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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气候与环境 / our-common-future · 作品

我们共同的未来

《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的报告,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政策的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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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的报告。该委员会是在联合国倡议下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报告通常以委员会主席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的姓氏命名,称为**《布伦特兰报告》**,主张必须统筹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报告最广为人知的贡献,是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将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与保障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联系起来。

历史背景

这份报告源于围绕环境退化、工业化与国际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讨论。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将环境问题纳入国际外交议程,并推动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成立。然而,各国政府对于如何协调环境责任与发展重点,仍然存在分歧。

许多发展中国家强调,有必要减少贫困、扩大生产并改善基本服务。环境讨论也涉及工业经济体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所造成的影响。将这些关切视为彼此独立的政策领域,使得它们之间的联系难以得到妥善处理。

委员会于1983年成立,旨在制定有关环境与发展的长期方针。其工作包括举行公开听证会,以及接收不同地区的政府、研究人员、组织和公众提交的意见。《我们共同的未来》于1987年出版,指出环境恶化并非仅仅是一系列孤立的污染问题,而是生产、消费、资源利用和政治决策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报告中被引用最广泛的表述是: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

报告紧接着指出,这一定义包含两个基本要素:

  • 需求,尤其是世界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应将其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 限制,即技术水平和社会组织状况对环境满足当前及未来需求的能力所施加的限制。

这些限定对于理解这一定义十分重要。报告所说的可持续发展,并不只是让经济活动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也不只是减少现有做法造成的污染。它要求关注基本需求、资源获取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发展赖以进行的条件。

报告还将代际公平与当代人之间的公平联系起来。保护后代人的利益,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解决当下匮乏问题的责任。

环境限制与社会变革

报告承认生态约束的存在,但并未将其描述为适用于一切人类活动、永远固定不变的单一上限。技术、制度和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可以改变人类所能实现的目标。与此同时,发展必须与生物圈的正常运作相容。

这一思路为创新和经济扩张留下了空间,同时否定了环境损害总能在发展之后得到修复的假设。环境因素应当影响发展本身的方向。

主要论点与政策主题

贫困、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报告将贫困视为环境退化的原因,同时也是其后果。缺乏稳定生计或其他选择的人,可能被迫以损害未来生产力的方式利用土地、森林和其他资源。反过来,环境退化也会减少人们获取食物、清洁用水和收入的机会,从而加剧匮乏。

报告并未将环境损害完全归咎于贫困,也考察了高消费、工业生产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所造成的压力。

委员会支持重振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地区,但同时要求改变增长的质量。增长需要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更公平地分配收益,并保护人们生计所依赖的生态条件。因此,仅有总收入的增加,并不足以衡量发展的成功。

能源、工业与人类住区

报告将能量供应、利用效率、环境影响以及能源服务的可及性视为相互关联的问题加以考察。报告讨论了使用化石燃料的风险,包括气候变化,以及其他能源带来的机遇和困难。

对于工业,报告的重点并不限于污染产生后的治理,还呼吁提高效率、采用更清洁的技术,并将环境责任纳入工业决策。

报告对城市化的讨论,将环境状况与住房、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和地方政府能力联系起来。因此,城市环境问题也涉及服务的可及性以及发展的组织方式。

粮食、物种与生态系统

报告将粮食安全与农业生产力、资源获取机会、农村生计以及水土保护联系起来。在许多情况下,增加粮食生产是必要的;但如果增产损害了未来收成所需的资源,就不能认为这种增产是可持续的。

报告在论述物种与生态系统时,强调生物多样性具有生态、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价值。保护工作不能局限于特定地点,还必须关注那些影响更广阔地域内栖息地和生物资源的发展决策。

国际经济与制度改革

报告指出,环境问题跨越国界,不能仅靠环境主管机构解决。贸易、金融、农业、能源和工业政策都会影响环境结果。

报告考察了债务负担、对初级商品的依赖,以及技术获取机会的不平等如何限制发展选择。因此,国际合作是其建议的核心,而不是国内环境保护可有可无的补充。

在制度层面,报告呼吁将环境因素纳入经济部门、发展组织及其他决策机构的工作。这意味着改变过去主要将环境保护视为一项独立行政职责的做法。

结构与性质

报告分为三大部分:共同的关切、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全书共十二章,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关系谈起,继而讨论具体领域,并提出国际行动建议。主题涵盖人口、粮食安全、物种与生态系统、能源、工业、城市住区、共有资源,以及和平与安全。

《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一份委员会报告,而非条约。报告中的建议本身并未产生国际法上的约束性义务。其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对政策表述、机构议程及后续谈判的影响。

对国际政策的影响

报告并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首创者,但它推动这一理念成为国际讨论的核心框架。报告提供了一套表述方式,使环境保护与发展重点能够得到统筹考虑,而不再被视为彼此排斥的目标。

报告为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即通常所称的地球峰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峰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后者是一项涵盖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行动纲领。此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立,以支持后续落实工作。

里约进程还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成为国际环境合作的核心。这些协定分别通过各自的谈判进程形成,并非《布伦特兰报告》中的法律条款。

报告以需求为本、兼顾代际关系的思路,也影响了后来的可持续发展倡议,包括联合国《2030年议程》。

解释上的争论与局限

报告提出的宽泛定义,使其能够适用于不同的政策情境,但也留下了一些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报告既未提供普遍适用的可持续性量化检验标准,也未给出权衡相互竞争的需求的单一方法。

一个持续存在的争论,涉及报告对于经济增长能够与环境保护相容的信心。批评者质疑,效率和技术的改进能否充分抵消生产与消费增长带来的影响。另一些解读则强调,报告明确要求改变增长质量、解决不平等问题,并尊重生态约束。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估取舍。在具体决策中,满足当下需求、保护生态系统和保障未来机会之间可能发生冲突。这一定义本身并不能决定哪些损失不可接受、责任应如何分配,或后代人的利益应如何得到代表。

将可持续性概括为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的常见说法,与后来的许多政策表述相符,但不应取代报告对基本需求、公平和环境限制更为具体的强调。同样,报告的定义也不是一项认证标准:要认定某项政策或项目具有可持续性,不能仅仅援引报告,还需要额外的证据、标准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