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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是一类具有分节躯体、关节附肢和外骨骼的无脊椎动物,其物种多样性在动物界中最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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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肢动物是指属于节肢动物门的动物,其特征是身体分节,具有成对且分节相连的附肢,以及在生长过程中必须蜕去的外骨骼。这一类群包括昆虫、蜘蛛、蝎子、螨类、甲壳类、蜈蚣、马陆,以及三叶虫等众多已灭绝的类型。目前已有超过一百万种现生节肢动物得到正式描述,占已描述现生动物物种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其实际物种多样性远高于此,尤其是小型昆虫、螨类,以及热带和深海中的物种。

节肢动物几乎遍布所有主要环境,从海沟、南极海域,到沙漠、淡水溪流、森林冠层,乃至其他生物的身体内外。它们在生物多样性、养分循环、传粉,以及水生和陆生食物网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节肢动物的演化历史可追溯至五亿多年前。具有保护作用的外骨骼、特化的附肢、多样的发育方式和高效的感觉系统共同作用,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能够适应极其广泛的生态环境;不过,没有任何单一特征能够解释所有节肢动物谱系的演化成功。

多样性与分类

节肢动物门是两侧对称动物的一大分支,属于蜕皮动物,这一演化类群的动物会周期性地蜕去体表角质层。现生动物中,与节肢动物亲缘关系最近的是有爪动物和缓步动物;这三个谱系共同组成泛节肢动物。这一较大类群内部的亲缘关系仍在研究之中,但分子和解剖学证据均有力支持节肢动物本身具有共同祖先。学名 Arthropoda 源自希腊语中意为“关节”和“足”的词,指的是这一类群特有的、由关节连接的附肢。

现生节肢动物分属几个主要的演化谱系。螯肢动物包括蜘蛛、蝎、螨、蜱、鲎和海蜘蛛。它们的第一对附肢为螯肢,用于摄食,有时也用于注入毒液;它们没有触角。人们熟悉的陆生螯肢动物大多属于蛛形类,不过,蛛形类各类群与鲎之间确切的亲缘关系仍有争议。多足动物包括唇足类、倍足类、少足类和综合类。它们有一对触角,躯干部着生许多附肢。唇足类以捕食性为主,而大多数倍足类取食腐烂的植物。

甲壳动物包括蟹、虾、螯龙虾、藤壶、桡足类,以及许多较少为人所知的类群。它们的多样性远不止人们熟悉的大型海生种类:微小的桡足类在开阔水域的生物群落中数量丰富,寄生甲壳动物的身体形态则可能发生高度特化。六足动物包括昆虫,以及另外三个无翅、具六足的小类群。昆虫的身体通常分为头部、由三个体节组成的胸部和腹部;胸部有三对足,许多昆虫的成虫还具有翅。甲虫、蝇类、蝶与蛾,以及蜂类和蚂蚁,在已描述物种中占有特别大的比重。

现代分类学认为,六足动物是在甲壳动物这一更大类群的演化辐射过程中起源的。因此,甲壳动物与六足动物共同归入泛甲壳动物,而传统意义上的“甲壳动物”则未涵盖其共同祖先的全部后代。泛甲壳动物与多足动物共同组成有颚类,其名称源于它们具有的大颚,即用于咬食的口器。基因组证据厘清了这些大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但一些内部分支的关系仍不确定。物种数量也需要谨慎看待:已描述物种数、估计的物种总数、局部环境中的个体数量以及总生物量,衡量的是多样性的不同方面。昆虫在已描述物种的丰富度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其他节肢动物可能在个体数量或生物量上占据优势。

化石记录与演化历史

节肢动物在寒武纪大爆发期间开始大量出现。这一动物迅速多样化的时期始于约5.39亿年前。寒武纪早期的沉积地层保存了种类繁多的节肢动物及其近亲,其中一些动物所具有的特征组合,在任何现生类群中都找不到。中国澄江和加拿大伯吉斯页岩等保存条件极佳的化石产地,保存了通常会在化石形成过程中消失的软组织、附肢和消化系统结构。这些发现使节肢动物成为研究动物身体构型早期演化的核心对象。

一些著名的寒武纪动物属于节肢动物的干群:它们与现生节肢动物的亲缘关系比与其他现生动物更近,却不属于由所有现生节肢动物的最近共同祖先及其后代组成的类群。奇虾(Anomalocaris)等放射齿类具有大型前附肢、位于身体两侧的游泳叶片,以及结构精密的眼睛。其他化石则记录了节肢动物身体各项特征逐步形成的阶段,包括具有关节的附肢和硬化的背板。这些生物是演化树上的分支,并不一定是现代物种的直接祖先。许多早期类型的身体结构尚未矿化,因此,其化石记录也高度依赖特殊的保存条件。

三叶虫出现于寒武纪早期,随后分化出数千种海生物种。它们钙化的背部外骨骼沿纵向分为三叶,留下了丰富的化石记录,可用于沉积岩的年代测定与地层对比。三叶虫占据不同的生态位,既有底栖类型,也有游泳类型,最终在约2.52亿年前的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中消失。板足鲎类是另一支已经灭绝、曾经历辐射演化的节肢动物,其中包括水生捕食者,有些种类的体长估计超过两米。这些大型动物所属的演化支系与现代甲壳动物不同。

节肢动物的多个支系曾各自独立登陆。化石证据表明,至迟在志留纪,陆生多足类和蛛形类就已存在,不过,更早的水陆过渡发生于何时仍不确定。昆虫随后演化出了主动飞行能力,石炭纪已有确凿的有翅类型化石记录。古生代晚期的一些节肢动物体型异常庞大:巨脉蜻蜓(Meganeura)的翼展超过60厘米。大气中较高的氧含量可能为昆虫的巨型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温度、生态因素和呼吸系统的结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多样化进程受到开花植物、大陆地理格局变化、灭绝事件,以及与捕食者和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分子方法估算出的支系起源时间,往往早于其最古老化石的年代,这既反映了化石保存记录的不完整,也反映了演化年代估算中的不确定性。

身体分节、附肢与外骨骼

节肢动物的身体由重复排列的体节组成,不过许多体节在发育过程中会融合或发生特化。体节组合成不同功能区域的现象称为体区化。昆虫的这些区域为头部、胸部和腹部;蜘蛛则为前体部和后体部。甲壳动物的体区组合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头部与部分或全部胸节融合形成头胸部。体表的沟纹并不总是与祖先的体节分界直接对应,因此,附肢、神经以及发育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所在的位置,也是判断身体构造的重要依据。

分节的附肢为演化中的功能特化提供了灵活的结构基础。在不同类群中,附肢可充当步足、游泳桨、触角、口器、螯、生殖结构和呼吸表面。龙虾的螯和游泳附肢都是同一种附肢基本结构的变形,但亲缘关系较远的节肢动物类群之间,附肢的对应关系可能更为复杂。许多甲壳动物的附肢具有分支,而昆虫和多足类的步足则不分支。蜈蚣的第一对躯干附肢形成了可注入毒液的颚足。蜘蛛腹部的附肢则在演化中参与形成了纺器。

外骨骼是由其下方表皮分泌的分层角质层。其主要结构成分包括几丁质和蛋白质,前者是一种含氮多糖。通过化学交联而发生的硬化称为骨化,可使许多部位更加坚固;在许多甲壳动物中,碳酸钙还能进一步增强外骨骼。关节处较为坚硬的骨片之间由薄而柔韧的膜连接。角质层保护身体、支撑感觉结构、减少机械损伤,并为肌肉提供附着点。许多陆生节肢动物富含脂质的表层还能减少水分流失。角质层向内突起形成的内突,起内部支撑和供肌肉附着的作用。

由于硬化的角质层无法持续扩张,生长通常需要通过蜕皮来实现。表皮先与旧角质层分离,分泌新的角质层,并从旧角质层的内层回收部分物质。随后,动物从旧外骨骼的裂口中脱出,在新的外骨骼硬化之前使身体膨大。蜕皮期间,动物尤其容易遭受捕食、脱水和机械损伤。激素协调着这一过程,但具体细节因演化支系和生命阶段而异。有些节肢动物在成熟后停止蜕皮,另一些则在整个成体阶段持续蜕皮。因此,坚硬的骨骼虽然带来了限制,却也为精确的杠杆运动、高效的移动以及体表结构的广泛特化提供了支持。

呼吸、循环与内部生理

节肢动物通过多种不同的系统获取氧气,并没有统一的呼吸结构。小型物种可以通过体表交换气体。许多水生甲壳动物具有鳃,鳃通常与附肢相连,并通过附肢运动使水流经过鳃表面。鲎具有书鳃,许多蛛形动物则具有书肺;书肺内部层叠的表面为气体交换提供了较大的面积。其他一些蛛形动物利用气管呼吸,还有一些兼具不同的呼吸结构。这些差异反映了各类群不同的演化历史,也体现了水中呼吸与空气中呼吸在物理条件上的不同要求。

昆虫的空气通常经气门进入分支的气管,再到达纤细的微气管。这个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至组织附近,而不是主要依赖循环体液来运输氧气。气体移动依靠扩散;在许多活动量大或体型较大的昆虫中,身体运动和气囊还会驱动通气。气门可以开闭,同时影响气体交换和水分流失。水生昆虫以多种方式改造了这一基本结构:有些在水面获取空气,有些随身携带储存的空气,还有些利用气管鳃从水中获取溶解氧。因此,具有气管系统并不意味着一定在陆地上生活。

节肢动物的循环系统通常为开放式。位于背侧的心脏将血淋巴泵入血管及统称为血腔的体内空隙,血淋巴在其中浸润各器官,然后回流至心脏。“开放式”并不意味着血流不受调控:流动通道、辅助泵和体内的分隔结构都能有效引导血淋巴流动。血淋巴运输营养物质、激素、代谢废物和免疫细胞,也能在运动或蜕皮时提供液压力。在许多甲壳动物和螯肢动物中,血淋巴的氧运输功能十分重要,通常涉及含铜的呼吸色素——血蓝蛋白。相比之下,大多数昆虫主要通过气管系统输送氧气,但也有例外,例如某些适应低氧环境的幼虫具有呼吸色素。

摄食和废物排出方式同样多种多样。节肢动物的消化系统通常包括前肠、中肠和后肠,不同类群具有专门的研磨腔、过滤结构、储存器官或分泌消化酶的组织。蜘蛛通常先在体外将猎物部分消化,再吸入液化的物质。许多陆生节肢动物通过马氏管以及后肠的选择性重吸收来保存水分;甲壳动物则往往依靠触角腺或小颚腺、鳃及其他体表结构进行排泄并维持盐分平衡。抵御感染依赖于以先天性免疫机制为主的免疫系统,其防御机制包括物理屏障、凝血、循环中的细胞、抗微生物分子和黑化反应。共生微生物也能帮助消化并提供营养,以木材为食的白蚁以及食物中缺乏必需营养素的昆虫就是如此。

感觉系统、运动与行为

节肢动物通过视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对振动、温度和湿度的感知,以多种方式的组合来探测周围环境。许多节肢动物具有复眼,由称为小眼的光学单元重复排列而成。这些单元分别接收来自不同方向的信息,使神经系统能够重建光线分布和运动模式。复眼的形态和功能差异很大:有些适于在明亮光线下快速飞行,有些则适于在黄昏或深水中灵敏地感光。单眼可与复眼并存,也可取代复眼。例如,跳蛛具有增大的主眼,空间分辨率很高,此外还有辅助探测运动的其他眼睛。

大量感觉信息来自表皮上的感器。这些结构可呈毛状、栓状、凹窝状或薄膜状,并与感受细胞相连。触角上往往密布化学和机械感受器,但口器、足和身体其他部位也能探测化学物质。蚊子在寻找宿主时,会综合利用气味、二氧化碳、热量和视觉信号;各种线索的重要性因物种和具体情境而异。昆虫通过几种独立演化而来的结构感知声音,包括鼓膜器官和触角感受器。蜘蛛和蝎子则能通过足上的特化感受器探测基底振动。

节肢动物的神经系统通常包括脑和腹侧神经节链,但神经节融合与集中的程度差异很大。局部神经回路协调附肢和身体各部位的活动,而更高层次的神经处理则整合感觉信息、记忆和行为状态。小型神经系统也能支持复杂的行为表现:蜜蜂能够学习花朵信号与食物回报之间的关联,蚂蚁则结合地标、天体线索和对行进距离的估计来导航。这些能力并不意味着它们具有类似人类的认知;它们说明,特化的神经系统能够解决生态环境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节肢动物的运动由肌肉活动与骨骼及周围环境的力学特性共同决定。昆虫通常协调六条足,以交替支撑的模式行走;蜈蚣和马陆的足则依次运动,形成向前或向后传递的运动波。许多甲壳动物使用不同附肢来行走、游泳和快速逃逸。蜘蛛某些足关节的伸展部分依靠液压。昆虫飞行依赖翅的关节结构和复杂的空气动力学机制;在蝇类及许多其他昆虫中,弹性结构和异步飞行肌使翅膀的拍动频率远高于单条运动神经所传递的冲动频率。

节肢动物的行为从独自捕猎到复杂的集体组织形式,不一而足。蚂蚁、白蚁以及某些蜜蜂和胡蜂具有真社会性,其特征包括合作照料幼体、成体世代重叠,以及生殖分工。群体通过化学信号、接触、振动及其他线索协调活动。蜜蜂的舞蹈传递有关高收益食源的信息,而蚂蚁用于招募同伴的气味路径则能够组织觅食。社会性在多个演化支系中独立出现,但它只是节肢动物众多成功生活方式中的一种。

繁殖、生活史与发育

大多数节肢动物通过有性生殖繁衍,雌雄异体,但其生殖系统极为多样。受精可通过直接交配、传递称为精包的精子包囊,或将配子释放到水中来实现。一些雌性能储存具有活力的精子,并在交配很久之后用其使卵受精。求偶行为可能涉及色彩、动作、声音、化学信号、食物馈赠,或这些方式的组合。对许多蜘蛛和昆虫而言,求偶还有助于协调个体间的互动,否则双方可能会表现为捕食者与猎物的关系。

无性生殖在节肢动物门的多个类群中都有出现。蚜虫通常在孤雌生殖产生的世代与有性生殖阶段之间交替,具体模式受物种和环境条件影响。一些竹节虫和螨类也能不经受精而繁殖。在许多蚂蚁、蜜蜂和胡蜂中,未受精卵通常发育为单倍体雄性,受精卵则发育为二倍体雌性,这种性别决定方式称为单倍—二倍体制。藤壶则呈现出另一种生殖方式:许多种类为同时雌雄同体。对后代的保护程度也各不相同,从产卵后不再照料,到成体长期携带、守护或提供食物,不一而足。

发育可以是直接发育,即幼体形似缩小的成体,也可以包含形态明显不同的幼体阶段。许多海生甲壳动物具有自由游泳的幼体,能够独立于底栖成体进行扩散。无节幼体通常具有三对具功能的附肢和一只中眼,不过在不同类群中,这一阶段可能在卵内度过,也可能发生特化。幼体通过连续蜕皮进入后续发育阶段,有时会经历复杂的阶段序列。这样的生活史使不同发育阶段能够利用不同的食物资源和栖息地,同时也使新个体补充到种群的过程依赖于水流、食物供应以及适宜的定居条件。

昆虫的变态发育有几种主要模式。蝗虫和蝽类经历若虫阶段而不经过蛹期;若虫逐渐形成成体的结构。甲虫、蝇类、蝴蝶、蛾类和胡蜂则经历完全变态,具有幼虫、蛹和成虫阶段。幼虫和成虫往往利用不同的资源,例如毛虫取食叶片,而成蝶以花蜜为食。在蛹期发育过程中,组织会发生大规模重组,但将整个动物描述为溶解成一团未分化液体的流行说法并不准确:重要组织仍然保留,成体结构的形成也遵循有序的发育程序。

激素调控将生长、蜕皮和成熟联系起来。蜕皮甾体促进蜕皮,而保幼激素则有助于决定昆虫蜕皮后的发育走向。发育基因也能解释共同的身体构造如何产生不同形态。涉及 Hox 基因的基因表达有助于确定体节的特性,相关调控通路则在各类节肢动物中参与附肢的形态建成。环境信号可通过滞育、季节型或不同品级的形成来改变发育。这些反应使生活史能够与周期性出现的环境条件相适应,但环境影响的强度和方向因物种而异。

生态作用与物种间相互作用

节肢动物几乎承担了生态系统中所有类型的消费者角色。它们取食活的植物和藻类,滤食悬浮颗粒,捕猎其他动物,寄生于宿主,取食动物尸体,也摄食腐烂的有机物。同一演化支系可能包含多种摄食策略,单个物种也可能在发育过程中改变食性。因此,不能用单一营养级来概括它们的重要性。在食物网中,节肢动物将初级生产者和正在分解的物质与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及其他无脊椎动物联系起来。

在陆地环境中,节肢动物是传粉的主要媒介。蜂类尤为重要,因为它们会采集花粉和花蜜来哺育后代;不过,蝇类、甲虫、蝴蝶、蛾类及其他昆虫也会传播花粉。植物与传粉者之间的关系,既包括由众多访花者构成的广泛网络,也包括高度专化的关联。榕属植物与榕小蜂是相互紧密依存的典型例子,相关研究十分充分,但具体关系因物种而异。与此同时,植食性节肢动物取食叶、根、木材、种子和汁液,影响植物的生长与竞争。植物的防御手段,包括坚韧的组织和化学物质,会影响植食动物的食性专化,并参与塑造这些相互作用。

土壤和凋落物中的节肢动物通过破碎物料、重新分布有机物,以及改变微生物发挥作用的环境条件,促进分解作用。马陆、鼠妇、跳虫、螨类和昆虫幼虫分别承担其中不同的工作。许多种类取食真菌或经微生物作用的凋落物,而非独立消化植物中所有的结构性化合物。蜣螂掩埋并取食粪便,影响养分分布和土壤结构。节肢动物的活动还会改变微生物群落以及养分的释放或滞留,因此,其影响取决于水分、温度、基质和周围的生物。

在海洋中,桡足类和其他小型甲壳动物是浮游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摄食藻类、微生物或其他动物,并将能量传递给鱼类和更大型的捕食者。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支撑着涉及鱼类、企鹅、海豹和鲸类的重要食物链。摄食、粪粒产生和垂直迁移等活动,促进了碳在表层水体与深层水体之间的迁移。底栖甲壳动物会扰动沉积物、挖掘洞穴,并影响氧气的渗入和养分交换。

捕食、寄生和共生还会产生更多生态影响。拟寄生蜂在宿主体表或体内发育,通常会杀死宿主,这使拟寄生区别于许多其他寄生关系。蚂蚁可能保护吸食植物汁液的昆虫,以换取含糖分泌物;有些甲虫则培植真菌作为食物。在某些生境中,数量众多的节肢动物发挥着生态系统工程师的作用:白蚁建造蚁丘和廊道,穴居蟹类则改变沉积物的排水状况。这些影响取决于具体环境;同一物种可能有利于某些生物,却抑制另一些生物。

与人类的关系及科学研究

节肢动物为人类提供食物、材料以及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服务。甲壳动物捕捞业和水产养殖业供应各种虾类、蟹类和龙虾。许多社会都有食用昆虫的习惯,蜂蜜、蜂蜡、丝绸和虫胶等产品的使用与贸易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家蚕(Bombyx mori)由野生蛾类驯化而来,能产生养蚕业所利用的蚕丝纤维。农业生产也依赖节肢动物传粉者,以及能够抑制某些作物害虫的捕食者和拟寄生生物。这些益处因作物、地区和管理制度而异,并非在所有农业景观中都同样存在。

另一些节肢动物则会损害作物、木材、储藏物和基础设施。某些蝗虫物种会随种群密度的变化而改变行为、外形和移动方式,形成大规模迁移群体,从而暴发蝗灾。吸食植物汁液的昆虫既能直接抑制植物生长,也能传播植物病原体。小蠹虫暴发时可导致树木死亡,其后果受到寄主状况、小蠹虫数量和环境条件的共同影响。因此,害虫治理涉及相互作用的生物与环境过程,而不只是某种昆虫是否存在的问题。引入的节肢动物还可能成为入侵物种,改变生物群落并造成经济损失。

一些节肢动物因能传播病原体或直接造成伤害,而对公共卫生具有重要影响。某些蚊种可传播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等疾病的病原体,但不同病原体依赖不同的媒介—宿主系统。蜱可传播多种细菌、病毒和原生生物病原体;在适宜的生态条件下,蚤可传播引起鼠疫的细菌。媒介能力,即获取、维持和传播某种病原体的能力,并非一个类群中的所有物种都具备。毒液、叮咬、蜇刺、过敏和寄生虫侵染,也是节肢动物与人类相互作用的方式,与病原体传播有所区别。

节肢动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实验生物。20世纪初,托马斯·亨特·摩尔根利用黑腹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开展的研究,推动了遗传染色体学说的确立和基因定位。后来的果蝇研究揭示了胚胎模式形成、昼夜节律、神经系统功能和免疫中的保守机制。爱德华·B.刘易斯、克里斯蒂安妮·纽斯莱因-福尔哈德和埃里克·F.威斯chaus因在体节发育方面的发现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鲎的血细胞为检测细菌内毒素的方法奠定了基础,随后人们又开发出了重组替代试剂。

工程研究从节肢动物的运动、附着、感知和材料特性中汲取灵感。昆虫飞行为小型飞行器的研究提供参考;足部的黏附结构启发了附着系统的设计;甲壳动物的表皮则为层状复合材料提供了模型。这类应用依赖于对机制的理解,而非仅仅模仿动物的外形。分类学、自然史馆藏和野外观察同样重要,它们为解读实验室研究结果提供了所需的物种身份信息和生态背景。

保护、环境变化与评估

节肢动物的多样性极高,但人们对它们的了解很不均衡,这使其保护工作格外复杂。许多物种尚未得到描述,而许多已命名物种的地理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及其变化趋势也缺乏可靠资料。监测工作尤其集中在便于到达的地区,以及蝴蝶、蜻蜓等较为显眼的类群。相比之下,对小型土壤动物、热带林冠昆虫、海洋寄生动物和深海甲壳动物的采样远不够系统。诱捕数量的变化可能反映个体数量、活动程度、天气或采样方法的差异,因此,标准化的采样设计和重复观测至关重要。

已有记录的下降趋势引发了担忧,但不能用单一的下降速率概括所有节肢动物。2017年,一项对德国保护区内采集的飞行昆虫进行的分析报告称,在27年间,飞行昆虫的季节性生物量下降了75%以上。这一结果针对的是在这些地点使用特定采样方法捕获的昆虫生物量,而非全球所有昆虫的个体数量。其他研究则因地区、分类群和研究时段不同,显示出下降、上升或保持稳定的趋势。物种丰富度、生物量、占域率和个体数量也可能朝不同方向变化。笼统宣称所有节肢动物都在消失,会掩盖这些差异,以及热带和海洋记录中存在的严重空白。

主要压力包括生境转变、生境破碎化、污染、农药、入侵生物和气候变化。这些因素的影响相互交织。寄主植物的丧失可能导致专食性植食动物及其拟寄生生物消失;淡水水流受到干扰,可能同时影响同一物种水生的幼体和陆生的成体。人为光污染会改变某些夜行性昆虫的行为,包括趋灯行为、交配信号和活动时段。气候变暖可能改变发育进程、季节性活动的时间和地理分布范围,但具体反应取决于物种的温度耐受能力、扩散能力以及适宜生境是否可得。

淡水和海洋节肢动物还面临缺氧、盐度改变、沉积物扰动以及水体化学性质变化等额外压力。海洋酸化对不同物种和不同生活史阶段的影响各不相同,其结果受到钙化作用、生理调节、食物供应和温度的共同影响。在陆地上,分布范围狭窄、栖息于洞穴、山地和孤立生境中的物种,由于迁移机会有限,可能尤其脆弱。相反,一些分布广泛的广适性物种和有害物种,则会在受到扰动或更加温暖的环境中扩张。

评估工作采用多种互补的方法,包括标准化诱捕、样线计数、声学记录、照片鉴定、博物馆馆藏记录、DNA条形码和环境DNA。每种方法测量的都是群落的不同部分,也各有其偏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对部分节肢动物进行了灭绝风险评估,但所覆盖的物种仍仅占该门的一小部分。要区分真正的生物学变化与采样、鉴定或命名变化造成的差异,长期记录、参考标本收藏和分类学专业知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