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地是指具有明确地理边界、经认可并加以管理,以实现长期自然保护的区域。保护地包括严格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社区保护林、景观保护区和海洋保护区。各类保护地在边界划定、治理机构和允许开展的活动方面差异很大,但其共同的核心目标是持久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
保护地是就地保护的主要手段之一:它们在物种、遗传变异和生态过程原本存在的环境中对其加以维持。保护地可以防止栖息地被改作其他用途、规范资源利用、保护流域,并为生态研究和游憩活动提供空间。保护地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是否被正式划定或面积大小,还取决于其区位、治理、资金、管理,以及与周边陆地或海洋景观的连通性。
现代保护地体系涵盖多种管理目标和治理主体,后者包括政府机构、原住民族、当地社区、私人组织和共同治理机构。国际自然保护政策日益将保护地视为更广泛生态网络的组成部分,而非彼此孤立的区域,同时也将正式划定的保护地范围与实际取得的保护成效区分开来。
定义、范围与法律地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保护地定义为:得到认可、专门划定并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加以管理,以实现对自然及其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护的明确地理空间。这一定义载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08年的管理类别指南,既容纳了多样的制度安排,也确立了自然保护的核心地位。当不同目标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自然保护。
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用了与此十分相近的定义:为实现特定保护目标而划定,或受到管制并加以管理的、地理范围明确的区域。该公约于1993年生效,其第8条要求缔约方尽可能并酌情建立保护地体系,并制定保护地选择、设立和管理的指导方针。公约也涉及保护地以外的保护工作,承认仅靠划定边界内的保护不足以维持生物多样性。
保护地不一定归公有,也不一定完全排除人类活动。其认定依据可以是国家立法、地方法规、保护协议、习惯制度,或这些安排的组合。有些保护地几乎禁止一切资源采取消耗活动;另一些则允许与保护目标相容的放牧、捕捞、林业经营或定居活动。军事禁区、风景游憩区或商业狩猎特许经营区并不会自动成为保护地:其设立目的、保护保障程度和管理方式必须符合相关保护标准。
依法划定保护地与土地所有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政府可以在不购买私人土地的情况下管制其开发,而非营利组织即使拥有土地,也未必为其确立了永久性的保护限制。保护能否持久,取决于相关法律或习惯性制度依据、负责执法的机构,以及调整边界或许可用途所须遵循的程序。海洋区域还可能需要渔业、航运、环境及海上资源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
保护地不同于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后者通常简称为OECM。OECM所涉及的区域不属于保护地体系,却能持续、长期地实现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保护不一定是其首要管理目标。水源涵养区或社区管理的地域若符合适用标准,也可以被认定为OECM,但仅凭依据其他政策获得的指定身份并不足以满足条件。作出这一区分,既能认可正式保护区以外的保护成效,又不至于将每一处开发程度较低或暂时未受干扰的地方都视为保护地。
历史发展与国际合作
限制人们进入特定地点或利用特定资源的做法,远早于现代自然保护机构的出现。许多社会都有神圣林地、习惯性狩猎限制、季节性禁入或禁采措施,以及受保护的水源。这些做法的目的包括宗教祭祀、维护政治权威、保障生计,以及维系受到珍视的物种或场所。不能将所有这类制度追溯性地归为现代保护地,但它们表明,以划定地域的方式开展保护有着多样的历史渊源。
19世纪出现了一些由国家设立公园的著名案例。1864年,优胜美地谷和马里波萨巨杉林被划归加利福尼亚州,用于公共用途;1872年,黄石被设立为美国国家公园。黄石成为大型公营保护地的一种典范,影响深远。澳大利亚皇家国家公园于1879年随后建立,加拿大则于1885年设立了最初的班夫保护区。这些举措融合了风景保护、旅游、科学研究兴趣,以及人们对野生生物和荒野态度的转变。
公园的扩张也带来了社会影响。在不同的殖民和定居殖民背景下,保护地的设立限制了原住民和当地居民依照习惯进入和利用这些地区的权利,或迫使他们迁离。一些被描绘为无人荒野的景观,实际上可能有着悠久的人类居住、用火、采收和管护历史。这段历史对于理解后来围绕土地权属、保护管理权力,以及排他性管理的正当性所展开的争论十分重要。因此,保护地的历史不仅包括生态保护,也包括对地域和资源控制权的变化。
国际机构逐步将各国的保护地体系联系起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于1948年成立,首届世界国家公园大会于1962年在西雅图举行。1971年通过的拉姆萨尔公约为国际重要湿地建立了国际框架。随后,1972年通过的《世界遗产公约》建立了一套机制,用于认定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无论是拉姆萨尔湿地资格,还是世界遗产地位,都不意味着各地会实行完全相同的国内保护制度;具体实施取决于各国的制度以及针对各处遗产地或湿地的具体安排。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于1971年启动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形成了一种将保护、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补充性方法。生物圈保护区通常包含受到保护的核心区、缓冲区,以及允许开展更广泛人类活动的过渡区;按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标准,整个生物圈保护区并不一定都属于保护地。自20世纪后期以来,保护地政策日益重视生态代表性、社区参与和保护地网络。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这些关切纳入了更广泛的国际保护承诺体系。
管理类别与保护目标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保护地分类依据是各区域的首要管理目标,而非所有权、各国使用的名称,或简单的保护成效等级。现行框架包含六个编号类别,其中第 I 类又分为 Ia 和 Ib 两类。“公园”“保护区”和“庇护区”等名称在不同国家的含义并不一致,因此,这套分类提供了一套便于比较的通用术语。类别本身并不能证明某处保护地管理良好,将某一区域划入更严格的类别,也不一定更适合其生态或社会环境。
Ia 类:严格自然保护区,着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在适用时保护地质或地貌特征,通常严格限制人员进入。科学研究和监测可以是其中获准开展的重要活动。Ib 类:荒野保护区,指仍保有自然特征的大面积区域,通常没有永久居民或大规模人类居住,管理旨在维持这一状态。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管控道路、基础设施、机动车辆进入,以及会显著改变生态过程的活动。
II 类:国家公园,保护大面积天然或接近天然的区域及其生态过程,同时允许开展与保护目标相容的教育、游憩和游览活动。III 类:自然纪念物或自然特征保护区,重点保护某一特定自然特征,例如洞穴、瀑布、古树林或地质构造。IV 类:生境或物种管理区,优先保护特定物种或生境。这类区域可能需要主动干预,例如对物种丰富的草甸进行刈割、为繁殖期鸟类调节水位,或维护供鸟类筑巢的岛屿。
V 类:陆地景观或海洋景观保护区,认可那些因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而形成独特生态、文化和景观价值的地方。如果持续的管理有助于保护,由不同传统农业用地交错组成的景观也可归入此类。VI 类: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护区,在保护以天然状态为主的生态系统的同时,容纳与保护目标相容、通常强度较低的资源利用活动。这一类别并非为大规模工业化开发提供名目。区域的目标和管理必须明确体现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必须区分保护地的整体类别与其内部分区,这一点至关重要。国家公园内可以设有严格限制进入的繁殖区、游客设施、生态修复区和交通走廊。反过来,景观保护区内也可以包含受到严格保护的森林斑块。IUCN 的指导意见通常要求,所划类别对应的首要目标应适用于该区域至少四分之三的面积,其余部分的管理也应与这一目标相容。分区可以兼顾生态差异和现有利用方式,但不能仅仅把不相容的活动划入单独的分区,就使其符合保护要求。
治理、权属与社区权利
治理关注的是谁掌握权力、如何作出决策,以及如何追究决策者的责任。管理则关注为实现保护目标而采取的实际行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治理分为四大类型:政府治理、共同治理、私人治理,以及原住民和地方社区治理。每种治理类型都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管理类别。例如,严格保护区不一定归政府所有,社区治理的区域也不一定允许大规模开采或采集资源。
政府治理可能涉及国家部委、省级机构、市级政府或受委托机构。共同治理包括由政府部门、社区、土地所有者或其他组织分担权力和责任的安排。跨境保护地又增加了一个层面的复杂性,因为相邻国家在协调生态管理的同时,仍各自保有管辖权。私人治理可能涉及个人所有者、非营利信托、基金会或企业,其保护义务通过立法、合同或产权安排得到保障。
原住民和社区治理可能依托集体权属、习惯规则、精神信仰上的责任,以及当地形成的制度。在承认此类治理时,需要关注谁有正当资格代表该地域,以及不同群体能否发挥实质性影响。妇女、流动性资源使用者、少数群体家庭,以及未正式登记产权的人,可能受到保护规则的不同影响。如果协商过程只征求少数获认可领袖的意见,就可能忽视同一社区内部的重要权利和资源利用方式。
设立保护地可能改变人们对牧场、渔业资源、薪柴、圣地和农地的使用权。这些变化将自然保护与人权及土地权属联系起来。对于原住民而言,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是一项重要准则,尤其是在决策影响其土地、领地和资源时。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是阐明这些权利的重要国际文件。协商、补偿、权属承认、申诉机制,以及通过谈判达成的准入和使用安排,各有不同作用,不能相互替代。
公平通常从三个维度加以考察:对权利和身份的承认、决策程序的公正,以及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就业机会或旅游收入本身并不能弥补使用权或决策权的丧失。反过来,社区治理也不必然保证公平参与或良好的生态成效。相关证据包括:规则是否具有正当性,治理机构是否有能力执行规则,权利是否得到稳固保障,以及收益与限制是否公平分配。治理质量会影响保护成效,因为与仅靠间歇性执法维持的限制相比,易于理解、可信且具有问责机制的规则更有可能长期存续。
生态代表性与保护地网络设计
保护地网络不能只追求较大的总面积,其构成同样重要:保护大面积的沙漠或高山,并不一定能保护面临强烈开发压力的低地森林、生产力较高的海岸或淡水生境。生态代表性关注的是,保护地网络是否涵盖了一个区域内的各类生态系统、物种组合、环境条件和生物变异。因此,代表性评估应涵盖不同的生态与生物地理单元,而不能仅以全国保护地总面积为依据。
系统性保护规划需要确定保护对象、设定目标、估算成本与威胁,并比较不同地点组合的备选方案。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互补性:一个地点的价值,部分取决于它能为现有网络增添什么。两个物种丰富的地点,所包含的物种可能大体相同;而一个物种不那么丰富的地点,却可能保护着其他地方没有的独特生境。有关物种丰富度、受威胁物种、生态过程和遗传变异的信息,都可以为地点选择提供依据。不确定性和调查不充分使这类比较变得复杂,对了解甚少的生物类群尤其如此。
面积和空间格局会影响种群的持续存续。较大的保护地可以容纳更多个体,涵盖更大的领地,并维持在大尺度上运行的生态过程。面积较小或形状狭长的保护地中,受周边环境影响的土地所占比例更高,因此更容易受到温度变化、风、干扰和捕食等边缘效应的影响。尽管如此,如果小型保护地内有分布范围狭窄的物种、繁殖群落、洞穴、泉水,或大幅退化萎缩的生态系统残存部分,它们也可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历史上关于“单个大型保护地还是多个小型保护地”的争论,必须结合相关物种、生境、威胁及空间背景来讨论,不能一概而论。
景观连通性关注生物在适宜区域之间的移动。生态廊道可以促进扩散、季节性迁徙、重新定殖和基因流。踏脚石式生境,以及便于生物穿行的农业或林业景观,也能支持生物移动。连通性因物种而异:对某些昆虫而言足够的带状生境,未必能为大型哺乳动物提供安全通道;而一条道路可能对两栖动物构成严重阻碍,对许多鸟类却并非如此。连通也可能传播火灾、疾病或入侵生物,因此需要对其影响开展生态评估。
淡水和海岸系统说明了为什么行政边界往往与生态过程不相吻合。受保护的河段可能因其流域内其他地方的上游水坝、泥沙、污染或取水活动而受损。同样,海岸生境也依赖泥沙补给、潮汐交换和近海过程。气候变化又使保护目标不断移动:气温和降雨的变化可能使适宜条件的分布转移到现有边界之外。涵盖海拔梯度、不同气候条件及微避难所的保护地网络,可以增加物种持续存续的机会,但无法消除大尺度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
实地管理、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利用
划定保护地确立了制度框架,而日常管理则决定这一框架对生态状况的实际影响。管理计划通常会明确保护价值、威胁、目标、职责、允许的利用方式、监测要求和资金需求。有效的目标应足够具体,能够加以评估,例如维持某一物种的繁殖种群、防止某类生境被改作他用,或恢复自然水文情势。笼统地承诺“保护自然”,几乎无法为判断管理措施是否奏效提供依据。
需要采取哪些干预措施,取决于当地的生态历史。有些地方主要需要防范植被清除、采矿、过度采收或干扰。另一些地方则因过去的变化已改变物种组成、水文状况或干扰格局,需要持续开展主动管理。排除火干扰可能改变依赖火的草原和稀树草原,而不当用火则可能破坏对火敏感的森林或泥炭地。因此,计划烧除、放牧、割草或水位调控,在一种环境中可能是保护工具,在另一种环境中却可能构成严重威胁。
入侵物种管理通常结合预防、早期发现、遏制扩散,以及在可行情况下予以根除等措施。海洋岛屿上清除外来捕食者、使本地海鸟及其他易受威胁动物受益的项目,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此类项目需要评估对非目标物种的影响,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入侵。生态恢复还可能包括恢复洪泛平原与河流的连通、封堵泥炭地排水沟、拆除已无用途的阻隔设施,或重建本地植被。恢复目标必须考虑土壤已经发生的变化、物种缺失、持续存在的外部压力和气候变化,而不能假定仅凭划定保护地就能恢复过去的生态系统。
资源利用和访客进入需要有明确的规则。渔业可以通过限制渔具、设置季节性休渔期、控制捕捞量或设立禁捕区等方式加以管理。陆域保护地可以实行采集许可、放牧限额、道路通行限制,或在筑巢地周边实施季节性禁入。访客造成的影响包括踩踏、干扰野生动物、产生废弃物和噪声,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门票和特许经营可以为管理提供资金,但访客过多也可能增加成本和生态压力。因此,创收与保护目标需要分别评估。
人员配备和运营预算是关键制约因素。巡护员、社区监测员、生态学家、维护人员和行政人员各司其职;单靠执法无法替代生态学专业知识或具有正当性的治理。资金可能来自公共预算、旅游收入、捐赠、信托基金或国际支持,其中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适应性管理将行动与监测和修订相联系:管理者明确所依据的假设,观察结果,并在证据表明目标未能实现时调整干预措施。其价值取决于可靠的数据,以及使决策得以改变的制度能力,而不只是给计划贴上“适应性”的标签。
海洋与海岸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将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应用于海洋或潮间带环境。海洋保护面临独特的挑战,因为生物、水团、污染物和捕捞船队都会跨越边界流动。海底生境可能相对固定,而大洋中上层物种的活动范围则可能跨越极远的距离。为保护产卵聚集群或珊瑚礁而划定的边界,可能只覆盖某一物种生命周期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与渔业管理及其他区域的保护工作相协调。
海洋保护区的限制措施差异很大。多用途区域可能允许航运、旅游和特定的捕捞活动,而完全保护区或禁捕区则禁止资源采捕活动。因此,仅凭“海洋保护区”这一名称,无法判断其中允许多大程度的捕捞或海底扰动。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是大规模分区管理的一个例子:2004年重新划分功能区后,禁捕区的面积增加到公园总面积的约三分之一。其他分区则依照明确的规则,容纳不同用途。
执法到位的禁捕保护区可以提高区内受捕捞生物的数量、平均个体大小和生物量。许多鱼类中,较大个体的产卵量增长幅度远超过体型的增长幅度,因此,个体大小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影响种群数量,也会影响繁殖产出。成体可能迁入附近渔场,幼体也可能扩散到保护区边界之外。这两个过程通常分别称为溢出效应和幼体输出,但其规模取决于物种行为、洋流、生境、保护区设立年限,以及保护区外的捕捞压力。并非周边每一处渔场都会自然而然地从中受益。
海洋保护区网络的选址和设计必须考虑水深、海底类型、海洋锋面、产卵场、育幼生境以及生态联系。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可以为同一物种的不同生命阶段提供支持。只保护一种生境,可能会使重要的迁徙路线或发育阶段仍暴露于威胁之下。幼体扩散尤其难以估算,因为它会随海洋环流和生物行为而变化;遗传分析、野外观测和海洋学模型能够提供相互补充的证据。
海洋保护无法直接阻止所有外部威胁。即使在管理良好的保护区内,水温升高也可能导致珊瑚白化,而海洋酸化的影响会跨越管辖边界。来自陆地的营养物质和泥沙也可能进入受保护水域。远海的监测和执法十分困难,巡逻成本高昂,船舶探测系统提供的信息也不完整,对小型船只尤其如此。因此,海洋保护的成效取决于地方限制措施、更广泛的渔业政策、流域管理以及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衡量成效与解释结果
保护地的成效有几种不同的含义。覆盖程度衡量划定为保护地的地域范围有多大。管理有效性评估规划、人员配置、资金、治理和日常运作是否充分到位。保护成效关注生物多样性、生境状况或生态过程的变化。社会成效则涉及权利、生计、参与,以及收益与成本的分配。这些维度相互关联,但某一维度表现良好,并不意味着其他维度也同样出色。
生态监测可以测量生境面积、植被结构、物种占域情况、种群数量、种群补充量、水质或指示物种的状况。卫星影像有助于观测森林损失、火灾、道路扩张及某些海岸变化。相机陷阱、声学记录仪、野外调查和环境 DNA 技术可以探测难以直接监测的生物。每种方法都有局限:例如,稳定的树木覆盖可能掩盖狩猎导致的大型动物减少、物种组成变化,或林冠下的生态退化。
估计保护地的作用,需要设定一个反事实情景:如果没有保护,会发生什么?一处损失了部分森林的保护区,仍可能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损失;而一处位于偏远、交通不便地区且保持完好的保护区,即使未被划定为保护区,也可能几乎不面临近期的林地清除压力。因此,简单比较受保护与未受保护的土地,可能得出误导性的结论。保护地往往位于海拔较高、距离道路较远或农业利用价值较低的土地上,因而与未受保护的土地存在系统性差异,而这些差异与保护本身无关。
研究人员通过匹配比较、设置对照地点的前后对比设计,以及其他用于因果推断的统计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这些方法试图将保护的影响与地理位置、开发压力和原有条件的差异区分开来。历史数据缺失、执法力度变化,或地点之间未被测量的差异,仍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生物多样性的响应也可能滞后于管理变化:长寿物种可以在不断恶化的生境中暂时存续,而减少开发利用后的恢复可能需要数十年。
另有两个问题使评估更加复杂。泄漏效应是指受限制的活动转移到其他地方,导致保护区内取得的成效可能被区外的损失部分抵消。额外性关注的是,保护措施是否带来了超出无此干预时预期水平的保护收益。“纸面公园”是一个常用的非正式说法,指虽已正式划定、却未得到有效落实的保护地。不过,预算不足本身并不能证明生态保护失败,正如详尽的规划也不能证明保护成功。评估必须将制度条件、实际压力、生态观测和社会层面的证据联系起来,而不能仅依赖某一项行政指标。
全球覆盖情况、目标与新兴压力
全球保护地信息通过各国报告和国际数据库汇集而成。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维护的保护地球倡议,汇集了保护地及其他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的相关信息。这些记录为国际评估提供支持,但边界、法律地位、治理信息及其更新,都依赖参与的主管机构和组织提供的数据。对于相互重叠的保护地认定,必须谨慎处理,以免重复计算同一片区域的面积。
《2024年保护地球报告》记录,保护地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的覆盖范围约占陆地和内陆水域面积的17.6%,以及海洋和沿海区域面积的8.4%。这些数字反映的是所报告的合计覆盖范围,而非仅指保护地,也不意味着纳入统计的每一处区域都得到了有效管理或具有生态代表性。全球比例还掩盖了国家、生境、水深和生态区域之间覆盖程度的不均衡。偏远环境中的大面积保护,可能与受严重威胁的生态系统中的重大保护缺口同时存在。
2010年通过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目标11要求到2020年至少保护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其要求还包括有效且公平的管理、生态代表性、连通性,以及融入更广阔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因此,面积比例只是该目标的一部分,而不是衡量目标是否实现的完整尺度。
2022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高了全球在保护面积方面的目标。目标3要求,到2030年,通过保护地和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使至少30%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至少30%的海洋和沿海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并在适用情况下承认原住民和传统领地。这一目标通常被称为2030年保护30%目标,还明确要求具备生态代表性、连通性和公平治理,融入更广阔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并尊重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这是一个全球目标,并非强加给每个国家的统一配额。
现有的保护也面临倒退的风险。保护地降级、缩减和撤销——常缩写为PADDD——分别指降低法律限制、缩小面积和撤销保护地位。此类变更可能为基础设施建设或资源开采提供便利,但法律修订也可能是为了纠正边界错误或恢复权利;其后果需要逐案审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驱动的物种分布范围迁移、火灾、入侵物种,以及道路、水坝和资源需求带来的压力,日益跨越保护区边界。因此,国际报告将指定保护面积的扩大,与保护的持久性、生态状况、权利及可证实的保护成效等更难解决的问题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