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圈保护区是依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获得国际认可的陆地、沿海或海洋生态系统区域,旨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切实结合起来。与仅着眼于保护受人类干扰较少的自然环境的认定不同,生物圈保护区通常既包括有人居住和开展生产活动的景观,也包括受到严格保护的区域。其目标是展示人类如何在周围环境的生态限度内生活和工作。
各国政府自愿提名、经国际认定的生物圈保护区共同组成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每个保护区仍由其所在的一个或多个国家行使主权管辖。国际认可并不意味着将所有权或监管权移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圈保护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保护、发展和后勤支持三项相辅相成的功能,以及由核心区、缓冲区和过渡区构成的空间布局。
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源于将生态学研究与人类—环境关系管理相结合的探索。自1976年首批保护区获认定以来,这一计划已从主要侧重科学研究与自然保护的倡议,发展为支持参与式景观治理、可持续性研究和国际合作的框架。其成效不仅取决于是否获得认定,还取决于各保护区内实际运行的制度、可用资源、权利安排和土地利用方式。
计划的起源与发展
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益形成的一种认识:自然保护不能与人类对土地和资源的利用割裂开来。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资源科学基础政府间专家会议,通称“生物圈会议”,将生态生产力、环境变化、自然保护和资源管理等议题纳入共同讨论。会议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相互联系、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系统的生物圈,而非一系列彼此孤立的保护地。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人与生物圈计划,通常简称为MAB。这是一项政府间科学计划,旨在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早期项目关注主要生态环境及其面临的压力,涉及热带森林、山地系统、放牧地和城市环境等。生物圈保护区正是在这一计划中逐渐形成的,旨在保护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同时为科研、监测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研究提供场所。
首批生物圈保护区于1976年获指定。许多早期保护区原本就是国家公园、科研保护区或其他科研设施完善的保护地。这一基础有助于开展长期生态观测,却也带来了结构性弱点:一些保护区主要发挥核心保护区的作用,对周边社区或可持续发展的考虑有限。因此,计划后续的发展不仅涉及增设保护区,也包括重新思考一个有效运作的生物圈保护区应具备哪些要素。
首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于1983年在明斯克举行,随后于1984年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1995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的会议则带来了更具决定性的改革。会议形成的《塞维利亚战略》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章程框架》明确了生物圈保护区的三项功能、分区模式、指定标准和定期审查制度。两份文件明确指出,保护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责任,而不是彼此割裂、只能择一的选项。
此后的政策文件将这一框架转化为整个计划的优先工作事项。2008年通过、适用于2008—2013年的《马德里行动计划》强调,生物圈保护区应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场所。《人与生物圈计划2015—2025年战略》和《2016—2025年利马行动计划》则使这一网络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国际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目标更加紧密地衔接。这些相继出台的文件反映出一种持续转变:从单纯保护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系统,转向探索和试验能够同时维系生态系统与人类生计的制度和经济安排。
国际地位、认定与审查
生物圈保护区是一种通过各国国内机构运作的国际认定,并非一类由国际机构单独管理的领土。根据1995年《法定框架》,各国政府提交提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在技术评估后作出认定决定。各国通常通过本国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委员会组织参与工作,但具体行政安排各不相同。这一认定意味着有关方面承诺履行规定的功能;其在法律层面的落实则依靠各国国内的制度安排。
认定标准兼顾生态重要性与实际履行功能的能力。拟议的保护区应涵盖由多种生态系统构成的镶嵌格局,能够代表主要生物地理区域,并体现不同程度的人类干预。该区域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提供在区域尺度上示范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并拥有足以履行全部三项功能的面积。面积并无全球统一的最低标准:小型岛屿系统与广阔的大陆山地景观,所面临的生态和行政管理条件截然不同。
提名还要求具备适当的功能分区和组织安排。一个或多个核心区必须获得符合保护目标的长期法律保护。界限明确的缓冲区只能开展与这些目标相容的活动,外围的过渡区则支持协作式资源管理和可持续实践。相关安排应吸纳公共主管部门、当地社区和私营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同时具备管理政策或规划、实施机制,以及研究、监测和环境教育项目。
国际认可本身并不会在整个保护区内直接设立针对农业、渔业、定居或建设活动的禁令。相关限制来自适用的法律、土地权属制度、保护地管理规定、规划文件或协商达成的协议。生物圈保护区内的国家公园可以保留自身的法定规则,而附近的居民点仍由常规的市政和区域机构管理。厘清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同一生物圈保护区内可能并存多种权属制度和多重保护地认定。
定期审查是一项核心问责机制。《法定框架》第9条规定,应依据主管机构编制的报告,每十年对各保护区进行一次审查。审查旨在核实该区域是否仍然符合标准,并可能就功能分区、治理或管理提出建议。如果问题持续存在,框架规定可不再将该保护区列为网络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也可以主动将保护区撤出网络。这一程序旨在确保网络切实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保留一份不断累积的历史认定名录。
保护、发展与支持保障
保护功能涉及景观、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变异,因此不只是保护少数引人注目的动物或珍稀植物。保护区可以保护沿海拔梯度依次分布的森林群落、产卵场和育幼场,或由草地与传统农业生境交错构成的景观。对遗传资源的保护既可涵盖野生种群,也可视具体情况纳入适应当地环境的作物品种和家畜品种。适宜的保护目标取决于各区域自身的生态与文化特征。
保护工作既依靠严格保护,也依靠对周边景观的管理。未受干扰的森林核心区可以为对采伐敏感的物种提供栖息地,而邻近的经营林地则可维持物种迁移通道,并缓和生境边界的突变。在沿海保护区,保护红树林能够同时维持鱼类育幼生境、截留泥沙并保护海岸。这些相互联系说明,生物圈保护区为何着眼于更大范围内生态系统的运作,而不只是依赖为小片保护地划定边界。
发展功能旨在推动社会文化和生态上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而非打着保护的旗号将区域内的经济活动最大化。相关活动可以包括以渔业资源再生能力为依据的渔业管理、减少土壤流失的农业体系、由当地自主经营的游客服务,以及维持生境结构的林业经营活动。这些活动的贡献取决于可衡量的成效:资源采取消耗是否保持在生态承受限度内,收入是否惠及当地居民,以及代价是否被转嫁至其他地方。
第三项功能是支持保障,为前两项功能提供所需的知识与学习支持。其内容包括示范项目、环境教育、专业培训,以及与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研究与监测。这里的“支持保障”主要不是指交通或物资供应基础设施,而是指知识与制度层面的支持,使保护区能够在当地以及通过国际网络,发挥试验与交流平台的作用。
这三项功能旨在相互促进,但也可能发生冲突。旅游项目可能为生境管理提供资金,同时却增加用水量和干扰。一项有助于提高野生动物繁殖成功率的限制措施,可能会妨碍居民获取对家庭生计十分重要的资源。因此,管理需要明确的目标、有关各项取舍的证据,以及修订决策的程序。生物圈保护区模式为协调这些关系提供了框架;它并不假定保护必然带来公平的发展,也不认为每一项经济上有利可图的活动在环境上都是可持续的。
核心区、缓冲区和过渡区
核心区—缓冲区—过渡区模式在空间上体现了生物圈保护区的三项功能。核心区专门用于长期保护,目标是保护景观、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变异。它可以包括受到严格保护的陆地生境、海洋保护区,或其他具有法律保障的保护单元。在不妨碍保护的前提下,可以开展研究和监测;但可能损害保护目标的活动,则须依据适用的法律制度予以禁止或严格管制。
一个生物圈保护区可以设有多个核心区。当重要生境被居民点、农田或其他土地利用区域分隔时,设置多个核心区尤为有用。它们的生态价值部分取决于彼此之间的连接:若干孤立的斑块,未必能像一片连续生境那样维持相同的生态过程。生境破碎化可能阻断生物移动、缩小种群规模,并使其更易受到干扰。因此,保护区的空间设计可以纳入野生动物廊道,或采取其他改善景观连通性的措施,而不必将其间所有土地都划为严格保护区域。
缓冲区环绕核心区或与之毗邻,支持开展与核心区保护相容的活动,例如环境教育、低影响游憩、研究,以及经过适当管理的资源利用。“缓冲”并不意味着只要位于核心区之外,任何活动都可以接受。缓冲区的生态作用是减少来自外部的不利影响,并维持起补充作用的生境或生态系统过程。视具体环境而定,这可能涉及控制农药飘移、限制船舶干扰、保留树木覆盖,或在繁殖季节管控人员进入。
过渡区通常最明确地侧重于通过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这里可以包含城镇、村庄、农田、生产林、交通线路和商业活动。它并不只是保护区“真正”的保护区域之外尚未利用的土地。过渡区的重要性在于,这里的土地利用决策能够决定水质、生态连通性、资源需求,以及与保护相容的生计在经济上能否维持。其治理往往涉及地方政府和土地权利人,而这些主体的主要职责远不限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常见的三层同心圆示意图只是一种概念性图示,并非强制要求采用的几何布局。实际保护区的布局可以顺应岛屿、河谷、山脉、行政边界,或复杂的海岸带镶嵌格局。各分区占总面积的比例没有统一要求。关键在于,这种布局能否让三项功能都得以发挥。随着生态知识的增进或所受压力的变化,分区也可能需要调整;不过,仅在地图上重新划定某一区域,本身并不会改变产权、法律保护状况或可用于管理的资源。
治理、参与和当地生计
生物圈保护区通常实行多层级治理,而非由单一机构掌控所有活动。国家环境主管部门可能负责管理受保护的核心区,地方政府负责规范开发活动,渔业机构管理捕捞活动,私人或集体土地所有者则决定各自地块的使用方式。协调机构可以将这些机构联系起来,但其权限因地而异。有些保护区管理机构拥有充足的人员和预算;另一些则几乎没有直接监管权,因此依赖伙伴关系与自愿合作开展工作。
这种机构多样性使明确划分职责尤为重要。管理计划可以确立共同目标,但实施仍需要具备相应权限和行动能力的机构。例如,保护区办公室可能记录到水质下降,却无权监管农业径流。此时,有效行动便有赖于其与农业部门、水务部门及土地持有者的合作。反过来,即使核心区的保护规定得到严格执行,更大范围景观内的协调仍可能薄弱,致使来自外部的主要压力得不到解决。
参与不仅关乎是否出席会议,也关乎决策权如何分配。对居民而言,保护工作可能体现为放牧、捕鱼、采集薪柴或进入具有文化意义场所等活动受到限制。居民的利益诉求未必一致:商业经营者、依靠自然资源维持生计的人、土地所有者、承租者和季节性工人可能各有不同的优先考量。涉及原住民族时,习惯制度、领土权利和原住民知识都是核心考量因素。在依法享有相关权利或应履行实质性知情同意程序的情形下,不能以参与来替代这些权利或程序。
生计项目可以将生态目标与当地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但谁能受益取决于项目的设计。以保护区名义推广的产品和服务可能包括地方食品、手工艺品、导览活动或住宿。这类品牌推广能够增强当地企业的实力,但生物圈保护区这一称号本身并不意味着每种产品的环境表现都获得了认证。制定透明的标准、在适当情况下开展独立核查,以及制定名称或标识使用规则,都是需要另行落实的制度性工作。如果游客服务由外部投资者掌控,或小型生产者无法承担参与成本,经济收益的分配也可能不均。
文化习俗可能是所保护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传统的割草、放牧、灌溉或林地管理方式可能维系着某些生境;一旦人类停止利用,这些生境就会发生显著变化。在这类景观中,保护可能需要延续或调整某些特定做法,而非完全排除人类活动。因此,与文化遗产的联系并非自然区域保护称号中无关紧要的点缀。这些联系能够影响土地覆盖、物种组成、季节性资源利用,以及管理机构的正当性。
研究、监测与学习
生物圈保护区的设立初衷之一,是构建一种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在这些地方长期观测环境状况,并将其与人类利用方式联系起来。在连续记录跨越数十年的地区,其价值尤为突出。反复测量能够区分短期波动与趋势性变化,揭示对干扰的滞后响应,并为评估管理成效提供基线。这类记录可以涵盖植被样方、鸟类计数、溪流水化学、土壤性质或气象观测等内容。
不同管理分区之间的比较有助于研究,但对比较结果必须谨慎解读。在现有管理措施实施之前,受保护的核心区与用于农业生产的过渡区,就可能在海拔、可达性、土壤肥力或历史干扰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直接将物种丰富度的差异归因于保护措施。评估会采用条件匹配的对照地点、前后对比观测,或其他旨在区分管理效应与既有差异的研究设计。获得生物圈保护区称号,为研究提供了场所,但这一称号本身并不意味着具备实验对照条件。
现代监测将实地观测与空间技术、分子技术相结合。卫星影像能够揭示大面积保护区内的森林损失、火烧迹地、岸线移动及植被覆盖变化。声学传感器和相机陷阱能够扩大野生动物观测的覆盖范围,而环境DNA方法则可通过水体或其他环境样本中的遗传物质检测生物的存在。每种方法都有局限:卫星观测到的植被绿度并不能直接衡量生物多样性的所有方面,而检测到DNA,也不一定能证明当地存在可持续存活的种群。
社会和经济研究同样必不可少,因为该计划的目标也包括人类发展。住户调查、就业数据、参与式制图以及有关资源获取的研究,能够记录哪些人从保护区相关活动中受益,哪些人承受了限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可以考察洪水调节、授粉、游憩或供水等方面,但货币估值只能反映价值的部分维度。文化情感联系、习惯权利,以及不同群体遭受环境危害程度的不平等,还需要借助其他分析方式加以考察。
当证据能够影响决策时,保护区才真正成为学习的场所。适应性管理将明确的目标、干预措施、监测和调整联系起来,而不是将管理计划视为一成不变。例如,管理者可以在测量植被恢复情况后调整放牧强度,也可以在监测发现繁殖活动受到干扰时改变游客路线。教育中心、学校项目、公民科学以及保护区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都有助于研究成果的传播。如果研究涉及社区掌握的知识或敏感物种的位置信息,数据访问和发表方式也会涉及伦理问题,包括保护相关知识,以及避免加剧对物种的开发利用。
世界网络与代表性案例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既是由获认定区域组成的网络,也是一种合作机制。区域网络将制度和生态条件相近的保护区联系起来,专题倡议则关注山地、岛屿和沿海地区等不同环境。交流内容不仅限于正式的科学研究,也可以涉及火灾管理、游客压力、地方产品推广计划或监测规程等实际事务。该网络的意义部分在于,让一地的景观管理经验为其他地方的决策提供参考,同时不预设每一种模式都能照搬。
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生物圈保护区于1984年首次获认定,是岛屿环境的代表。其陆地和海洋系统汇集了特有生物多样性、渔业、居民聚落以及规模可观的旅游经济。周边的海洋不只是陆地保护范围外围的边界:洋流、海洋食物网以及生物的迁移活动,都是生态系统运作的关键。管理工作需要应对入侵物种、岛屿之间及岛屿与大陆之间的交通运输,以及居民生计与保护限制之间的关系。生物圈保护区这一认定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保护安排并行发挥作用。
德国的伦山生物圈保护区于1991年获认定,是人类长期居住的文化景观的代表。其保护价值包括开阔草地,以及其他经数百年农业利用塑造而成的生境。维持这些景观特征,可能需要持续放牧或割草,而不是任由所有土地演变为森林。地方产品、依托自然的休闲活动以及社区之间的合作,都是其发展路径的一部分。这一案例说明了为什么生物圈保护区不一定是偏远的荒野,也说明了土地弃用与集约化土地利用为何可能带来不同的生态后果。
南非的克鲁格至峡谷生物圈区域于2001年获认定,将一片大型自然保护地与向陡崖地带延伸的居民生活和生产景观连接起来。其制度环境涉及自然保护地、农业、居民聚落和旅游企业。土地权属、服务获取条件和经济机会方面的差异,使整个景观范围内的协调尤为重要。生物圈保护区框架关注的是这些土地用途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某一个国家公园的规则扩展到整个区域。
跨境保护区为这种协调增添了国际层面的维度。涉及波兰、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东喀尔巴阡跨境生物圈保护区,于1998年以三国联合形式获得认可。穆拉河—德拉瓦河—多瑙河跨境生物圈保护区于2021年获认定,横跨奥地利、克罗地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将五国境内的河流及洪泛平原景观连接起来。这类认定有助于确立共同目标、开展研究与合作,但并不会建立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各国法律和机构仍负责管辖各自领土,实际合作则有赖于参与主管部门之间持续维系的协议。
与其他保护机制的关系及成效的局限
生物圈保护区与世界遗产在宗旨和遴选逻辑上有所不同。根据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的认可。生物圈保护区则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示范可持续发展并支持学习交流。同一地点可以同时获得这两种认定,但任何一种认定都不意味着自动获得另一种。同样,拉姆萨尔公约下的认定着重于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湿地及其保护和合理利用,并不确立相同的三区划分和三项功能框架。
生物圈保护区也不等同于某一种特定的保护地管理类别。其核心区可以包含严格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或海洋保护区,而认定范围内更广阔的景观还包括生产区域和居民点。在国际保护面积核算中,仅凭这一称号,并不能认定区内每一公顷土地都属于保护地。区内也并非所有部分都自动符合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的标准;是否符合,还须对其治理情况及持续取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进行单独评估。
对于2022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而言,这一区别十分重要。该框架的目标3通常与2030年保护30%目标相联系,要求到2030年至少有30%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海洋和沿海区域得到有效保护和管理。生物圈保护区内符合条件的保护地或其他有效保护措施可以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但不能仅因整个过渡区位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边界之内,就将其全部计入。不过,生物圈保护区框架仍可为该目标所追求的更大范围生态连通、公平治理和景观层面的统筹提供支持。
保护成效受到资金、行政能力、政策连续性以及外部压力规模的制约。一个保护区可能拥有雄心勃勃的规划,却没有常设工作人员;也可能拥有实力雄厚的科研机构,却缺乏将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的机制。气候变化可能使物种分布范围移出固定的核心区边界,而保护区界外的活动则可能改变河流流量或带来污染。沿海保护区还面临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额外压力:湿地生境可能因此被迫向内陆迁移,却受到建筑物或堤坝的阻挡。这些过程意味着,从生态角度看,跨越认定边界开展协调十分必要。
因此,评估成效不能仅仅衡量划定面积或游客数量。相关证据包括生境状况、种群变化趋势、水质、生计收益的分配情况、实质性参与程度,以及商定的管理行动的落实情况。由于各保护区的地理位置和机构发展历史差异很大,简单比较可能会将有利的初始条件误认为管理绩效。长期评估还必须区分:哪些保护与发展成效确实是认定带来的额外成果,哪些活动即使没有这一认定也会发生。定期审查可以发现制度和机构层面的不足,但要证明其生态和社会影响,仍需持续积累针对具体地点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