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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调联合国系统的环境行动,评估全球环境状况,并支持国际协定及各国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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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是联合国内部负责协调环境活动、推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层面工作的主要机构。1972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后,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该署,总部设在肯尼亚内罗毕。其职责包括评估环境状况,协助各国政府制定环境政策和法律,支持国际谈判,以及协助各国履行环境承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联合国的一个规划署,而非专门机构,也不是全球环境监管机构。其权威来自会员国的决定、科学专业能力、机构伙伴关系以及召集谈判的能力。它不能自行对各国强制实施环境标准。不过,该署曾协助建立臭氧层保护机制等重要国际安排,并与其他机构共同创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该署的工作涉及三类相互关联的问题,通常统称为地球三重危机:气候变化、自然与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污染与废弃物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科学评估、环境治理、经济分析,以及与政府、企业、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开展务实合作,统筹应对这些问题。

成立与机构发展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国际社会对工业污染、农药使用、海洋污染以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日益关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由此应运而生。这些关切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国际合作领域,而不再仅仅被视为公共卫生或自然资源管理的延伸。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和一份行动计划,并建议在联合国内部设立新的机构安排。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出任环境署首任执行主任。

1972年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第2997(XXVII)号决议确立了环境署的机构框架,设立了理事会、环境秘书处和环境基金,并作出了在联合国系统内开展协调的安排。将总部设在内罗毕,使一个联合国主要机构的总部落户发展中国家。这一选择也体现了环境外交中一个长期存在的议题:环境保护必须兼顾较贫困国家的发展重点,而不能只关注工业化经济体面临的污染问题。

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环境署的工作重点是环境监测、国际法律框架以及现有机构之间的合作。1974年启动的区域海洋方案,为同处一个海域的国家应对污染和开展海岸管理提供了合作框架。环境署还在促成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谈判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举措确立了一种科学评估、政府间谈判与履约支持相互促进的工作模式。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使国际社会更加广泛地关注可持续发展。此次会议也推动了相关机构体系的扩展,其中包括设有各自治理机构的重要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协定。环境署仍是重要的环境机构,但并未成为这一不断扩大的体系中居于上级地位的监督机构。

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即“里约+20”峰会之后,环境署的机构设置进一步调整。各国政府同意加强环境署,包括使其治理机构实行普遍成员制。2013年,理事会更名为联合国环境大会。首届大会于2014年6月在内罗毕举行,以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的大会取代了原先由58个经选举产生的成员国组成的理事会。

职责、治理与组织结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职责涵盖环境评估、政策制定、协调以及协助落实。它识别新出现的环境问题,促进合作,并协助将环境因素纳入发展规划。因此,其职能并不局限于开展自然保护项目,但也不负责统领联合国内部的所有环境活动。负责农业、卫生、工业、交通运输和发展的各组织仍各自承担相应职责,即便这些职责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联合国环境大会是环境署的主要治理机构。大会实行普遍成员制,使联合国全部193个会员国都能参与决定环境署的工作方向。大会通过决议,并核准环境署的工作方案和预算。大会通常每两年在内罗毕举行一次,由各国环境部长及其他高级别代表出席。大会决议确立政治层面的优先事项,也可能启动谈判进程,但不会自动对各国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

在大会闭会期间,常驻代表委员会持续代表各国政府履行监督职责。委员会审查工作方案的执行情况,讨论行政和预算问题,并协助筹备大会会议。这一安排将定期召开的部长级大会与外交代表的日常监督衔接起来,也让各国政府有机会审查各项活动和支出是否符合商定的优先事项。

执行主任领导环境署秘书处,由联合国秘书长提名,经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秘书处将政府间决定转化为评估、技术援助、伙伴关系及项目。环境署总部设在内罗毕,并由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工作机制提供支持,使其工作能够适应不同的法律制度、环境状况和行政能力。环境署还为若干环境公约秘书处提供驻地或行政管理服务,但这些秘书处仍向各自条约的治理机构负责。

民间社会、科研机构、原住民族组织、地方当局和工商团体通过磋商及经认证的利益攸关方参与机制介入相关工作。它们的参与能够为各国政府提供更广泛的依据和经验,但决策权仍属于各国政府。这一组织结构将所有会员国的共同参与与庞大的非国家行为体专业网络结合起来。同时,这也意味着,在环境优先事项上达成政治共识,与筹措资金、采取国内措施和确保落实等具体工作,在实践中是不同的环节。

筹资与方案模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资金来源包括联合国经常预算、对环境基金的自愿捐款,以及用于特定活动的指定用途捐款。经常预算为其部分机构职能提供支持,而自愿捐款则为其大部分实质性工作提供资金。这使环境署有别于那些主要依靠成员强制缴纳的摊款为工作方案筹资的组织。

环境基金的设立,旨在为环境署议定的优先事项提供灵活的资金来源。与仅限用于单个项目的赠款不同,可灵活使用的资金使环境署能够维持科研能力、制定新举措、支持资金不足的活动,并应对新出现的环境问题。环境署采用自愿捐款指示性比额表,鼓励更多捐助方提供支持,并提高资金来源的可预测性。这一比额表旨在引导捐款,而非规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摊款。

指定用途资金须用于特定方案、项目、国家或主题。这类资金能够为各国政府及其他捐助方愿意支持的活动筹集大量资源。不过,它也可能导致会员国集体批准的优先事项与最受捐助方关注的事项之间出现错位。即使两项举措都在环境署的职责范围内,为其中一项提供的资金也未必能转用于另一项。因此,单看收入总额,并不能判断环境署在维持核心职能方面拥有多大的资金调配自主权。

环境署也是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执行机构之一。全球环境基金是于1991年设立的多边筹资机制。环境署在这一角色下,帮助各国制定和实施能够带来全球环境效益的项目,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化学品管理、气候变化和国际水域等领域。全球环境基金的资金依照其自身的制度安排管理,不应视为可与环境署的一般业务资金互换使用。环境署参与的其他基金和伙伴关系也存在类似区别。

环境署的方案模式往往侧重发挥催化作用:通过相对有限的支出,力求影响规模更大的国家预算、投资决策或机构运作方式。例如,一个项目可能旨在建立监测系统、试行某种政策方法,或增强某个部委的能力,而非为整个国家的转型提供资金。这种模式使成效归因变得困难。一项新法律的出台或一项投资的落实,可能既得益于环境署的援助,也受到国内政治决策、其他国际组织以及更广泛经济变化的影响。因此,项目完成、机构变革和可衡量的环境改善,代表着不同层次的成果。

环境评估与科学—政策衔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核心职能,是汇集科学知识,并将其整理为有助于公共决策的形式。环境署通常并不自行开展支撑其评估的全部基础研究,而是利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监测网络、各国提供的信息及专家审查。其独特贡献在于综合分析:将不同学科的证据联系起来,阐明不同政策选择的影响,同时区分已有定论的发现与尚存的不确定性。

《全球环境展望》(GEO)系列报告考察环境状况、趋势、压力及可能的应对措施。首份报告于1997年问世;2019年发布的第六份报告从多个领域探讨了环境状况与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全球环境展望》的评估将大气变化、土地利用、淡水、海洋和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而非将其视为彼此孤立的问题。报告中的情景旨在探索不同假设下可能出现的未来,而不是预言某种结果必然发生。

环境署还编制针对性更强的评估报告。《排放差距报告》将现行政策和承诺下预计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符合国际温控目标的排放路径进行比较。《适应差距报告》考察适应规划、实施和资金方面的进展与不足。《全球化学品展望》和《全球废物管理展望》则探讨生产、消费和废弃物处置带来的压力。这些报告各有侧重:排放差距是参照模型模拟的气候路径计算得出的,而废物评估则可能考察物质流、收集服务、处置方式及经济成本。

1988年,环境署与世界气象组织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该委员会评估科学文献,而非自行开展气候实验。其经各国政府批准的摘要及专家评估程序构成了一套独立的机构运作流程;IPCC报告并非只是由环境署工作人员撰写的出版物。环境署还为2012年成立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提供秘书处所在地,该平台拥有自身的政府间治理机制。

其他机制则处理更专门的问题。2007年成立的国际资源委员会评估资源利用及其环境影响。环境署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牵头开展国际氮管理系统工作,相关工作将养分利用与污染及生态系统变化联系起来。在这些活动中,科学与政策衔接的质量取决于透明的方法、适当的专业知识、审查,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清晰说明。评估可以识别环境风险及不同行动方案的后果,但并不决定各国政府应如何分担成本,或如何权衡相互竞争的社会优先事项。

国际环境法与条约合作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直是推动国际环境法发展的重要机构平台。其工作包括召集谈判、提供法律专业支持、支持公约秘书处的工作,以及协助各国将国际义务转化为国内立法。《蒙得维的亚方案》于1982年首次通过,此后分阶段续期,为环境署的环境法工作提供了长期框架。其第五阶段涵盖2020—2029年。

环境署的一般职权与各项环境条约的权限之间存在关键区别。公约的义务、程序和机构安排由其缔约方决定,缔约方大会或会议则在这一法律框架内作出决定。环境署可以管理公约秘书处或提供技术支持,但不会因此获得改写条约或指挥缔约方的权力。同样,联合国环境大会的决议也不等同于经批准的公约。

臭氧层保护是环境署推动建立法律制度的突出例子。1985年的《维也纳公约》建立了合作、研究和信息交流框架。1987年通过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确立了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管制措施,此后又通过调整和修正案不断加强这些措施。差别化的实施时间表以及1990年设立的多边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履约提供了支持。环境署的臭氧行动方案协助各国机构和行业逐步停止使用受控物质。

其他在环境署机构体系内获得支持或由其管理的重要协定,包括涉及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的《巴塞尔公约》、针对国际贸易中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实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以及涉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这三项公约分别于1989年、1998年和2001年通过。2013年通过的《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对汞生命周期的相关阶段作出规定。各项协定的法律适用范围不同,并不共同构成一项对危险物质的全面禁令。

环境署的法律工作也涉及各国国内的履约实施。履行环境义务可能需要建立许可制度、实施海关管制、开展环境影响评价、保障信息获取,或提供行政和司法救济。环境署2019年发布的环境法治报告强调,制定环境立法与有效执行这些法律之间存在差距。履约实施有赖于机构能力、可靠的信息、部门间协调以及切实可行的守法机制。这些国内层面的要求说明,缔结国际协定只是改善环境成效的一个阶段。

气候变化、能源与经济转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要通过评估、技术合作,以及支持生产、消费、投资和土地管理方式的转变,来应对气候变化。环境署并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秘书处,该公约有其自身的机构安排。环境署的工作则是为该公约及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提供相关的科学依据和履约支持。

《排放差距报告》体现了这一支持作用。报告区分了现行政策下的预期排放量与各国承诺所对应的排放量,并将两者分别与符合特定温控目标的路径进行比较。这些比较取决于对经济增长、技术、能源需求、土地利用以及实现某一温控阈值的可能性所作的假设。因此,一国宣布的目标并不被视为等同于已全面落实的政策。报告旨在揭示集体行动仍需达到的规模。

环境署的气候工作不限于二氧化碳。2012年成立、由环境署主持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致力于应对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包括甲烷、黑碳和氢氟碳化物。这些物质在大气中的存留时间和物理效应各不相同。减少甲烷排放既能减缓近期变暖,也能减少近地面臭氧的形成。针对黑碳采取的措施可以改善空气质量,但其气候效应取决于排放源及伴随排放的污染物。这些行动是对持续减少长寿命温室气体排放的补充,而非替代。

另一个工作领域涉及制冷、能源使用与制冷剂之间的联系。2016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确立了逐步削减氢氟碳化物的安排。这类物质虽然不消耗臭氧,但其中许多是强效温室气体。制冷剂的变化与设备效率、电力供应相互关联。因此,环境署在高效制冷方面的工作既考虑制冷剂的直接排放,也考虑能源消耗造成的间接排放。

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环境署支持制定规划并采取措施,以降低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时的脆弱性。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可包括恢复红树林,以降低沿海地区受气候影响的风险,或保护高地植被,以维持流域功能,但这些措施的成效取决于当地的生态和社会条件。环境署还通过1992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与金融机构合作。该倡议于2019年推出的《负责任银行原则》,为银行业务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供了自愿性框架;这些原则既不能替代金融监管,也不能作为环境绩效的独立证据。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与资源利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生物多样性丧失既视为保护问题,也视为更广泛经济活动的后果。栖息地转化、不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污染、外来入侵物种和气候变化,在陆地、淡水和海洋系统中相互作用。因此,环境署的工作将保护区和物种保护与农业、基础设施、金融及消费联系起来。这一思路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包括水分调节、授粉和海岸防护等服务。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由环境署管理,同时仍向公约缔约方负责。该公约于1992年通过,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公约于2022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包含四项面向2050年的长期目标和23项面向2030年的行动目标。环境署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项目支持框架的落实,其中包括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项目。框架的通过本身并不意味着其目标已经实现。

恢复工作是另一个主要工作领域。环境署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牵头开展2021—2030年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生态恢复旨在帮助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而不仅仅是增加植被覆盖。例如,种植单一的速生树种,并不一定能恢复退化的原生森林所具有的生物多样性、土壤过程或水文功能。因此,恢复行动需要关注生态适宜性、土地权属、长期维护,以及依赖相关土地或水域生活的人群。

海洋合作部分通过区域海洋方案开展。该方案下的区域公约和行动计划着力应对陆源污染、沿海开发、海洋垃圾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共同问题。各区域的机构安排不尽相同:并非所有区域海洋机构都由环境署直接管理。区域合作方式使相邻国家即使在国内法律和行政能力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也能共同应对相互连通的水域及共同面临的压力。

资源利用将生物多样性问题与经济体系联系起来。环境署的国际资源委员会研究生物质、化石燃料、金属和非金属矿物的开采与利用。其评估区分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与环境压力在绝对量上的减少。一个经济体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材料用量可能下降,但材料消耗总量仍在上升。在评估经济增长已与环境破坏脱钩的说法时,这一区别十分重要。环境署关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工作考察整个供应链中的此类压力,而非仅关注最终处置环节。

污染、化学品与废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污染治理工作涵盖空气、水、土壤、化学品和废物,重点是在产品和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预防有害物质的排放。其基本理念是,仅靠废物处理无法有效治理污染。材料选择、产品设计、制造工艺、使用方式和报废后的管理,都会影响暴露程度和环境损害。生命周期评价有助于判断,某一阶段看似取得的改善是否只是将影响转移到了其他环节。

化学品管理既需要关注物质的固有危害,也需要关注实际暴露情况。有些物质可能在环境中持久存在、在生物体内累积、远距离迁移,或在特定暴露条件下造成危害。不同的国际机制针对这些特征的不同组合采取应对措施。环境署支持化学品公约的实施,并推动政府、业界、科学机构和民间社会之间更广泛的合作。2023年9月在波恩通过的《全球化学品框架》取代了《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成为化学品和废物领域开展合作的自愿性框架。

汞说明了采取全生命周期方法的重要性。采矿、工业过程、产品和废物都可能释放汞,而汞在环境中的转化可产生甲基汞,后者会通过水生食物网累积。《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包含针对相关来源、产品、工艺、贸易和废物的措施。环境署的支持工作将科学评估与各国履约衔接起来,包括为手工和小规模采金提供相关援助;这类采金活动是汞排放和释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固体废物方面,环境署不仅考察废物的产生、收集、处理和处置,也关注源头预防和资源回收。回收利用是废物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全面解决物质流量不断增长的问题。即使部分有价值的材料得到了回收,收集不到位、不安全操作、露天焚烧和无管制倾倒仍可能是严重问题。电子废弃物涉及可回收金属、有害成分、国际贸易和非正规处理等多重因素,情况尤为复杂。

塑料已成为国际谈判的主要议题。2022年3月,联合国环境大会第5/14号决议要求召集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以涵盖塑料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方法为基础,制定一项关于塑料污染(包括海洋环境中的塑料污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该决议启动了谈判进程,本身并不是一项已经议定的塑料条约。这一进程涉及的议题包括产品设计、塑料中的化学品、废物管理、资金筹措,以及生产与污染预防之间的关系。环境署为谈判提供机构支持,而任何议定文书的内容和法律义务则由各国政府决定。

国家支持、伙伴关系与机构局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国家层面的活动,旨在将全球环境优先事项与各国机构及实际决策衔接起来。援助内容可包括环境立法、污染清单编制、监测系统建设、适应规划,以及开发符合国际融资条件的项目。适宜的援助形式因国家而异,差别很大。科学和行政能力较强的国家可能寻求专项分析,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需要基本实验室设备、报告系统,或为负责履行某项公约的官员提供培训。

环境署也在受冲突或灾害影响的地区开展环境评估,其工作包括在阿富汗、苏丹和伊拉克进行的研究。这类评估可考察供水基础设施受损、工业场地污染、废物管理,或人口流离失所造成的环境后果。它们不能取代人道主义救援、和平谈判或国家重建主管机构的工作。其作用在于查明可能影响恢复进程和长期发展的环境状况,并为责任机构采取后续行动提供依据。

伙伴关系使环境署能够开展超出其自身人员和预算规模的工作。大学提供专业知识,企业影响产品和投资决策,地方政府管理多项公共服务,民间社会组织则贡献知识和执行能力。环境署的公众传播活动包括世界环境日,该纪念日定于每年6月5日,首次庆祝活动于1973年举行。宣传活动可以提高公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但受众覆盖面、公开承诺和环境状况的变化,是衡量成效的不同指标。

若干结构性限制影响着该组织的作用。国家主权意味着,落实工作通常取决于国内决策,或各国通过条约接受的义务。各公约和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工作分散,可能造成报告要求重叠,或部门之间出现工作空白。对自愿捐款的依赖可能制约工作的连续性。科学发现能够阐明后果,却无法消除有关责任、发展优先事项或转型成本分担的分歧。环境署可以召集并支持谈判,但无法通过行政决定消除这些根本分歧。

因此,评估工作需要区分产出、成果和环境影响。编制评估报告、培训官员或协助起草法律,属于产出。有效运转的监测机构、得到执行的法规,或投资方式的改变,属于成果。污染减少、生境恢复或排放降低,则属于环境影响,往往是在较长时期内由众多参与方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署评估办公室及联合国更广泛的监督机制会审查方案绩效,但确定因果归属仍然十分困难。该组织在实践中的权威,部分取决于能否持续提供可信的证据,并证明其援助不仅促成单个项目的完成,还推动了更广泛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