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瑚是海生动物,主要属于刺胞动物门的珊瑚纲。它们以单个珊瑚虫或由相互连接的珊瑚虫组成的群体生活,形态从微小的独居个体到宽达数米的分枝状结构不等。有些珊瑚能分泌出厚重的矿物质骨骼;另一些则形成柔韧的内部支撑结构或微小的骨骼单元。虽然人们最熟悉的是热带造礁珊瑚,但珊瑚也栖息于温带海域、极地水域,以及阳光无法到达的深海环境。
珊瑚无论作为生物,还是作为生态系统的构建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其活体组织与藻类、微生物、捕食者和竞争者之间维系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其骨骼则构筑出持久的三维栖息空间。热带珊瑚礁孕育着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海岸线,并支撑渔业和旅游业。深水珊瑚群落则在与热带珊瑚礁迥然不同的环境中,提供结构复杂的栖息地。因此,珊瑚生物学将动物生理学、共生关系、海洋化学、地质历史与自然保护等领域联系在一起。
分类与多样性
“珊瑚”是一个通用的生物学名称,而非某一正式分类阶元的名称。大多数被称为珊瑚的生物都属于珊瑚纲;海葵也属于这一刺胞动物类群。与水母不同,珊瑚纲动物没有自由游泳的水母体阶段,成体的主要形态是水螅体。不同珊瑚在骨骼构造、身体结构、群体形态以及对光合作用共生伙伴的依赖程度上差异很大。因此,有必要区分作为动物的珊瑚与仅由其中部分种类参与构筑的珊瑚礁。
石珊瑚属于石珊瑚目,既包括现代热带珊瑚礁的主要构建者,也包括众多单体或群体生活的深水种类。它们的骨骼主要由文石构成,文石是碳酸钙的一种晶体形态。石珊瑚属于六放珊瑚亚纲,该亚纲成员的体内隔膜和触手数量通常为六的倍数,不过成体的排列方式可能更为复杂。常见的造礁珊瑚属包括鹿角珊瑚属(Acropora),其中许多种呈分枝状或桌状;滨珊瑚属(Porites),包括块状和分枝状类型;以及蕈珊瑚属(Fungia),其成员为单体生活的蘑菇状珊瑚。
八放珊瑚的水螅体具有八条羽状触手和八片体内隔膜。这一类群包括软珊瑚、海扇、海鞭、海笔和贵珊瑚。许多种类依靠称为骨针的微小方解石结构支撑身体,有些还具有含有机物或矿物质的内部中轴。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八放珊瑚都具有常见的柔软外形:蓝珊瑚(Heliopora coerulea)能形成坚实的文石骨骼,而笙珊瑚则会形成醒目的钙质管。因此,“软珊瑚”只能涵盖八放珊瑚多样性中的一部分。
黑珊瑚属于角珊瑚目,是具有深色蛋白质中轴骨骼的六放珊瑚。活体群落并不一定是黑色的,其组织可以呈橙色、黄色、白色或其他颜色。通常被称为火珊瑚和蕾丝珊瑚的动物则属于水螅纲,这是刺胞动物的另一个纲。它们与珊瑚纲动物外观相似,是因为具有相似的群体生长方式和骨骼形成能力,而不是因为同属一个亲缘密切的亚类群。
分子研究大幅修订了珊瑚的分类。相似的分枝形态可能独立演化而来,而外观不同的物种却可能亲缘关系密切。杂交以及环境引起的形态变化,也使鉴定更加复杂。因此,现代分类学会综合骨骼解剖结构、水螅体特征、繁殖生物学和脱氧核糖核酸证据,而不再仅凭群体外形进行分类。
珊瑚虫的解剖结构与群体组织
珊瑚虫是一类结构相对简单的动物,其身体围绕中央消化腔组织而成。口部开口于口盘,口盘周围环绕着触手,管状的咽部通向消化循环腔。体壁主要由外侧的表皮层和内侧的胃皮层组成,两者之间由中胶层隔开;中胶层是一层厚度不一的细胞外物质。内部称为隔膜的片状组织可增大消化表面积、为肌肉提供支撑,并承载生殖组织。珊瑚虫没有集中的脑,而是通过弥散分布的神经网协调摄食、收缩及对环境刺激的反应。
刺胞动物的标志性结构是刺细胞,这种特化细胞内含可发射的囊体。其中一种重要的囊体是刺丝囊,可释放一根微小的细管,用于刺入或缠住猎物。接触和化学信号共同参与控制其发射。触手将捕获的物质送向口部,随后由消化酶和细胞内消化过程将其分解。消化循环腔没有独立的肛门,未消化的物质通常经口排出。纤毛运动和肌肉收缩推动水和颗粒沿组织表面及内部腔隙流动。
在群体珊瑚中,珊瑚虫通过称为共肉的活组织相互连接。消化循环管道能够在群体的不同部位之间输送营养及其他物质,但各群体的生理整合程度有所不同。在石珊瑚中,每只珊瑚虫可栖居于一个称为珊瑚杯的杯状骨骼结构内。称为隔片的纵向骨骼板从珊瑚杯内壁向内伸出,其排列与软组织的结构大致对应。薄层组织覆盖或连接正在生长的骨骼表面,因此,大型珊瑚群体并不是一整块活体组织:其体积中很大一部分可能是较早形成的矿物质骨骼。
一个群体通常起源于一只已附着定居的幼体,并通过反复的无性出芽不断扩展。因此,群体中的珊瑚虫通常具有相同的遗传组成,不过突变、组织融合及其他过程也可能形成更复杂的遗传嵌合体。有些群体包含不同类型的特化珊瑚虫,八放珊瑚中尤其如此,不同形态的珊瑚虫可能分别承担摄食和促进水循环的功能。
群体的构型会影响其功能。分枝状形态能使大面积表面接触流动的海水和光照,但也容易折断。块状形态通常更能抵御强浪,而薄板状形态则有利于在背阴的斜坡上截获有限的光照。同一物种在不同条件下可能改变其生长形态。这种表型可塑性意味着,群体形状既反映了遗传决定的发育倾向,也记录了当地环境的影响。
光合共生与珊瑚微生物组
许多浅水珊瑚与共生甲藻科的光合甲藻紧密共生。这些藻类过去统称为虫黄藻,栖居在珊瑚胃皮层细胞内由宿主形成的区室中。它们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固定为有机化合物,其中一部分会转移给珊瑚宿主。作为交换,宿主为藻类提供受保护且化学条件受到调控的环境,并提供包括含氮、含磷物质在内的代谢废物供其利用。
这种共生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溶解态营养盐浓度很低的热带海域中,仍能形成生产力旺盛的珊瑚礁群落。碳和营养物质在共生双方之间高效循环,而不是立即流失到周围海水中。藻类的光合作用满足了许多造礁珊瑚很大一部分的能量需求,而珊瑚自身的摄食则提供额外的碳和必需营养物质。两者的相对贡献随物种、季节、水深、光照及食物供应状况而变化,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珊瑚的统一比例。
共生甲藻科在遗传和生理上都具有多样性。Cladocopium、Durusdinium 和 Breviolum 等属的分布和生态关联各不相同。有些宿主与共生藻的组合比其他组合更耐高温,但这种耐热性可能以常规条件下的生长速度或其他生理表现为代价。珊瑚可以在发育早期从环境中获取共生藻,也可以由亲代直接将共生藻传给后代。宿主的种类和环境条件都会影响最终建立的共生关系。
营养物质过量可能破坏这种关系的平衡。例如,氮供应量的变化可能刺激藻类增殖,却没有相应的磷供应与之匹配,从而改变营养物质的交换,并可能使共生体系更容易受到胁迫。因此,共生并不只是为藻类提供栖身之所,而是有赖于对细胞数量、营养分配和细胞胁迫反应的协调调控。珊瑚会调节其内部环境的某些方面,而共生藻也有自身的代谢需求。
珊瑚的黏液、组织和骨骼中还生活着多种与其相关联的细菌、古菌、真菌、病毒及其他微生物。宿主及其相关生物合在一起,通常称为全生物体。微生物参与营养物质转化、有机质处理以及与病原体的相互作用,但其作用因宿主和环境而异。仅凭某种微生物的存在,并不能判定它是有益、有害,还是仅仅偶然出现。许多深水珊瑚以及一些浅水珊瑚完全没有光合共生生物,而是通过捕获或吸收食物来获取能量。
摄食、代谢与营养物质循环
珊瑚通过多种途径获取营养。与光合藻类共生的种类既利用藻类伙伴提供的能量,也进行异养摄食;不与光合藻类共生的种类则依赖有机食物来源。触手可捕获浮游生物和悬浮颗粒,有些种类还能捕获体型相对较大的猎物。群体表面的黏液可以黏住颗粒物,随后由纤毛和肌肉运动将其输送至口部。有些珊瑚还能直接从海水中吸收溶解性有机化合物,但这一途径的重要性因种类而异。
摄食行为既反映猎物的可获得性,也受到柔嫩组织暴露所带来风险的影响。许多造礁珊瑚在夜间伸展触手最为明显,此时浮游动物进入珊瑚礁上方的水体,而一些依靠视觉捕食的动物活动较少。另一些种类则在白天摄食,或长时间保持伸展状态。水流带来食物和氧气,但流速过强也会妨碍捕食。分枝、珊瑚虫和触手的大小及排列方式,会影响摄食表面所处的水流条件。
异养摄食提供的不只是额外的能量。动物性猎物和碎屑颗粒还能提供氮、磷及其他化合物,满足组织形成、繁殖和修复的需要。仅靠光合作用提供的碳无法满足所有这些需求。在某些种类中,增加摄食可部分弥补胁迫期间藻类供能的减少,但这种补偿能力取决于猎物丰度、摄食器官的结构以及干扰持续的时间。因此,摄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共生关系看似相似的珊瑚会对环境变化作出不同反应。
珊瑚的代谢具有明显的昼夜周期。在光照充足时,共生藻的光合作用可提高珊瑚组织附近的氧浓度和pH值;到了夜间,光合作用停止而呼吸作用继续,导致氧浓度下降,并释放二氧化碳。这些波动发生在生物体周围很薄的边界层内,其中的水体交换可能受到限制。纤毛运动、周围水流和群体形态会影响这些边界层的厚度,进而影响气体交换和化学条件。
珊瑚还通过更广泛的食物网重新分配物质。释放出的黏液和溶解性化合物为微生物及摄食颗粒物的生物提供食物,珊瑚组织则被专门以其为食的捕食者取食。珊瑚骨骼的表面及内部空间可供其他生物栖居,而这些生物也有各自的营养物质转化活动。例如,珊瑚相关生物群落中可能存在固氮微生物,但其贡献差异很大。珊瑚礁的运作依赖动物、藻类、微生物、沉积物和海水之间的物质交换,而不只是珊瑚与藻类的共生。这些交换将生物个体的生理活动与珊瑚礁尺度的初级生产和营养物质留存联系起来。
骨骼的形成与生长
石珊瑚通过生物矿化构建骨骼,即在生物体调控下形成矿物结构。一层称为成钙上皮的特化组织覆盖在生长中的骨骼表面。这层组织与矿物表面之间有一处狭窄的钙化空间,其化学环境与周围海水不同。珊瑚通过转运离子、调节酸度和分泌有机分子,影响文石晶体形成的位置与方式。因此,骨骼的形成是一个主动的生理过程,而不只是海水中矿物质的被动沉淀。
碳酸钙沉淀反应可用以下简化的化学式表示:
然而,在海水中,碳酸根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化学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涉及溶解的二氧化碳、碳酸氢根、碳酸根离子及酸度。珊瑚能够利用碳酸氢根和其他无机碳源,同时将质子从钙化环境中移出。碳酸酐酶等酶有助于二氧化碳与碳酸氢根之间的相互转化。维持有利于矿物沉积的化学条件需要消耗能量。
周围水体的文石饱和度通常表示为:
其中, 为相应条件下的表观溶度积。较高的饱和度通常有利于文石形成,但珊瑚的生长并非仅由饱和度决定。温度、食物供应、光照、物种以及生理调节也都很重要。在某些化学条件下,如果没有生物调控,矿物本不太可能快速沉淀,但珊瑚仍能维持钙化。
讨论生长时,必须区分骨骼延伸、骨骼密度和总钙化量。枝条可以迅速伸长,但形成的骨骼相对多孔;块状群体则可能延伸缓慢,却能沉积致密的矿物。在适宜环境中,一些分枝状珊瑚每年可延伸数厘米至十余厘米;许多块状造礁珊瑚每年垂直生长数毫米至约一厘米。深水物种中有些类型生长极其缓慢,不过,不同类群及不同环境下的生长速率差异很大。
八放珊瑚与黑珊瑚构建支撑结构的方式有所不同。八放珊瑚的骨针在特化细胞内形成,其骨轴可能同时含有矿物和有机成分。黑珊瑚的骨骼则以有机物为主,而非厚实的文石。这些差异影响着骨骼的柔韧性、抗断裂能力、形成并保存为化石的可能性,以及对化学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骨骼生长也不一定直接转化为珊瑚礁的累积:新沉积的物质随后可能破碎、溶解,或被其他生物移除。
繁殖、发育与连通性
珊瑚既能进行有性生殖,也能进行无性生殖。有性生殖产生新的遗传组合,并形成能够扩散的幼虫;无性生殖则使群体扩大,也可通过断片形成新的群体。不同物种可能雌雄异体,也可能雌雄同体。这些繁殖方式与群体形态或栖息环境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亲缘关系密切的物种在卵的受精方式和后代释放方式上也可能有所不同。
许多造礁珊瑚采用排放式产卵,将卵和精子释放到海水中。受精在体外进行,往往发生在大量群体高度同步排放配子的过程中。在大堡礁的部分区域,大规模产卵通常发生在季节条件适宜时、满月后的少数几个夜晚。具体时间取决于多种相互作用的环境信号,包括季节性水温、月光照度以及日落后经过的时间。同步排放能够增加受精机会,也可降低被捕食者摄食的配子比例。
育幼型物种将发育中的胚胎保留在亲体内,待幼虫发育到较成熟的阶段后再将其释放。有些育幼型珊瑚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反复释放幼虫,而非每年只集中释放一次。无论是体内育幼还是排放式产卵,都不意味着幼虫必然具有某种特定的扩散距离。幼虫行为、发育时序、浮力、死亡率和水流共同作用,决定后代是在亲体附近定着,还是到达遥远的珊瑚礁。
典型的珊瑚幼虫是体表具纤毛的浮浪幼虫。经过初期发育后,它可能具备定着能力,并开始对环境信号作出反应。这些信号可包括与壳状珊瑚藻和微生物生物膜相关的化学物质。定着具有选择性:基底表面的朝向、沉积物、光照及当地生物群落都会影响定着能否成功。幼虫附着后,经过变态发育形成初生珊瑚虫,随后可开始通过出芽形成群体。定着后早期的死亡率通常很高,因为幼体容易受到掩埋、啃食、竞争及不适宜环境条件的影响。
无性繁殖可通过出芽、部分分类群中的分裂以及断裂成片等方式进行。折断的枝体若能在搬运和磨损过程中存活下来,就可能附着于新的基底表面并继续生长。这种能力对自然恢复和珊瑚繁育项目都很重要。然而,从同一个供体获取大量断片,虽然增加了群体数量,却不一定能提高遗传多样性。
繁殖连通性将各处珊瑚礁连接成种群网络。一处珊瑚礁可能向外输送幼虫,也可能高度依赖外来幼虫,或随着水流变化而在这两种角色之间转换。遗传数据、海流模型和定着研究揭示了连通性的不同侧面;这种连通性必须与成体生物的移动加以区分。
地理与环境分布
珊瑚广泛分布于海洋之中,从热带浅水潟湖到深海斜坡和海山均有其踪迹。人们熟悉的造礁珊瑚集中分布于温暖、清澈的水域,但这只是珊瑚整体分布的一部分。对光照的依赖,使与光合生物共生的珊瑚和能够栖居于永久黑暗环境中的珊瑚在分布上有所区别;温度、食物、海水化学条件、可利用的基底以及扰动,又进一步划分了它们的栖息环境。因此,热带珊瑚礁分布图并不能代表所有珊瑚的分布。
热带浅水珊瑚礁的发育大体集中在北纬约30°至南纬约30°之间,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分布延伸区和例外。许多造礁珊瑚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温暖的水域中生长繁茂,但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物种的统一温度界限。例如,波斯湾的珊瑚会经历异常大的季节性温差。这种局地耐受能力并不意味着这些种群不受进一步升温的影响,也不意味着它们的耐受能力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其他环境。
印度洋—西太平洋地区的浅水造礁珊瑚多样性最高。其中,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所罗门群岛周边海域为核心的珊瑚三角区,物种尤为丰富。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珊瑚动物区系多样性较低,并拥有不同的演化谱系。地理格局的历史演变、海洋连通性的变化、灭绝和扩散共同促成了这些区域差异;仅凭当今的温度并不足以解释这些差异。
光照随深度增加而迅速减弱,但不同水域的清澈程度并不相同。中光层珊瑚生态系统分布于弱光环境,通常被认为位于约30至150米深处,不过其实际深度范围取决于当地条件和所考察的生物。板状生长形态和生理调节能够提高光的获取效率。有些物种既分布于浅水生境,也分布于中光层生境,但不能因此就将深水种群视为所有受损浅水群落的替代补充来源,因为两者在物种组成、繁殖和连通性上可能存在差异。
冷水珊瑚分布于大陆边缘、海底峡谷和海山,有时会形成规模可观的骨骼框架。造礁物种 Desmophyllum pertusum 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该物种长期以来以 Lophelia pertusa 这一名称为人所知。这类珊瑚依赖水流输送的食物,而非光合作用。强劲的水流可以带来悬浮颗粒并减少沉积物堆积,但适宜的附着表面和有利的化学条件仍不可或缺。有些深水珊瑚生活在水面以下数千米处,另一些则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相对较浅的水域,这表明“冷水”与“深海”虽有关联,却并非可以互换的描述。
珊瑚礁的构建与生态系统工程
珊瑚礁是由生物活动构建、并经物理和化学过程改造的持久性碳酸盐结构。在许多现代珊瑚礁中,珊瑚是礁体骨架的主要建造者,但并非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壳状珊瑚藻将各表面胶结起来,其他钙化生物提供骨骼物质,沉积物则填充空隙。因此,生长在岩石上的珊瑚群落,在地质学意义上未必构成珊瑚礁:珊瑚礁的发育需要生物成因结构的大量积累及其持续维持。
珊瑚礁的生长取决于碳酸盐生成与流失之间的平衡。石珊瑚和其他钙化生物不断增添物质,而波浪、风暴、溶解作用以及生物侵蚀者则会移除这些物质,或使其重新分布。鹦嘴鱼在摄食时会刮削或挖蚀碳酸盐;钻孔海绵、蠕虫、双壳类和微生物则会钻入礁体骨架。这些过程是珊瑚礁动态变化的自然组成部分,并非单纯的破坏。它们会产生沙粒并形成空隙,但如果流失量长期超过生成量,即使仍有一些活珊瑚存留,礁体骨架也可能逐渐退化。
珊瑚礁通常分为岸礁、堡礁和环礁。岸礁在近岸发育,堡礁与陆地之间隔着较宽阔的潟湖或水道,环礁则环绕潟湖,中央没有高出海面的岛屿。实际的珊瑚礁往往兼具多种类型的特征,或偏离这些理想化形态。其几何形态反映了珊瑚生长、下伏地质构造、沉积物迁移、地面沉降或抬升以及海平面变化的历史。古老地表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新珊瑚礁的生长位置。
珊瑚的结构会改变周围的物理环境。分枝、缝隙和空腔为鱼类及无脊椎动物提供庇护,增加可利用的微生境类型。礁体表面会改变水流和湍流,而浅水礁脊则能在波浪抵达海岸之前消散其能量。由此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不仅取决于活珊瑚覆盖率,也取决于水深、结构复杂度、礁体宽度及其下方骨架的状况。刚死亡的分枝状珊瑚群体可能暂时仍能提供庇护,但随着骨骼破碎分解,这一功能也会减弱。
珊瑚礁的生产力还依赖于其与邻近生境之间的物质交换。红树林和海草床为一些与珊瑚礁相关的动物提供育幼场所或觅食地,水流则在外海与近岸水域之间输送浮游生物和有机质。这些联系因地区和物种而异。保护一块孤立的珊瑚礁斑块,并不一定能维持更大范围内相互连通的生态系统所需的生物迁移、沉积物动态或水质。
演化、化石与科学发现
珊瑚状造礁生物有着漫长而不连续的演化历史。床板珊瑚和四射珊瑚曾是许多古生代海洋生物群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类珊瑚均在约2.52亿年前的二叠纪末大灭绝中消失。它们在解剖结构上与现代石珊瑚不同,不应简单地视为保存在古老岩石中的现生造礁珊瑚。海绵、微生物群落及其他生物也对古生代生物礁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各类生物的相对重要性随时间不断变化。
现代石珊瑚目在约2.4亿年前的中三叠世化石记录中已明确出现。其更早的起源仍是研究课题,因为分子数据推算、骨骼演化以及不完整的化石保存记录所提供的线索并不完全一致。某些谱系可能曾经历过几乎未留下可辨识矿化遗存的阶段。因此,要厘清已灭绝珊瑚类群与现代珊瑚虫纲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需要综合解剖学、发育学、化石和分子比较方面的证据。
中生代和新生代的造礁生物群落曾多次发生变化。有时,珊瑚在礁体骨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另一些时期, rudist双壳类等生物在热带碳酸盐沉积环境中尤为重要。灭绝事件、海洋化学性质的变化、大陆漂移以及海平面的升降,反复改变着适宜栖息地的分布。因此,现代珊瑚的分布既是古老谱系演化历史的结果,也受到相对较近的环境变化影响,其中包括冰期海平面旋回中大陆架反复出露和被海水淹没的过程。
18世纪,欧洲科学界对珊瑚的认识发生了显著转变。珊瑚的分枝形态和石质骨骼曾使人们将其与植物、矿物相提并论。让-安德烈·佩索内尔在观察活珊瑚虫后,于18世纪20年代提出珊瑚属于动物。此后,包括亚伯拉罕·特朗布莱和约翰·埃利斯在内的研究者,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相关群体动物的认识。确认珊瑚虫是活的动物之后,人们才得以理解,这些看似植物的群体如何摄食、繁殖并构筑矿物结构。
查尔斯·达尔文在1842年关于珊瑚礁的著作中提出,随着火山岛下沉,只要珊瑚继续在海平面附近生长,岸礁便可逐渐演变为堡礁和环礁。后来的钻探提供了证据,表明某些环礁的火山基底之上覆盖着厚层碳酸盐沉积物。达尔文的模型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但无法完整解释所有珊瑚礁的形成。板块构造、冰期海平面波动、侵蚀作用以及先存地形,共同造就了更加多样的演变历程。
珊瑚化石还保存着可用于古气候学研究的证据。其研究价值取决于能否鉴定原始生物、了解其生活环境,并确定后期化学蚀变是否改变了骨骼中记录的信息。
竞争、捕食与疾病
珊瑚附着生长的表面,是争夺光照、水流和空间的场所。相邻群体可能彼此遮光、蔓生覆盖裸露的骨骼,或伸出具有攻击性的结构。一些石珊瑚会长出细长的扫荡触手,通过密集的刺细胞接触损伤附近的组织。另一些则将消化丝伸到竞争者身上。竞争结果取决于物种、群体大小、接触部位的几何关系、环境条件,以及周围是否还有其他群体;珊瑚的竞争优势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排序。
藻类是珊瑚的主要竞争者,但其影响因生长形态和具体情境而异。薄层藻膜、草皮状藻类群落、肉质大型藻类和壳状珊瑚藻与珊瑚相互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些会蔓生覆盖或遮蔽珊瑚组织、截留沉积物、释放生物活性化学物质,或改变珊瑚表面附近的微生物活动。另一些则为幼体提供附着定居的信号。植食性鱼类和海胆能够限制部分竞争性藻类的生长,从而将珊瑚的补充与更广泛的营养级联联系起来。不过,强烈的啃食也可能损伤珊瑚幼体,因此这种关系并非总是有利。
食珊瑚动物以珊瑚组织、黏液或与骨骼相关的物质为食。蝴蝶鱼、某些螺类和部分海星都是常见的例子。棘冠海星是棘冠海星属(Acanthaster)中一个由多个物种组成的复合群,当种群密度达到暴发水平时,它们能够吃掉大片活体珊瑚组织。在大堡礁,这类暴发与热带气旋、热致白化一样,都是造成珊瑚损失的主要因素。其种群动态涉及幼体存活、食物供应、捕食及环境变异,而各类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在不同暴发事件中有所不同。
珊瑚疾病可表现为组织丧失、生长异常、变色,或受损组织形成逐渐推进的带状区域。黑带病涉及一个微生物联合体,并伴有一条移动的、通常呈深色的带,以及缺氧、富含硫化物的局部环境。白色综合征指一类组织丧失的表现形式,可能由不同原因引起。石珊瑚组织丧失病于2014年首次在佛罗里达州被报道,随后波及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地点和多个珊瑚物种。依据外观表现命名的疾病,不一定对应某一种病原体。
环境胁迫可能改变宿主的防御能力、病原体的活性和微生物群落,但在野外往往难以厘清其中的因果关系。在患病组织中富集的微生物,可能是原发致病因子、继发入侵者,也可能只是以已经受损的物质为食。要确立因果关系,仅检测出微生物DNA还远远不够。这一区分十分重要,因为珊瑚疾病往往源于宿主易感性、环境条件及不断变化的微生物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能简单归因于单一病原体。
白化、海水变暖及其他环境压力
珊瑚白化是指珊瑚失去光合共生生物、其色素或两者兼失后,组织颜色变淡的现象。由于组织下方的骨骼通常呈白色,失去大部分藻类色素的组织会显得一片惨白。白化并不等同于死亡:白化的珊瑚仍可能保有活组织,并恢复共生关系。然而,长期失去光合作用提供的能量,会损害珊瑚的生长、繁殖、免疫功能及生存能力。
海水温度升高是大规模白化事件的主要驱动因素,尤其是在同时受到强光照射时。高温会扰乱宿主和共生生物的细胞过程,包括光合作用,并激活复杂的应激反应和免疫反应。氧化应激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将白化简单归结为单一的化学途径。低温胁迫、异常低盐度、极强光照及其他扰动,也可能在较小范围内引发白化。
评估珊瑚承受的高温时,通常参照当地的季节性条件,而不是采用全球统一的温度阈值。卫星监测项目使用累积热应力周数(Degree Heating Weeks)等指标,描述近几周累积的热应激。适应了不同气候的珊瑚,对同一绝对温度可能有不同反应。1998年、2010年及2014—2017年的全球白化事件表明,大范围海水升温能够影响相隔遥远的珊瑚礁。2024年4月,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与国际珊瑚礁倡议组织确认,第四次全球珊瑚白化事件已经开始。
气候变化使海洋中有害高温出现得更频繁、强度更大,而海洋酸化则改变了骨骼形成与保存所需的化学条件。随着海水吸收更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可利用的碳酸根离子通常会减少。在酸化条件下,许多珊瑚的钙化速率下降,或骨骼性质发生变化,但不同珊瑚的反应有所差异。除了直接影响活珊瑚的生长,溶解作用和生物侵蚀的增强也会使珊瑚礁的碳酸盐收支状况恶化。
局地压力与这些全球变化相互作用。沉积物可能覆盖珊瑚虫,使其窒息,并妨碍摄食;营养盐富集可能促进藻类生长,改变珊瑚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污染物及管理不善的沿海建设可能损伤珊瑚组织、破坏栖息地。捕捞会改变群落组成,而船锚、疏浚、破坏性捕捞方式和底拖网作业则可能直接毁除珊瑚结构。
当两次扰动之间的恢复期短于珊瑚群体成熟和繁殖所需的时间时,反复扰动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活珊瑚覆盖率的恢复,可能快于物种组成、骨骼结构复杂程度或繁殖能力的恢复。因此,一片外观似乎已有改善的珊瑚礁,其生态状况仍可能与原先不同。
研究方法与环境档案
珊瑚研究横跨细胞生物学、野外生态学、海洋学和地质学。水下调查通过样带、样方、照片和视频,记录珊瑚群体的种类、大小、健康状况及活珊瑚覆盖率。重复观测可以揭示新个体补充、死亡、疾病及结构复杂性的变化。由于珊瑚礁在空间上具有异质性,采样设计至关重要:单个景观优美或受损严重的斑块,未必能代表周围的珊瑚礁系统。仅凭覆盖率测量,也无法说明群体的年龄、遗传多样性或繁殖产出。
数字摄影测量利用相互重叠的照片重建珊瑚礁表面的三维形态。这些模型使研究人员能够在长期观测中,以更一致的方法测量珊瑚群体的生长、表面积、侵蚀及结构变化。自主潜航器和遥控潜水器将观测范围扩展到不便直接开展潜水作业的深水环境。卫星观测可提供大范围的海表温度信息,并能在条件适宜时获取浅水珊瑚礁的分布信息,但无法分辨所有物种,也不能判断所有水下群体的健康状况。
实验室实验和野外实验可用于分离研究特定机制。呼吸测定法用于测量氧气的消耗量或产生量,化学方法则根据海水碱度的变化估算钙化量。荧光测量可评估光合作用表现的某些方面。受控实验可以改变温度、光照、酸度和食物供应,但解释实验室结果时,必须结合自然环境波动及生物此前的适应经历。数日内测得的反应,可能不同于整个繁殖周期乃至跨世代才显现的反应。
基因组学方法可用于识别种群结构、杂交现象以及对胁迫的生物学响应。基因表达分析可揭示特定条件下哪些细胞通路发生变化,微生物测序则用于刻画与珊瑚相关的微生物群落。环境DNA可利用从海水中采集的遗传物质,帮助检测生物的存在,不过,遗传物质的输运、降解以及参考数据库的不完整性,都会增加结果解读的难度。仅凭遗传相似性,无法确定当今种群之间是否存在幼体交换,因为历史上的种群过程也可能形成类似的格局。
块状珊瑚的骨骼保存着生长带和化学信号,可通过采样将其用作环境档案。锶钙比等元素比值及氧同位素的变化,可用于重建过去的海洋环境。氧同位素值既受温度影响,也受海水同位素组成的影响,而海水的同位素组成又会随降雨、蒸发和淡水输入而变化。因此,这些信号需要经过校准,不能像读取简单温度计那样直接解读。
铀—钍测年有助于确定适宜珊瑚材料的年代,而年度或季节性生长带则可提供更精细的时间分辨率。在将骨骼记录解释为过去气候或海平面的证据之前,必须评估珊瑚死亡后的蚀变、物种特有的生理特征以及生长间断。
人类利用、文化意义与管理
珊瑚及其构建的栖息地支撑着渔业、海岸防护、休闲活动和旅游业。它们的重要性因地而异:在一些岛屿和沿海社区,与珊瑚礁相关的资源直接关系到食物供应、就业、传统习俗和地方认同。这些益处依赖的是整个珊瑚礁生物群落,而非仅仅是珊瑚组织。渔业可能既依赖珊瑚结构提供的庇护,也依赖附近的育幼栖息地,以及延伸至单个珊瑚礁之外的迁徙通道。
珊瑚材料也被用于珠宝、装饰品、建筑以及历史上的石灰生产。地中海红珊瑚(Corallium rubrum)的采集和贸易历史悠久。宝石珊瑚主要指某些具有坚固、可抛光中轴骨骼的八放珊瑚,而不是所有色彩鲜艳的造礁珊瑚。寿命长、生长缓慢的物种尤其容易受到持续采集的影响。许多珊瑚类群的国际贸易受到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管制,但不同分类群的列入情况、豁免规定和贸易条件各不相同。
水族贸易使用的珊瑚既有野外采集的,也有人工繁殖的。养殖可以减少对部分野生来源的依赖,但其环境影响取决于采集方式、能源消耗、运输、疾病防控以及亲本种源。源自珊瑚的化合物及其相关微生物也是化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对象。一种化合物受到研究关注,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具有经过证实的医疗用途;生物采集仍须遵守国家法规,并在适用情况下遵守有关获取遗传资源的协定。
管理措施在多个尺度上开展。保护区可以限制破坏性的资源采集活动,维护生态过程;污水处理、泥沙控制和更完善的海岸规划则有助于应对陆源压力。禁渔保护无法阻止海洋热浪,减轻局地压力也不能消除全球变暖的影响。尽管如此,局地条件仍会影响繁殖产出、幼体存活,以及受损珊瑚礁的恢复能力。
生态恢复包括在苗圃中培育珊瑚断枝、将群体移植至恢复地点、加固适宜的基底,以及培育有性生殖产生的幼虫。基于断枝的方法可以迅速提高选定物种在局部区域的覆盖率,而有性繁殖则可以产生更多遗传组合。两者都受到高温暴露、疾病、栖息地不适宜、实施规模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涉及耐热种源、辅助基因流或改变共生关系的项目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需要评估其实际表现及生态后果。
恢复成效应根据存活、生长、繁殖、遗传多样性的代表性以及生态功能恢复情况来评估,而不能仅看群体数量。对于深水珊瑚,防止物理破坏尤为重要,因为受损的骨骼框架和长寿群体可能恢复得极其缓慢,而且与易于接近的浅水珊瑚礁相比,深水珊瑚的实用恢复方法远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