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有性是指某个物种或其他分类群的自然分布仅限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现象。例如,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其全部原生分布范围都在马达加斯加;而仅仅是原产于马达加斯加的物种,也可能自然分布于其他地方。这里所指的区域可以是一处泉眼、一座岛屿、一条山脉、一个流域,也可以是一整块大陆。因此,特有性描述的是生物自然分布与某个指定地点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独立于地理尺度的固有属性。
特有生物是生物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因为它们的分布记录了隔离、演化、环境变化和灭绝所产生的影响。它们在保护生物学中也十分重要:一个物种若从其唯一的原生分布地消失,就可能意味着它在野外灭绝。不过,特有性并不等同于稀有或濒危。有些特有种在当地数量丰富,并在较大的区域内广泛分布;而有些非特有种在整个分布范围内都很稀少。
特有性格局的形成,源于新谱系的产生、古老谱系的延续,以及适宜环境范围的变化。对这些格局的解读,取决于所研究的生物、所划定的边界,以及分布和分类资料的质量。岛屿提供了显著的例子,但大陆上的山地、古老湖泊、洞穴、沙漠以及海洋环境中,也存在独具特色的特有生物集中分布区。
定义、地理尺度及相关概念
特有分类单元仅在某一明确区域内自然分布,在该区域以外没有自然分布。这里使用“分类单元”一词十分重要,因为特有性不仅适用于物种,也适用于亚种、属、科及其他公认的分类群。例如,喙头蜥谱系的自然分布仅限于新西兰,而无油樟科的现生物种仅分布于新喀里多尼亚。较高分类阶元上的特有性,可以揭示哪些地区集中保存了丰富的演化历史,而这些信息仅凭物种数量无法体现。
“特有”与“原生”不能互换使用。原生生物是指并非由人类引入、而在某地自然存在的生物,但其原生分布区可能远远超出该地。特有性也不等同于生态特化。仅分布于一座岛屿的物种,可能栖息于岛上多种不同的生境;而生态特化的生物,则可能分布于横跨数个大陆的同一种罕见生境中。地理分布范围的大小与生态位的宽窄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关联,但仍是不同的属性。
任何关于特有性的表述,都必须明确所指的地理区域。一个物种可以是澳大利亚特有种,却并非澳大利亚任何一个州的特有种。反过来,一个仅分布于小型集水区的物种,可以同时是该集水区、更大的流域以及某个国家的特有种。行政边界有助于立法和编制名录,但不一定与生物地理边界一致。“近特有”等术语通常表示某个分类单元的分布范围大部分、但并非全部位于某一区域内;使用这类术语时,必须说明具体采用的操作性定义。
“微域特有生物”的地理分布范围极小,有时仅限于一个洞穴系统、一座孤立的山顶或一处泉水。微域特有性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范围大小阈值。同样,“分布范围狭窄”描述的是分布区很小,但这一表述本身并未指明该生物是哪个区域的特有生物。如果一个狭小的分布区跨越国界,那么其中的物种可以是这片跨境区域的特有种,却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拥有的特有种。
特有性通常指原生分布。物种通过栽培、圈养或人为引入而在原生分布区之外建立种群,通常并不会使其失去原产地特有种的地位。相关记述应区分原生分布区、引入分布区和当前的野外分布范围。在医学中,英文“endemic”则指某种疾病或感染性病原体在某个人群或地区中持续存在的常态,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仅限于该地。
形成狭域分布的演化机制
特有性的形成往往始于地理隔离。当一个种群与其他种群分离后,基因流的减少可使差异在自然选择、遗传漂变和突变的作用下逐渐积累。如果这些差异促成了不同物种的形成,这一过程就是物种形成。在异域物种形成中,造成分离的是地理因素:山脉屏障、河流、海峡或适宜生境的不连续分布,阻断或大幅减少了种群之间的交流。
隔离可通过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产生。在以扩散为基础的情形中,生物跨越已有的屏障,并在屏障另一侧建立种群。在隔离分化中,原本连续的分布区因屏障形成或中间地带的生境丧失而被分割。大陆分离、山脉隆起,以及湖泊或森林的破碎化,都可能造成隔离分化的格局。这两种过程都可能形成相似的现今分布,因此,仅凭分布区的形态通常难以确定其成因。地质证据和对谱系分化时间的估算,有助于区分不同的解释。
定殖之后,一个谱系可能分化出多个特有物种。当这种分化伴随着对不同生态机会的利用时,就可能构成适应辐射。夏威夷蜜旋木雀展示了岛屿辐射演化中多样化取食结构和习性的形成。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雀是另一个例子,其近缘物种在喙形和资源利用方面存在差异。这类辐射演化表明,一次成功的定殖就可能为一个地区的特有生物群贡献许多物种,不过,后续的扩散、杂交和灭绝也可能使这一格局变得复杂。
即使没有形成新的物理屏障,也可能出现狭域分布。对特殊土壤化学条件、咸水、特定宿主或狭窄温度范围的适应,可能使一个物种局限于零散分布的环境斑块中。例如,适应富含金属的超镁铁质土壤的植物,可能只生长在特定的地质露头上,即便周围的景观看起来是连续的。在这些情况下,真正构成屏障的是不适宜的生境,而不只是地理距离。
各机制的重要性取决于生物自身的扩散特性。鸟类、随风传播的孢子、淡水鱼类和洞穴无脊椎动物所面临的屏障各不相同。较强的扩散能力可以扩大分布区并维持遗传交流,但偶发的长距离扩散也可能建立孤立种群,并由此产生新的特有谱系。因此,不能简单地认定扩散会促进或阻碍特有性的形成。其影响取决于定殖发生的频率、后续交流是否持续,以及种群建立后如何演化。
地质历史、存续与分布区收缩
新特有性与古特有性的区分,描述了形成地理分布局限的不同历史途径。新特有分类单元是相对较晚出现的谱系,在有限区域内起源,尚未广泛扩散。古特有分类单元则是某些谱系留存至今的代表,这些谱系或其近缘类群过去的分布范围更广。这些概念是对历史过程的解释,而不是依据分布区大小划定的固定类别。分布范围狭小,本身并不能说明一个物种是年轻还是古老。
古特有性往往涉及谱系在环境变迁中的持续存活。化石可以揭示,一个谱系曾经占据远超其现今分布范围的地区。银杏属(Ginkgo)如今仅有一个现生物种,但其化石记录遍及北半球广大地区。数百年来的人为栽培和迁移,使其残存的自然分布变得难以厘清。这说明,即使一个谱系的久远历史已经相当明确,要准确确定其原生分布范围仍可能十分困难。澳大利亚的瓦勒迈杉属(Wollemia)是另一个例子:这一现生谱系的种群分布局限,而相关类群的化石记录所涉及的范围则广阔得多。
长期稳定的气候有助于谱系在避难所中延续,即使它们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受庇护的山谷、湿润的沟壑及其他微避难所,可以保留周边地区已不具备的环境条件。在冰期与间冰期反复交替的过程中,一些种群在有限区域内存活下来,随后扩展了分布范围;另一些则始终局限于当地。因此,现今的分布既反映了存活过程,也反映了此后的迁移,而不只是当今气候最适宜之处的位置。
板块构造提供了更宏观的历史框架,但不能把古大陆之间的连接一概视为解释所有共同分布格局的现成答案。某些谱系的起源晚于其所占据陆块的分离,因此必然曾跨越其间的屏障而扩散。反过来,古老谱系也可能保留与大陆裂解相关的分布分割证据。将分子分化时间的估算结果与地质年代进行比较至关重要,同时也须承认这两类证据都存在不确定性。
区分谱系的年龄与其现有分布区形成的年代尤为重要。一个谱系可能十分古老,却直到近期才迁入如今赖以存续的地区。一个新近演化形成的物种,也可能栖居于古老的地貌之中。人类活动还可能使原本广泛分布的物种退缩至一小片残存区域,形成有别于其历史分布的当代分布格局。对于这类情况,应明确说明所涉及的时间范围,而不应将其解读为长期自然隔离的证据。
大洋岛屿与群岛
大洋岛屿是特有生物的重要集中分布区,因为它们兼具地理隔离、面积有限、环境独特等特点,并为迁入定居的生物提供了分化的机会。生物通常必须跨越水域才能到达这些岛屿,方式包括飞行、借助漂浮物、随风传播或附着于其他生物。这些筛选机制强烈影响着哪些类群能够成功定居。历史上,许多偏远岛屿除了蝙蝠之外,并无原生陆生哺乳动物,而鸟类、昆虫、蕨类植物和开花植物则构成了当地生物区系的主要部分。
罗伯特·麦克阿瑟和爱德华·O. 威尔逊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框架,强调迁入与灭绝是决定岛屿物种数量的因素。要理解特有性,还必须关注物种形成。偏远岛屿迎来的迁入生物可能很少,但其中一些成功定居的类群可能发生广泛分化。因此,隔离既可能减少迁入,也可能使存续下来的生物更加独特。最终结果取决于岛屿的面积、年龄、环境多样性以及隔离持续的时间。
夏威夷群岛展示了地质演变与生物分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岛屿形成于火山热点之上,年龄各异,其海拔、侵蚀过程和生境发育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不同谱系在岛屿发育的不同阶段迁入,有些谱系还在群岛间扩散的过程中发生了分化。夏威夷银剑菊、夏威夷蜜旋木雀以及若干昆虫类群,都是特有类群显著分化的例子。然而,从较老岛屿向较年轻岛屿依次扩散的简单模式并非普遍适用;灭绝、多方向的迁移,以及较古老陆地的消失,都可能使历史上的扩散路径变得难以辨明。
岛屿特有性并不只存在于仅分布在单个岛屿上的物种。某些特有物种可能遍布整个群岛,另一些则仅限于一座山或一条山谷。海椰子是一种原产于塞舌尔普拉兰岛和库里厄斯岛的棕榈,其原生分布范围远小于许多遍布整个群岛的特有种。新西兰的几维鸟则是特有鸟类,分布于一个大得多的岛屿系统的不同地区。这些例子也表明,特有性并不一定伴随着产生众多物种的辐射演化。
对于大陆岛屿,需要采用不同于大洋中形成的岛屿的历史视角来解读。例如,马达加斯加虽有漫长的地质分离历史,但其生物所包含的谱系有着不同的起源和迁入时间。当地的狐猴、变色龙和独特植物类群,不能全部用一次隔离事件来解释。海平面波动也曾使大陆架岛屿反复与大陆相连或分离。因此,理解岛屿特有性,必须综合考察陆地、水域屏障、生境以及各个谱系的历史。
大陆特有性中心与环境岛屿
大陆上存在许多能够促成特有性形成的屏障,并不需要海水环绕。山脉通过海拔、坡向、山谷以及温度和水分条件的不连续变化,将种群分隔开来。高海拔生境可以发挥环境岛屿的作用,彼此之间被不适合冷适应生物生存的低地隔开。在热带安第斯山脉,陡峭的环境梯度和复杂的地形使许多植物、两栖动物及其他类群的分布范围十分狭小。相邻的山坡或集水区即便地理位置相近,也可能拥有不同的生物组合。
山地既能促进多样化,也有助于生物存续。地壳抬升创造出新的生境和屏障,而复杂的地形则使某些生物只需在水平方向上移动相对较短的距离,就能追随适宜的环境条件。但这并不保证它们能够持续生存:随着气温变化,局限于山顶环境的物种可能几乎没有可迁移的空间。因此,山地对特有性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多种过程的相互影响,包括环境异质性、历史上的稳定性、受限的扩散,以及生境随时间推移而形成和消失。
土壤和地质基质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隔离。超镁铁质岩露头通常具有不寻常的养分比例,某些金属的含量也较高。能够耐受这些条件的植物,在周围土壤中可能无法成功参与竞争;而周围的许多物种也无法耐受岩石露头上的环境。新喀里多尼亚尤其以其独特植被、超镁铁质基质与高度植物特有性之间的联系而闻名。石灰岩、石膏和富含石英的地貌同样可能孕育分布局限的特化物种,不过,特化与特有性必须分别加以证实。
地中海气候区展示了多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非洲南部的开普植物区拥有极为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和众多特有植物,这与多样的土壤、地形、气候历史,以及山龙眼类和欧石楠类等类群内部的多样化有关。澳大利亚西南部古老而贫瘠的地貌中也分布着大量特有植物。仅凭当前气候不足以充分解释这些地区丰富的生物资源;长期存续以及特定谱系内反复发生的多样化,是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
大陆上的特有性格局可能沿流域边界、沙漠边缘、森林避难所或地下系统形成,而不一定与可见的地貌相对应。洞穴和深层土壤生境能够将扩散能力有限、环境需求高度特化的动物隔离开来。相反,一条大河对某些陆生生物而言可能是屏障,对水生生物而言却可能是扩散通道。因此,区域边界因分类群而异。例如,华莱士线标示出一个重要的生物地理过渡带,但各个类群的分布并不都遵循同一条完全重合的边界。
淡水与海洋中的特有性
淡水环境中的特有性往往很高,因为河流流域、湖泊和泉水彼此之间被陆地或咸水隔开。对于无法越过分水岭或在海水中生存的鱼类来说,分属不同流域、相距很近的两处河源,可能比同一水系内相距遥远的地点更加隔绝。河流袭夺、洪水以及水系连通格局的变化偶尔会使生物得以迁移,但这类事件在时间上的发生并不均匀。因此,一个流域的历史可能会在其水生动物群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古老湖泊尤为重要,因为它们长期存续,既使古老谱系得以延续,也为新谱系的演化提供了条件。贝加尔湖拥有众多特有生物,包括贝加尔海豹和一些独特的端足类群。坦噶尼喀湖和马拉维湖则以其特有的慈鲷类鱼类而闻名。这些鱼类的多样性反映了生态分化、生殖隔离、湖面水位变化以及复杂种群历史的共同作用。杂交也参与塑造了某些慈鲷类群的演化辐射历史,因此,多样化过程未必遵循完全分离的分支依次形成的简单模式。
泉水和地下水系统中的生物,其分布范围可能小得多。沙漠鱼类可能仅分布于一处泉群,而洞穴甲壳动物可能只栖息于单个地下水系。魔鳉的自然分布仅限于内华达州的魔鬼洞,体现了一个物种与单一水域紧密关联的极端情形。这类分布格局使水文条件的影响尤为重大:地下水水位、水化学性质或栖息地之间连通状况的变化,可能同时影响一个物种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原生种群。
海洋中的机遇与屏障则有所不同。许多海洋生物会释放能够随洋流迁移的幼体,但扩散潜力并不直接等同于实际发生的种群交流。幼体期的长短、行为、洋流方向、定居所需条件、温度以及适宜栖息地之间的间距,都会产生影响。偏远群岛、封闭海盆、孤立的礁区和深海栖息地,都可能孕育海洋特有物种。南大洋的独特性反映了其环境条件和隔离历史,其中也包括绕极环流的影响。
海洋和淡水中的特有性也可能难以查明。外形相似的物种可能在遗传上截然不同,而看似分布受限的生物,也可能随着采样深度加大或地理范围扩大而在其他地方被发现。热液喷口便体现了这一问题:其动物群具有显著的区域分化,但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并不连续,而且许多地方的采样仍很不足。因此,随着探索的深入和分类学的进步,特有性所对应的地理尺度可能发生变化,即使生物的实际分布并未改变。
衡量特有性与识别特有分布区
衡量区域特有性最简单的指标是特有物种的数量。另一个相关指标是特有物种占该区域本土物种的比例。如果 为特有物种数, 为所评估类群的本土物种总数,则特有物种比例为 ,通常以百分比表示。这些指标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一座与外界隔离的小岛可能特有物种比例很高,但物种数量很少;而一个广阔的大陆区域则可能既有许多特有物种,也有大量广布物种。
这两个指标都受到地理边界和采样力度的影响。扩大研究区域,可能使原先被视为非特有的物种变成特有物种,因为它们的整个分布范围此时都落在了研究区域的边界之内。比较结果还取决于所考察的分类类群:某个区域的植物特有性可能格外突出,鸟类特有性却相对较低。因此,统计数量时应明确说明区域范围、日期、所涵盖的生物、采用的分类处理方式,以及是否排除引入物种。物种—面积关系使面积差异悬殊的区域之间的比较更加复杂。
加权特有性依据分布范围的大小进行衡量,而不是简单地区分特有与非特有物种。一种常见的网格化指标为每个物种赋予权重,权重与该物种占据的网格单元数量成反比。对于目标网格单元 ,
其中, 是该网格单元中记录到的物种集合, 是物种 在划定的分析区域内占据的网格单元数量。仅出现在两个网格单元中的物种,对每个所在单元的贡献都大于出现在两百个单元中的物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格分辨率、计算分布范围时采用的地理范围,以及物种出现记录的完整程度。
校正加权特有性通常以加权特有性除以网格单元中的物种数,从而减弱未经校正的物种丰富度的影响。系统发育特有性则根据各演化分支后代谱系的地理分布范围,为这些分支赋予权重。它能够区分两类区域:一类承载着地理分布受限的演化历史,另一类则富集了亲缘关系密切、近期才发生分化的物种。这些方法相互补充,而不能彼此替代;采用的系统发育树和分布范围数据不同,推断出的格局也可能随之改变。
特有分布区通常指多个地理分布受限的分类单元分布范围相互重叠的区域。具体判定标准因分析方法而异。它不一定等同于物种组成迅速变化的高β多样性区域,也不一定等同于兼具生物独特性与严重生境丧失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一个区域可能在某项指标下排名很高,在另一项指标下却并非如此。当这些地图被用于科学比较或确定保护优先次序时,明确判定标准至关重要。
灭绝风险与保护意义
特有性对生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明确了哪些地区肩负着维系物种存续的责任。如果一个物种仅在某一地点自然分布,该地点一旦丧失,其整个野生种群就可能随之消失。不过,特有性本身并不是衡量灭绝风险的指标。一个分布遍及某一大陆的特有种,可能拥有庞大的种群和广阔的生境;而一个分布跨越数个国家的物种,却可能在总面积很小的分布区内全面迅速衰退。灭绝风险取决于种群数量、变化趋势、所受威胁及分布状况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区分了分布范围与占有面积:前者衡量物种分布在空间上的延展程度,后者则是在特定制图尺度下,物种在该范围内实际占据的面积。在其地理分布范围评估标准中,分布范围狭小必须结合严重破碎化、按威胁事件界定的地点数量少、持续下降或极端波动等条件加以考量。在这一框架下,“地点”依据某一威胁事件的地理影响范围来界定,并非简单地指一个有名称的地方或采集点。
当单一事件就能影响大部分生境时,分布范围狭小的物种尤其容易受到威胁。对于仅分布于某一岛屿或集水区的物种,火灾、风暴、疾病暴发、取水或土地用途改变都可能造成格外严重的影响。入侵物种还会通过捕食、竞争、传播疾病和改变生境带来额外压力。在关岛,外来引入的棕树蛇使本土森林鸟类遭受重大损失,其中也包括特有类群。岛屿的历史还表明,生境破坏与外来捕食者的影响可能相互作用,而非各自独立发生。
气候变化可能改变限定狭窄分布区的环境条件。山地物种可能面临适宜气候带向更高海拔退缩、面积不断缩小的局面,淡水特有种可能遭遇水温升高或水流状况改变,低洼岛屿的生境则可能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物种如何响应,取决于其生理特性、生境可用性、扩散能力以及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仅有适宜的气候,并不意味着某个物种就能到达新区并在那里持续生存,尤其是在地理屏障和生境破碎化阻碍其迁移的情况下。
因此,保护规划会综合考虑特有性、所受威胁、生态需求、演化独特性以及不同生境的代表性。保护区可以保全一个重要地点,却未必能使特有鱼类免受其流域内其他地方发生变化的影响。就地保护使生物得以在其原有生态环境中存续,而迁地保护则包括种子储存、圈养繁殖和人工管理的收集保存等措施。这些方法各有其作用:在野外以外保存个体或遗传物质,本身并不能保全与其原生分布区相关的生态和演化过程。
概念的发展与现代研究
对特有性的研究伴随着自然史、分类学和物种分布制图的发展而展开。19世纪,对岛屿与大陆的比较帮助人们认识到,地理上相互隔离的地区生活着彼此不同却又具有亲缘关系的生物。查尔斯·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观察,以及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的研究,推动了从共同祖先传衍、扩散、隔离和环境变化等角度作出解释。包括约瑟夫·道尔顿·胡克在内的植物学家的工作,也使植物分布成为探讨大陆与植物区系历史的核心议题。
20世纪的研究将种群遗传学、地质证据和明确的生态学理论引入了这些问题。板块构造学说得到认可,为陆地连接与屏障的变化提供了机制解释。岛屿生物地理学的平衡理论以形式化方式描述了岛屿面积、隔离程度、迁入与灭绝之间的关系。后续研究日益将物种形成和岛屿的地质演变纳入考量。因此,特有性研究成为连接个别谱系历史与整个区域生物区系形成过程的领域。
现代研究综合运用博物馆标本、野外调查、地理信息系统、环境数据和分子证据。DNA测序能够在以往被视为单一广布物种的生物中,揭示此前未被识别的谱系。反过来,综合分类学修订也可能表明,原本被认为各不相同的地方类型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分布更广的物种。这两类变化都会影响特有物种的数量统计。仅凭遗传分化并不能自动确立物种地位;研究人员还会考虑生殖关系、形态、生态,以及适用于研究对象的物种概念。
谱系地理学考察具有共同祖先关系的谱系在地理上的分布,有助于重建定殖路线、历史上的分布破碎化过程,以及在避难所中的持续存续。分子钟可用于估算分化时间,而化石则提供独立的历史证据和校准点。生境适宜性模型可以识别与已知分布记录相关的环境条件,并指出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区域。这类模型估计的是潜在适宜性,而非证实物种实际存在;当扩散屏障或历史偶然因素使物种无法到达原本适宜的地点时,尤其需要注意这一区别。
观测不完整仍是一大难题。分布记录往往集中在道路、研究站、易于抵达的海岸线及其他调查充分的地点附近。在采样不足的热带土壤、森林冠层、洞穴和深海环境中,既可能隐藏着分布范围极窄的物种,也可能有广布物种尚未被发现。微生物还带来了额外挑战,因为休眠阶段、扩散、环境筛选和物种界定都会使分布范围的估算更加复杂。可靠的评估会区分已确认的原生分布记录与存疑记录,记录分类学变动,并明确评估特有性所采用的空间和时间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