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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移除

二氧化碳移除是指从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并将其长期储存于生物、地质、海洋或矿物储库中的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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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气候变化减缓政府间气候变化专…碳捕集与封存气候模型巴黎协定温室气体海平面上升二氧化碳移…

二氧化碳移除(CDR)是指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并将其长期储存于植被、土壤、地质构造、海洋或人造材料中的人类活动。其方法涵盖森林恢复、土壤管理,以及通过化学方法捕集大气中的 CO₂、加速矿物风化等。这些方法的共同目的是将碳从大气中转移出去,但在储存期限、资源需求、环境影响以及移除量测定的可靠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二氧化碳移除与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一样,是气候变化减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抵消残余排放;如果移除量超过同期排放量,还能帮助降低大气中的 CO₂ 浓度。但移除并不等同于避免排放:移除先前排放的碳需要额外投入资源,而临时储存也未必能抵消化石碳排放对气候造成的长期影响。

因此,对二氧化碳移除的评估不能仅着眼于捕集的 CO₂ 数量,还需考察碳的来源、移除全过程中的排放、储存的持久性、对生态和社会的影响,以及是否有证据表明,若不采取相关干预,这些移除就不会发生。这些区别是科学评估、气候政策以及新兴碳移除市场中的核心考量。

定义、边界与主要途径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二氧化碳移除(CDR)的定义,着重于有意从大气中移除 CO₂ 并将其持久储存的人类活动。未经人为管理的植被或海洋对碳的自然吸收,并不自动归类为二氧化碳移除。人为增强这些碳汇的活动可能符合这一定义,但只有可归因于人为干预的额外效果,才能计为移除量。因此,碳在物理上的转移,与将这种转移归因于某项特定活动的核算规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二氧化碳移除还必须与工业设施中的碳捕集与封存区分开来。从燃煤电站捕集 CO₂ 并将其封存于地下,可以阻止一部分化石碳进入大气,但并没有提取空气中已有的碳。当捕集的碳来自环境空气或符合条件的生物质时,同样的封存基础设施便可用于二氧化碳移除。因此,仅凭捕集技术本身,无法判断一个过程是否构成二氧化碳移除;起决定作用的是碳的来源和最终储存方式。

避免排放与移除可以发生在同一个项目中,但两者仍是不同的成果。保护现有森林免遭砍伐,主要是防止已储存的碳可能发生的释放。在适宜土地上增加树木覆盖,则可以随着树木生长移除 CO₂。修复已排水的泥炭地,可能主要是减少持续发生的泥炭氧化,同时也为碳的重新积累创造条件。如果核算时不加区分地合并这些效果,就可能歪曲实际从大气中移除的碳量。

主要移除途径可以按捕集机制和储存库分类。生物途径利用光合作用,使碳积累在植物、土壤或收获的生物质中。化学途径从空气或海水中分离 CO₂。地球化学途径则加速相关反应,将 CO₂ 转化为溶解态碳酸氢根或固态碳酸盐矿物。碳可以储存在活体生态系统、稳定的有机材料、深部地质构造、海水或矿物产品中。这些类别之间存在交叉:生物质可以转化为较为持久的固体,其中的碳也可以在加工过程中被捕集并注入地下。

储存时长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范围,而不是一个统一适用的单一门槛。植被中的碳可能储存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但容易受到火灾、采伐或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一些矿化后的碳则可以在地质时间尺度上保持稳定。如果将两者都简单地描述为“移除了一吨碳”,就会掩盖它们在碳重新释放风险以及维持气候效益所需承担的责任方面的重要差异。

在气候系统中的作用与局限

二氧化碳移除(CDR)对气候的重要性源于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与全球变暖之间的关系。在与当前气候政策相关的范围内,升温幅度大致随人为二氧化碳累积排放量的增加而增大。因此,要终止二氧化碳对变暖的持续推动作用,全球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就必须趋近于零。用一个简化的核算恒等式表示,

Enet=Eanthropogenic−Ranthropogenic,E_{\mathrm{net}}=E_{\mathrm{anthropogenic}}-R_{\mathrm{anthropogenic}},

其中,EanthropogenicE_{\mathrm{anthropogenic}} 表示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RanthropogenicR_{\mathrm{anthropogenic}} 表示同一时期通过人为活动从大气中移除的二氧化碳量。当移除量超过排放量时,二氧化碳排放便达到净负值。

在减缓路径中,二氧化碳移除具有三种不同的作用:在转型期间补充减排措施,在实现净零排放时抵消剩余排放,以及在实现净零排放后产生净负排放。剩余排放可能来自技术上难以完全消除排放或完全消除排放成本高昂的活动,包括某些农业和工业过程。其最终规模取决于技术、基础设施、需求和政策,并非一个可以脱离减缓方案选择而独立确定的固定数值。气候模型和综合评估模型探索的是不同的组合方案,而不是确定一个不可避免的移除需求量。

巴黎协定提出,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移除之间的平衡。涵盖所有温室气体的平衡比仅针对二氧化碳的平衡更为复杂,因为甲烷、氧化亚氮及其他气体在大气中的寿命和增温效应各不相同。将它们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需要选定相应的衡量指标和时间跨度。因此,仅仅提出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并不能确定所需二氧化碳移除的数量或持续时间。

移除二氧化碳并不能简单地逆转排放二氧化碳所造成的所有影响。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下降,陆地和海洋往往会减少碳吸收,在某些情况下还会释放碳,从而部分抵消人为移除带来的大气二氧化碳减少。这种响应并不意味着二氧化碳移除无效,但它表明,将一吨二氧化碳转移至储存设施或储库,并不一定能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存量相对于原有水平永久减少一吨。气候核算必须将干预措施的效果与采用一致假设、未实施该干预的反事实轨迹进行比较。

在持续的二氧化碳净负排放下,气温可能下降,但其他变化的响应较慢,或在人类时间尺度上不可逆转。不能假定海平面上升、冰盖消融和某些生态变化会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减少而同步逆转。因此,暂时超过温度上限、随后利用二氧化碳移除使温度回落至该上限以下的路径,与避免超限的路径具有不同的风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22年减缓气候变化评估指出,快速、大幅减排与二氧化碳移除相辅相成,同时强调,近期减排力度越大,未来对移除措施的依赖就越小。

森林、土壤与沿海生态系统

陆地二氧化碳移除依靠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碳转入生物质,并随后使其进入土壤。植林是在近期没有森林的土地上建立森林,再造林则是在曾有森林的土地上恢复森林覆盖。改进森林经营可以通过调整采伐方式、延长轮伐期、减少损伤或促进更新来增加碳储量。衡量时应关注整个系统额外保留了多少碳,而不只是选定树木的生长量。

碳积累会随时间而变化。幼龄林可能迅速积累生物质,而老龄林则能维持较大的碳储量,并继续吸收碳,其吸收速率因立地条件而异。项目的效果取决于如果不实施该项目,土地和采伐木材原本会如何变化和处置。将现有的富碳生态系统改为人工林,可能造成初期碳损失,需要数十年才能弥补。在天然开阔草地上种树,也可能损害生物多样性并改变水分可利用性。在多雪地区,颜色较深的树木覆盖可能降低地表反照率,抵消碳储存带来的部分降温效应。

农业土壤可以通过增加有机物投入或减少损失的措施来增加碳储量,包括种植覆盖作物、实行多样化轮作、改进放牧管理,以及施用适宜的有机物料。不过,土壤有机质的变化取决于气候、矿物组成、管理历史和采样深度。少耕可能使碳重新分布并集中到表层,却未必使整个土壤剖面的碳储量获得相应增加。施用粪肥或堆肥,可能只是把碳从其他地点转移过来,而非实现完全额外的大气碳移除。

随着土壤接近新的平衡状态,其碳储量的增长通常会放缓。维持已积累的碳储量可能需要持续管理,而管理措施的改变可能逆转先前的增长。相关排放也不容忽视:增加有机物投入或化肥使用,可能通过氮循环改变氧化亚氮排放。因此,仅测量碳可能会高估总体气候效益。此外,要从储量大且空间差异显著的土壤碳库中识别出微小的年度变化,还需要持续采样和严谨的统计设计。

沿海湿地,包括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将碳储存在植被及水浸沉积物中。恢复工作可以重新建立沉积物积累过程,并防止退化区域持续损失碳。碳储存成效取决于沉积物供给、潮汐交换、侵蚀、盐度和甲烷排放。部分埋藏物质来自恢复区域之外,使成效归因变得复杂。这些项目还可以提供防洪保护和幼生栖息地,但此类生态系统服务与额外移除的二氧化碳量是不同的概念。因此,有效的生态恢复需要关注原有生态系统,而不能只追求碳储量最大化。

生物质转化与有机碳的工程化储存

基于生物质的移除方法将生物捕集与后续储存分为两个环节。植物首先吸收大气中的 CO₂;随后通过收获和加工,将其中一部分碳转移到预期存续时间比原始生物质更长的储库中。目前发展最成熟的两类方法是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ECCS)和生物炭。其他方案包括将木材存放于工程化储存设施、掩埋生物质,以及将生物质衍生液体注入地下。这些方法的气候效应取决于原料来源、转化损失、储存条件,以及这些材料在不采用该方法时的去向。

BECCS 将生物质利用与 CO₂ 捕集和地质封存相结合。碳可以在发酵、燃料生产或燃烧供热发电的过程中被捕集。发酵可产生浓度较高的 CO₂ 气流,而燃烧通常需要从浓度较低的烟气中分离 CO₂。无论是利用生物质,还是捕集碳,都不会自动使系统实现净负排放。种植、化肥生产、收获、运输、加工和土地利用变化都可能产生大量排放。只有在计入这些影响后,所储存的来自大气的碳才构成净移除量。

原料的反事实情景尤其重要。利用原本会迅速分解的剩余物,与采伐原本可将碳继续储存数十年的活立木,两者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移走农业剩余物还可能减少土壤碳储量或养分供应。大规模种植专用能源作物可能与粮食生产争夺土地和水资源,并挤占生物栖息地。如果被挤出的生产活动转移至其他地区并扩张,就可能引发间接土地利用变化,从而在项目边界之外产生排放。

生物炭是在限氧条件下加热生物质所产生的富碳固体,通常通过热解制得。该过程还会产生气体和液体,可用于提供工艺所需的能量或生产其他产品。所得固体碳中,有一部分抵抗生物分解的能力远高于原始原料。其持久性随生产温度、化学结构、土壤条件以及易降解物质所占比例而变化。因此,不宜为所有生物炭设定同一个固定的存续年限。

施入土壤后,生物炭可影响养分保持、保水能力、酸度和作物生长,但其效果因土壤和产品而异。原料中的污染物和工艺条件需要受到重视,因为生产过程中可能富集或形成有害化合物。产品质量、碳稳定性以及转化系统的排放,都会影响净移除量的核算结果。

其他生物质储存方案试图通过干燥、低氧或其他受控条件来抑制分解。例如,木材储库旨在保留采伐木材中储存的碳,而不将其全部转化为其他化学形态。这些方法必须证明,储存条件能够持续维持,甲烷或 CO₂ 泄漏保持在较低水平,且采伐不会耗减森林或土壤碳储量。仅依据生物质中的碳总量作出的移除声明,忽略了系统中这些不可或缺的环节。

直接空气捕集与地质封存

直接空气捕集(DAC)利用化学过程,直接从环境空气中分离 CO₂。在当前浓度下,CO₂ 仅占干燥空气体积的约 0.04%,因此必须使大量空气与捕集材料接触。风机、接触器、吸附材料、再生设备和 CO₂ 调质系统分别承担分离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只有将捕集到的大气碳储存足够长的时间,直接空气捕集才构成碳移除。

两大类主要工艺分别使用液体溶剂和固体吸附剂。液体溶剂系统可将 CO₂ 吸收到碱性溶液中,再通过化学再生循环将其释放。某些设计需要高温热源。固体吸附剂系统将 CO₂ 结合到经过功能化处理的表面上,并通过改变温度、压力、湿度或综合运用这些变化,使材料再生。其性能取决于捕集容量、反应速率、材料寿命、当地湿度和温度,以及再生所需的能量。

能源来源对净移除量有很大影响。如果设施使用排放强度较高的电力或热能,其上游排放可能抵消总捕集量中的相当一部分。生命周期评价必须涵盖吸附材料的生产与更换、设备建造、能源供应,以及 CO₂ 的压缩、运输、注入和监测。用水量也随设计和气候而变化:有些工艺消耗水,另一些则能从潮湿空气中回收水。因此,直接空气捕集并不存在统一的能耗或用水需求。

捕集到的 CO₂ 可以经过压缩,注入深部地质构造,包括咸水含水层和枯竭的油气藏。封存安全性取决于适宜的储层岩石、封盖层、井筒完整性和压力管理。多种机制可以将 CO₂ 留存在地下:封盖岩下方的构造圈闭、孔隙中的滞留、溶解于地层流体,以及最终发生的矿物反应。经过妥善选址和管理的封存地层可以在极长的时间尺度上留存碳,但每个场地都需要开展特征评价和监测,不能直接假定其泄漏量为零。

商业规模的直接空气捕集设施于 2010 年代开始运行。Climeworks 公司位于冰岛的 Orca 设施于 2021 年投运,名义捕集能力约为每年 4,000 吨 CO₂。这类数字表示的是设计能力,不一定等于经核证的年度净移除量。冰岛的项目将捕集与玄武岩注入相结合,溶解于水中的 CO₂ 在玄武岩中与岩石反应,形成碳酸盐矿物。其他地区的项目则通常计划采用常规的深部地质封存方式。

将捕集到的 CO₂ 用于生产合成燃料,通常无法实现持久移除,因为燃烧会使碳重新回到大气中。饮料或温室等短期用途也存在同样的局限。某些建筑产品能够将碳留存更长时间,但能否将其归为碳移除,取决于 CO₂ 的来源、制造过程的排放、产品寿命以及寿命终结后的处理方式。

增强风化与矿物碳酸化

水和二氧化碳与岩石发生反应,使自然化学风化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移除大气中的 CO₂。增强岩石风化旨在通过增大反应表面积、选择合适的矿物,以及将碎石施用于水分和化学条件有利于溶解的环境中,加快这些反应。拟议的应用方式包括在农业土壤上撒施硅酸盐岩石、处理矿山残余物,以及在工程反应器中处理矿物。由此固定的碳可作为溶解态碳酸氢根或固态碳酸盐储存。

以下简化的硅酸钙反应式展示了其中一条反应途径:

CaSiO3+2CO2+H2O→Ca2++2HCO3−+SiO2.\mathrm{CaSiO_3 + 2CO_2 + H_2O \rightarrow Ca^{2+} + 2HCO_3^- + SiO_2}.

如果溶解产物最终形成碳酸钙,先前消耗的部分 CO₂ 可能会再次释放:

Ca2++2HCO3−→CaCO3+CO2+H2O.\mathrm{Ca^{2+} + 2HCO_3^- \rightarrow CaCO_3 + CO_2 + H_2O}.

因此,净结果取决于完整的反应途径以及溶解态碳的最终去向。根据矿物成分计算出的理论吸收能力,并不等同于实际测得的大气二氧化碳移除量。

反应速率差异很大。粒径、温度、降雨量、土壤酸度、矿物组成和生物活动都会产生影响。将岩石磨细可以增大表面积,但需要消耗能源。采矿、破碎、运输和撒施会产生排放,也会带来物料处理方面的影响。有些岩石含有镍、铬或其他元素,在用于农业之前需要进行评估。土壤酸碱度和养分有效性的变化可能有利于某些作物,但也可能改变土壤化学性质和微生物过程,而这些变化无法用简单的碳核算来体现。

在开放环境中,测量尤其困难。研究人员可能会追踪矿物溶解情况、土壤化学性质的变化、排水中的溶解离子,或经由流域输送的碳。然而,矿物也可能通过与碳酸以外的酸反应而溶解,而且溶解产物在进入长期储库之前,可能被截留或发生转化。因此,在施用岩石时就认定已实现相应的移除量,可能早于实际物理过程。模型需要实地测量数据来约束反应速率,并将额外的大气二氧化碳吸收与背景风化作用区分开来。

矿物碳酸化还包括通过工程化反应,将 CO₂ 固定为固态碳酸盐。某些矿渣和废弃混凝土等具有反应活性的工业材料可以用作原料,而玄武岩或超镁铁质岩石则可用于地下矿化。这些过程可以实现持久储存,但碳的来源仍是决定性因素。将从工业废气中捕集的化石源 CO₂ 矿化,通常属于避免排放;将大气中的 CO₂ 或符合条件的生物源 CO₂ 矿化,则可构成移除。产品市场和适用废弃材料的供应,也限制了特定方法能够扩展的规模。

基于海洋的移除途径

海洋所含的碳远多于大气,其中大部分以溶解的碳酸氢根离子和碳酸根离子的形式存在。海洋与大气之间的 CO₂ 交换取决于温度、环流、生物活动和海水化学性质。基于海洋的二氧化碳移除旨在改变其中一个或多个过程,使更多大气中的碳进入能够将其保留足够长时间的储库。海水中的 CO₂ 减少本身并不能证明大气中的碳已被移除:还必须确认海气之间的平衡过程及后续输运过程。

海洋碱度增强通过添加碱度,或利用工程过程产生碱度,提高海水吸收 CO₂ 的能力。拟使用的材料包括碱性矿物和经过加工的矿物产品;电化学方法则可通过受控的离子分离来改变酸度和碱度。大气如何响应,取决于干预的地点和方式、气体交换速率、环流以及次生反应。碳酸盐沉淀会消耗碱度,从而削弱预期效益。

这种方法在化学上与海洋酸化有关。增加碱度可以在局部抵消 CO₂ 增加引起的部分化学变化,但某一尺度上的潜在益处,并不能证明另一尺度上的生态安全性。集中投加可能迅速改变 pH 值、形成颗粒物、引入微量元素,或影响投放地点附近的生物。因此,实地试验需要区分局部化学效应与规模大得多、分布也更分散的碳移除响应。

海洋施肥旨在通过添加限制性营养元素来提高初级生产,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在某些海域添加铁。浮游植物的额外生长可能使碳随着有机物下沉而转移至海洋表层以下。然而,其中大部分有机物在抵达能够实现长期储存的深度之前,就已被摄食并通过呼吸作用分解。最终保留的碳量取决于食物网响应、氧气条件、营养物质的重新分布和环流。施肥还可能影响一氧化二氮的生成,并促成不利的生物变化。表层生物量有所增加,并不能证明实现了相应数量的持久碳移除。

其他提议包括养殖并沉降海藻、增加向深水输送的碳量,以及从海水中提取溶解的 CO₂ 后加以储存。海藻方案面临营养物质竞争、生态系统扰动、深处分解,以及计入移除量的碳是否确实来自大气等问题。直接海洋捕集依赖海水随后从空气中吸收 CO₂,以补充被提取的部分,而这一过程所需的时间因地理位置而异。

国际治理也反映了这些不确定性。《伦敦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针对倾倒造成的海洋污染作出规定;2013 年通过的一项议定书修正案建立了海洋地球工程监管框架,最初将海洋施肥列为监管对象。《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的决定也涉及海洋施肥和气候相关地球工程。这些文书的法律地位和适用范围各不相同,并不构成一个针对所有海洋二氧化碳移除研究或部署的全球统一授权体系。

测量、额外性与储存持久性

核算的核心任务,是估算一项干预措施相对于可信基准线所产生的差异。一个项目捕集的 CO₂ 量可能可以测量,但在计入能源使用、供应链排放、生态变化和泄漏后,其净移除量可能小得多。其示意表达式为:

Rnet=Radditional, stored−Eproject−Eleakage−Rreversed,R_{\mathrm{net}} = R_{\mathrm{additional,\ stored}} - E_{\mathrm{project}} - E_{\mathrm{leakage}} - R_{\mathrm{reversed}},

其中,各项均须在一致的边界和时间范围内定义。这个表达式是核算指南,而非通用规程:不同方法对不确定性、延迟吸收和间接影响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

测量、报告与核证(MRV)综合运用观测、计算、文档记录和独立评估。地质储存项目可以计量所捕集和注入的 CO₂,并监测其储存状态。森林项目可采用森林清查、卫星观测和生长模型。土壤项目需要进行有代表性的采样,并根据土壤容重的变化作出校正。风化和海洋方法往往依赖模型,将可观测到的化学变化与大气 CO₂ 的吸收联系起来。核证的可靠程度,取决于相关声明所依据的测量、假设和模型有多可靠。

额外性关注的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干预措施或激励,获得信用额度的移除是否仍会发生。在碳储量本就在增加,或某项活动已是法律要求、或本就具有经济吸引力的情况下,额外性尤其重要。基准线所描述的未来情景无法被直接观测,因此其构建会引入不确定性。如果对没有项目时会发生的情况作出过于悲观的假设,就可能导致信用额度虚增。泄漏是指干预措施使排放或碳损失转移到其他地方,例如,限制一个地区的木材采伐,导致另一个地区的采伐增加。

持久性既涉及预期的储存时间,也涉及逆转的可能性。火灾、干旱、虫害、采伐、侵蚀、设备故障或地质泄漏,都可能使已储存的碳重返大气。不同储库面临的风险差异很大。缓冲池和保险可以分摊财务责任或补偿义务,但无法从物理上阻止逆转。如果大范围干旱或火灾导致多个项目同时失效,补偿损失的移除量也可能变得困难。

临时储存在其持续期间具有气候价值,但并不自动等同于永久处置化石碳。化石来源的 CO₂ 排放会在远超一个世纪的时间尺度上扰动气候系统。因此,比较不同储存时长的核算方法,需要明确说明有关时间安排、补偿以及所服务的气候目标的假设。

重复计算是另一个损害核算完整性的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界定各方责任,同一笔移除量就可能同时被项目开发者、购买方、国家温室气体清单和产品制造商申报。登记系统和核算规则必须区分实际的碳流动与信用额度的所有权。量化的测量不确定度、保守扣减、透明的方法和独立核证,有助于使各项声明具有可比性,但无法消除长期生态和地球化学过程固有的不确定性。

部署、经济性与公共治理

目前,各类二氧化碳移除方法的部署规模极不均衡。2024年《二氧化碳移除现状》评估报告估计,以陆地方法为主的成熟方法每年移除约20亿吨二氧化碳,而新兴方法每年的移除量仅约100万吨。这些估算反映的是按照该报告定义可归因于人类活动的二氧化碳移除量,而非陆地和海洋自然吸收的总量。这也说明,项目公告中的规模、设计产能、已签约的未来购买量以及经核证的实际交付移除量,必须分别报告。

成本因地点、方法、融资条件、能源供应和核算标准而异。一些土地管理措施的直接成本较低,但储存期限有限,或难以确定移除效果的归因。工程技术方法通常需要承担高昂的设备、能源、运输和储存成本,但其二氧化碳流量更易直接测量,或能实现更长期的储存。若不考虑两者性质的差异,就将低成本、暂时储存在森林中的一吨碳与高成本、以矿化形式储存的一吨碳进行比较,可能产生误导。能源、农产品或材料带来的收入,也使项目总成本与净移除成本之间的比较更加复杂。

扩大规模会带来小规模示范中不明显的制约因素。陆地方法可能与粮食生产和自然保护争夺土地。直接空气捕集(DAC)需要低排放能源、制造能力以及可用的储存设施。矿物方法需要大规模的物料流转,而地质储存则需要储层特征勘查、管道或其他运输设施、注入井以及长期监管。这些系统与电网、供水系统、劳动力市场和现有工业基础设施相互影响。理论上的全球潜力,并不能说明在成本和影响可接受的条件下,移除技术能够以多快的速度部署。

公共政策通过科研资助、采购、税收优惠、监管和认证来支持二氧化碳移除。在美国,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扩大了第45Q条税收抵免的范围,包括支持符合条件、并配套安全地质储存的直接空气捕集。在欧洲联盟,2024年通过的立法建立了一个自愿认证框架,涵盖永久性碳移除、碳农业以及产品中的碳储存。这类框架规定了资格条件和核算要求;认证本身并不能实现实际储存,也不能保证未来的需求。

治理还涉及土地权属、当地居民参与、环境评估以及项目关闭后的责任。大型项目可能影响土地和水资源的获取,或使基础设施带来的影响集中于某些社区。合同必须明确移除量未达约定以及已移除碳重新释放时的责任归属,而公共机构则负责确定私人主体的相关声明与国家气候目标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间的关系。

政策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减缓威慑”:对未来移除能力的预期,可能削弱当下减少排放的动力。与之相对的担忧是,投资不足会导致移除能力过低,无法应对真正难以消除的剩余排放。这些矛盾促使人们分别报告减排量、暂时性移除量和持久性移除量,从而清楚呈现气候承诺的构成,而不是将性质不同的活动压缩成一个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