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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原则、机构和谈判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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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是一项国际环境条约,于1992年5月9日通过,并于次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开放签署。公约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其核心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能够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干扰的水平。公约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法律和制度基础,《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均在这一框架下达成。

公约是一项框架性条约:它确立了原则、义务、报告要求和机构,而将许多具体承诺留待后续协定和决定加以规定。其谈判机制汇集了各国政府和欧洲联盟,并由科学机构、金融机构和国际秘书处提供支持。UNFCCC这一缩写既可指条约本身,在涉及机构的语境中也可指其秘书处。

这一制度体系将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资金援助、技术开发以及集体进展评估联系起来。其演变反映了国际社会持续作出的努力:在实现全球环境目标的同时,兼顾各方在历史排放、经济能力、脆弱性和国家发展优先事项上的差异。

科学与外交渊源

《公约》源于围绕温室效应开展的数十年研究与国际合作。到20世纪末,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测量、对气候变暖的观测,以及日益完善的气候模型,已为考虑采取协调行动奠定了科学基础。许多污染物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排放源附近,而长寿命温室气体则会在大气中广泛混合。这些气体对气候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累积排放量,因此,仅靠各国国内监管不足以控制这一整体性问题。

197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推动了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科学合作议题。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的职责是评估已发表的科学研究,而不是自行开展原创性研究。其于1990年完成的第一次评估报告,为随后展开的谈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1990年12月,联合国大会设立了负责拟订框架公约的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谈判于1991年启动,并于1992年5月就文本达成一致。随后,该条约在里约地球首脑会议上开放签署,成为一整套更广泛的环境与发展倡议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是在同一次会议上开放签署的另一项重要条约。两项公约的同步问世,反映出各方已认识到,环境保护与发展不能被视为彼此完全独立的议题。

尽管各国政府之间存在重大分歧,框架式安排仍使达成协议成为可能。工业化国家对排放管制的成本与方案设计存在不同意见,发展中国家则强调减贫、发展机会,以及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石油出口国也对可能降低化石燃料需求的措施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表示关切。最终形成的《公约》确立了共同目标和有区别的承诺,但并未对所有缔约方规定统一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比例。

该条约在第五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第90天生效。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于1995年在柏林召开。从谈判转向持续运作的制度化进程,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公约》的设计初衷并非一次性解决气候政策问题,而是建立一套机制,使各项承诺能够随着科学认识的深化与政治共识的发展而得到审议、细化和加强。

目标、原则与差别化义务

第二条将《公约》的最终目标界定为,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该条还明确,这一目标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自然适应、确保粮食生产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原始条约并未规定具体的温度阈值或大气浓度上限。更明确的温度目标是在后来形成的,尤其是通过《巴黎协定》确立的。

《公约》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定义,比科学领域中对这一术语的某些用法更为狭窄。第一条所指的气候变化,是指直接或间接归因于人类活动、改变全球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且这种变化是在可比时期内观测到的自然气候变率之外发生的。这并不意味着自然变率在科学上不重要,而是明确了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是本条约专门针对的对象。

第三条列出了各项指导原则,包括公平、预防、可持续发展,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最后一项原则既承认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也承认各国在历史贡献和能力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公约》指出,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采取行动。其关于预防的条文规定,在存在严重或不可逆损害威胁的情况下,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为由推迟采取措施,同时还要求应对措施具有成本效益。

条约通过附件将差别化安排落实到具体义务中。附件一主要列出工业化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附件二则列出部分发达国家缔约方,这些缔约方负有提供资金和促进技术转让的特定义务。未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通常称为非附件一缔约方。这些类别是条约缔结时确立并沿用的法律分类,并非按收入或排放水平自动更新的排名。因此,这些分类与不断变化的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谈判中反复出现的议题。

所有缔约方均根据第四条承担一般性承诺,包括编制排放清单、制定气候方案、开展研究合作,以及促进教育和提高公众意识。附件一缔约方还接受了有关政策、报告以及在限制排放方面发挥带头作用的额外承诺。第四条第二款提出了到20世纪90年代末,单独或共同将其排放量恢复到1990年水平的目标,但并未确立后来《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那种量化且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排放预算。

对于发展中国家,第四条第七款将其有效履约与发达国家履行资金和技术承诺联系起来,同时承认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其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因此,《公约》将气候合作置于经谈判达成的责任分配框架之中,而不是把承担完全相同的义务视为平等参与的唯一可能形式。

机构、会议与决策

缔约方大会(COP)是《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根据第七条,缔约方大会审查《公约》的履行情况,审议各缔约方的义务,促进信息交流,并作出推动《公约》有效履行所需的决定。缔约方大会通常每年召开一次。尽管这些会议被广泛称为气候峰会,但它们也是大规模的技术和法律谈判,参与者包括各国代表团、专业官员、观察员以及众多并行开展工作的谈判小组。

缔约方大会必须与《公约》之下通过的各项协定的管理机构加以区分。《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以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形式举行会议,简称CMP。《巴黎协定》缔约方以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的形式举行会议,简称CMA。这三个机构通常在同一次大会期间开会,但其法定成员范围、职权和决定各不相同。一个机构作出的决定并不自动成为其他机构的决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设在德国波恩,为谈判进程和《公约》的履行提供支持。其职能包括组织会议、接收并公布国家报告、支持技术审评、维护信息系统,以及协助依《公约》设立的机构开展工作。秘书处无权独立设定各国的排放限额。执行秘书负责秘书处的行政领导工作,并为政府间进程提供支持,而实质性决定仍由缔约方作出。

《公约》设立了两个常设附属机构。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SBSTA)负责处理科学、方法和技术问题。附属履行机构(SBI)负责审议履约、报告、机构安排及相关支持事项。两个机构均向各管理机构报告工作。它们的工作经常涉及清单编制方法、核算规则和审评程序等具体事项,而这些事项决定了宏观政治承诺如何在实践中落实。

决策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由于各方尚未就表决规则达成一致,缔约方大会从未正式通过整套议事规则草案;不过,草案中的大多数规则仍在实际适用。协商一致不一定意味着每个缔约方都明确赞同一项决定的所有内容,其程序含义偶尔也会引发争议。在实践中,这种方式促使各方围绕相互关联的议题展开广泛磋商,也使谈判联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联盟包括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小岛屿国家联盟、最不发达国家集团、非洲集团,以及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若干集团。它们的成员和立场可能相互重叠。观察员组织,包括环保团体、工商协会、研究机构、原住民组织和地方政府网络,通过资格认证安排参与会议,但正式的条约决定仍由缔约方负责作出。

《京都议定书》与量化减排承诺

1995年,缔约方大会第一届会议(COP1)通过《柏林授权》,启动了旨在加强发达国家承诺的谈判。这些谈判促成了1997年12月缔约方大会第三届会议(COP3)通过《京都议定书》。在满足批准数量及批准国占附件一所列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例的门槛后,《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它将框架性安排转化为参与其中的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排放承诺。

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京都议定书》为各国设定了具体目标,并列于附件B。总体而言,最初的承诺旨在将所涵盖的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至少减少5%。各缔约方的具体义务有所不同:一些缔约方承诺减排,一些承诺稳定排放,还有一些获准在限定范围内增加排放。这些目标通常适用于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一组温室气体,而非仅针对二氧化碳。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的规则也影响了排放核算。

《京都议定书》引入了三项重要的灵活机制。国际排放交易允许符合条件的缔约方转让分配给本国的排放单位。联合履约机制允许承担《京都议定书》承诺的缔约方之间开展项目。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展中国家符合条件的项目产生经核证的减排量,供发达国家用于履行其义务。这些机制旨在降低履约成本,其依据是:无论减排发生在何处,对大气产生的效果都可相当。

这些项目机制也带来了棘手的方法学问题。获得减排信用的减排量必须相对于一个基准线来衡量,该基准线代表在没有相关项目时本来会出现的情形。额外性要求旨在排除那些即使没有机制激励也会开展的活动。争议涉及基准线虚高、项目地域分布不均、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部分减排信用是否代表真实的额外减排。这些经验深刻影响了此后关于国际碳市场规则的谈判。

《京都议定书》还建立了详尽的清单审评、核算和遵约制度。其遵约委员会设有促进事务组和强制执行事务组,使其制度比《公约》最初的报告安排更加严密。然而,法律规定的精细并未确保广泛参与。美国签署但未批准《议定书》,加拿大则于2011年退出。发展中国家没有被赋予《京都议定书》式的量化目标,尽管它们合计占全球排放量的比重不断上升。

2012年通过的《多哈修正案》确立了覆盖2013—2020年的第二承诺期。该修正案于2020年12月31日,即这一承诺期结束时生效。《京都议定书》表明,经国际谈判达成的排放预算和碳核算可以付诸实施,但也暴露了覆盖范围有限的制度所存在的局限。此后的谈判日益致力于构建一种让所有缔约方都参与其中、同时保留责任和能力差异的制度架构。

《巴黎协定》与国家气候雄心的周期性提升

2007年的《巴厘行动计划》拓宽了长期合作谈判的范围,涵盖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领域。2009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COP15)未能达成预期的全面条约。缔约方大会对《哥本哈根协议》予以注意,而2010年的《坎昆协议》则通过正式决定,纳入了逐渐成形的制度架构中的重要要素。随后,2011年设立的德班平台启动了谈判,旨在达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法律成果。

《巴黎协定》于2015年12月12日通过,2016年11月4日生效。协定在《公约》之下运作,但有自身的条款和治理机构。其长期温控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远低于2°C,并努力将升幅限制在1.5°C以内。协定还确立了适应方面的目标,以及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韧性发展路径的目标。

《巴黎协定》以国家自主贡献(NDC)为核心安排减缓行动。每一缔约方都必须编制、通报并维持连续的国家自主贡献,并采取国内减缓措施,以实现这些贡献所设定的目标。后续贡献应比此前有所进步,并在考虑差异性和各国国情的基础上,体现该缔约方尽可能大的雄心。与《京都议定书》通过国际谈判为特定一组国家确定目标的做法不同,《巴黎协定》允许各国在共同的程序框架内自行确定其贡献的内容。

这一设计带来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区分。编制、通报和维持国家自主贡献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但协定总体上并未将实现各国自行宣布的每一项排放结果,规定为可在国际层面强制执行的结果义务。国内法律可能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本身也各不相同:有的采用覆盖全经济范围的绝对排放量目标,有的采用排放强度目标、相对于预测基准情景的减排目标、部门措施,或将无条件承诺与以获得支持为前提的承诺相结合。

每五年一次的雄心提升周期,将国家贡献与集体性的全球盘点联系起来。首次全球盘点于2023年结束,此后计划每五年开展一次。全球盘点依据公平原则和现有最佳科学成果,评估减缓、适应和实施手段方面的集体进展。其结果旨在为各国更新行动和开展国际合作提供参考,而非将剩余减排任务划分为对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份额。

在迪拜通过的首次全球盘点成果,呼吁缔约方为全球努力作出贡献,包括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三倍,并将全球能源效率年均改善速度提高一倍。成果还写入了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中逐步摆脱化石燃料的措辞。这些内容是经谈判达成的集体决定的组成部分,并不意味着自动向每个缔约方施加相同的国家目标。因此,《巴黎协定》将共同的前进方向、各国自主确定的行动以及定期开展的国际审查结合起来。

排放清单、透明度与科学评估

信息是《公约》的一项核心工具。没有可比的排放数据,各国政府就无法可靠地评估趋势、评价履约情况,也无法区分真正的减排与核算方式变化所造成的差异。第4条和第12条要求缔约方通报有关排放、清除、政策和履约的信息。最初的报告制度在提交频率、详细程度和审评要求上,对附件一缔约方与非附件一缔约方作了区别规定;其中,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编制报告尤为重要。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估算能源生产、工业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和废弃物等领域的排放量与清除量。清单通常根据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编制,在数据和机构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采用更精细的方法。例如,可以将燃料消耗量与碳含量、燃烧特性等信息相结合,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森林清查、土地利用地图和遥感资料则有助于估算与植被和土壤有关的排放量及清除量。

清单并不是对每一次排放的直接测量,而是综合运用观测资料、行政记录、统计学方法、模型和假设,因此,方法的一致性和不确定性评估至关重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指南提供了主要的方法学基础,而气候协定下的各项决定则规定了缔约方应如何运用相关指南。重新计算历史清单可能改变此前报告的总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排放本身发生了变化。因此,时间序列的一致性是审评的重要方面。

属地排放清单也不同于基于消费的排放估算。前者通常将排放归于其发生所在国,而基于消费的核算则将贸易商品和服务中隐含的排放重新分配给最终消费者。《公约》的报告安排主要以属地原则为基础。国际航空和海上运输适用特殊的报告规则,其排放并非简单地按照普通国内燃料燃烧的同一原则计入国家排放总量。在比较各国报告的责任与经济结构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

在《巴黎协定》下,强化透明度框架引入了共同的报告和审评安排,同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能力,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灵活性。两年期透明度报告涵盖温室气体清单、跟踪国家自主贡献(NDC)落实进展所需的信息,以及其他与履约和支持有关的信息。首份报告原则上应于2024年12月31日前提交,而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自行决定是否提交。技术专家审评和促进性多边进展审议提供了制度化的审查机制。

科学评估与条约报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IPCC对气候过程、影响、风险及应对方案的广泛科学证据进行评估;国家报告则按照商定规则,记录缔约方的排放和行动。《公约》还设有结构化专家对话和定期审查等程序,将科学发现与其长期目标联系起来。无论科学评估还是排放清单,其本身都不决定未来减排任务在政治层面的分配。

资金、技术转让与能力建设

《公约》承认,各方能否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获得所需资源和具备相应能力。第4条第3款要求相关条款所涵盖的发达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支付商定的报告编制费用,并承担发展中国家实施某些措施所需的、经商定的全部增量费用。第11条设立了一个在缔约方大会指导下运作并向其负责的资金机制。这些条款使支持成为条约架构的组成部分,而非仅仅是排放政策可有可无的配套措施。

全球环境基金(GEF)成为资金机制的一个运作实体,支持国家信息通报、能力建设、减缓和适应等活动。根据2010年《坎昆协议》设立的绿色气候基金(GCF)随后成为另一个运作实体。其治理安排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享有同等代表权。更广泛的气候治理体系所支持的基金还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和适应基金;适应基金最初设立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同时也服务于《巴黎协定》。

气候融资机构使用多种工具,包括赠款、优惠贷款、担保和股权投资。工具的选择会影响债务负担、项目风险、资金获取条件,以及哪些类型的活动能够获得支持。能够产生收入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或许可以吸引投资,而社区预警系统或其效益难以直接转化为财务回报的适应措施,则可能无法获得同样的投资条件。因此,减缓资金与适应资金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不只是会计核算上的选择。

到2020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的集体目标,最早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提出,随后被纳入正式决定。通过《巴黎协定》的决定将这一目标延续至2025年。2024年,在第29届缔约方大会(COP29)上,各方商定了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到2035年,在发达国家带头下,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该决定还呼吁所有参与方共同努力,到2035年将来自所有公共和私人来源的资金扩大至每年至少1.3万亿美元。这些数字的涵盖范围不同,不应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承诺。

技术合作也发展出了专门的机构。2010年设立的技术机制由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组成。前者负责提出政策建议,后者通过技术援助和网络合作,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相关技术包括高效工业设备、可再生能源发电、气候信息系统以及具有气候韧性的农业实践。转让的不仅是设备,还包括技能、维护能力、标准以及相应的制度和机构。

能力建设着眼于规划和实施行动的实际能力,包括维持清单编制工作、编制项目、评估脆弱性、管理资金以及监测成效。巴黎能力建设委员会于2015年设立,旨在弥补能力缺口并加强协调。长期存在的谈判议题包括资金获取程序、支持的可预测性、“新的和额外的”资金的含义,以及如何区分公共支持与通过公共干预所撬动的私人资金。

适应、脆弱性以及损失与损害

适应从一开始就是《公约》的组成部分。第四条要求各方合作,为应对气候影响做好准备,包括制定适当的海岸带管理、水资源和农业计划。该条还要求特别关注尤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公约》列明的相关情形包括小岛屿国家、拥有低洼沿海地区的国家,以及干旱地区和易受灾害影响的地区。这些规定反映出一个事实:影响的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自然致灾因素,也取决于暴露程度、社会条件和应对能力。

随着有关已观测到的影响及未来预估影响的证据不断积累,适应问题在制度层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5年设立的内罗毕工作方案支持有关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的知识工作。2010年,坎昆适应框架及适应委员会相继设立。国家适应计划进程旨在帮助各国确定中长期需求,并将适应纳入发展规划,而不是仅将其视为一连串彼此孤立的项目。

适应涵盖的活动十分广泛。沿海地区的措施可能着眼于应对海平面上升;农业措施可能着眼于应对降雨变化和热应激;卫生系统则可能为高温相关疾病和不断变化的疾病风险做好准备。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可以包括保护红树林或恢复湿地,前提是当地生态条件能够支持其发挥防护功能。这些措施的成效取决于具体情境;设计不当的干预措施可能加剧其他地区的脆弱性,或使社区长期依赖不适宜的基础设施。

《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适应目标,涉及提高适应能力、增强韧性和降低脆弱性。衡量进展并不容易,因为适应无法像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计量的排放那样,用一种全球通用的单一单位来衡量。改善供水、高温健康预警系统和抗逆性更强的作物,分别针对不同的风险,惠及不同的人群。2023年通过的《阿联酋全球气候韧性框架》制定了专题目标和适应进程目标,以指导集体评估。

损失与损害涉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不利影响,包括未能通过减缓或适应措施避免的影响。它既涵盖极端事件,也涵盖缓慢发生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损失,也包括非经济损失。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损失和损害华沙国际机制于2013年设立。2019年设立的圣地亚哥网络为技术援助提供支持。2022年,在《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各方同意设立包括一项基金在内的新的供资安排;2023年的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通过决定,使这些安排及该基金投入运作。

损失与损害的法律处理方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赔偿制度。《巴黎协定》第八条承认损失与损害的重要性,但随附的通过决定指出,第八条不涉及责任或赔偿,也不为责任或赔偿提供依据。这一表述针对的是巴黎谈判成果中的该项条款,不应将其理解为已经解决了国际法其他领域可能出现的所有问题。

实施、相关制度与持续面临的挑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并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环境治理机构。决定排放和韧性的大多数政策工具,仍由各国主管部门负责,包括电力监管、土地利用规划、工业标准、交通运输系统、公共支出和税收。国际承诺通过这些国内机构落实。因此,一国即便已正式向国际社会通报其国家目标,实施该目标所需的立法、资金、行政能力或基础设施仍可能尚不完备。

这种区别带来了几种不同的落实差距。当各国承诺的综合效果不足以实现商定的全球目标时,就存在雄心差距。当已出台或已落实的政策不足以兑现所作承诺时,就存在实施差距。支持差距则是指,相对于已确定的需求,资金、技术或能力不足。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却需要采用不同的评估方式。仅仅提高目标,并不能说明必要措施已经出台;而即使较低目标得到了更好的落实,也可能仍然无法实现集体目标。

《公约》的履约机制高度依赖报告、审评、外交和声誉压力。《京都议定书》为参与缔约方增设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履约执行制度。《巴黎协定》则设立了一个以专家为基础、具有促进性和透明度、非对抗性且非惩罚性的委员会。对于未能实现国家自主贡献(NDC)的情况,该机制并未规定一套普遍适用的罚款或贸易制裁办法。这一做法体现了谈判所达成的平衡,即兼顾广泛参与、国家自主决定和国际问责。

气候治理也与其他条约和组织的工作相互交织。蒙特利尔议定书管控消耗臭氧层物质,其《基加利修正案》则管控具有显著增暖效应的氢氟碳化物。国际航空和海运排放也由各自的专门组织处理。气候政策通过森林、生态系统韧性和土地利用等议题,与生物多样性政策产生联系。《公约》下形成的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机制框架,将基于成果的激励与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管理以及增加森林碳储量等行动联系起来。

跨境合作带来了更多核算挑战。《巴黎协定》第六条允许开展自愿合作,包括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和一项减排量计入机制。有关授权、报告和相应调整的规则,旨在防止同一项减排量被计入多个国家的目标。环境完整性还取决于可信的基准线、额外性、相关情况下的持久性,以及对社会和环境影响的处理。碳减排量的转让本身并不意味着每个相关项目都符合这些条件。

公平仍是核心议题,因为衡量责任的不同尺度会产生不同的努力分配方案:当前年度排放量、累计排放量、人均排放量、收入和能力,对各国作出的排序并不相同。适应需求和风险暴露程度又增添了一个维度。《公约》将围绕这些差异的谈判制度化,但并未规定一套普遍认可的公式来分配全球剩余排放预算。定期召开的会议、报告周期、科学评估和资金安排,构成了相关机制,使这些尚未解决的分配问题持续影响国际气候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