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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 geologic-time

地质时间

地质时间是依据岩石、化石及物理测年方法重建地球约45.4亿年历史的年代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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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时间既指地球历史所跨越的时间,也指用于描述这段历史的年代框架。它可追溯至约45.4亿年前,涵盖地球的形成、大陆与海洋的发育、生命的演化,以及大气和气候的反复变迁。与单纯通过逐年计数建立的历法不同,地质年代序列是依据保存在岩石、沉积物、化石和矿物中的不完整实物记录构建的。

这段历史通过两种互补的方法加以确立。相对定年确定某一事件发生在另一事件之前还是之后;数值测年则估算事件发生的时间及某一时段持续的长度。二者共同构成地质年代表的基础;该年代表由国际公认的各级时间划分组成。这些划分为从地层学、进化生物学到板块构造和气候科学等学科提供了共同的表述体系。

核心难点不仅在于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极其漫长。地质记录的分辨率各不相同,存在缺失,而且同一材料中往往保存着多个先后发生的过程的痕迹。因此,重建地质时间需要区分研究对象本身的年龄,以及其形成、蚀变、埋藏和出露的年代。

确立地球的悠久历史

人们在尝试将岩石解读为一系列先后发生事件的记录时,逐渐认识到地质时间的深远。1669年,丹麦博物学家尼古拉斯·斯泰诺阐述了解读沉积层序的原则,其中包括这样一项观察:在未经扰动的地层序列中,下部岩层通常早于其上覆岩层形成。这些原则使人们即使不知道各时间间隔的长度,也能重建具有先后顺序的历史。

18世纪,詹姆斯·赫顿提出,地貌记录了沉积、埋藏、变形、抬升和侵蚀反复发生的循环。1788年,他考察了位于英国的西卡角;那里,陡倾的较老岩层之上覆盖着较年轻、倾角较缓的砂岩。这一接触关系必然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较老沉积物的沉积、固结与变形,随后形成的地貌遭受侵蚀,以及较年轻沉积物的沉积。任何单项观察都无法给出具体年龄,但这一事件序列意味着一段远比人类日常经验漫长的历史。

查尔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于1830年至1833年间分三卷出版,进一步发展了利用可观察到的过程解释古代环境的方法。与之相关的均变论原则,最恰当的理解是:物理定律在古今保持一致,而现今发生的过程也有助于解释过去。它并不要求地质变化始终以恒定速率进行。现代地质学既承认缓慢的积累过程,也承认异常事件的作用,包括小行星撞击、大规模火山喷发以及突发的环境转变。

19世纪对地球年龄的估计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根据沉积物厚度、海洋盐度和行星冷却过程进行的计算,都依赖于当时尚不明确的速率和初始条件。威廉·汤姆森,即后来的开尔文勋爵,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冷却模型估算,将地球年龄定在数千万至数亿年之间。他的模型未能充分考虑地球内部放射性生热和地幔对流的影响。要解决这些分歧,不能仅仅选择一个偏好的地质变化速率,而是需要新的物理学知识。

1896年放射性的发现,以及随后放射性衰变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计时工具。20世纪初,包括伯特伦·博尔特伍德和阿瑟·霍姆斯在内的研究者利用放射性矿物,先是测得数亿年的年龄,继而测得数十亿年的年龄。1956年,克莱尔·帕特森通过涉及陨石的铅同位素测量,得出了约45.5亿年的地球年龄。现代约45.4亿年的估计,建立在陨石和其他太阳系物质相互印证的证据之上,而不是依据某一块现存地球岩石的年龄。因此,地质时间观念是在野外地质关系与定量物理学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

相对时间与事件顺序

相对年代的确定始于地质体之间的物理关系。地层叠覆律指出,在未发生倒转的沉积层序中,下部岩层比上部岩层更老。原始水平律认为,许多沉积物以近乎水平的层状形式堆积;侧向连续律则使我们能够将彼此分离的露头解释为原先相连的沉积体所留下的残余。这些原理很有用,但其应用有一定条件:构造变形、海底滑坡和斜坡上的沉积作用都可能使情况变得复杂。

切割关系提供了另一种确定事件先后顺序的依据。使岩体发生位移的断层,形成时间晚于被错动的岩体;火成侵入体的形成时间则晚于被其切穿的岩石。包裹在较年轻岩石中的碎块,通常早于包裹它们的物质形成。例如,含有花岗岩砾石的砾岩表明,在砾岩经历侵蚀、搬运和沉积这一形成过程之前,花岗岩就已结晶并出露地表。侵入体周围的接触变质作用,也可为围岩在岩浆侵位之前就已存在提供进一步证据。

不整合是使情况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代表侵蚀作用或沉积显著间断的界面。角度不整合将产状不同的地层层序分隔开来,表明较年轻地层沉积之前曾发生变形。平行不整合分隔的沉积岩层大致平行,但同样记录了时间上的缺失。非整合则表现为沉积岩覆盖在更古老的火成岩或变质岩基底之上。这类界面所缺失的时间,可能比其上下地层所代表的时间还要长。

化石使相对年代的判定不再局限于直接接触的地质体。动物群演替律指出,化石组合按可重复识别的历史顺序出现。威廉·史密斯在编制于1815年出版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质图时,就利用了这一关系。此后,生物地层学发展出依据生物的出现、消失及其组合关系来划分和对比地层的方法。菊石、笔石、牙形石和海洋微体化石在不同的地质时段中尤其有用。

一种化石是否有用,不仅取决于它是否容易辨认。理想的标志化石应当分布广泛、演化较快,并且能够得到一致的鉴定。然而,某一物种在局部地区的首次出现,可能反映的是迁徙或栖息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该物种在演化上的起源。化石也可能从较老的沉积物中被侵蚀出来,再沉积到较年轻的沉积物中。因此,相对测年需要综合多种证据,而不能假定每一次化石的出现都直接对应全球同一时刻。

即使没有数值年龄,这些关系也能建立起有序的事件序列。可以判定某次岩浆侵入发生在沉积之后、断层活动之前,而化石组合则可将这些沉积地层单元与更大范围的地层层序联系起来。随后获得的数值年龄可进一步约束这一序列,但不能取代那些用于识别实际发生过哪些事件的野外观察。

放射性时钟与数值年龄

放射性测年利用放射性母体同位素向子体产物转变的可预测规律。对于一个最初含有 N0N_0 个母体原子的封闭系统,经过时间 tt 后,剩余的母体原子数为

N(t)=N0e−λt,N(t)=N_0e^{-\lambda t},

其中,λ\lambda 为衰变常数。半衰期为 t1/2=ln⁡2/λt_{1/2}=\ln 2/\lambda。如果能够确定放射成因的子体组分,就可以根据测得的子体与母体之比计算年龄。基本物理定律并不复杂;但要找到保存了相关同位素演化历史的材料,往往困难得多。

不同的同位素体系适用于不同的材料和年龄范围。铀—铅测年对于古老岩石尤为重要,因为铀具有长寿命同位素,而且锆石等矿物在形成时通常会吸收铀,却排斥大部分初始铅。铀-238和铀-235各自独立的衰变链可用于检验测年结果的内部一致性。锆石能够在侵蚀以及随后被纳入较年轻沉积物的过程中保存下来,从而保留某些地壳的信息,即使这些地壳已不再以完整岩石的形式存在。

钾—氩法和氩—氩法广泛用于火山物质的测年。这些方法利用钾-40衰变生成氩-40的过程,但继承氩、氩丢失和后期受热都可能使结果的解释变得复杂。铷—锶和钐—钕体系则可用于研究其他成岩过程和地壳过程。只要所分析的材料满足该方法的地质前提,等时线法就可以同时估算年龄和初始同位素组成。

放射性碳测年适用的时间尺度要短得多。碳-14的半衰期约为5,730年,主要用于测定距今约50,000年以内的有机材料,具体适用范围取决于保存状况和测量条件。由于大气中碳-14的丰度曾发生变化,放射性碳年龄需要依据经过独立测年的记录进行校准,其中包括树木年代学记录。海洋和淡水中的储库效应还可能使生物体的表观放射性碳年龄进一步偏离其实际死亡时间。

测得的年龄必须与具体地质事件相联系。对于火成矿物,它可能近似代表结晶时间;对于另一种矿物,它可能记录的是冷却至有效封闭温度以下的时间。在变质岩中,同位素体系的部分重置可能使较老和较新的历史信息混合保留下来。砂岩中的碎屑锆石通常反映的是源岩年龄,而不是沉积时间。最年轻且测年可靠的颗粒可以限定沉积年龄的上限,但实际沉积可能发生在晚得多的时候。

数值年龄还存在由测量、衰变常数、标准物质和地质解释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即使两个测年结果所报告的分析误差都很小,如果采用了不同的校准体系,或记录的是不同事件,也未必能直接比较。因此,可靠的地质年代学研究必须将实验室测量的精确性与岩相学、野外地质关系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明确评估相结合。“数值年龄”通常比“绝对年龄”更为恰当,因为后者容易使人误以为结果完全精确,而且不涉及任何解释。

年代表的结构与定义

国际地质年代表将地球历史划分为逐级嵌套的单位。主要的地质年代单位由大到小依次为宙、代、纪、世和期,与之对应的地层单位则为宇、界、系、统和阶。这一区分将时间间隔与该时段内形成的物质分开:侏罗纪指一段时间,而侏罗系则指与之对应的岩石记录。

通常采用的最高级别划分包括冥古宙、太古宙、元古宙和显生宙。显生宙又分为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寒武纪、侏罗纪和第四纪等则是这些代之下的细分单位。这些时间间隔的持续长度并不相等,因为其界线是根据地质和生物特征的差异确立的,而不是按固定时长进行数值上的等分。

许多界线由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简称 GSSP)定义。GSSP 将一条界线固定在实际地质剖面中的某个指定层位上。该层位的识别可能依据某一化石事件、地磁倒转、地球化学信号,或多种标志的组合。非正式说法“金钉子”指的就是这一经国际共同认可的参照点,并不意味着每一处都一定有肉眼可见的金属标记。

界线的定义与其估算的数值年龄是两回事。测年技术的改进可能会修订数值年龄,但不会改变参照剖面中用于定义界线的点位。这一区分使年代表能够在数值标定不断改进的同时保持稳定。一些较古老的划分,尤其是前寒武纪的划分,传统上以共同商定的数值年龄来定义,而非采用实体参照点。因此,年代表中各条界线的界定方法和确立状态并不相同。

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下属的国际地层委员会负责协调其中大量的标准化工作。相关提案须经过专家评估和正式审批程序。一条可用的界线不能仅凭某个引人注目的局部特征来确立:参照剖面应便于到达、研究充分,并尽可能保持连续,且便于地层对比。辅助剖面和其他标志有助于将该界线对比延伸至缺少主要信号的其他地区。

年龄的标记方式也需谨慎使用。Ma 和 Ga 分别表示百万年和十亿年,广泛用于表述地质年龄。某条界线若被描述为约 66 Ma,即表示它位于距今约6600万年的时间点。在文字表述和计算中,应明确区分持续时间与年龄。精度为百万年量级的地质年龄通常无需约定纪年的基准年,而放射性碳测年中的“距今年数”则惯例以1950年为基准年。混淆这些约定,可能导致较年轻的地质记录出现重大误差。

全球地质记录的对比

建立全球年代框架需要进行对比,即确定彼此独立的记录在时间上如何对应。外观相似的岩石不一定形成于同一时代,而同一时代的岩石也可能截然不同。一处的海滨砂岩可以与另一处的深海泥同时形成。随着海岸线迁移,同一种沉积环境在地理位置上也会移动,由此形成的岩石单元,其底界或顶界可能跨越不同的时间界线。这种单元具有穿时性。

生物地层学提供了一种对比手段,但结合多种独立方法可以增强对比的可靠性。磁性地层学识别磁性矿物所记录的正、反极性序列,再将这些序列与地磁极性年代表进行比较。约77.3万年前发生的布容—松山地磁倒转,是第四纪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相似的短极性序列可能反复出现,只有当其他证据限定了可能的年代范围时,极性模式的匹配才最为可靠。

化学地层学利用化学组成或同位素比值的变化进行对比。相隔遥远的海相和陆相沉积物中都可能记录有碳同位素偏移,而适宜海相材料中的锶同位素比值则有助于限定年代。这些信号需要加以解读:某种变化可能反映全球碳循环的转变、区域性环境影响,也可能源于后期的化学蚀变。当同一种变化模式出现在不同环境中,并与独立建立的年代框架相吻合时,对比最为可靠。

火山灰能够提供尤其有价值的对比纽带。一次大规模喷发可以在地质上极短的时间内,将火山灰散布到海盆、湖泊和陆地表面。在火山灰年代学中,研究者利用火山灰的矿物学和化学指纹识别相互对应的沉积层。如果其中含有适宜的晶体,还可以用放射性测年法确定喷发年代。不过,再搬运作用仍需留意:富含火山灰的地层中,可能包含在原始喷发很久之后才被重新沉积的火山物质。

天文校准提供了另一条途径。轨道偏心率、地轴倾角和岁差的变化,会改变入射太阳辐射的分布。这些米兰科维奇循环能够影响沉积物组成、生物生产力和冰量。天文年代学将重复出现的地质信号与计算所得的轨道变化相比较,以估算持续时间并完善年代框架。使用这一方法,需要有证据表明观测到的周期确实由天文因素驱动,并且沉积间断或沉积过程的变化都已得到识别。

没有哪一种对比工具能够适用于所有情况。大陆沙漠沉积物可能缺少海生化石,而蚀变后的石灰岩可能已不再保留原始的化学信号。因此,可靠的区域或全球年代框架,需要综合化石演替、磁极性、同位素变化模式、已测年的火山灰层以及地层的物理特征。这些记录之间若存在分歧,可能揭示再搬运作用、此前未被识别的沉积间断、有误的年龄模型,或真正具有穿时性的事件,而不只是分析误差。

漫长的前寒武纪记录

前寒武纪是一个非正式术语,涵盖寒武纪以前的全部时间,约占地球历史的88%。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与其往往残缺不全的岩石记录形成鲜明对比。早期地壳反复经历熔融、变形、埋藏,并通过岩石循环不断再循环。最古老的洋壳大多已通过俯冲消失,因此,古老的大陆碎片和耐蚀矿物成为尤为重要的证据。

地球于约45.4亿年前,在太阳系历史早期通过吸积形成。冥古宙的记录包括来自澳大利亚杰克山、年龄接近44亿年的锆石晶体。这些晶体比如今包裹它们的沉积岩更古老。它们的同位素和化学特征为早期地壳环境提供了证据,但在解读时,必须区分原始特征与后期蚀变的影响。

到了太古宙,大范围的地壳区域已经形成,也已存在能够保存沉积和生物证据的环境。格陵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古老岩石保存了这段历史的部分记录。早期生命的证据包括微生物形成的沉积构造和地球化学特征,不过,对于所提出的最古老实例,其解释的可靠程度各不相同。证据充分的太古宙记录表明,早在动物大量出现之前,微生物生命就已经存在。

元古宙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大氧化事件,大致发生于24亿年前。随着氧的来源与消耗途径发生变化,光合生物产生的氧气逐渐在大气中积累。多方面的证据记录了这一转变,包括硫同位素特征和对氧化敏感的矿物分布所发生的变化。这并不意味着氧浓度瞬间跃升至现代水平;此后,大气和海洋的氧化程度仍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

元古宙还记录了大型大陆组合的汇聚与裂解、真核生物的扩展,以及重大的气候剧变。在约7.2亿至6.35亿年前的成冰纪,大规模冰川作用在古纬度较低的地区留下了沉积物。这些观测结果为雪球地球假说提供了依据,但冰期中未被冰覆盖的水域有多大、持续了多久,仍是研究课题。随后的埃迪卡拉纪保存了多样的大型生物,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发生重要变化的记录。

前寒武纪的年代框架尤其依赖数值测年,因为许多岩石中缺乏演化迅速、分布广泛的化石。即使是年代测定精确的岩石,也可能只代表孤立的局部事件,彼此之间隔着极其漫长的记录空白。因此,对早期地球历史的重建依靠的是相互关联的约束条件,而非单一、连续的地层序列。火山灰的年代、变质叠加作用的年龄,以及沉积盆地的最小年龄,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却共同确立了地球演变的先后顺序。

显生宙与生命史

显生宙始于约5.39亿年前,一直延续至今。其名称意指显而易见的生命,尤其是其许多沉积层序中丰富的化石记录。生命的起源要早得多,矿化骨骼也在寒武纪界线之前就已出现。不过,寒武纪初期前后动物及其遗迹的多样化,大大增加了可用于地层对比和环境重建的生物学信息。

古生代记录了海洋动物群落的扩展,以及复杂陆地生态系统的逐步建立。在古生代的各个纪,植物和节肢动物先后向陆地扩展,脊椎动物随后也进入陆地。广袤的森林为沉积物提供了有机质,这些沉积物后来形成了煤。大陆运动改变了洋流和气候,而盘古大陆的汇聚形成最终将大部分陆地连成了一块超大陆。这些变化历经数亿年,并非一次同步发生的生物转变。

显生宙的地质记录中穿插着数次重大的大规模灭绝事件。约2.52亿年前的二叠纪末危机深刻重塑了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并与西伯利亚大规模火山活动及重大的环境剧变同期发生。约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灭绝事件导致非鸟类恐龙及许多海洋类群消失。撞击碎屑、全球性铱异常、冲击变质矿物以及撞击坑本身,都支持这次灭绝与希克苏鲁伯撞击密切相关。

在这两次事件之间,中生代涵盖了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恐龙在陆地上分化繁盛,海生爬行动物占据了海洋生境,鸟类起源,被子植物也成为许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盘古大陆解体,新的洋盆逐渐张开。这些生物和构造变化提供了相互交织的年代线索,但它们的界限不一定重合:大陆裂谷的形成、演化创新或区域性灭绝,都可能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新生代包括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现代哺乳动物和鸟类类群的多样化、洋流的重大变化,以及其间穿插着较暖时期的长期气候变冷。约3400万年前,南极洲形成了大规模冰盖。第四纪始于约258万年前,其间经历了北半球反复出现的冰期旋回、人类演化,以及冰川、河流和海平面变化对地貌的广泛重塑。

全新世始于以2000年为基准向前推算的11,700年前,紧随上一次主要冰期之后。此后,人类活动留下的地质信号日益广泛。“人类世”一词被广泛用于描述人类对地球系统的改造,但将其确立为正式地质世的提案于2024年依照国际地层学程序被否决。因此,必须区分具有广泛影响的跨学科概念与地质年代表中正式批准的单位。

分辨率、时间缺失与科学应用

地质记录的分辨率,是指它能够可靠区分的最短时间间隔。这与实验室测量的精密度不同。矿物年龄的分析不确定度可能很小,但含有该矿物的沉积层,其堆积或混合过程可能持续了数千年。反过来,界限清晰的事件层可能记录了数小时内发生的沉积,却缺少适合用来测定同等精确数值年龄的材料。

沉积物的堆积极不均匀。洪水、风暴、火山喷发和海底沉积物流可能迅速沉积出厚层,随后则可能长期几乎没有沉积。生物可以通过掘穴混合沉积物,这一过程称为生物扰动,会模糊细小颗粒原有的排列顺序和化学信号。侵蚀则可能移除整个时段的记录。因此,用厚度除以所经历的时间,得到的是平均堆积速率,并不能证明序列中的每一部分都以该速率连续形成。

年龄—深度模型根据测年结果和地层约束,估算采样层位之间各处的年龄。这类模型可以假定选定时段内堆积速率稳定,也可以采用统计方法,允许速率发生变化。距离可靠定年层位越远,或越接近疑似存在缺失的位置,模型的不确定性通常就越大。要令人信服地比较不同记录,就必须考虑这些不确定性,而不能仅仅把外观相似的峰值对齐,再将这种匹配当作事件同步发生的独立证据。

时间平均作用也会影响化石记录。一个贝壳层可能汇集了生活年代相隔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生物,而一次大规模死亡事件形成的堆积,则可能代表短得多的时间。由于保存和采样都不完整,一个物种最后保存下来的化石,其年代通常早于该物种实际灭绝的时间。这种现象称为西格诺—利普斯效应,它会使突然发生的灭绝看起来像是逐渐发生的。反过来,再搬运化石也可能让一个物种看起来一直存活到了更年轻沉积物形成的时期。

地质年代学使地球科学各领域能够检验因果关系。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独立定年的记录有助于判断大气组成的变化发生在温度变化之前还是之后。在构造地质学中,矿物年龄和沉积序列为隆升、变形及盆地演化提供约束。在石油地质学中,烃源岩成熟、油气运移和圈闭形成的相对时间关系至关重要。在考古学中,地质测年将人类活动置于不断变化的地貌和环境条件之中。

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测量所涵盖的时间间隔。一次短暂的快速隆升或侵蚀,如果在包含停滞期的漫长时段内取平均,其速率看起来就可能低得多。因此,地质比较不仅要求单位一致,也要求时间尺度相匹配。将当今的环境变化与古代事件比较时,同样需要谨慎:古代记录可能把短暂的脉冲式事件平滑为一个长得多的时段。在重建地球历史时,区分过程本身的真实差异与时间分辨率造成的差异,始终是一项核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