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射线是在太空中传播,并撞击行星大气层、航天器和星际物质的高能粒子。其中大部分是原子核,尤其是质子,此外还有电子、正电子,以及少量更重的粒子和反粒子。尽管沿用了历史上“射线”的名称,宇宙射线主要是实物粒子,而非电磁辐射。其能量范围从数百万电子伏特延伸至超过 电子伏特,远超人造加速器中单个粒子所能达到的能量。
宇宙射线将天体物理学、粒子物理学与行星科学联系起来。它们携带着恒星爆炸及其他强大加速源的线索,参与决定星际气体的物理和化学状态,并在地球大气层中引发次级粒子的级联过程。解读宇宙射线并不容易:磁场会使带电粒子偏转,导致其来源难以追溯;核碰撞则会在传播途中改变其组成。因此,研究人员需要将粒子、大气簇射、伽马射线和中微子的观测结果,与加速和输运模型结合起来。
宇宙射线的发现与粒子天体物理学的兴起
宇宙射线研究始于一个谜题:经过绝缘处理的电学仪器为何会自行放电。20世纪初,即使移走已知的放射性物质,仍有穿透性辐射不断使空气电离。地面上具有放射性的物质所发出的辐射可以解释其中一部分效应;但如果地面是这类辐射的唯一来源,电离程度理应随高度增加而降低,而不同高度的测量结果并不总是符合这一预期。
1911年,多梅尼科·帕奇尼在水下测量电离程度,发现结果低于水面附近的测量值。他的实验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有些辐射并非来自附近的地球环境。维克托·赫斯在1912年的气球飞行中,完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高空测量。8月7日,赫斯升至约5.3千米的高度,观察到高空的电离程度显著增加。他在一次日食期间的飞行也表明,阳光被遮挡后,这种辐射并未消失。维尔纳·科尔赫斯特随后将测量范围扩展到更高处。赫斯因发现宇宙辐射而获得了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半奖金。
罗伯特·密立根在20世纪20年代推广了“宇宙射线”这一名称,反映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解释:这种辐射由穿透能力极强的光子组成。此后,证据逐渐表明,初级宇宙射线中有很大一部分带有电荷。雅各布·克莱等人研究了宇宙射线随地磁纬度的变化,表明地球磁场会影响入射通量。后来对东西方向不对称性的测量进一步证明,初级宇宙射线以带正电的粒子为主。
在高能粒子加速器问世之前,宇宙射线还提供了一座天然实验室。1932年,卡尔·安德森在记录宇宙射线径迹的云室照片中发现了正电子。1936年,安德森和塞思·内德迈耶报告了如今称为缪子的粒子存在的证据。1947年,塞西尔·鲍威尔、朱塞佩·奥基亚利尼、塞萨尔·拉特斯及其合作者利用照相乳胶,证实了带电π介子的存在。这是一种在核相互作用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介子。
20世纪30年代,符合电路表明,相互分隔的探测器可以记录到来自同一次大气级联的粒子。1938年,皮埃尔·俄歇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证实,粒子簇射可以覆盖广阔区域。此后,宇宙射线研究沿着两条互补的路线发展:一是直接研究单个粒子,二是根据极高能初级粒子在大气中产生的次级粒子,间接重建初级粒子的性质。在加速器成为可控条件下发现新粒子的主要工具之后,宇宙射线仍然发挥着独特作用,使人们能够探测实验室无法企及的能量尺度、距离尺度和天体物理环境。
粒子组成与能谱
宇宙射线的组成取决于能量、所处位置,以及考察的是初级粒子还是次级粒子。在地球附近测得的能量约为吉电子伏特量级的原子核中,约十分之九是氢核,其余大部分是氦核。较重原子核在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小得多,但它们携带着有关宇宙射线来源和传播的重要信息。这些比例只是近似值,会随能量、太阳活动以及粒子比较方式的不同而变化。
宇宙射线的元素丰度分布与一般天体物质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与太阳系中的丰度相比,宇宙射线中的锂、铍和硼相对丰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较重原子核,尤其是碳核和氧核,与星际气体碰撞并碎裂后产生的。这一过程称为核散裂,也会产生一些较轻的同位素。因此,次级与初级粒子种类之间的丰度比,是诊断宇宙射线输运过程的关键指标。
宇宙射线的能量通常以电子伏特及其倍数单位表示:GeV、TeV、PeV 和 EeV 分别对应 、、 和 eV。对于原子核,在比较核相互作用时,每核子能量往往比总能量更有用。描述磁场效应时,自然会用到磁刚度:
其中, 为动量, 为光速, 为粒子的电荷。磁刚度相同的粒子,即使质量不同,在给定磁场中也会沿相似的轨迹运动。
在较宽的能量区间内,微分强度近似遵循幂律:
“膝部”位于几倍 eV 附近,在此能量以下,全粒子能谱的谱指数约为 。越过膝部后,能谱变得更陡,并在 eV 附近出现进一步的结构。“踝部”是出现在几倍 eV 附近的能谱变硬现象,所处能区与银河系内和银河系外粒子相对贡献的变化有关。在几倍 eV 以上,能谱出现明显的压低。
这些特征并非界限分明、普遍适用的分界点。其测得的位置和形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量标定,以及不同原子核成分的合并方式。在最高能区,通量变得极其微小:在 eV 附近,积分事件率的量级为每平方千米每世纪一个粒子。因此,大探测面积和长时间观测至关重要。电子、正电子和反质子各有各的能谱,其形状反映了它们不同的产生机制和能量损失过程。
天体物理来源及其证据
在宇宙射线逐渐转为以河外来源为主的能段以下,银河系被认为提供了其中的大部分。超新星爆炸后不断膨胀的遗迹是主要的候选源。一次典型的超新星爆炸会释放约 尔格的动能,相当于 焦耳。考虑到银河系内每世纪发生数次超新星爆炸,只要将这类爆炸所提供机械功率的约十分之一转化为高能粒子,从数量级上看,就足以维持观测到的银河系宇宙射线群体。
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并不局限于能量收支估算。射电和X射线观测表明,超新星遗迹中的激波能将电子加速到相对论性能量。对IC 443和W44等遗迹的伽马射线观测揭示了中性π介子衰变特有的能谱特征,直接证明高能质子和原子核会与周围气体发生碰撞。不过,这些观测并不能证明每个遗迹都能将质子加速到解释宇宙射线能谱膝部所需的能量。
银河系内的其他环境也可能作出重要贡献。大质量恒星的星风、包含大量此类恒星的星团,以及反复爆炸塑造的大型空腔,都能使激波和湍流长期维持。脉冲星及其周围的星云能够高效地加速电子和正电子。这些天体很可能是本地高能正电子的部分来源,但它们对整个原子核宇宙射线群体有多大贡献,则是另一个问题。致密双星系统和银河系中心附近区域也被作为高能粒子源加以研究。
在最高能段,可能的加速源位于银河系之外。候选环境包括活动星系核中由黑洞驱动的喷流、伽马射线暴,以及与剧烈恒星形成活动相关的高能外流。足够大的尺度、足够强的磁场和充足的功率都是必要条件,但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足以单独证明某个天体产生了观测到的粒子。
确认一个源需要多方面的证据。伽马射线可以指示加速后的原子核发生了碰撞,但也可能由高能电子产生。中微子尤其有价值,因为它们能够逃离致密环境,并且在传播过程中不受磁场偏转。中微子在π介子衰变中的产生过程,将其与强子相互作用联系起来;不过,即使探测到一个中微子源,也不能直接认定它提供了到达地球的宇宙射线中的很大一部分。
到达方向提供了另一种检验手段。当粒子的刚度足够高时,其偏转可能小到足以显现出与某类源的大致关联。然而,未知的原子核电荷数、传播路径上的磁场以及有限的事例数,都使结果的解读更加复杂。某一类天体即使能够满足所需的能量收支,也未必已被明确认定为主要来源。
加速机制与能量上限
磁场会使带电粒子的轨迹弯曲,但单靠磁场并不能增加粒子的能量:洛伦兹力的磁场分量垂直于速度方向。粒子加速需要电场,或需要与运动的电磁结构相互作用。在天体物理等离子体中,激波、湍流、旋转的磁化天体以及磁重联区域都会自然产生这样的电场。
恩里科·费米于1949年提出,粒子可以通过反复与运动的磁场不规则结构相遇而获得能量。这一机制的原始形式如今称为二阶费米加速,其平均相对能量增益近似按 标度变化,其中 是散射结构的特征速度。每次相遇都可能使粒子能量增加或减少,但从统计上看,迎头相遇更为常见。相关的随机过程在湍流天体物理环境中仍然发挥作用。
更高效的机制是扩散激波加速,其现代形式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粒子受到激波两侧磁场不规则结构的散射,在彼此汇聚的等离子体流之间反复穿越。每个循环的平均能量增益与流速除以 的比值成一阶关系。反复获得能量与逃逸概率之间的竞争,自然会产生幂律分布。
对于理想单原子气体中的非相对论性强激波,最简单的试验粒子理论给出的压缩比接近4,相对论性粒子的微分能谱近似正比于 。地球附近观测到的能谱更陡,这是因为输运、逃逸、能量损失以及对理想假设的偏离都会改变源能谱。当被加速粒子产生的压力不可忽略时,它们可以改变激波本身,并放大磁场扰动,使加速成为一个相互耦合的非线性过程。
粒子受到约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其回旋半径不能超过加速区域的尺度。对于超相对论性粒子,在国际单位制下有
要求 ,其中 为源的尺度,便得到了希拉斯判据的基本依据。对于与特征流速 相关的加速过程,常用的数量级估算为
这一估算给出的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保证。加速还必须快于粒子逃逸、源的演化以及能量损失。电子可通过同步辐射和逆康普顿散射迅速损失能量;原子核则可能与气体碰撞,或在强光子场中碎裂。磁重联将储存的磁能转化为粒子和等离子体的能量,为粒子加速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尤其适用于相对论性外流和致密天体环境。
在银河系和星系际空间中的输运
带电宇宙射线通常不会从源头沿直线抵达地球。银河系的磁场既有大尺度结构,也有不规则成分。磁场涨落引起的散射会改变粒子的运动方向,使其输运在足够大的空间尺度和足够长的时间尺度上近似为扩散。因此,在特定位置观测到的强度既取决于源的总体分布与性质,也取决于传播历程。
微分粒子数密度 的输运方程可示意性地写为
其中, 表示注入, 表征空间扩散, 表征整体运动引起的输运, 表示连续能量损失, 为有效移除时间尺度。更完整的模型还包括动量空间扩散、放射性衰变,以及一种原子核碎裂产生另一种原子核的过程。这个方程提供的是一个框架,而非唯一的描述:多种输运条件组合都能重现部分观测数据。
硼碳比是一项尤为重要的观测量。碳主要由源注入,而宇宙射线中的硼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硼的相对丰度可约束粒子沿途穿过的物质总量,通常以克每平方厘米为单位的物质柱密度来表示。这一比值随刚度增大而下降,表明刚度较高的粒子通常更容易逃逸。铍-10等放射性核素还可提供有关驻留时间的额外信息。在吉电子伏能区,宇宙射线在银河系中的典型驻留时间约为一千万年,具体数值取决于所采用的模型。
宇宙射线并不只是被动的示踪物。太阳附近的宇宙射线能量密度约为每立方厘米 电子伏,与局部星际环境中其他几种成分的能量密度大致处于同一量级。宇宙射线的压强能够影响气体动力学,其流动还能够激发波动,散射后续粒子。宇宙射线、湍流和部分电离气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银河系风和恒星形成环境的模型中具有重要作用。
星系际传播还涉及其他过程。超高能质子与宇宙微波背景相互作用时能够产生π介子;这就是1966年预言的格赖森—扎采平—库兹明效应的基础。重原子核可在背景辐射作用下发生光致蜕变,损失核子,而不只是连续损失能量。电子—正电子对产生和宇宙膨胀也会降低粒子的能量。因此,观测到的能量最高的粒子主要来自有限的宇宙近邻范围,而非整个可观测宇宙。它们能够传播多远,取决于能量、原子核种类以及背景光子场。
太阳调制与地磁场对粒子进入的影响
在地球附近测得的宇宙射线能谱与局部星际介质中的能谱不同。太阳风是从太阳向外膨胀的等离子体流,它将磁场携带至整个日球层。来自银河系的粒子进入这一环境后,会发生散射和漂移,并因太阳风的膨胀而损失能量。这些效应统称为太阳调制,在低能段最强,随着粒子刚度升高,其影响逐渐减弱。
地球附近的银河宇宙射线强度通常随太阳活动增强而降低。在太阳活动极大期前后,受扰动的日球层环境通常会更强烈地抑制其强度。约11年的太阳活动周期还伴随着22年的磁极性周期,后者会影响依赖于电荷符号的漂移模式。因此,电子、正电子、质子和反质子的响应不一定相同。大规模太阳风扰动经过时,可使宇宙射线强度暂时降低,这种现象称为福布什下降,通常迅速发生,并在数天内恢复。
太阳在爆发事件中也会产生自身的高能粒子。太阳高能粒子在与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相关的环境中受到加速。不同事件中的粒子成分、时间特征和能谱各不相同,反映出加速与输运条件的差异。有些爆发能将粒子加速到足够高的能量,使其在大气中产生的次级粒子增加地面中子监测器的计数。这类事件称为地面增强事件。太阳高能粒子与持续到达的银河宇宙射线粒子群在物理上并不相同,尽管两者常被一并归入宇宙辐射这一广义范畴。
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分别于2012年和2018年穿越日球层顶,直接测量了太阳风主要占据区域之外的低能粒子。这些测量为局部星际能谱提供了约束,并有助于将源头及银河系内输运造成的影响与日球层调制区分开来。要把这些测量与更靠近地球的测量联系起来,需要使用随时间变化的输运模型,而不能仅靠一种通用的修正。
地球还提供了另一道磁筛选机制。地球的磁层会阻挡许多低刚度粒子,尤其是在磁赤道附近;而在高磁纬度地区,粒子则更容易进入。截止条件取决于粒子的刚度、入射方向和所处位置。它并不是一个简单而固定的能量阈值,因为在相同能量下,带有不同电荷的粒子和不同核素所对应的刚度并不相同。
这些筛选效应解释了宇宙射线测量结果为何会因观测站位于极区还是赤道地区、位于地面还是轨道上,以及所处太阳活动周期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它们也说明了宇宙射线与地球辐射带中被俘获的粒子群之间的区别:被俘获的粒子在地磁场环境内往复运动,而大多数银河宇宙射线则从外部进入,随后穿过这一区域或在其中发生相互作用。
大气相互作用与广延大气簇射
当高能初级原子核进入大气层时,可能与空气中的原子核碰撞,产生大量次级粒子。后续的碰撞和衰变会形成广延大气簇射:这是一种不断分支的级联过程,可在数千米的大气中发展,并覆盖大片地面区域。大气层由此成为一个天然的巨型粒子探测器,不过,要重建初级粒子的性质,就必须了解整个级联过程。
强子成分包含核子和新产生的介子,尤其是π介子和K介子。中性π介子会迅速衰变为光子,为电磁级联提供能量。带电π介子既可能再次发生碰撞,也可能衰变,产生μ子和中微子。在高能情况下,相对论性时间膨胀会增加衰变长度,使相互作用更有机会在衰变之前发生。这两种过程之间的竞争塑造了大气μ子和中微子的能谱与角分布。
电磁成分主要通过光子转化为电子—正电子对,以及电子或正电子产生轫致辐射而增长。随着级联一代代发展,可用能量被分配给越来越多的粒子。当电离能量损失和其他低能过程占据主导地位时,增长最终停止。簇射粒子数达到最大值时所对应的大气深度称为 ,通常以克每平方厘米为单位。
在总能量相同的情况下,较重原子核引发的簇射通常比质子簇射在大气中更高的位置达到最大规模,而且不同事件之间的涨落也更小。一种实用的近似图像是:将质量数为 、能量为 的原子核视为多个核子子簇射,其特征能量在 附近。实际相互作用更为复杂,因此,对初级粒子组成的估计依赖于数值模拟和高能强子相互作用模型。
μ子在地面观测中尤为重要,因为它们的穿透距离远大于簇射中的大多数电子和光子。μ子本身的寿命相对较长,再加上时间膨胀的作用,许多μ子能够从数千米高的产生位置到达地面。对于海平面处的积分μ子通量,一个常用的粗略经验值是每平方厘米每分钟约有一个μ子,不过,具体数值取决于能量阈值、朝向、海拔和当地条件。
大气簇射还会发出可探测的光信号和无线电信号。受激氮分子会产生紫外荧光,其强度与沉积在空气中的能量近似相关。相对论性带电粒子的速度超过光在空气中的相速度时,会发出切伦科夫辐射。相干无线电辐射主要源于地磁场使簇射中的电子与正电子发生分离,以及簇射所携带的净负电荷。这些不同的信号可为测量簇射的能量、方向和发展过程提供互补信息。
探测仪器与重建方法
直接探测宇宙射线的仪器搭载于卫星、空间站和高空气球,在绝大部分大气层之上运行。这些仪器能够在大气相互作用抹去大部分初级粒子信息之前,识别单个粒子。磁谱仪通过测量粒子径迹的曲率,确定其刚度和电荷符号。硅径迹探测器、闪烁体、飞行时间系统、切伦科夫探测器和量能器则提供有关电荷、速度、轨迹和能量的互补信息。
阿尔法磁谱仪 AMS-02 自 2011 年起在国际空间站上运行。2006 年发射的 PAMELA 对带电粒子和反粒子进行了重要测量。CREAM、ISS-CREAM、CALET 和 DAMPE 等仪器将直接观测拓展到了高能区。不同设计各有侧重,包括核电荷分辨能力、电子鉴别能力、精密刚度测量或利用量能器测定能量。没有任何一种配置能够同时使所有这些性能达到最优。
当能量足够高时,宇宙射线通量过低,现有收集面积不足以支持切实可行的直接探测。地面阵列则通过对广延大气簇射进行采样来开展观测。闪烁计数器和水切伦科夫探测器测量抵达不同位置的粒子。相对到达时间可约束簇射方向;信号的横向分布及总信号量可用于估算能量。专门的 μ 子测量有助于区分电磁成分和强子成分,并约束初级宇宙射线的成分。
阿根廷的皮埃尔·奥热天文台将覆盖约 3,000 平方千米的地面阵列与荧光望远镜相结合。位于美国犹他州的望远镜阵列采用类似的混合观测策略,但地面覆盖面积较小。荧光观测能够以近似量热法的方式测量沉积在大气中的能量,但通常需要黑暗、晴朗的观测条件。地面仪器的观测占空比则高得多。两个系统共同观测到的事例,可将地面信号与荧光能量标度联系起来。
其他技术各自覆盖不同的能量范围和观测范围。成像大气切伦科夫望远镜主要用于伽马射线天文学,但其相机也会记录宇宙射线产生的簇射。HAWC 和 LHAASO 等高海拔阵列更接近簇射发展区域,利用在那里仍存留的较多簇射粒子进行探测。射电天线能够观测簇射在地面上的大范围投影,并为测量能量和纵向演化提供另一种途径。
重建离不开校准和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估。大气密度影响簇射的发展;气溶胶和云影响光的传输;探测器增益和计时必须保持受控。模拟将测得的信号转化为初级粒子的性质,这也使结果依赖于粒子相互作用模型。因此,实验会同时报告统计不确定度和系统不确定度,并比较多种对成分敏感的可观测量。能量标度之间的差异可能使观测到的能谱特征发生偏移,因此,在汇总不同天文台的结果时,交叉校准十分重要。
环境效应、应用与未解问题
宇宙射线是行星大气和星际气体中持续的电离来源。在致密分子云中,紫外辐射受到强烈衰减,高能粒子及其产生的次级电子会启动一系列反应网络,参与决定分子离子的丰度。低能宇宙射线对这类化学过程尤为重要,但其分布难以推断:太阳调制限制了直接测量,而有限的射程又使其强度随环境而异。
在地球上,宇宙射线相互作用会产生宇宙成因核素。大气中的氮俘获中子后生成碳-14,这是放射性碳测年的基础。铍-10和氯-36等核素则用于研究地表暴露、侵蚀及过去的环境变化。解释这些核素的丰度时,需要考虑生成速率、屏蔽、迁移和放射性衰变。树木年轮和冰芯中的记录还保存了与太阳活动及地磁屏蔽有关的变化,并非对银河系宇宙射线通量未经改变的简单记录。
缪子成像利用宇宙射线中穿透力强的缪子探测大型结构。衰减程度的差异可以揭示不同方向上沿路径积分密度的变化,从而用于研究火山、考古建筑和工业设施。其他应用则利用中子散射或吸收来估算环境含水量。在电子器件中,高能次级粒子可能引发单粒子效应,包括存储器位翻转;因此,可靠性研究需要考虑海拔、屏蔽、器件设计和粒子环境。
宇宙辐射也是人类所受辐射照射的来源之一。大气屏蔽大幅降低了地表的受照水平,而机组人员和航天器乘员所处的宇宙辐射环境各不相同,受照水平通常也更高。银河系重离子与太阳粒子事件在成分、发生时间和能量沉积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带来的挑战也不同。辐射评估取决于粒子输运及其生物效应,而不仅仅是粒子数量。在某些条件下,宇宙射线电离还会促成大气气溶胶粒子的生成,但仅凭离子的形成,并不能认定其会对云或气候产生显著影响。
一些重大的物理问题仍未解决。超新星遗迹与其他银河系加速源各自的相对贡献尚未完全确定,尤其是在能谱膝区附近。从银河系宇宙射线向河外宇宙射线过渡的能量及其成分仍依赖于所采用的模型。在超高能区,观测到的能谱压低可能是传播损失与源加速能力上限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能谱无法明确区分二者。
对大气簇射的解读也面临另一个重要问题。观测站报告称,高能簇射中的缪子数量,超过了几种广泛使用的相互作用模型在合理的成分假设下所预测的数量。要解决这一差异,需要改进对强子相互作用的测量与建模,涉及的能量范围超出了加速器能够直接达到的范围。同样,正电子和反质子的测量结果可对常规来源及可能的暗物质过程施加约束,但相对于某一种背景模型出现超出量,本身并不能作为新粒子存在的证据。取得进展的关键,是用物理上自洽的源模型和输运模型,同时解释能谱、成分、到达方向及次级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