析和小型剂量计。探测器冷却、电子学噪声和辐射损伤等因素都可能限制其性能。
无源个人剂量计记录辐射照射情况,供之后读出。热释光剂量计将能量储存在俘获的电子态中,并在加热时释放出光。光释光剂量计则在光照下释放相应信号。径迹蚀刻探测器记录某些带电粒子留下的损伤径迹,其用途包括氡测量。中子探测通常需要使用转换材料,使中子相互作用后产生可探测的带电粒子。
计数率并不直接等同于剂量率或放射性活度。定量解读测量结果需要进行校准、本底扣除,以及探测效率、几何条件和能量响应等方面的修正,有时还需修正样品内部的自吸收效应。探测限也取决于计数时间和统计涨落。计数偏低不一定能证明不存在放射性物质,而单次偏高的读数也不能确定其来源。可靠的测量应明确说明所用仪器、测量程序、相关不确定度以及所估计的物理量。
化学与生物效应
辐射与物质最初的相互作用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但其后果可能持续多年。在生物组织中,能量沉积既可以直接使重要分子电离,也可以通过活性化学产物间接发挥作用。由于组织含有大量的水,水的辐射分解尤为重要。水的辐射分解会产生羟基自由基、水合电子和氢原子等物种,它们可参与后续反应。
脱氧核糖核酸损伤包括碱基改变、单链断裂、双链断裂和簇集性损伤。细胞具有多种DNA修复途径,但修复可能不完全或不准确。双链断裂可通过同源重组或非同源末端连接途径进行处理。损伤的复杂程度和细胞状态不同,可能产生的结果包括成功修复、突变、永久性生长停滞或细胞死亡。分子层面的损伤并不必然导致疾病。
径迹结构对生物效能有很大影响。密集电离粒子可在彼此相近的位置造成多处损伤,使损伤更难修复。传能线密度通常以千电子伏每微米为单位,用于表征特定条件下沿带电粒子径迹的能量传递。相对生物效能比较的是产生同一种规定效应所需的受试辐射与参考辐射的吸收剂量。它随生物学终点、剂量、分次方式和辐射条件而变化,并不等同于辐射防护中使用的辐射权重因子。
氧可与辐射诱发的分子自由基反应,使某些损伤更难逆转,从而增强低传能线密度辐射造成的损伤。这种氧效应有助于解释供氧充足与供氧不足的组织在辐射反应上的差异。细胞周期阶段、修复能力、组织结构以及照射间隔也会影响生物学结局。
健康效应通常分为组织反应和随机性效应。皮肤损伤、白内障形成或骨髓抑制等组织反应通常存在阈值,阈值的大小取决于所考察的终点和照射条件;剂量超过相应范围后,严重程度会随剂量上升而增加。足够高剂量的贯穿性辐射急性全身照射可导致急性放射病。高度局限的局部照射则可能造成严重损伤,而不产生程度相当的全身效应。
对于主要表现为癌症的随机性效应,防护模型认为随剂量增加而上升的是发生概率,而非严重程度。线性无阈模型在外推风险时,不假定存在一个低于其值风险便会消失的剂量。它是一种防护模型,并不能证明任意微小的照射都会造成可检测到的健康效应。在低剂量下,必须将预期中幅度很小的额外发病,与本底疾病的大量发生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尽管实验系统中可出现可遗传效应,但人群研究尚未明确证实,受照者后代的遗传性疾病会因辐射而增加。产前照射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育阶段、剂量及照射的分布。
医学、工业和科学应用
医学成像利用辐射与不同组织相互作用的差异,或放射性示踪剂的分布来形成图像。在投影式X射线摄影中,X射线穿过人体,根据衰减程度形成图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综合多个方向的测量数据,重建横断面图像。图像质量和受照水平取决于成像目的、设备、采集参数及患者特征。磁共振成像和超声成像采用不同的物理机制,不使用电离辐射。
核医学将放射性药物引入体内,其分布可反映生理或分子过程。伽马相机探测药物发出的光子,而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则探测正电子发射后湮灭产生的成对光子。氟-18标记的氟代脱氧葡萄糖是一种常用示踪剂,用于研究葡萄糖利用的分布特征。核医学也可利用辐射进行治疗:例如,由于碘会在甲状腺组织中富集,碘-131长期以来一直用于治疗某些甲状腺疾病。
放射治疗通过能量沉积,削弱靶细胞存活并继续增殖的能力。外照射系统包括产生高能X射线或电子束的医用直线加速器,以及提供质子束或更重离子束的设施。近距离放射治疗则将密封放射源置于治疗区域内部或附近。治疗计划用于计算三维剂量分布,成像和定位系统则帮助准确复现预定的几何位置关系。分次照射将治疗分为多次进行,利用不同组织在损伤修复、细胞再增殖及其他反应方面的差异。因此,临床治疗方案不能仅由总吸收剂量来规定。
在工业中,射线照相检测可揭示焊缝、铸件及其他部件的内部缺陷。在需要便携式辐射源的场合,铱-192和钴-60等伽马放射源十分有用;X射线系统则可通过电气控制产生射线。透射式和反向散射式测量仪可用于测量厚度、密度或料位。一些烟雾探测器含有小型密封镅-241源:α粒子使腔室中的空气电离,烟雾则会改变由此产生的电流。
辐射加工使用的吸收剂量远高于诊断成像。医疗器械灭菌通常采用钴-60伽马辐射、电子束或X射线。25千戈瑞是常见的灭菌参考剂量,但经验证的实际剂量取决于产品和工艺。食品辐照可以减少微生物、抑制发芽或防治害虫。按适当技术规范实施的工艺并不依靠使食品产生放射性来发挥作用。辐射还可以使聚合物交联、改变其力学性能,或降解特定污染物。
科学应用涵盖从放射性示踪到结构分析的多个领域。由于物质浓度极低时仍可探测到其发出的辐射,示踪剂可用于揭示物质迁移和反应路径。中子活化分析通过辐照产生的放射性核素来鉴别元素。X射线晶体学根据衍射确定原子排列,而同步辐射设施可为成像和光谱分析提供强度高且可调谐的辐射。这些应用也面临辐射损伤问题:探测用的辐射可能改变正在测量的样品。采用低温条件、加快数据采集并控制剂量预算,有助于限制此类变化。
照射控制、屏蔽与环境行为
辐射防护区分外部辐射场与放射性污染。受到外部照射的物体或人员,事后不一定携带放射性物质。污染是指放射性物质存在于表面、某种物质中或生物体内。吸入、食入、经伤口进入或医疗给药均可能造成内照射。评估内照射需要了解放射性核素的种类、化学形态、在生物体内的转运与滞留情况,以及放射性衰变等信息。
对于外部辐射源,照射受时间、距离和屏蔽的影响。在辐射几乎不发生衰减的介质中,各向同性点源产生的剂量率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在靠近非点状源、屏蔽几何结构复杂或散射辐射贡献显著的情况下,这一近似便不再适用。对于体内的放射性核素,不能简单地通过增大距离来减少照射:剂量取决于摄入物质在体内的分布及其存留时间。
屏蔽措施应与辐射类型相匹配。薄的屏障就很容易阻挡α粒子,但发射α粒子的物质一旦进入体内,便可能造成相当高的局部剂量。β辐射屏蔽通常采用低原子序数材料,以限制轫致辐射的产生。光子屏蔽则采用足够厚度的混凝土、钢或铅等材料,具体选择取决于能量、几何结构及工程条件的限制。中子屏蔽通常将富氢慢化材料、中子吸收材料与能够衰减俘获光子的材料结合使用。屏障通常不会使辐射场完全消失,而是改变其强度,有时也会改变其组成。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以正当化、最优化和剂量限值为核心构建防护体系。正当化关注一项活动带来的益处是否足以抵偿其相关危害。最优化关注在兼顾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前提下应达到的防护水平。剂量限值则用于约束特定受监管情形下的个人照射。这些原则分别针对不同问题,不能相互替代。
根据广泛采纳的国际建议,成年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有效剂量限值为连续五年平均每年20毫希沃特,且任何一年不得超过50毫希沃特。对于计划照射,建议的公众剂量限值通常为每年1毫希沃特。各国法规规定具体实施方式及例外情况。这些限值并不以同样方式适用于患者因医疗需要而接受的照射;医疗照射主要通过正当化和最优化加以管理。监管限值也不是完全安全与必然损伤之间的分界线。
环境评估追踪放射性核素在空气、水、土壤、沉积物和食物链中的迁移。核素的迁移能力取决于化学性质、溶解性、吸附作用及生物摄取,而不只是其发射的辐射。铯可与某些黏土矿物牢固结合,而碘和锶则表现出不同的环境行为和生物学行为。放射性半衰期和环境停留时间共同影响核素的持存。因此,监测工作需要将辐射测量与采样、化学分析、迁移模型及照射途径估算相结合。
辐射科学的发现与发展
尽管天然辐射一直存在,但对电离辐射的现代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1895年,威廉·康拉德·伦琴在研究真空管中的放电现象时发现了X射线。X射线能够穿透物质并使骨骼成像,因此很快便应用于医学。1896年,亨利·贝可勒尔发现,铀化合物无需预先接受光照就能发出具有穿透力的辐射,由此确立了一种不同于电激发X射线的现象。
玛丽·居里开创了对放射性的系统研究,并与皮埃尔·居里于1898年宣布发现钋和镭。放射性是原子本身的性质这一发现,推动了对早期原子不可改变观念的推翻。1899年,欧内斯特·卢瑟福根据穿透能力的差异区分了α辐射和β辐射。1900年,保罗·维拉尔发现了穿透力更强的一种辐射成分,后来被命名为γ辐射。后续实验确立了α辐射和β辐射的粒子本质,以及γ射线的电磁波性质。
辐射研究与原子物理学及核物理学的发展紧密相连。二十世纪初,卢瑟福和弗雷德里克·索迪提出了放射性蜕变理论。1911年,α粒子散射研究为原子的有核模型提供了支持。1932年,詹姆斯·查德威克发现中子,为实验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包括中子诱发反应和人工放射性核素的制备。此后,粒子加速器和核反应堆进一步拓展了可用辐射源的种类,并提高了其强度。
辐射最初投入应用后不久,人们便认识到了它造成的生物损伤。在辐射危害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之前,早期从业人员就已出现皮肤损伤及其他影响。使用镭涂料的表盘涂绘工人及其他受照群体中出现的职业病,表明除了外照射,内污染也同样值得重视。随着对这些损伤的认识不断加深,辐射照射的测量方法和标准化防护措施也逐步发展起来。
国际X射线与镭防护委员会成立于1928年,后来改组为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1955年,联合国成立了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以评估辐射照射及其效应。长期流行病学研究,包括对1945年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研究,成为估算辐射相关癌症风险的重要依据。职业受照人群和医疗受照人群的队列研究,则提供了不同照射条件下的补充信息。
现代研究将纳米尺度的能量沉积与分子损伤、组织反应以及人群层面的健康结局联系起来。重要的不确定性涉及低剂量和低剂量率下的风险外推、个体敏感性的差异,以及复杂辐射场与生物效应之间的关系。在航天飞行中,由质子、重离子、中子和次级粒子组成的混合辐射场,带来了不同于大多数地面照射情形的挑战。在放射医学领域,超高剂量率照射正在研究之中,因为一些实验系统显示,正常组织对此类照射的反应有所不同;其作用机制和临床适用性仍是当前活跃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