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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生态 / thirty-by-thirty

30×30目标

30×30目标要求到2030年,通过有效、具有代表性、相互连通且治理公平的体系,保护至少30%的陆地、内陆水域及海洋和沿海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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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目标是一项全球保护目标,要求到2030年,使至少30%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至少30%的海洋和沿海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该目标载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行动目标3;这一框架由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于2022年12月通过。该目标不仅关注受保护区域的面积,也关注这些区域的生态重要性、管理成效、连通性和治理公平性。目标明确承认适用情况下的原住民和传统领地,并要求尊重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

起源与通过

30×30目标源于扩大区域保护的科学提议和国际倡议。其直接前身是2010年通过的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中的目标11。目标11要求到2020年,保护至少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沿海和海洋区域,同时对生态代表性、连通性、有效管理和公平性提出要求。

2022年通过的框架提高了面积目标,并强化了若干质量要求。该框架在中国担任主席国、于蒙特利尔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通过。框架包含23项面向2030年的行动目标,30×30目标是其中之一。

框架通过国家政策、规划、报告和国际合作加以实施。行动目标3是一项全球承诺,并非统一且可直接强制执行的法律要求,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必须将其领土的恰好30%划为保护区域。各缔约方结合本国国情,将框架转化为国家目标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

目标的要求

行动目标3将面积门槛与保护地点、管理方式及治理参与主体等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

覆盖范围与生态重要性

该目标既适用于陆地和内陆水域,也适用于海洋和沿海区域。在报告进展时,通常分别统计陆地和内陆水域的覆盖率,以及海洋和沿海区域的覆盖率;陆地保护面积较大,并不能弥补海洋保护的不足。

目标的表述尤其重视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这些区域可能包括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独特生态群落的分布地、繁殖个体的聚集地,或对重要淡水生态过程具有支撑作用的地点。

生态代表性意味着,保护区域体系应涵盖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而不是主要集中于保护成本较低,或与其他土地用途竞争较少的偏远地区。例如,保护大面积的沙漠或高山,并不一定能保障受威胁的低地森林、草原或湿地。

有效性、连通性与整合

仅仅划定一个区域,并不能证明它已得到有效保护。判断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该区域的生态价值是否得以维持、威胁是否得到应对,以及管理工作是否具备足够的机构支持、人员、资源和监测能力。

该目标还要求建立连通良好的体系,并将其融入更广阔的陆地景观、海洋景观和海洋之中。即使仍有大量生境存在,生境破碎化也可能使种群彼此隔离。生态廊道、对周边区域的适当管理,以及障碍物的移除,都有助于改善景观连通性。

当压力来自保护区域之外时,这种整合尤为重要。一处受保护湿地可能依赖上游的水资源管理,而海洋保护区则可能受到边界以外的污染或捕捞活动影响。

公平治理与权利

公平治理关注决策如何作出、谁的权利和知识得到承认,以及保护工作的成本和收益如何分配。行动目标3明确要求承认并尊重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包括他们对传统领地的权利。

这些规定使该目标有别于简单地要求将人类排除在地球30%的区域之外。保护安排可以由国家机构、原住民、地方社区或私人所有者参与,也可以采用共同治理的方式。哪种安排适宜,取决于生态条件、权利状况和当地制度。

哪些区域可以计入目标?

该目标列出了两种主要的区域保护机制,并承认适用情况下的原住民和传统领地。

保护区

保护区是地理界限明确、得到承认并受到管理的空间,旨在实现对自然及其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护。保护区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以及国家和地方制度下其他各种类型的指定保护区域。

各类保护区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有些限制大多数资源开采活动,另一些则允许与保护目标相容的利用方式。同样,海洋保护区也涵盖从限制严格的保护地到多用途区域等不同类型。因此,评估时需要将法律上的指定地位与实际管理情况和生态成效结合起来考虑。

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

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通常缩写为 OECMs,指保护区以外、能够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带来积极且持续的长期成效的区域。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一定是这些区域的首要管理目标。不过,拟认定的区域仍须符合相关标准:一个区域不会仅仅因为尚未开发、由私人管理,或暂时未受干扰,就自动成为OECM。

将OECMs纳入目标,使传统保护区体系之外的保护成效也能得到承认。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用于生产的景观或实行可持续管理的资源区域都会自动符合条件。

原住民和传统领地

原住民和传统领地可能与保护区或OECMs重叠,但这些类别并不能相互替代。在行动目标3下承认这些领地,不应被理解为自动将其转变为由国家管理的保护区。

同样,也不能仅凭生态重要性,就在未适当承认相关权利、治理安排和适用保护标准的情况下,将一片领地计入目标。对于相互重叠的指定区域,还需要在核算时避免重复计算同一片面积。

科学依据

区域保护是保护生物学的一项核心工具。它能够减少生境丧失、保护种群、维持生态过程,并守护那些一旦遭到破坏便难以甚至无法重建的地方。

扩大保护范围的科学依据包括:生境面积与物种持续存续之间的关系,小型、孤立种群的脆弱性,以及在保护网络中涵盖不同环境的重要性。随着气候变化改变适宜生存的环境条件,面积更大、连通性更好的体系也可能为物种迁移提供条件。

不过,30%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生态阈值,并不意味着低于这一比例保护就必然失败,或高于这一比例生物多样性就能得到保障。不同生态系统、物种和地区的保护需求各不相同。有些需要范围更广的保护,另一些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针对特定威胁采取的措施。

因此,这一目标是以保护科学为依据的政策基准,并不意味着其余70%的区域可以任由退化而不产生后果。

实施与衡量

实施工作通常结合空间规划、承认现有保护安排、新建或扩大保护区域,以及改善治理和管理。决策时可以参考物种分布、生态系统状况、威胁程度、连通性、土地权属,以及受影响社区的需求。

衡量进展需要兼顾数量和质量:

  • 覆盖率: 各类主要地理空间中,符合条件的区域所占的比例。
  • 代表性: 是否充分涵盖不同生态系统和重要生物多样性地点。
  • 连通性: 生物能否在不同区域之间迁移,生态过程能否跨区域延续。
  • 有效性: 是否正在实现保护目标。
  • 公平性: 是否妥善处理权利、参与,以及成本和收益的分配问题。

全球覆盖范围信息由“受保护星球”(Protected Planet)倡议汇总。该倡议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维护,信息由各国政府及其他数据提供方提供。

与证明生态成效或治理公平性的证据相比,面积统计通常更容易汇总。报告中的覆盖率发生变化,也可能是因为制图得到改进、新增了报告数据,或现有安排获得承认,而不一定完全源于新增保护措施。

局限与争议

一个核心担忧是,可能通过“纸面公园”达到数量门槛:这些区域虽被指定用于保护,却缺乏有效保护、管理能力或持续资金。同样,主要因为成本低廉或政治上便利而选择某些区域,也可能只提高覆盖率,却未能充分保护受威胁的生物多样性。

另一个问题是压力转移。若没有更广泛的政策来应对需求、生产方式和执法问题,在一地限制伐木、捕捞或农业活动,可能会将压力转移到其他地方。保护区域网络也仍会受到入侵物种、污染、水流变化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扩大保护范围的历史中,曾出现迫使居民迁离和限制传统使用权的情况。行动目标3中有关权利和公平的规定回应了这些关切,但具体实施仍取决于国家法律、土地权属安排、公众参与和问责机制。

30×30目标不同于框架中的恢复目标。行动目标2要求到2030年,使至少30%的退化陆地、内陆水域以及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得到有效的生态恢复。恢复针对的是已经退化的生态系统,而行动目标3针对的是区域保护。两者可以重叠,但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替代针对生物多样性丧失背后更广泛驱动因素所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