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是不同物种的生物之间密切而持久的联系。在广义的生物学用法中,共生既包括双方都受益的关系,也包括一方受益而对另一方尚无已证实影响的关系,还包括一方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而获益的关系。这个术语也可用于较狭义的情形,专指互利关系,因此,在科学讨论中明确其具体含义十分重要。参与共生关系的生物称为共生体;其中体型较大的一方,或提供生活环境的生物,通常称为宿主。
共生关系遍及生物界,从栖居于单个细胞内的微生物,到与植物根系相伴的真菌,再到生活在动物消化系统中的微生物群落,均可见其踪迹。共生关系影响营养、发育、防御、繁殖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运作。有些共生关系是暂时的,或可由其他关系替代;另一些则对其中一方或双方都不可或缺。线粒体和叶绿体起源于远古的共生关系,这使共生成为复杂细胞生命演化的关键因素。
因此,共生既是一种生态关系,也可能是演化创新的源泉。理解共生,需要区分共生关系在物理层面上的组织形式及其产生的后果:生物即使紧密地共同生活,也可能彼此合作、相互竞争,或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兼有这两种互动。
含义、分类与历史发展
现代生物学中的共生概念源于19世纪对地衣的研究。1867年,瑞士植物学家西蒙·施文德纳提出,地衣由真菌及与之结合的光合生物组成,而非结构均一的单一生物体。这一解释挑战了当时的分类体系,最初遭到了强烈反对。阿尔伯特·伯恩哈德·弗兰克于1877年使用了德语术语 Symbiotismus;1879年,安东·德巴里将共生广义地定义为不同生物共同生活,这一定义影响深远。它强调的是共同生活的关系,而不一定是合作。
通常用三种类别描述这种关系对参与者的影响。在互利共生中,双方均受益;在偏利共生中,一方受益,而另一方没有表现出净收益或净损害;在寄生中,一方通过降低另一方的适合度而获益。这些影响通常表示为 、 和 。这些符号概括的是生物学后果,而不是道德上的好坏。寄生生物也可能发挥重要的生态作用,而通常有益的共生生物也可能使宿主付出显著代价。
这些类别与共生的范围并不完全重合。有些互利关系,包括许多传粉实例,只涉及短暂接触,而非持续的身体关联。反过来,按照德巴里的广义定义,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宿主体内的寄生生物也属于共生生物。不同学科对这一术语的用法有所不同:一些作者仅用“共生”指互利共生,另一些作者则明确将寄生和偏利关系纳入其中。这种分歧在于术语的使用,而非对这些关系是否存在有不同看法。
其他分类方式则着眼于共生的位置和依赖程度。外共生生物生活在伙伴的外表面或与外界相通的空间中,内共生生物则生活在伙伴的组织或细胞内。对于栖居在肠腔中的生物是否属于内共生生物,不同文献的用法并不一致。因此,当一方生活在宿主的细胞内部时,“细胞内共生生物”是更准确的称呼。专性共生关系是至少一方在正常生活条件下所必需的,而兼性共生关系则并非必需。依赖也可能是不对称的:一种微生物可能无法在宿主体外繁殖,但宿主却能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存活。
这些区分很重要,因为身体联系的紧密程度、依赖程度和获益情况是彼此独立的属性。细胞内的生物可能是寄生生物、不可或缺的营养伙伴,也可能只在特定条件下有益。同样,实验中未检测到影响,并不能证明某一伙伴在生物学上没有利害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只有在饥饿、感染、繁殖或环境胁迫时才会显现。
共生关系的建立、交流与代谢物交换
共生关系必须从接触开始,并在可能遭到排斥、受到剥削或意外丢失共生伙伴的情况下维持下去。宿主可以从周围的水、土壤、食物或其他生物中获得共生伙伴。共生体也可以通过卵、种子、特殊分泌物或生殖组织,直接从亲代传给子代。从环境中获取共生伙伴,使宿主能够与当地存在的生物建立共生关系;而亲代传递则能确保宿主获得在宿主体外十分罕见的共生体。许多共生关系兼有这两种获取途径。
识别过程往往依赖特定的化学信号。微生物表面的分子可以与宿主受体相互作用,启动发育程序或调节免疫反应。一个得到充分研究的例子,是夏威夷短尾鱿鱼(Euprymna scolopes)与发光细菌费氏互生菌(Aliivibrio fischeri)之间的共生关系。幼年鱿鱼从海水中获取这些细菌。宿主分泌的黏液、纤毛活动、细菌运动以及化学相互作用,共同促成细菌在发光器官中的选择性定殖。细菌产生的光有助于减弱鱿鱼在自上方照下的月光和星光映衬下形成的轮廓,而细菌则获得营养物质和受到保护的生存环境。
共生关系一旦建立,双方往往会交换各自比对方更容易合成的化合物。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共生体可以提供还原态碳,而宿主则提供无机营养物质。微生物可以合成宿主食物中缺乏的必需氨基酸或维生素。另一些共生伙伴则把代谢废物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源。这些交换依赖膜转运蛋白、浓度梯度以及对代谢的调控,而不是没有物质载体的笼统“能量”传递。
空间组织方式可以提高交换效率,同时让宿主保有控制权。细胞内共生体常被一层源自宿主的膜包裹,这层膜调控营养物质的获取,并将微生物的生理过程与周围的细胞质隔开。宿主可以将共生体集中在特化的细胞或器官中。这些区室既有利于输送有用物质,也便于限制微生物的生长。在涉及多种微生物的共生关系中,一个物种的代谢产物可能成为另一个物种的底物,由此形成任何单一参与者都无法独立完成的连续转化过程。
因此,耐受是有选择性的,并不只是缺乏防御。动物的免疫系统能够限制微生物的数量、限定其所在位置,并将受到容许的常驻微生物与进入不适当组织的生物区分开来。植物同样会通过受体信号传导和防御反应,调控微生物的进入与定殖。同一微生物菌株在一个区室中可能有益,在另一个区室中却可能造成损害。共生往往既依赖跨越边界,也同样依赖维持边界。
植物与微生物的共生及地衣共生
与植物相关的共生关系对养分获取和陆地生产力有重要影响。在菌根共生中,真菌与植物根部结合,通常从植物获得碳,同时帮助植物获取矿质养分。丛枝菌根真菌在根部皮层细胞内形成称为丛枝的精细分枝结构,但真菌结构与宿主细胞质之间仍有一层植物来源的膜相隔。这种较大的交换表面积有利于养分转移,尤其是磷的转移。这类共生关系广泛存在于陆生植物的许多主要谱系中,具有悠久的演化历史。
与许多森林树木共生的外生菌根真菌则在细根外形成菌鞘,并在根细胞之间形成称为哈蒂氏网的网络。它们向外延伸的菌丝可探索紧邻根表区域以外的土壤,从根系无法到达的微小区域获取养分。有些还能够将有机物中的氮和磷转化为可利用的形式。这种共生关系的成本与收益之比随土壤肥力、植物的碳供应、真菌种类以及竞争生物而变化。在某些条件下,碳消耗的成本会超过可测得的营养收益。因此,“菌根”描述的是一种结构上的共生关系,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促进植物生长。
另一类重要的共生关系存在于根瘤菌与豆科植物之间。与宿主相容的细菌会诱导根瘤形成,并在根瘤内通过固氮将大气中的氮转化为生物可利用的形式。固氮酶需要大量能量,且容易受到氧的损害。因此,根瘤既要为呼吸作用供氧,又要严格控制游离氧水平;能够结合氧的豆血红蛋白参与了这一调节。植物向细菌提供碳化合物,并同化细菌固定的氮。弗兰克氏菌与桤木等植物之间,以及蓝细菌与若干植物类群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固氮共生关系。
地衣以一种真菌和一种或多种光合伙伴为主体构成,光合伙伴通常是绿藻或蓝细菌。真菌构成了可见地衣体的大部分,并影响其水分保持、矿质养分获取和光照条件。光合伙伴提供有机碳;其中的蓝细菌还可能固定氮。地衣还可包含其他真菌和细菌,因此有些地衣共生关系比传统的二元模型更为复杂。地衣能够生长在裸露岩石、树皮及其他贫营养表面,体现了各共生伙伴共同形成的特性。
这些共生关系将个体的营养获取与氮循环、土壤发育和植被建立等更大尺度的过程联系起来。不过,其影响仍须结合当地条件加以评估。植物之间的菌根连接表明存在物质移动的途径,但仅仅检测到碳的转移,并不能证明转移量很大、转移有益,或转移受供体植物控制。同样,当当地已存在合适的共生伙伴,或植物生长受其他资源限制时,向根部接种共生生物也不一定能促进生长。
动物的共生关系:营养、防御与繁殖
动物身体为微生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环境,从富氧的皮肤表面到缺氧的消化腔室,不一而足。与宿主相关的微生物组可包含细菌、古菌、真菌、原生生物和病毒。并非每个成员的功能都已得到证实,仅仅存在于其中也不足以说明它们与宿主构成互利共生。有些常驻成员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有些消耗可利用的资源,却未对宿主产生明确影响,还有一些会在特定条件下造成损害。其生物学后果取决于微生物菌株、群落组成、饮食、宿主生理状况,以及它们在体内所处的位置。
消化系统中的共生关系拓宽了动物能够利用的食物范围。反刍动物的前胃中存在能够发酵植物物质的微生物,发酵产生的挥发性脂肪酸可被宿主吸收。随后,微生物自身进入消化道后续腔室时,其生物量又为宿主提供了额外的营养。产甲烷古菌消耗氢气等发酵产物,从而将自身代谢与其他生物的代谢联系起来。白蚁是另一个例子:许多低等白蚁依靠肠道鞭毛虫及其相关细菌分解木材,而高等白蚁没有这些鞭毛虫,转而依赖其他微生物组合;其中一些还在体外培育真菌。
对于食性受限的昆虫,细胞内营养共生尤为重要。蚜虫以植物汁液为食,其中富含糖类,却相对缺乏多种必需氨基酸。它们的细菌共生体——蚜虫布赫纳氏菌(Buchnera aphidicola)——保留了有助于弥补这些营养缺乏的生物合成能力。这些细菌栖居于称为菌细胞的特化宿主细胞内,并通过母体传给后代。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布赫纳氏菌丢失了许多独立生活所需的基因,而宿主与共生体的代谢功能则变得高度相互依赖。
共生体不仅能提供营养,还能影响繁殖。沃尔巴克氏体可感染许多节肢动物和一些线虫,通常经卵传播。视宿主和细菌菌株的不同,它们可以引起细胞质不相容、改变性别决定、促进未经受精的生殖,或提供必不可少的功能。当受感染的雄性与未携带相容感染的雌性交配时,细胞质不相容可能降低后代成功发育的概率。这使携带相容感染的雌性获得繁殖优势,但并不意味着每个宿主个体都能相应受益。
防御性共生关系进一步说明了共生效应对具体情境的依赖。一些与昆虫相关的细菌会产生化合物,抑制病原体、拟寄生生物或与之竞争的微生物。它们带来的好处可能只有在天敌存在时才显现,而在其他条件下,携带共生体可能需要付出代价。人体内的常驻微生物参与代谢,并与免疫系统的发育相互影响,但微生物特征与疾病之间存在关联,并不等于确立了因果关系。饮食、药物、生理状况以及疾病本身都能改变微生物群落。要区分微生物变化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需要群落组成差异之外的证据。
海洋共生与化能合成群落
海洋中的共生关系可将动物的生命活动与光合作用直接联系起来,也可使动物利用自身无法单独获取的化学能。造礁珊瑚体内通常栖居着共生藻科的光合甲藻。这些微小的共生伙伴生活在宿主细胞内,将部分光合产物转移给珊瑚。宿主则提供二氧化碳、无机营养物质,以及在其组织内接受光照的条件。这种循环利用有助于解释,为何在溶解态营养物质浓度很低的热带海域,仍能形成生产力很高的珊瑚礁。
这种伙伴关系有赖于光能捕获、营养物质供应和细胞胁迫之间受到调控的平衡。海水温度升高,尤其是同时伴有强光照射时,可能破坏这种关系,引发珊瑚白化,即共生体或其色素的丧失。白化的珊瑚起初仍然存活,但若长期失去光合作用提供的营养,其生长、繁殖和存活都会受到影响。能否恢复取决于胁迫持续的时间、宿主的能量储备与摄食情况、能否获得共生体,以及后续的环境条件。不同的宿主与共生体组合,对温度的反应各不相同。
在深海热液喷口,动物与微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则支撑着以化能合成为基础的生产。巨型管虫 Riftia pachyptila 是在1977年发现热液喷口群落后得到描述的物种,其成体没有具备功能的消化道。硫氧化细菌栖居在一种称为营养体的内部器官中。管虫从周围环境获取化学物质并输送给细菌,细菌则利用化学能,将二氧化碳固定为有机物。特化的血红蛋白有助于运输氧气和硫化物,同时限制硫化物对有氧代谢的干扰。
类似的共生关系也存在于冷泉和某些蛤类栖居的近岸沉积物中;在冷泉处,甲烷和还原态硫化合物从沉积物中涌出。以甲烷氧化或硫氧化为生的细菌共生体,可以为宿主提供大量营养。在某些系统中,动物的活动或摄食结构使富氧水与沉积物中的还原态化合物相接触。因此,动物的解剖结构将原本部分隔离的化学环境连接起来。
光合共生与化能合成共生说明,共生能够拓宽生物的生态位。不过,“贫营养”并不意味着这些系统无需营养物质输入就能运作。珊瑚礁既依赖外部供应,也依赖高效的养分保留与循环利用;热液喷口处的生产则依赖地球化学过程输送还原态化合物。共生改变了资源的获取和保留方式,却不会消除制约初级生产的物质与能量限制。
进化稳定性、冲突与依赖
互利共生为何能够持续,是一个进化上的难题:如果共生双方都能通过减少付出而获得更多收益,交换为何还会继续?自然选择作用于生存和繁殖上的差异,而不是以维持合作为共同目标。宿主可能受益于微生物的产物,但若能为此付出更少,收益就会更大。反过来,微生物也可能通过消耗宿主资源而不提供相应服务来获益。因此,即使共生关系的净效应是正面的,其中仍然存在潜在冲突。
有几种过程可以减少这类冲突。反复互动使未来的收益取决于当前的表现。宿主可能优先与高效的共生伙伴建立关系,或向产出较多的伙伴分配更多资源。宿主也可能在伙伴表现不佳后对其实施制裁。在某些豆科植物与根瘤菌的共生系统中,含有低效固氮菌的根瘤会获得更少的资源,或受到氧气供应的调节。这些机制并不等同:在建立关系之前选择伙伴,与在关系形成之后减少回报有所不同;而这些机制是否有效,取决于宿主能否可靠地判断伙伴的质量。
传播途径也会影响进化中的利益取向。当共生生物主要由亲代传给后代时,其繁殖成功往往与宿主的繁殖相联系,这可能有利于维持宿主适合度的性状。然而,双方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母系遗传的共生生物可能有利于雌性宿主,却损害雄性宿主;微生物在个体内的增殖也可能与长期传播发生冲突。同样,从环境中获取共生生物也不必然导致剥削:宿主可以反复筛选有益的伙伴,而空间结构也可以使投入资源的微生物更有机会获得由此产生的收益。
长期依赖可以重塑基因组。规模小且彼此隔离的共生生物种群,往往会反复经历传播瓶颈,遗传物质交换的机会也较少。在许多专性细胞内细菌中,这些条件伴随着基因丢失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减弱。某些丢失的功能由宿主或另一种共生生物提供。由此形成的代谢整合可以使共生关系变得不可或缺,但这并不意味着形成依赖本身就是适应性目标。自然选择和遗传漂变都促成了这些变化。
共生伙伴之间相互引发的进化变化称为协同进化,但并非每一种密切关系都能体现这一过程。相似的进化历史可能源于共同的地理背景或反复的宿主转换,而双方都获益也不能证明存在相互适应。相关证据可以来自系统发育的比较、宿主与共生生物之间相匹配的性状、跨世代实验中观察到的变化,以及对影响相互作用的基因的鉴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共生关系可以形成、丧失、被替代或发生转变:稳定合作只是可能的结果之一,而非必然的终点。
内共生与细胞器的起源
内共生最深远的影响涉及真核细胞的起源。线粒体源自与 α-变形菌相关的细菌祖先,而包括叶绿体在内的初生质体则源自蓝细菌祖先。细胞器基因组、分子系统发育、膜结构、分裂机制和生物化学系统等方面的证据相互印证,支持了这些结论。线粒体和质体保留着源于细菌的遗传特征和细胞特征,但它们如今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宿主细胞核中的基因。
这一观点历经数十年逐步发展。20 世纪初,康斯坦丁·梅列日科夫斯基提出用内共生解释质体的起源。此后,伊万·沃林主张线粒体起源于细菌。1967 年,林恩·萨根(后来以林恩·马古利斯之名为人所知)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重新提出并拓展了以内共生解释细胞演化的观点。随后的分子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线粒体和质体的细菌起源,不过,针对其他细胞结构提出的内共生起源假说并非都得到了证实。
线粒体并不只是寄居在现代宿主体内的细菌。在整合过程中,许多祖先基因丢失,或转移到了宿主的核基因组中。由这些核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获得了靶向机制,使其能够被输送回细胞器。细胞器的分裂、遗传、膜的维持以及代谢,也逐渐与宿主细胞的各项过程相协调。这一转变是共生发生的一个实例:原本彼此独立的生物通过整合,产生演化上的新特征。早期线粒体的获得究竟与其他界定真核生物的特征的出现有何关系,仍是一个活跃的研究课题。
叶绿体是另一个重要案例。初生质体是包含绿色植物、红藻和灰胞藻的谱系的一项特征。在后来的演化事件中,一些真核生物获得的不是自由生活的蓝细菌,而是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真核细胞,由此产生了具有额外膜层包裹的复杂质体。这些次生及更高阶的内共生事件,有助于解释光合作用在不同藻类谱系中的分布,包括含有硅藻和许多甲藻的类群。变形虫类群 Paulinella 则在一次独立且较近的演化事件中,获得了源自蓝细菌的光合作用区室。
因此,内共生体与细胞器之间的界限在于演化,而不只是空间位置。仅凭位于细胞内、基因组较小或依赖宿主,都不足以将其判定为细胞器。细胞器整合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宿主对其实施广泛控制,同时具备将宿主编码的蛋白质导入细胞器的专门机制。水平基因转移可以促进这种整合,但基因转移本身并不会使一个寄居生物变成细胞器。现代的营养型内共生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比较对象,但它们未必代表着注定会演化为线粒体或叶绿体的阶段。
生态系统过程与环境变化
共生关系通过改变生物能够获取、产生、耐受的事物或构建的结构,影响生态系统。固氮共生关系将生物可利用的氮引入环境,而在这些环境中,氮可能是限制生长的因素。菌根共生关系影响植物的养分吸收、竞争及其对土壤条件的响应。珊瑚与藻类的共生关系支持珊瑚礁的构建,形成可供许多其他生物利用的三维结构。这些作用将微观层面的物质交换与生物多样性、生产力以及生境分布联系起来。
共生关系对碳储存的影响显著,但并不一致。与根系共生的真菌从植物获取碳,其残体可成为土壤有机质的来源。这些真菌还可能影响微生物之间的竞争,以及已有有机物中养分的释放。某种共生关系是否会增加长期碳储量,取决于碳输入、呼吸作用、分解作用、与矿物的相互作用以及植被变化。仅凭广泛分布的真菌网络,并不能证明存在净碳封存;生态系统尺度的核算必须同时计入碳的增加与损失。
共生关系也能帮助生物在新地点定居。被引入原生分布区以外的植物,如果缺少必需的真菌伙伴,可能无法存活;如果当地存在与之相容、能与多种宿主共生的伙伴,则可能繁盛生长。反过来,被引入的生物也可能将其共生伙伴带入新环境。这类依赖关系会影响入侵物种的扩散以及生态恢复的成效,但它们与传播、竞争、干扰和气候等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此时,需要考虑的生物学单位可能是宿主及其特定共生伙伴,而非孤立看待的宿主。
环境变化会改变收益与代价之间的平衡。变暖会影响宿主和共生生物的生长速率,而且对二者的影响往往并不相同。干旱会改变植物的碳分配和土壤中养分的迁移能力。养分富集可能降低微生物获取养分所带来的收益,却不减少这一过程的碳成本。海洋酸化会影响珊瑚礁生物的钙化及其他生理过程,并可能与热胁迫产生交互作用。这些响应因物种和种群而异,因此不能笼统地预测环境胁迫会强化所有共生关系,或使所有共生关系破裂。
共生伙伴的丧失,其影响可能波及直接参与共生的生物之外。反复白化后发生的珊瑚死亡,会减少珊瑚礁动物可利用的结构性生境。缺少合适的根部共生生物,可能阻碍植物在受扰动土壤中定居。这类依赖关系使生态恢复变得复杂,因为恢复物理环境条件或重新引入宿主,并不一定能恢复其必需的共生伙伴。同时,引入的共生生物可能改变当地原有的生物群落,因此需要评估其生态后果,而不能假定添加任何微生物都有益。
研究方法与实际应用
共生研究结合了观察、受控实验、分子分析和演化比较。显微观察能够揭示共生伙伴栖居的位置,以及它们如何与宿主组织接触。荧光标记可以区分不同生物或识别特定分子,电子显微镜则能分辨膜结构和特化的物质交换结构。然而,仅凭空间上的接近,并不能证明双方互利或存在营养物质转移。不同生物可能只是因为能够耐受相同的环境而共存;即使某种微生物始终存在于宿主体内,它也仍可能是寄生者或偶然的居留者。
通过实验移除并重新引入共生体,可以更有力地检验其功能。研究人员可以比较有无某种共生体的宿主,重新引入特定菌株,或改变环境条件。抗生素和热处理能够清除微生物,但也可能影响宿主或群落中的其他成员,从而产生混杂效应。无菌生物或携带组成明确的微生物群落的生物,可以实现更严格的控制,但它们的发育和生理状况可能不同于经自然定殖的宿主。因此,设置适当的对照,并测量存活、繁殖、生长和代谢表现,至关重要。
化学示踪可以直接考察物质交换。稳定同位素分析能够追踪带有标记的碳或氮从一个共生伙伴转移到另一个共生伙伴的过程。例如,向进行光合作用的共生伙伴提供带标记的二氧化碳,可以揭示其固定的碳随后进入宿主化合物的过程。具有空间分辨能力的方法能够确定标记原子在组织或细胞内的位置。不过,这类观察仍须区分直接转移与间接途径,后者包括摄取释放到周围环境中的物质。检测到转移只能证明物质发生了移动;要确定转移量及其生物学意义,还需进一步测量。
测序技术极大地拓展了对尚未能培养的共生体的研究。标记基因调查用于识别群落成员,而宏基因组学则考察它们的全部遗传物质。基因表达、蛋白质和代谢物分析能够进一步提供有关其活动的信息。编码某条代谢途径的基因表明的是潜在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该途径在所观察的条件下实际运行。将测序与培养、生化测量和实验相结合,有助于区分推测可能存在的功能与已获证实的功能。基因组比较还能揭示基因丢失、代谢互补,以及共生体对宿主依赖关系的演化历史。
实际应用利用的是具体机制,而非抽象的共生关系。根瘤菌接种剂用于豆科作物种植;菌根真菌也在某些作物栽培和生态恢复场景中得到研究与应用,其效果取决于土壤、宿主及原有的微生物群落。在病媒控制方面,人们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体(Wolbachia)的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以减少某些病毒的传播;2021年,印度尼西亚日惹的一项整群随机试验报告,经病毒学确诊的登革热病例有所减少。其他方法则利用不相容交配来压制蚊虫种群。这些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殖特性和病原体阻断特性,说明实际效果必须针对具体菌株和应用环境进行评估,而不能仅凭某种共生体的存在就作出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