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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 物理 / quantum-mechanics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是描述原子和亚原子尺度上物质与能量的基础理论,建立在量子化、波粒二象性和概率性测量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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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描述物质和能量在原子与亚原子尺度上的行为。它与经典力学的核心区别在于:许多物理量只能取离散值;粒子与波共享同一套描述;测量结果通常由概率来刻画,而不是事先确定。该理论大约在1900年至1927年间,由马克斯·普朗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等人的工作逐步形成。如今,它已是化学、半导体电子学、激光以及现代原子科学和分子科学的理论基础。

该理论在数学上以希尔伯特空间中的波函数来表述,波函数遵循薛定谔方程演化,可观测量则由算符表示。其预言已被以极高精度验证,但它的诠释,尤其是测量的本质,至今仍有争议,而且它尚未与广义相对论相融合。本词条将依次介绍催生该理论的历史危机、它的形式结构和关键现象,再到它的推广、应用与尚未解决的问题。

起源:经典物理学的失败

十九世纪末,经典力学和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已能解释大量现象,但有几项实验结果无法与之相容。第一项涉及黑体辐射,即理想化物体在热平衡状态下发出的电磁辐射,其光谱只取决于温度。经典统计力学给每一个电磁模式分配相等的平均能量,由此得出瑞利–金斯定律。该定律在长波段与测量结果相符,但在短波段预言能量密度无限增大,这一结果被称为紫外灾难。1900年12月,马克斯·普朗克找到了一个能与完整测量光谱相符的表达式。为了推导它,他假设空腔壁上每个振子的能量只能取与频率成正比的单位的整数倍,即 E=nhνE = nh\nu。常数 hh 如今称为普朗克常数,它最初只是一个数学上的辅助量。普朗克起初认为能量的不连续性是发射物质的性质,而非辐射本身的性质,但能量以离散单位交换这一假设与经典的连续性观念有着明显的分歧。

五年之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把这一想法推广到光本身。1905年,他提出光以局域化的包裹形式到达,后来称为光量子,每个光量子携带能量 hνh\nu。这一假设解释了光电效应,即光照射金属时会打出电子。实验表明,无论光多强,低于某一阈值频率时都不会有电子逸出;而逸出电子的最大动能随频率线性增加,而不是随光强增加。经典波动理论则预言,足够亮的光在任何频率下最终都能打出电子,能量只是随时间逐渐积累。爱因斯坦的关系式 Kmax⁡=hν−ϕK_{\max} = h\nu - \phi(其中 ϕ\phi 为金属的逸出功)同时解释了阈值的存在和线性关系。罗伯特·密立根于1916年进行的精确测量证实了这一关系,尽管密立根原本的目的是要推翻它。阿瑟·康普顿1923年对X射线散射的研究要求光子携带动量,这为光量子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原子的结构也带来了相关的难题。欧内斯特·卢瑟福1911年提出的核模型将电子置于致密原子核周围的轨道上,但经典电动力学预言,做加速运动的电子会持续辐射、损失能量,并在约 10−1110^{-11} s 内螺旋坠入原子核。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原子光谱是分立的。约翰·巴耳末1885年的公式描述了氢的可见光谱线,约翰内斯·里德伯则推广了这类关系。1913年,尼尔斯·玻尔提出电子占据定态轨道,其角动量为 ℏ=h/2π\hbar = h/2\pi 的整数倍。只有当电子在轨道之间跃迁时才会发射或吸收辐射,频率由 hν=Ei−Efh\nu = E_i - E_f 给出。对于氢,这一模型给出能级 En=−13.6 eV/n2E_n = -13.6\,\text{eV}/n^2,并以很高的精度再现了观测到的巴耳末波长和里德伯常数。1914年的弗兰克–赫兹实验支持了原子中存在分立能级这一结论。玻尔模型的局限也很明显:它对类氢体系效果良好,却无法处理氦及更复杂的原子;其量子化规则是强加在经典轨道上的,而非从一个新的动力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

路易·德布罗意在1924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光与物质之间存在对称性。如果光(长期被视为波)携带动量 p=h/λp = h/\lambda,正如爱因斯坦和康普顿的工作所暗示的那样,那么实物粒子也应具有对应的波长 λ=h/p\lambda = h/p。他还注意到,玻尔的量子化条件可以理解为驻波条件,因为一条允许的轨道必须恰好包含整数个波长。几年之内,实验便证实了这一预言。1927年,克林顿·戴维孙和莱斯特·革末观察到电子在镍晶体上的衍射;乔治·佩吉特·汤姆孙让电子穿过薄金属箔,也获得了衍射图样。德布罗意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将波粒二象性推广到物质之后,统一理论的最后一个障碍被扫除,两年之内,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便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论。

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1925–1927)

1925 年,维尔纳·海森堡重新表述了原子体系的运动学,使核心量对应于可测量的光谱线,而不再依赖无法观测的电子轨道。他的方案使用了一些数组,这些数组的乘法结果与乘积顺序有关。不久之后,马克斯·玻恩认识到,这一乘法规则正是普通的矩阵乘法。海森堡外出期间,玻恩与其助手帕斯夸尔·约尔丹用矩阵语言改写了这一方案,论文于 1925 年 9 月 27 日投稿。论文以量子形式引入了类位置与类动量矩阵之间的对易关系,并表明,若要求理论满足能量守恒,便能确定可观测量量子化的一条特定排序规则。1926 年,三人合著的续篇与海森堡合作发表。在这些原始论文中,"矩阵力学"一词并未出现,该理论通常被称为量子力学。

1926 年初,埃尔温·薛定谔提出了另一条路径,即波动力学。在这一框架中,体系的状态由满足微分方程(即薛定谔方程)的波函数描述。其离散本征值再现了玻尔原子的能级。薛定谔在 1926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求解他的变分问题等价于对矩阵力学中哈密顿算符的矩阵进行对角化,并断言两种理论在形式上是等同的。人们还知道其他建立这一联系的途径:科尼利厄斯·兰佐斯在 1925 年底从矩阵力学推导出了与薛定谔方程等价的积分方程,卡尔·埃克哈特于 1926 年证明了二者的等价性。历史学家至今对这些证明究竟确立了什么仍有分歧。有人认为它们只表明了两种演算形式在数学上的同一性,另一些人则认为,物理上的一致主要是由玻恩对波函数的统计诠释所保证的。

玻恩在 1926 年提出了这一诠释。此前,在 1925–1926 年冬季于麻省理工学院访问期间,玻恩注意到矩阵力学中的厄米矩阵可以被视为作用于多维空间矢量上的算符。1926 年,他将薛定谔波函数的振幅解释为概率幅,而非经典辐射振幅,从而其模的平方给出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这一解读后来发展为玻恩规则。

保罗·狄拉克与约尔丹于 1926 年末各自独立工作,提出了一种通用的"变换理论",并于 1927 年初发表。在这一框架中,核心量是复数概率幅,它们将体系的任意两种描述联系起来。狄拉克证明,薛定谔方程的本征函数可以充当变换函数,把位置表象(位置在其中是对角的)变换到哈密顿量表象(哈密顿量在其中是对角的)。两种版本都依赖于狄拉克 δ 函数,而该函数当时被认为在数学上不够严格。1927 年晚些时候,约翰·冯·诺依曼在大卫·希尔伯特关于积分方程的工作基础上,发展出了另一种框架。1927 年 5 月,他提出了平方可和序列构成的抽象空间的概念,并将其命名为希尔伯特空间。同年,他在《哥廷根科学通报》上发表的三篇论文中,为量子力学奠定了严格的数学基础,并在不使用 δ 函数的情况下证明了矩阵力学与波动力学的等价性。矩阵力学的离散序列空间与波动力学的连续函数空间,结果被证明是同一抽象结构的两种表示。此前,希尔伯特、洛塔尔·诺德海姆与冯·诺依曼曾于 1927–1928 年发表过对约尔丹版变换理论的阐述,而冯·诺依曼的相关工作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初。由此形成的希尔伯特空间表述,成为量子理论的标准数学语言。

态矢量、希尔伯特空间与时间演化

在标准的数学表述中,孤立量子系统的状态是复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一个单位矢量 ∣ψ⟩|\psi\rangle。希尔伯特空间是一个完备的矢量空间,并配有内积 ⟨ϕ∣ψ⟩\langle \phi|\psi\rangle,该内积对第二个变元是线性的,且对归一化态满足 ⟨ψ∣ψ⟩=1\langle\psi|\psi\rangle = 1。内积决定了长度和夹角,也是本词条其他部分讨论的干涉效应的来源。两个仅相差复相位因子 eiθe^{i\theta} 的矢量描述同一物理状态,因此纯态实际上是空间中的一条射线,而非某一个单独的矢量。熟悉的波函数 ψ(x)\psi(x) 是该矢量在位置表象中的表示,此时态空间是位形空间上平方可积函数的集合。允许态的线性组合仍是允许态,这正是量子叠加原理的代数内容。复合系统由其各子系统空间的张量积描述,这一构造在讨论量子纠缠时变得至关重要。

动力学同样是线性的。对于能量由哈密顿量 HH(希尔伯特空间上的自伴算符)描述的系统,态满足薛定谔方程:

iℏddt ∣ψ(t)⟩=H ∣ψ(t)⟩i\hbar \frac{d}{dt}\,|\psi(t)\rangle = H\,|\psi(t)\rangle

当 HH 不显含时间时,其解可写为 ∣ψ(t)⟩=U(t) ∣ψ(0)⟩|\psi(t)\rangle = U(t)\,|\psi(0)\rangle,其中 U(t)=e−iHt/ℏU(t) = e^{-iHt/\hbar}。该传播子是幺正的:它保持范数以及态之间的内积不变。由此直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归一化在任意时刻都得以保持,因此任一后续时刻计算出的概率之和仍为一。第二,演化是确定性且可逆的,因为 U(t)−1=U(−t)U(t)^{-1} = U(-t)。满足 H∣En⟩=En∣En⟩H|E_n\rangle = E_n|E_n\rangle 的能量本征态,仅会获得相位因子 e−iEnt/ℏe^{-iE_n t/\hbar},因而其能量上的概率分布保持不变。理论中非幺正的部分,即测量之后态的约化,不属于这种平滑演化,将在关于叠加与测量的小节中讨论。

振幅与观测结果之间的联系由玻恩规则给出。一个可观测量用自伴算符 AA 表示,对 AA 的测量只能得到其某个本征值。若 AA 有一个非简并本征值 ana_n,其归一化本征矢为 ∣an⟩|a_n\rangle,则处于态 ∣ψ⟩|\psi\rangle 的系统得到 ana_n 的概率为

P(an)=∣⟨an∣ψ⟩∣2P(a_n) = \lvert \langle a_n|\psi\rangle \rvert^{2}

对于简并本征值,概率需对其本征子空间的一组标准正交基求和,或等价地写为 ⟨ψ∣Pn∣ψ⟩\langle\psi|P_n|\psi\rangle,其中 PnP_n 是投影到该本征子空间的投影算符。由于态是归一化的,且本征矢构成完备集,这些概率之和为一。复振幅 ⟨an∣ψ⟩\langle a_n|\psi\rangle 携带相位信息,进入概率的是其模的平方,而非振幅本身。这就是为什么两条通向同一结果的路径,可以在取模平方之前相互抵消或相互增强。于是 AA 的期望值为 ⟨A⟩=⟨ψ∣A∣ψ⟩\langle A\rangle = \langle\psi|A|\psi\rangle,它等于各可能结果以概率加权的平均值。

纯态是一种理想化的情形。实际中,光源可能以经典概率 pip_i 将系统制备为若干态 ∣ψi⟩|\psi_i\rangle 之一,或者系统可能与世界中无法接触的部分发生纠缠。这两种情形都可用密度矩阵描述:

ρ=∑ipi ∣ψi⟩⟨ψi∣,Tr⁡ρ=1,ρ†=ρ,ρ≥0\rho = \sum_i p_i\,|\psi_i\rangle\langle\psi_i|, \qquad \operatorname{Tr}\rho = 1, \qquad \rho^\dagger = \rho, \qquad \rho \ge 0

密度矩阵是厄米且半正定的,其迹为一。当且仅当 Tr⁡ρ2=1\operatorname{Tr}\rho^{2} = 1 时态为纯态;否则 Tr⁡ρ2<1\operatorname{Tr}\rho^{2} < 1,该态为混合态。测量概率可自然地推广:对投影算符 PP 的结果概率为 Tr⁡(ρP)\operatorname{Tr}(\rho P),期望值则变为 ⟨A⟩=Tr⁡(ρA)\langle A\rangle = \operatorname{Tr}(\rho A)。在幺正演化下,ρ\rho 按 ρ(t)=U(t) ρ(0) U(t)†\rho(t) = U(t)\,\rho(0)\,U(t)^{\dagger} 变换,由此得到冯·诺依曼方程 dρdt=−iℏ[H,ρ]\frac{d\rho}{dt} = -\frac{i}{\hbar}[H,\rho]。ρ\rho 的对角元给出在选定基底下的概率,而非对角元则编码了基态之间的相干性。由于混合态既可能源于无知,也可能源于与子系统的纠缠,密度矩阵便是描述部分知识的恰当对象;后文将把量子退相干描述为这些非对角项的消失,而密度矩阵正是描述这一过程的语言。

可观测量、算符与不确定性

在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中,每个可测量的物理量,例如位置、动量、能量或自旋分量,都由作用于系统态空间上的自伴算符(厄米算符)表示。该算符的本征值是测量可能返回的唯一取值。每个物理可观测量都对应一个具有正交归一本征向量基的线性厄米算符,这些本征向量所对应的本征值决定了可能的测量结果。厄米性在这里很重要,因为它保证本征值为实数,因此测量结果总是实数。本征向量是结果确定的态,而一般的态是它们的叠加。

这两种情形的区别可以精确表述。若态是算符 A 的本征态,则该可观测量没有不确定性,其取值等于对应的本征值。只有当态是具有不同本征值的本征态的叠加时,才会出现不确定性。对于归一化态,可观测量的期望值是在大量相同制备条件下各结果的平均值。它可以直接计算为态与作用其上的算符之间的内积,而对厄米算符而言,该量始终为实数。谱定理使这类计算变得可行:厄米算符 AA 可以写成 A=∑nλnPnA=\sum_n \lambda_n P_n,其中 λn\lambda_n 为其本征值,PnP_n 为投影到相应本征子空间上的投影算符。于是期望值变为 ⟨A⟩=∑nλn∣cn∣2\langle A\rangle=\sum_n \lambda_n |c_n|^2,其中 ∣cn∣2|c_n|^2 是由玻恩规则给出的概率,cnc_n 为态的展开系数。

比较两个可观测量的关键代数工具是对易子,定义为 [A,B]=AB−BA[A,B]=AB-BA。其物理意义取决于它是否为零。若两个厄米算符对易,则它们具有一组完备的共同本征向量,因此两个量可以同时被精确确定;这样的可观测量称为相容的。若算符对易,两个可观测量便可以同时以任意高的精度测量,并被称为相容可观测量。若对易子不为零,则这些可观测量是不相容的:测量其中一个会扰动态,使另一个无法取得确定值。两个厄米算符的对易子本身是反厄米的,因此 i[A,B]i[A,B] 是厄米的,其期望值为实数。这就是为什么不确定性关系中出现的是对易子而不是原始乘积。

海森堡关系由这些性质推出。对于可观测量 AA,其在态 ∣ψ⟩|\psi\rangle 中的方差为 σA2=⟨(A−⟨A⟩)2⟩\sigma_A^2=\langle(A-\langle A\rangle)^2\rangle。定义 ΔA=A−⟨A⟩\Delta A=A-\langle A\rangle,对 BB 同理。将柯西–施瓦茨不等式应用于向量 ΔA∣ψ⟩\Delta A|\psi\rangle 和 ΔB∣ψ⟩\Delta B|\psi\rangle,可得方差乘积的下界,即 ⟨ΔA ΔB⟩\langle \Delta A\,\Delta B\rangle 模的平方。把 ΔA ΔB\Delta A\,\Delta B 写成其反对易子的一半加上其对易子的一半,反对易子部分贡献一个实数项,对易子部分贡献一个虚数项。舍去实数部分,得到一般结果 σA2σB2≥(12i⟨[A^,B^]⟩)2\sigma_A^2 \sigma_B^2 \geq \left( \frac{1}{2i}\langle [\hat{A}, \hat{B}] \rangle\right)^2,这是大多数教科书采用的形式。

对于正则共轭算符,对易子为常数。位置与动量满足 [x,p]=iℏ[x,p]=i\hbar,因此下界变为 σxσp≥ℏ/2\sigma_x\sigma_p \geq \hbar/2。该不等式只在特殊情形下取等号。取等条件是态为其中一个算符的本征态,或者两个偏差向量成比例且比例常数为虚数。高斯波包是达到最小值的标准例子。因此,不确定性关系是算符的非对易性和希尔伯特空间几何结构的结果,而不是关于测量扰动的临时假设。

叠加与测量

叠加源于量子理论的线性结构。若 |1⟩ 和 |2⟩ 是两个态,那么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它们的任意线性组合同样对应一个可能的态。实际中,一个态可以写成 ∣ψ⟩=α∣1⟩+β∣2⟩|\psi\rangle = \alpha|1\rangle + \beta|2\rangle,其中复振幅满足 ∣α∣2+∣β∣2=1|\alpha|^2 + |\beta|^2 = 1。系统的波函数存在于希尔伯特空间中,而 α\alpha 与 β\beta 之间的相对相位决定了不同可能性的贡献是相加还是相消。干涉正是这种相位的可观测特征。

双缝实验最直接地展示了这一点。干涉条纹并不需要许多粒子共同作用才能出现。1989 年,日立的一个研究小组使用配备电子双棱镜和位置敏感电子计数系统的电子显微镜,逐个记录电子。在任一时刻,干涉仪中至多只有一个粒子,因此条纹是由一个个到达位置不可预测的单个粒子逐渐累积而成的,但它们汇总起来却形成确定的图样。单光子也以同样的方式被记录下来,所用的单光子探测器阵列能够同时分辨每个光子落点的位置和时间。此后,双缝实验又被推广到更重的物体上。1999 年,维也纳的研究小组让 C60 分子通过一块实体光栅发生衍射,即使将分子加热到 900 K,它们仍然产生了干涉。2011 年的后续研究报告了对质量为 6910 amu 的氟化富勒烯的干涉现象,它至今仍是显示波动行为的最大物体之一。

测量则遵循另一套规则。在标准的投影(冯·诺依曼)描述中,一个可观测量由厄米算符表示,其本征投影算符 PkP_k 定义了可能的测量结果。玻恩规则给出结果为 kk 的概率为 pk=⟨ψ∣Pk∣ψ⟩p_k = \langle\psi|P_k|\psi\rangle。一旦记录下该结果,态就被替换为 Pk∣ψ⟩P_k|\psi\rangle,并重新归一化为单位长度。紧接着重复测量会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便是更新过程被称为投影的含义。在教科书式的表述中,这一更新是一条额外的公设,并非仅凭薛定谔动力学就能推出,这也正是它处于测量问题核心的原因。

退相干描述了叠加态在实际中如何遭到破坏。当系统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时,例如与光子、空气分子或热振动相互作用,关于其量子态的信息会迅速"散射"或"泄漏"到环境中。系统与环境的联合态变为纠缠态,而系统的约化描述则失去了非对角项。这些非对角项正是干涉贡献,它们编码在密度矩阵之中。最终得到的是一种统计混合态,其行为类似于一组经典的可能性。信息丢失的速率取决于耦合强度以及各分支之间的空间间距。对于相隔 Δx\Delta x 的两个波包,其相干性会按指数规律衰减,衰减时标大致满足 τD∼γ−1(λth/Δx)2\tau_D \sim \gamma^{-1}(\lambda_{\rm th}/\Delta x)^2,其中 λth\lambda_{\rm th} 为热德布罗意波长,γ\gamma 为弛豫速率。因此,间距越大、温度越高,能够观察到干涉的时间窗口就越短。

这解释了为什么叠加在小体系中容易观察,而在大体系中难以观察。宏观物体与数量极其庞大的微观自由度耦合,因此对宏观物体而言,量子退相干是极其迅速的过程。相比之下,单个电子、原子或光子可以被隔离足够长的时间,从而表现出干涉。大分子则处于中间位置:它们众多的内部振动模式为环境耦合提供了许多通道,而这样的耦合正是退相干出现的关键,这使得大分子干涉实验成为检验该过程的有效手段。

然而,退相干并不能解释全部问题。在线性量子力学框架内,它消除了不同可能性之间的干涉,但保留了整体的叠加,也无法选定某一个确定的结果。由于测量过程中所观察到的恰恰是叠加的丧失,退相干并不能解释测量过程本身。对于一个与外界环境隔绝、没有外部环境来吸收信息的孤立系统,问题更加尖锐:此时不存在可以被"迹去"的环境自由度,这一机制无法解释为何在此类系统中不存在宏观叠加态。

量子化体系:束缚态与可解模型

束缚态是被势场束缚的粒子所对应的薛定谔方程的解。在这些解中,离散的能级来自边界条件和波动性质,而不是人为强加的。一维无限深势阱中的粒子是最简单的例子。对于宽度为 LL 的一维无限深势阱,波函数必须在势阱壁处为零,因此只有包含整数个半波长的驻波才能存在。允许的能量为 En=n2h28mL2E_n = \frac{n^2 h^2}{8mL^2},其中 n=1,2,3,…n = 1, 2, 3, \dots。最低能级永远不为零。粒子被限制在有限区域内,必然具有正的最小能量,这与不确定性原理相一致,因为被局域化的粒子必然具有一定的动量分布范围。该模型常被用作共轭分子中离域电子以及纳米尺度结构的一阶近似。

在二次势中运动的粒子即量子谐振子,其能级等间距排列,En=(n+12)ℏωE_n = \left(n + \tfrac{1}{2}\right)\hbar\omega,其中 ω\omega 为经典角频率。基态能量为 12ℏω\tfrac{1}{2}\hbar\omega,称为零点能。若粒子静止在势阱底部,它将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和确定的动量,而这是不确定性关系所禁止的,因此该能量无法被去除。这一结论有可观测的后果:即使在绝对零度下,氦在常压下仍保持液态,因为零点运动阻止了原子凝固。谐振子也可用于描述分子振动。电偶极跃迁遵循 Δn=±1\Delta n = \pm 1,因此能量为 ℏω\hbar\omega 的红外光子能使振动从一个能级激发到下一个能级。

氢原子是少数能被精确求解的三维问题之一。库仑势给出的能量为 En=−13.6 eVn2E_n = -\frac{13.6\ \text{eV}}{n^2},再现了此前由里德伯公式经验描述的光谱线系。玻尔在1913年的模型通过人为引入量子化条件得到了相同的能级,而薛定谔方程则从理论上导出了这些能级。三个量子数用于标记各个态。主量子数 nn 决定能量和壳层;角量子数 ll 取值从 0 到 n−1n-1,决定亚壳层(s、p、d、f);磁量子数 mlm_l 取值从 −l-l 到 +l+l,给出取向。每个解的角度部分是球谐函数,由此得到人们熟悉的原子轨道形状:s 轨道为球对称,p 轨道沿坐标轴呈哑铃形,d 轨道则具有更复杂的瓣状结构。计入自旋后,每个壳层可容纳 2n22n^2 个状态。

轨道角动量的量子化方式与此类似。L2L^2 的本征值为 ℏ2l(l+1)\hbar^2 l(l+1),LzL_z 的本征值为 mℏm\hbar,其中 ∣m∣≤l|m| \le l。因此,角动量矢量只能取离散的取向,并且永远不能与所选的坐标轴精确对齐。这些规则也限制了哪些跃迁可以发生。对于类氢原子的单光子电偶极跃迁,选择定则为 Δl=±1\Delta l = \pm 1 和 Δml=0,±1\Delta m_l = 0, \pm 1,它们源于球谐函数的宇称以及偶极算符的矢量性质。2p 到 1s 的跃迁是允许的,而对于单光子过程,2s 到 1s 的跃迁是禁戒的。2s 态主要通过发射两个光子衰变,因此其寿命远长于 2p 态。

自旋是一种没有经典对应物的内禀角动量。电子的自旋量子数为 s=12s = \tfrac{1}{2},因此其自旋大小为 s(s+1) ℏ\sqrt{s(s+1)}\,\hbar,沿任一坐标轴的分量只能取 ±ℏ2\pm\tfrac{\hbar}{2}。这一性质由奥托·施特恩和瓦尔特·格拉赫于1922年通过实验确立。他们让一束银原子穿过非均匀磁场,光束并没有像经典物理所预言的那样连续展开,而是分裂成两个离散的斑点。银的基态没有轨道角动量,因此这种分裂表明原子具有内禀磁矩。乌伦贝克和古德斯密特于1925年提出了电子自旋的解释。由于自旋为 ½ 的粒子沿任一方向都恰好有两种可测量的结果,它是量子比特的天然物理实现,现代量子信息科学的大部分内容都建立在这种二能级结构之上。

全同粒子、自旋统计与元素周期表

在量子力学中,全同粒子不仅仅是难以区分。它们的联合波函数在两个粒子交换时必须表现出固定的行为。交换两个全同粒子时,波函数要么保持不变,要么乘以 −1。第一类粒子称为玻色子,第二类粒子称为费米子。两类粒子各自遵循不同的计数规则,规定有多少粒子可以占据同一个量子态,这种差异是物质结构的基础。

自旋统计定理

粒子的自旋与其统计性质之间的联系由自旋统计定理确定。整数自旋的粒子是玻色子,半整数自旋的粒子是费米子。在相对论量子场论中,该定理可由以下要求推出:在类空间间隔的两点上,场对于整数自旋粒子是对易的,对于半整数自旋粒子是反对易的,这样才能保持因果性。沃尔夫冈·泡利于1940年发表了该定理的一般证明,此前已有其他人的工作作为基础。该定理被归为量子场论的结果,而非非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假设,物理学家至今仍认为其更深层的原因尚未被完全理解。

例子直接遵循这一规则。电子、质子和中子是费米子,而光子以及W和Z玻色子是玻色子。复合粒子的统计性质由其组成粒子决定:由奇数个费米子组成的复合粒子是费米子,由偶数个费米子组成的复合粒子,或由任意数目玻色子组成的复合粒子,都是玻色子。这就是氦-3原子是费米子、氦-4原子是玻色子的原因。

泡利不相容原理与电子壳层

1925年以前,玻尔1913年的模型已对电子轨道进行了量子化,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重原子中的所有电子不会都坍缩到最低能量轨道。泡利研究过反常塞曼效应,于1924年底提出电子具有一种额外的二值性质,无法用经典方式描述。1925年1月,他提出了不相容原理:原子中没有两个电子可以具有相同的四个量子数。埃德蒙·斯托纳此前对碱金属光谱中电子态的计数,提供了关键的经验线索。同年内,乔治·乌伦贝克和塞缪尔·古德斯密特确定第四个性质为电子自旋。1926年,保罗·狄拉克证明不相容原理可由费米子波函数的反对称性推出。

在这一框架下,每个原子轨道最多容纳两个自旋相反的电子。主量子数为 n 的壳层因此最多容纳 2n² 个电子,其 s、p、d、f 亚壳层分别容纳 2、6、10 和 14 个电子。电子按能量由低到高的顺序填充轨道,遵循构造原理(Aufbau principle),因此一个原子的电子排布就是对已占据轨道的系统性列举。例如,氢为 1s¹,氦为 1s²,氖为 1s²2s²2p⁶,钠为 1s²2s²2p⁶3s¹。

电子排布如何塑造元素周期表

元素周期表按照元素的已填充壳层和亚壳层对元素进行排列。行对应于依次被填充的壳层,列则将外层电子占据相似轨道的元素归为一组,这解释了它们相似的化学行为。稀有气体标志着闭合壳层,分别具有2、10、18和36个电子,这解释了它们的化学惰性。碱金属在闭合壳层之外只有一个电子,由于这个外层电子束缚较弱,它们的化学性质十分活泼。洪特定则规定了电子如何在简并轨道间分布,为电子排布提供了更多细节。费米子不相容规则也常被用来解释普通物质为何占据一定体积:电子不能无限制地被压缩到相同的状态中。

玻色—爱因斯坦统计与费米—狄拉克统计

对于大量全同的、无相互作用的粒子组成的气体,单粒子能级上的平均占据数取决于粒子所属的类别。设化学势为 μ\mu,温度为 TT,玻尔兹曼常数为 kBk_B,两种分布分别为

nˉ(ε)=1e(ε−μ)/kBT+1(fermions),nˉ(ε)=1e(ε−μ)/kBT−1(bosons).\bar n(\varepsilon) = \frac{1}{e^{(\varepsilon-\mu)/k_B T} + 1} \quad \text{(fermions)}, \qquad \bar n(\varepsilon) = \frac{1}{e^{(\varepsilon-\mu)/k_B T} - 1} \quad \text{(bosons)}.

费米—狄拉克统计给出的占据数介于0和1之间。在绝对零度时,费米子会填满直到费米能级的所有态,这在白矮星中产生了电子简并压,并决定了金属中传导电子的行为。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则允许每个态容纳任意数目的粒子。在低温下,玻色子可以聚集到最低能量态,这一过程会产生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并与氦-4的超流性相关。黑体辐射的光子气体同样遵循玻色—爱因斯坦统计。对于这两类粒子,当气体稀薄或温度较高时,量子占据效应变得可以忽略,分布会退化为经典的麦克斯韦—玻尔兹曼统计。

化学键、光谱与分子结构

化学键的两种理论

量子力学使化学键成为可以计算的对象。两种互补的理论框架由此发展起来。在价键(VB)理论中,两个原子的轨道相互重叠并共用一对电子时形成化学键,电子密度因此集中在两个原子核之间。基于原子轨道的论证着重于同一原子上价电子之间形成的键,这也是该方法常被称为价键理论的原因。分子轨道(MO)理论则从相反的角度出发:原子轨道被组合成延伸到整个分子的分子轨道,电子填充这些轨道时不再考虑它们原来所属的原子。成键轨道与反键轨道中电子数之差给出键级,这是衡量键强度的定量指标。

两种理论擅长解释的内容有所不同。分子轨道理论能够解释由未成对电子引起的顺磁性,而价键理论在这一点上颇为吃力。不过,对于定域化的化学键,价键理论更为直观,并能保留每个原子轨道的辨识度。对于具有等价键、键级介于单键与双键之间的分子(如苯),价键理论最多只能提出这些分子是两种路易斯结构的混合体,即杂化体。若在波函数中包含足够多的组态,两种描述在数学上会趋于一致。

杂化与分子几何构型

纯 s 轨道与纯 p 轨道的简单重叠无法再现观测到的分子形状。碳的三个 p 轨道彼此互相垂直,但甲烷中 H–C–H 的键角为 109.5°。解决办法是轨道杂化:原子将其价层轨道混合,形成一组新的等价轨道。一个 s 轨道与一个 p 轨道混合,得到两个 sp 杂化的中心原子,其唯一可能的分子构型为直线形,键角为 180°。一个 s 轨道与两个 p 轨道组合,得到三个 sp² 轨道,呈平面三角形排列,键角为 120°;一个 s 轨道与三个 p 轨道组合,则得到四个 sp³ 轨道,指向四面体的四个顶点,键角接近 109.5°。

原子采取何种杂化方式,通常由价层电子对互斥理论决定,该理论根据电子对之间的排斥作用预测分子形状。实际应用中,先数出中心原子周围的电子域数目(包括单键、双键、三键以及孤对电子),再将该数目与某种杂化状态对应起来。孤对电子会改变最终构型:具有一对孤对电子的 sp³ 中心原子呈三角锥形,具有两对孤对电子的则呈角形。sp² 和 sp 中心原子中未参与杂化的 p 轨道形成 π 键。例如在乙烯中,两个碳原子之间垂直于分子平面的 π 键,是由 2p–2p 轨道重叠形成的。

作为指纹的光谱

由于束缚电子占据离散的能级,原子或分子只能在特定频率上与光相互作用。只有当光子能量恰好等于两个允许能级之间的能隙时,原子才会吸收或发射光子,而光子能量与波长之间的关系为 E = hc/λ。因此,发射光谱与吸收光谱彼此互为镜像:二者谱线出现在完全相同的波长位置,但一个表现为亮线,另一个表现为暗线。由于每种元素都有其特定的允许能级集合,其光谱可用作识别元素的指纹。太阳光谱中的暗线就是一个经典例子:太阳核心的核反应产生的白光,必须穿过外层的氢气,而氢气会吸收与氢原子电子跃迁相对应的特定波长的光子。

玻尔模型能够解释氢原子光谱,却无法推广到其他原子,对于任何多电子体系都完全失效。量子力学提供了普适的框架:跃迁可由哈密顿算符的本征态计算得出,而允许的跃迁则受选择定则约束,下一节将详细讨论。对于分子而言,转动能级和振动能级带来了额外的结构,因此分子光谱除电子跃迁外,还覆盖微波、红外以及紫外–可见光区域。

磁共振与密度泛函理论

自旋不为零的原子核(如质子)表现得像微小的磁体。在强外磁场中,它们的自旋态会发生能级分裂,吸收射频辐射即可使其在这些能态之间翻转。确切的共振频率取决于局域电子环境,电子会对原子核产生微小的屏蔽作用。这种化学位移使核磁共振(NMR)波谱能够识别官能团并确定分子的连接方式。磁共振成像(MRI)则将同样的原理应用于组织中水和脂肪的氢原子核,利用磁场梯度将其空间位置编码为图像。

在计算化学中,密度泛函理论(DFT)为研究分子和固体的电子结构提供了一条实用途径。它不直接处理依赖于每个电子坐标的完整多电子波函数,而是采用电子密度——一个仅依赖三个空间变量的函数。1964 年的霍恩伯格–科恩定理和 1965 年的科恩–沈方案奠定了该理论的基础,沃尔特·科恩因这一工作与他人共享了 1998 年诺贝尔化学奖。其精度取决于对交换–关联能所选取的近似形式,而这正是预测结果误差的主要来源。

量子隧穿与核过程

穿越势垒

在经典力学中,能量低于势垒高度的粒子会被反射,永远无法到达势垒另一侧。量子力学打破了这种确定性。波函数在势垒边缘并不会降为零,而是在势垒内部大致按指数规律衰减,因此在势垒另一侧仍保留非零的振幅。对于高度为 V0V_0、宽度为 aa 的矩形势垒,能量为 E<V0E < V_0 的粒子在势垒较厚时的透射概率约为 T≈exp⁡(−2aℏ2m(V0−E))T \approx \exp\left(-\frac{2a}{\hbar}\sqrt{2m(V_0-E)}\right)。该指数表明,透射概率随势垒宽度和粒子质量急剧下降,这也是隧穿效应主要出现在电子和轻原子核中,以及厚度仅几纳米的势垒上的原因。这一效应没有经典对应物,直接源于物质的波动性,具体可参见关于量子隧穿的一般介绍。

阿尔法衰变

阿尔法衰变是隧穿理论的第一个重大成功。阿尔法粒子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结合而成,被原子核内的强相互作用束缚其中,但它被发射出来时的动能却不足以越过库仑势垒。1928年,乔治·伽莫夫以及格尼和康登各自独立地将这种逸出过程视为穿越该势垒的隧穿。伽莫夫的模型在很宽的范围内再现了观测到的半衰期,还解释了一个经验规律:能量越高的阿尔法放射体,半衰期越短。这一计算的成功有助于在核物理中确立量子力学的概率性解释,相关内容可参见关于放射性衰变的研究以及阿尔法衰变本身。

恒星中的隧穿

同样的势垒问题也支配着恒星中的核聚变。两个质子之间存在静电排斥,如果仅考虑经典运动学,太阳核心的热能远低于这一库仑势垒的高度。隧穿使得极少数碰撞能够越过势垒。在质子-质子链中,两个质子通过隧穿发生聚变,随后经历一个弱相互作用步骤,生成氘、正电子和中微子,而这一反应链是太阳等恒星能量产生的主要途径。反应速率由热能分布与隧穿概率的乘积决定,最有效的碰撞能量形成一个称为伽莫夫峰的能量窗口。单次碰撞的概率极小,但核心中质子数量极其庞大,使得总体反应速率足够稳定,从而维持恒星的光度。因此,隧穿是驱动太阳的核聚变不可或缺的要素。

扫描隧道显微镜与闪存

1981年,IBM苏黎世实验室的格尔德·宾尼希和海因里希·罗雷尔制造了扫描隧道显微镜(STM)。一根尖锐的金属探针被移动到距导电表面约一纳米处,偏置电压驱动电流穿过真空间隙形成隧穿电流。由于电流对间隙宽度呈指数依赖关系,间隙变化约0.1纳米即可使电流改变约一个数量级,因此探针能够以原子分辨率描绘表面高度。该仪器首次获得了表面单个原子的图像,宾尼希和罗雷尔因此与恩斯特·鲁斯卡共享了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该设备的工作原理与扫描隧道显微镜词条所述的原理相同。

隧穿效应还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存储技术的基础。在NAND闪存中,强电场将电子驱动穿过一层薄氧化层,这一过程称为福勒-诺德海姆隧穿,电子随后被困在浮栅中。去除电荷则是该过程的逆向操作,因此数据的存储和擦除无需对存储单元持续供电。由于氧化层必须足够薄,才能使隧穿在实际可用的电压下进行,这类器件的可靠性取决于能否在纳米尺度上控制势垒厚度。

超导电路中的宏观隧穿

约瑟夫森结由两块超导体夹着一层极薄的绝缘层构成。库珀对可以穿过绝缘层发生隧穿,而两块超导体量子相位之间的差异决定了隧穿的难易程度。1984至1985年间,约翰·克拉克、米歇尔·德沃雷和约翰·马蒂尼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证明了一个包含数十亿个电子的电路可以表现为单一的量子对象。该电路的相位变量从势阱中隧穿出来,并且电路只以离散的量吸收和发射微波能量。这些关于约瑟夫森结动力学的观测,展示了肉眼可见尺度上的量子行为。这三位研究者因这项工作获得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理由被概括为发现了电路中宏观量子力学隧穿和能量量子化。德沃雷后来开发了传能子量子比特,这一设计目前被用于超导量子处理器,将1980年代的实验与当代量子比特技术联系在一起。

集体量子现象:固体与量子流体

能带理论与半导体

当大量原子聚集成晶体时,它们分立的能级会展宽为由禁带隔开的连续能带。电子按照泡利不相容原理填充这些能带,因此已被填满的最高能带与其上方第一个空带之间的能隙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材料能否导电。金属的能带部分填充,绝缘体的能隙很宽,半导体的能隙约为1 eV;例如室温下晶体硅的能隙约为1.1 eV。由于导电能力取决于有多少电子能通过热激发或光激发跃过能隙,人为掺入的少量杂质(如磷之类的施主、硼之类的受主)便可以控制载流子密度。将p型区与n型区相接即形成结,其整流特性是二极管的基础;再加上第三个区域,便得到晶体管。第一个可工作的点接触晶体管于1947年12月在贝尔实验室演示成功。此后,在同一衬底上制造大量晶体管,产生了集成电路。如今的处理器包含数十亿个此类器件,它们的行为都依赖于晶体的量子化能带结构。

超导性与约瑟夫森效应

1911年,海克·卡默林·昂内斯发现汞冷却到约4.2 K时,电阻完全消失,至少在可测量范围内如此。超导体的第二个决定性特征是排斥其内部的磁场(迈斯纳效应),该现象于1933年被报道。直到1957年BCS理论提出,才给出了微观解释。根据这一图像,费米能级附近的电子通过晶格振动相互产生微弱吸引,而晶格振动是量子化的,称为声子;电子由此形成束缚对,称为库珀对。库珀对的自旋为整数,因此表现为玻色子,并可以凝聚到同一个相干量子态中。单个电子的散射受到能隙的抑制,这正是电流能够无耗散流动的原因。

1962年,布莱恩·约瑟夫森预言,即使两端未加电压,超导电流也能穿过隔开两块超导体的薄绝缘势垒发生隧穿。他还预言,若结两端维持恒定电压,将产生频率与该电压成正比的交流电流,比例常数为 2e/h2e/h。这两种效应都得到了实验证实,并成为约瑟夫森结的基础。约瑟夫森结被用于极其灵敏的磁力计,也用作超导电路中的非线性元件。结的这一行为是隧穿作用于宏观相位变量的直接结果。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与超流氦

1925年,爱因斯坦在萨特延德拉·纳特·玻色1924年针对光子提出的计数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预言:当玻色子气体冷却到临界温度以下时,将有宏观数量的粒子占据最低量子态。液态氦-4是最接近这一状态的天然体系。在约2.17 K(即所谓λ点)以下,它成为超流体,流动时没有可测的粘性,其环流则量子化为离散的涡旋。尽管原子间相互作用使氦液体远非理想凝聚体,人们仍将超流组分解释为凝聚体。真正弱相互作用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首次于1995年在碱金属原子稀薄气体中制得:博尔德的JILA研究所将铷-87冷却到约170纳开尔文。如今,此类体系已被常规用于研究多体量子动力学,其光谱学特征和干涉信号可以直接揭示凝聚体的相位相干性。与之相反,费米子的统计性质阻止了这种向单一态的聚集;费米子气体会形成简并费米海。费米子之间的配对则可以导致类似于BCS情形的超流态。

受激辐射与激光物理

1917年,爱因斯坦引入了描述光子吸收、自发辐射和受激辐射的系数,并证明受激辐射产生的新光子与入射光子在频率、相位、偏振和传播方向上完全相同。除非高能级的粒子数多于低能级,否则普通物质以吸收为主,这种状态称为粒子数反转。激光器将具有粒子数反转的增益介质与光学谐振腔结合,谐振腔的反射镜把光反馈回介质中,使受激辐射得以相干放大。第一台可工作的装置,即红宝石激光器,于1960年问世。在半导体激光器中,粒子数反转是通过向半导体结中注入电子和空穴实现的,发光波长由能隙决定,这也是此类激光器能够用于光纤通信和光存储的原因。增益介质的能级、所发射光子的统计性质以及输出光的相干性,都依赖于物质与光的同一种量子化,而这种量子化也是本节其他现象的基础。

纠缠与非定域性

193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鲍里斯·波多尔斯基和纳桑·罗森发表了一篇论证,即今天所称的EPR论证,认为量子力学可能并不完备。他们考虑两个在空间上分离、性质相互关联的体系。对其中一个体系的测量可以在不扰动另一个体系的情况下预言后者的结果,因此EPR认为,相应的物理量必定是量子态未能描述的“实在要素”。他们的结论是,一个完备的理论需要额外的变量,并且物理相互作用的定域性与标准描述不相容。尼尔斯·玻尔回应说,将EPR判据应用于纠缠体系时含义并不明确,关于完备性的争论又持续了几十年。同年,埃尔温·薛定谔作出回应,为这一现象命名为“纠缠”,并将其描述为量子理论的决定性特征。

1964年,约翰·贝尔证明,任何满足局域实在论的理论都必须遵守对远距离测量之间关联性的一个界限,这使问题从哲学转向了可检验的物理学。量子力学预言,某些纠缠态可以超出这一界限。实验中最常用的版本是1969年提出的CHSH不等式。1972年,斯图尔特·弗里德曼和约翰·克劳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测量了光子对的偏振关联,发现违背了该界限,不过他们的装置存在若干漏洞。20世纪80年代初,阿兰·阿斯佩及其同事使用快速切换的偏振器,使测量设置在光子离开光源之后才被选定,从而堵住了另一个漏洞,并得到了更清晰的结果。这些违背结果证实,关联强度超出了任何局域隐变量模型所允许的范围,量子力学的预言在这些实验中成立。

早期每一项检验都至少存在一个漏洞。探测漏洞出现在探测到的粒子过少时,样本可能存在偏差;定域性漏洞则出现在测量结果可能通过某种信号相互影响时,若探测器之间的距离近到能以不超过光速的速度通信,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要同时关闭这两个漏洞,需要高效率的探测、快速的随机设置选择以及足够大的分离距离。2015年,三个独立的研究小组报告了这类检验。代尔夫特小组让金刚石中氮-空位色心的电子自旋在相距1.28至1.3千米的两处发生纠缠,报告的p值为0.039。维也纳小组使用纠缠光子,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领导的团队则使用具有快速随机设置的光子对。连同代尔夫特的结果,这些实验通常被认为是首次同时关闭了主要漏洞。代尔夫特小组2016年的后续实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论。

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阿兰·阿斯佩、约翰·F·克劳泽和安东·蔡林格,以表彰他们利用纠缠光子所做的实验,这些实验确立了贝尔不等式的违背,并开创了量子信息科学。克劳泽1972年的实验、阿斯佩80年代的工作以及蔡林格在维也纳开展的光子实验,构成了该奖项的实验基础。蔡林格的研究组还于1997年首次演示了光子态的量子隐形传态。

如今,纠缠更多被视为一种资源,而不仅仅是一个谜题。不可克隆定理指出,任意未知的量子态无法被精确复制,这一结论源于量子演化的线性性。量子隐形传态绕开了这一限制:发送方对未知量子比特与共享纠缠对中的一半进行联合测量,将两个经典比特发送给接收方,接收方再对另一半施加相应修正。在这一过程中,原始态被破坏,因此并没有产生副本,而经典通信又使该协议的速度不会超过光速。纠缠还是量子密钥分发的基础,窃听会扰动关联从而被发现;它也是基于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的核心要素。

诠释与测量问题

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能够非常精确地预测测量统计结果,但它本身并不能回答其数学描述的究竟是什么。核心困难在于测量问题:薛定谔方程使孤立系统平滑且确定地演化,而一次测量却会从若干可能性中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各种诠释保持相同的预测,区别只在于如何弥合这一鸿沟。

哥本哈根诠释

哥本哈根诠释这一派观点主要与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森堡相关,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把测量仪器视为经典的,并在量子系统与仪器之间设定一条边界,通常称为海森堡切割。波函数被理解为预测统计结果的工具,而非对现实的字面描绘;一个被记录下来的结果会使系统处于相应的本征态。这一诠释的主要弱点在于,"量子"与"经典"之间的界限从未被精确说明,因此人们并不清楚哪些系统算作测量装置。此外,该诠释内部also包含多种立场:玻尔并不像海森堡那样把坍缩视为一个物理过程,约翰·冯·诺伊曼和尤金·维格纳则把决定性的切割放在观察者的意识之中。因此,"哥本哈根"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组松散的观点,而非单一的学说。

多世界诠释

休·埃弗雷特三世在1957年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完全摒弃坍缩。将幺正演化应用于包括仪器和观察者在内的整个系统,会产生纠缠态,其中每个结果都与相应的观察者状态配对。埃弗雷特称之为"相对态"表述;"多世界"这一名称则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布莱斯·德威特推广开来。在这一图景中,每个分支都包含一个确定的结果,且各分支之后不再相互作用。仍有两个问题尚未解决。第一是优选基问题:态可以被分解为许多不同的分支集合,必须有某种东西来挑出其中一种。许多埃弗雷特派学者如今将这一角色赋予量子退相干。第二是玻恩规则的论证问题,理论必须解释为何分支权重应当给出观测到的概率。

导航波理论与客观坍缩

德布罗意–玻姆导航波理论由路易·德布罗意于1927年首次提出,后由大卫·玻姆于1952年重新发现。该理论在波函数之外补充了粒子的确定位置。粒子沿着由波函数决定的轨迹运动;如果粒子的初始位置服从量子分布,该理论便能重现标准的量子统计结果。由于位置始终是确定的,测量问题不以相同的形式出现,不过该理论明确具有非局域性,且将其推广到相对论情形仍然十分困难。相比之下,客观坍缩模型则改变了动力学本身。吉拉尔迪、里米尼和韦伯于1986年提出的GRW模型,为每个粒子加入罕见的随机定域事件,因此孤立的微观系统很少发生坍缩,而包含大量组分的大型物体则几乎瞬间完成定域。坍缩速率的选取需保证小系统中的干涉得以保留,其参数则受实验约束;这类模型做出的可检验预测与标准量子力学不同。

QBism与关系观点

QBism即量子贝叶斯主义,发展于21世纪初,它将波函数解释为主体对未来经验之期望的评估。玻恩规则成为更新这些信念的规范性指南,而测量结果则是主体的个人经验,而非外部系统的属性。与卡洛·罗韦利相关的关系观点采取了相近的思路,认为物理状态只能相对于其他系统来定义。这些途径避开了关于某一时刻究竟什么在物理上是实在的一些难题,但批评者认为,它们描述的是知识而非世界,并且未能解释叠加态的物理内容。

退相干及其局限

退相干解释了为何叠加态在实践中变得不可观测。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使系统与大量自由度发生纠缠,因此系统的约化密度矩阵在某一特定基下近似对角化,干涉项实际上消失。这一机制解释了宏观物体表现出的经典性,也解释了为何每个分支内的结果看起来是确定的。然而,退相干本身并不能选出唯一的结果:整体态仍然是叠加态,该过程解释的是干涉的缺失,而非某一个结果的出现。优选基的选取在很大程度上由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但个别结果的起源以及玻恩概率的来源,仍是上述各种诠释之间争论的焦点。

相对论性推广:量子场论

非相对论量子力学对时间和空间的处理并不对称,并且将自旋作为经验性的附加成分引入,而没有从理论中推导出来。1928年,保罗·狄拉克为电子建立了一个相对论性波动方程。该方程正确地描述了电子的自旋及其磁相互作用,而在非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这些只能作为经验事实处理。该方程对时间导数和空间导数都是线性的,因此与狭义相对论相容,同时保留了量子理论的概率结构。它还是关于多分量波函数的一阶方程,这正是其解无需额外假设即可携带自旋的原因。

狄拉克方程与反物质

狄拉克方程既有正能量解,也有负能量解。狄拉克最初的应对是把负能态视为一个充满的"海洋",其中未被占据的态,即空穴,会表现为带正电荷的粒子。罗伯特·奥本海默和赫尔曼·外尔提出异议,外尔还证明负能量的伙伴态必须具有电子的质量,这促使狄拉克于1931年预言了一种质量相同、电荷相反的"反电子"。同年,狄拉克发表论文,预言了一种尚未被观测到的粒子,它与电子接触时会发生湮灭。1932年,卡尔·安德森在宇宙射线的云室照片中辨认出了这类径迹。后来被称为正电子的这种粒子,是第一个被证实的反粒子。这一发现确立了一个普遍规律:每一种粒子都有对应的反粒子,物质与能量之间可以通过产生对和湮灭而相互转化。

量子电动力学与电子的磁矩

狄拉克方程预测电子的旋磁比恰好为 g = 2。实验发现其值略大,这一偏差被称为反常磁矩,ae=(g−2)/2a_e = (g-2)/2。这一额外部分来自电子与其自身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在量子电动力学(QED)中,电磁场被量子化,带电粒子通过交换光子而相互作用。计算采用微扰理论,将结果组织为精细结构常数 α≈1/137\alpha \approx 1/137 的级数,每一项都用一张费曼图表示。1948年,朱利安·施温格得到了主导修正项 ae=α/2πa_e = \alpha/2\pi,其数值约为0.00116,与早期测量结果相符。施温格、费曼和朝永振一郎因这项工作共同获得了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后来的计算将理论推进到更高阶。O(α^5) 阶的计算已经完成,最新的测量精度达到0.11 ppb。由于电子的数值已经被精确测定,它成为对标准模型最严格的检验之一。其与理论的符合也使它成为确定精细结构常数最精确的途径,因为理论预测中主要的不确定性正来自 α\alpha 本身的取值。相比之下,对于μ子,同类比较对更重的虚粒子更为敏感,因而被用于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物理。

量子场论与作为激发态的粒子

量子场论(QFT)将这一方法推广到所有粒子类型。每一类粒子都由一个在时空每一点都存在的场来描述,单个粒子则是该场的一个激发量子。场的量子化是通过将其振幅提升为产生或湮灭量子的算符来实现的。由于粒子数并不固定,态空间是福克空间,而量子的统计性质取决于算符的构造方式。玻色场满足对易关系,费米场满足反对易关系;这就是场论一侧的自旋—统计定理。对所有场构型求和的路径积分表述,是得到同样结果的另一常用途径。在标准模型中,电子、夸克、中微子和希格斯玻色子分别是不同场的激发,而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则由规范场描述。该框架的细节将在其他章节中讨论。

重整化与真空

对圈图的朴素量子场论计算会得到无穷大的结果,因为虚粒子可以携带任意大的动量。重整化通过将理论的裸参数与测量参数分离来解决这一问题。发散的贡献被吸收到重新定义的质量和电荷之中,剩下的预言则是有限的,可以与实验比较。这一程序于20世纪40年代末由费曼、施温格、朝永振一郎和弗里曼·戴森首次系统化。此后,肯尼斯·威尔逊等人的工作表明,有效耦合常数取决于探测时所用的能标,这是重整化群的基础。

重整化也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真空观。在量子场论中,真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所有场的最低能量态,虚粒子对会在其中涨落出现与消失。这些涨落具有可测量的效应。真空极化会在短距离上屏蔽电荷;而1947年测得的氢原子能级的微小移动,即兰姆位移,也被归因于同样的涨落。该理论的局限同样为人所知。它对引力的处理无法以相同方式实现可重整化,这推动了对量子引力的探索;而计算得到的真空能远远超过宇宙学观测推断出的数值,这一矛盾至今尚未解决。

量子信息与计算

量子信息科学以量子比特为基本单元。量子比特是一个两能级量子系统,可以处于 0 和 1 的叠加态,并能与其他量子比特发生纠缠。量子计算机对一组量子比特寄存器施加量子门,并在最后进行测量以得到结果。每个量子门都是幺正变换,因此在测量之前,寄存器的演化是可逆的。一小组通用的单比特和双比特量子门就足以近似任何其他幺正操作。

算法

有两种算法主导着公众对这一领域的印象。肖尔算法于 1994 年提出,它把大整数分解问题归约为求模幂运算的周期,并借助量子傅里叶变换提取该周期。利用量子傅里叶变换(QFT)和模幂运算,肖尔算法能够高效地找出整数的素因子。由于 RSA 和椭圆曲线密码等广泛使用的公钥方案依赖于经典计算机无法有效完成的因数分解和离散对数问题,这一加速对它们构成了主要的理论威胁。

格罗弗算法于 1996 年提出,针对无结构搜索问题。格罗弗量子搜索算法只需 $O(\sqrt{N})$ 次查询即可以高概率找到目标项,实现了二次加速。其优势并非来自并行检验每一个候选项,而是通过各轮迭代中的结构化干涉放大正确答案的振幅。对于 AES 等对称密码,其实际后果是有效密钥长度大致减半,因此建议采用更长的密钥。

硬件与纠错

物理量子比特非常脆弱,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会导致错误。量子纠错将一个逻辑量子比特编码到多个物理量子比特之上。目前最常见的纠错方案往往需要约 1000 个物理量子比特才能形成一个可靠的逻辑量子比特,因此当前的开销仍然很大。

主流硬件路线各有取舍。超导量子比特在可扩展性和近期应用方面处于领先,但在错误率和制冷需求方面面临困难。它们是约瑟夫森结电路,需在毫开尔文温度下运行。离子阱系统以激光操控的带电原子作为量子比特,其特性有所不同:门操作速度较慢(微秒到毫秒量级,而超导系统为纳秒量级),但保真度很高。在一项被归于麻省理工学院报告的双比特门保真度比较中,离子阱达到约 99.91%,超导电路约为 99.7%,中性原子为 99.48%,光子系统为 93.8%。相比之下,光子量子比特可在室温下运行,对退相干有天然的抵抗力,但在实现确定性量子门方面存在困难。中性原子阵列利用光镊排列原子作为量子比特,且原子之间可以在较大距离上实现连接。

量子密钥分发

量子密钥分发(QKD)利用量子态在双方之间建立共享的秘密密钥。BB84 协议由查尔斯·贝内特和吉尔斯·布拉萨德于 1984 年提出,它将比特编码在以两组互不兼容的测量基制备的光子态中。窃听者若测量光子,就会扰动它们,从而提高合法通信双方观测到的错误率,暴露窃听行为。该安全性部分依赖于不可克隆定理,该定理禁止对未知量子态进行完美复制。QKD 保护的是密钥交换,本身并不能加密消息;它也不同于后量子密码学,后者依赖被认为能抵抗量子攻击的经典算法。

量子传感与密码分析之争

量子传感利用原子态对外场的灵敏性,这一原理被应用于原子钟和磁力计。近年来,密码分析所需资源的估计值大幅下降。运行肖尔算法(即破解公钥加密的量子方法)所需的资源估计,在二十年间已下降了五个数量级,从 2012 年的约 10 亿个物理量子比特降至如今的约 1 万个。

2026 年,由加州理工学院领导的一个团队公布了一种量子计算机设计方案,称其只需数万个量子比特即可破解加密,并表示已成立一家公司来制造该机器。该团队与初创公司 Oratomic 有关联,这是一家由加州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创办的量子计算初创企业。其中性原子设计可以用最少 1 万个可重构原子量子比特运行肖尔算法。按照论文的假设,约 2.6 万个量子比特的系统可在约 10 天内破解 ECC-256,即为比特币和以太坊区块链提供保护的加密标准。另一项来自谷歌的估计则将门槛设定在不到 50 万个物理量子比特。这些数字都是理论推算,而非已经实现的能力;目前也并不存在能够伪造比特币签名的量子计算机。

未解问题与前沿

量子力学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实验检验,但人们并不认为它已经完整地描述了自然。其最严重的未解问题是该理论与广义相对论之间的关系。量子理论把物质和大多数力描述为在固定时空背景上展开的概率过程,而广义相对论则把引力视为时空的动力学几何。将对电磁力和核力行之有效的微扰方法应用于引力,会产生无法像以往那样通过重整化消除的无穷大,因此物理学家转而探索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等替代方案。这些途径目前都尚未做出经实验证实的预言,因此寻找可行的量子引力理论仍是核心前沿。

实验研究已开始探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引力本身是否具有量子特征。2026年回顾的方案包括:利用干涉仪探测被集体引力波模式散射的单个光子;一个获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的项目则旨在检验时空是否量子化。其他结果则较为谨慎。2026年,一个包括牛津大学物理学家在内的国际团队利用超冷原子干涉仪,测量了下落原子在引力作用下积累的量子相位,结果与爱因斯坦原理的预测相符。这证实了引力以预期的方式作用于量子物质,但并未表明引力是量子化的。2026年8月发表的一项理论研究认为,一些看似揭示量子引力的实验可能有普通的解释,这说明要将真正的特征与经典效应区分开来有多么困难。

第二个前沿关乎量子行为与经典行为之间的边界。干涉实验所用的物体越来越大,包括2026年报道的物质波干涉仪中的纳米粒子。2023年,一个团队制备出质量约16微克的机械振子的叠加态,即所谓的薛定谔猫态;此后的工作又制造出大质量原子团簇的类猫态。每一步都在缩小实验室尺度与日常尺度之间的差距,但更大的体系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也更强,除非环境被精心隔离,否则退相干会迅速破坏叠加态。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退相干本身能否解释大尺度下量子效应的消失,还是说存在某种基本极限,而自发坍缩模型的检验可能揭示这一极限。这类检验也提供了一条不依赖于诠释来探究测量问题的途径。

第三个前沿是计算。由nn个两能级量子粒子组成的体系,其状态位于维数为2n2^n的希尔伯特空间中,因此存储几百个强相互作用粒子的精确状态所需的内存,超出了任何经典计算机的容量。这正是凝聚态物理、量子化学和高能物理中的多体问题难以模拟的原因,也是理查德·费曼1981年提出用量子硬件模拟量子物理这一构想的动因。张量网络等经典方法对一维体系以及纠缠有限的态效果良好,但在更高维度以及存在阻挫或强关联的模型中,计算代价会急剧增加。由冷原子、囚禁离子或光子构成的模拟型量子模拟器已经用于研究特定模型,数字化器件也在迎头赶上:2026年有报道称,一台91比特的超导处理器借助误差缓解技术而非完整的纠错,复现了一个混沌多体电路的精确关联函数。这类器件能否在具有化学或材料学意义的问题上(而非基准测试问题上)带来实际优势,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除这些具体的研究计划之外,还有一些基础性问题,一个世纪的实验也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包括:玻恩规则为何以现有方式分配概率;波函数描述的是物理实在还是仅仅是知识;测量结果如何从幺正演化中涌现;以及量子理论能否不加修改地应用于整个宇宙,包括其最早的时刻以及黑洞的内部。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本词条其他部分讨论的各种诠释。目前实验已能排除某些选项,但主要立场在经验上仍然等价。

认可、争论与百年纪念

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辩论

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于1927年10月在布鲁塞尔召开,它成为围绕量子力学应当如何理解的第一场持续的公开争论。玻尔与爱因斯坦之间的辩论始于1927年10月24日傍晚,地点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与会的理论学者包括玻尔、玻恩、德布罗意、布里渊、狄拉克、爱因斯坦、埃伦费斯特、海森堡、泡利、普朗克和薛定谔,实验学者则有布拉格、康普顿、居里夫人和德拜。

爱因斯坦借这次会议向正在形成的哥本哈根立场发起挑战。他无法接受一个由概率而非确定性支配的宇宙。他的做法是设计思想实验。其中一个实验对双缝装置作了修改,使实验者能够判断粒子穿过了哪一条缝,同时干涉图样仍然存在。也就是说,爱因斯坦修改了双缝实验,使人们有可能判断粒子通过的是哪条缝,而干涉图样依旧存在。玻尔等人在讨论中分析了这些方案,并指出了爱因斯坦论证中的错误。这场交锋通常以玻尔对爱因斯坦的决定论异议所作的回应来概括。相关资料指出,两人从未完全解决这一争论,而物理学家至今仍将其作为奠基性的讨论加以引用。

这场争论并未在1927年结束。1930年,爱因斯坦再次提出一个方案:把光子困在一个盒子里,并以任意高的精度测量其质量,目标同样是挑战不确定性关系。此后交锋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这场辩论通常被认为从1927年一直延续到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许多细节记录也带有回顾性质。玻尔最完整的叙述写于1949年出版的一部为庆祝爱因斯坦七十寿辰的文集中,那已是会议召开二十多年之后,而且其内容依赖于记忆。

量子理论在物理学与化学领域获得的诺贝尔奖认可

量子理论多次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在物理学方面,早期获奖者包括马克斯·普朗克(1918年)、爱因斯坦(1921年,因光电效应)、尼尔斯·玻尔(1922年)、维尔纳·海森堡(1932年)、埃尔温·薛定谔和保罗·狄拉克(1933年)、沃尔夫冈·泡利(1945年)以及马克斯·玻恩(1954年)。此后的奖项涵盖了量子测量的基础问题,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技术。1973年的物理学奖包括了量子隧穿效应本身,而该效应此前已在诺贝尔奖中得到认可。1998年的化学奖则因密度泛函理论及计算方法方面的工作而授予多位学者,2022年的物理学奖则表彰了关于纠缠的实验研究。

202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约翰·克拉克、米歇尔·德沃雷和约翰·马蒂尼斯,表彰他们在电路实验中观察到隧穿和能量量子化等量子力学现象。这项工作利用了超导电路中的约瑟夫森结,其重要意义在于表明量子隧穿并非只局限于微观世界,也可以在宏观电路中再现。因此,这一奖项常被解读为连接1920年代的理论奠基与量子计算机工程之间的纽带。

2025年的百年纪念

联合国宣布设立量子科学与技术国际年。2024年6月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2025年为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IYQ)。这一年标志着相关资料所认定的一个时间节点,即1925年6月维尔纳·海森堡在德国北海岸外的赫尔戈兰岛上创立矩阵力学。正式开幕式于2025年2月4日至5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6月在赫尔戈兰岛举办的一次研讨会汇聚了量子物理学界的众多领军人物,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奖得主。

该活动旨在提升公众理解并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其既定使命是提高公众对量子科学及其应用重要性的认识,重点关注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并加强研究人员和机构之间的科学合作。全球有超过一百万人参与了由各地基层发起的一千多场活动。其宗旨包括“量子科学不属于任何人”和“人人皆可参与”。加纳和墨西哥共同牵头推动了这一倡议,近60个国家对其予以支持。

教育、公众地位与重心的转移

如今,量子力学通常是通过其技术成果来进行教学和传播的。国际年活动明确将量子教育作为重点,尤其面向发展中国家,并将这一理论阐释为晶体管、激光器和安全通信的基础。这种表述方式与过去公众对量子力学的印象形成了对照:过去的印象是,这门理论主要由关于测量与实在的悖论所主导。测量问题等关于诠释的问题仍是活跃的研究课题,但如今它们已与量子密钥分发、量子模拟和半导体器件等研究并列存在。

这一地位的变化在认可的时间脉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1927年的辩论由一小群学者进行,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诠释上。一个世纪之后,同一理论被公开展示为工业、通信和计算的基础,而其获奖成果也日益表彰那些将量子行为扩展到更大体系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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