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大灭绝是指全球灭绝速率远超通常水平,导致多个进化谱系和多种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大量丧失的事件。与单个物种或区域性群落的消失不同,生物大灭绝意味着整个行星尺度上的生物圈受到扰乱。这里的“迅速”是从地质时间尺度而言的:一次集中的灭绝过程可能持续数千年,而一场范围更广的危机则可能包含多轮灭绝高峰,各轮之间相隔数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
在过去约5.39亿年间,通常认为发生过五次尤为严重的危机:奥陶纪末大灭绝、晚泥盆世大灭绝、二叠纪末大灭绝、三叠纪末大灭绝和白垩纪末大灭绝。这“五次大灭绝”在持续时间、成因和生态后果上各不相同。对它们的研究贯通了古生物学、地质学和进化研究,揭示了环境扰动如何超出生物系统的承受能力,并改变此后生命历史的发展方向。将这些事件与当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进行比较十分重要,但必须谨慎区分已确认的灭绝、种群数量下降、受威胁物种以及预测的未来损失。
定义、规模与五次大灭绝
灭绝是演化的正常组成部分。随着环境变化、竞争者扩散,以及种群无法继续存续,物种不断产生和消失。这种持续的更替通常称为背景灭绝。大规模灭绝与之相比,主要区别在于其强度异常之高、地理范围之广,以及波及类群之多。它不一定会杀死所有生物,也不一定对所有环境造成同等影响,或使每个谱系都损失相同比例的物种。一次事件即使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灾难性后果,也可能使某些生态系统和分类群保持相对完整。
一个常用的判定标准是,在地质时间尺度上较短的时期内,至少有75%的物种灭绝。这是一种实用的约定,而非普遍适用的生物学阈值。化石记录很少能让人直接清点危机前后存活的所有物种,而灭绝程度的估算又取决于地理覆盖范围、时间分辨率,以及统计所采用的分类阶元。科或属的损失不能通过某个固定倍数换算成物种的损失。因此,“四分之三的物种”之类的估计应被理解为带有不确定性的重建结果,而非精确的历史清单。
“五次大灭绝”框架的影响力,始于戴维·劳普与小约翰·塞普科斯基于1982年对显生宙海洋生物科级灭绝情况的分析。他们的研究在不断变化的背景灭绝率之上,识别出了一些灭绝异常严重的时段。此后,随着汇编资料的增加、统计方法的发展和测年精度的提高,这一格局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这些事件的大致年代分别为:奥陶纪末危机发生于4.44亿年前;晚泥盆世的主要危机发生于约3.72亿年前和3.59亿年前;二叠纪末事件发生于2.52亿年前;三叠纪末事件发生于2.01亿年前;白垩纪末事件发生于6600万年前。
这五次事件并未涵盖所有在生物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危机。例如,二叠纪中期的卡匹敦期灭绝造成了重大损失,但通常不被列入传统的五次大灭绝。更早的前寒武纪生物界转变则更难与之比较,因为当时的生物、保存状况及可获得的分类学信息,都与较晚时代有很大差异。此外,大规模灭绝也未必都能在统计上构成一个界限分明的独立类别:一些分析认为,从正常更替到极端事件之间存在连续的变化谱系。
大规模灭绝的界定特征是灭绝程度升高,而不只是净多样性下降。多样性也取决于物种形成。如果新物种的产生长期处于低水平,即使没有发生强度异常高的灭绝事件,也可能造成多样性显著下降。这一区别对于晚泥盆世等持续时间较长的危机尤为重要;在这类危机中,反复发生的灭绝与新物种产生的减少,共同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衰减。
从岩石和化石中重建灭绝历史
主要证据来自沉积岩层序中的化石。研究人员比较许多地点各类生物最后出现的时间,寻找虽处于不同局部环境、却同时消失的生物类群。许多数据集以具有矿化硬壳的海洋动物为主,因为它们较易保存为化石,而且广泛分布于沉积地层中。陆生生物、软体动物以及许多微生物的历史记录则不那么完整。因此,全球灭绝曲线是根据不均衡的证据重建的结果,而非整个生物圈的直接记录。
一个核心难题是西格诺—利普斯效应:由于采样不完整,一个物种最后被观测到的化石通常位于其真正消失层位的下方。因此,突然发生的灭绝可能呈现出逐渐发生的假象。相反的问题也会出现:较古老的化石可能从沉积物中被侵蚀出来,又重新沉积到较年轻的地层中,造成物种在灭绝后仍然存活的假象。海平面或沉积作用的变化可能使某些特定生境不再出现在局部岩层序列中,由此呈现的生物消失反映的可能是迁移或沉积记录缺失,而不是全球性灭绝。
研究人员通过在广泛的地理范围内采样、明确考虑化石保存状况,以及对不同沉积记录进行统计比较来应对这些问题。化石产出数据库记录各分类群在何时、何地被发现,使分析能够将采集力度不均的影响纳入考虑。基于覆盖度的标准化等方法,可以减小采样充分与采样稀疏时段之间的部分差异。然而,结果仍取决于分类标准是否一致、样本所涵盖的环境范围,以及每个样本所代表的时间跨度。一个长达百万年的时间分组,可能掩盖数次彼此独立的灭绝脉冲。
年代测定将化石对比与物理、化学标志相结合。放射性测年,尤其是对火山锆石进行的铀—铅测年,可以限定与含化石地层相关的火山灰层的年龄。地磁倒转、沉积旋回以及同位素比值的变化,有助于对相距遥远的地层剖面进行对比。碳同位素偏移可以指示碳循环受到的扰动,但不同地层中出现相同的偏移,本身并不能证明所有相关的生物变化都同时发生。
在地质学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灭绝的解释发生了显著变化。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乔治·居维叶对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帮助确立了灭绝确实存在这一认识。此后的研究日益强调长期环境变化和常规地质过程的作用。1980年,路易斯·阿尔瓦雷茨、沃尔特·阿尔瓦雷茨、弗兰克·阿萨罗和海伦·米歇尔依据地层界线处的铱异常等证据,提出地外天体撞击是白垩纪末灭绝的原因。随后,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确认及其年龄的测定,使这一假说成为证据充分的解释。近年来,研究越来越多地将化石记录、高精度测年、地球化学与数值模型相结合,以区分直接致死机制与较长期的环境恶化。
奥陶纪末与晚泥盆世的生物危机
奥陶纪末大灭绝发生于约4.44亿年前,当时有充分化石记录的动物多样性大多集中在海洋中。研究通常将这次灭绝重建为与大幅气候变化和海平面变化相关的两轮主要事件。一般估计,海洋物种的总损失比例约为85%,但确切数字仍不确定。腕足动物、苔藓动物、三叶虫、笔石及其他海洋类群均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当时复杂的陆地生态系统仍不发达,我们对这次事件的了解主要来自海洋证据。
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冈瓦纳大陆上大规模冰盖的扩张,当时该大陆横跨南极地区。气候变冷改变了气候带的分布,而海平面下降则使维系着多样生物群落的大陆浅海面积缩小。适应温暖水域或栖息地范围狭窄的物种,同时面临温度胁迫和栖息地萎缩。这场危机的后期伴随着冰川消融、海平面再度上升,以及海洋环流和含氧状况的变化。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在许多海洋环境中,缺氧状况都是重要因素。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说明,大灭绝并不总能归因于单一环境变量。降温可能首先淘汰适应温暖环境的物种,而随后的升温和氧含量下降又会威胁幸存者。一连串迅速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化可能具有尤其强的破坏性,因为熬过一个阶段的生物未必能适应下一个阶段。奥陶纪最初降温的成因,以及冰川作用与海洋氧耗竭之间的确切关系,至今仍是活跃的研究课题。
晚泥盆世的生物危机持续得更久。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包括约3.72亿年前、弗拉斯期与法门期之交的凯尔瓦瑟事件,以及约3.59亿年前、泥盆纪与石炭纪之交的汉根堡事件。礁生态系统遭受重创,其中层孔海绵和珊瑚大量消失。多种腕足动物、三叶虫、菊石类和鱼类也出现衰退。汉根堡事件影响了海洋和淡水脊椎动物群落,其中披甲鱼类和早期有肢脊椎动物的组成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富含有机质的沉积物广泛沉积,为反复发生的海洋缺氧提供了证据;这里的缺氧是指溶解氧严重耗竭或完全缺失。多种机制可能参与其中,包括气候波动、海平面变化、火山活动,以及陆地向海洋输送营养物质。深根系森林的扩张可能加强了岩石风化和营养物质向海洋的输送,从而提高生物生产力,并在有机质随后分解时增加耗氧量。这是一种合理的可能促成机制,而非完整且获得普遍认可的解释。
泥盆纪的记录尤其重要,因为它挑战了“每次大灭绝都是一次短暂灾难”的看法。反复的环境冲击、地区差异,以及新物种形成受到抑制的时段,共同促成了生态系统的长期重组。不同类群在不同阶段消失,因此,不能将某一轮事件的成因和持续时间直接套用于整场危机。
二叠纪末大灭绝
约2.52亿年前的二叠纪末大灭绝,是五次大灭绝中最严重的一次,标志着古生代与中生代的分界。现代估算通常认为,超过80%的海洋物种在这次事件中消失,一些较早的重建结果则给出了超过90%的比例。确切比例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方法及分类学假设。陆地生态系统也遭受了重大破坏,但陆地记录在地理分布上更为零散,而且并非所有地区都能以同样精细的时间分辨率厘清陆地变化与海洋灭绝之间的关系。
海洋中灭绝的生物包括最后的三叶虫、四射珊瑚和床板珊瑚,以及大量腕足动物、海百合和其他底栖生物。一些曾经占据重要地位的类群仅有少数残余支系存活下来。陆地上的变化波及植物群落、昆虫和脊椎动物,其中包括兽孔类,即属于哺乳动物演化支系的爬行动物。这场危机并非只是让稀有物种消失,而是改变了整个群落的组成与运作方式。
目前最主要的解释将这次灭绝与西伯利亚暗色岩省的形成联系起来;后者涉及一次规模极其庞大的火山喷发与岩浆侵入活动。熔岩喷发释放了气体,而侵入富碳及含蒸发岩沉积层的岩浆,还可能产生更多影响气候的物质和化学反应活性物质。高精度测年表明,这次岩浆活动的重要阶段与灭绝发生的时段十分接近。因此,相关环境扰动并不局限于熔岩覆盖的区域:气体及其引发的影响通过大气和海洋传播开来。
大量释放的二氧化碳推动了快速升温。温度较高的海水容纳的氧更少,而高温又会增加许多动物的需氧量。环流变化和微生物呼吸作用增强,进一步扩大了贫氧水域的范围。一些水域进入硫化缺氧状态,既缺乏氧,又含有溶解的硫化氢。海洋酸化很可能带来了额外压力,尤其影响那些形成碳酸钙骨骼的生物。各个过程的相对作用因生境而异,至今仍是研究课题。
海洋生物的骤然灭绝似乎发生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段内,一些研究较为充分的地层剖面表明,其持续时间约为数万年。这类估算描述的是特定灭绝层位所代表的事件,不应将其等同于环境扰动的整个持续时期。反复发生的升温事件和不稳定的海洋化学状况一直延续到早三叠世。
生态恢复同样很不均衡。一些生物在受扰动的环境中迅速增多,但多样化生物礁、复杂食物网以及许多动物群落的重建,则需要数百万年。二叠纪末的地质记录表明,挺过最初的灭绝并不意味着生态系统就能迅速恢复:即使规模最大的集中灭绝已经过去,持续的环境压力仍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制约生态系统。
三叠纪末大灭绝
三叠纪末大灭绝发生在约2.01亿年前,略早于盘古大陆分裂、促使大西洋逐步张开的时期。这次事件使大量海洋生物灭绝,并使陆地脊椎动物群落发生重大重组。牙形动物是一类形似鳗鱼的小型脊椎动物,人们主要通过其齿状摄食器官了解它们;这一类群在此次事件中彻底消失。菊石类损失惨重,双壳类、腕足类和造礁生物中的若干类群也遭受了严重打击。在陆地上,许多不属于恐龙的大型主龙类消失了,其中包括植龙类和坚蜥类。
这次事件与中大西洋岩浆省密切相关,后者是已知规模最大的大陆火成岩省之一。它的残留部分分布于现今大西洋沿岸的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和非洲。高精度定年结果表明,大规模喷发活动发生在接近此次灭绝的时段。与西伯利亚暗色岩的情况相似,重大的全球性影响主要来自气体排放和环境变化,而非生物与熔岩的直接接触。
火山释放的二氧化碳增强了温室强迫,而硫排放则可能造成持续时间较短的降温。在大气中停留时间的这种差异十分重要:反复喷发可使短暂降温与持续增暖交替出现。化石和地球化学证据显示,碳循环遭受了重大扰动,而海洋增暖、酸化和缺氧都被认为与海洋生物的损失有关。各地区对单次喷发脉冲和生物变化的记录精细程度并不一致,因此,具体的事件先后顺序仍在不断厘清。
陆地记录显示,生态系统经历了显著更替,但不同地区的响应存在差异。一些植被记录显示出突变、火灾活动增多,或花粉与孢子组合受到扰动。这些信号不能直接等同于全球森林普遍消失。植物遗存能否保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沉积环境;植物群落的组成也可能发生变化,却不一定产生与动物相同的物种层面灭绝模式。
恐龙早在这场危机之前就已起源,并且在晚三叠世的一些生态系统中已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不应将恐龙此后的扩张描述为这次灭绝突然造就了恐龙。实际情况是,与恐龙竞争或占据相似生态位的类群消失,为幸存的恐龙谱系在侏罗纪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尽管许多近亲灭绝,鳄支主龙类也存活了下来。
某些谱系为何能够延续,至今尚未完全厘清。地理分布、生理机能、体型、繁殖生物学特征以及栖息地利用方式,都可能发挥了作用。关于某些恐龙类群具有特定优势的假说,仍然难以独立检验,因为这些性状往往同时出现,而化石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又不完整。这次事件清楚地展示了火山活动与全球性生物扰动之间的联系,但究竟是哪些具体性状决定了生物能否幸存,仍存在诸多未解之问。
白垩纪末大灭绝
白垩纪末大灭绝发生于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古近纪界线时期。通常估计,约四分之三的物种在这次事件中消失。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是非鸟类恐龙,但菊石、翼龙以及海生爬行动物的几个主要类群也在这次事件中灭绝。鸟类作为恐龙的一个分支幸存下来,尽管许多鸟类谱系也随之消失。海洋浮游生物遭受了严重损失,尤其是某些具有碳酸钙壳体的类群,从而扰乱了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供应。
主要诱因是发生在现今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希克苏鲁伯撞击事件。撞击天体的直径约为10—15千米,形成的撞击坑直径约为180千米。相关证据包括遍布全球的富铱界线层、受冲击矿物、撞击小球、抛射物沉积,以及撞击坑本身。撞击层位与化石记录突变在时间上的吻合,为某一特定事件引发大规模灭绝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
撞击释放了巨大的机械能和热能,掀起了富含碳酸盐和硫酸盐的岩石。尘埃、含硫气溶胶和烟炱可能削弱日照,使地表降温,造成撞击冬天。黑暗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颗粒物的性质及大气过程,这些因素至今仍是模型研究的课题。光合作用受到抑制,会导致初级生产力下降,并使食物网中断。其他影响还包括区域性的强烈升温、火灾、海啸、酸沉降,以及海洋化学环境的迅速变化。
印度的德干玄武岩在这一界线前后的时期也正处于喷发之中。火山排放物在撞击前后改变了气候,研究人员仍在探究火山活动与撞击造成的环境压力如何相互作用。对于这一问题,气体释放的时间和规模比单纯的熔岩体积更为重要。尽管火山活动对当时的环境状况有所影响,但撞击仍是证据最充分的、导致界线处突发灭绝的首要原因。
生物能否幸存具有选择性,而非完全随机。淡水生态系统的状况往往好于那些依赖持续光合生产的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部分原因在于碎屑食物链能够利用储存的有机物。体型较小、食性灵活、穴居,以及能够进入有遮蔽的栖息地,可能有助于某些生物幸存,但没有任何单一特征能够解释所有情况。鲨鱼、鳄类、龟类、哺乳动物和鸟类这些类群都幸存了下来,但各自也损失了部分谱系。
这次灭绝重塑了陆地生态系统,却并未使其立即呈现后来的面貌。哺乳动物在界线之后发生了多样化,但其扩展在不同地区和生态角色之间有所差异。幸存的鸟类同样经历了显著的演化分化。海洋生产力的恢复可能快于浮游生物群落原有多样性和组织结构的恢复,这表明生态功能与分类群丰富度未必同步恢复。
环境机制与灭绝选择性
当环境变化超出生物存续、迁移或适应的能力时,就会发生生物大灭绝。不同的触发因素可能造成相似的胁迫。例如,大规模火山活动和小行星撞击都可能改变气候和初级生产力,但两者的直接影响和典型时间尺度有所不同。板块构造通过改变大陆位置、海洋通道和浅海分布,施加更为缓慢的背景影响。要确立因果关系,必须有证据表明,所提出的扰动发生于相符的时间,并造成了与观测到的生物损失相一致的胁迫。
温度变化会直接影响生理过程。变暖可能增加代谢所需的氧气,同时降低海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因此,温度和氧气条件均在动物耐受范围内的区域可能不断缩小。海洋环流的变化和有机物的分解会加剧这种供需失衡。变冷则会带来不同的压力,包括栖息地转移、冰层扩张和暖水环境收缩。变化速率同样重要,因为迁移和演化上的适应都需要时间,也需要有适宜的迁入地。
当额外进入海水的二氧化碳改变其碳酸盐化学体系时,就会发生海洋酸化。溶解的二氧化碳会改变化学平衡,通常使氢离子浓度升高、可利用的碳酸根离子减少。这可能使某些生物更难构建骨骼,并在不饱和程度足够高的条件下促进骨骼溶解。不同生物的反应因其生理特征、矿物组成、栖息地以及化学扰动的速度而异。不应仅凭碳同位素偏移就推断发生了酸化;更有力的解释需要将多种化学代用指标与生物变化模式结合起来。
栖息地丧失可能放大化学和气候胁迫。海平面下降可能使广阔的大陆架出露,压缩浅水生物群落的生存空间。海平面上升可以形成新的浅水栖息地,但也可能将贫氧水带入原本适宜生存的区域。在陆地上,降雨、火灾发生规律和植被的变化可能使栖息地破碎化,并中断食物供应。这些过程通过反馈相互作用:植被丧失可能加剧侵蚀和营养物质随径流流失,进而可能促使近岸水体缺氧。
研究灭绝选择性的方法是比较灭绝者与幸存者。地理分布范围往往十分重要,因为分布广泛的物种不太可能同时失去所有适宜的栖息地。仅限于狭小地区的特有性、狭窄的环境耐受范围和特化的食性,都可能增加物种的脆弱性,但这些因素的影响因灭绝事件而异。在一次危机中有利的性状,在另一次危机中可能几乎起不到保护作用。例如,体型庞大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古代灭绝事件的普遍预测指标。
研究者还会区分最初的触发因素与致死机制。火成岩省是气体的来源,而变暖、缺氧和酸化则是这些排放物影响生物的途径。作出这种区分,便能依据独立证据检验相互竞争的解释,而不只是将灭绝与时间或空间上邻近的地质事件联系起来。
恢复及其演化后果
恢复有多重含义。幸存生物的数量可能迅速增加,初级生产力可能恢复,某些生态功能也可能重新出现,但物种丰富度仍然很低。反过来,物种数量也可能先于复杂群落结构的重建而增加。生态系统通常不可能恢复到灭绝前的原貌,因为灭绝的谱系已永久消失,而环境条件仍在不断变化。因此,灭绝后的恢复是生态重建与演化替代的过程,而非简单的复原。
危机刚结束时,群落可能由少数分布广泛、耐受干扰的生物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灾难类群”可能因竞争者、捕食者或能够塑造栖息地的物种消失而大量繁衍。它们的普遍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态系统健康或功能健全。化石组合可能呈现出多样性低、个体体型小、食物网简化,或动物对沉积物的扰动减少等特征。这些模式会随危机的性质和所采样的环境而变化。
幸存谱系可能发生适应辐射,通过分化占据空缺的生态位。然而,生态机会本身并不能决定结果。幸存生物必须具备合适的性状,能够抵达相应的栖息地,并在持续的环境胁迫下生存。持续变暖、缺氧、栖息地结构丧失或物种间相互作用受到破坏,都可能延缓多样化。礁体的重建尤其困难,因为它依赖于造礁生物、共生生物、植食动物及其他生物之间复杂的联系。
演化后果可能延续数千万年。二叠纪末大灭绝促使海洋群落发生了广泛重组,包括腕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类群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三叠纪末大灭绝改变了陆生脊椎动物群的组成,随后恐龙在侏罗纪大规模扩展。白垩纪末大灭绝之后,哺乳动物和幸存鸟类发生多样化,占据了多种生态位。在这些事件中,后来占据重要地位的类群,其演化历史都早于危机本身。
观察到的恢复时间取决于衡量的指标和记录的分辨率。局地群落可能比全球多样性更早恢复,而生物迁入可以在没有新物种演化产生的情况下恢复区域物种丰富度。有些类群会从采样所得的岩石记录中消失,随后又重新出现,这些类群被称为“拉撒路类群”。它们的缺失可能意味着它们存活于未被采样的避难所中,或数量过少,而非真正灭绝后又重新演化出现。要区分这些可能性,就必须仔细考察地理分布与保存状况。
大规模灭绝也会改变哪些演化尝试得以延续。一个谱系即使曾经繁盛数百万年,一旦在短暂的危机中被淘汰,就再也无法留下后代。因此,长期演化历史既反映了自然选择等常规过程,也反映了那些重塑幸存谱系构成的罕见剧变。
当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第六次大灭绝之问
“第六次大规模灭绝”这一说法指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人类驱动的生物多样性丧失正在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场规模堪比五次大灭绝的危机。当今的压力包括生境的转变与破碎化、直接开发利用、外来物种引入、污染以及气候变化。这些驱动因素往往相互作用。例如,因生境丧失而缩小的种群,可能更容易受到干旱、外来捕食者或疾病的影响。海洋系统还面临捕捞、变暖、缺氧和酸化等压力。
现代证据与化石记录存在根本差异。历史观察、调查、博物馆标本和监测,可以按年或十年的时间分辨率记录种群变化。基于化石的估算通常综合了长得多的时间跨度,而且具有可保存硬体部分的生物在其中占比偏高。因此,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时间尺度、所涵盖的分类群,以及何种情况才算观测到的灭绝等方面的差异。当代种群数量下降在生物学上意义重大,但其本身并不等同于一个物种在全球范围内灭绝。
灭绝速率有时以每百万物种年的灭绝数表示。每百万物种年发生一次灭绝,相当于在一个假设包含一百万个物种的物种库中,每年有一个物种消失。对长期背景灭绝速率的估算通常为每百万物种年约0.1—1次灭绝,但数值会因类群和方法而异。许多研究发现,在研究较充分的类群中,近期灭绝速率远高于背景速率估计值。具体高出多少倍,取决于所选的基准、对尚不确定的灭绝案例的处理方式,以及观测的完整程度。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在2019年全球评估中估计,约有一百万种动植物面临灭绝威胁。这一数字指的是风险,而不是已经确认灭绝的物种达到一百万种。同样,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受威胁的物种,并不一定已经消失;被列为野外灭绝的物种,也可能仍在圈养条件下存续。描述这场危机的规模时,必须明确这些区别。
有记录的现代物种丧失,尚不足以证明全部物种中的75%已经消失,而这一比例是通常用来判定一次大规模灭绝已经发生的常规阈值。尽管如此,灭绝速率升高、种群数量普遍下降,以及大范围的生境转变,都为一场正在持续的重大生物多样性危机提供了有力证据。“第六次大规模灭绝”一词究竟描述的是已经开始的过程,还是一种可能的最终结局,部分取决于所采用的操作性定义和时间尺度。
当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还包括仅靠物种数量无法反映的变化。在全球性灭绝发生之前,种群的消失就会减少遗传多样性、缩小地理分布范围,并削弱生态相互作用。在已无法成功繁殖后,长寿个体仍可能继续存活,从而形成灭绝债务,即早先的环境破坏将在未来造成的物种丧失。这些滞后响应,使得任何仅依据已确认灭绝物种所作的估算都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