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菌学是生物学中研究真菌的分支。真菌是生物的一大演化谱系,包括酵母、霉菌、蘑菇、锈菌和黑粉菌。真菌学研究它们的分类、细胞结构与组织方式、遗传、生理、演化,以及与其他生物的相互作用。尽管真菌学在传统上与植物学密切相关,但其研究对象在演化上与动物的亲缘关系比与植物更近。真菌通过吸收获取营养,而不是摄食或进行光合作用;它们的活动多种多样,既能分解木材,也能与植物根系形成紧密的共生关系。
真菌对生态系统的运作和人类的许多活动都不可或缺。它们促进养分的重新分配,影响土壤形成和碳储存,帮助植物获取营养,并为人类提供食物、药物、酶和实验研究体系。另一些真菌则会造成作物损失、野生动物疾病、食品污染和人类感染。因此,真菌学将微生物学、生态学、医学、农业和生物技术联系起来,同时也探讨生物如何生长、合作、繁殖和演化等基本问题。
学科的历史发展
早在人们将真菌认定为独立的生物类群之前,关于真菌的知识就已长期积累。许多地区的社群围绕食用蘑菇、有毒种类、发酵食品和药用材料,形成了丰富而细致的传统知识。这些知识未必按照现代概念将真菌与植物或微生物区分开来,但记录了有关季节性、生长基质、制备方法和毒性的观察。欧洲的博物学著作也描述了外形显眼的蘑菇,却未能弄清它们的繁殖方式。子实体看似突然出现的现象,使真菌由腐败物质自然发生的观念长期流传。
显微镜观察改变了这些认识。罗伯特·胡克在1665年出版的《显微图谱》中绘制了霉菌的结构,表明这些看似简单的生长物具有井然有序的微观形态。皮耶尔·安东尼奥·米凯利于1729年出版的《植物新属》描述了真菌的生殖结构,并报告了表明孢子能够萌发形成新个体的实验。他的工作为反驳真菌自然发生说提供了重要证据。不过,18世纪的分类体系仍将真菌归入隐花植物,与其他生殖过程尚不清楚的生物并列。
19世纪,克里斯蒂安·亨德里克·佩尔松和埃利亚斯·马格努斯·弗里斯为真菌的命名与分类建立了影响深远的框架。弗里斯于1821至1832年间出版的《真菌系统》,依据子实体和孢子的可见特征,对许多形成蘑菇的类群进行了分类。随后,安东·德巴里使以实验方法研究生活史成为真菌学的核心内容。他对锈菌的研究阐明了看似不同的生殖阶段之间的联系,而他对马铃薯晚疫病的研究则有助于确立微生物在植物病害中的致病作用。如今,晚疫病病原体已被划分到真正的真菌之外,这也说明真菌学历史上的研究范围与现代依据演化关系划定的界限并不相同。
20世纪的发展使真菌学超越了描述性博物学的范畴。纯培养技术使人们能够通过实验研究真菌的营养与繁殖。发酵研究将真菌与生物化学联系起来,而抗生素的发现和真菌遗传学的进展,则将真菌研究与医学、分子生物学相联结。罗伯特·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五界分类体系承认真菌是独立的一界,强调其吸收式营养方式及生态作用。后来的分子证据确立了真菌在后鞭毛生物中的位置,这一更大的演化类群也包括动物。
如今,真菌学融合了野外观察、基于标本的分类学、实验研究和计算分析。蘑菇研究社团及公众参与的记录项目仍是真菌分布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专业机构则负责保存培养物和馆藏标本。历史名称、模式标本和原始描述依然具有实际意义,因为现代遗传学发现必须与最初命名的生物对应起来。因此,这门学科的发展体现的是研究方法的不断积累,而非分子技术对形态学的简单取代。
多样性、分类与演化关系
真菌属于真核生物:其细胞具有细胞核及其他由膜包围的区室。分子系统发育学研究表明,尽管真菌与植物的生长形态存在相似之处,但真菌与动物的亲缘关系比与绿色植物更近。真菌的典型特征包括吸收式营养、通常含有几丁质的细胞壁,以及特有的生殖方式和细胞过程。不过,并不存在一种可见特征能够识别所有真菌。有些真菌是单细胞生物,有些没有常规形态的菌丝,而某些高度简化的寄生真菌则已丧失较为熟知的真菌类群所具有的典型结构。
人们熟悉的两大真菌谱系是子囊菌门和担子菌门,二者合称双核亚界。子囊菌在子囊内产生有性孢子,包括羊肚菌、松露、许多霉菌、大多数形成地衣的真菌,以及众多酵母菌。担子菌在担子上产生有性孢子,包括许多蘑菇、层孔菌、马勃、锈菌和黑粉菌。因此,蘑菇并不是与真菌相当的分类单元,而是若干谱系的成员所形成的特定类型的生殖结构。
其他主要分支展现出更为广泛的形态和生活史。壶菌门中的真菌在生活史的扩散阶段具有鞭毛,这与大多数常见陆生真菌不具运动能力的孢子形成鲜明对比。毛霉门和捕虫霉门包含过去统称为“接合菌”的多个谱系;由于“接合菌”并不代表单一的自然演化类群,这一分类已被弃用。丛枝菌根真菌构成另一个独特的谱系,但其分类等级和位置因分类系统而异。微孢子虫是与真菌有关联的、高度简化的细胞内寄生生物;随着演化证据不断积累,其确切的分类处理也发生了变化。
界定真菌多样性的范围,也需要明确排除某些类群。卵菌与丝状真菌相似,包括引起马铃薯晚疫病的病原生物,但它们属于不等鞭毛类。黏菌同样不属于真菌界。出于历史和实际应用方面的原因,对这些生物的研究仍与真菌学相联系,但生境或外观相似并不能证明它们具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分子分析已反复表明,酵母型生长方式、简单的生殖结构和寄生生活方式,都曾在不同真菌分支中独立演化。
真菌的物种总数仍不确定。2017年发表的一项被广泛引用的估算认为,真菌约有220万至380万种,远多于已经正式描述的物种数。这类估算取决于对宿主专一性、地理分布以及环境序列解读所作的假设。现代分类学综合运用形态学、生态学、生殖生物学和遗传学证据,而不把任何单一标准视为普遍适用的决定性依据。2011年通过的国际命名法规改革,其相关变更于2013年生效,结束了为同一种真菌的有性型和无性型分别使用不同学名的常规做法。
细胞组织与生长形态
许多真菌具有典型的丝状结构,即菌丝,这是一种主要在顶端生长的管状结构。菌丝交织成的网络构成菌丝体,可在土壤、木材、植物组织或其他基质中蔓延。肉眼可见的蘑菇通常只是从这一不显眼的网络中长出的临时性生殖结构。另一方面,食物上一小块霉菌菌落可能由大量分枝的丝状结构构成,其生殖结构则伸出表面。
真菌的形态变化多样。酵母主要以单细胞形式生长,通过出芽或分裂繁殖,但许多酵母也能形成伸长的细胞链或丝状结构。有些真菌会响应温度、营养条件或与宿主相关的信号,在酵母样生长与丝状生长之间转换。当可以区分出两种主要形态时,这种可塑性称为二型性,但实际的发育方式可能更为复杂。因此,酵母是多个演化谱系中都存在的一种生长形态,而不是一个统一分类类群的名称。
真菌的细胞壁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但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重塑。其通常含有几丁质、葡聚糖和细胞壁相关蛋白,各成分的比例因物种和发育阶段而异。细胞壁抵抗内部压力,并有助于维持细胞形态。位于细胞壁内侧的细胞膜调控物质交换,其中含有转运蛋白、信号蛋白和甾醇。麦角甾醇是许多真菌细胞膜中的主要甾醇,既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也是多类抗真菌药物的作用靶点。
顶端生长依赖于分泌、膜扩张和细胞壁合成的协调进行。囊泡沿着细胞骨架将酶和结构组分运送至生长区域。许多丝状真菌具有顶体(Spitzenkörper),即菌丝顶端附近动态聚集的一团囊泡,有助于组织极性生长。内部压强推动菌丝扩张,但生长并非简单的被动膨胀:细胞壁的局部软化与加固决定了菌丝在何处延伸。分枝形成新的生长轴,使菌落能够探索不均一的环境。
许多菌丝被隔膜分隔,隔膜上通常有孔,允许细胞质通过,有时也允许细胞核或细胞器通过。另一些菌丝则大体呈多核无隔状态,含有许多细胞核,但没有规律分布的横隔。不同类群的隔膜结构各异;许多丝状子囊菌具有伏鲁宁体,可在菌丝受损后堵塞隔膜孔。菌丝也可聚集成菌丝束、根状菌索、抗逆结构或子实体。这些组织形式使真菌无需具备植物和动物所特有的器官与组织,也能实现物质运输、生存维持和协调发育。
繁殖、生活史与遗传
真菌的繁殖方式极为多样,但都涉及少数几类反复出现的细胞事件。无性繁殖产生繁殖体,不经历有性周期所特有的核融合和减数分裂。例如,酵母菌的出芽、菌丝断裂、由特化细胞产生分生孢子,以及在孢子囊内形成孢子。真菌孢子可以起到传播、存续或兼具两者的作用,并不一定是抗逆性很强的休眠阶段。不同类型的孢子在孢子壁结构、含水量、寿命及传播机制上差异很大。
有性周期通常涉及质配,即细胞内容物的结合;核配,即细胞核的融合;以及减数分裂,后者使染色体数目减半,并产生新的遗传组合。这些事件不一定紧接着依次发生。在许多真菌中,相容的细胞核在融合前会共存一段时间。异核体的共同细胞质中含有遗传上不同的细胞核,而双核体则是一种更为特定的状态,其中两个相容的单倍体细胞核在调控下以特定排列共同维持。许多担子菌具有漫长而显著的双核阶段。
相容性通常由交配型位点调控,而不是由雌雄个体决定。有些真菌需要不同交配型的配偶,另一些则可在单一分离株内完成有性生殖。某些形成蘑菇的真菌具有数量庞大的潜在交配特异性,因为其相容性取决于多个位点上等位基因的组合。这类系统促进遗传上不同的个体相互交配。不能简单地将交配型等同于性别,因为交配型的作用在于相容性和信号传递,而不一定涉及大小不同的配子。
真菌的遗传还包括常规有性周期以外的机制。在准性周期中,细胞核可以融合,随后不经过正常的减数分裂而丢失染色体。这些过程能够产生重组,并改变染色体组成。营养体不亲和系统会限制某些遗传上不同的菌落之间的融合,从而影响细胞质、细胞核及感染性因子的交换。真菌病毒、线粒体变异以及染色体数目的变化,也进一步增加了遗传和种群结构的复杂性。
真菌在遗传学中具有尤为重要的影响,因为其生活史便于通过实验研究遗传差异。在单倍体阶段,许多突变的效应会直接显现;某些子囊菌的孢子有序排列,使研究者能够考察单次减数分裂的产物。对粗糙脉孢菌(Neurospora crassa)和酵母菌的研究确立了有关基因功能与重组的重要原理。与此同时,研究发现,一些看似仅进行无性繁殖的真菌具有交配相关基因,或存在重组的证据。这削弱了“未观察到有性阶段就能证明其完全不存在”这一假设。
营养、代谢与环境感知
真菌通常向周围环境分泌消化物质,再吸收分解产物,从而获取有机营养物质。这种胞外消化方式使其有别于吞噬大颗粒食物的生物。分泌到胞外的酶将复杂底物分解为较小的化合物,再由膜转运蛋白将其运入细胞。有些真菌只能利用有限的几类资源,另一些则能利用多种糖、有机酸、蛋白质或脂质。真菌利用资源的能力取决于其进化历史和调控系统,而不只是取决于环境中是否存在可接触到的底物。
植物材料体现了真菌营养方式的复杂性。纤维素的降解依靠多种酶协同作用,分解其分子链并释放较小的糖分子。半纤维素的化学结构多样,因此还需要其他酶参与降解。木质素是一种结构不规则的芳香族聚合物,对它的降解则面临另一类挑战。一些木腐真菌利用漆酶、过氧化物酶等氧化酶对其进行修饰。这些反应可以使包埋其中的碳水化合物暴露出来,或改变木材结构,即使真菌并不将所有反应产物都用作营养物质。
真菌的核心代谢与其他真核生物有许多共同途径。糖可经由糖酵解进行分解;在条件适宜且细胞具备相应能力时,其中的碳可进入呼吸代谢途径。许多真菌进行有氧呼吸,但有些真菌会在缺氧条件下进行发酵,甚至在糖浓度较高时,即使有氧也会发酵。呼吸、发酵、生长和物质储存之间的平衡取决于物种和环境条件。生活在植食动物消化系统中的厌氧真菌具有适应无氧生活的特殊机制。
环境感知协调着这些代谢方式的选择。当优先利用的碳源充足时,碳源分解代谢阻遏会降低利用其他底物的代谢途径中相关基因的表达。氮代谢调控同样有助于统筹不同含氮化合物的利用。外界酸碱度、光照、渗透条件和营养物质浓度都会影响真菌的发育、分泌和胁迫响应。有些真菌能耐受极度干燥或高盐的条件,另一些则需要持续湿润的生境。在培养条件下表现出的环境耐受性,并不总能预测真菌在自然界中的竞争成败,因为拮抗生物和资源分布等因素也会发挥作用。
许多真菌会产生次生代谢物,这类化合物并非在所有条件下都是生长所涉及的基本反应直接必需的物质。它们包括色素、抗生素、毒素、信号分子以及能与金属结合的分子。其生物合成基因通常成簇排列,使复杂化合物的合成得以协调进行。这些化合物的生态功能可能涉及竞争、防御、交流或与宿主的相互作用,但某种化合物在实验室测定中表现出的活性,并不能确证它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因此,真菌学将生化分析与有关表达、定位及生态效应的实验结合起来。
分解作用、养分循环与生态系统过程
真菌是陆地生态系统中的主要分解者,在有机物化学组成复杂或分布不均的环境中尤其如此。分枝的菌丝体能够跨越养分贫乏的区域,进入微小孔隙,并在菌落的不同部位之间运输资源。这种组织方式使真菌能够将一处获取的碳与另一处获取的氮或矿物质结合利用。因此,分解作用并不只是单个酶对死亡有机物的作用,还涉及空间探索、资源运输以及生物之间的竞争。
木材腐朽类型通常分为白腐、褐腐和软腐。白腐真菌能够大量降解木质素和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往往留下颜色浅淡、呈纤维状的残余物。褐腐真菌通过涉及氧化反应的机制,迅速使木材中的碳水化合物解聚,留下富含改性木质素的残余物。软腐真菌会在木材细胞壁中形成特征性的空腔或侵蚀形态,在不利于其他分解者生存的条件下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类别概括的是腐朽形态,并不能全面反映每个物种的生化能力。
真菌活动对碳循环有着重要影响。呼吸作用会释放二氧化碳,但真菌生长也会将碳转移到活体生物量及残余物中,而这些残余物可以与土壤矿物结合。土壤有机质能保存多久,取决于环境条件、微生物的加工转化以及物理保护作用,而不只是某一种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分解加快并不直接意味着长期碳储量降低,因为植物生产力、养分有效性、水分条件以及与其他分解者的相互作用,都可能同时发生变化。
真菌也参与调节氮循环和磷循环。它们从有机化合物中释放养分,将养分保留在生物量中,并通过菌丝系统重新分配。某些真菌通过酸化、螯合和物理穿透改变矿物表面,使其中的元素更易被生物利用。真菌与细菌、土壤动物及植物根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这些过程的速率。取食真菌的生物能够释放养分,同时也会改变真菌群落的组成和菌丝生长的空间分布。
水生环境中同样存在独特的真菌分解者。溪流中的真菌在落叶上定殖,使叶片组织软化,并提高其对无脊椎动物的营养价值。其他真菌则寄生于浮游生物,或在湖泊和海洋生境中分解转化溶解态及颗粒态有机物。季节性洪水、水体化学性质和氧气供应状况共同塑造了这些群落。生态系统研究日益注重将分子调查与酶活性、呼吸作用和物质流动的测量相结合,因为仅仅知道有哪些真菌存在,并不能说明它们进行了哪些转化,也不能说明这些转化的速率。
与植物、藻类和动物的共生关系
真菌参与的一些影响最为深远的相互作用是共生关系,参与各方在其中交换资源,或改变彼此的生存条件。菌根是真菌与植物根系形成的联合体。在许多情况下,真菌向植物提供矿质养分,尤其是磷或氮,同时从植物获得碳。这种关系的结果取决于土壤肥力、共生伙伴的种类、环境胁迫,以及维持共生关系的代价。因此,菌根代表的是一类相互作用,并不意味着双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同等受益。
丛枝菌根真菌在根部皮层细胞内形成精细分枝的结构,为物质交换提供广阔的界面,但仍有膜将真菌与植物细胞质隔开。相比之下,外生菌根真菌通常在根尖外围形成菌鞘,并在根部细胞之间形成网络。在许多以松、栎和山毛榉等树木为优势种的森林中,它们尤为重要。兰科菌根则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共生方式:兰科植物的种子在萌发过程中通常依赖真菌提供碳和养分,有些兰科植物甚至终生都高度依赖真菌。
地衣是一种稳定的共生联合体,其中真菌构建的共生体内包含一种或多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伙伴,通常是绿藻或蓝细菌。真菌构成共生体的大部分结构,并影响其水分状况和矿质营养关系,而光合伙伴则提供固定的碳。部分蓝细菌伙伴还能固定大气中的氮。地衣还可能包含其他真菌和细菌,因此其组成比简单的两种生物共生更为复杂。地衣能够在裸露的岩石、树皮及其他贫营养表面生存,这使它们成为研究胁迫耐受性和环境变化的重要对象。
内生菌在其生活史的至少一部分时间内生活于植物组织中,且在这一阶段不引起明显病害。内生菌既包括高度专化的共生伙伴,也包括之后可能成为分解者或病原体的生物。某些与禾草共生的内生菌会产生生物碱,使植食动物不愿取食,但这些化合物也可能危害放牧家畜。一种相互作用究竟有益、中性还是有害,可能随环境条件和宿主生理状态而改变,因此不应将生活方式的分类标签视为在所有情境下都固定不变的属性。
真菌也通过栽培、消化、防御和传播等方式与动物建立联系。切叶蚁利用加工过的植物材料栽培真菌,一些白蚁和甲虫类群也维持着各自的真菌共生关系。厌氧肠道真菌则帮助植食动物分解植物材料。实验已证实,真菌的菌丝体能够形成连接多株植物的网络,但经这些网络转移的资源量及其生态意义各不相同。仅凭物理连接或示踪物移动的存在,尚不足以断言这类网络普遍协调着整个森林范围内的合作。
作物、森林与野生动物的疾病
真菌病害是病原体、宿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植物病原真菌可通过伤口、天然孔口或直接穿透表面侵入宿主。有些真菌会形成附着胞等特化的侵染结构,综合利用黏附作用、局部分泌和机械力完成侵入。成功定殖后,病原体可以从活的宿主细胞中获取资源,也可以杀死组织并利用其中的物质,或在这两种策略之间转换。这些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能够有效抵御某一种病原体的植物防御机制,对另一种病原体却可能无效。
锈病、黑穗病、白粉病、萎蔫病和腐烂病体现了植物真菌病害的多样性。由禾柄锈菌(Puccinia graminis)引起的小麦秆锈病,其病原菌的生活史可涉及不同宿主和多个孢子阶段。由稻瘟病菌(Magnaporthe oryzae,相关分类处理中亦有其他命名)引起的稻瘟病,是研究真菌侵入植物机制的重要模式病害。镰刀菌属(Fusarium)的多种真菌可引起维管束萎蔫病、根部病害和谷类赤霉病;其中一些还会产生毒素,污染收获后的谷物。病害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宿主的感病性、病原体的种群结构、天气和农业生产措施,而非仅仅取决于病原体是否存在。
森林病害可以改变整个景观。栗疫病由栗疫菌(Cryphonectria parasitica)引起,该菌于20世纪初传入北美后,使美洲栗种群遭到毁灭性打击。荷兰榆树病涉及长喙壳属(Ophiostoma)真菌及作为传播媒介的甲虫,将树木生理、昆虫生态与病原体传播联系在一起。这些例子说明了为什么植物、木材及相关材料的流动会改变病害的分布。即使其他地区的近缘宿主能够耐受某种外来病原体,本地宿主也可能对其缺乏抗性。
野生动物真菌学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某些真菌病影响的不只是动物个体,而是整个种群。蛙壶菌(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感染两栖动物的皮肤,已成为众多物种种群急剧衰退乃至灭绝的原因之一。蝾螈壶菌(Batrachochytrium salamandrivorans)是另一种重要的两栖动物病原体,尤其危害有尾类。在蝙蝠中,破坏假裸囊菌(Pseudogymnoascus destructans)会引起白鼻综合征,在冬眠期间损伤组织,破坏蝙蝠越冬所需的生理平衡。这些疾病将真菌的生长需求与宿主的行为、免疫及环境条件联系起来。
植物和野生动物病理学的实验研究注重区分感染与疾病、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仅在病灶中检出真菌DNA,并不能证明该生物造成了损伤。相关证据可包括显微镜观察、分离培养、受控感染试验,以及反复观察到的流行病学关联。抗病性研究既考察宿主特征,也考察病原体的致病机制,包括能够改变宿主反应的分泌型效应因子。在气候、土地利用或贸易变化使易感宿主接触陌生真菌的概率发生改变的地区,长期监测尤为重要。
医学真菌学与抗真菌药物耐药性
医学真菌学研究在人类中定植、引起感染或中毒,或诱发过敏反应的真菌。这些情况在生物学上各不相同。真菌病是由真菌引起的感染,而中毒则源于接触有毒的真菌化合物,并不需要真菌在体内生长。过敏性疾病涉及机体对真菌物质的免疫反应,即使没有侵袭性感染也可能发生。有些真菌通常栖居于与人类相关的环境或人体部位,但当宿主防御能力或局部条件发生变化时,便可能致病。
真菌感染的范围很广,既可浅表累及皮肤和指甲,也可引起影响内脏器官的侵袭性疾病。皮肤癣菌专门侵染富含角蛋白的组织。念珠菌属的真菌可引起黏膜感染或侵袭性感染;曲霉属的真菌则是吸入空气中的孢子后发病的重要病原体,尤其容易使易感宿主患病。隐球菌属的真菌可引起肺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其他病原体,包括组织胞浆菌属和球孢子菌属的真菌,各有特定的环境关联和地理分布。这些病原体的相对重要性因地区和患者群体而异。
宿主防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物理屏障和免疫系统。吞噬细胞能够识别真菌细胞壁成分,吞入可被吞噬的真菌形态,并释放抗微生物物质。丝状生长会对这些机制构成挑战,因为粗大的菌丝无法像单个酵母细胞那样被吞噬。真菌在宿主体内的适应过程可能涉及细胞壁成分暴露程度、胁迫耐受能力、营养获取方式或生长形态的改变。在若干已明确的情况下,患病风险会升高,包括某些免疫缺陷、免疫抑制治疗、正常屏障严重受损,以及某些重症监护干预措施。
实验室诊断采用直接镜检、组织病理学检查、培养、抗原检测、分子检测,以及根据临床情况选择的其他检测方法。培养可获得用于鉴定和药物敏感性试验的菌株,但可能耗时较长或敏感性不足。检出真菌物质有时难以解读,因为污染、定植和侵袭性疾病并不等同。因此,评估检测结果时需要结合标本来源及其他证据。鉴定到种的水平很重要,因为亲缘关系相近的真菌,其致病特征和药物敏感性也可能不同。
抗真菌药物利用真菌细胞与人体细胞之间的差异发挥作用,但两者均为真核细胞,这限制了可供选择性作用的靶点数量。主要药物类别作用于细胞膜甾醇、甾醇合成、细胞壁葡聚糖合成或核酸代谢。抗真菌药物耐药性可通过靶点改变、药物外排增加、调控变化及其他机制产生。耐药的耳念珠菌和耐唑类药物的烟曲霉是耐药监测的重点对象。环境中的真菌种群可能同时受到农业和医疗领域抗真菌药物使用的影响,但具体途径的作用因真菌种类和环境而异。世界卫生组织于2022年发布重点真菌病原体清单,正式将这些感染日益受到的公共卫生关注体现为明确的优先事项。
食品、发酵与真菌毒素
真菌在食品体系中扮演多种角色,既可直接供人食用,也可用作发酵菌种,还可能成为污染物。人工栽培的蘑菇包括蘑菇属(Agaricus)、侧耳属(Pleurotus)和香菇属(Lentinula)的物种,而野外采集则提供了更多种类的食用真菌。它们的营养组成随物种、基质和发育阶段而异。商业化生产需要控制基质制备、竞争性微生物、水分、温度和出菇条件。有些物种容易在农业剩余物上形成子实体;另一些物种则有复杂的生态需求,因而难以栽培。
发酵利用真菌的代谢活动改变原料。在面包、啤酒和葡萄酒生产中,酿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将糖转化为二氧化碳和乙醇,但不同产品利用这一过程的工艺目的各不相同。二氧化碳使面团膨胀,而酒精饮料则保留乙醇。发酵还会产生香气物质,并改变酸度和质地。传统发酵往往由酵母菌、细菌和丝状真菌组成的混合群落共同参与,而非仅由一种分离得到的微生物完成。
丝状真菌在亚洲多种传统食品的制作中尤为重要。在味噌、酱油和清酒等食品与饮料的生产过程中,米曲霉(Aspergillus oryzae)产生的酶能够分解淀粉和蛋白质。根霉属(Rhizopus)的物种将煮熟的大豆黏结成天贝的紧实结构。在奶酪生产中,经过筛选的青霉属(Penicillium)菌株有助于形成特有的表面菌层、内部纹理、香气和质地。食用相关真菌在反复培养和加工条件下受到选择,驯化后可能与其野生近缘种存在显著差异。
食品腐败涉及不同的生态过程和经济影响。耐干霉菌能够在相对干燥的产品中生长,而某些酵母菌则会使酸性或富糖食品腐败,尽管这类食品能够抑制许多细菌。肉眼可见的生长迹象并不能揭示已经发生的全部化学变化,而毒素的产生则取决于菌株和环境。霉菌毒素是真菌产生的有毒化合物;重要的例子包括黄曲霉毒素、伏马毒素、赭曲霉毒素A以及若干种单端孢霉烯族毒素。这些化合物的化学性质、生物学效应,以及与特定作物或储藏条件的关联各不相同。
某些曲霉属(Aspergillus)物种产生的黄曲霉毒素,是玉米和花生等农产品中备受关注的重大食品安全隐患。麦角菌属(Claviceps)物种产生的麦角生物碱,则是真菌污染谷物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例子。蘑菇中毒是另一类问题,涉及有毒的子实体;某些物种中的鹅膏毒肽会抑制RNA聚合酶II,并可造成严重的器官损伤。因此,食品真菌学区分有益的发酵菌株、腐败微生物、产毒污染菌和有毒蘑菇。分析化学、菌株鉴定和环境条件研究都不可或缺,因为仅凭真菌的外观,无法可靠地判断其化学安全性。
工业生物技术与模式生物
真菌是具有重要工业价值的生物,因为它们能够分泌大量蛋白质、转化化学结构复杂的物质,并产生多种小分子化合物。它们的实用价值并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具备某条生化途径。工业菌株还必须能够稳定生长、耐受生产条件,并生成易于高效回收的产物。因此,真菌生物技术融合了菌株筛选、代谢工程、发酵工程和下游纯化等技术。在大规模培养中,真菌形态与混合或氧传递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青霉素的发现与开发体现了天然产物与工业生产之间的联系。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观察到一份青霉属(Penicillium)培养物具有抗菌活性。此后,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鲍里斯·钱恩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推动了青霉素在20世纪40年代的生产及临床应用。后续的菌株改良和工艺开发又大幅提高了产量。真菌产物还包括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免疫抑制剂环孢素,以及可作为多种降胆固醇药物开发起点的天然化合物。
大宗化学品和酶制剂的生产是真菌的另一项主要应用。黑曲霉(Aspergillus niger)广泛用于生产柠檬酸,而酵母和丝状真菌则用于生产食品加工、洗涤剂、纺织及生物质转化所需的酶。重组酵母可用于生产需要受控分泌或真核细胞加工的蛋白质。工程改造可以改变调控网络、前体供应、物质运输或竞争性代谢途径。产品质量不仅取决于基因转录量,还受蛋白质折叠、降解和糖基化等因素影响。
真菌也被用作基础生物学研究的实验模型。乔治·比德尔和爱德华·塔特姆于1941年开始利用粗糙脉孢菌(Neurospora crassa)开展研究,将遗传变化与特定的生化需求联系起来,并帮助确立了“一个基因一种酶”的理论框架。出芽酵母成为细胞周期、膜运输、染色体行为和DNA修复研究中的重要模式生物。1996年公布的酿酒酵母(S. cerevisiae)基因组,是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真核生物基因组。粟酒裂殖酵母(Schizosaccharomyces pombe)具有不同的细胞特征和演化特征,是一种与之互补的模式生物。
新兴应用包括真菌材料、化学物质的生物转化和环境治理。菌丝体能够将颗粒状基质黏结成轻质复合材料,真菌生物质则可用作食品配料或加工材料。一些真菌可利用作用范围广泛的酶系统转化染料、烃类及其他污染物。然而,实验室中能够降解污染物,并不意味着在实际场地中就能实现有效修复:其他生物的竞争、污染物的可利用性、反应产物及环境毒性都至关重要。因此,研究需要评估完整的生产或处理系统,而不能仅凭某种真菌在受控条件下改变某一种化合物的能力,就推断其实际应用效果。
野外调查、鉴定与分子方法
真菌学研究始于细致的采样。标本的生境、基质、宿主、采集季节、生长形态和采集地点,都可能是鉴定的关键依据。采集子实体时若未保留其基部,或将其与基质分离,就可能丢失具有鉴定价值的信息。野外照片可以记录干燥过程中会发生变化的色彩和排列形态,而保存下来的标本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永久凭证。真菌标本收藏机构通常称为真菌标本馆,将观察记录与相应名称所指的生物实体联系起来。
显微观察仍然不可或缺。研究人员会检查孢子的尺寸与表面纹饰、生殖细胞、组织结构、菌丝结构,以及对染色试剂的反应。通过培养,可以在受控条件下比较真菌的生长速率、色素产生情况、营养需求和生殖行为。然而,培养物并不总能准确反映真菌在自然界中的生长状况,而且目前许多真菌还难以在常规培养基上维持培养。因此,基于培养的调查往往偏向于那些能够在所选条件下生长的生物。
分子鉴定通常采用DNA条形码,即将选定的遗传区域与参考序列进行比较。核糖体DNA的内转录间隔区,简称 ITS,是真菌最主要的通用条形码区域。它的实用性在于,通常可以从少量样品中扩增获得,并能区分许多近缘物种。不过,它并不能分辨所有类群,而且某些物种内部存在较大的序列变异。要获得可靠的鉴定结果,往往还需要其他基因座、生态证据和形态学特征。
基于聚合酶链式反应和DNA测序的方法,使直接从环境材料中研究真菌成为可能。环境DNA调查可以检测土壤、空气、水、根系和宿主组织中的序列。宏条形码分析针对选定的标记区域,而宏基因组学则考察范围更广的遗传物质。这些方法能够揭示那些尚无已知子实体或难以培养的生物。对其结果的解读会受到采样设计、引物偏倚、提取效率、参考数据库质量,以及不同生物之间标记序列拷贝数差异的影响。
仅凭检测到的序列,无法判断真菌是否存活、是否具有活性,也无法确定其丰度是否与相应的测序读段数量成正比。因此,功能研究可能还会结合 RNA 测定、蛋白质分析、代谢物测定、稳定同位素示踪或对照实验。全基因组比较可以揭示生物合成基因簇、与宿主相关的适应特征及种群间的关系,但推测的基因功能仍需实验验证。严谨的真菌学研究会将分子数据与经过核实的标本、培养物或记录清晰的环境样品相联系。在命名新物种、重建疾病传播过程,或确定此前未知谱系的生态功能时,这种联系尤为重要。
保护、环境变化与尚待解决的问题
真菌保护涵盖物种、生境、生态过程和遗传资源。与植物和脊椎动物相比,真菌往往较少受到关注,因为许多真菌个体微小、难以鉴定,或仅在短时间内可见。一个物种可能以菌丝体的形式存续多年,却不产生明显的子实体。反过来,某一季节大量出现的蘑菇,也未必能说明其背后种群的长期规模或遗传多样性。因此,评估需要采用适合真菌生活史的方法,而不能直接照搬针对更显眼生物设计的监测方法。
生境丧失和土地管理方式的改变可通过多种机制威胁真菌。清除老树和枯木会减少专性分解者赖以生存的基质。树种组成的变化会改变菌根真菌可与之共生的伙伴。施肥和大气氮沉降会改变土壤化学性质,使某些物种比其他物种更具优势。按传统方式管理的草地消失,会影响其中独特的蘑菇群落,而生境破碎化则可能削弱适宜宿主和基质在空间上的连续性。这些影响因物种和具体情境而异,因此,对所有真菌作一概而论的判断并不可靠。
气候变化影响真菌的分布、出菇时间、宿主关系和病害动态。温度和水分既影响生长,也影响孢子产生,但生物对气候变量的响应并非孤立发生。植被变化、干旱胁迫、火灾发生规律和季节性降水可能同样重要。多个地区的长期记录项目已记录到真菌出菇物候的变化,不过,出菇记录并不能衡量真菌活动的所有方面。预测未来分布,需要掌握其扩散能力、生理耐受极限、基质可用性以及与宿主相互作用等方面的信息。
红色名录评估日益重视受威胁真菌,保护研究也将历史馆藏标本、重复调查与分子检测结合起来。受保护的生境能够维护生态关联,活体菌种保藏库则为研究和未来可能的利用保存材料。但这两种方式都无法涵盖真菌的全部多样性。有些真菌依赖特定宿主或微生境,而这些条件无法在保藏环境中重现;还有许多真菌尚未得到描述。因此,保护优先次序的确定受到分类学知识不均衡的制约,也受到采样和专业研究力量在地理分布上严重不均的影响。
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仍是本学科的核心议题。对于形态分化有限或生殖系统尚不明确的类群,物种界限难以确定。大量从环境样本中获得的序列,目前还无法可靠地对应到已命名的生物或生态功能。由于相关过程随空间尺度和环境而变化,对真菌在碳储存和养分迁移中所起作用的估算也各不相同。要确定真菌种群如何响应变暖、污染、宿主更替和生物入侵等多重压力,就需要将长期观测与实验、妥善整理保存的馆藏材料以及可重复验证的分子数据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