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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峰会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确立了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重要原则、协定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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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峰会,正式名称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此次会议由联合国召集,汇聚了172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其中包括100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也参与其中,同时还有大规模的非政府组织集会。会议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可持续发展理念,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峰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行动纲领《21世纪议程》,以及一份关于森林的原则声明。另经单独谈判达成的两项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在会议期间开放供各国签署。这些成果的法律地位存在显著差异:宣言和行动纲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两项公约在生效后则对各自的缔约方产生条约义务。

里约峰会将环境退化、贫困、消费、技术、资金和公众参与视为相互关联的问题,因此成为国际环境外交中具有奠基意义的事件。会议也明确揭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环境保护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但各国在历史上对环境破坏所负的责任、所拥有的资源以及自身的发展需求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

起源:从斯德哥尔摩到可持续发展

地球峰会在制度层面的直接前身,是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使环境问题牢牢进入国际外交议程,并推动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同年晚些时候成立。会议也暴露出一些分歧,而这些分歧后来仍是里约会议的核心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担心,环境限制可能阻碍工业化,或为富裕国家施加限制提供借口。

在随后的二十年里,环境外交的范围逐渐超越局部污染问题。科学研究和国际谈判越来越多地涉及跨境空气污染、臭氧层损耗、热带森林砍伐以及全球气候变化。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表明,面对全球性大气问题,各国政府能够就限制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物质达成一致。然而,后来里约会议讨论的问题比臭氧层损耗更为广泛:能源使用、土地管理、农业、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都与各国经济深度交织。

由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担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在理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能力的发展。报告既强调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也强调技术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所施加的限制。因此,环境保护不再仅仅被视为对发展的约束,而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联合国大会于1989年12月22日通过第44/228号决议,正式决定召开这次会议。会议的任务同时涵盖环境保护与发展,议题包括资金、技术转让、生活条件和国际经济环境。会议定于斯德哥尔摩会议二十周年之际举行,使各国政府能够在评估二十年环境合作成果的同时,制定一项更为全面的行动纲领。

冷战的结束使人们对多边合作能够更加有效抱有期待。然而,东西方对抗的缓和并未消除围绕资源和政治权力的争议。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在环境保护成本、技术获取以及累积污染的责任等问题上尤为明显。里约会议在外交上的核心挑战,是将日益成为共识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化为经济处境迥异的各国都能接受的协议。

筹备、组织与外交磋商

筹备工作由大会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领导,他也曾担任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秘书长。由新加坡外交官许通美担任主席的筹备委员会于1990年至1992年间举行了多次会议。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科学组织和非政府团体共同参与了这一规模空前广泛的筹备进程。各国编写国家报告的过程,促使政府在赴里约参会之前,审视本国发展战略与环境状况之间的联系。

主要的政府间会议在里约会议中心举行。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主持了此次盛会,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出席了开幕式。庞大的参会规模使这次会议在政治上备受瞩目。然而,峰会环节只是历时数年的技术性起草与外交谈判的最后阶段。提交给各国领导人的文本,大部分措辞此前已经谈妥,但尚未解决的资金和政治问题仍有待最后关头的磋商。

这次大会并非通过一场统一谈判来达成一项综合性条约。《21世纪议程》《里约宣言》和《森林原则》构成了大会谈判成果的主体。气候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则经由各自独立的政府间进程制定,并在里约开放签署。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参加峰会并不意味着一国政府自动成为其中任何一项公约的缔约方,而同意一份宣言所产生的义务,也不同于批准一项条约所产生的义务。

发展中国家经常通过七十七国集团与中国协调立场,但彼此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小岛屿国家面临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特殊风险,石油出口国担忧对化石燃料的限制,拥有大片热带森林的国家则强调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工业化国家在气候承诺、资金安排和监管方式上也存在分歧。因此,谈判中的联盟不断变化,而非两个内部立场完全一致的阵营之间的对立。

最终的妥协反映了这些分歧。制定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地球宪章》的提议,最终形成了一份篇幅较短的原则宣言。争取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森林公约的努力,最终促成的则是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声明。气候公约建立了一个国际框架,但没有规定具有约束力的量化减排目标。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美国没有在里约签署公约,尽管后来于1993年签署,但由于未予批准,此后始终未成为缔约方。因此,里约达成的各项协议成果显著,但其效力范围受到有意限制,既保留了各国自主决定的空间,也为进一步谈判建立了框架。

《里约宣言》与环境治理原则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由27项原则组成。它并非条约,却成为环境协定、国家立法、司法论证和发展政策的重要参照。其首项原则将人类置于可持续发展关切的中心,并指出,人类有权享有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健康而富有生产力的生活。宣言将环境保护与发展目标相结合,而不是认定其中任何一方天然优先于另一方。

原则2体现了国际法中的一项核心平衡:各国拥有按照本国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自身资源的主权权利,同时也有责任确保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损害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这一表述以《斯德哥尔摩宣言》原则21为基础。在里约会议上,它有助于协调各国对资源的主权与环境损害可能跨越国界这一认识之间的关系。

原则7提出了影响尤为深远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表述。宣言呼吁所有国家合作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同时,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其社会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压力,以及其掌握的技术和财政资源,它们负有特殊责任。这项原则并未确立分摊成本的通用公式,而是提供了一个政治和法律框架,使具体协定能够在这一框架内对各方义务作出区别安排。

若干原则涉及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和环境成本的分担。原则15阐明了预防性方法:在面临严重或不可逆损害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为由,推迟采取具有成本效益的预防措施。原则16支持推动环境成本内部化,并考虑到污染者通常应承担污染成本的做法。原则17要求,对可能产生重大不利环境影响、且须由国家主管机关作出决定的拟议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也得到了明确认可。原则10将有效的环境管理与获取信息、参与决策的机会,以及诉诸司法和行政程序的途径联系起来。其他原则涉及妇女、青年、原住民及其社区、消除贫困,以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这些规定拓宽了环境外交的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各国部委之间的协议。

宣言的影响力不应与统一的法律强制执行力混为一谈。各项原则与习惯国际法、条约义务及国内法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后来的协定有时赋予了里约理念更为明确的法律形式。宣言本身既未设立法院,也未提供通用的履约程序;其重要性在于确立了一套获得广泛认可的共同用语,用于协商责任和评价环境治理。

21世纪议程:跨领域的行动纲领

21世纪议程是峰会内容最为广泛的政策文件。文件共40章,提出了国际、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行动纲领。其名称指的是面向21世纪的议程,而非某项条约的履行期限或量化减排目标。该文件属自愿性质,并未赋予联合国直接针对各国政府或地方政府立法的权力。

文件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涉及社会与经济层面的问题、资源的保护与管理、主要社会群体的作用,以及实施手段。第一部分将环境保护与国际经济合作、贫困、消费模式、人口动态、公共卫生和人类住区联系起来。这种安排体现了一种观点:不能仅从森林、河流或污染的管理角度理解环境恶化。收入、住房、就业和获得服务的机会,既影响人们面临环境危害的程度,也影响他们应对这些危害的能力。

资源管理部分的各章涵盖大气、土地、毁林、荒漠化、山地生态系统、农业、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海洋、淡水、有毒化学品、危险废物、固体废物、污水和放射性废物。各领域的建议有所不同。例如,淡水政策强调统筹管理水资源与人类用水需求,而非孤立地开展建设项目。农业政策则将生产力与土壤保护、农村居民参与以及生产性资源的长期维护联系起来。文件力求统筹那些往往分属不同部委的目标。

《21世纪议程》还讨论了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第4章指出,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此类模式,是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点对会议各方之间的政治平衡十分重要:发展中国家反对将环境问题归因于较贫困地区的人口增长或土地退化,却忽视其他地区资源密集型消费的解释。

第28章鼓励地方当局征询居民意见,制定“地方21世纪议程”。市政当局尤为重要,因为它们负责土地利用规划,并管理垃圾收集、交通、供水和环境卫生等服务。文件建议的程序重在协商,而不是要求各地采用完全相同的国际计划。此后,各地的地方21世纪议程倡议在目标的进取程度、制度设计和政治支持方面差异很大。

最后一部分涉及资金筹措、技术、科学、教育、能力建设、国际机构、法律文书和信息。这些章节承认,缺乏专业知识、行政能力或资源的行动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愿景层面。《21世纪议程》涵盖面广,既是其优势,也构成其局限:它汇集成一套详尽的共同行动纲领,但其落实有赖于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确定优先事项、分配资金并建立国内程序,而文件本身无法强制它们这样做。

气候、生物多样性、森林与荒漠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5月9日通过,并在地球峰会期间开放签署,于1994年3月21日生效。其目标是在一定时限内,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能够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干扰的水平,同时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适应、粮食生产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

公约确立了报告义务、缔约方会议制度以及有区别的责任。列入附件一的缔约方主要是工业化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承担了有关排放和政策的额外承诺。列入附件二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则承担了资金和技术方面的责任。公约并未规定具有约束力的量化减排目标,而是建立了制度框架,后来的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巴黎协定》便是在这一框架内谈判达成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5月22日通过,同样在里约开放签署,并于1993年12月29日生效。其三项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公约将保护工作与资源获取、技术、资金以及国家对资源的管辖权等问题联系起来。

这些内容的结合,使《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别于仅关注受保护物种或栖息地的条约。公约提出制定国家战略,识别和监测生物多样性,在自然环境中开展保护,并在自然环境之外采取补充措施。公约还涉及遗传资源的获取,通常要求遵守国家立法并取得事先知情同意,同时承认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知识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此后的谈判通过《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关于获取和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制定了更为详尽的规则。

森林议题取得的成果则有所不同。大会通过了《关于所有类型森林的管理、养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共识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权威性原则声明》,通常称为《森林原则》。各方的分歧涉及主权管辖、国际融资、贸易,以及是否过度关注热带森林等问题。最终形成的声明涵盖所有森林类型,承认森林的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功能,但未建立任何条约执行机制。

荒漠化是里约会议一揽子成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对非洲国家尤为重要。《21世纪议程》呼吁就一项应对荒漠化、尤其是非洲荒漠化的国际公约展开谈判。《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于1994年通过,1996年生效。因此,它是里约后续进程的产物,而非在峰会上签署的公约。气候、生物多样性和荒漠化这三项协定后来被统称为“里约三公约”,但各自仍保有不同的法律授权和治理机构。

资金、技术与能力差距

资金问题是地球峰会的核心议题,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不能只是在现有的发展负担之上,再加上新的国际环境承诺。外债、有限的行政资源以及提供基本服务的成本,制约了这些国家实施新方案的能力。因此,谈判不仅关注援助总额,也关注资金是否属于新增和额外资金、能否稳定预期,以及管理资金的机构能否让受援方拥有切实的发言权。

《21世纪议程》载有大会秘书处编制的一项指示性估算:1993至2000年间,实施该议程平均每年所需费用超过6,000亿美元,其中约1,250亿美元来自国际赠款或优惠援助。这些数字只是供规划参考的粗略估算,既不是各方商定的财政义务,也不是已有资金保障的国际预算。这一区别意义重大:各国政府认可这项行动纲领,并不意味着它们已承诺提供相应数额的资金。

该纲领重申了联合国既定的目标,即发达国家应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这一目标在里约会议之前就已存在,并非峰会新设的强制性出资义务。各国政府对承诺及其落实时间表意见不一,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执行机制。资金来源仍分散于国家预算、双边援助、多边发展机构、私人投资和专门的环境基金。

全球环境基金的作用尤为重要。该基金于1991年作为试点计划设立,为能够带来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提供资金。在围绕其治理方式及其与各项公约的关系展开讨论后,该基金于1994年进行了重组。其机构安排涉及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它既是气候公约资金机制的运营实体,也是负责运作生物多样性公约资金机制的机构。

资金筹措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区分常规发展支出与为实现全球环境效益而商定的增量成本。一个项目在改善当地电力供应、交通或农业的同时,也可能产生超出该国范围的效益。国际环境资金可以支持与这些更广泛效益相关的额外成本。在实践中,确定基准情景、区分地方效益与全球效益,都需要谈判和技术评估。

技术转让也引出了相关问题。发展中国家寻求以优惠条件获取无害环境技术,而拥有技术的国家和企业则强调商业安排与知识产权。《21世纪议程》涵盖设备、技术知识、培训和机构能力,并认识到,仅仅进口机器,并不意味着就具备了操作、维护或改进机器的能力。里约会议确立了合作这一共同目标,但既未赋予各方普遍获取私有技术的权利,也未解决技术成本如何分担的问题。

公民社会、原住民与地方政府

地球峰会的一大特点,是传统国家外交之外的各方大规模参与。官方会议举行期间,全球论坛在里约热内卢的弗拉门戈公园汇聚了非政府组织、社会活动人士、专业协会、宗教团体和社区代表。官方会议与这些平行活动彼此关联,但在组织机制上相互独立:各国政府负责谈判并通过大会协议,全球论坛的参与者则组织会议、发表宣言、提出替代方案并开展倡导活动。

《21世纪议程》通过九个“主要群体”,为这种更广泛的参与提供了明确框架:妇女;儿童和青年;原住民及其社区;非政府组织;地方当局;工人和工会;工商界;科学技术界;农民。这种分类并未赋予这些群体与国家相同的投票权,而是承认,议程的落实有赖于国家外交代表团之外的各类行动主体,他们掌握着知识、投资、土地利用实践、公共服务和集体行动等方面的资源与能力。

妇女组织推动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政策、健康、经济不平等和参与之间的联系。《里约宣言》原则20指出,妇女在环境管理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的充分参与对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21世纪议程》中关于妇女的章节呼吁改革决策机制,并重视影响妇女参与的各种障碍。青年组织同样敦促各方关注长期后果,以及那些将承受1992年各项决策影响的世代的利益。

原住民的参与凸显了发展框架本身所存在的张力。原住民代表将环境保护与土地、文化存续、自决和知识体系联系起来。1992年5月,在里约附近单独举行的一次原住民集会上通过的《卡里奥卡宣言》,提出了超出政府间谈判文本范围的诉求。《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承认原住民的知识和参与,但这些条款既未解决领土争端,也不构成一份关于原住民权利的全面国际声明。

工商界也广泛参与了峰会。企业和商业组织倡导将环境管理、效率和投资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种参与究竟能加强落实,还是会让自愿性举措取代监管,非政府组织持有不同看法。这些分歧不仅涉及公开宣示的目标,也同样涉及制度设计:各方都可能赞同可持续发展,却在企业责任、信息披露和公共监督应遵循何种规则的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立场。

地方政府的参与,在国际承诺与具体行政管理之间建立了另一种持久联系。地方《21世纪议程》的制定与实施进程,为市政当局就交通、住房、水、能源和废弃物等问题征询社区意见创造了机会。其成效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权限、预算和政治支持。更广泛地说,里约峰会提高了人们对环境谈判应为公众参与提供渠道的期待,尽管不同国家和组织在获取会议参与机会和信息方面仍存在不平等。

机构层面的后续行动与后来的评估

峰会在机构建设方面的一项主要成果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经联合国大会认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93年设立了该委员会。委员会审查《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审议各国报告,并为专题讨论和主要群体的参与提供平台。它无权强制各国执行相关承诺。其成效取决于报告的质量、政治层面的重视程度,以及各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落实商定建议的意愿。

1997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常被称为“地球峰会五周年会议”,审查了里约峰会五年后的进展。会议发现,执行工作仍存在显著差距,包括资金不足,以及环境持续承受压力。此次审查揭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难题:各国政府虽然认可了一项涵盖广泛的行动纲领,但经济激励、行政安排和支出重点未必会同步调整。相比于维持跨部门的持续协调,就目标达成国际共识更为容易。

2002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更加注重落实工作。会议成果包括一份政治宣言和一项执行计划,同时也更加重视政府与其他行动主体参与的自愿伙伴关系。会议保留了里约框架,同时着力解决基本服务、资源管理以及履行承诺所需实际手段等方面长期存在的不足。

2012年6月20日至22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常称为“里约+20”会议,通过了《我们希望的未来》。大会启动了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并支持对国际机构框架作出调整。此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取代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15年通过的《2030年议程》确立了17项目标,延续了里约峰会整合环境、社会和经济目标的努力,同时也借鉴了千年发展目标这一独立进程的经验。

里约峰会的影响,在各项环境公约的持续运作中尤为明显。这些公约的缔约方大会、科学机构、报告程序、供资安排以及后续议定书,使一次短暂的峰会转化为持续开展的外交进程。气候治理机制通过《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不断发展;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促成了有关生物安全和遗传资源的进一步协议;防治荒漠化机制则将土地退化与可持续土地管理联系起来。这些后续措施并未预先包含在1992年达成的一揽子协议之中,但它们依托于与这些协议相关的机构和谈判授权。

因此,评估峰会时,需要区分机构建设上的成就与实际环境成效。里约峰会确立了持久有效的原则和程序,扩大了参与范围,并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国际政策之中。但它未能扭转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的趋势,未能阻止生物多样性的持续丧失,也未能保障《21世纪议程》所设想的资金落实。其不具约束力的文件缺乏强制履约程序,而其框架公约则将许多具体承诺留待后续谈判确定。商定目标与可衡量的落实情况之间持续存在的差距,成为里约峰会自身所推动建立的审查进程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