酵母菌是一类主要以单细胞形式生长的真菌,通常通过出芽或分裂繁殖。“酵母菌”指的是一种生长形态,而非单一的演化谱系:真菌界的多个分支中都有酵母菌,其中一些还能在单细胞生长与丝状生长之间转换。酵母菌与细菌有着根本区别,因为酵母菌的细胞具有由膜包裹的细胞核及其他内部区室。最广为人知的物种是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广泛用于烘焙、啤酒酿造、葡萄酒酿造和生物学研究。
酵母菌栖息于土壤、水体、植物表面、动物相关环境以及许多其他环境中。它们有助于有机物的转化,与其他生物相互作用,并能产生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物质。酵母菌能够将糖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碳,这一能力是一些最古老的食品加工技术的基础。现代应用则进一步拓展至药品和工业化学品的生产,以及揭示细胞如何分裂、调控基因和维持基因组的实验研究。少数酵母菌物种会引起感染,尤其是在宿主防御功能受损或正常微生物群落受到扰乱时。
多样性与演化关系
酵母并不是像属或门那样的正式分类单元。相反,酵母型生长方式在真菌演化过程中曾多次独立出现。大多数常见种类属于子囊菌门或担子菌门;前者的名称源于其形成的子囊,后者还包括蘑菇、锈菌和黑粉菌。许多子囊菌类酵母属于酵母亚门,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归属于其他类群。例如,裂殖酵母粟酒裂殖酵母属于子囊菌门的另一个亚门——外囊菌亚门。担子菌类酵母则包括隐球菌属、红酵母属及其近缘属中的一些物种。
因此,酵母与霉菌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简单的分类学划分。霉菌主要以称为菌丝的分枝丝状结构生长,而酵母主要以独立细胞的形式生长。一些真菌会响应温度、营养条件或宿主相关信号,在这些形态之间转换。另一些真菌则会形成假菌丝,即细胞分裂后仍相互连接而成的长形细胞链。白色念珠菌的形态转换能力尤为突出,它可以形成出芽细胞、假菌丝和真菌丝。反过来,许多以丝状生长为主的真菌,其生活史中也存在酵母样阶段。
过去,物种界限主要依据细胞形状、孢子形成方式以及利用特定碳源或氮源的能力来推断。这些特征仍有助于鉴定,但在判断演化亲缘关系时可能造成误导。亲缘关系较远的酵母可能外形相似,而亲缘关系密切的物种在生理特性上却可能差异显著。因此,对核糖体DNA、多个保守基因以及全基因组的比较研究,促使酵母分类体系发生了调整。念珠菌属(Candida)和毕赤酵母属(Pichia)等若干传统属所包含的生物,并不具有足够近的共同祖先,因而不能构成自然类群。
这段分类学历史解释了为何新旧学名常常并存。广泛用于生产重组蛋白、被称为巴斯德毕赤酵母(Pichia pastoris)的生物中,有些菌株如今被归为 Komagataella phaffii 或 Komagataella pastoris。这些变更反映的是演化证据,而不是工业用途的改变。这也凸显了菌株编号和保藏的参考菌种的重要性:即使物种名称发生变化,某一商业或实验室菌株仍可据此得到准确识别。
酵母的多样性也存在于物种内部。不同菌株在染色体数目、糖利用能力、胁迫耐受性、产香能力以及与其他生物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一些工业酵母是种间杂交的产物。例如,用于酿造拉格啤酒的巴斯德酵母(Saccharomyces pastorianus)兼具酿酒酵母(S. cerevisiae)和真贝酵母(S. eubayanus)的遗传背景。这种混合遗传背景使其兼具良好的发酵性能和对低温酿造条件的耐受性,笼统地称其为“啤酒酵母”并不足以准确描述这些特性。
细胞结构与环境感知
常见酵母菌细胞的直径大多为数微米,酿酒酵母(S. cerevisiae)通常约为3–10微米,但细胞大小会因物种、营养供应、倍性和生长阶段而异。细胞可呈球形、卵圆形、长形或更不规则的形状。与其他真核生物一样,酵母菌具有含有染色体的细胞核、线粒体、内质网、高尔基体,以及参与物质运输和降解的膜包被区室。细胞内通常有一个较大的液泡,参与物质储存、离子平衡、酸度调节及细胞物质的分解。
细胞膜外侧是机械强度较高的细胞壁。在出芽酵母中,细胞壁的主要结构成分包括葡聚糖、甘露糖蛋白和占比较小的几丁质。细胞壁既能抵抗细胞内部的渗透压力,又保有足够的柔韧性,以适应生长。它并非静止不变的外壳:在细胞增大、出芽、分离或应对应激时,各种酶会持续对其进行重塑。细胞壁的组成因物种而异,这种差异对于工业加工以及理解宿主如何识别真菌细胞都十分重要。
细胞膜调控营养物质和离子的进出,并为转运蛋白和信号蛋白提供作用平台。麦角固醇是许多酵母菌细胞膜中的主要甾醇,在某些膜功能上大致相当于动物体内的胆固醇。其含量和分布会影响膜的结构组织与抗逆能力。线粒体参与呼吸作用和多种生物合成过程;即便在能够大量依靠发酵生长的酵母菌中,线粒体仍然十分重要。因此,不能将酵母菌的细胞结构与功能简单理解为一个装满糖、产生酒精的细胞。
酵母菌通过受体、转运蛋白和细胞内信号通路感知外界条件。在酿酒酵母(S. cerevisiae)中,外界高渗条件会激活HOG信号通路,促进包括甘油积累在内的一系列反应。将甘油保留在细胞内,有助于平衡细胞膜两侧的溶质浓度差。热应激会诱导保护性蛋白的产生,并改变膜功能和代谢功能。氮源或碳源匮乏则可能使生长减慢、改变储存物质的代谢方式,或促使细胞进入不分裂状态。
细胞的应答还涉及基因表达、蛋白质定位和酶活性的变化。例如,葡萄糖的供应情况会影响细胞产生哪些营养物质转运蛋白,以及利用其他碳源的相关通路能否得到高水平表达。最终呈现的生理特性同时取决于外界条件和菌株遗传的调控系统。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解释了为什么两份细胞外观相似的培养物,在面团、葡萄汁、实验室培养基或动物相关环境中可能表现不同。
繁殖、交配与生活史
出芽是最广为人知的酵母繁殖方式。在酿酒酵母(S. cerevisiae)中,母细胞的特定部位会形成一个小突起,随后逐渐增大,并在染色体分离后接收一个子细胞核。接着,母细胞与芽体之间的颈部发生缢缩,将两个细胞分开。反复分裂会在母细胞壁上留下芽痕,因此可以借助显微镜估计母细胞经历过多少次分裂。这种分裂是不对称的:母细胞与子细胞在分离时大小不同,继承的细胞物质也可能不同。
并非所有酵母都通过出芽繁殖。粟酒裂殖酵母(Schizosaccharomyces pombe)通常从两端伸长,并通过在中央形成隔膜来分裂,产生两个大体相似的子细胞。其他酵母则具有特殊的出芽模式,或通过涉及丝状生长的过程进行繁殖。这些差异使酵母繁殖成为一个重要例证,展示了相近的细胞活动如何通过不同的几何形态和调控机制来实现。因此,出芽酵母与裂殖酵母是互为补充的实验生物,而不是同一种细胞的可相互替代版本。
有性生殖带来了更多变异。在实验室中常见的酿酒酵母生活史中,单倍体细胞携带一套染色体,并具有两种交配型之一,分别记为 和 。交配型相容的细胞通过信息素相互传递信号,朝彼此的方向生长,继而融合形成二倍体细胞。在适当的营养限制条件下,二倍体细胞可以进行减数分裂,形成通常含有四个单倍体孢子的子囊。减数分裂过程中的重组会产生遗传变异的新组合。
实际的生活史比这一标准模式所呈现的更加多样。有些菌株通过受调控的 DNA 重排来转换交配型,使单个细胞的后代最终能够相互交配;另一些菌株的交配型则保持稳定。工业分离株可能是二倍体、多倍体、非整倍体或种间杂交体,其中许多菌株不能高效地产生孢子。某些酵母的有性阶段很少被观察到,或者其繁殖周期与出芽酵母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白色念珠菌(C. albicans)具有一种已得到充分研究的准性生殖过程,即交配后发生染色体丢失,而不是经历常规且可经常观察到的减数分裂周期。
繁殖也与生存过程相互协调。营养耗尽可促使适宜的菌株形成孢子,而另一些细胞则不产生孢子,直接进入静止状态。静止细胞的增殖减少,但仍维持有序的代谢活动,并能在条件改善时恢复生长。休眠、抗逆性、交配和染色体变异共同影响酵母种群在实验室以外环境中的持续生存。因此,酵母的生活史不仅包括营养充足时的增殖,还包括使其能够在波动环境中生存并进行遗传交换的各种状态转换。
能量代谢与发酵
酵母菌从有机化合物中获取碳源和能量,但不同酵母菌的代谢能力差异很大。许多酵母菌能利用葡萄糖、果糖和其他糖类;有些还能利用有机酸、醇类、烃类或脂质。一个菌株运输和代谢某种底物的能力,与其是否具有某一种酶同样重要。大多数常见的发酵型酵母菌无法高效利用所有植物来源的糖类,而且能够发酵某一种糖,并不意味着也能发酵另一种糖。
在糖酵解过程中,葡萄糖转化为丙酮酸,同时净生成少量三磷酸腺苷,并将电子载体 NAD 还原为 NADH。在酒精发酵过程中,丙酮酸脱羧酶将丙酮酸转化为乙醛和二氧化碳。随后,乙醇脱氢酶将乙醛还原为乙醇,同时再生 NAD,使糖酵解得以继续。理想化的总反应方程式为:
按照这一简化计算,糖酵解途径每消耗一个葡萄糖分子,可净生成两个 ATP 分子。在实际培养中,部分碳会用于形成生物量、甘油、有机酸及其他产物,因此乙醇产量达不到理想的化学计量上限。
当氧气充足且条件适宜时,线粒体可以通过呼吸作用氧化含碳化合物,每消耗一个葡萄糖分子所能储存的能量比单独进行发酵更多。然而,有氧并不意味着酵母菌会自动停止发酵。即使培养物中有氧气,酿酒酵母(S. cerevisiae)及其某些近缘种在葡萄糖浓度较高时仍会产生乙醇,这种现象称为克拉布特里效应。它反映的是细胞代谢的调控及其能力限制,而不只是氧气不足。相比之下,许多其他酵母菌主要进行呼吸代谢,在类似条件下仅产生少量乙醇。
巴斯德效应描述的是,在适当的生物和条件下,氧气对发酵的抑制作用。它与克拉布特里效应不同,而且两者都不能普遍适用于所有酵母菌。在分批培养的酿酒酵母中,葡萄糖起初可支持菌体通过发酵生长;葡萄糖耗尽后,菌体则转向通过呼吸作用消耗此前积累的乙醇。这种二次生长转换需要物质运输、酶的合成和线粒体活动发生协调变化。
氧气还参与生物合成。甾醇的合成以及若干与脂肪酸有关的过程都需要氧气,因此,在成分明确的培养基中持续厌氧培养酿酒酵母,通常需要补充适当的脂质。氮源、维生素、矿物质、温度、酸度和乙醇浓度也会限制其生长。乙醇浓度足够高时,会破坏细胞膜并干扰蛋白质功能,因此,酒精耐受性是一种复杂的抗逆性状,并不意味着酵母菌能够无限积累发酵产物。
自然生境与生态相互作用
酵母菌存在于陆地、淡水、海洋以及与生物体相关的环境中。它们栖居于果实表面、花朵、树皮、土壤、腐木、昆虫和动物消化道等处。其分布受可利用营养物质的供应、水分、温度、扩散机会以及竞争等因素影响。含糖基质是发酵型酵母菌的典型生境,但酵母菌整体上并不局限于富含糖分的果实。有些酵母菌生活在寒冷环境、含盐水体或营养贫乏的表面,其生理特性与面包酵母有很大差异。
在植物上,酵母菌常栖居于狭小、呈斑块状分布的生境。花朵的花蜜能提供糖分,但其中的渗透压可能造成胁迫,氮源也可能有限。栖居于花蜜中的酵母菌可能改变糖浓度、酸度和挥发性化合物,有时还会影响访花动物的行为。随着果实成熟、受损和腐烂,营养物质逐渐变得可利用,周围的微生物群落也发生变化,果实相关的酵母菌种群随之改变。最先到达的物种,不一定会在发酵开始后占据优势。
昆虫既可作为酵母菌的栖息场所,也可充当其传播媒介。蝇类、甲虫、蜜蜂和社会性胡蜂在取食时会接触酵母菌,并可将酵母细胞从一种基质带到另一种基质。有些关联十分密切,足以影响昆虫的营养获取或食物材料的加工。这些关系既包括偶然的携带传播,也包括较为持久的共生关系。其意义必须针对具体的关联双方加以确定,不能一概推及所有酵母菌和昆虫。同样,在样本中发现酿酒酵母(S. cerevisiae),并不能证明它是周围生态系统中占优势的酵母菌。
酵母菌参与分解作用和营养物质转化,不过,与专门分解木材的丝状真菌相比,大多数酵母菌分解完整木材聚合物的能力较弱。它们往往利用植物、动物或其他微生物释放的可溶性化合物。其代谢可产生乙醇、有机酸和挥发性物质,从而改变局部环境。反过来,细菌和其他真菌也可能消耗酵母菌的代谢产物,或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促进或抑制酵母菌生长。
酵母菌通过迅速利用营养物质、耐受胁迫条件、黏附表面等方式参与竞争,有时也会产生抑制性物质。某些“杀伤型”酵母菌会分泌蛋白质,损害对其敏感的菌株;在某些情况下,相关遗传信息由细胞质中的病毒携带。另一些酵母菌则产生色素或具有保护作用的胞外物质。这些性状在自然群落和工业发酵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效果取决于邻近生物的敏感性和环境条件,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普遍的竞争优势。
对酵母的认识与发酵科学史
早在人们认识到酵母是活的生物之前,就已利用酵母进行发酵。考古证据表明,古代社会已有发酵饮料和发酵面食,但其最早出现的年代因产品种类和证据的充分程度而异。发酵往往涉及由酵母、细菌和丝状真菌组成的混合群落。人们重复利用一部分面团、泡沫、沉淀物或上一批发酵产物,便能将活跃的微生物群落带入新的一批原料中,而无须了解其中的微观成员。
显微技术的发展逐渐使酵母细胞进入人们的视野。1680年,安东尼·范·列文虎克描述了发酵物料中的球状结构。然而,观察到这些结构,并未立即解决发酵究竟是生物过程,还是与有机物有关的化学分解这一问题。19世纪30年代,夏尔·卡尼亚尔-拉图尔、特奥多尔·施旺和弗里德里希·屈青各自独立开展研究,推动确立了酵母是活的生物且会在发酵过程中繁殖的认识。他们的结论挑战了将酵母视为偶然产物、而非发酵主动参与者的解释。
19世纪,路易·巴斯德使发酵成为实验微生物学的核心研究课题。自19世纪50年代起,他的研究将特定微生物的活动与特定化学转化联系起来,并区分了有益的发酵与不受欢迎的微生物所引起的过程。他后来对葡萄酒和啤酒的研究,将实验室观察与生产问题联系起来。这些研究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控制微生物种群,可以影响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
1897年,爱德华·布赫纳证实无细胞酵母提取液也能进行发酵,带来了另一项实验突破。这表明,只要必要的生化机制仍保持活性,即使没有完整的活细胞,糖的转化也能继续。这并未否定活酵母在常规发酵中的作用,而是说明该过程由细胞内的化学成分介导。这一发现推动了现代酶学和生物化学的兴起,布赫纳也因其在无细胞发酵方面的研究获得了1907年诺贝尔化学奖。
工业实践也随着这些科学进展而发生变化。1883年,埃米尔·克里斯蒂安·汉森在嘉士伯实验室引入了纯培养的啤酒酵母,推动建立了对特定菌株进行系统筛选和扩繁的方法。此后,无菌培养、菌株保藏、分析化学和遗传学的进步,使发酵过程的可重复性日益提高。20世纪的研究又使酵母从生产用微生物转变为重要的实验体系,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其中包括1996年公布的酿酒酵母(S. cerevisiae)完整细胞核基因组序列。
面包、啤酒、葡萄酒及其他食品
在面包生产中,酵母菌将可利用的糖转化为二氧化碳和其他代谢产物。气体在面团的黏弹性结构中膨胀,使面团体积增大,并改变其质地。小麦面团主要依靠面筋网络留住气体,其他面团则依赖不同的结构特性。酵母菌还会产生影响风味的化合物,其活动也与酶的作用相互影响,这些酶能从面粉成分中释放可发酵的糖。烘烤时,热量使气体和水蒸气膨胀,使面包内部组织定型,并最终使酵母菌失活。
面包酵母通常是经过选育的酿酒酵母(S. cerevisiae),以压榨酵母、活性干酵母或即发干酵母等形式供应。这些形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制备方式、含水量、储藏特性和使用特性,并不代表截然不同的生物类群。用于甜面团的菌株必须能够耐受高渗透压,而其他菌株则针对其在冷冻面团或快速生产体系中的表现进行选育。酸面团不同于纯酵母培养物,因为其中包含由酵母菌和乳酸菌组成的群落,两者共同的代谢活动决定了面团的酸度、香气和膨发效果。
在啤酒酿造中,酵母菌发酵由发芽谷物释放出的糖。艾尔啤酒发酵通常使用酿酒酵母(S. cerevisiae),而拉格啤酒发酵一般使用杂交种巴斯德酵母(S. pastorianus)。传统上所说的“上面发酵”酵母和“下面发酵”酵母,指的是它们在特定酿造体系中的典型表现,并非完整的生物学分类。菌株差异会影响麦芽糖和麦芽三糖的利用、絮凝作用,以及硫化合物、酯类和高级醇的产生。温度和麦汁组成又会改变这些特征,因此啤酒的特性是菌株与工艺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葡萄酒酿造中,酵母菌发酵葡萄中的葡萄糖和果糖。自然发酵初期可能有多种酵母菌活跃,而耐乙醇的酿酒酵母(S. cerevisiae)通常在后期占据优势。使用经过选育的发酵剂可使结果更可预测,不过混合发酵和自然发酵在某些传统酿造方式中仍占有重要地位。酵母菌通过形成酯类、释放或转化源自葡萄的化合物,以及产生含硫代谢产物来影响香气。在苹果酸—乳酸发酵中,将苹果酸转化为乳酸的通常是细菌,这并非酵母菌的常规功能。
酵母菌也参与苹果酒、米制酒精饮料的酿造、可可和咖啡的加工,以及开菲尔等发酵乳制品的制作。在清酒生产中,霉菌提供分解大米淀粉所需的酶,酵母菌则发酵由此产生的糖。并非所有酵母菌活动都是有益的:非预期的发酵可能导致包装胀起、产品浑浊、产气过多和风味缺陷。耐糖的接合酵母属(Zygosaccharomyces)菌种是浓缩食品或酸性食品中常见的重要腐败微生物,这表明,限制许多微生物生长的条件,仍可能允许具有特殊适应能力的酵母菌生长。
工业培养与生物技术
酵母菌的工业生产有两个不同的目标,有时却被混为一谈:一是生产大量酵母菌生物量,二是利用酵母菌制造产品。商业面包酵母的培养通常追求高效积累生物量,而非最大限度地生产乙醇。生产者通过调控糖的补料和通气,促进呼吸代谢型生长,减少过度发酵造成的损失。补料分批培养在培养过程中添加营养物质,有助于控制生长速率和底物浓度。随后收获菌体,经浓缩后加工成所需的产品剂型。
相比之下,乙醇生产则将底物中相当大一部分的碳转化为发酵产物。原料包括富含糖的作物,以及淀粉已被水解为可发酵糖的富淀粉物料。木质纤维素残余物的转化更为困难,因为必须先使其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易于被利用,预处理过程可能产生抑制性化合物,而且常见的酿酒酵母(S. cerevisiae)菌株无法高效发酵由此产生的所有糖类。工程菌株能够提高对木糖等糖类的利用率,但实际生产表现还取决于对抑制物的耐受性、污染控制,以及与原料加工环节的衔接。
酵母菌兼具相对易于培养和真核生物蛋白质加工的特点,因此是生物技术中的重要宿主。酿酒酵母用于生产重组产品,包括疫苗用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Komagataella phaffii 广泛用于重组蛋白表达,而解脂耶氏酵母(Yarrowia lipolytica)则被研究并应用于脂质相关及其他生产工艺。这些生物在分泌能力、偏好的底物、调控机制以及对蛋白质施加的修饰等方面各有不同。
蛋白质生产并非仅仅插入一个基因那么简单。折叠、分泌、蛋白水解和糖基化都可能决定产品是否具有功能,以及是否适合预定用途。酵母菌的糖基化方式与人类不同,这限制了它在某些治疗性蛋白生产中的应用。菌株工程可以改造这些途径,但仍须对每一种产品进行特性分析。培养条件也会通过影响细胞应激和加工能力,改变最终产物。
代谢工程将酵母菌的生产范围扩展至有机酸、香料、药物中间体及其他化学品。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通过工程改造生产青蒿酸;青蒿酸是半合成抗疟化合物青蒿素所用的一种中间体。合成生物学结合代谢途径设计、基因组改造和定量测试,改变细胞代谢的流向。工业化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实验室中的产率,还取决于生产强度、遗传稳定性、分离成本、原料需求和废弃物处理。因此,判断其环境优势需要评估整个生产系统,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生物工艺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就小。
酵母菌作为实验模式生物
酵母菌是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模式生物,因为它们是真核生物,能够快速培养,并可进行系统性的实验操控。许多酿酒酵母(S. cerevisiae)实验室菌株易于在成分明确的培养基上生长,形成彼此分离的菌落,并能以单倍体或二倍体状态维持。研究人员可以通过高效的同源重组改变其染色体,也可以利用成熟的方法导入和回收 DNA 构建体。这些特性使研究人员能够将特定的遗传变化与可观察到的细胞表型联系起来。
出芽酵母和裂殖酵母在揭示细胞如何控制分裂方面尤为重要。遗传筛选鉴定出了细胞分裂周期突变体,它们在限制性条件下会停滞于特定阶段。利兰·哈特韦尔、保罗·纳斯等人的研究帮助确立了细胞周期调控中具有保守性的基本原理,包括检查点调控以及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的作用。哈特韦尔和纳斯与蒂姆·亨特共同获得了 200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些研究的意义超出了酵母菌本身,因为细胞分裂机制中的许多组分在不同真核生物中都具有保守性。
另一些发现涉及细胞内运输和细胞物质的回收利用。利用酵母菌突变体开展的研究揭示了细胞各区室之间囊泡运输所必需的组分。兰迪·谢克曼因有关囊泡运输的发现,与詹姆斯·罗斯曼和托马斯·聚德霍夫共同获得了 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大隅良典利用酵母菌开展研究,揭示了自噬的核心机制,即细胞物质受到调控并被递送至降解区室的过程;他因此获得了 201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全基因组规模的研究资源拓展了这些研究途径。酿酒酵母的核基因组约含 1,200 万个碱基对,在单倍体参考染色体组中分布于 16 条染色体上。基因缺失菌株库、蛋白质标签菌株库和条件性突变体库,使研究人员能够并行研究数千个基因。研究人员利用酵母菌绘制遗传相互作用图谱、确定蛋白质的定位、测量应激反应,并研究细胞如何维持脱氧核糖核酸的完整性。基于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的方法为编辑基因组或改变基因活性提供了更多途径,是对传统遗传学技术的补充,而非替代。
酵母菌实验还有助于阐明衰老、染色体不稳定性、蛋白质聚集以及特定突变的后果。复制性衰老以母细胞产生的子细胞数量衡量,而时序性衰老考察的是细胞群体停止生长后的存活情况;两者是不同的实验现象。解读实验结果时,需要注意这一模式生物的局限性。酵母菌不具备多细胞动物的组织、器官和许多信号传导系统,即使是保守的蛋白质,其发挥作用的细胞环境也有所不同。酵母菌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往往在于发现可供随后在更复杂系统中检验的机制。
人体相关酵母菌与疾病
许多酵母菌可存在于人体表面或体内,而不引起疾病。它们的存在有何意义,取决于菌种、所在部位、宿主状况,以及是否有组织侵袭或炎症的证据。念珠菌属(Candida)的物种可栖居于口腔、胃肠道及其他黏膜环境中,而马拉色菌属(Malassezia)的物种则是皮肤真菌群落的重要成员。定植不等于感染,仅在非无菌部位的样本中检出酵母菌,并不能据此确定其为症状的病因。
念珠菌病包括由多个菌种引起的局限性黏膜病变和侵袭性感染。白念珠菌(C. albicans)是主要致病菌之一,但其他菌种在流行病学特征和对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方面各有不同。侵袭性疾病可累及血流和内脏器官,尤其见于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解剖屏障受损或免疫防御功能低下的人群。黏附、形态变化、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以生物膜形式生长,都可能促使感染持续存在。医疗器械上的生物膜包含包埋于细胞外基质中的细胞;与游离状态的细胞相比,这些细胞接触抗微生物药物后的反应可能不同。
耳念珠菌(*Candida auris*)于2009年首次被描述,如今已成为医疗相关传播和抗真菌药物耐药性方面的重要关注对象。它可在皮肤上定植,在医疗环境中持续存留,并引起侵袭性疾病。不同分离株的耐药谱有所不同;并非所有菌株都对每一大类抗真菌药物耐药。准确鉴定菌种十分重要,因为一些较旧的鉴定系统可能将其误认为其他酵母菌。其公共卫生重要性源于传播潜力、易感患者群体,以及治疗和感染防控困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隐球菌病尤其与新型隐球菌(*Cryptococcus neoformans*)和格特隐球菌(Cryptococcus gattii)种复合群的成员有关。感染发生于接触环境中的病原体之后,通常经吸入引起,可累及肺部,也可播散至中枢神经系统。多糖荚膜是这些微生物的重要特征。重症尤其与细胞免疫功能受损有关,不过,一些隐球菌感染也发生于没有已知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中。尽管隐球菌感染和念珠菌病均由酵母型真菌引起,两者在生物学上仍有明显区别。
实验室检查可结合显微镜检查、培养、生化或质谱鉴定、分子方法,以及针对特定病原体的抗原检测。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有助于评估真菌对药物的反应,这些药物的作用靶点涉及麦角固醇合成、细胞膜完整性或细胞壁葡聚糖合成等过程。耐药性可通过药物靶点改变、药物外排增加或其他细胞适应性变化产生。检测结果的临床意义取决于病原体和感染部位。因此,酵母菌在食品生产中的安全应用并不能证明所有酵母菌都无害;同样,致病菌种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常见的食品相关酵母菌等同于这些病原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