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科学 / 地球科学 / soil-organic-matter

土壤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中来源于生物的物质,调节养分循环、土壤结构、水分状况及陆地碳储存。

41 个关键词9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3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碳循环光合作用气候变化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木质素细菌菌根土壤有机质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中来源于生物的各类物质组成的非均一混合物,包括正在分解的动植物残体、活体微生物、微生物残体,以及与矿物结合的有机化合物。不同定义对于是否包括活体根系、较大型土壤动物和仍可辨认的地表凋落物存在分歧;实验室测定通常不包括粗根和地表凋落物,除非对其单独采样。尽管有机质通常仅占矿质土壤干重的百分之几,却对土壤肥力、结构、水分运动和生物活性具有远超其含量比例的影响。

土壤有机质也是全球碳循环中的一个重要碳库。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为其提供大部分碳,而分解过程又将其中相当一部分碳释放回大气。碳的输入、转化、迁移与损失之间的平衡,决定了土壤是积累碳还是释放碳。理解这一平衡,有助于将农业生产力和生态系统功能与气候变化、流域过程及长期环境变化联系起来。

组成、术语与操作性组分

土壤有机质并非具有固定组成或分子结构的单一物质。它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类、木质素、核酸、有机酸,以及生物转化这些物质时产生的产物。有些化合物仍以可辨认的植物组织碎片形式存在;另一些则以小分子的形式附着于矿物表面,或以复杂混合物的形式存在于土壤团聚体内部。碳是主要组成元素,但有机质还含有大量的氧和氢,以及氮、磷、硫等其他元素。

土壤有机碳通常缩写为 SOC,指这些有机物质所含的碳,而不是其总质量。因此,土壤有机碳与土壤有机质这两个术语不能互换使用。过去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假定有机质含碳量为 58%,将有机碳含量乘以 1.724 来估算有机质含量。这一换算系数通常称为范贝梅伦系数,使用方便,却并非普遍适用:有机质的含碳量会随植被、分解状况、与矿物的结合情况以及分析处理方法而变化。与采用未经验证的换算系数计算出的有机质数值相比,有机碳的实测值通常能为比较提供定义更明确的依据。

传统的腐殖质概念泛指土壤中经过分解的有机物质。经典的化学分级方法将其分为腐殖酸、富里酸和胡敏素:腐殖酸溶于碱液,但在酸化后沉淀;富里酸在这两种条件下均保持溶解;胡敏素则在提取过程中始终不溶。这些是由实验室操作方法界定的操作性类别,不应将其理解为自然界中存在的三类界限分明的大分子;提取出这些组分,也不能确定原始物质已在土壤中存留了多久。

当代研究经常将颗粒有机质与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区分开来。前者包含相对容易辨认的有机颗粒,通常以植物残体为主;后者则包含与矿物颗粒结合的有机化合物,尤其是与粉粒和黏粒结合的有机化合物。粒径分级的界限通常设在约 50—63 微米,而密度分级常采用约 1.6—1.85 克/立方厘米的分界值。分级结果取决于所选的方法,而且这两类组分在化学组成上都不纯。

其他有用的类别包括溶解性有机质、微生物生物量,以及不完全燃烧形成的火成有机质。这些类别之间存在重叠:溶解态化合物可以转变为矿物结合态,微生物残体可以进入多种组分,而火源颗粒也可以具有不同的粒径和密度。因此,没有任何一种分级方案能够全面涵盖与土壤行为有关的所有生物来源、化学性质及其在土壤中的物理位置。

生物来源的输入与有机质的形成

大多数土壤有机质最终都源于陆地初级生产。叶、茎、树皮、木材和繁殖组织以凋落物的形式到达土壤表面,而根系则直接向土壤剖面内部输入物质。根系周转可能尤为重要,因为它将碳带到矿物表面附近,以及氧气供应、水分和生物活性均不同于地表的微域中。地上与地下输入的相对重要性,在森林、草地、农田及其他生态系统之间有所不同。

活根还通过根际沉积释放有机化合物,包括根系分泌物、黏液、脱落细胞及其他根源物质。糖、氨基酸和有机酸为根际中密集的微生物群落提供营养;根际是指受根系影响的土壤区域。一些化合物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就会被消耗,但其中的碳随后仍可进入微生物生物量和矿物结合态物质。因此,初期消耗迅速,并不一定意味着原有碳会全部迅速从土壤中流失。

真菌和细菌将植物输入物转化为新的生物物质。真菌菌丝在土壤中输送资源,而菌根真菌则从植物获得碳,并向植物提供养分及其他益处,具体取决于双方的共生关系。生物还会向土壤输入胞外物质、消化产物和死亡组织。微生物残体,即死亡微生物的遗体及残留物,其积累是植物碳转化为持久性土壤有机质的重要途径。

土壤动物既改变有机物输入的数量,也改变其分布位置。蚯蚓摄食凋落物和矿质土壤,形成蚓粪,并在土层之间搬运物质。白蚁可将有机质集中到巢穴中,并使其在土壤剖面中重新分布,这在热带环境中尤为明显。螨类、跳虫及其他小型动物将残留物破碎,并影响微生物群落。它们对碳储存的净效应取决于具体环境:破碎和混合作用可加快分解,而蚓粪和团聚体也可能使部分有机物更难被分解者接触和利用。

农业土壤和城市土壤还接收粪肥、堆肥、作物残留物及有机废弃物等额外输入。这些输入的影响取决于其组成、施用量、污染物,以及它们对植物生长和微生物活性的影响方式。如果转入某块田地的碳来自其他地点,那么这种转移并不一定会增加景观尺度上的碳储量。完整的碳核算应区分植物新固定的大气碳,以及在土壤、农场和废弃物管理系统之间重新分配的碳。

分解、微生物代谢与养分循环

分解作用将复杂的有机物转化为较小的化合物、微生物产物、无机养分和气体。大分子聚合物通常无法直接穿过微生物细胞膜,因此,生物体会释放酶,在细胞外将其分解:纤维素酶作用于纤维素,蛋白酶作用于蛋白质,氧化酶则参与木质素及相关化合物的转化。随后,可溶性产物被微生物摄取,用于生长、维持生命活动和细胞呼吸。

在通气良好的条件下,微生物消耗的碳大部分最终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摄取的碳中用于形成新生物量、而非通过呼吸消耗的比例,通常称为微生物碳利用效率。这并不是土壤的一项固定属性,而是会随底物组成、养分有效性、温度和生理胁迫而变化。较高的生物量生产可增加微生物残体的供给,但这对长期碳储存的影响,还取决于这些残体能否得到保护,还是会迅速被再次分解利用。

分解过程既释放植物养分,也消耗植物养分。矿化作用将有机结合态元素转化为无机形态,而固持作用则将可利用的无机养分纳入微生物生物量。碳相对于氮含量较高的残体,可能增加微生物对氮的需求,暂时降低植物可利用的氮量。因此,碳氮比具有参考价值,但仅凭这一指标还不够:木质素含量、可溶性化合物、磷供应以及分解者群落的组成也很重要。

温度和水分调节这些反应的速率与途径。在适宜生物活动的温度范围内,升温通常会加快生化反应,但实际响应可能受到干旱条件或底物耗竭的限制。微生物活动和溶解态化合物的迁移都需要水,但土壤水分饱和又会限制氧气供应。在缺氧条件下,微生物会利用硝酸盐、铁化合物等其他电子受体;而强还原环境则有利于甲烷的产生。这些变化将有机质周转与氧化还原反应及温室气体排放联系起来。

新输入的有机物也可能改变原有有机质的分解,这种响应称为激发效应。新增的根系分泌物或残体可能刺激微生物产生酶,从较老的有机物中释放养分,从而加速其分解。在其他情况下,微生物会优先消耗新底物,或改变资源分配方式,从而减少原有有机碳的分解。要区分这些过程,通常需要采用同位素示踪或其他能够区分新添加碳与土壤原有碳的方法。

矿物相互作用与物理保护下的持存

土壤有机质为何能够长期留存,不能仅用其组成分子的化学抗分解性来解释。一些相对简单的化合物在分解者无法接触到的情况下,可以在土壤中留存数百年;而化学结构复杂的植物物质,在适宜环境下却可能迅速分解。因此,持存性是化合物、生物、矿物表面、土壤结构和环境条件共同作用所形成的涌现特性。“难分解性”描述的是影响分解的一个因素,并不意味着物质本身就必然具有较长的停留时间。

矿物相互作用是这种持存性的关键。有机化合物可通过吸附、配体交换、氢键以及金属离子桥联等方式附着于表面。铁、铝氧化物和短程有序矿物在保留有机化合物方面可能尤为有效,但具体机制取决于矿物组成和酸碱度。黏土矿物提供表面和带电位点,但单凭黏土含量不足以预测储存容量,因为不同矿物的表面性质和反应活性各不相同。

有机质还可以在矿物沉淀形成过程中被纳入其中,或被包裹在矿物—有机质复合体内部。这类结合可能限制酶的接触,降低底物的迁移性,或改变局部化学条件。这些结合并非永久封闭,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根源化合物可以竞争吸附位点,酸度或氧化还原条件的变化也可能使矿物溶解,或释放与其结合的物质。例如,在淹水土壤中,微生物对铁矿物的还原作用可使原先与这些矿物结合的有机碳释放并迁移。

土壤团聚体提供了另一种保护方式。这些由矿物颗粒和有机物质组成的团簇内部,存在大小、连通性和氧气条件各不相同的孔隙。位于细小或连通性较差孔隙中的有机质,可能更难被微生物和胞外酶接触。根系、真菌菌丝、微生物产物、矿物胶结以及干湿交替过程,都会促进团聚体的形成。机械扰动可能使一部分原先受到保护的物质暴露出来,但其后果取决于团聚体类型,以及更大尺度上碳输入与损失之间的平衡。

碳饱和这一概念描述了在特定土壤和环境条件下,矿物结合态碳的额外储存量所受到的限制。活性表面积、矿物类型以及已有有机质的覆盖程度,共同影响这一容量。饱和并不是所有土壤有机质都适用的统一上限:颗粒态物质可以通过不同机制积累,而环境变化也可能改变矿物保留碳的有效容量。即使土壤中的矿物结合态碳尚未达到估算容量,也不一定会迅速积累碳,因为植物源物质输入、养分供应和生物转化过程仍可能构成限制。

对土壤结构、水分、养分及污染物的影响

有机质通过提供胶结物质、支持真菌网络生长,以及为形成孔隙和团聚体的生物提供食物,影响土壤结构。良好的土壤结构有助于改善水分入渗、通气和根系穿透能力,同时减少地表结皮。在裸露土壤遭受强降雨的地方,这些作用尤为重要。不过,土壤结构并非仅由有机质含量决定:土壤质地、矿物组成、钠含量、压实状况和土地管理方式,都可能使有机质的影响退居次要地位,或改变其作用。

有机质通过自身的持水特性及其对孔隙结构的影响,改变土壤的保水能力。这种效应的大小随土壤质地以及测定时的水势而变化。土壤总持水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植物可利用水量等量增加,因为部分水分被保持得过于牢固,根系无法吸收。极度干燥的有机物料还可能产生斥水性,导致湿润不均和优先流,而非均匀地改善入渗。

有机官能团有助于形成阳离子交换量,即土壤保持和交换带正电荷离子的能力。随着 pH 升高,羧基和酚羟基所带的负电荷逐渐增多,因此,与有机质相关的电荷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 pH。这些位点能够保持钙、镁、钾等养分。有机化合物还会通过络合作用结合金属,改变其溶解性、迁移性和生物有效性。

作为养分库,有机质储存着大量的氮和硫,以及土壤磷中比例不等的一部分。植物主要通过微生物的转化作用利用这些储备养分,而不是直接吸收完整的大块有机质。有机化合物还可通过与矿物表面及金属离子相互作用,影响磷的有效性。最终是提高还是降低磷的有效性,取决于相互竞争的反应、微生物吸收以及土壤的矿物组成。

有机质会影响农药、石油衍生化合物、金属及其他污染物的环境行为。疏水性有机污染物往往分配到有机相中,降低其当时的溶解态浓度,但有时也会延长其在土壤中的滞留时间。相反,溶解性有机质能够携带与其结合的污染物穿过孔隙,进入地下水。有机质还为微生物转化提供能源,这些转化过程可能降解污染物,或改变金属的氧化态。因此,保持能力增强并不等于永久去除;溶解性有机物的增加既可能减弱,也可能增强污染物迁移,具体取决于物质本身及其所处环境。

在土壤剖面、景观和生态系统中的分布

矿质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通常随深度增加而降低,因为地表凋落物和浅层根系为近地表土层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质输入。不过,表土以下也储存着大量碳,较大的土壤体积弥补了相对较低的碳含量。深层根系、穴居生物、溶解性有机碳以及埋藏作用都会向底土输送碳。深层有机物质能够长期留存,可能是由于其与矿物的相互作用、微生物难以接近,或底物供应不足,而不只是因为其化学性质不同于地表物质。

气候既影响有机物质的生产,也影响其分解。凉爽或潮湿的条件可通过减缓生物分解而促进有机质积累,温暖湿润的条件则往往有利于快速周转。但这些趋势并不能普遍用于预测储量:热带土壤可以保留大量矿物结合态碳,而干旱土壤则可能因植物输入量低而有机质稀少。植被、矿物组成、地形、土壤年龄和扰动与气候相互作用,即使相邻地点之间也可能出现显著差异。

泥炭地体现了植物生产量长期超过分解量时的有机质积累,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持续渍水的条件下。泥炭地的有机沉积层可厚达数米,有机质所占比例远高于典型矿质土壤。排水会使氧气进入,并可能加速分解,导致碳损失和地面沉降。火灾增加了另一条损失途径,而且深层有机层的燃烧可在地表以下持续,难以察觉或扑灭。

多年冻土区储存着大量有机碳,这些碳因低温、冻结,以及某些地区沉积物积累过程中的埋藏作用而得以保存。融化可使原先冻结的有机物质开始分解,但结果取决于水文条件。排水良好的融化土壤往往有利于二氧化碳的产生,而饱和条件则可能有利于甲烷形成。融化引起的地面塌陷还会重新分配水和沉积物,使短距离内出现强烈的空间差异。

在景观尺度上,侵蚀将富含有机质的颗粒从坡面移走,并输送至坡脚、洪泛平原、河道和水库。沉积作用可将碳埋藏,减少其遭到分解的机会,但搬运过程和团聚体破坏也可能促进氧化。因此,如果不考虑被侵蚀碳的补充、搬运过程中的分解、埋藏条件以及向下游的输出,就不能简单地将侵蚀视为碳汇或碳源。全球碳储量清查通常估计,土壤上部一米内的有机碳储量约为1,500拍克(Pg),但不同数据集和定义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更深层土壤和某些有机沉积层还储存着额外的碳。

土壤碳储量的测定、分级与解读

可靠的测定始于采样设计。有机碳含量在不同田块、坡面不同位置、不同土层之间,以及根系和动物孔道周围的短距离范围内均存在差异。因此,采样必须明确深度、季节(如有影响)、空间重复设置、凋落物和根系的处理方式,以及石块的处理方法。小样品中测得的浓度反映的是该样品材料的碳含量,并不能直接代表周围土地的碳储量。

干燃烧法通过在高温下氧化制备好的样品,并定量测定所产生的气体来测量碳。在含碳酸盐的土壤中,总碳既包括有机碳,也包括无机碳,必须通过适当的预处理或分别测定加以区分。湿氧化法通过化学氧化估算有机碳,包括于1934年提出的沃克利—布莱克法,但其回收率随土壤和具体方法而异。灼烧失重法根据加热过程中的质量损失估算有机质;矿物脱水、碳酸盐分解以及加热条件的差异,都可能使结果的解读变得复杂。

计算碳储量需要将碳浓度与体积密度、采样深度和粗碎屑信息结合起来。若细土碳浓度 cc 以质量分数表示,则某一土层的简化计算公式为

SC=c ρb z (1−fcf),S_C = c\,\rho_b\,z\,(1-f_{\mathrm{cf}}),

其中,SCS_C 为单位土地面积的碳质量,ρb\rho_b 为以细土体积为基准定义的细土体积密度,zz 为土层厚度,fcff_{\mathrm{cf}} 为粗碎屑体积分数。采用其他体积密度定义时,需要作相应调整;重复进行粗碎屑校正会导致估算偏差。

当管理措施改变土壤体积密度或地表高程时,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会变得复杂。此时,固定深度采样可能比较的是不同质量的矿质土壤,从而造成与实际碳积累无关的表观储量变化。等质量土壤法通过比较同一参考土壤质量内的碳量来解决这一问题。要在数值较大且空间变异明显的背景碳储量中检出微小变化,还需要足够的重复采样,并明确考虑测量不确定度。

实验室分级与仪器分析技术可提供互补信息。密度分级和粒径分级区分的是由操作方法界定的组分,而核磁共振和红外光谱学则用于表征化学特征。放射性碳测定可为混合碳的年龄结构提供约束,但测得的放射性碳年龄并不等同于其未来的停留时间。稳定同位素可用于追踪输入来源,包括具有不同光合途径的植被之间的转换。光谱预测方法可处理大量样品,但其准确性取决于具有代表性的校准数据集和独立验证。

概念与模型的发展

早期对土壤有机质的研究与植物营养问题密切相关。19世纪初,阿尔布雷希特·特尔推动了以腐殖质为核心的土壤肥力学说的传播。尤斯图斯·冯·李比希于1840年发表的农业化学著作强调矿质养分的作用,并指出植物中的碳来自大气,挑战了植物所利用的碳大部分由腐殖质提供的观点。后来的研究确立了有机质的重要性,但并未回归最初的理论:有机质的主要作用包括参与养分循环、影响土壤结构以及支持生物过程。

长期田间试验使研究历经数十年才显现的变化成为可能。英国洛桑试验站开展的试验,包括始于1843年的布罗德巴尔克试验,展示了厩肥、化肥、作物生产和管理措施如何影响土壤碳、氮。这些试验的价值不仅在于持续时间长,还在于反复测量、保存的历史样品,以及处理措施和产量的记录。这类试验还表明,土壤是逐渐趋近新状态的,短期研究可能遗漏缓慢的变化,或将其与天气引起的波动混淆。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土壤有机质常被描述为“腐殖化”的产物,即残体逐渐转变为更复杂、更难分解的腐殖物质。化学提取和光谱分析为详细描述提取组分提供了依据,但后来的研究表明,依据提取方法划分的类别,不一定对应于完整土壤中彼此独立的物质。现代土壤连续体观点则强调,处于分解过程中的化合物构成了一个连续谱,并与矿物和生物相互作用。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以往的分析组分失去了用途,而是改变了可以依据这些组分作出何种合理推断。

数学模型通常将有机质表示为相互作用、分解速率各异的库。一个基本的一阶表达式为

dCidt=Ii−kiCi,\frac{dC_i}{dt}=I_i-k_iC_i,

其中,CiC_i 为库 ii 中的碳量,IiI_i 为其输入速率,kik_i 为有效分解常数。RothC和CENTURY等模型通过引入库间转移以及环境条件修正因子,扩展了这一框架。模型中的库不一定直接对应于可通过物理方法分离的组分,而拟合得到的周转速率可能综合反映了多种底层机制。

较新的模型显式表征微生物生物量、胞外酶、矿物相互作用或孔隙尺度的限制因素。这些方法能够探索一些在简单模型中仅以隐含方式表示的响应,包括激发效应和微生物生理变化。然而,复杂性越高,所需的参数和观测数据也越多。如何将分子和微观尺度的测量与田间尺度的储量变化联系起来,同时又不预设在孤立实验室系统中观察到的机制在整个景观范围内仍具有同等重要性,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研究问题。

土地管理、碳封存与环境权衡

土地利用变化通过改变植物来源的物质输入、扰动、侵蚀、水分条件和温度,影响土壤有机质。将天然草地或森林转为一年生作物种植地,往往会使土壤碳减少,尤其是在耕作、移除作物残体或生产力下降导致有机物输入减少的情况下。碳损失的幅度和速率取决于原有生态系统、土壤性质、气候以及后续管理。相反,恢复多年生植被可以增加有机物输入并减少扰动,但恢复过程可能需要数十年,而且未必能恢复原有的碳储量及其垂直分布。

有助于增加碳输入的农业措施包括种植覆盖作物、实行多样化轮作、保留作物残体、施用粪肥,以及某些形式的农林复合经营。这些措施的效果取决于额外产生的生物量及其最终去向,而不只是是否采用了某种名义上的措施。养分限制、缺水、将作物残体用作牲畜饲料,以及相互竞争的土地需求,都会制约实际成效。添加有机质还可能改变氮循环及氧化亚氮的排放;氧化亚氮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因此,仅凭碳储量增加并不能确定其对气候的净影响。

少耕可以保护土壤团聚体,使有机碳集中于近地表土层。因此,如果比较仅限于浅层采样,而碳只是发生了重新分布、总量并未增加,就可能高估整个土壤剖面的碳增量。减少侵蚀、降低燃料消耗和改善土壤状况仍可能是重要成效,但这些成效不同于经证实的土壤总碳量增加。同样,放牧的影响也随载畜压力、植被、气候和土壤状况而变化;没有哪一种放牧制度能在所有地方产生相同的土壤碳响应。

生物炭由生物质在限氧条件下加热制得,向土壤引入的碳具有不同于未炭化残体的性质。其中一部分碳可以长期留存,但其持久性随原料、生产温度、土壤条件以及所测定的碳组分而变化。评估其净影响,需要计入生物质的来源、加工过程中的排放、原料的其他潜在用途,以及土壤温室气体通量的变化。生物炭还可能改变土壤的 pH、养分保持能力和水分状况,不同土壤的响应也不尽相同。

土壤碳封存是指由某一过程或干预措施带来的储存碳净增加,而不只是已有大量碳储存于土壤中。气候效应核算必须区分新增储碳与碳的重新分布,并考虑碳泄漏、可逆性和留存时间。随着土壤中碳的输入与损失接近新的平衡,碳储量的增长可能放缓;而管理方式改变、干旱、排水或火灾,都可能使积累的碳重新释放。2015 年发起的“千分之四”倡议,以每年将碳储量提高 0.4% 这一愿景目标,引起了人们对土壤碳的关注;但这并非每一种土壤都能达到的统一增长速率。

保护现有碳储量与增加已耗损的碳储量,面临着不同的实际问题。对有机土进行排水,可能使长期积累的庞大碳库迅速流失;而在碳已耗损的矿质土中重建碳储量,则依赖持续的生物来源输入和适宜的稳定化过程。因此,监测必须涵盖相关土层深度、基线状况、温室气体收支和管理历史。要解读土壤碳项目、农业清单,以及关于土壤对减缓气候变化贡献的各类主张,这些区别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