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资源是指含有遗传功能单位、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生物材料。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CBD),遗传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材料,例如种子、活体生物、生殖细胞、组织和微生物培养物。遗传资源为育种、生物学研究、生物技术和保护工作提供材料,其采集和利用受国家法律及国际协定的规范。
定义与范围
《生物多样性公约》区分了遗传材料与遗传资源:前者是指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后者则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遗传材料。这种价值不一定是商业价值,也不一定能立即获知:为基础研究而采集或为未来利用而保存的材料,也可以属于遗传资源。
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但这两个术语不能互换。生物多样性涵盖物种内部、物种之间以及生态系统之间的变异。遗传资源则是可用于研究、维持或利用其中部分多样性的材料。其重要性往往在于种群、植物品种、动物品种或品系之间的差异,而不只在于所涵盖的物种数量。
遗传信息通常由脱氧核糖核酸承载,其序列和组织方式会影响生物性状。遗传资源不一定是单个基因或分离出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整个生物个体、一个种子群体或混合微生物群落,都可能构成相关材料。反过来,纯化的生物物质也不会仅仅因为来源于生物体,就自动被视为遗传材料。
生物材料在法律上如何受到规范,可能取决于其用途。作为食物出售的谷物与为遗传研究而获取的种子,在物理形态上可能相似,却可能适用不同的要求。根据《名古屋议定书》,“遗传资源的利用”专指对遗传资源的遗传或生化组成开展研究与开发,包括通过生物技术开展的研究与开发。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一项决定,人类遗传资源不属于该公约框架的适用范围,而是由其他法律和伦理制度加以规范。
主要类别
植物遗传资源
植物遗传资源包括栽培品种、农民品种或地方品种、育种品系、作物野生近缘种,以及具有实际或潜在用途的野生植物。地方品种是在当地形成、受农民选择和环境条件共同塑造的作物群体,通常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作物野生近缘种可能具有栽培品种中少见或缺失的性状,包括对特定有害生物的抗性或对环境胁迫的耐受性。将这些性状导入作物,可能需要反复进行杂交、选择和评价;有用性状并不总是容易与不良性状分离。
林木遗传资源包括树木及其他木本植物的遗传材料。管理这类资源时,必须考虑世代周期长、基因流动范围广,以及对当地环境条件的适应等特点。
动物遗传资源
动物遗传资源包括家畜品种和群体、精液与胚胎等繁殖材料,以及用于渔业和水产养殖的水生动物。适应当地条件的品种,可能具有与特定气候、生产体系或疾病环境相适应的性状组合。
一个品种的价值不能仅以其在集约化条件下的最高产量来衡量。繁殖力、寿命、饲料需求,以及在低投入生产体系中的表现,也可能十分重要。野生动物种群还为研究和保护提供了额外的资源。
微生物及其他遗传资源
微生物资源包括以培养物形式保存或从自然环境中采集的细菌、古菌、微型真菌及其他微生物。它们支持科学研究,以及发酵工艺、酶和其他生物产品的开发。
微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特殊挑战,因为许多生物难以在标准实验室条件下培养。环境样本和遗传序列数据可以揭示活体保藏资源中未能充分涵盖的多样性,但它们并不一定能保存具有存活能力的生物体。
保护与记录
遗传资源保护既要维持材料的可获得性,也要维持这些材料所代表的多样性。为此,可采用两种互补的途径。
自然环境与农业环境中的保护
就地保护是在生物自然分布的环境中维持其生存;对于驯化物种,则是在其形成独特性状的环境中加以保护。这使种群能够通过繁殖、选择及与其他生物的相互作用而持续演化。
对于作物和家畜,农场内管理可通过持续种植、繁育和交换来维持多样性。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群体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而不是始终保持相同的遗传组成。
保护适宜的生境固然重要,但仅仅保护土地,并不能保证遗传多样性的延续。种群大小、连通性、繁殖成功率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同样重要。
原生环境之外的保护
迁地保护是在原生环境之外保存材料。相关设施包括基因库、植物园、田间保存圃、家畜保种群和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
许多作物种子可以经过干燥后在低温下储存。另一些种子无法耐受常规的干燥或冷冻处理,还有些作物通常采用营养繁殖。这些资源可能需要通过田间保存、组织培养或低温保存来维持,后者是在极低温度下储存生物材料。
储存的材料需要持续管理。种子可能失去生活力,需要更新繁殖;活体保藏资源则需要养护和病害防治。更新繁殖本身也可能因选择、意外杂交或取样不足而改变遗传组成。在不同地点保存安全备份,可以降低资源全部损失的风险。
特征描述与信息
如果样本具有可靠的鉴定信息、来源、采集日期及相关观察记录,保藏资源就更有利用价值。单独保存的一份样本或一个保存单位,通常称为一份种质材料;其中可能包含遗传上均一的品系,也可能包含具有变异的群体。
特征描述记录相对稳定的特征,而评价则考察表现或潜在的有用性状。遗传分析能够揭示种质材料之间的重复、代表性缺口及相互关系。不过,仅凭脱氧核糖核酸序列无法完全预测其表现:性状还取决于基因调控、环境条件以及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
用途与意义
遗传资源支持多种相互交叉的活动:
- **育种:**培育具有理想性状组合的作物、家畜、树木和水产养殖种群。
- **研究:**探索遗传、演化、生理及生物间的相互作用。
- **生物技术:**发现可用于生产过程的生物体、基因或生化途径。
- **保护:**维持受威胁种群,并为遗传变异的管理提供依据。
- **生态恢复:**为生态恢复项目选择适宜的来源种群。
遗传资源在气候变化适应中的作用,包括提供与干旱、高温、盐分或有害生物压力变化有关的变异。不过,存在某种潜在有用性状,并不保证一定能将其成功导入具有良好生产性能的植物或动物品种。
遗传资源还具有选择价值:保护多样性,可以为尚未明确的未来用途保留可能性。由于未来需求和科学发现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价值难以量化。
获取、权利与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
《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并规定遗传资源获取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府,依照国家立法行使。遗传资源的获取并不由一套全球统一的许可制度管理。
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涉及资源获取的条件,以及如何分享利用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根据适用法律,获取资源可能需要事先知情同意,并达成共同商定条件。
惠益既可以是商定付款等货币性惠益,也可以是合作研究、培训、技术转让和研究成果共享等非货币性惠益。2014年生效的《名古屋议定书》为其适用范围内资源的获取、惠益分享及履约确立了框架。
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还可能受到涉及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额外要求约束。获取某件标本,并不一定意味着获准使用与之相关的知识。
农业领域的安排
2004年生效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针对其附件一所列的特定作物和饲草建立了多边系统。
在规定的范围和条件内,该系统通过标准材料转让协定,为粮食和农业领域的研究、育种及培训提供便利获取。它并不涵盖所有植物物种或所有可能的用途。该条约还承认农民权利,包括与传统知识、惠益分享和参与决策有关的事项,具体实施责任由各国政府承担。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与获取规则处理的是不同问题。获准采集或利用某项资源,本身并不意味着获得专利权或植物新品种权。反过来,拥有知识产权,本身也不能证明已遵守获取与惠益分享要求。
适用规则可能因资源、国家、采集历史、预期用途和合同条件而异。
数字序列信息
遗传资源是实体材料,而数字序列信息则涉及遗传测序及相关活动所产生的数字信息。国际政策中使用了这一术语,但尚未形成统一且普遍认可的技术定义。
序列数据库使研究能够在无需反复转移实体标本的情况下开展。它们支持不同生物之间的比较和计算分析,但也使原本围绕获取可识别材料而建立的惠益分享制度变得更加复杂。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缔约方建立了分享数字序列信息利用惠益的多边机制,其中包括卡利基金。这一政策进展回应了实体材料获取与后续信息利用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序列数据等同于遗传材料。
威胁与管理挑战
遗传侵蚀是指种群内部或种群之间遗传多样性的丧失。其成因包括生境破坏、种群衰退、多样化的作物群体或家畜品种被替代,以及管理或环境方面的其他变化。
保护工作面临若干实际限制:
- 保藏资源可能未能充分涵盖某些地区、种群或性状。
- 材料虽得到保存,却可能缺少足以支持有效利用的记录。
- 长期储存需要持续的资金、基础设施和专业知识支持。
- 野生与栽培、饲养种群都在持续演化,因此历史保藏材料无法完全替代活体种群。
- 获取规则、机构能力和研究合作关系,可能影响哪些人能够研究资源并分享惠益。
因此,有效管理不只是储存标本,还需要将具有存活能力的材料、可靠的信息、在生命系统中持续开展的保护,以及规范获取与利用的明确安排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