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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植物

豆科植物是被子植物中的一大类,包括重要粮食作物、饲用植物、树木及能固氮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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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科植物是指隶属于豆科(Fabaceae,亦称 Leguminosae)的植物。豆科是被子植物中最大的科之一,约有20,000种,分属750多个属,既有小型一年生草本植物和攀缘藤本,也有灌木和高大的热带乔木。豆科成员包括豌豆、菜豆、兵豆、鹰嘴豆、大豆、花生、三叶草、苜蓿、金合欢、酸豆和黄檀等。在植物学中,英文 legume 也指豆科特有的果实类型——荚果,即由单个心皮发育而成、成熟时通常沿两条缝线开裂的果实。

豆科植物是食物、牲畜饲料、油脂、木材、树胶和染料的重要来源,也有许多种类用作观赏植物。许多豆科植物与根部的细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细菌能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可利用的化合物。这种关系使豆科植物在氮循环和农业轮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并非所有豆科植物都会形成具有固氮能力的根瘤。

英文中的 legume、pulse 和 bean 并不能互换使用。Legume 指广义的植物学类别,即豆科植物。Pulses 则指以成熟、干燥的可食用种子为收获对象的豆类作物,不包括主要用于榨油的作物,也不包括鲜食采收的作物。干豌豆和兵豆属于干豆类;大豆和花生通常归为油料作物,而青豌豆和四季豆则归为蔬菜。

分类与演化历史

豆科隶属于被子植物蔷薇类群中的豆目。Fabaceae 和 Leguminosae 是该科的两个学名,均为植物命名法规所接受。Fabaceae 源自 Faba,这是与蚕豆有关的一个旧属名;Leguminosae 则指该科特有的果实类型。历史上的分类体系有时将豆科植物划分为三个科或三个主要亚科,即蝶形花类、苏木类和含羞草类,但分子证据表明,这些类群并非都代表完整的演化支系。

豆科系统发育工作组于2017年发表的一项重要分类方案承认六个亚科:紫荆亚科(Cercidoideae)、甘豆亚科(Detarioideae)、Duparquetioideae、Dialioideae、苏木亚科(Caesalpinioideae)和蝶形花亚科(Papilionoideae)。紫荆亚科包括紫荆属(Cercis)和羊蹄甲属(Bauhinia)。甘豆亚科包含许多热带树木,包括罗望子和众多非洲森林树种。Duparquetioideae 仅有一个现生物种,即生长于热带非洲的攀缘植物 Duparquetia orchidacea。Dialioideae 包括铁木豆属(Dialium)及与之近缘的热带树木。

按照这一分类方案重新界定的苏木亚科,包含了过去被单列为含羞草亚科(Mimosoideae)的含羞草类支系。金合欢类植物、含羞草属(Mimosa)、合欢属(Albizia)和印加豆属(Inga)均属于这一类群。蝶形花亚科包含大多数人们熟悉的温带食用和饲用豆科植物,包括豌豆、菜豆、兵豆、大豆、三叶草和羽扇豆。该亚科的名称源自其许多植物花瓣呈蝴蝶状的排列方式,但并非所有成员的花都具有这一特征。因此,这一六亚科分类框架与主要依据花形对植物进行归类的旧体系有显著差异。

果实、叶片、木材和花粉化石表明,在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末大灭绝之后的古新世和始新世,豆科植物就已具有很高的多样性。分子方法的估算常将其最早的分化时间置于晚白垩世与古近纪之交,但具体年代会随所采用的化石校准和分析方法而变化。几个主要支系曾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分化,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早期演化关系一直难以厘清。

在随后的演化过程中,豆科植物曾多次在热带森林、季节性干旱疏林、稀树草原、温带草原和干旱环境之间迁移。草本生长形式、攀缘习性、抗旱能力以及不同的种子传播方式,都曾在多个支系中演化出现。根瘤形成也有复杂的演化历史:不能简单地假定所有豆科植物都具有结瘤能力,以此解释这种能力目前的分布状况。比较能够结瘤和不能结瘤的近缘植物,是研究这种特殊共生关系如何起源,以及后来如何丧失或发生改变的关键。

营养结构、花与果实

豆科植物具有较易辨识的共同结构特征,但也存在许多例外。叶通常互生,为复叶,小叶呈羽状、二回羽状排列,或三片一组。豌豆的顶生小叶可变为卷须,而许多澳大利亚金合欢属植物在成株阶段不具普通叶片,取而代之的是称为叶状柄的扁平叶柄。许多豆科植物的叶基部具有托叶,托叶可像豌豆那样发育为较大的光合结构,也可像某些金合欢属植物那样变成具有防御作用的刺。

许多叶或小叶的基部具有称为叶枕的膨大结构。这个关节状部位内部的水分分布及细胞膨压发生变化,便会引起运动。含羞草(Mimosa pudica)受触碰后迅速合拢,就是一个格外醒目的例子;许多其他物种则会发生较缓慢的昼夜运动。地下结构同样多种多样:豆科植物可具有浅生须根、深扎的直根、贮藏器官或根瘤。根瘤是一种共生器官,并非豆科所有成员共有的解剖结构。

典型的蝶形花有五片花瓣:上方一片旗瓣,两侧各一片翼瓣,下方两片则构成龙骨瓣,包围生殖器官。蜜蜂落在翼瓣上时,可能压下龙骨瓣,使花药和柱头露出。在紫花苜蓿中,这种“触发”机制对于有效传粉十分重要。许多蝶形花具有十枚雄蕊,通常其中九枚的花丝合生,另一枚的花丝分离,但也存在其他排列方式。

其他亚科的花具有不同的结构。含羞草类豆科植物的花通常较小,聚集成头状花序或穗状花序,并具有许多醒目的雄蕊。羊蹄甲属(Bauhinia)和紫荆属(Cercis)的花较大而艳丽,一些热带森林豆科植物的花瓣则退化或缺失。其繁殖系统也各不相同:许多豌豆和菜豆类植物以自花传粉为主,另一些则高度依赖昆虫或其他访花动物。因此,不能仅凭人们熟悉的豌豆,就可靠地推断其他豆科植物的花部结构。

典型的荚果由一个心皮发育而成,成熟时沿背缝线和腹缝线开裂,释放种子。干燥过程可产生机械张力,使果瓣扭曲,将种子弹出。然而,许多豆科植物的果实并不开裂,也可能具翅、肉质、木质,或分成各含一粒种子的节段。花生的受精子房由不断伸长的果针推入土中,随后果实在地下发育,这一过程称为地下结实。这些变化表明,豆科植物果实的多样性远非通常所想的那种会裂开的豆荚所能涵盖。

固氮与根瘤共生

许多豆科植物通过生物固氮获取氮。在这一过程中,微生物将大气中的氮气还原为氨。与它们共生的细菌统称为根瘤菌,这是一个分布于多个细菌属的功能类群,而非单一的分类学支系。重要的代表包括根瘤菌属(Rhizobium)、慢生根瘤菌属(Bradyrhizobium)、中慢生根瘤菌属(Mesorhizobium)和剑菌属(Ensifer,也广称中华根瘤菌属 Sinorhizobium)。一些豆科植物还与副伯克霍尔德菌属(Paraburkholderia)及相关类群中具有固氮能力的成员建立共生关系。

在一种研究较为深入的相互作用中,豆科植物根部释放的化合物会刺激与其相容的细菌,使其产生称为结瘤因子(Nod 因子)的信号分子。植物受体识别这些分子后,会引发根毛变化、钙信号传导和细胞分裂。细菌可通过从卷曲根毛向内生长的侵染线进入植物。其他豆科植物则采用不同的途径,包括从新生侧根附近的裂隙进入。田菁属(Aeschynomene)某些物种与细菌的共生体系无需经过常规的结瘤因子途径即可形成根瘤,表明这一常见模式并非普遍适用。

在许多根瘤中,细菌会分化为称作类菌体的固氮形态。植物提供源自光合作用的碳化合物,而细菌的固氮酶则催化氮的还原。理想化的反应式为:

N2+8H++8e−+16ATP→2NH3+H2+16ADP+16Pi.\mathrm{N_2 + 8H^+ + 8e^- + 16ATP \rightarrow 2NH_3 + H_2 + 16ADP + 16P_i}.

这一反应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而维持这种共生关系的实际代谢成本还高于上述化学反应所体现的最低消耗。固定的氮被并入氨基酸,并在植物体内运输;运输形式因物种而异,通常为酰胺或酰脲。

氧会损伤固氮酶,但类菌体又需要通过呼吸作用获取能量。根瘤通过调控氧的扩散,并借助豆血红蛋白来协调这两种需求。豆血红蛋白是一种能够结合氧的蛋白质,有助于在维持较低游离氧浓度的同时支持呼吸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蛋白质,具有固氮活性的根瘤内部常呈粉红色。根瘤的结构各不相同:豌豆和苜蓿形成无限型根瘤,具有持续活跃的生长区;大豆和许多菜豆则形成有限型根瘤,其分生组织的活性较为有限。

这种伙伴关系能否带来益处取决于具体条件,并非必然有利。固氮受细菌的相容性、植物基因型、土壤酸度、水分供应、温度,以及磷、铁、钼等营养元素的影响。由于维持共生关系需要投入碳资源,土壤中高浓度的有效氮往往会抑制结瘤或固氮。一些豆科植物,包括许多较早分化的亚科成员,完全不形成根瘤。

固定的氮并不会简单地从活体豆科植物中持续、大量地释放出来,供周围作物利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会留在植物组织中,直至根、叶或残体分解,也有一部分随收获的籽粒被带走。氮可以通过根系周转和微生物途径发生转移,但转移量取决于具体的土壤—植物系统。

分布与生态作用

除南极洲外,各大洲均有豆科植物分布,其生境从雨林延伸至荒漠和高山草地。豆科植物在热带森林、稀树草原、季节性干旱林和地中海型植被中尤为常见。不同地区的生长型差异显著:在许多热带植物群落中,木本豆科植物占据优势,而在温带草地和农业景观中,草本豆科植物则十分常见。其丰度受演化历史、干扰、养分供应,以及与植食动物和微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

具固氮能力的物种能够在有效氮匮乏的环境中成功定居,推动干扰后的生态演替。随着这些植物的组织进入凋落物层和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作用和矿化作用可增加其他植物能够利用的氮。但这并不意味着豆科植物总能在贫瘠土壤中占据优势。固氮本身需要消耗能量和矿质养分,而磷限制、干旱、酸性条件或缺乏合适的微生物共生伙伴,都可能限制固氮。在肥沃土壤中,不固氮的植物则可能因无须承担维持根瘤的碳消耗而具有优势。

在森林中,豆科树木会影响林冠结构、凋落物质量和养分循环。印加树属(Inga)、五雄蕊豆属(Pentaclethra)以及历史上广义的金合欢属(Acacia)等属,均包含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树种。一些具固氮能力的热带树木能通过调整固氮量来响应氮供应的变化,但这种调节能力因物种而异。大量氮输入还会改变土壤酸度和养分平衡。因此,氮供应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生态系统整体状况得到改善。

豆科植物与动物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其花朵提供花粉和花蜜,种子为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提供食物,叶片则供食草和食叶动物取食。一些与蚂蚁共生的金合欢类植物为栖居其上的蚂蚁提供中空的刺、花蜜和营养丰富的食物体,而蚂蚁则能保护宿主,使其免受植食动物侵害,并抵御与其竞争的植被。其他物种则通过棘刺、坚韧的叶片、有毒化合物或难以被消化的种子来保护自身。因此,即使是亲缘关系很近的植物,其适口性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有助于定居的这些特征,也可能使引入的豆科植物成为入侵物种。非洲南部的黑荆(Acacia mearnsii),以及在欧洲原生分布区之外多个地区生长的欧洲荆豆(Ulex europaeus),都能改变植被、火行为和土壤养分状况。引入的固氮植物造成的氮富集,可能使适应贫瘠土壤的本土植物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本土豆科植物往往是生态恢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恢复植被结构的多样性、花源资源和养分循环。豆科植物的生态影响取决于具体物种和景观背景,而不能仅凭其所属的科来判断。

驯化与豆类作物的多样性

豆科植物在多个农业起源中心被独立驯化。在西南亚,小扁豆(Lens culinaris)、豌豆(Pisum sativum)、鹰嘴豆(Cicer arietinum)和蚕豆(Vicia faba)与小麦、大麦一同成为重要的早期作物。考古证据表明,其中几种植物的栽培和驯化过程可追溯至约一万年前的全新世早期。采集所得的野生种子与栽培种群或完全驯化种群的种子很难区分,因此,与其将驯化视为发生于某个确定时间的单一事件,不如将其理解为一个过程。

其他农业起源中心形成了不同的作物组合。大豆(Glycine max)在东亚由野大豆(Glycine soja)一类的野生近缘植物驯化而来。绿豆(Vigna radiata)和黑绿豆(Vigna mungo)的驯化主要发生在南亚,而豇豆(Vigna unguiculata)最初在非洲成为作物。木豆(Cajanus cajan)则在南亚被驯化。这些驯化历程既反映了当地的野生植物资源,也反映了适应区域降雨、生长季节和食物体系的农业实践。

在美洲,菜豆(Phaseolus vulgaris)分别由已发生分化的中美洲基因库和安第斯基因库独立驯化而来。利马豆(Phaseolus lunatus)的驯化历史同样复杂,涉及地理分布不同的种群。花生(Arachis hypogaea)起源于南美洲,由野生物种杂交后经染色体加倍形成;栽培花生属于异源四倍体。此后,人类迁徙和贸易将这些作物带到远离其起源中心的地方,使菜豆和花生在原本没有这些作物的地区成为主要食物。

在不同驯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性状包括种子变大、种子休眠减弱、豆荚开裂散落种子的现象减少、成熟期更加一致,以及生长习性改变。对野生豆科植物而言,坚硬的种皮可使种子分散在不同年份萌发,而容易开裂的豆荚则有利于种子高效传播。这些性状却不利于按计划播种和收获。农民因而选留种子萌发更整齐、且能在植株上保留足够长时间以便采收的植株,不过,栽培材料中仍保留着一些野生型特征。

豆类作物通常按用途而非演化关系分类。食用豆类作物以收获成熟种子为目的;苜蓿、三叶草等豆科饲草则主要用于获取营养体生物量。四季豆和菜用豌豆属于蔬菜作物,而大豆和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同一个物种也可能有多种用途:豇豆可提供干籽粒、鲜叶、嫩荚和牲畜饲料。这种用途上的灵活性,使豆科植物既能长期保留在小农混合种养体系中,也能被专业化商品农业采用。

栽培、轮作与农业制约因素

豆科植物在农业生产体系中具有多种用途。它们可以作为籽粒作物单独种植,与禾谷类作物混种,作为草地的组成部分,或用作覆盖作物和绿肥。在轮作中,它们的作用不仅限于提供氮素:还可以打断禾谷类作物病害的循环,改变根系分布格局,使播种和收获时间更加多样,并改变杂草压力。因此,豆科作物后茬禾谷类作物的增产,可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的供氮效应。

氮素收支取决于作物种类和收获的产品。高产的豆科牧草可以固定大量氮素,但刈割并运走干草也会带走其中很大一部分。食用豆类作物的种子富含蛋白质,收获时同样会带走氮素,因此不一定会留下大量的氮素净盈余。留在田间的残体通过分解释放养分,其释放时间受温度、水分、组织成分和土壤生物的调控。矿化迅速的残体可以使后茬作物受益,但若硝酸盐在作物吸收期之外释放,就可能通过淋溶作用而流失。

在缺乏有效根瘤菌种群或其作用不稳定的地区,接种与作物相容的根瘤菌十分重要。接种剂的效果取决于细菌的存活情况、与宿主的相容性、同土著菌株的竞争以及土壤条件。不同豆科植物可能需要不同的接种菌群;对一种作物有效的菌株,不一定适用于另一种作物。土壤酸性过强会同时损害宿主生长和细菌活性,而缺磷可能限制能耗较高的固氮过程。渍水会限制根系呼吸,干旱则可能削弱光合作用、根瘤功能和繁殖能力。

间作将豆科作物与玉米、高粱、小麦或粟等禾谷类作物搭配种植。根系、冠层结构和氮素获取方式的互补,可以提高整体资源利用水平。禾谷类作物可能大量吸收土壤氮,而与之搭配的豆科作物则更多地依赖固氮。然而,对光照和水分的竞争可能使其中任一种作物减产。最终效果取决于种植密度、空间配置、降雨量、作物生育期,以及评价指标是单种作物产量、粮食总产量还是土地利用效率。

病虫害和收获困难仍是主要制约因素。菜豆易受炭疽病和角斑病等病害侵袭;鹰嘴豆可能因壳二孢枯萎病而严重受损;大豆则易受大豆孢囊线虫及多种根部病害危害。蛀荚害虫、蚜虫和豆象会造成田间或贮藏损失。无限生长习性、倒伏、裂荚和成熟不一致,都可能增加机械化作业的难度。因此,育种和栽培管理需要综合考虑生殖生长的时间安排、株型、抗性及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而不能只关注固氮。

食物成分、加工与安全

可食用的豆科植物种子含有大量蛋白质,但其成分差异很大。许多干豆类的蛋白质含量约占干重的20%—25%,而大豆通常约为35%—40%。小扁豆、豌豆、鹰嘴豆和大多数干豆以淀粉的形式储存大部分能量。大豆和花生的油脂含量高得多,因此在食品加工和商业用途上与淀粉质豆类有显著区别。新鲜的未成熟种子含水量较高,因此按单位鲜重计算,其营养成分浓度较低。

与谷物蛋白质相比,豆科植物种子蛋白质中的赖氨酸通常较为丰富,而含硫氨基酸往往相对不足。这种互补关系有助于解释,为何在各地饮食传统中,豆类常与谷物搭配食用,例如菜豆配玉米,以及小扁豆配大米或小麦。蛋白质品质并非仅由氨基酸组成决定:消化率、加工方式以及膳食中的其他食物同样重要。豆类还提供膳食纤维、叶酸和矿物质,不过,特定矿物质的吸收情况取决于其化学形态及所在的食物基质。

种子中含有一些化合物,会影响消化、营养素的可利用性以及对取食者的防御。植酸盐会结合矿物质;蛋白酶抑制剂会干扰消化酶的作用;某些凝集素则会与细胞表面的糖类结合。棉子糖族寡糖难以在人体小肠中消化,可被肠道微生物发酵,从而产生气体。这些物质的含量因物种和品种而异,不能将某一种豆科植物的作用推及整个豆科。

食品加工会显著改变豆类的化学组成。加热可使许多凝集素和蛋白酶抑制剂变性,而浸泡、发芽、发酵和脱皮则可改变寡糖、植酸盐、质地及风味。生的或未充分煮熟的红腰豆含有植物血凝素,食用后可引发急性胃肠道疾病。某些苦味羽扇豆含有高浓度的喹诺里西啶生物碱,需要采用成熟可靠的方法加工;商业种植的甜味品种则经过选育,生物碱含量低得多。这些例子说明,正常的可食用产品与含有生物活性化合物的原料应当加以区分。

有些风险仅与特定食物或个体有关。花生和大豆是引起食物过敏的重要原因。蚕豆含有蚕豆嘧啶葡糖苷和伴蚕豆嘧啶核苷,这些物质与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易感人群发生蚕豆病有关。在膳食匮乏的条件下,长期大量依赖山黧豆(Lathyrus sativus)为食,与神经性山黧豆中毒有关,其原因在于山黧豆含有神经活性化合物β-ODAP。这些危害并不意味着所有豆科植物都具有相同的毒理特征;具体物种、基因型、制备方式、摄入量及个体易感性才是决定性因素。

工业产品、贸易与文化用途

豆科植物支撑的产业远不止整粒食用种子的销售。大豆可加工成油和富含蛋白质的豆粕,因此其种植与食用油市场、畜牧业生产及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密切相关。花生加工同样可生产油、粕、糖果配料和酱。作物各组分的用途会影响其经济效益:例如,除豆油需求外,动物饲料需求也会影响豆粕的价值。因此,贸易将豆科作物种植与食品制造业及畜牧生产体系联系起来。

一些豆科物种可提供用于调节质地和流动性的亲水胶体。阿拉伯胶主要采自塞内加尔儿茶(Senegalia senegal)和西非金合欢(Vachellia seyal),是一种成分复杂的渗出物,因可在饮料、糖果及其他产品中用作乳化剂和稳定剂而受到重视。瓜尔胶来自瓜尔豆(Cyamopsis tetragonoloba)的种子胚乳,用于食品、造纸、纺织和工业流体。刺槐豆胶则来自长角豆(Ceratonia siliqua)。这些产品虽均源自豆科植物,但其化学组成和提取方法各不相同。

木本豆科植物提供建筑用材、家具用材、薪柴和木炭。黄檀属(Dalbergia)的许多木材以玫瑰木之名交易,紫檀属(Pterocarpus)则包括花梨木及其他珍贵木材。生长缓慢、栖息地丧失和商业采伐,使其中一些物种承受压力。同一木材商品名可能涵盖多个植物物种,因此准确鉴定对贸易监管和保护工作十分重要。其他豆科植物,包括银合欢属(Leucaena)及多种金合欢类植物,也被栽植于多用途生产体系中,用作饲料、木材、遮荫树或界篱。

染料生产与豆科植物有着悠久的联系。木蓝属(Indigofera)植物含有经加工可生成靛蓝的前体物质,在合成靛蓝占据主导地位之前,曾支撑起重要的染料产业。豆科植物还提供单宁和多种次生化合物,用于制造业,或作为生物活性研究的对象。甘草取自甘草属(Glycyrrhiza)植物的根,其特有的甜味主要来自甘草酸。这些化学用途具有很强的物种特异性,不能仅凭某种植物属于豆科便推断其具有相应用途。

豆科植物的文化意义同样丰富多样。豆腐、味噌、天贝、纳豆和众多发酵酱料,通过凝固、微生物发酵等工艺的不同组合,将大豆制成各种食品。鹰嘴豆是鹰嘴豆泥和炸鹰嘴豆丸子等食品的主要原料,而小扁豆、豌豆及其他豆类则见于多个大洲历史悠久的地方菜肴中。观赏豆科植物包括紫藤、香豌豆、紫荆和毒豆。食物、树荫、花卉和实用材料等多重价值,使豆科植物在人类聚居地的景观中随处可见。不过,观赏价值并不意味着可以食用:一些观赏物种含有强效毒素。

遗传学、研究与保护

豆科植物在遗传学的发展中发挥了奠基性作用。格雷戈尔·孟德尔于1865年报告、1866年发表的豌豆实验,帮助确立了后来所称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豌豆具有鲜明的相对性状,便于控制授粉,世代周期也适于实验。孟德尔的研究结果并未涵盖所有可能的遗传模式,却为理解独立的遗传因子如何代代传递提供了框架。后来对基因和染色体的认识,为这一框架奠定了物质基础。

现代研究采用多种互为补充的豆科模式植物。蒺藜苜蓿(Medicago truncatula)和百脉根(Lotus japonicus)在研究根瘤形成、根系发育以及植物与微生物之间的信号传递方面尤为重要。大豆是一种重要的作物模式植物,而菜豆、豌豆、鹰嘴豆等作物则用于开展直接针对各自生产制约因素的研究。基因组测序以及这些物种间的基因比较,既揭示了保守的生物学通路,也揭示了不同演化谱系特有的变化。来自某一种模式植物的发现固然有价值,但根瘤发育和细菌相容性方面的差异,使其难以直接推广到其他物种。

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是,植物如何协调有益微生物的侵染与自身的免疫系统。根瘤菌必须进入植物组织,而不引发植物对有害病原体的同类反应;与此同时,植物又必须保持对细菌增殖的控制。根瘤形成还需要根与地上部之间相互传递信息,使根瘤数量与植物的营养状况相适应。某些信号传递组分也参与演化历史更为古老的丛枝菌根共生,这表明豆科植物的根瘤形成过程利用了植物与微生物之间原已存在的部分互作机制。

作物改良既重视最高产量,也同样重视产量的稳定性。育种计划研究的性状包括抗病虫性、耐热性和耐干旱性、减少落粒、调整成熟期、改善营养组成,以及提高通过共生固氮获取氮素的效率。标记辅助选择、基因组选择和基因编辑,为研究或改变这些性状提供了不同的途径。这些方法的实际价值取决于作物的繁殖生物学特性、可利用的遗传变异、试验环境以及适用的法规。在受控条件下的表现,并不一定能预测作物在土壤和微生物群落各异的农田中的表现。

保护工作旨在保存生态系统和育种所共同依赖的遗传变异。种子库保存栽培品种、传统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种,而就地保护则使种群得以在其原有生态环境中延续。野生近缘种可能具有广泛种植的栽培品种所缺乏的抗性或耐逆性状,但其中一些物种的生境范围狭窄,或正受到威胁。许多野生豆科植物的种子具有坚硬的种皮,能够长期保持休眠;这种有利的适应特征也会影响保护工作中的种子萌发。物种鉴定、种群取样和来源记录至关重要,因为即使一份保藏材料包含大量种子,也可能仅涵盖该物种遗传多样性中很有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