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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年代表

地质年代表依据岩石、化石和数值年龄,将地球历史划分为可在全球对比的时间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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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年代表是描述地球历史的时间框架,涵盖从约45.4亿年前地球形成至今的漫长岁月。它将这段历史划分为宙、代、纪、世、期等具有名称的时间单元,并将这些单元与地质记录中保存的岩石序列和事件相联系。地质年代表为地质学、古生物学及相关学科提供了通用的时间语言,使不同大陆、不同环境中记录的事件能够相互对比。

现代地质年代表结合了两类证据。相对年代学通过岩石之间的关系、化石及其他可识别的标志,确定地质事件的先后顺序;数值年代学则主要通过放射性测年来估算这些事件的年龄。在地质记录中较年轻的部分,大多数正式定义的年代界线都以岩石参考剖面上的特定位置为准,而不是由一个不可更改的数值年龄来确定。因此,即使估算年龄经过修订,界线本身仍可保持不变。

地质年代表既不是简单的日历,也不是对过去所有事件的完整罗列。其划分反映了岩石保存状况的不均一性、地质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国际共同认可的标准。因此,要理解地质年代表,既需要关注地球环境与生物的变化,也需要了解重建这些变化顺序所采用的方法。

地质时间的层级、术语与含义

地质年代表采用逐级嵌套的层级结构:宙之下分代,代之下分纪,纪之下分世,世之下分期。现今属于显生宙、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和梅加拉亚期。这些层级并不代表相等的时长。全新世仅涵盖约11,700年,而元古宙则延续了近20亿年。地质年代的划分着眼于是否有助于组织地质记录,而非使各单位的时长整齐划一。

时间单位与岩石单位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地质年代学研究地质时间及其测定;年代地层学则研究在特定时间间隔内形成的岩体。二者的层级对应如下:

地质时间单位 对应的岩石单位
宙 宇
代 界
纪 系
世 统
期 阶

因此,侏罗纪是一个时间间隔,而侏罗系则包括归属于该时间间隔的岩石。“早侏罗世”指时间,“下侏罗统”则指相应的岩石层序。这一区别在专业描述中尤其重要:岩体本身并不是时间间隔,即使二者使用相同的名称,并具有相对应的界限。

数值年龄通常用ka、Ma和Ga表示,分别代表千年、百万年和十亿年。66 Ma这一年龄表示距今约6,600万年的时间位置。持续时间也可用百万年表示,不过,各出版物对年龄和经过时长所用缩写的约定并不一致。使用专门的年代体系时还需格外留意:常规放射性碳定年中的“距今”以公元1950年为基准,而全新世正式底界的年龄则以公元2000年为基准表示。

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这些名称,大体上分别意为古老、中间和近代的生命。许多纪的名称则源自地名或特征岩石。侏罗纪得名于侏罗山脉,泥盆纪得名于德文郡,白垩纪则得名于拉丁语中表示白垩的词。这些名称的历史来源并不限制它们在现代地质学中的地理适用范围。

“前寒武纪”是对寒武纪之前全部地质时间的实用统称,但它并不是一个与显生宙同级的宙。同样,“第三纪”等熟悉的术语仍见于早期文献和非正式用法,却不属于现行正式的纪级划分体系。区分正式单位、历史术语和便于描述的表达,可以避免将不同类型的分类混为一谈。

年代表的历史构建

地质年代表的出现,早于地质学家能够测定古老岩石年龄的时代。1669年,尼古拉斯·斯泰诺提出了一系列原则,使人们能够将层状岩石解读为历史序列,其中包括地层叠覆律和原始水平律。18世纪,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地貌和地层序列记录的是漫长的历史,而非一次形成事件。詹姆斯·赫顿在18世纪80年代发表、并于1795年进一步扩充的研究中,强调了沉积、埋藏、变形与侵蚀反复发生的循环。

赫顿在苏格兰西卡角的观察尤其具有影响力。那里,倾斜陡峭的较老地层遭到截切,其上覆盖着倾斜较缓的较年轻地层。这种几何关系表明,较老的沉积物先经历沉积,随后固结、变形,由此形成的地表又遭受侵蚀,之后才发生新的沉积。它确立了事件的先后顺序,也意味着其间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但本身并不能给出以年为单位的年龄。查尔斯·莱尔于1830—1833年出版的《地质学原理》,推动确立了以可观察到的地质过程为基础来解释古老岩石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与均变论密切相关。

化石提供了将局部地层序列推广到广大地区进行对比的手段。威廉·史密斯认识到,特定化石组合总是以一致的顺序出现,并将这一认识应用于他1815年绘制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质图。乔治·居维叶和亚历山大·布朗尼亚尔也以类似方法对巴黎盆地的地层进行了对比。这些研究表明,即使岩石的成分不同,也可以依据其中所含的生物化石建立相互联系。

许多主要地质年代单位都命名于19世纪。亚当·塞奇威克于1835年提出寒武纪,罗德里克·默奇森也在同年提出志留纪。两者所划定的地层序列存在重叠,由此引发的争议,在查尔斯·拉普沃思于1879年提出奥陶纪后得到部分解决。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同样源于区域性研究,而非某个统一的总体方案。随着地层对比日益完善,这些单位最初的定义也相继得到修订。

1896年发现放射性之后,地质年代表开始获得数值年龄标定。欧内斯特·卢瑟福、伯特伦·博尔特伍德、阿瑟·霍姆斯等人的研究表明,放射性衰变能够用于测量远远超出人类历史长度的地质时间跨度。霍姆斯于1913年发表了一份早期的综合数值年代表。1956年,克莱尔·帕特森通过对陨石中铅同位素的研究,得出地球年龄约为45.5亿年。

20世纪,国际委员会日益以共同认可的标准取代彼此竞争的区域性划分方案。现代地质年代表保留了大量19世纪的命名,但其基础是界线定义、分析测量以及全球地层对比程序,而这些都是最初构建年代表的人所不具备的。

相对定年与岩石记录的结构

地层学研究层状岩石的层序、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其基本原理无需借助数值年龄,即可确定岩层的相对年代。在未发生变形的沉积层序中,较年轻的岩层通常叠覆在较老的岩层之上,这就是地层叠覆原理。原始水平原理指出,许多沉积物最初以近乎水平的状态沉积,因此,强烈倾斜的岩层通常记录了后期变形。侧向连续原理使人们能够将彼此分离的露头解释为原先分布更广的沉积体的残余部分,但对于古河道、斜坡及其他沉积特征,仍需结合具体情况加以解释。

切割关系将相对定年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层状沉积物之外。断层的形成晚于被其错断的岩石,火成侵入体的形成则晚于被其穿切的岩石。包裹在另一种岩石中的碎块,通常在被包裹之前就已存在。侵入体接触带上的热作用,也有助于区分侵入接触关系与表面上相似的沉积接触关系。综合这些观察,可以确定沉积、结晶、变形、侵入和侵蚀事件的先后顺序。

不整合代表已保存地质记录中的间断。角度不整合分隔产状不同的地层层序;平行不整合以侵蚀面或无沉积面分隔大致平行的沉积岩层;非整合则表现为沉积岩覆盖在更古老的结晶岩之上。这类界面所缺失的时间,可从相对短暂的一段时期到十多亿年不等。因此,一个厚度极小的接触带,所代表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其上下厚层岩石所代表的时间。

厚度本身并不是可靠的计时依据。沉积物的堆积速率变化很大,而且地质记录中很大一部分由间歇性沉积及其间的停顿构成。一次快速堆积的海底流动事件可能在数小时内形成厚层沉积,而一层薄薄的深海沉积物却可能历经数千年才堆积而成。埋藏后的压实作用还会进一步改变厚度。因此,除非有独立证据约束沉积历史,否则将沉积物厚度除以假定的平均沉积速率,可能得出误导性的年龄。

不同岩石类型的分布也会随时间迁移。在海侵过程中,滨岸砂可能逐渐向内陆更远处沉积,而离岸泥质沉积物则在其他地方堆积。此时,砂与泥之间的界线便具有穿时性,即在不同地点形成于不同年代。因此,岩石类型的变化并不能自动界定一个全球通用的年代界线。

即使已有放射性同位素测年结果,相对定年仍不可或缺。它可以检验测年材料是否属于所研究的事件,识别经再搬运的颗粒和受到扰动的地层层序,并明确分析结果的地质意义。再精确的测量,也无法弥补对野外地质关系的错误解释。

化石与生物地层对比

生物地层学利用化石划分和对比地层序列。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生物会随时间发生变化:生物类群起源、分化、迁移和消失,形成依次更替的生物组合,使人们能够在相隔甚远的剖面中识别出这些组合。化石对比并不要求每个地点都保存相同的物种。彼此重叠的分布范围和相继出现的生物组合,可以将海洋盆地、大陆内部以及不同地理区域的地层联系起来。

一种化石如果易于识别、地理分布广、数量足以使人们稳定地找到它,而且仅存在于相对短暂的时间段内,就特别适合作为标准化石。不同生物类群适用于地层记录的不同部分。笔石在奥陶纪和志留纪海相地层中十分重要;牙形石广泛用于古生代和三叠纪地层;菊石适用于许多中生代地层序列;浮游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则用于较年轻的海相沉积物。花粉和孢子对于陆相沉积物之间的对比,以及将其与海相记录联系起来,尤其有价值。

实际工作采用的基本单位是生物带。分类单元延限带涵盖某一指定生物在地层中实际观察到的分布范围,而间隔带则位于选定的化石事件之间。组合带以多个分类单元的组合为特征。这些单位并不等同于正式的地质年代单位:一个阶可以包含多个生物带,而在同一地层区间内,不同化石类群也可能得出不同的分带方案。这些方案之间的一致或分歧,都是有待研究的证据,而不是这种方法预先设定的前提。

某种化石首次被观察到的层位,并不一定代表该生物在进化上的起源。一个物种可能先在别处演化出现,随后才迁入某个盆地;也可能由于保存条件不佳,其最早的遗骸未能留存。同样,最后观察到该物种的层位,也可能早于它实际灭绝的时间。较老的化石还可能受到侵蚀,并重新沉积到较年轻的沉积物中。因此,必须注意沉积环境、保存状况、采样密度以及伴生生物的分布。

化石事件常常受环境控制。当盆地变浅或缺氧时,某种海洋生物可能在当地消失,但仍在其他地方生存。当温度、洋流或地理屏障将生物群落分隔开来时,生物区系的地域性还会带来额外困难。因此,全球地层对比需要综合运用多个化石类群,并尽可能结合独立的数值年龄标志或物理标志。

在地质年代表尚未得到数值年龄标定之前,生物地层学就已帮助建立了其中的大部分框架,如今仍是识别地层界线的核心手段。它也为研究进化、灭绝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提供了时间框架。不过,当某一化石事件既被用来界定一个时间区间,又被纳入有关该区间内生物变化的假说时,就需要谨慎处理。

放射性定年校准与数值年龄

放射性定年利用不稳定同位素的衰变来测量时间。对于含有放射性母体同位素的封闭系统,经过时间 tt 后,剩余母体原子的数量遵循

N(t)=N0e−λt,N(t)=N_0e^{-\lambda t},

其中,N0N_0 为初始原子数,λ\lambda 为衰变常数。半衰期与该常数的关系为

t1/2=ln⁡2λ.t_{1/2}=\frac{\ln 2}{\lambda}.

通过测量母体和子体同位素,并结合初始子体组分及系统后续演化的信息,即可计算年龄。

铀—铅定年对古老岩石的年代校准尤为重要。矿物锆石在结晶时通常会吸收铀,而最初几乎不容纳铅。铀-238衰变为铅-206、铀-235衰变为铅-207这两个衰变体系,可用于内部对照。如果锆石的结晶与火山喷发在时间上紧密相连,火山灰层中的锆石就能对沉积年龄给出严格约束。必须识别较老的继承核和后期铅丢失,不能将其影响视为普通的分析数据离散。

钾—氩法和氩—氩法适用于许多火山岩,因为钾-40会部分衰变为氩-40。这些方法已用于测定横跨地球历史大部分时段的熔岩流和火山灰层的年龄。其他体系,包括铷—锶、钐—钕和铼—锇体系,则用于研究特定矿物、岩石及地质问题。测量通常采用质谱法,其精密度取决于样品质量、分析流程、标准物质和衰变常数。

放射性年龄测定的是某个物理或化学事件的发生时间,并不必然代表赋存该样品的岩石的沉积时间。晶体可能记录初始结晶、后期变质生长、冷却至封闭温度以下,或受到局部扰动的时间。砂岩中的碎屑锆石通常早于含有它们的沉积物形成。其中最年轻且测年结果可靠的颗粒,可能约束沉积年龄的上限,但不一定能给出确切的沉积年龄。相比之下,含化石层上下的火山灰层可将其沉积时间限定在一个区间内。

放射性碳定年适用的年代范围要年轻得多。碳-14的半衰期约为5,730年,主要适用于距今约50,000年以内的有机材料,具体范围取决于保存状况和分析条件。它不能用于测定恐龙的年代,也不能用于校准大多数地质时期的年代。由于大气中碳-14的丰度曾发生变化,放射性碳年龄还需要经过校准。

地质界线的数值年龄是带有测量不确定度的估计值。实验室技术的改进、衰变常数的修订,以及测年层位定位的改善,都可能使这些年龄发生变化,而正式定义的界线本身并不改变。因此,报告年龄时,既需要提供分析信息,也需要说明测年样品与所测事件之间的地层关系。

磁性、化学与天文年代标尺

对于缺乏可测年火山物质或标志化石的地质剖面,有几种方法可用于建立对比。磁性地层学利用地球磁场极性的变化。冷却中的熔岩或不断堆积的沉积物中的磁性矿物,可以获得保留当时磁场方向的剩磁。由正极性和反极性时段组成的序列,随后便可与经独立校准的地磁极性年代表进行匹配。

单一极性时段通常缺乏足够的独特性,难以据此进行可靠的对比。有化石或数值年龄约束的一系列极性倒转,则能提供丰富得多的信息。再磁化可能掩盖原始信号,而且沉积物的磁化方向可能是在沉积面以下才固定下来,而非在沉积时立即固定。尽管如此,磁场倒转仍极具价值,因为它并不直接取决于某种生物的地理分布。海洋磁异常也有助于将海底年龄与板块构造联系起来。

化学地层学通过化学成分或同位素组成的变化进行地层对比。碳同位素的变化可以记录碳循环受到的扰动,而合适的海相物质中的锶同位素组成,则可与海水锶同位素参考曲线进行比较。氧同位素记录提供了有关温度和冰量的信息,在较年轻的沉积物中尤其如此。解释这些记录,需要了解取样对象的生物或矿物特性,以及其原始组成是否在埋藏和蚀变过程中得以保存。

化学指标的异常偏移并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时间标记。相似的变化模式可能反复出现,局部过程也可能产生类似全球信号的表现。因此,对比需要依据异常偏移的形态、地层位置和环境背景,并以其他证据加以支持。在某些重要界线上,化石、同位素、磁极性和撞击产物等多种标志共同构成了极具辨识度的组合。

旋回地层学研究沉积记录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包括受米兰科维奇循环影响的模式。轨道偏心率、地轴倾角和岁差的变化,会重新分配到达地球的太阳能,并可能影响降雨、冰量、海洋环流和沉积物供给。通常可识别的轨道周期包括约10万年和40.5万年的偏心率周期、距今较近时期约4.1万年的地轴倾角周期,以及约1.9万至2.3万年的岁差周期。

天文调谐将地质记录中的旋回与计算得出的轨道变化相匹配,或利用稳定的周期性来估算持续时间。这种方法能够建立高分辨率的年代框架,尤其适用于新生代和中生代的部分时段。其局限包括沉积记录缺失、旋回识别不确定、沉积速率变化,以及行星轨道的混沌行为对精确向过去推算所施加的限制。只有用独立测年结果检验旋回计数,而不是仅仅调整年代框架以迎合这些测年结果,轨道调谐年代框架才最为可靠。

国际界线定义与参考剖面

国际标准化的地质年代表由国际地层委员会协调制定,该委员会是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下属的科学机构。各专业分委员会研究特定的地质时间区间,评估界线提案,并开展地层对比。正式采纳一项提案,需要经过科学评估和投票程序,随后获得批准。公开发布的《国际年代地层表》展示了由此形成的框架,但该表只是对界线定义和年龄估值的呈现,而非这些定义和估值的原始来源。

对于大多数显生宙单位,其界线由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确定,通常缩写为 GSSP,俗称“金钉子”。GSSP 确定了指定地层剖面中的一个具体位置。一个阶的底界同时也是前一个阶的顶界;因此,标志较高级别单位起点的一个点位,可能同时界定多个层级的界线。

合适的参考剖面应保存足够连续的地层序列,包含有助于对比的标志,便于开展研究,并具有合理的长期保护前景。强烈变形、重大的沉积间断、严重的蚀变,以及显著局限的沉积环境,都可能降低剖面的适用性。提案通常会确定一个主要标志,并提供辅助证据,以帮助在层型地点以外识别该界线。

泥盆系底界是首个获批的 GSSP,于 1972 年在今捷克共和国境内的克隆克确立。寒武系和显生宇的底界定义于加拿大纽芬兰的幸运角,以遗迹化石 Treptichnus pedum 的出现作为主要标志。该剖面是正式的参照标准;其他地点类似遗迹最早何时出现的问题,属于地层对比问题,并不涉及已获采纳点位本身的具体位置。

并非所有界线都采用这种方法。前寒武纪的许多划分传统上依据商定的数值年龄来定义,这些年龄称为全球标准地层年龄。相比之下,埃迪卡拉系在南澳大利亚州的埃诺拉马溪设有 GSSP,其位置位于冰川沉积物之上一层特征鲜明的碳酸盐岩层底部。这说明,年代表不同部分所采用的方法,反映了现存岩石记录以及开展全球对比的可行性方面的差异。

设立 GSSP,并不意味着其标志在全球各地都于完全相同的时刻出现,也不意味着该界线恰好对应于所在时间区间中最重要的单一事件。它是为支持可重复验证的地层对比而选定的固定参照。获批之后,其数值年龄、追踪该界线的最佳方法,以及对相关环境变化的解释,仍可不断完善。

冥古宙与太古宙:构建最早期的年代框架

冥古宙涵盖地球历史的最早阶段,从约45.4亿年前地球形成开始,到约40亿年前结束。这一时期的地质记录与较晚各宙有根本区别,因为其最早阶段几乎没有完整的岩层序列保存至今。因此,数值年代框架的建立主要依赖陨石、古老的矿物颗粒、同位素体系和行星分异模型,而非连续的地层剖面。

地球在太阳系内通过吸积形成。短寿命同位素体系和原始陨石物质的年龄有助于限定早期各类过程发生的时间,而长寿命同位素体系则用于确定现存地球矿物和岩石的年龄。因此,地球年龄并不是通过找到某一块“最早的岩石”并测定其年龄而得出的,而是根据关于行星物质形成与分异的多种相互吻合的证据推断出来的。

西澳大利亚杰克山地区的碎屑锆石中,有些颗粒的年龄约为44亿年。尽管它们最初形成时所在的岩石已经消失,其结晶年龄仍证明早期地壳已经存在。研究人员利用这些锆石的化学组成和氧同位素组成,探究早期地壳与液态水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类证据能够约束特定物质和过程,却无法据此详细描绘冥古宙全球的地表状况。

太古宙距今约40亿至25亿年,其地质记录更为丰富,但仍不完整。古老的片麻岩杂岩和绿岩带保存了多期火山活动、沉积作用、变形和地壳生长的记录。加拿大西北部的阿卡斯塔片麻岩中包含约40亿年前的岩石,而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和非洲南部巴伯顿地区则保存了太古宙较晚时期的重要地层序列。反复发生的变质作用和构造改造,使这些岩石的演化历史难以厘清。

早期生命的证据包括叠层石构造、适宜地质环境中的微体化石,以及与生物碳代谢相符的同位素特征。对于其中被认为最古老的实例,解释时尤其需要谨慎,因为变形、矿物生长和非生物化学过程都可能产生具有误导性的特征。到太古宙晚期,多方面证据已能确证微生物生态系统的存在,但仅凭这些证据,还无法确定生命起源的确切时间或地点。

太古宙之下的始太古代、古太古代、中太古代和新太古代,历来采用数值年龄界线划分。要更多地依据地质事件来划分这些年代单位并不容易,因为古老的地质变化往往具有区域性,或在不同地区发生于不同时间。可用于年代判别的化石稀少、原生化学信号能否保存尚不确定,以及后期广泛的改造作用,使早期地球年代框架有别于化石丰富的显生宙年代框架。

元古宙:氧化、复杂细胞与全球冰期

元古宙始于距今25亿年,终于约5.39亿年前,分为古元古代、中元古代和新元古代。它跨越近20亿年,远长于整个显生宙。这一时期的年代记录反映了大气化学、大陆聚合、海洋状况和生物组织层次的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都发生在各个已命名年代单元的正式界线上。

大氧化事件大致发生在距今24亿至21亿年前,标志着大气中氧含量的根本性上升。重要证据包括受大气光化学过程影响的硫同位素特征变化,以及沉积学和矿物学指标。现代蓝细菌祖先通过光合作用产氧的时间,早于氧在大气中持续积累的时间,因为海洋、地壳和火山气体中的还原性物质会消耗氧。因此,这一转变同时受生物产氧和地球化学耗氧过程的控制。

元古宙也见证了真核生物的发展与分化。研究者通过化石、有机壁微结构、经可靠鉴定的生物标志物以及分子比较,重建它们的历史。这些证据各有局限,得出的年代也不一定相同。这一时期出现了日益复杂的细胞组织形式,随后又出现了多样的多细胞生物,而不是在某一瞬间完成了从“简单”生命到“复杂”生命的转变。

大陆格局曾多次变化。关于努纳超大陆(又称哥伦比亚超大陆)和罗迪尼亚超大陆的重建方案,依据的是地质特征的对应关系、数值年龄和古地磁证据。它们的聚合与裂解影响了造山作用、沉积盆地、营养物质供应和碳循环。由于古老大陆后来发生了破裂和重组,仍可能存在不同的重建方案,尤其是在古地磁约束不足的地区。

成冰纪约为距今7.2亿至6.35亿年前,其间发生了斯图尔特冰期和马里诺冰期。低纬度地区的冰川沉积物及相关地球化学证据,为雪球地球假说提供了支持;这类假说认为,当时冰层覆盖的范围极其广泛。不同模型对于是否持续存在未被冰覆盖的水域,以及冰冻的严重程度,存在分歧。地层记录证实了大规模冰川作用的发生,但其确切的气候格局仍需进一步解释。

埃迪卡拉纪约为距今6.35亿至5.39亿年前,其间出现了埃迪卡拉生物群,其中包括形态独特的宏观生物,保存在澳大利亚埃迪卡拉山和纽芬兰误点等地的地层中。一些生物与动物之间具有可辨识的亲缘关系,另一些则仍难以归类。在这一时期接近结束时,日益多样的遗迹化石记录了生物行为的变化。这些记录共同展现了寒武纪到来前夕的生物与环境背景,但元古宙本身的意义并不只是后来动物演化史的序幕。

古生代:海洋生物的多样化与陆地生命的发展

古生代始于距今约5.39亿年前,终于约2.52亿年前。其下辖的六个纪涵盖了海洋生态系统的重大变化、陆生植物与动物的扩张、大陆碰撞,以及数次严重的灭绝事件。各纪的大致起止年代如下:

纪 大致年代范围(百万年前)
寒武纪 539–487
奥陶纪 487–443
志留纪 443–420
泥盆纪 420–359
石炭纪 359–299
二叠纪 299–252

这些经过取整的数值仅供了解年代顺序,不能代替正式的界线定义。随着年代标定精度的提高,其数值估计可能调整,但各纪的名称和先后顺序不会因此改变。

寒武纪大爆发是指化石记录中许多主要动物类群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现并发生分化的现象。这一过程持续了数百万年,并非发生于某一个瞬间。矿化骨骼广泛出现,掘穴活动增强,复杂的食物网逐渐形成。中国澄江生物群和加拿大布尔吉斯页岩等保存条件特殊的化石产地,保留了普通化石组合中难以见到的软躯体生物,表明保存条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化石记录所呈现的生物演化历史。

奥陶纪海洋生物经历了广泛的多样化,随后在该纪末期发生了一次重大灭绝事件,与气候变冷、冰川作用,以及海平面和海洋环境的变化有关。志留纪和泥盆纪的地质记录反映出陆地生态系统不断扩展、维管植物日益复杂,以及鱼类和早期具肢脊椎动物的重大发展。泥盆纪发生了数次脉冲式灭绝,而非一次简单的、在全球同时发生的事件;研究人员综合化石、化学和数值年代记录,探究这些灭绝的时间与原因。

石炭纪期间,广阔的热带湿地促成了大规模煤炭沉积,而南方各大陆则多次经历冰川作用。石炭纪这一名称源于欧洲部分地区的含煤地层序列,但成煤作用既非遍及全球,也不局限于这一时期。在北美,密西西比亚纪和宾夕法尼亚亚纪被广泛用作石炭纪的细分单位,大体分别对应石炭纪的下部和上部。将陆相含煤旋回与海相阶进行对比,仍是地层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叠纪见证了盘古大陆的最终拼合、广阔大陆内部地区的形成,以及多样化的陆生脊椎动物群落的发展。约2.52亿年前发生的二叠纪—三叠纪灭绝事件标志着该纪的结束,这是已知显生宙最严重的生物危机。西伯利亚暗色岩火山活动、快速升温、海洋缺氧和碳循环紊乱,是解释这一事件的核心因素。高精度定年表明,这些环境与生物变化集中发生在一个从地质角度看很短的时间段内;持续开展的研究则在进一步厘清不同地区和环境中这些变化的先后次序。

中生代:大陆分裂与生态系统变迁

中生代始于约2.52亿年前,终于约6600万年前,包括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三叠纪约为2.52亿至2.01亿年前,侏罗纪约为2.01亿至1.43亿年前,白垩纪约为1.43亿至6600万年前;这些取整后的数值反映了仍在不断修订的数值年代标定。人们常将这一时代与恐龙联系起来,但其年代表也为海洋生物、被子植物、早期哺乳动物、鸟类、洋盆以及大陆分裂的历史提供了时间框架。

三叠纪生态系统是在二叠纪末危机之后发展起来的。不同环境、不同生物类群的恢复进程各不相同,并不遵循统一的全球时间表。海生爬行动物趋于多样化,恐龙、翼龙和早期哺乳动物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接近三叠纪末时,又一次大规模灭绝事件的发生时间与中大西洋岩浆省的形成大体重合。通过测定火山岩年代并对比碳同位素变化,研究者得以厘清这次火山活动、环境扰动与生物损失之间的关系。

侏罗纪期间,盘古大陆的裂解逐步重塑了海洋与大陆的格局。恐龙在陆地上不断分化,而菊石和其他海洋生物则提供了精细的生物地层框架。早期鸟类的代表化石包括发现于德国晚侏罗世地层中的始祖鸟。这些生物演化进程的年代,是结合化石对比与伴生火山物质的测年结果确定的,而不是假定某一特定的演化转变就标志着纪的界线。

白垩纪见证了被子植物的大规模分化,以及陆地食物网的重要变化。高海平面使大片大陆区域被海水淹没,许多盆地中堆积了厚层海相地层。一些时期广泛形成了富含有机质的沉积物,这类事件称为大洋缺氧事件,留下了宝贵的地层与地球化学记录。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海洋当时都缺乏氧气;其具体表现随洋流环流、生产力、水深和盆地形态而异。

白垩纪的结束以约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为标志。全球广泛分布的富铱界线层、冲击变质矿物、撞击喷出物以及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共同证实了这一时期曾发生一次大规模小行星撞击。非鸟类恐龙、菊石和许多浮游生物在此次事件中消失,而鸟类及众多其他谱系则存活下来。德干暗色岩火山活动也发生在这一时段前后,精细的年代学研究使人们能够区分火山活动与撞击各自造成的环境影响。

中生代的地层对比体现了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价值。菊石带能够提供精细的地层划分,但生物地理分区差异使全球对比变得复杂。地磁倒转、已测年的火山灰层、同位素异常偏移和轨道周期则提供了相互独立的对比依据。许多传统的阶定义依赖海相化石,因此,在缺少这些化石的陆相记录中,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尤为重要。

新生代与高分辨率第四纪记录

新生代始于约6600万年前,延续至今,分为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古近纪包括古新世、始新世和渐新世;新近纪包括中新世和上新世;第四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新近纪始于约2300万年前,第四纪始于约258万年前。

新生代海洋沉积物保存了详尽的化石和同位素记录,其中许多是通过科学大洋钻探获取的。浮游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提供了广泛适用的生物地层标志。它们的壳体还蕴含着反映海洋环境的化学信息,但必须评估保存状况和生物作用的影响。结合磁性地层学、放射性同位素年龄和天文调谐,这些记录所能提供的时间分辨率,远高于研究地球历史最早期阶段时通常能够达到的水平。

新生代早期曾出现温暖气候和重大的碳循环扰动。约5600万年前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伴随着快速增温和显著的碳同位素偏移。约3400万年前,在始新世向渐新世过渡前后,南极发生了大规模冰川作用。此后的变化包括气候进一步变冷、海洋环流重组,以及北半球冰盖扩张。这些事件在地质年代表中各有其位置,但不能与正式的年代界线等同。

更新世始于约258万年前,终于公元2000年之前11,700年。其间冰期与间冰期交替的过程,可依据海洋氧同位素记录、陆相沉积物、洞穴沉积物和冰芯重建。海洋同位素阶段构成了重要的数值年代框架,但本身并非正式的世或期。其编号标识的是同位素年代序列中交替出现的时段,而不是独立定义的全球性岩层单位。

全新世的底界确定于北格陵兰冰芯计划的记录中,以与末次冰期结束相关的一次气候转变为标志。全新世正式划分为格陵兰期、诺斯格瑞普期和梅加拉亚期。这些划分表明,参照标准不必局限于常规的固结岩石露头:冰芯和洞穴沉积物也能保存适宜的年代学信号。

新生代、尤其是第四纪的年代学,将地质学与人类演化和考古学联系起来。火山灰对比、古地磁、放射性碳测年、铀系测年和发光测年等方法,分别适用于不同材料和年龄范围。其结果必须结合化石、人工制品及沉积物的实际赋存背景来解释。位于人类活动面上方的火山灰层所测得的年代,与直接取自人类活动期间沉积材料的年代,对该活动面年代的约束方式并不相同。

分辨率、应用与持续修订

地质年代表这一框架的时间分辨率并不均一。一些较近时期的记录可以精确到某一年甚至某个季节,而古老且经历过变质作用的地层序列,其年代仍可能存在数百万年的不确定性。分析的精密度、准确度与地质解释是不同的概念。即使实验室测定结果的数值不确定性很小,如果所测矿物是继承而来、经再搬运沉积或发生过蚀变的,其结果仍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沉积年龄。

记录的完整性同样重要。没有任何一个剖面保存了全部地质时间的记录,现存记录在地理分布上也不均衡。大陆物质会因侵蚀而流失,洋壳会被循环再造,化石的保存具有选择性,变质作用则可能重置同位素体系或破坏原始构造。因此,全球年代框架是由彼此重叠的局部记录拼接而成的。不同独立方法所得结果相互吻合,比在许多地点反复使用同一种标志所提供的支持更为有力。

地质年代表使人们能够比较速率差异极大的地质过程。它有助于确定造山作用是否先于沉积物堆积、环境恶化是否先于灭绝事件,以及新生境的出现是否先于生物多样化。这类比较对于检验因果关系至关重要,但仅凭时间上的重合还不够。要将火山活动、气候变化、海洋化学变化或生物响应联系起来,还需要相应的机制和独立证据。

实际应用包括地质填图、沉积盆地重建,以及对石油和地下水系统的解释。年代对比可以区分外观相似但时代不同的沉积体,并揭示埋藏、变形和流体运移的先后顺序。在气候变化研究中,地质年代表使人们能够比较古代事件的持续时间和变化速率,而年代的不确定性则限制了对事件先后及时间差关系的推断精度。

修订地质年代表的提案可能涉及名称、级别、界线位置或数值年龄标定,这些属于不同类型的变更。拟议中的人类世说明,承认一种重大的地球系统现象,与接受一个正式的年代地层单位,是两回事。将一个始于20世纪中叶的新世纳入地质年代表的提案,于2024年经国际地层学审议程序被否决。这个术语仍用于科学界及更广泛的讨论,但它并不是地质年代表中获得正式批准的一个世。

因此,阅读已发表的年代表图时,需要留意其版本和用途。课堂教学图可能只列出代和纪,并采用取整的年代数值;专业图表则可能包含阶、不确定性及界线的确立状态。修订某个数值年龄估计,并不意味着较早的地质解释会自动失效,但凡是依赖精确速率、持续时间或同时性的分析,都必须采用相容的标定结果,并明确考虑其相应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