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年代学是研究地质事件发生时间及地质过程持续时间的科学。它确定岩石、矿物、沉积物、化石、地貌及行星物质的数值年龄和时间关系。其方法涵盖测量单个矿物颗粒中的放射性衰变、计数年层,以及对比磁场倒转记录等。这些方法共同为地质学、生命史和太阳系演化提供了时间框架。
地质年龄并不只是样品的一项固有属性,而是指该样品所记录的某个特定事件的发生时间,例如矿物结晶、冷却、沉积物沉积、地表暴露或化学蚀变。因此,明确测量结果所对应的事件,与精确测定年龄同样重要。现代地质年代学将实验室测量与野外地质关系、矿物结构、物理模型和统计分析相结合,以重建任何单一定年手段都无法厘清的历史。
地质时间与年代的含义
地质年代学区分事件的先后顺序、数值年龄及其持续时间。相对定年确定某一事件先于另一事件发生;数值定年则以年等单位估算事件发生的时间或时间区间。较早使用的“绝对定年”一词至今仍很常见,但“数值定年”更能体现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年龄都有不确定性,而且都取决于对测年材料的解释。如果对地质背景的理解有误,即使测量精度很高,所测得的也可能并非目标事件的年代。
地质年代学与地层学,尤其是年代地层学,有一个重要区别。地质年代单位将时间划分为宙、代、纪、世和期。与之对应的年代地层单位——宇、界、系、统和阶——则用于划分在这些时间区间内形成的岩层。因此,侏罗纪是一个时间区间,而侏罗系则包括归属于这一时间区间的岩层。这两套分类相互协调,但描述的对象不同。
地质年代表将这些划分与数值年龄估计相结合。显生宙的许多界线由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通常简称 GSSP)定义,即在某一特定岩石剖面中正式选定的一个点位。随着测年技术的改进,该点位的数值年龄估计可以改变,而用于定义界线的实际点位无需移动。一些较古老的时间单位则直接以数值年龄定义界线。在比较不同年份发表的地质年代表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
矿物记录的事件取决于其自身的演化历史。火山灰中的锆石晶体可能较为准确地记录一次喷发的年代,但其中继承自早期物质的锆石核可能古老得多。云母记录的可能是造山运动后的冷却时间,而非其所在岩石的结晶时间。贝壳可能大致记录生物体的生长时间,但其化学组分中也可能含有有效年龄不同的碳。一个沉积层中,可能含有从比其沉积时间早数十亿年的岩石中侵蚀出来的颗粒。
地质年代的符号用法也需谨慎。ka、Ma 和 Ga 通常分别表示千年、百万年和十亿年。不同出版物在区分年龄与持续时间时采用的惯例不一,因此明确给出定义十分重要。在放射性碳测年中,“距今”(before present,简称 BP)按惯例以公元1950年为基准,而不是以测量当年为基准。未经校准的放射性碳年龄与经校准的日历年龄是不同的量,不能混用。
从相对序列到以数值年代标定的地球历史
地质年代学的基础早在数值定年方法出现之前便已奠定。1669年,尼古拉斯·斯泰诺阐述了解释沉积地层的基本原理,包括地层叠覆律和原始水平律。在未受扰动的地层序列中,较年轻的岩层通常位于较古老的岩层之上。切割关系提供了另一条判定先后顺序的准则:侵入体或断裂的形成必定晚于其所切穿的物质。这些原理使人们即使不知道各事件持续了多久,也能重建其发生序列。
18世纪末,詹姆斯·赫顿将不整合面以及沉积、变形和侵蚀反复发生的旋回,视为地质历史极其漫长的证据。此后,威廉·史密斯证明,可以根据化石组合识别和对比沉积地层;他绘制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质图于1815年问世。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于1830—1833年首次出版,推动了对长期作用的地质过程的研究。尽管数值年代尺度仍缺乏可靠约束,地质事件的相对先后顺序却已划分得越来越精细。
19世纪对地球年龄的估算主要依据沉积物累积、海洋化学和行星冷却。威廉·汤姆孙,即后来的开尔文勋爵,计算出的冷却年龄远小于现代公认的地球年龄。他的模型在处理地球热演化历史时,所采用的假设未能充分反映地球内部的热量输运和放射性生热。后来,人们认识到地幔对流和放射性衰变生热的作用,才明白为何仅凭冷却计算无法可靠地确定地球的形成年龄。
亨利·贝克勒尔于1896年发现放射性,随后玛丽·居里、皮埃尔·居里等人开展了相关研究,为年代学奠定了新的基础。欧内斯特·卢瑟福认识到,放射性衰变具有测量地质时间的潜力。伯特伦·博尔特伍德于1907年发表了铀—铅法年龄估算结果,不过早期测量面临着分析技术和地质条件方面的重大困难。阿瑟·霍姆斯于1913年出版的《地球的年龄》,对将放射性定年引入地质解释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同位素测量技术的改进使这一领域发生了深刻变革。20世纪40年代末,威拉德·利比及其合作者开发出放射性碳定年法,为研究较近的过去提供了强有力的年代测定手段。1956年,克莱尔·帕特森根据陨石中铅同位素之间的关系,测得约45.5亿年的年龄,为地球形成年龄提供了可靠估计,与目前公认的数值十分接近。
此后的技术进步,使地质年代学的研究对象从整体样品逐步转向单个晶体及其内部的微观区域。同位素稀释技术、离子探针、激光剥蚀、加速器质谱以及改进的标准物质,使研究者能够分辨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的事件。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也从“这块岩石有多古老?”扩展为“发生了哪些过程,它们的先后顺序如何,又以怎样的速率进行?”
放射性时钟与封闭体系行为
放射性测年利用不稳定母同位素向子体产物的转变来确定年代。对于以衰变常数 衰变的母体原子群 ,有
半衰期是半数母体原子发生衰变所需的时间,其表达式为
不同母同位素的半衰期各不相同,因此可以选择合适的同位素体系,测定从数十年到太阳系年龄这一范围内的时间跨度。
对于一个简单的封闭体系,若每次相关衰变都产生所测量的子体,则累积的放射成因子体 满足
根据放射成因子体与剩余母体的比值,即可求得年龄。在实际测量中,测得的子体还可能包含体系形成时就已存在的物质,或后来从外部进入的物质。对这些初始组分或外来组分进行校正,往往比测量同位素比值本身更具挑战性。
如果母体和子体原子的迁入或迁出未以破坏年龄模型有效性的方式发生,就称该同位素体系是封闭的。封闭性是一种地质条件,而不是仪器所能提供的保证。风化、流体循环、变质作用、变形和受热均可导致元素重新分布。因此,同一岩石中的不同矿物可能记录不同的事件,而同一矿物中的不同同位素体系,对同一次扰动也可能有不同的响应。
等时线法通过测量若干彼此相关的样品或矿物分离组分,处理初始子体组成未知的问题。简化的等时线关系为
其中, 为稳定的参照同位素。如果这些样品同时形成、具有相同的初始子体同位素比值,并且此后一直保持封闭,那么它们的测量数据就会落在一条直线上,由其斜率可求得年龄。但仅凭数据呈直线分布,并不能证明这些条件成立:互不相关的组分之间发生混合,也可能产生线性排列的数据。
衰变常数是具有测量不确定度的物理量。当同位素比值的测量精度很高,或需要比较不同衰变体系给出的年龄时,衰变常数的不确定度就可能成为重要因素。对于分支衰变、中间子体产物和初始放射性不平衡,可能需要在最简单的方程之外加入额外项。因此,可靠的解释必须将核物理、矿物行为与野外证据结合起来,而不能把同位素比值当作无需解释的时钟读数。
铀铅测年与锆石保存的记录
铀铅测年对于古老岩石的定年和高分辨率地质年代表的建立尤为重要。它利用两条相互独立的衰变链:铀-238衰变为铅-206,以及铀-235衰变为铅-207。两者的半衰期分别约为44.7亿年和7.04亿年。由于这两个体系共存于同一矿物中,两者结果是否一致,可作为检验矿物是否保存了简单地质历史的内部依据。
锆石的化学组成为 ,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测年矿物。铀可以通过类质同象替代进入其晶体结构,而新结晶的锆石通常很少容纳铅。锆石具有很强的机械耐受性,能够经历侵蚀、搬运、埋藏及某些高温事件而保存下来。因此,它既存在于火成岩中,也以碎屑颗粒的形式存在于沉积岩中。其他重要的铀铅测年矿物包括独居石、榍石、斜锆石和磷灰石;它们的地质产状各不相同,对扰动的响应也存在差异。
这两个铀衰变体系通常在谐和图上进行比较。封闭体系的同位素比值落在谐和曲线上。铅丢失、继承组分及其他扰动可能使测量结果偏离谐和曲线。在适当假设下,穿过不谐和分析数据点的直线与谐和曲线相交,交点对应的年龄与结晶及后期扰动有关。但这些交点并不必然代表两个独立事件:长期或复杂的铅丢失过程可能形成需要更复杂解释的数据分布。
分析策略决定了测年精度与空间信息之间的取舍。同位素稀释热电离质谱法可利用少量矿物样品获得高精度年龄。化学磨蚀法包括退火和部分溶解处理,可去除一些易发生铅丢失的受损区域。二次离子质谱法和激光剥蚀法则对颗粒内部的微区进行分析,从而能够分别测定较老的核部、较年轻的边部以及不同生长带的年龄。成像对于选择和解释这些区域至关重要。
必须明确建立锆石年龄与所研究事件之间的联系。火山灰中的锆石可以对沉积时间提供严格约束,但这些晶体可能早在喷发之前就已在岩浆储库中生长。在变质岩中,新生锆石记录的可能是某次反应或与流体有关的事件的时间,而非达到最高温度的时间。在沉积岩中,最年轻且可靠的碎屑锆石群限定了最大沉积年龄:沉积发生于这些颗粒形成之时或之后,但不一定紧接着发生。
西澳大利亚杰克山的碎屑锆石中,有些颗粒的年龄约为44亿年。它们证明了极古老地壳物质的保存,但并不能直接确定如今容纳它们的沉积岩的形成时代。对这些锆石的解释说明,矿物的形成、后来的搬运,以及现今赋存岩石的形成,是需要区分的不同过程。
钾氩及其他长寿命同位素体系
钾氩测年利用钾-40的衰变,其总半衰期约为12.5亿年。其中一部分衰变为氩-40,大部分则衰变为钙-40。由于氩是稀有气体,许多矿物在温度足够高时会迅速丢失氩,而在冷却过程中开始将其保留下来。因此,含钾火山矿物可以记录喷发或冷却的年代,但其具体对应关系取决于矿物种类和热历史。
与之相关的氩氩测年方法用中子辐照样品,将部分钾-39转化为氩-39。放射成因氩-40与辐照产生的氩-39之比,是计算年龄的基础;必要的校准则由辐照监测标准样品和校正因子提供。这种方法使两种同位素都能从同一份释放气体中测得,并可用于详细研究氩在样品内部的分布。
在阶段加热实验中,实验室内逐步升温提取气体,可得到一系列表观年龄。如果相当多的加热阶段所得年龄彼此一致,便可依照既定判据确定一个年龄坪。受扰动的年龄谱可能揭示氩丢失、蚀变、反冲效应或不同矿物微区的混合。年龄坪是一项需要结合同样品成分及地质背景加以评估的证据,而不是准确性的无条件保证。过剩氩,即并非由被测矿物内部衰变产生的氩,可能使表观年龄偏老。
铷锶测年利用铷-87向锶-87的衰变,其半衰期约为490亿年。该方法是否适用,取决于相关材料之间铷锶比值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同位素关系是否得到保存。全岩样品构成的数据阵列已广泛用于火成岩和变质岩区,但蚀变与混合作用可能使其解释复杂化。矿物尺度的测量有时能将测得年龄更直接地与结晶或重新平衡联系起来。
钐钕和镥铪体系利用稀土元素及相关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研究地壳与地幔的演化历史。例如,石榴子石的钐钕测年可以约束变质矿物生长各阶段的年代。铼锇测年适用于某些硫化物矿物、富有机质沉积岩及地幔物质,能够测定一些难以利用锆石或含钾矿物确定年代的事件。
这些同位素体系还可给出模式年龄,用于估算物质何时从某个假定的同位素储库中分离出来。地壳模式年龄不一定是所采岩石的结晶年龄。它取决于对储库演化过程的假设,也取决于后期混合或分异作用是否改变了样品。在重建大陆生长历史时,必须区分实测的事件年龄与依赖模型推断的源区历史。
放射性碳、铀系与近代沉积物年代学
放射性碳测年测量的是碳-14,其主要由宇宙射线在大气中引发的相互作用产生。碳-14通过碳交换和光合作用进入生物圈。生物死亡后,与周围环境的碳交换可能停止,放射性衰变则使其碳-14含量逐渐降低。碳-14的物理半衰期约为5,730年,因此该方法主要适用于距今约50,000年以内的材料,实际测年上限取决于材料的保存状况和分析本底。
常规放射性碳年龄并不直接等同于日历年龄。受生成速率、碳循环及人类活动变化的影响,大气中的碳-14丰度也曾发生变化。校准时使用具有独立定年结果的记录,尤其是树轮,并结合其他自然档案。IntCal20校准曲线可追溯至距今55,000日历年。由于校准曲线并非直线,一次放射性碳测量可能对应一个范围较宽或具有多个峰值的日历年龄分布。
当生物从碳-14活度不同于同时期大气的碳库中获取碳时,就会产生储库效应。海水会混入长期未与大气交换的碳,因此海洋生物的测年结果可能偏老。淡水中的硬水效应则可能使古老的溶解态碳酸盐被纳入其中。接近该方法的测年上限时,较年轻碳的污染尤为严重;而再沉积以及使用长寿树木的木材,则可能使测年对象的年龄早于所研究事件的发生时间。
铀系测年利用铀衰变链中同位素之间的不平衡状态。铀–钍测年对珊瑚和洞穴碳酸盐尤为重要。碳酸盐形成时,铀可以进入材料,而钍大多被排除在外;此后,钍-230通过衰变逐渐积累。测年时需要评估初始钍污染、铀浓度变化及开放体系行为。条件适宜的材料可用于数十万年时间范围内的测年,超出放射性碳测年的通常范围。
其他不平衡体系用于研究不同过程。铀-234与铀-238之间的关系可提供水–岩相互作用的信息,而以镭为基础的体系则可用于研究更短的时间尺度。其适用范围取决于相关核素的半衰期,以及母体与子体同位素最初的分离情况。
对于近代沉积物,半衰期约为22.3年的过剩铅-210,通常可用于约束过去约100至150年的沉积累积过程。大气核试验产生的铯-137提供了额外的时间标志,其中包括在许多地区均可识别的、约1963年出现的放射性沉降峰值。沉积物混合、侵蚀、输送延迟以及区域放射性沉降历史,都可能使这些信号发生偏移或变得模糊。因此,这类记录需要建立明确的沉积累积模型,而不能简单地将浓度换算成年龄。
发光测年、电子自旋共振测年与宇宙成因核素暴露定年
发光测年测量矿物受到天然电离辐射后储存在晶格缺陷中的能量。在适宜的矿物中,辐射使电子发生位移,进入陷阱态。光照或加热可释放其中一部分被俘获的电子,从而产生发光现象。基本的年龄关系式为
其中, 为信号归零后累积的等效辐射剂量, 为环境剂量率。对待测材料而言,这两个量都必须加以估算。
光释光测年通常用于测定石英或长石颗粒在最后一次充分接受日光照射后的埋藏年代。热释光测年可用于测定受热事件的年代,包括陶器的烧制年代。在缺乏有机材料或可供测年的火山成因矿物时,这些方法尤为有用。根据矿物种类、所用信号和环境剂量率的不同,其适用范围可从较近时期的沉积物延伸至数十万年乃至更早的沉积物。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发光测量的统一年龄上限。
信号归零不完全是一个主要难题。浑浊水体搬运的沉积物或快速沉积的物质可能保留残余信号,导致测得的年龄早于实际埋藏年代。测量单颗粒或少量颗粒组成的小样,有助于识别不同颗粒之间归零程度的差异。长石信号可能发生异常衰减,而石英信号则可能达到饱和。重建剂量率时,还必须考虑放射性元素浓度、过去的含水量、埋藏几何条件以及宇宙辐射。
电子自旋共振测年测量的是辐射诱发的顺磁中心,而非发出的光。牙釉质、某些碳酸盐和石英是重要的测年材料。化石牙齿埋藏后,铀可能进入或流失,因此其接受的辐射剂量取决于铀的吸收历史。将电子自旋共振测量与铀系测量相结合,有助于约束这一历史,但所得年龄仍对所采用的铀吸收模型十分敏感。
宇宙成因核素定年测量的是宇宙射线粒子与地表附近物质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同位素。石英中的铍-10和铝-26广泛用于估算暴露、埋藏和侵蚀历史。氯-36适用于其他若干类型的矿物和岩石,而氦-3和氖-21则可用于基于稳定核素的测年。冰川搬运的巨砾在冰川退缩、露出冰面后,可能开始新一轮的暴露核素累积。
暴露年龄取决于核素生成率、海拔、纬度、屏蔽条件、积雪覆盖和地表侵蚀。先前遗留的核素可能使测得的年龄偏老;后期埋藏或表层物质流失,则可能使简单的暴露解释产生误导。将衰变速率不同的核素配对使用,有助于区分长期暴露与埋藏。这些方法在研究地貌演化历史方面尤其有效,但其计时通常针对的是地表过程,而非岩石最初形成的时间。
热年代学与冷却史重建
热年代学利用对温度敏感的定年体系,重建岩石在温度场中迁移的历程。常规的结晶年龄指示矿物形成的时间;热年代学年龄则往往记录岩石冷却通过某一温度区间的时间,在该区间内,子体产物开始得到有效保留。这一区别对于研究造山带、沉积盆地和大陆边缘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地区的岩石可能在深部结晶,直到数亿年后才到达地表。
封闭温度这一概念,描述的是在特定冷却史下,同位素体系达到有效封闭时所对应的温度。它并非某一矿物种的普适常数。同位素的保留取决于扩散、晶粒尺寸、晶体结构、成分、辐射损伤、冷却速率及边界条件。成分相同的晶粒,若分别经历快速冷却和缓慢冷却,所记录的有效封闭温度可能不同。
裂变径迹定年记录的,是主要由铀-238自发裂变产生的微观损伤径迹。加热会使这些径迹通过退火逐渐缩短,直至消失。磷灰石裂变径迹年龄及径迹长度分布,尤其适合用于研究相对低温的热历史。锆石中的径迹通常能在更高温度下保留下来。单独一个年龄将复杂的历史压缩为一个数值;封闭径迹的长度分布则能提供有关受热持续时间和强度的更多信息。
铀–钍/氦定年测量的是阿尔法衰变产生的氦。温度足够高时,氦可以通过扩散逸出矿物,因此磷灰石和锆石可作为低温至中温范围内的有效热年代计。解释测年结果时,必须考虑晶粒表面附近的氦射出、晶粒大小、母体元素的环带分布以及辐射损伤等因素。同一块岩石中的不同晶粒可能给出离散的年龄,这种离散可能具有实际的物理意义,而不只是分析误差所致。
将具有不同温度敏感性的热年代计结合起来,可以约束时间–温度路径。例如,锆石铀–铅定年可以确定岩浆结晶的时间,云母氩定年可以记录后期冷却,而磷灰石裂变径迹和氦定年体系则可以约束更晚期岩石向地表迁移的过程。热历史模拟将候选路径与年龄及其他可观测量(如径迹长度)进行比较。
冷却并不能唯一地指示隆升或侵蚀。岩石可能因剥露而冷却,也可能因附近岩浆活动减弱或区域热结构变化而冷却。剥露是上覆岩石被移除的过程;地表隆升则是地表相对于某一基准面的高程增加。因此,要将冷却转化为剥露速率,就必须对地温梯度、热传输、地形及构造演化史作出假设。将热年代学与构造地质学及沉积记录相结合,有助于区分这些不同的解释。
化石、地磁倒转与剖面间的对比
并非所有地层序列都含有适合直接进行数值定年的材料。对比方法可将年代信息推广到各自独立研究的不同序列中。生物地层学利用化石的分布来识别地层区间并对比地层。其基础是生物演化的先后序列:随着物种的起源、扩散和消失,化石组合也随时间变化。在不同的地质时期和环境中,菊石、笔石、牙形石及各类微体化石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化石的实用价值不仅取决于其所属物种的延续时间。分布广、数量多、易于识别且仅存在于较短时段内的物种,可以成为可靠的对比标志。然而,在某一地点观测到的首次或末次出现,并不一定对应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起源或灭绝。生态条件的限制、采样不充分、保存状况及迁移,都可能使其在局部记录中的出现时间发生偏移。再搬运的化石也可能出现在比生物本身更年轻的沉积物中。
磁性地层学利用岩石中记录的地磁正、反极性序列开展研究。磁性矿物可在熔岩冷却、沉积物沉积或后期矿物生长过程中获得剩磁。在独立证据的约束下,可将实测极性序列与地磁极性年代表进行匹配。发生于约77.3万年前的布容—松山地磁倒转,是第四纪记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磁性对比需要将原生信号与后期叠加信号区分开来。逐步热退磁或交变场退磁有助于识别稳定性不同的磁性分量。在沉积物中,剩磁可能在沉积面以下才被锁定,导致沉积物沉积与磁性记录形成之间存在时间延迟。化学蚀变可产生较年轻的磁性信号。单一极性的短区间通常缺乏足够的独特性,若无其他证据,很难据此确定年代。
化学地层学提供了另一组对比工具。碳同位素偏移、氧同位素变化以及海水锶同位素组成的变化,可将地理上相隔较远的序列联系起来。这些信号的年代学价值,取决于它们反映的是广泛发生的过程,还是局部环境或后期蚀变。形态相似的同位素偏移未必同时发生,也未必由相同机制产生。
火山灰年代学通过矿物学特征和化学指纹识别火山灰层。一次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可在海洋、湖泊、陆地及冰层记录中形成近乎同步的层位。如果喷发年代已通过独立方法确定,该层便可将这一年代传递到其他记录中。必须区分再搬运作用与原生沉积;对于化学组成相似的不同喷发,可能还需要其他手段加以辨别。当多个独立信号共同指向同一种时间关系时,这些对比方法最为可靠。
天文周期与年分辨率的自然记录
天文年代学利用沉积作用对地球轨道及自转几何参数变化的响应开展定年。轨道偏心率、地轴倾角和气候岁差的变化,会改变入射太阳辐射的季节分配和地理分布。这些变化通过影响气候、生物生产力、风化作用和沉积物搬运,可在沉积物的成分、颜色、磁化率或同位素比值中留下韵律性变化。
常见的轨道周期频带包括约19,000—23,000年的岁差相关周期、约41,000年的地轴倾角周期,以及约100,000年和405,000年的偏心率变化周期。这些数值描述的是特征频带,而非像节拍器那样完全恒定的周期。天文调谐将经解释识别的沉积信号与轨道解进行匹配,或根据有充分依据的周期计数推算持续时间。其中,约405,000年的偏心率周期相对稳定,对于建立跨度较长的浮动年代序列尤为有用。
浮动年代序列确定持续时间及内部各时间点的间隔,但不一定确定其在日历时间中的位置。放射性测年结果或其他独立时间锚点可将其置于绝对时间标尺上。这种结合使轨道地层学能够在已定年的层位之间进行年代内插,并更精确地确定地质期或环境事件的持续时间。反过来,精确的同位素年龄也可用于检验周期识别结果和调谐方案。
当沉积速率发生变化、地层存在缺失,或无关过程产生相似的周期性时,轨道解释就可能失效。气候响应可能滞后于轨道强迫,在不同环境中也可能有所差异。统计检验必须考虑背景变异,以及调谐所引入的调整自由度。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太阳系动力学中的混沌行为会限制精确轨道相位预测的可靠性,即使特征频率仍具有参考价值。
年度自然记录能够提供精细得多的时间分辨率。树木年代学利用相互重叠的生长模式对树轮进行交叉定年;当存在连续且匹配可靠的序列时,就能将其定位到具体的日历年份。这类记录是放射性碳校准的核心依据。由于可能存在缺失轮、局部缺失的生长层和伪年轮,必须对不同树木进行交叉核验,而不能仅对单个样本简单计数。
湖泊年纹层、珊瑚生长带和冰芯层也能记录年度或季节性周期。解释这些记录,需要明确各层的形成方式,并判断序列是否完整。融化、沉积物扰动、模糊不清的季节信号以及层厚变薄,都可能引入随深度累积的误差。在冰芯中,封存气体通常比周围的冰年轻,因为在气泡封闭之前,空气在近地表的粒雪中仍可流动。因此,在将大气变化与冰中保存的气候记录进行比较时,需要分别建立冰龄和气龄年代序列。
采样、仪器与测量不确定度
地质年代学研究首先要制定针对特定事件的采样策略。测定火山岩单元的喷发年代、断层带的变形年代以及河流沉积物的埋藏年代,需要不同的材料和野外地质关系作为依据。样品必须保留足够的背景信息,才能将实验室结果与这些事件联系起来。露头描述、地层位置、构造观测以及蚀变情况的记录,往往决定了测得的年龄究竟能否得到解释。
实验室制样可能涉及岩石破碎、按密度或磁性分选矿物、手工挑选颗粒以及化学提纯。每个环节都存在污染、选择性损失或混杂的风险。矿物成像有助于识别包裹体、裂隙、继承核和生长环带。对于有机材料,预处理旨在去除污染物,并选取可能保留原始碳信号的组分。小样品尤其容易受到实验室空白的影响,因为即使引入极微量的物质,也可能改变测定结果。
质谱法根据离子的质荷比特征将其分离,从而测量同位素丰度。热电离质谱仪是高精度同位素测量的重要仪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可用于溶液分析和激光剥蚀分析;二次离子质谱仪则用于分析微小的表面区域。加速器质谱法通过计数碳-14等稀有同位素并测定其与高丰度同位素的相对比例,在许多放射性碳测年和宇生核素应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同位素稀释法是在样品中加入经校准、同位素含量已知的示踪剂。利用示踪剂与样品中同位素的比值,可以计算元素含量及同位素之间的关系。参考物质有助于监控测量准确度、仪器引起的质量分馏以及仪器的长期性能。在比较不同实验室或不同方法时,如果其标称分析精密度已接近标准物质的不确定度,校准和计量溯源性就尤为重要。
测量不确定度不仅包括计数统计带来的不确定度。相关分量还可能来自空白、示踪剂校准、仪器校正、衰变常数、辐照监测物、剂量率以及地质因素造成的数据离散。其中一些在各次分析之间相互独立,另一些则为多次分析所共有。共同的校准误差不会因对大量测量结果取平均而消失。不确定度预算应区分内部分析精密度与范围更广的系统性不确定度分量。
报告年龄时,应说明所采用的不确定度表示方式,例如一个或两个标准差,或明确定义的可信区间。首选的年龄计算方法以及剔除某些分析结果的理由同样重要。只有在所采用的误差模型下,各测量结果可以合理地视为对同一事件年龄的估计时,才适合使用加权平均值。过大的离散程度可能表明误差被低估,也可能揭示真实的年龄差异。保存原始数据或仅经过最低限度处理的数据、元数据以及参考物质的测量结果,可以在标准或衰变常数修订后重新计算年龄。
年龄模型、统计推断与不完整记录
大多数环境记录载体需要建立年龄—深度模型,而非仅确定一个年代。这类模型为已定年层位之间的各个位置赋予年龄,同时考虑沉积过程、堆积速率的变化及可能存在的间断。简单的线性插值假定相邻定年控制点之间的堆积速率恒定。更复杂的模型允许速率平缓变化或突变,但这种灵活性必须有现有证据的支持。
地层顺序提供的信息独立于分析精度。在未受扰动的地层序列中,较深的层位通常应当更老,但侵入物质、再沉积和扰动可能破坏这种关系。贝叶斯推断将测得年龄的似然与层位顺序、合理的堆积方式以及已知界线等先验信息相结合,得到的是各种可能年代序列的后验分布,而不只是一条最佳拟合曲线。
先验是模型的一部分,在定年数据稀少的区段可能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应当明确说明有关堆积速率、异常值出现频率和沉积间断持续时间的假设。放射性碳年龄校正可能产生多个可能的年龄区间,而地层顺序可能使某些年龄组合比其他组合更为可信。只有当基础测量和模型结构假设合理时,狭窄的后验区间才具有说服力。
沉积间断会带来特殊的问题。侵蚀面可能代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缺失,却没有留下明显厚度的实体特征。凝缩沉积可能以极少的沉积物记录极长的时间,而快速沉积形成的层位可能仅代表数小时或数天。因此,沉积物厚度通常并不与经过的时间成正比。必须将事件沉积层、生物潜穴、滑塌体和再搬运物质与正常的背景堆积区分开来。
相关误差会影响对事件持续时间及超前—滞后关系的估计。两个测定年龄如果共用示踪剂标定结果或衰变常数,其相对不确定度可能小于各自绝对年龄不确定度所暗示的程度。反之,将不同定年体系得到的年龄相减,可能引入额外的体系间交叉标定不确定度。因此,若将所报误差视为相互独立,并不总能正确求得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
在检验因果关系时,整合不同记录载体的数据需要格外谨慎。如果两套记录都调谐至同一个目标信号,它们最终表现出的一致性就不能作为同步性的独立证据。表观上的超前和滞后,也可能源于不同记录载体特有的响应时间、沉积物混合、磁性锁定,或冰龄与气体年龄之间的差异。年代分析必须区分信号记录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环境变化发生后到其在记录载体中显现之间的物理延迟。
重建地球与行星演化过程
地质年代学将地质事件的先后序列转化为过程速率。确定侵入体的侵位年代及其后期变形年代后,就能估算构造变化所经历的时间。对含化石地层上下的火山灰层进行测年,可以限定进化事件的发生时间;暴露年龄可以约束冰川退缩的时间;冷却史可以约束岩石折返至地表的过程。这些应用将年代学与板块构造、进化、地貌发育及行星分异联系起来。
地球的年龄约为45.4亿年,这一估计主要依据陨石的同位素体系,并结合地球和月球的证据推断得出,而不是根据某块在行星形成的单一时刻生成并保存至今的岩石确定的。地球的吸积与分异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的地质活动又使其大部分最早期物质经历了再循环。陨石保存了相对易于研究的早期太阳系过程记录。原始陨石中的富钙铝包体年龄接近45.67亿年,为已测年的最早期固体物质提供了时间基准。
早期行星年代学还利用短寿命放射性核素,例如衰变为镁-26的铝-26,以及衰变为钨-182的铪-182。这些母体同位素实际上已消失殆尽,但可以根据子体同位素的分布特征推断它们曾经存在。当初始丰度和储库行为得到充分约束时,这些核素就能为早期过程提供相对时间信息。将这些相对时钟与长寿命同位素测得的年龄联系起来,有助于重建吸积、熔融和行星核形成的过程。
在地球上,将高精度年龄与地层学相结合,可以检验重大生物与环境变化的发生时间。对于距今约6600万年的白垩纪—古近纪界线,研究人员综合利用已测年的火山矿物、撞击相关沉积物、化石及化学标志开展研究。这样的对比可以评估,在现有时间分辨率下,所提出的原因与结果是否同步发生。仅有时间上的重叠并不能确立作用机制,但如果某个假定原因明显晚于其结果,就可以将其排除。
地质年代学也用于衡量岩浆系统活动的节奏。锆石群体可能记录了长期的晶体生长过程,而快速冷却的火山矿物则能更精确地限定喷发时间。区分这些阶段,可以揭示岩浆储存了多久,以及与岩浆储库的发育过程相比,喷发有多么短暂。在造山运动研究中,分别确定矿物生长、变形、冷却和沉积物输送的年代,可以揭示地壳增厚与上覆岩层剥蚀的 successive stages。
对于尚无返回样品的行星表面,年代估算往往依赖撞击坑计数法。研究人员利用放射性测年材料,尤其是月球样品,对撞击坑的丰度和大小分布进行标定,再结合撞击通量模型加以解读。表面重塑、次生撞击坑、侵蚀以及不同行星环境之间的差异,使这些标定关系难以直接套用。返回样品和直接测年的陨石提供了关键的年代锚点,而撞击坑计数则将年代估算扩展至目前尚无法在实验室中测年的地形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