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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

高粱是起源于非洲、类型多样的谷类作物,在全球广泛种植,用于粮食、饲料、糖浆、酿造及工业生产,尤适于温暖、季节性干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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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是一类禾草,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作为谷物栽培的高粱(Sorghum bicolor)。其籽粒和茎秆为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食物供给、畜牧生产和加工产业提供支撑。“高粱”一名也可指植物分类学上的高粱属(Sorghum),该属既包括野生禾草,也包括驯化的栽培作物。栽培高粱属于禾本科,与玉米和甘蔗有亲缘关系,但兼具独特的耐旱适应性、多样的籽粒性状,以及从主食到糖浆、生物燃料等广泛用途。

高粱在非洲被驯化,先成为萨赫勒地区、非洲东北部和印度次大陆的重要作物,随后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按籽粒收获产量计算,高粱通常与玉米、小麦、水稻和大麦并列为世界五大谷物。它的重要性不能仅以籽粒产量衡量:在许多农业生产体系中,高粱茎秆可用作饲料、燃料、围栏和建筑材料;在降雨不稳定、难以种植需水量更大的谷类作物的地方,高粱仍能维持生产。

高粱的多样性源于农民数千年来的选育,以及近代以来的科学育种。适合机械化收获的矮秆杂交粒用高粱、高秆饲用高粱、富含糖分的甜高粱,以及穗枝细长的帚用高粱,都属于同一栽培种。它们的栽培方式、营养特性、对环境的响应和工业价值,取决于植株结构、遗传特征、加工方法与当地农事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

植物学归属与形态结构

栽培高粱属于禾本科须芒草族。其学名 Sorghum bicolor (L.) Moench 表明,卡尔·林奈最初描述该物种时将其归于另一个属,康拉德·蒙希则于1794年将其归入高粱属(Sorghum)。高粱属及其近缘类群的分类处理曾有变动,尤其是随着分子证据逐渐厘清栽培高粱、非洲野生类型与多年生禾草之间的亲缘关系。作为谷物栽培的高粱主要为二倍体,具有20条染色体,表示为 2n=202n=20。

高粱具有须根系,茎有节,长叶沿茎互生。在土层深度、通气状况和水分条件适宜时,根系可深入地下超过一米,尽管活跃根系大多分布在较浅的土层。茎下部的节上可长出支撑根。茎秆有的较细而干,有的则粗壮多汁;茎内含有髓组织,不像许多其他禾草那样具有明显中空的节间。株高差异很大,一些矮秆粒用栽培品种不足一米,而高秆饲用及生物质用类型可超过四米。

每片叶由包裹茎秆的叶鞘和向外伸展的叶片组成,叶片具有平行叶脉和明显的中脉。植株基部附近的生长点可形成分蘖,其数量取决于基因型、株距和生长条件。这些新增的枝条可能抽穗结实,也可能主要增加营养体的生物量。分蘖有助于弥补田间缺株造成的空缺,但也可能导致成熟不整齐。

顶生花序为圆锥花序,形态从疏松、分枝开展到紧凑、排列密集不等。小穗通常成对着生:一个无柄小穗内含主要的可育小花,另一个有柄小穗通常为雄性或不育。籽粒发育成颖果,这是一种果皮与种皮紧密结合的干果。成熟籽粒包含胚、主要由淀粉构成的胚乳,以及厚度和色素沉着程度差异显著的外层组织。

高粱以自花传粉为主,但也会发生借助风力的异交,而且在某些基因型和田间种植布局下,异交比例可能相当高。开花通常历时数日,从圆锥花序上部逐渐向下推进。这种繁殖特性使农户留种维持的品种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同时也使人们能够通过人为控制花粉育性来生产杂交种子。

驯化与历史传播

高粱最初在非洲东北部被驯化为作物,但其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发生于某个确切地点和时间的单一事件。苏丹东部的植物考古证据包括公元前四千纪陶器上的高粱压痕,这些压痕兼具野生型特征和与驯化有关的特征。卡萨拉附近的 KG23 等遗址所提供的证据,对重建早期高粱栽培和选择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非洲东北部其他地区的发现,则记录了不易落粒的作物种群形成过程中的较晚阶段。

驯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变化是落粒性减弱。野生高粱的成熟籽粒很容易脱落传播,而栽培类型的大部分籽粒在收获前仍保留在穗上。反复收获和播种会有利于这种籽粒保留特性的形成,因为留在植株上的籽粒更有可能成为下一季的播种用种。在此过程中,籽粒大小、穗部结构、休眠性和开花习性也发生了变化,但这些性状并不一定同步演化,演化速度也未必相同。

解读早期证据需要谨慎。仅凭高粱籽粒,往往难以可靠地判定其属于野生种群还是驯化种群,尤其是在保存状况不佳时。小穗基部能够反映籽粒是否通过自然离层机制脱落,因此可能提供更多信息。陶器压痕提供了另一类证据,但它们反映的只是古代植物利用活动中部分留存下来的片段,而非完整记录。因此,最早的栽培证据与最早能够明确证明驯化的证据,不能混为一谈。

高粱逐渐传播至非洲各地,并于公元前二千纪传入南亚。跨越阿拉伯海的海陆交流,促进了非洲作物向印度次大陆的传播,高粱也由此深深融入当地的旱地农业。此后,在不同季风规律、日照时长、土壤条件和饮食偏好下的栽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种群。高粱后来经由进一步的交流传入东亚并在那里分化,但在某些地区,这一过程的年代尚未得到确切厘定。

高粱经多条跨大西洋路线传入美洲,其中包括与大西洋奴隶贸易有关的交流活动。19 世纪,进一步的引种带来了用于制作糖浆的甜高粱、用于制作家用器具的帚用高粱,以及用于农业试验的籽粒用类型。20 世纪 50 年代,商业化杂交粒用高粱在美国迅速推广。因此,高粱的现代分布格局,既承载着非洲和亚洲古老的饮食传统,也包含形成较晚的饲料粮和工业化生产体系。

光合作用、水分关系与季节适应性

高粱采用C4光合作用,这是一种碳浓缩机制,有助于植株在温暖、光照充足的条件下高效生长。其叶片具有花环结构,特化的叶肉细胞与维管束鞘细胞协同参与碳代谢。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化酶首先固定碳,生成四碳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后续代谢中释放二氧化碳,使其在负责主要碳固定循环的酶附近富集,从而减少光呼吸造成的损失。

这一机制使高粱具有较高的水分利用效率,但并不意味着其生长不依赖水分供应。作物耗水量取决于叶面积、大气蒸发需求、生长季长度和土壤条件。土壤变干时,气孔导度的变化会限制蒸腾作用造成的水分散失,但通常也会使碳吸收量下降。表面蜡质、叶片卷曲、根系向土壤深处和周围伸展,以及生长调节,均有助于植株应对干旱。各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因品种和环境而异。

高粱能通过减缓生长来度过一段时间的干旱,并在水分条件恢复后继续发育。不过,在圆锥花序发育、开花及灌浆初期缺水,仍可能导致产量大幅下降。高粱的耐旱性是相对而言的:在许多干旱条件下,它比玉米更能稳产,但严重或持续的水分亏缺仍会造成歉收乃至绝收。其耐热性同样有一定限度。生殖发育期间的高温会损害花粉功能,影响结实和籽粒灌浆。

一些品种具有“持绿”表型,在水分受限时,灌浆期间仍能保留具有生理功能的绿色叶面积。这并不只是叶片延迟变黄。具有生产价值的持绿表现,可能源于冠层大小、根系吸水和耗水时序等方面相互协调的差异,使植株在开花后仍有较多水分可用。因未能结实而在外观上保持绿色的植株,在生理上不同于能正常形成产量的持绿植株。

季节适应性还取决于光周期现象。许多传统热带高粱品种会响应日照时间缩短而开花,使生殖过程与雨季通常的结束时间相协调。这些品种移种到较高纬度地区后,可能长得过高或成熟过晚。对光周期不敏感的栽培品种,则使高粱能够适应更广的播期和纬度范围。低温会限制发芽和早期生长,而霜冻会使生长活跃的组织死亡,因此限制了高粱在温带地区的生长季长度。

作物多样性与地理重要性

栽培高粱按用途可分为若干相互交叠的类别,而非不同的植物学物种。粒用高粱的选育着重于籽粒产量、收获便利性和籽粒品质。饲用高粱则注重营养体生物量、消化率,有时还要求能够多次刈割。甜高粱多汁的茎秆中可积累相当数量的可溶性糖。帚用高粱的圆锥花序分枝细长,可用于制作刷子和扫帚。现代生物质高粱的选育目标是获得大量茎叶,有时也注重延迟开花。

杰克·哈伦和 J. M. J. 德韦特于1972年提出了一套广泛使用的形态学分类体系,将栽培高粱划分为五个基本种族:双色高粱(bicolor)、几内亚高粱(guinea)、弯穗高粱(caudatum)、卡非尔高粱(kafir)和杜拉高粱(durra),以及这些种族之间的中间类型。这些种族主要依据籽粒和小穗特征加以区分,其分布也大体具有地域性。杜拉类型在非洲东北部和西亚的干旱环境中较为常见,几内亚类型主要见于西非部分地区,卡非尔类型则主要见于非洲南部。这些类别有助于描述高粱的多样性,但并不代表彼此完全隔离的演化谱系。

高粱籽粒的颜色多样,从白色、乳白色到黄色、红色、褐色,乃至近乎黑色。颜色由多种组织和色素共同决定,因此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其营养品质或单宁含量。胚乳质地也存在差异:较硬的玻璃质区域与较软的粉质区域形成对照。这些性质会影响制粉出粉率、蒸煮特性、抗破碎性,以及籽粒对特定食品加工的适用性。因此,农民和加工者所看重的品种,未必是在试验中产量最高的品种。

全球高粱籽粒年产量通常约为6000万吨,但干旱、种植面积变化和统计口径差异会造成显著的年度波动。主要生产国包括美国、尼日利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印度、墨西哥和阿根廷,各国的产量排名也会发生变化。美国拥有规模可观的商品高粱产业,主要集中在大平原中部和南部;非洲的高粱生产则既有商业农场,也有数量众多的小农生产体系。在印度,重要产区包括半干旱的德干地区。

高粱在不同地区的经济作用差异很大。籽粒可直接供人食用,也可售予饲料厂、用于酿造或出口。中国是主要的高粱进口市场,其需求涉及动物饲料和酒类生产。在许多非洲家庭中,同一种高粱既提供供人食用的籽粒,也提供饲喂牲畜的茎秆,其余残余物还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因此,仅统计籽粒产量会低估多用途品种的价值,也可能使人难以理解:即使已有较矮的商业品种可供选择,农民为何仍然保留高秆地方类型。

栽培与管理

高粱的种植环境多样,既包括投入较少的雨养田,也包括实行集约化管理的灌溉农场。它在半干旱地区尤为重要,但要获得良好的种植收益,不能仅凭其适应少雨条件的能力。土层深度、降雨时机、养分供应以及品种生育期都会影响其表现。中等质地和细质地的土壤具有一定的蓄水能力,只要排水良好,就能较好地支持高粱生长。与许多谷物相比,高粱更能耐受某些不利的土壤条件,但长期积水、严重盐渍化或根系可伸展的土层过浅,都会限制其生长。

高粱顺利出苗和成苗需要温暖的土壤,以及表层附近充足的水分。在温带种植体系中,通常待土温稳定在约15—18 °C或更高时开始播种,具体取决于当地栽培惯例和品种。低温会减缓出苗,延长幼苗易受病害和土壤板结影响的时期。播种深度通常仅为几厘米,并根据苗床状况和可利用水分进行调整。在低温、潮湿的土壤中播种过深,可能导致出苗不良、缺苗断垄。

种植密度应与预期供水量和产量潜力相匹配。旱作田的密度通常较低,而降雨充足或具备灌溉条件时,则可采用较高密度。密度过高可能使土壤储存的水分在开花前就被耗尽;密度不足则可能导致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尽管分蘖有时能起到补偿作用。行距会影响群体封行、与杂草的竞争以及机械中耕的可行性。由于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同一项密度建议不能不加调整地用于差异显著的环境。

氮素通常是主要限制因素,因为收获籽粒和生物量会从田间带走大量氮。磷、钾、硫及微量元素也可能限制生产,具体取决于土壤性质。与豆科植物轮作可改善氮素供应,并打断部分害虫的生活周期;保留作物残体则可减少侵蚀,并影响土壤水分状况。不过,作物残体也可用作饲料和燃料,这些用途之间存在竞争。因此,养分管理与牲畜拥有情况、劳动力条件及肥料获取能力相互关联,并非一项孤立的技术选择。

籽粒在达到生理成熟后收获,其成熟标志是籽粒与穗部连接处附近形成黑层。机械收获时,需要控制籽粒含水量并适当调整联合收割机,以减少破碎和损失。潮湿的籽粒必须干燥后才能储藏;储藏水分不当容易引发虫害和真菌侵染,导致品质劣变。在传统生产体系中,可以先割下整个穗,晒干后再脱粒,这使收获时间安排更为灵活,但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在生产条件受到严重限制的体系中,籽粒产量每公顷不足一吨;在条件有利的商业化管理下,可达到每公顷数吨;而在严格控制条件的试验中,产量还可能高得多。

虫害、病害与生物性危害

高粱生产受到多种害虫的影响,害虫的种类组合因地区而异。芽蝇会破坏幼苗中央的生长点,造成“枯心”症状。螟虫蛀食茎秆,阻碍水分和养分的运输。高粱瘿蚊侵害开花期的小穗,其幼虫在发育中的籽粒内取食,因此,严重受害的穗即使外观正常,也可能几乎没有可收获的籽粒。蚜虫吸食汁液并排出蜜露,污染叶片,还可能妨碍收获作业。

在美洲,2013年起发生的严重蚜害,使一种与高粱密切相关、如今通常被鉴定为 Melanaphis sorghi 的蚜虫受到特别关注。早期报告往往将这些种群称为甘蔗蚜。区分这些名称十分重要,因为随着鉴定依据的完善,害虫名称及其物种鉴定结果也发生了变化。选用抗性杂交种、利用天敌、监测作物虫情以及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都是害虫管理的组成部分,但其成效取决于当地条件。

病害方面,由 Colletotrichum sublineola 引起的炭疽病可危害叶片、茎秆和穗。由 Macrophomina phaseolina 引起的炭腐病,在植株灌浆期遭受高温和水分胁迫时危害尤其严重;受损而脆弱的茎秆可能在收获前倒伏。籽粒霉变是多种真菌共同作用造成的,并非由单一病原体引起。籽粒成熟前后的潮湿环境有利于霉变发生,可能降低籽粒品质、发芽率和加工价值。高粱麦角病通常与 Claviceps africana 有关,侵染未受精的子房,在杂交制种中尤其容易造成问题。

寄生性开花植物独脚金属(*Striga*)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高粱生产的主要制约因素。这类植物的种子极小,受到附近根系释放的化学信号刺激后萌发,随后附着于寄主,从中吸取水分和养分。在寄生植物出土之前,作物就可能已遭受严重损害。土壤中数量庞大且能长期存活的种子库,使防治十分困难。种植抗性或耐性品种、提高土壤肥力、与非寄主作物轮作,以及采取措施阻止寄生植物结籽,分别针对其生活史的不同环节发挥作用。

高粱用作饲草时,还存在特定的生化危害。幼嫩组织含有蜀黍氰苷,这是一种生氰化合物;组织受损后,它与相应的酶接触,便可能释放氰化氢。其含量随基因型、发育阶段和生长条件而变化;幼嫩的再生植株和遭受胁迫的植株材料可能危害牲畜。硝酸盐积累是另一项独立风险,发生于吸收量超过同化能力的情况下,包括某些干旱和土壤肥力条件。加工和贮藏对这些危害的影响各不相同:青贮可能降低生氰潜力,但将饲草晒制成干草并不能可靠地消除硝酸盐。

籽粒成分、食品加工与饮料

高粱籽粒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此外还含有蛋白质、脂类、膳食纤维、矿物质及多种微量成分。全谷粒的成分比例有所不同,但蛋白质含量通常约占籽粒质量的9%至13%,淀粉则约占三分之二或更多。其贮藏蛋白质大多属于高粱醇溶蛋白类。与其他几种谷物一样,高粱中的赖氨酸相对不足,蛋白质的消化率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籽粒结构和加工方式。

高粱天然不含小麦、黑麦和大麦所特有的麸质蛋白,因此被用于制作无麸质食品,不过在制粉、运输和生产过程中仍可能受到麸质污染。高粱粉无法形成小麦面团所具有的弹性网络,因此面包配方中常将其与其他面粉、淀粉或黏结性配料搭配使用。传统薄饼对强大持气网络的依赖较小,可以高粱为主要谷物原料。

籽粒外层组织集中了大部分纤维和许多酚类化合物。有些品种具有含缩合单宁的有色种皮,另一些品种则没有。仅凭外观呈红色或褐色,并不能可靠地判断是否含有单宁。这些化合物会降低蛋白质消化率和矿物质的生物利用率,同时也会影响风味、加工特性以及对某些害虫的易感性。高粱和其他谷物中所含的植酸盐会与矿物质结合,这也是矿物质总含量与消化过程中实际吸收量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实验室测得的抗氧化活性,本身并不能证明对人体健康有何影响。

去皮会去除部分籽粒外层,通常能使所得面粉颜色更浅,并改变其烹调特性,但也会造成营养成分和纤维的流失。制粉过程可控制产品的粒度,以及麸皮、胚芽和胚乳的比例。浸泡、发芽和发酵可以改变酶活性、酸度及植酸盐浓度。烹煮会使淀粉糊化,但加热也可能促进高粱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降低其消化率。因此,加工效果取决于品种、水分、温度和处理时长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高粱食品包括稠粥和稀粥、类似库斯库斯的颗粒食品、蒸制食品、爆高粱花及薄饼。高粱可用于制作印度的高粱烙饼(jowar roti)或巴克里饼(bhakri)、苏丹的基斯拉薄饼(kisra),以及西非种类繁多的粥和主食。在制作埃塞俄比亚的英吉拉饼(injera)及相关食品时,既可以单独使用高粱,也可以将其与其他谷物混合使用。

通过制麦芽和微生物发酵,可酿成西非的多洛啤酒(dolo)、皮托啤酒(pito)等传统啤酒,以及非洲南部的浑浊型高粱啤酒。在中国白酒生产中,高粱是固态发酵及后续蒸馏所用的重要淀粉原料。由发酵剂引入的微生物群落分解籽粒成分,产生酒精和香气物质。相比之下,甜高粱糖浆是通过提取并浓缩茎秆汁液制成的,而不是将籽粒淀粉转化为糖。

畜禽饲用、材料及能源用途

高粱籽粒是牛、猪和家禽的重要能量饲料。其饲用价值取决于淀粉的可消化利用程度、蛋白质特性、单宁含量及加工方式。粉碎、辊压、蒸汽压片等处理可以破坏籽粒结构,使消化酶或瘤胃微生物更容易发挥作用。未经处理的坚硬籽粒可能在未充分消化的情况下排出动物体外。因此,将高粱与玉米进行比较时,需要考虑具体的籽粒特性和加工体系,而不能假定二者之间存在固定的营养等价关系。

饲用高粱及高粱与苏丹草的杂交种可用于放牧、青饲、调制干草和制作青贮饲料。苏丹草与栽培高粱亲缘关系密切,在分类学上常被归入高粱(Sorghum bicolor)这一物种。二者的杂交种往往兼具夏季生长迅速和刈割后再生能力强的特点。饲草品质随成熟度而变化:推迟收获通常会提高干物质产量,但可能降低消化率和蛋白质含量。结实型青贮高粱可通过穗部提供淀粉,而一些以生产生物质为主的类型则产生大量茎秆,籽粒相对较少。

褐色中脉高粱携带影响木质素生物合成的突变。其细胞壁组成的改变可以提高纤维消化率,因此在饲用高粱育种中具有利用价值。不过,在某些遗传背景下,这种性状可能伴随生物质产量、抗倒伏能力或病害反应等方面的权衡。肉眼可见的褐色中脉是相关生化变化的标志,并不意味着所有此类杂交种在任何生产体系中都会优于常规材料。

甜高粱的茎秆含有糖分,可经压榨提取并发酵制成乙醇。籽粒高粱也可在淀粉水解为可发酵糖后,加工成燃料乙醇。以籽粒为原料的乙醇工厂还会产出副产品,包括用作畜禽饲料的酒糟。茎秆残余物可用于提供工艺热能,也可作为将结构性碳水化合物转化利用的技术的原料。实际应用中的制约因素包括运输成本、原料供应的季节性、收获后甜高粱茎秆的变质,以及作物成熟期与加工能力相协调的需要。

环境表现取决于整个生产链。生命周期评价必须考虑肥料生产、田间排放、灌溉、加工能耗、运输、副产品分配以及可能发生的土地利用变化。作物适应干旱的能力,并不自动意味着以其为原料的每一种燃料生产路径都具有有利的温室气体收支。

其他用途利用的则是高粱的物理特性,而非营养特性。帚用高粱的穗可提供细长而坚韧的纤维,用于制作扫帚和刷子。茎秆可用作围栏、苫屋材料、燃料、纸浆原料,或用于制造板材和复合材料。在种养结合的农业体系中,这些产品的价值对品种选择和收获方式的影响,可能与籽粒价格同样重要。

育种、基因组学与保护

高粱改良综合采用适应当地环境的群体内选择、人工杂交、杂交种选育和分子技术。育种目标包括提高籽粒产量、稳定开花期、增强干旱适应性、抗病和抗寄生生物能力、改善籽粒品质,以及适应不同的收获方式。这些目标往往相互冲突。高秆植株可能提供有价值的饲草,却也更容易倒伏;紧凑的穗型可能适合某种生产环境,但在另一种环境中却可能因水分滞留而助长籽粒霉变。

商业化杂交种选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细胞质雄性不育。雄性不育的制种母本无法产生具有正常功能的花粉,但接受适宜父本的花粉受精后可以结实。保持系用于维持不育母本系,而恢复系则提供核基因,使所得杂交种恢复花粉育性。20世纪中叶,实用不育细胞质的发现与开发,使高粱杂交种子的低成本生产成为可能。杂交种利用杂种优势,即某些杂交组合的表现优于其亲本,但这种优势的大小取决于亲本组合和目标种植环境。

2009年公布的高粱基因组序列,使高粱成为禾本科植物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其基因组约含7.3亿个碱基对,远小于玉米基因组,同时与玉米保留了广泛的进化对应关系。这为开花、株高、细胞壁形成、籽粒性状和胁迫响应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支持。对基因表达和遗传变异的研究,有助于将可观测的作物性状与发育及生化机制联系起来。

抗旱相关育种说明,分子信息必须与田间评价相结合。持绿性状受多个基因组区域影响,其效应取决于遗传背景和胁迫发生的时间。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可以将有益的基因组区域导入育种材料,但其表现仍须在不同地点和季节进行检验。基因组选择利用大量标记预测育种值,而高通量田间测量则可追踪冠层温度、生长或衰老过程。这些方法都不能削弱土壤差异、降雨格局以及生殖期高温胁迫的重要影响。

遗传资源收藏保存着地方品种、育种材料和野生近缘种,其中包括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及各国基因库保存的资源。当农业系统转而采用少数几个遗传背景一致的栽培品种时,部分多样性可能丧失,而种子收藏可将其保留下来。持续种植也能维系农民选种、地方知识,以及作物对变化环境的适应。因此,保护工作既涉及储存的种子,也涉及农田中持续繁衍的作物群体。

育种重点日益与气候变化问题交织,尤其是在降雨变率和生殖期高温胁迫威胁既有农时安排的地区。高粱现有的适应性提供了宝贵的育种材料,但其未来的适种性还取决于新出现的有害生物、种子供应、市场需求,以及品种能否在种植当地满足人们对粮食和饲草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