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位是指生物个体或种群得以维持自身生存的环境条件、资源和生物相互作用的总和,以及它与生态系统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这一概念将生物的需求与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联系起来:它们能在哪里生存、摄食什么、如何繁殖,哪些天敌和伙伴会影响它们,以及它们如何改变其他生物可利用的资源。因此,生态位并不只是一个位置或一种摄食类别。
生态位是生态学中一个具有统领作用的核心概念,因为它有助于解释物种的分布、共存以及生物群落的结构。它也为研究进化中的特化、生物入侵以及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提供了框架。不同的科学研究传统分别侧重环境需求、功能作用或种群增长,因此,这一术语具有几种彼此相关、却不能完全互换的含义。
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生态位概念的早期表述,源于人们试图解释物种为何出现在特定地点,以及看似相似的生物如何共存。约瑟夫·格林内尔在1917年发表的关于加州弯嘴嘲鸫的论文中,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将物种与其环境需求及地理背景联系起来。他的解释强调植被、气候、庇护条件和觅食机会等因素。按照这一思路,生态位描述的是适合某一物种生存的各种条件的组合,而不只是它所占据的一片土地。
查尔斯·埃尔顿在1927年出版的《动物生态学》中,赋予这一概念不同的侧重点。他所说的生态位,是指动物在生物群落中的位置,尤其是其食物关系以及与天敌的关系。埃尔顿的解释与功能角色密切相关:不同地区的生物,即使分属亲缘关系很远的演化类群,也可能作为食籽动物、植食动物或捕食者,占据相似的位置。这种思路将生态位分析与食物网联系起来,不过,生态位所涵盖的内容并不限于生物的食性或营养级。
G. 伊夫林·哈钦森在1957年的论述中,给出了最广为人知的形式化定义。他将生态位表示为一个 n维超体积,即抽象空间中的一个区域,空间的各个坐标轴分别表示与种群持续生存有关的环境变量。一条轴可以表示温度,另一条表示湿度,还有的轴可以表示猎物大小或某种必需营养物质的浓度。生态位由这些变量中能够维持种群持续生存的各种组合构成。这一表述使生态位的数学分析成为可能,也使人们能够区分物种潜在的环境耐受范围与其他物种对其施加的限制。
后续研究将这一概念与实验种群生物学及群落组织联系起来。格奥尔基·高斯在1934年出版的《生存斗争》中介绍了他的实验,考察了微生物之间的竞争。罗伯特·麦克阿瑟于1958年对北美东北部针叶林中的五种林莺开展研究,记录了它们在觅食行为和利用树木方式上的差异。约瑟夫·康奈尔在1961年开展的藤壶实验则表明,物理环境胁迫和竞争如何分别限制一个物种分布范围中的不同部分。这些研究推动人们将生态位差异转化为可通过观察和操纵实验加以检验的假说。
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含义至今仍有意义,因为它们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环境生态位关注的是允许种群持续生存的条件;营养生态位或功能生态位关注的则是相互作用和生态效应。现代研究常常结合这些视角,但它们得出的描述未必相同。两个物种可能具有相似的环境需求,却对养分循环产生不同的影响;也可能具有相似的生态功能,却生活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因此,严谨的生态位分析需要明确所采用的含义、纳入的变量,以及应用这一概念的生物学尺度。
生态位维度、资源与种群存续
描述生态位时,通常将环境变量分为两大类:条件和资源。条件包括温度、盐度和酸度等,它们影响生物,但不一定被生物消耗。资源则会被利用或占用,从而可能减少其他生物可获得的份额。食物、矿质营养、可供筑巢的洞穴和可供附着的表面都是资源的例子。这一区分部分取决于具体的作用机制:光对光合生物而言是一种资源,而温度通常是一种影响生理过程速率的条件。
哈钦森的理论框架将各种环境变量的组合表示为多维空间中的点。若以向量 表示相关变量,则从种群统计学角度,可以将适宜区域简化定义为
其中, 是在指定背景条件下种群的长期人均增长率,通常在种群密度较低时进行评估。边界 将允许种群增长的环境组合与导致种群衰退的环境组合区分开来。在波动的环境中,相关的衡量指标是种群经历一系列环境变化后的长期增长,而不一定是某个季节内的增长。这种种群统计学解释明确了生态位概念背后的假设。
一般而言,不能将生态位的各个维度理解为彼此独立的耐受区间。某种鱼在溶解氧充足时或许能在某一温度下存活,但在缺氧条件下,却可能无法在同样的温度下生存。植物对高温的耐受能力可能取决于土壤水分,因为水分流失与蒸发冷却相互关联。因此,将各个变量独立测得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组合成一个矩形包络区域,可能会把生物实际上无法耐受的环境组合也包括在内。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实际生态位的边界呈现不规则形状,有时甚至形成彼此不连通的区域。
资源需求也因资源是否可相互替代、是否不可或缺而有所不同。多种猎物可以提供相互替代的能量来源,因此一种猎物的增加可以弥补另一种猎物的不足。相比之下,光合生物既需要氮,也需要磷;一种元素过量,并不能无限度地弥补另一种元素的短缺。这些关系将生态位理论与营养限制以及调控代谢的生理机制联系起来,也解释了为什么起限制作用的资源会沿环境梯度发生变化。
研究所针对的生物学单位,与坐标轴的选择同样重要。幼体和成体可能需要不同的资源,或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经历变态发育的昆虫就是如此。能否成功繁殖,可能取决于成体仅短暂使用的某种资源,例如产卵基质或筑巢地点。因此,物种层面的生态位必须涵盖完整生活史的需求。此外,同一物种的各个种群、不同性别或不同个体的生态位,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地理变异、发育阶段和遗传差异,都可能改变环境与种群增长之间的关系。
基础生态位与实际生态位
基础生态位通常指一个物种在不受种间竞争等拮抗性相互作用限制的情况下,能够持续存续的环境条件和资源范围。实际生态位则描述该物种在特定生物群落中实际得以持续存续的条件。这一区分将物种潜在的生存需求与生态背景的影响分开。但这并不意味着界定基础生态位无需任何假设:仍须明确食物、必需的互作伙伴、环境变异,以及评估持续存续所采用的时间尺度。
康奈尔对潮间带藤壶的研究是一个经典例子。在苏格兰的岩石海岸,Chthamalus 属藤壶主要分布在潮间带较高处,而 Semibalanus balanoides(当时归为 Balanus balanoides)则占据了较低地带的大部分区域。通过实验移除体型较大的竞争者后,研究发现,Chthamalus 能够在比其通常分布范围更低的位置存活。因此,竞争限制了它向潮间带低处的分布。相比之下,Semibalanus 的分布上限则主要受到暴露于空气和干燥失水等物理因素的制约。彼此相邻的分布边界由不同机制形成。
常见的示意图将实际生态位画成嵌套在基础生态位内部的较小区域;这种表示方式虽有用,却有其适用条件。竞争可能将生物排除在原本适宜的环境之外,捕食者或病原体也可能产生类似影响。正向相互作用则可能使两者呈现不同的关系。庇护植物可以减轻幼苗面临的高温和水分胁迫,微生物伙伴则可能使原本无法利用的养分变得可利用。如果作为基准的基础生态位不包含这些有益的相互作用,那么生物在这些作用的帮助下所占据的环境,就可能超出这一基础生态位。因此,两种生态位之间呈现出的关系,取决于基准中包含哪些因素。
生态位也必须与地理分布区分开来。生境是生物生活的地点或环境类型;生态位则描述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适宜条件可能出现在许多地理上彼此分隔的地点,而由于存在屏障或生态扩散能力有限,一个物种可能无法到达其中一些地点。反过来,即使某地的条件不足以维持一个能够通过自身繁殖补充个体的种群,那里仍可能出现该物种的个体。在源—汇动态中,来自高生产力种群的迁入个体,使那些死亡数量超过当地新增个体数量的地点仍能维持种群。
因此,观测到的物种出现情况,无论对于判断生态位边界,还是对于判断种群能否持续存续,都只能提供不完整的证据。未发现某个物种,可能反映的是扩散历史、竞争、近期扰动或未能检出该物种,而非当地环境在生理上不适宜。发现某个物种,则可能是个体迁入的结果,也可能只是一个终将消失的临时种群。移除竞争者、移植生物或测量繁殖情况等实验,有助于区分这些解释。将基础生态位与实际生态位的区别视为一组可检验的种群统计与相互作用假说,而不是简单地将想象中的潜在范围与现有记录的分布图进行对比,才能使这一区分发挥最大的解释力。
生态位宽度、特化与分化
生态位宽度描述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利用的资源或环境条件的范围。在某一特定维度上,广适种利用的范围相对较宽,而特化种利用的范围较窄。这些概念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一种鸟可能取食多种昆虫,却只能在特定的基质上筑巢;一种植物可能耐受多种土壤类型,却依赖某一特定类群的传粉者。因此,要有意义地讨论特化,就必须明确所考察的维度和比较尺度。
衡量资源利用宽度的一种常用指标是莱文斯指数:
其中, 表示资源类别 在总利用量中所占的比例,各比例之和为一。如果所有利用都集中于一个类别,则 ;如果对 个类别的利用量相等,则 。这一指数概括了观测到的资源利用分布,但如何解读它,取决于资源类别的划分方式。将猎物按较宽泛的分类群归类,与按物种或体型归类,得到的衡量结果并不相同。资源的可获得性也很重要:频繁利用某种常见资源,本身并不能证明对该资源存在偏好。
种群层面的生态位宽度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形成。可能每个个体都利用多种食物,也可能不同个体各自专门利用其中一个较窄的子集。这两类种群的总体食谱可能相同,但在竞争、资源丧失时的脆弱性以及进化潜力方面却有所不同。要区分个体自身利用资源的灵活性与个体之间的差异,需要对身份可辨识的个体进行重复观测,而不能仅依靠混合样本。性别、体型、后天习得的行为以及对领地的使用机会,都可能促成这类差异。
当共存生物对资源或环境条件的利用有所不同时,就出现了生态位分化。分化可能涉及食物大小、觅食地点、活动时间、扎根深度或繁殖季节。麦克阿瑟对林莺的研究表明,在同一片森林大环境中取食的不同物种,会利用针叶树的不同部位,其觅食行为的某些方面也各不相同。这个例子说明,为什么“食虫性森林鸟类”之类的粗略分类会掩盖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差异。利用不同深度水分的植物之间,或在不同光照条件下生长最旺盛的浮游生物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区别。
观测到的差异,并不能证明这些差异是由竞争造成的,也不能证明它们足以维持共存。物种之间的差异可能源于各自独立的进化历史、生境过滤,或与当前邻近物种无关的制约因素。反过来,即使记录到的食谱高度重叠,物种仍可能在某种尚未测量的资源利用、对天敌的易感性,或对环境波动的响应方面存在差异。要确定生态位分化的重要性,需要开展跨地点比较、实验以及种群统计模型研究。生态位宽度与重叠是有用的描述性指标,但只有将其与影响生存、繁殖和资源耗减的机制联系起来,它们才具有解释力。
竞争与共存机制
竞争排斥原理指出,在一些严格的限定条件下,以相同方式依赖相同限制性资源的物种,无法在稳定、均一的环境中无限期共存。这一原理并不意味着表面相似的物种总会相互排斥。其假设排除了自然系统的许多特征,包括空间差异、条件波动、迁入以及天敌方面的差异。高斯的实验室研究既展示了竞争排斥,也表明竞争结果取决于所涉及的生物及具体条件。
一种经典的数学描述是双物种洛特卡—沃尔泰拉竞争模型:
其中, 表示种群大小, 表示内禀增长率, 表示单独存在时的环境容纳量, 表示物种 对物种 的影响,其大小以同种个体的影响为参照。当任一物种处于低密度时,即使另一物种已达到其单独存在时的平衡密度,前者仍能增长,便可实现稳定共存。在这一模型中,相应条件为 和 。该模型将复杂的相互作用概括为系数,而没有揭示其背后的资源作用机制。
现代物种共存理论,尤其是彼得·切森的相关研究,将稳定化机制与平均竞争能力的差异区分开来。稳定化机制使物种在稀少时获得优势,常见原因是个体对本物种的限制强于对其他物种的限制。相比之下,平均适合度或竞争能力的差异则使某一物种比另一物种更具优势。能否共存,取决于稳定化作用是否足以抵消这些不均等。因此,生态差异更大并不必然保证共存,而总体表现相近本身也不会在某一物种变得稀少时产生使其恢复的力量。
资源竞争提供了一个机制层面的例子。在仅受一种持续供给的资源限制的简单环境中,能够在更低的平衡资源浓度下维持正增长的物种,可以排斥其竞争对手。当存在多种限制性资源时,如果物种在资源需求和消耗效应上有所不同,就可能实现共存。结果也取决于资源供给:需求不同的两个物种,并不一定能在所有营养物质比例下共存。资源利用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改变了种群密度与未来资源可利用性之间的反馈关系。
其他稳定化机制则通过时间、空间和天敌发挥作用。当不同物种对环境波动的响应不同、有利条件与竞争以特定方式相关联,并且具有缓冲作用的生活史阶段能够使种群渡过不利时期时,储存效应便可促进共存。具有物种专一性的病原体可以使局部常见的宿主遭受更高的死亡率,从而有利于较稀少的物种。空间差异同样可以为不同物种提供各自适宜的地点。这些机制说明,生态位理论并不局限于对一组固定食物资源的划分:共存取决于数量、环境、资源和生物相互作用之间的动态反馈。
演化、生态位保守性与环境改造
自然选择通过作用于生理耐受性、资源利用、行为和生活史性状,可以使生态位发生变化。影响消化酶的遗传变化可能改变生物能够利用的食物;花期的变化可能改变季节性的相互作用;温度耐受性的变化则可能使生物在不同条件下持续生存。演化变化不同于个体层面的行为可塑性或生理适应,尽管这些过程都能改变观测到的环境利用方式。因此,要确认生态位发生了演化,需要有可遗传差异的证据,而不能仅凭生物出现地点的变化。
生态位保守性是指祖先的生态特征在演化过程中得以保留的现象。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在与气候的关联、栖息地利用或摄食生物学等方面往往具有共同特征,但这种相似性的强弱和持续程度各不相同。保守性可能源于稳定化选择、遗传约束,或接触新环境条件的机会有限。仅凭近缘物种所处环境相似,并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造成了这种现象。定量分析还必须区分真正的演化相似性与另一种情况:近缘物种可能分布于同一地理区域,因而接触到相似的可用环境。
竞争有时会促进性状替换,即相互作用的物种在演化过程中,其与资源利用有关的性状差异逐渐增大。来自达尔文雀的证据表明,干旱期间的竞争相互作用与喙大小分布及相关摄食能力的变化有关。这类案例将短期的种群过程与演化变化联系起来。然而,共存物种与分开生活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并不足以构成证明:环境差异、非随机的定殖以及更早发生的分化,也可能产生类似的模式。有力的检验需要综合历史、生态和遗传证据。
生物也会改变界定生态位的环境条件。生态位构建这一概念强调了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这些反馈。河狸改变水流并形成池塘;蚯蚓改变土壤结构;植被则改变遮阴、湿度和养分的可利用性。这些活动既能影响构建者自身的种群,也能影响其他物种。环境改造并不一定是为产生其当前效应而演化出的适应:生物正常的代谢或生长就可能带来影响深远的变化,而这些效应本身未必曾直接受到选择的青睐。
有些改造会影响整个生境。珊瑚构筑的结构可提供庇护场所和摄食表面,而红树林会改变沉积物的截留和局部水动力状况。共生关系同样能够改变生物获取资源的方式,例如植物以光合作用固定的碳,与能够从土壤中获取养分的共生真菌交换养分。这些相互作用表明,生态位并非只是等待生物占据的空位。生物在响应环境条件的同时,也参与塑造这些条件;其中一方发生的演化变化,可能改变其他参与者所面临的需求、机会和选择压力。
通过观察和实验测量生态位
生态位通常无法作为完整的多维对象来直接测量。研究者会选择在生物学上合理的变量,收集有关资源利用或生物表现的证据,并评估这些选择如何影响结果。野外观察可以确定生物出现在哪里、取食什么,以及何时活动。重复调查、追踪设备、相机和直接的行为观察能够揭示不同尺度上的规律。测量环境中可利用的资源十分重要,因为仅凭资源利用情况,无法区分生物是偏好某种资源,还是仅仅更容易接触到它。
食性研究方法可以从互补的角度揭示营养生态位。胃内容物、粪便中的食物残留以及直接观察都能帮助识别食物,但消化过程和采样时机会引入偏差。稳定同位素分析利用组织组成的差异,推断一定时期内的食物来源和营养关系,这一时期的长短与组织更新速率有关。碳同位素比值有助于区分资源来源途径,而氮同位素比值通常能提供营养级位置的信息。解释结果时,需要有适当的基线样本,并注意生理和环境差异;同位素数值并不能唯一确定每一种猎物。
分子方法扩大了可检测的相互作用范围。DNA宏条形码技术可以在混合样本中识别多个食物分类单元,而环境DNA则可以揭示那些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生物。这些方法容易受到引物选择、参考数据库、污染以及DNA存留时间差异的影响。序列计数通常不能直接作为摄入食物生物量的度量。因此,将分子证据与常规观察和生理信息相结合,比将任何单一技术视为对食性或生境利用的完整描述更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实验有助于区分关联与机制。人工气候箱可用于检验生物对温度和湿度的响应,实验室培养可用于确定营养需求,饲喂实验则可用于比较生物在不同食谱下的表现。野外移除实验能够揭示竞争者或捕食者的影响,而相互移植实验则可检验生物在不同环境中的表现。仅测量存活情况可能会遗漏重要的限制因素:个体可能仍然活着,却无法繁殖,或者其后代可能无法度过另一个生活史阶段。要评估一个种群能否通过繁殖维持自身数量,就需要将存活、发育和繁殖联系起来的种群统计数据。
统计汇总结果同样需要谨慎解释。多变量方法可以比较生态位位置并估计重叠程度,但结果取决于变量选择、尺度处理、采样强度以及用于比较的环境范围。如果两个物种的采样分别来自可利用环境不同的区域,就可能呈现出表面上的生态位分离;而表面上的相似性也可能掩盖未被测量的维度。因此,生态位重叠的统计检验通常采用零模型或随机化比较,明确在某一特定假设下预期会出现怎样的重叠。当定量模式能够与某个提出的、且可独立检验的生理、行为或种群统计过程联系起来时,测量结果就最有说服力。
地理生态位模型及其局限性
地理生态位建模将环境信息与物种的出现情况或丰度联系起来,并将这些关系投射到整个景观中。生境适宜性模型可以利用温度、降水、植被、基质或其他预测变量,识别与已知分布地点相似的区域。这类模型广泛用于研究物种分布和确定优先调查区域。然而,模型输出并不天然等同于对基础生态位的测量。物种出现记录不仅反映环境适宜性,也反映扩散历史、生物相互作用、采样过程,有时还反映人类搬运的影响。
相关性模型估计物种出现记录与环境预测变量之间的统计关联,所用方法包括回归、基于树的模型以及其他机器学习方法。最大熵建模通常使用物种出现记录和背景环境样本。相比之下,机理模型以能量平衡、水分流失、发育或种群增长等过程为出发点。例如,机理模型可以估计动物在不同条件下的体温和水分平衡,而不是仅根据已有记录中的出现地点推断适宜性。混合方法则将生理约束与统计性分布数据相结合。
确定物种能够到达的地理区域,是建模中的一项关键选择。将物种出现地点的环境与整个大陆的环境进行比较,所得结果可能不同于仅在该物种可能到达的区域内进行比较的结果。博物馆和公众科学项目的记录可能集中在道路、城市或研究机构附近。如果不处理这些偏差,模型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重现观察者的行为模式。此外,如果没有额外信息,以及有关采样和物种出现比例的假设,仅有出现记录的数据通常也无法确定物种出现的绝对概率。
模型评估必须与预期用途相匹配。当邻近地点具有相似的环境和历史影响时,将空间记录随机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可能会得到偏于乐观的结果。采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数据进行测试,能够更有力地评估模型向其他地理区域迁移的能力。对未来气候或新近入侵大陆的预测更难评估,因为这些预测可能涉及训练数据中未曾出现的条件。模型可能在已观测的环境范围内表现良好,但在出现高温、降雨和季节性的新组合时,外推表现却很差。
分辨率还会带来进一步的限制。区域气候网格未必能反映生物所利用的背阴岩缝、深层土壤或凉爽林下环境。反过来,局部适宜的微生境也可能因面积太小或过于孤立,而无法维持可存续的种群。有些模型还忽略了季节性极端条件、扰动,或与宿主和传粉者之间不可或缺的相互作用。因此,地图上呈现的适宜性,最好理解为依赖于特定变量、尺度和假设的条件性预测。要据此判断种群能否持续存在,还需要有关种群统计特征、扩散、景观格局及相互作用的额外证据。
环境变化、入侵与保护
气候变化可以同时改变生态位的多个维度。变暖会改变生理机能和季节性发育,而降水变化则影响水分可利用性和干扰。物种可能通过地理迁移追随适宜条件,调整活动时序或行为,发生进化,也可能衰退。这些响应并不等同:分布迁移可以在没有进化变化的情况下发生,而遗传适应也可能发生,却不立即伴随分布范围的变化。短时极端事件也可能对物种构成限制,而年平均气候的变化往往无法充分体现这些限制。
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使仅依据物理环境条件进行的预测更加复杂。植物迁入气候适宜的地区后,可能缺少有效的传粉者或合适的土壤共生伙伴。猎物与其捕食者的分布迁移速度可能不同,季节性变暖也可能改变花期与昆虫活动期的重叠程度。资源供应的变化可沿食物链传递,而海洋酸化则可能改变生理代价,并影响能够构建生境的生物。因此,物种未来能否占据某地,既取决于群落的变化,也取决于其自身的耐受极限。
对入侵物种的研究经常比较物种在原生分布区和引入分布区内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引入后表面上出现的生态位扩展,可能源于摆脱天敌、接触到以往因地理限制而无法到达的环境、此前采样不充分,或进化变化。这些解释各自需要不同的证据。如果某种气候在物种原生分布区内可到达的区域中并不存在,就不能仅因该物种在其他地方占据了这种气候环境,便认定它获得了新的生理耐受能力。在断定其潜在生态位已经改变之前,比较研究必须考虑可供利用的环境、分布记录偏差,以及自引入以来经过的时间。
生态位信息通过识别环境需求、潜在避难所和整个生活史中所需的资源,为保护生物学提供支持。它有助于区分两类地点:一类只是看起来与物种已经占据的生境相似,另一类则能够支持种群自我维持。生境破碎化和景观连通性降低可能使生物无法到达适宜地点,而筑巢资源、宿主或季节性食物供应的丧失,则可能导致局部种群消失。保护多种环境条件下的生境,可以保留仅用单一气候平均值衡量时容易忽视的生存选择。
在生态恢复中,基于生态位的分析将物种选择与土壤、水文、干扰,以及正在定居的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联系起来。仅仅重建植被结构,未必能恢复缺失的养分传递途径,或由动物介导的过程,例如传粉。反过来,恢复某一环境过程,可能使多个物种自行回归,而不必逐一引入。评估恢复成效,需要持续测量新个体补充、存活、繁殖和生态相互作用。当有利的初始条件或外来个体迁入能够维持种群的早期定居,却不足以保障种群长期世代更替时,反复监测种群动态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