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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海森堡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主要奠基人之一,提出了矩阵力学与不确定性原理,对20世纪物理学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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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卡尔·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1901年12月5日—1976年2月1日)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也是量子力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于1925年建立的矩阵力学表述以及1927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为解释原子现象确立了全新的数学与概念体系。因对创立量子力学所作出的贡献,他被授予193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于1933年颁发)。(nobelprize.org)

海森堡的学术生涯还涉及纳粹德国时期的核研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科研机构的重建。他自1942年起担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此后又在哥廷根和慕尼黑领导其后继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他积极参与国际科学合作,并撰写了多部关于物理学诠释的著作,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科学发现。学者们通过机构档案、书信及其他历史文献来审视他战时的一系列活动,并将其有据可查的实际作为与战后关于其动机的回溯性陈述加以明确区分。(mpp.mpg.de)

早年生活与学术训练

1901年12月5日,维尔纳·卡尔·海森堡出生于德国维尔茨堡,是奥古斯特·海森堡(August Heisenberg)与安妮·韦克莱因(Annie Wecklein)的次子。其父曾在维尔茨堡的一所文理中学教授古典语言,并在维尔茨堡大学教授希腊语文献学,后于1910年接任慕尼黑大学中世纪及现代希腊语文献学讲席教授。他的外祖父尼古劳斯·韦克莱因(Nikolaus Wecklein)是一位古典文献学家,曾任慕尼黑马克西米利安文理中学校长。因此,海森堡成长于一个充满学术氛围的家庭,但其家族的专业兴趣集中于语言与古典学,而非自然科学。(nobelprize.org)

海森堡于1911年9月进入马克西米利安文理中学就读,并于1920年毕业。尽管该校课程侧重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但他最浓厚的兴趣却日益转向数学和物理学。他的数理教师克里斯托夫·沃尔夫(Christoph Wolff)通过提供超出教学大纲的附加习题和学习资料对他加以鼓励。他自学了微积分,钻研了数论,并自主阅读了有关相对论的论著。在毕业考试中,他运用微积分求解了考虑空气阻力的抛体运动问题,这一成果大大超出了学校的要求。因此,他的科学素养既源于正规教育,也得益于广泛的自主数学钻研。(history.aip.org)

1920年秋,海森堡进入慕尼黑大学深造。他最初打算攻读纯数学,但在与数学家费迪南德·冯·林德曼(Ferdinand von Lindemann)进行了一次不甚愉快的面谈后,他转而决定学习理论物理。阿诺德·索末菲破格将他直接招入高年级研讨班,让学生们探讨原子理论的最新研究和未决难题。在那里,海森堡结识了沃尔夫冈·泡利,两人结为密友,并在科学探讨中长期保持着具有批判精神的通信交流。海森堡早期的研究课题是反常塞曼效应,即磁场中的光谱线分裂现象;其研究成果构成了他于1921年11月提交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在进行这一光谱学研究的同时,他还探讨了包括涡街在内的经典流体力学问题。(history.aip.org)

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探讨的是流体流动而非量子理论。这篇长达59页的论文题为《论流体流动的稳定性与湍流》(On the Stability and Turbulence of Fluid Flow),于1923年7月10日提交,提出了一种处理从光滑层流向湍流转变的近似数学方法。索末菲对其展现出的高超数学能力和物理洞察力大加赞赏。然而,在7月23日的口试中,海森堡在实验物理学方面的短板暴露无遗:他未能圆满解释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以及蓄电池的工作原理。威廉·维恩给出的负面评价与索末菲的积极评价相互折衷,导致海森堡的博士最终成绩仅为三等(即优等,cum laude)。尽管如此,他仍在经过短短三年的大学学习后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history.aip.org)

海森堡前往哥廷根的历程由数次学术访问促成。1922年6月,他陪同索末菲前往聆听尼尔斯·玻尔关于原子结构的讲座;1922年11月至1923年3月间,他在哥廷根与马克斯·玻恩合作,研究包括氦原子能态在内的问题。取得博士学位后,他于1923年10月重返哥廷根担任玻恩的助手。在哥廷根,他接触到了与戴维·希尔伯特紧密相关的数学方法,以及詹姆斯·弗兰克的实验原子物理学。1924年7月28日,海森堡凭借对反常塞曼效应的研究通过特许任教资格答辩,获得了独立授课资格(venia legendi),年仅22岁便成为一名编外讲师(Privatdozent)。1924年间,他对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的访问,又为他在慕尼黑和哥廷根的训练之外增添了另一处重要的学术阵地。(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矩阵力学的创立

海森堡这项工作所针对的直接问题,是旧量子论在原子光谱学中所取得成效的不均衡。尼尔斯·玻尔的模型成功解释了氢的主要谱线,但若要将基于轨道概念的计算推广至更复杂的原子与分子,事实证明极为困难。此外,在光谱中观测到的频率对应的是原子能级之间的差值,通常并不对应经典电子轨道的基频与谐波。因此,海森堡试图建立一种以跃迁频率及决定谱线强度的物理量为核心构建的力学,而非依赖假设性的轨道轨迹。这种做法既保留了辐射与原子能级差之间经实验验证的正确关联,又摒弃了必须重构电子绕核运动的要求。(nobelprize.org)

他发表于1925年的论文(通常被称为《重新诠释》(Umdeutung)论文)用由两个定态指标标记的物理量阵列,取代了经典力学中含时间的坐标。用现代符号表示,位置量具有形式 Xmn(t)=XmneiωmntX_{mn}(t)=X_{mn}e^{i\omega_{mn}t},其中 ωmn=(Em−En)/ℏ\omega_{mn}=(E_m-E_n)/\hbar,而 ℏ=h/(2π)\hbar=h/(2\pi) 为约化普朗克常数。这两个指标标明了由跃迁相连的两个状态;振幅模值的平方则用于计算跃迁几率与辐射强度。因此,这些振幅虽不能单独解读为轨道上的某一位置,却与可观测现象紧密相连。海森堡并未立刻着手求解复杂原子的结构,而是先在包括非简谐振子在内的简单力学系统上对他的构想进行了检验。(arxiv.org)

决定性的数学步骤在于乘法。跃迁频率满足组合法则 ωmk+ωkn=ωmn\omega_{mk}+\omega_{kn}=\omega_{mn}。为了在动力学量相乘时保持这一结构,海森堡引入了对中间态的求和。用现代矩阵记号表示,这一运算法则为:

(AB)mn=∑kAmkBkn.(AB)_{mn}=\sum_k A_{mk}B_{kn}.

与普通数的乘法不同,该运算通常给出 AB≠BAAB\ne BA:颠倒次序会改变参与运算的矩阵元组合方式。马克斯·玻恩认识到海森堡的数阵和乘法规则属于矩阵代数,帕斯夸尔·约尔当则协助建立了其系统性的表述。由此诞生的矩阵力学使用矩阵来表示物理量,而不是用确定轨迹的数值函数。因此,其非对易性是原子动力学数学描述本身的内在组成部分,绝非单纯在计算过程中增加的繁琐障碍。(site.physics.georgetown.edu)

这一最初的提议迅速演变为一项协同研究计划。玻恩与约尔当的论文《论量子力学》(Zur Quantenmechanik)于1925年面世;玻恩、海森堡与约尔当三人合作的篇幅更为宏大的论文于1925年11月16日投稿,并于1926年发表,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在其成熟表述中,位置与动量满足正则对易关系 XP−PX=iℏIXP-PX=i\hbar I,其中 II 为单位矩阵。运动方程与经典力学仍保持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但出现在其中的物理量却遵循着一套不同的代数规则。因此,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比单纯排斥“直观形象化”更为明确:该理论在计算能量和跃迁时,不再以确定的经典电子轨道作为出发点。有关测量以及对该形式体系的诠释问题,在随后的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拓展。(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海森堡荣获了193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该保留奖项延至1933年方才颁发。授奖评语表彰了他创立量子力学,以及由此促成氢的“同素异形体”的发现。这里指的是正氢与仲氢,即根据核自旋排列及相应转动态来区分的两种氢分子形态,而非不同的化学元素或同位素。海森堡于1933年12月11日发表了诺贝尔演讲《量子力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因此,获奖归属年份与实际颁奖年份并不相同。(nobelprize.org)

不确定性原理与量子诠释

海森堡于1927年发表的论文《论量子论运动学与力学的直观内容》(Über den anschaulichen Inhalt der quantentheoretischen Kinematik und Mechanik),探讨了如何在不恢复经典电子轨道的前提下,使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体系获得可理解的物理内涵。该论文于3月23日投递,主张通过能够测定位置、速度等物理量的实验来定义这些量本身。例如,电子的位置并非源于预先假定的独立轨道,而是通过具体的观测获得其操作性意义。海森堡将对这类测定的限制与量子预测的统计特性联系起来;他的论证将实验思想实验与当时刚发展出的狄拉克-约当变换理论结合在了一起。(chem.academy)

他最著名的例证是伽马射线显微镜思想实验。确定电子的位置需要探测其散射的辐射:波长越短,空间分辨率越高,但散射过程也会向电子传递动量。在修正后的论证中,显微镜接收具有一定孔径角的光线,因此无法精确确定散射光子的出射方向,从而导致电子的反冲动量具有不确定性。示意性地看,对于波长为 λ\lambda、孔径半角为 α\alpha 的情形,位置分辨率的数量级为 λ/sin⁡α\lambda/\sin\alpha,而横向反冲动量的不确定量数量级则为 hsin⁡α/λh\sin\alpha/\lambda。两者的乘积因而具有 hh 的数量级。这是一种物理估算,而非现代教科书中所用精确数值下界的推导。(chem.academy)

严格的位置-动量不确定性关系由厄尔·赫塞·肯纳德(Earle Hesse Kennard)于1927年晚些时候给出普遍证明:

Δx Δp≥ℏ2.\Delta x\,\Delta p\geq\frac{\hbar}{2}.

在此,xx 与 pp 分别表示同一轴向上的位置与动量,ℏ=h/(2π)\hbar=h/(2\pi) 为约化普朗克常数,而不确定度则是特定量子态下的标准差:

Δx=⟨x2⟩−⟨x⟩2,Δp=⟨p2⟩−⟨p⟩2.\Delta x=\sqrt{\langle x^2\rangle-\langle x\rangle^2}, \qquad \Delta p=\sqrt{\langle p^2\rangle-\langle p\rangle^2}.

尖括号表示期望值。与海森堡的数量级估算不同,该表述明确给出了具体的统计量及严格的数值下界。它对由相同制备系统所测得的位置分布与动量分布施加了约束。(arxiv.org)

因此,必须区分三个不同的概念。态不确定性关乎即便使用理想仪器,特定制备态在测量结果上的离散程度。测量误差关乎仪器测量目标可观测量的准确程度。测量引起的扰动则关乎测量过程如何改变系统后续的行为。标准差不等式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其分布可以通过在各自独立、相同制备的系统上分别测量位置与动量来获得。该不等式本身并未描述先测位置进而扰动动量的连续测量序列。更普遍而言,这种简单的乘积界限不能自动推广到对误差和扰动的任意定义上;小泽正直在2003年的分析中针对特定定义的均方根量度证实了这一局限性。(arxiv.org)

与尼尔斯·玻尔的讨论在论文发表前改变了海森堡的表述。在校样附注中,海森堡承认玻尔指出了文中的疏漏,特别是显微镜孔径角的重要性。仅靠反冲本身并不能确立所需的不确定性:允许确定位置的光学条件,同时也限制了获知反冲方向的精确度。海森堡对“直观性”(Anschaulichkeit,兼具可视化与直观可理解性)的关注,因而与玻尔逐渐成形的主张产生了交汇——玻尔坚持波和粒子的描述必须结合考虑,而不是仅仅将量子限制归因于不连续碰撞的结果。(chem.academy)

玻尔于1927年9月16日在科莫会议上提出了互补原理,并在1928年的论文《量子公设与原子理论的最新进展》中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强调了应用经典描述概念所依赖的实验条件:支持精确时空局域化的实验装置,与支持精确动量-能量核算的实验装置是互斥的。尽管经典语言在原子过程中的无限制应用已被否定,但在描述实验仪器与观测结果时它仍然必不可少。这些论证与海森堡的操作性分析虽有联系,但并不相同。后人冠以的“哥本哈根诠释”这一称谓,并不意味着这两位物理学家在1927年阐述的是一套单一且恒定不变的信条,亦不意味着不确定性不等式本身就彻底解决了量子理论的诠释问题。(nature.com)

莱比锡时期与量子研究的拓展

1927年10月,年仅25岁的海森堡出任莱比锡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彼得·德拜就任实验物理学教席、弗里德里希·洪德于1929年加盟,以及数学家巴特尔·伦德特·范德瓦尔登于1931年的到来,共同促成了一个涵盖原子理论、实验及数学方法的研究群体。该群体的学生与合作者包括费利克斯·布洛赫、鲁道夫·佩尔斯、爱德华·泰勒以及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教学与科研通过“物质结构研讨班”紧密联系在一起;该研讨班由海森堡自1929年冬季起主持,随后与洪德共同负责。一年一度的莱比锡大学周也为该环境引入了国际学者:在1928年6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首届会议上,保罗·狄拉克讨论了他的相对论性电子方程,弗里茨·伦敦则阐述了化学键理论。(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他于1928年5月20日收稿的论文《论铁磁性理论》(On the Theory of Ferromagnetism)回应了经典解释的一处具体缺陷:原子间普通的磁相互作用过于微弱,根本无法解释皮埃尔·外斯理论中所需的有效内场。海森堡转而将电子间的电相互作用与泡利不相容原理相结合。由于全同电子要求总波函数具有反对称性,它们的空间构型与自旋角动量状态便无法彼此独立地处理。由此产生的交换作用贡献能够促使自旋平行排列,而无须依赖同样强度的直接磁力。这把此前用于氦原子和化学键的思想推广到了多电子固体中。海森堡模型描述了晶格上相互作用的自旋体系;其核心问题在于交换作用能否产生自发磁有序,以及热涨落如何破坏这种有序状态。1928年的这一处理是对铁磁性的一种近似解释,而非针对所有铁磁金属的完备微观理论。(neo-classical-physics.info)

与沃尔夫冈·泡利的通信记录了这些成果在批评与修正中逐渐成形的过程。1928年5月3日至14日的信件讨论了交换作用、近邻原子数、居里点以及交换积分的符号;一份日期为5月14日的附言采纳了泡利的磁化率计算。两人的交流还在1928年6月探讨了狄拉克的辐射理论,在1929年7月探讨了负能量困难。1933至1934年间,海森堡多次回应泡利对自己处理狄拉克空穴理论方式的质疑。这些标明了日期的往来信件表明,他们始终在对中间计算过程和物理假设进行持续审视,而非仅仅传阅已完成的研究结论。(files.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莱比锡时期的研究范畴从核外电子进一步拓展至原子核。在1932年6月7日收稿的《论原子核的结构 I》(On the Structure of Atomic Nuclei. I)中,海森堡研究了仅由质子和中子构成、不包含电子作为核内成分的原子核。该论文讨论了原子核的哈密顿量、电荷-质量关系、氦核的非凡稳定性以及放射性衰变序列。原子核的结合由此成为一个独特的量子多体问题,而不再仅仅是原子光谱学的又一种应用。交换力依然是一个活跃的研究课题:在1934年1月18日写给泡利的信中,他结合费米的β衰变理论讨论了中子-质子交换作用。(link.springer.com)

高能宇宙射线开辟了另一个研究方向,它涉及粒子产生与簇射过程,而非束缚态能谱。在1936年5月26日和30日的信件中,海森堡思考了簇射形成、费米理论中的多粒子产生以及相互作用截面。他提出的“爆炸簇射”将多重产生视为一种基本过程,并促使他探寻非线性量子场论方程。这些都是处于探索之中的设想:到1937年1月21日,他的通信已明确承认海平面以上的簇射形成主要由级联过程主导,同时他仍在继续探索强穿透性簇射的其他机制。(files.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学术生涯

1933年后,海森堡继续在莱比锡大学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而当时的学术体系正经历由纳粹主义推行的重组。1933年4月颁布的《恢复职业公务员法》成为从公职人员中清除犹太血统雇员的机制;解雇浪潮也波及威廉皇帝学会,该学会开除了126名雇员,其中包括104名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33年移居美国,卸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一职。这些学者的离去改变了大学的研究网络以及德国主要科研机构的领导层。(mpg.de)

海森堡面临的主要公开冲突围绕着“德意志物理学”运动展开,其主要倡导者菲利普·莱纳德和约翰内斯·斯塔克抨击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犹太式的”和“非德意志的”。他们的攻讦不仅限于学术出版,还延伸到教学与教职任命。海森堡顶住压力继续讲授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并于1936年2月26日在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上撰文捍卫现代理论物理学。他还与实验物理学家汉斯·盖革和马克斯·维恩共同向帝国教育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反对官方贬损理论物理学,并强调其在培养物理学家方面的重要性。(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在慕尼黑大学物色阿诺德·索末菲的继任者期间,这场争端的影响变得尤为严重,而海森堡原本是系内最看好的候选人。1937年7月,斯塔克在党卫队报纸《黑色军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领域的“白种犹太人”》的抨击文章。这一称谓针对的是那些支持与犹太研究人员相关理论的非犹太裔科学家。该文单挑出海森堡进行抨击,将他维护爱因斯坦研究成果的行为定性为政治上可疑,并要求将这类科学家驱逐出德国思想界。因此,这场争议不仅威胁到海森堡所讲授理论的地位,也直接危及他的职业前途。(arxiv.org)

海森堡直接向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提出申诉,要求要么证实这些指控——若是如此他将辞职,要么予以澄清并保护他免受进一步攻击。随后党卫队展开了调查与审讯。1938年7月21日,希姆莱致信海森堡,洗清了对他的指控,针对他的攻击行动也随之平息。但这番干预并未帮他确保慕尼黑的教职:1939年12月,索末菲的讲席最终由空气动力学家威廉·穆勒接任。海森堡一直留在莱比锡,直到1942年调往柏林。(arxiv.org)

1942年7月,海森堡被任命为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一机构任命与他参与德国铀计划是两回事,后者早在1939年就已在军方主持下启动。出任所长使他执掌了一所战时工作包含核研究的成熟研究机构;但这既不标志着铀计划的开端,也没有让这项协作研究成为他个人的独揽项目。(mpp.mpg.de)

德国铀工程

1938年12月奥托·哈恩与弗里茨·施特拉斯曼发现核裂变,并经莉泽·迈特纳和奥托·弗里施做出理论解释后,为能源生产与爆炸性武器的研制开辟了可能。德国于1939年4月成立了最初的研究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陆军军械局于9月重组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在非正式场合被称为“铀俱乐部”(Uranverein),由若干科研院所和大学研究小组组成,而非海森堡领导下的单一实验室。库尔特·迪布纳负责最初的军方协调;哈恩、保罗·哈特克、瓦尔特·博特、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等人则负责研究该课题的不同方面。海森堡于1939年9月加入,受命对“铀机”(即核反应堆)展开理论研究。(mpiwg-berlin.mpg.de)

反应堆研究与核武器研制虽然都关注中子引发的链式反应,但需要不同的物理条件和工业流程。使用天然铀的反应堆可以借助重水等慢化剂降低中子速度,从而增加引发进一步裂变的几率。而铀弹则需要大规模的同位素浓缩和极快的中子链式反应;仅建造一个慢化的实验堆装置本身并不能制成实用的武器。海森堡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2月的报告中探讨了链式反应、铀组分以及慢化剂的作用。随后德国的实验集中在铀与重水的配置方案上,包括罗伯特和克拉拉·德珀尔与海森堡在莱比锡开展的工作,以及卡尔·维尔茨在柏林主持的实验。(osti.gov)

1942年间,科学评估与行政决策缩小了该项目的实际目标。2月的一次会议评估了铀与重水的生产、同位素分离以及反应堆实验。6月的进一步讨论有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出席,当时得出的评估是:研制原子弹需要数年的额外工作和巨额开支,无法成为战时立即可用的武器。项目的管理权遂从陆军军械局移交给帝国研究委员会,反应堆研制成为首要目标。这种名义上向民事管理的移交,并未使该研究脱离纳粹德国的体制机构,也未排除其潜在的军事应用。(mpiwg-berlin.mpg.de)

从柏林的疏散工作始于1943年,德国西南部的黑欣根成为研究所搬迁后的基地。搬迁是逐步进行的:1944年柏林继续进行反应堆实验,同时在南部筹备另一套装置。最后一组代号为 B-VIII 的实验装置于1945年安装在附近黑格洛赫的一座岩石地窖中。它用铀立方体的空间点阵取代了该团队早期的层状排列,这种方法此前已由迪布纳的研究人员进行过探索。黑欣根因此作为机构与科研基地,而黑格洛赫则容纳了最终的实验装置。(mpiwg-berlin.mpg.de)

在黑格洛赫,664块边长约5厘米的铀立方体被悬挂在一个容器中,随后注入重水。周围的石墨有助于将逃逸的中子反射回装置内。研究人员通过外部中子源和测量探头,得以在添加慢化剂的过程中监测中子增殖情况。测量到的中子数量有所增加,但该装置仍处于次临界状态:它无法脱离外部中子源独立维持自持链式反应。在战争结束前,已无法获得额外的铀和重水来扩大装置规模。因此,记录在案的结果是一次次临界反应堆实验,而非一台运行中的动力反应堆或一枚原子弹。(haigerloch.de)

哥本哈根、法姆庄园与历史记录

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当时处于德国占领下的哥本哈根拜访尼尔斯·玻尔。两人的私下交谈涉及核能用于军事的可能性,但由于缺乏当时的谈话记录,其确切措辞以及海森堡的真实意图至今未有定论。因此,有据可查的访问事实必须与当事双方日后提出的各执一词的解释区分开来。尤其是所谓海森堡试图促成各国物理学家达成不研发核武器国际协定的说法,乃出自他后来的回忆叙述,而非1941年独立记录在案的协定或提议。(nbarchive.ku.dk)

这一说法的来源背景尤为关键。海森堡在读过罗伯特·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1956年首次以德文出版)后,于1956年11月17日向作者寄去了勘误意见。容克随后请求了解关于哥本哈根之行的更多细节,海森堡遂于1957年1月18日回信。在信中,海森堡回忆称自己曾提出战时铀研究的道德问题,并暗示物理学家或许可以克制不制造原子弹。但他同时也承认自己的记忆可能并不准确,当时的谈话原话已无法确凿复原;实际上,他还把访问时间试探性地记成了10月下旬而非9月。该信件的节录刊载于该书1957年的丹麦文版中;因此,公开发表的选段属于战后与作者的通信交流,而非战时的原始记录。(files.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玻尔在多封未寄出的回复草稿中对海森堡的说法提出了异议。档案馆认定年代最早的现存草稿写于1957年底或1958年初,是在玻尔逝世后于其收藏的容克著作丹麦文版中发现的。2002年2月6日,尼尔斯·玻尔档案馆经其家族授权提前解密了11份文件,免除了原定持续至2012年的保密限制。这批覆盖1957年至1962年的档案包含玻尔起草的10份草稿或备忘录,以及海森堡寄来的一封信件——并非11封写好的抗议信。其未完稿的性质十分重要:档案馆提醒道,这些文件是在会面至少16年之后写成的,部分文件的撰写时序尚存疑,且玻尔也屡次记错了会面的具体时间。(nbarchive.ku.dk)

法姆庄园的资料则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证据。从1945年7月3日到1946年1月3日,盟军将十位德国核科学家拘留于英格兰的一处乡间宅邸,并在“厄普西隆行动”下秘密窃听并记录他们的谈话。与海森堡一同被拘留的包括奥托·哈恩、瓦尔特·格拉赫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等人。文字记录保留了他们在8月6日得知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消息时的反应:海森堡起初表示难以置信,随后讨论了分离铀同位素所需的庞大工业投入。随后的交谈涉及技术认知、责任归属以及德国为何未能制造出原子弹的解释。这些是羁押期间的实时谈话记录,而非多年后为出版发表而写下的追忆。(germanhistorydocs.org)

尽管如此,法姆庄园的记录并不能作为整个战争期间个人真实意图的直白写照。原始录音并未保留下来;流传至今的报告包含经过筛选的转录本、摘要,且绝大部分已被翻译为英文。这些于1992年公开的档案记录了被拘留者在特定情境下的言论,却不能理所当然地证明其每一句事后陈述都完全属实。迈克尔·弗莱恩于1998年首演的话剧《哥本哈根》则属于另一类创作:该剧借由海森堡、玻尔以及玻尔的妻子玛格丽特之口,将各种不同的历史重构戏剧化。剧中虚构的对话激发了公众对这段历史的兴趣,也推动了档案的解密公开,但它无法为1941年的那场对话提供缺失的历史证据。(physicstoday.aip.org)

1945年后的科研机构重建

1946年4月至9月间,经英国占领当局许可,原威廉皇帝物理学研究所在哥廷根重建为马克斯·普朗克物理学研究所。海森堡重新出任所长,并由副所长马克斯·冯·劳厄协助。重建工作包括补充二战结束时损毁丢失的设备与图书资源,并重新搭建设系架构:自1946年6月起,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主持理论物理系,卡尔·维尔茨主持实验物理系。该所最初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核物理学和宇宙线领域,而盟军的限制规定则约束了利用核裂变进行能源生产的研究。1947年7月1日,路德维希·比尔曼出任新设立的天体物理系主任;1950年,海因茨·比林开始领导数值计算研究组。(mpp.mpg.de)

随着1955年10月1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并在巴伐利亚州政府的资助下兴建新址,研究所迁往慕尼黑。1958年9月1日,研究所正式迁入慕尼黑-弗赖曼,并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物理与天体物理研究所。海森堡担任常务所长,比尔曼主管天体物理研究所,格哈德·冯·吉尔克主管实验物理学。因此,这一新名称反映出具有明确学术分工的组织架构,而不仅是一次地址搬迁,或单纯将天体物理学并入海森堡个人的研究规划中。(mpp.mpg.de)

除自己的研究所外,海森堡还在1949年至1951年间担任德国研究委员会(Deutscher Forschungsrat)主席。该委员会获得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以及哥廷根、海德堡、慕尼黑各科学院的支持,致力于向联邦与州政府提供咨询、协助筹措科研经费,并在国际上代表德国科学界。这些职责与重组后的德国科学应急学会(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有所重合,导致了在科研资助管辖权方面的分歧。1951年8月2日,两家机构合并成立德国科学基金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将原本处于竞争状态的体制整合为单一组织。(dfg.de)

另一个发挥重建作用的机构是联邦德国于1953年12月10日设立的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海森堡出任首任主席,并一直任职至1975年。德国研究委员会着眼于国家科研政策与对外代表,而洪堡基金会则通过向赴德学者提供奖学金来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在1954年的首次遴选会议上,基金会从来自35个国家的257份申请中评选出78位学者给予资助;入选者每月获发350德国马克。除资助外,基金会还举办年度聚会,并自1957年起组织联谊会议,以加强访问学者与基金会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humboldt-foundation.de)

1951年12月,海森堡还代表德国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会议,该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筹建欧洲核子研究理事会的决议。他积极推动德国政府参与并资助这一后来发展为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项目。临时理事会起草了于1953年签署的公约;1954年9月29日,常设机构正式成立,联邦德国成为其12个创始成员国之一。这一机制建立起了一个共同的欧洲科研机构,而非各自设立分散的国家级设施,且其公约明确排除了用于军事目的的研究,并要求科研成果必须公开发表或以其他方式向公众开放。(mpp.mpg.de)

1957年4月12日,在有关西德军队是否配备核武器的辩论中,海森堡与其他17位核科学家联名签署了哥廷根宣言。该宣言呼吁联邦德国主动放弃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联名者还声明,他们绝不参与制造、试验或使用此类武器。他们将这一抵制态度与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支持明确区分开来,并承诺将继续协助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发展。(mpg.de)

晚期研究与统一理论的探索

海森堡晚期的研究延续了他对散射以及支配粒子相互作用之数学条件的研究。他与沃尔夫冈·泡利之间的通信详细记录了有关S矩阵(连接入射与出射粒子态)的探讨。在1957年2月27日的一封信中,他论证道,针对非物理“鬼态”的一种处理方案能够保持S矩阵的幺正性——即总概率守恒所必需的条件——且非因果波不会对期望值产生贡献。1957年12月16日,他讨论了对称群与守恒律之间的关系,包括与重子数守恒相关的规范群。这些探讨针对的是发展中理论的自洽性问题,而非实验确证的粒子性质报告。(files.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自1953年起,海森堡将越来越多的精力集中在基本粒子的统一场论上。与他1925年创立量子力学不同,这一构想试图为各种粒子及其相互作用提供特定的动力学解释。在1956年的林道讲座中,他否定了为每种粒子单独引入一种基本场作为终极解释的做法。相反,质子、电子和介子等粒子应当作为某种底层物质方程的不同解而涌现;它们的质量应当源自相互作用,而非作为独立指定的量直接引入。因此,该理论的目标是解释粒子谱,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描述已知粒子的框架。(nobelprize.org)

其核心构想是非线性旋量理论:一种包含自相互作用项的狄拉克型相对论场方程。旋量场提供了与半整数自旋相关的数学结构,而非线性项则让该场发生自相互作用。量子化过程引发了涉及奇点、因果性以及概率诠释等方面的更多困难。海森堡在态空间中探索了不定度规,同时试图为实验中可探测到的入射与出射粒子保留常规的正概率。在1962年的林道讲座中,他还描述了一种对称性低于基本方程的基态。这些都是为其理论提出的结构性构想,而非量子场论中被普遍接受的公理或要求。(mediatheque.lindau-nobel.org)

汉斯-彼得·迪尔成为该项目的主要合作者。1959年3月,海森堡、迪尔、海因里希·米特、齐格弗里德·施利德和山崎和夫完成了一篇长篇论文,阐明了该理论的基础,并报告了共振态的近似计算结果。随后的工作探讨了核子和超子的分类,并尝试计算电磁精细结构常数。这些计算属于该模型推导出的理论结果;即便某些物理量声称与观测相符,也并不能确立该底层方程即为完备的基本粒子理论。海森堡本人在1962年也承认,写出一个方程仅仅提供了一个框架,仍需通过数学分析来确定其本征值能否再现观测到的粒子。他的英文教科书《基本粒子统一场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Elementary Particles)于1966年出版。(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这项理论研究计划仅占该研究所不断扩大的科研活动的一部分。1958年9月1日迁至慕尼黑后,马克斯·普朗克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由海森堡出任所长,并由路德维希·比尔曼主管天体物理学,格哈德·冯·吉尔克负责实验物理学部。1960年6月28日,加兴成立了一所独立的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由包括海森堡和另外六位同行在内的科学管理小组负责领导。迪尔于1963年5月出任理论物理学部负责人,而实验粒子物理团队也开展了各自的研究计划,包括参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实验。这些平行开展的工作各有独立负责人和研究目标,并不都是海森堡非线性旋量方程的应用。(mpp.mpg.de)

哲学著作、个人生活与纪念

海森堡的著作《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的革命》(Physics and Philosophy: The Revolution in Modern Science,1958年)基于他1955年至1956年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发表的吉福德讲座,将量子力学置于有关物质、认识与实在的更广阔思想史背景中进行阐释。他并未将哲学问题视为对物理学的外部注脚,而是深入审视了物理概念与数学描述中所蕴含的前提假设。书中关于经典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对哥本哈根诠释的批评以及语言局限性等章节,将他对现代科学的论述与认识论及科学哲学中的问题紧密相连。(giffordarchives.org)

柏拉图的思想为他提供了一个尤为重要的参照坐标。在《物理学与哲学》中,海森堡将古代不可摧毁的实体原子观念与高能碰撞中的粒子转变进行了对比。他主张,基本粒子最终应当被理解为数学形式:并非柏拉图《蒂迈欧篇》(Timaeus)中的静态几何多面体,而是某种底层动力学规律的解。这是海森堡对物理学发展方向的哲学解读,而非量子理论必然推导出的普遍结论。这种对比将“永恒性”归于数学规律本身,同时允许由这些规律所描述的物理实体产生、湮灭或发生转化。(history.aip.org)

在他晚年的思考中,自然的统一性与这种对底层数学结构的偏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将自己的非线性旋量理论纲领视为该构想的一种可能实现,试图以一个高度对称的场方程替代柏拉图式的几何形式,并期望从中推导出物质的各种性质。他的回忆录《部分与整体》(Der Teil und das Ganze,1969年;英译本题为 Physics and Beyond,1971年)同样将科学的发展历程与哲学探讨结合在一起。这些著作表达了他个人的学术追求;这种统一描述的主张是他研究的目标,而非该理论纲领已被实验证实的成果。(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1937年,海森堡与伊丽莎白·舒马赫(Elisabeth Schumacher)结婚,两人育有七个子女。在科学研究之余,他始终对古典音乐抱有浓厚兴趣,并且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钢琴家。诺贝尔基金会于1965年重新发布的传记记载特别指出,弹钢琴是他在物理学之外的主要志趣之一,并记录了其全家在慕尼黑的居所。(nobelprize.org)

海森堡于1970年退休,但仍继续前往其研究所工作,撰写学术论文、通俗文章与讲稿,并着手修订关于非线性旋量理论的著作。他此后的活动包括于1972年9月赴的里雅斯特附近参加纪念保罗·狄拉克七十寿辰的专题研讨会。1976年2月1日,海森堡在慕尼黑家中逝世。(heisenberg-gesellschaft.de)

逝世后,马克斯·普朗克物理学研究所被冠以“维尔纳·海森堡研究所”的荣誉称号。这一命名旨在纪念他对该机构的长期领导,包括战后在哥廷根的重建,以及1958年作为马克斯·普朗克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研究所的一部分迁往慕尼黑;这是一个附加的荣誉名称,而非成立了一个单独的研究所。(mpp.mp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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