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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antimatter

反物质

反物质由性质与普通粒子相对应的反粒子组成,为检验基本对称性和研究宇宙中的物质失衡提供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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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物质是由反粒子组成的物质。反粒子与对应的普通粒子具有相同的静止质量和内禀角动量,但电荷及某些其他量子数相反。例如,正电子就是电子所对应的带正电的反粒子。反质子和正电子可以结合形成反氢,正如质子和电子可以结合形成氢一样。当粒子与其反粒子相遇时,两者可以发生湮灭,将自身的静止能量和动能转化为其他粒子。

反物质是粒子物理学中已经得到实验证实的存在,而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它会在放射性衰变和高能粒子相互作用中自然产生,也经常在加速器中被制造出来,并在医学上有一项重要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然而,反物质在可观测宇宙中极为稀少,这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难题:已知物理定律对物质和反物质的描述具有高度对称性,但恒星、行星和星际气体却几乎全由物质构成。

反粒子与基本性质

现代物理学在量子场论的框架下描述反粒子。在这一理论中,粒子是场的激发,而不是身份永远固定不变的微小经典物体。对于带电场,粒子激发与反粒子激发携带符号相反的守恒荷。电子的电荷为 −e-e,正电子的电荷则为 +e+e,其中 ee 是元电荷。两者的静质量相同,自旋量子数也同为 1/21/2。因此,反物质并不意味着负质量或负能量:孤立的反粒子具有正能量,并依照自身的物理性质对力作出响应。

这种对应关系不仅限于电荷。质子的重子数为 +1+1,反质子的重子数则为 −1-1。电子与正电子的轻子数符号相反。在标准模型中,夸克与反夸克的色荷分别属于互为共轭的表示。一个质子含有两个上夸克和一个下夸克;一个反质子则含有两个反上夸克和一个反下夸克。反中子虽然不带电,但其组成成分为反夸克,重子数和磁矩也与中子不同,因此仍是不同于中子的粒子。

并非每一种粒子都有与自身不同的反粒子。光子就是它自身的反粒子,Z 玻色子和希格斯玻色子也是如此。仅凭电中性并不能判断粒子是否具有这一性质:有些中性粒子具有与自身不同的反粒子,有些则没有。中微子与其反粒子是否为不同粒子,目前仍无定论。如果中微子是马约拉纳粒子,那么中微子与反中微子就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粒子,尽管在相对论极限下,弱相互作用仍会选择不同的螺旋度态。

一个物体是否属于反物质,取决于其粒子组成,而不是它是否具有奇特的外观。按照物理定律所预期具有的对称性,孤立反原子的能级结构与其对应的原子相同。因此,假想中的反恒星也可能发出普通光子,其光谱与我们熟悉的恒星光谱几乎一样。它与周围物质的相互作用会更直接地揭示其反物质身份。因此,使用常见的“性质相反”这一说法时必须谨慎:各种荷的符号会反转,但质量、自旋大小以及许多其他可测量量并不会改变。同样,反原子也并非天生就是冰冷、黑暗或透明的;它们的温度和光学行为取决于其所处的物理状态。

理论预言与实验发现

反物质的概念源于将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相协调的尝试。1928年,保罗·狄拉克提出了描述电子的相对论性方程,该方程自然地包含了自旋,但也允许负能量解。最初,人们难以解释这些解:按照简单的单粒子图景,电子似乎可以不断跃迁到能量更低的状态。狄拉克的“空穴理论”认为,在原本被电子填满的负能态中,缺少一个电子所留下的空穴,可以表现为一个可观测的带正电实体。1931年,他明确指出,必须存在一种质量与电子相同、电荷与电子相反的粒子。

1932年,卡尔·安德森利用置于磁场中的云室研究宇宙射线时,发现了正电子。结合粒子的运动方向,其径迹的弯曲方向可以表明电荷的正负。云室内的一块铅板有助于确定粒子的运动方向,因为粒子穿过铅板时会损失能量,随后径迹的弯曲程度会增大。安德森观察到的径迹符合一种带正电、质量远小于质子的粒子的特征。随后,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和朱塞佩·奥基亚利尼记录到了相关证据,将正、负电子的径迹与宇宙射线簇射中的电子对产生联系起来。

发现更重的反粒子需要更高的碰撞能量。1955年,欧文·张伯伦和埃米利奥·塞格雷领导的团队在伯克利的贝瓦特隆加速器上发现了反质子。为确认其身份,研究人员需要从数量庞大的本底粒子中分离出罕见的带负电粒子,并测量它们的动量和速率。1956年,布鲁斯·科克及其合作者报告发现了反中子。这些发现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反物质并非电子方程特有的现象,而是粒子谱的普遍特征。安德森是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共同得主,张伯伦和塞格雷则因发现反质子而获得了1959年的该奖项。

此后的里程碑从识别单个反粒子转向了构建复合体系。1965年,研究人员观测到了由一个反质子和一个反中子组成的反氘核。1995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PS210实验产生了高速运动的反氢原子。2002年,ATHENA和ATRAP合作组报告成功产生了冷反氢,为研究从单纯探测走向精密实验开辟了道路。ALPHA合作组于2010年成功囚禁了反氢,随后又实现了超过1,000秒的持续囚禁。

如今,已不再需要将历史上的负能海图景视为对真空的真实描述。现代场论将反粒子视为正能量激发,并通过相互作用描述其产生和湮灭。不过,早期的解释在将一个数学难题转化为可检验的预言方面,仍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湮灭、对产生与守恒定律

电子—正电子湮灭是粒子与其反粒子相遇时最简单、最常见的例子。如果这对粒子的总动量可以忽略,一种常见的结果是产生两个沿相反方向运动的光子:

e−+e+→γ+γ.e^-+e^+\rightarrow\gamma+\gamma.

此时,每个光子的能量约为 511 keV511\ \mathrm{keV},相当于电子的静止能量。两个光子沿相反方向运动,满足动量守恒。在除此之外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单独的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不能湮灭成一个实光子,因为这样无法同时满足能量守恒与动量守恒。其他粒子或外部环境的存在可以改变可能发生的反应通道。

湮灭并不意味着物理量就此消失。能量、动量、电荷以及其他适用的守恒量,在末态中仍然满足相应的守恒关系。根据质能等价,可用的质心系能量既包括两个初始粒子的静止能量,也包括它们的动能。质量为 mm 的反物质与等质量的物质在静止状态下发生湮灭时,可释放的能量为

E=2mc2,E=2mc^2,

其中 cc 为光速。因此,一克反物质与一克物质反应会释放约 1.8×1014 J1.8\times10^{14}\ \mathrm{J} 的能量,不过这些能量如何分配到辐射和粒子中,取决于具体反应。

湮灭产物并不总是光子。质子—反质子湮灭通常会产生多个介子,尤其是π介子,因为质子是受强相互作用支配的复合粒子。中性π介子主要衰变为光子,而带电π介子则经由μ子和中微子的途径衰变。在足够高的碰撞能量下,电子—正电子湮灭可以产生μ子对、夸克—反夸克对或更重的粒子。这正是电子—正电子对撞机的工作原理:由相对简单的初态产生多种末态,再利用各类末态出现的频率检验粒子相互作用理论。

与湮灭互补的过程是对产生。能量足够高的光子经过原子核附近时,可以产生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由原子核承受反冲动量。这对粒子的最低总静止能量约为 1.022 MeV1.022\ \mathrm{MeV},不过确切的运动学阈值取决于参与反应的各个物体。当两个光子的总质心系能量足够高时,它们也能产生一对粒子与反粒子。物质与反物质并不总是必须以同种粒子及其反粒子配对的形式产生:在正贝塔衰变中,原子核内的一个质子转变为中子,同时发射一个正电子和一个电子中微子。即使没有同时产生电子,电荷数和轻子数仍然守恒。

地球与太空中的天然反物质

天然反物质不断产生,不过通常数量很少,而且往往只存在很短的时间。发射正电子的放射性核素是地球上反物质的来源之一。矿物和生物体内都含有钾-40,除几种常见得多的衰变方式外,它还有一个罕见的正电子发射衰变分支。其他发射正电子的核素则由宇宙射线在大气中的相互作用,或天体物理环境中的核反应产生。正电子一旦进入普通物质,通常会先与周围的电子相互作用而损失动能,随后发生湮灭。

高能宇宙射线撞击地球大气层,会引发包含电子、正电子、介子及其他粒子的级联过程。在适当条件下,这些次级过程也会产生反质子。2011年,PAMELA卫星报告发现了一群被俘获在地球辐射环境中的反质子,尤其集中在南大西洋异常区。这些粒子由地球磁场暂时约束,而不是储存在物质容器中。雷暴也为反物质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与地球伽马射线闪相关的高能辐射可以产生电子—正电子对,航天器也探测到了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正电子信号。

在太空中,正电子湮灭会在伽马射线能谱中产生位于 511 keV511\ \mathrm{keV} 附近的特征。观测显示,银河系中心区域存在显著的此类辐射。恒星内部和恒星爆发过程中合成的放射性核素提供了一部分正电子,研究人员也在考察致密天体及其他高能过程的贡献。确定各种来源的相对贡献并不容易,因为正电子在湮灭之前可以穿行于星际磁场之中。因此,最终发出伽马射线的位置未必与正电子的产生位置重合。

包括PAMELA和国际空间站上的阿尔法磁谱仪在内的宇宙射线探测仪器,在很宽的能量范围内测量正电子和反质子。在部分测量能段内,正电子所占比例随能量升高而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关注,因为简单的次级产生模型难以再现这一趋势。脉冲星及其周围环境是合理的天体物理来源,而另一些模型则借助暗物质的湮灭或衰变来解释。测得的正电子超出预期这一现象本身,并不能确证其源于暗物质。

搜寻比反质子更重的反原子核尤为重要。常规的宇宙射线碰撞可以产生轻反原子核,但要形成更重的反原子核,就需要更多反核子在产生时具有足够接近的位置和动量,才能结合在一起,因此产生概率会越来越低。所以,如果能够确证宇宙中存在一群重反原子核,就可能对天体物理学或原初反物质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候选事件,必须严格核查其电荷正负、粒子种类、探测器本底和统计显著性,才能将其认定为一项发现。

加速器制备、减速与约束

实验室制备反物质,首先需要进行耗能巨大的粒子相互作用。正电子可以从放射源中获得,也可以通过高能电子轰击靶材产生:电子先产生光子,光子随后再产生粒子对。反质子通常通过高能质子轰击致密靶材来制备。碰撞产物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反质子,而这些反质子中,也只有一部分的动量和出射角处于束流线能够收集的范围内。磁光学系统负责筛选和输运所需粒子,同时排除数量远多于目标粒子的其他种类粒子所形成的本底。

能够额外产生一对质子与反质子的最简单自由质子碰撞反应为

p+p→p+p+p+pˉ.p+p\rightarrow p+p+p+\bar p.

当一个初始质子静止时,入射质子所需的动能约为 5.6 GeV5.6\ \mathrm{GeV},远高于新产生的粒子对本身的静止能量。这一差异源于动量守恒的要求:入射能量中有一部分必须保留为末态系统的运动能量。实际生产设施在选择束流能量和靶材布置时,着眼于提高可用反质子的产额,而不只是超过最低反应阈值。

刚产生的反质子运动速度过快,远不适合精细的原子实验。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反质子减速器先降低其能量,再由超低能反质子环 ELENA 进一步将其减速至约 100 keV100\ \mathrm{keV}。冷却技术则用于减小粒子的速度分散。电子冷却通过反质子与温度更低的电子束相互作用来转移能量,而随机冷却则通过测量束流涨落并施加校正电磁信号来实现。经过进一步俘获和冷却,筛选出的粒子便能达到适合精密测量或形成反氢的状态。

带电反粒子可以储存在潘宁阱中。这种装置将强轴向磁场与电势相结合,后者用于阻止粒子沿磁场方向逃逸。极低的气体压强至关重要,因为反粒子与残余普通物质的碰撞可能造成粒子损失和湮灭。低温运行有助于改善真空并减弱热运动。在适宜条件下,反质子可以长期储存,这说明它们在普通环境中存活时间很短,并不意味着其本身不稳定。

中性反氢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因为电场无法以同样的方式约束中性原子。反氢的磁矩使处于某些内部状态的原子能够被俘获在磁场强度极小值附近。这类阱的势阱很浅,因此原子必须极冷,才能保持受约束状态。所以,储存容量不仅受制于制备速率,还受到冷却、阱的几何结构、非期望的加热以及本底气体的限制。任何普通容器都无法盛装宏观量的反物质;反物质一旦接触容器壁,就会开始湮灭。

反原子、反原子核与混合束缚系统

反氢是最简单的反原子,由一个反质子和一个正电子组成。通常通过让冷反质子与正电子等离子体相互作用来生成反氢。其中一种重要机制是三体复合:一个反质子与一个正电子结合,同时由另一个正电子带走能量。生成的原子往往处于高激发态,必须先跃迁到较低能级,才能开展某些精密实验。由于反氢呈电中性,操控起来也很困难,因此,生成反氢原子和将其囚禁是两项不同的实验成就。

反原子核由反质子和反中子组成,将它们束缚在一起的强相互作用,与束缚普通原子核的强相互作用遵循相同的物理规律。反氘核含有一个反质子和一个反中子。反氦-3核含有两个反质子和一个反中子,而反氦-4核则含有两个反质子和两个反中子。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机上的STAR实验于2011年报告了反氦-4核的发现。这些反原子核是根据其电荷、动量以及在探测器材料中的能量损失,从碰撞产物中鉴别出来的,而非被组装成了肉眼可见的宏观样品。

高能重离子碰撞创造了一种大量粒子与反粒子同时涌现的环境。描述反原子核形成的两种有效方式是统计产生模型和聚合模型。统计模型将产额与一个由温度和化学条件表征的系统联系起来,这些条件对应于非弹性反应接近停止时的状态。聚合模型则着重考虑相空间中足够接近的反核子结合成束缚态的概率。比较不同种类的粒子和不同碰撞系统,可以检验这些描述,并有助于估算宇宙射线中预期的反原子核本底。

物质和反物质也能形成混合系统,但这些系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反原子。正电子素由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通过电磁相互作用束缚而成。其不同自旋组态具有不同的允许湮灭通道和寿命:单重态基态主要衰变为两个光子,而三重态在真空中主要衰变为三个光子。正电子素光谱学可用于检验量子电动力学,且不受原子核强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复杂因素影响。

反质子氦是另一种混合系统,由一个氦原子核、一个电子和一个占据激发轨道的反质子组成。某些组态的结构能够抑制反质子立即湮灭,使其存活数微秒,足以进行激光光谱测量。实验中还已制得正电子素分子,其中含有两个电子和两个正电子。这些系统表明,反物质化学并不局限于普通原子经完全电荷共轭后得到的对应形式。不过,实验上已确认存在的反氢和反原子核,应与假想的宏观反元素、反水或生物反物质区分开来;后面这些物质均尚未被制成宏观材料。

对称性检验、光谱学与引力

反物质为检验 CPT 对称性提供了格外直接的途径。CPT 是电荷共轭、空间宇称反演和时间反演的组合变换。在包括局域性、洛伦兹不变性以及适当的量子场论框架在内的一般性假设下,CPT 定理意味着粒子及其反粒子的质量和寿命完全相同,而相应的电磁性质则通过符号反转相互对应。因此,如果发现可重复验证的 CPT 对称性破坏,受到挑战的将是现代理论的基础,而不只是某个数值参数需要调整。

带电粒子实验会比较那些能够在阱中进行极高精度测量的物理量。粒子的回旋频率取决于其荷质比和外加磁场。通过仔细比较反质子与参考离子,实验可以检验质子和反质子的荷质比是否相等。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 BASE 合作组于 2022 年报告,两者在约万亿分之十六的相对精度内一致。另一些测量则比较磁矩。2017 年,BASE 将反质子磁矩的测量相对精度提高到约十亿分之一点五;考虑到预期的符号相反后,这一结果为与质子磁矩进行严格比较提供了依据。

反氢使原子层面的比较成为可能。1S1S 态与 2S2S 态之间的跃迁尤其适合此类研究,因为它的固有谱线宽度很窄,而且普通氢中这一跃迁的测量精度已经极高。2018 年,ALPHA 报告了反氢 1S1S–2S2S 跃迁频率的测量结果,相对精度约为 2×10−122\times10^{-12},在实验不确定度范围内与氢一致。超精细跃迁的微波测量和其他跃迁的激光研究则提供了互补的检验。解读这些结果时,需要仔细处理囚禁场、原子运动、谱线线型以及其他系统效应,而不能仅仅比较两个观测到的光谱峰。

引力带来了另一种实验挑战。广义相对论认为,引力运动具有普适性,而对中性反物质的直接测量则是在一种新的物理系统中检验这一预期。带电反粒子不适合用作自由落体探针,因为极其微弱的杂散电场产生的力就可能远远超过它们所受的引力。中性反氢大幅减轻了这一问题,不过仍须控制磁力和初始速度。

2023 年,ALPHA-g 实验报告,从竖直磁阱中释放的反氢向下坠落,推算出的重力加速度在其实验精度范围内与通常的吸引性引力一致。该实验排除了反氢以大小接近地球重力加速度的加速度向上坠落这类简单情形。但它并未以任意高的精度证明物质与反物质的重力加速度严格相等。AEgIS 和 GBAR 项目正在探索互补的方法,旨在改进对地球引力场中反氢运动的直接测量。

宇宙中的物质—反物质不对称性

可见宇宙中的物质远多于反物质。星系中存在普通恒星和气体,而宇宙观测并未发现强烈且广泛分布的湮灭辐射;如果相邻的物质区域和反物质区域普遍相互混合,就应当出现这种辐射。这并不能证明可观测宇宙之外的每个区域都以物质为主,但对可观测范围内大尺度反物质区域的存在施加了严格限制。普通反物质也无法解释占主导地位的暗物质成分:它仍会参与我们熟知的电磁相互作用,并在遇到物质时发生湮灭。

在大爆炸宇宙学所描述的炽热早期宇宙中,粒子—反粒子对的产生和湮灭十分迅速。随着宇宙膨胀和冷却,通过热过程产生大质量粒子对变得不再高效。随后,大多数重子和反重子相互湮灭,仅有少量净剩余的重子留存下来。对宇宙微波背景和原初元素丰度的测量表明,重子光子比约为

η=nB−nBˉnγ≃6×10−10,\eta=\frac{n_B-n_{\bar B}}{n_\gamma}\simeq6\times10^{-10},

其中,nBn_B、nBˉn_{\bar B} 和 nγn_\gamma 分别为重子、反重子和光子的数密度。这个微小的数值量化了一种起源仍不明的不平衡;它并不是当今所有物质粒子与反物质粒子的数量之比。

产生重子净剩余的机制统称为重子生成。1967年,安德烈·萨哈罗夫提出,在通常的膨胀宇宙背景下,三个条件足以实现重子生成:重子数不守恒;电荷共轭对称性及电荷共轭与宇称的联合对称性破坏;偏离热平衡。这些条件共同作用,使反应能够以不同的有效速率产生重子和反重子,而后续过程不一定会抹去这种不平衡。其他理论框架可能会改变这一表述所依据的假设。

CP破坏已得到实验确认。它于1964年在中性K介子的衰变中被发现,此后也在其他粒子系统中被测得。标准模型通过夸克混合包含了CP破坏,但结合由实测希格斯玻色子质量所预期的宇宙热历史,其已知的CP破坏来源仍不足以为观测到的宇宙重子不对称性提供得到确立的充分解释。弱相互作用还允许一些非微扰过程发生,这些过程违反重子数和轻子数守恒,但保持两者之差不变;这是若干早期宇宙方案中的重要要素。

提出的解释包括电弱重子生成、涉及极重粒子的机制,以及轻子生成;在轻子生成机制中,初始的轻子不对称性会部分转化为重子不对称性。对额外CP破坏、电偶极矩、稀有衰变和中微子性质的研究为这些设想提供了约束。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所提出的机制经实验证实是宇宙中物质过剩的起源。对物质与反物质的精密比较可以检验相关的基本对称性,但即使CPT对称性严格成立,其本身也不会禁止重子生成。

医疗应用、材料探测与实际限制

反物质最广泛的实际应用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放射性示踪剂含有氟-18、碳-11或氧-15等发射正电子的放射性核素。正电子发射后,在组织中传播一小段距离,损失能量,随后与电子湮灭。探测器记录成对的光子,其能量接近 511 keV511\ \mathrm{keV},几乎同时到达扫描仪的相对两侧。利用大量这样的符合事件,可以重建示踪剂的三维分布。

常用的氟-18标记示踪剂氟脱氧葡萄糖会参与生物体内的葡萄糖代谢过程,因此放射性信号反映的是生理活动,而不仅仅是解剖结构。PET常与计算机断层成像或磁共振成像结合使用,以便在解剖图像中定位功能信息。空间分辨率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包括探测器性能、正电子湮灭前的传播距离,以及湮灭粒子对具有残余动量时,两个光子的发射夹角并非恰好为 180∘180^\circ。PET仅使用微量的短寿命放射性物质,不需要储存大量反物质。

正电子还可通过正电子湮灭谱学来探测固体。进入材料的正电子可能被俘获在空位或其他电子密度较低的区域。正电子湮灭前的寿命,以及湮灭光子所携带的动量信息,可以揭示材料缺陷和电子结构的某些特征。基于寿命测量、多普勒展宽和角关联的技术,被用于研究金属、半导体、聚合物和多孔材料。这种探测手段对自由体积型缺陷十分敏感,而此类缺陷往往难以用其他方法表征。

加速器物理学已广泛使用反物质束。正负电子对撞机为研究电弱相互作用和粒子性质提供了干净的初态。质子—反质子对撞机也曾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超级质子同步加速器对撞机促成了1983年W和Z玻色子的发现,费米实验室的Tevatron对撞机则为1995年顶夸克的发现提供了支持。这些应用依靠的是受控碰撞及对碰撞产物的统计分析,而不是收集湮灭能量作为动力来源。

由于反物质单位质量的湮灭能量极高,有时有人提出将其用于推进系统或紧凑型储能装置。然而,它并不是一次能源:人工制造反物质需要消耗能量,而回收的能量不可能超过生产和操控反物质所投入的总能量。现有的生产、收集、冷却和储存过程效率都极低,可获得的反物质量远低于宏观燃料系统的需求。湮灭产物还包括穿透性辐射;视具体反应而定,也可能包括能量难以捕获的中微子。因此,设想中的反物质发动机不仅必须应对更为迫切的生产速率和约束能力限制,还必须解决能量转换方面的物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