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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

缔约方大会是依据条约设立的机构,各缔约方通过该机构共同监督履约、通过决定并推动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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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大会(COP)是依据国际条约设立的集体决策机构,通常由所有已同意受该协定约束的国家及其他符合资格的实体组成。其权力来自条约,而非对国际事务的普遍管辖权。缔约方大会审查履约情况,通过预算和工作方案,设立附属机构,也可进一步制定规则或谈判拟订其他法律文书。这一术语既指持续运作的机构本身,也指该机构举行的各届会议。

缔约方大会在环境合作领域尤为突出,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危险废物和野生动植物贸易等方面的协定均设有此类机构。环境法以外的领域也存在缔约方大会。尽管公众讨论中常用“COP”指联合国气候大会,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缔约方大会:每个条约体系都有自己的成员组成、议事程序和会议届次安排。

这一机构的重要性在于兼具持续性与适应性。条约提供持久的法律框架,定期召开的会议则使各缔约方能够回应科学发现、评估各国履约表现、分配资源并就新的承诺展开谈判。某项大会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取决于相关条约、决定的内容及其通过时所依据的权限。

法律基础与历史发展

缔约方大会是各缔约方通过协议设立的国际法机构。其设立条款通常规定大会的组成、核心职责、会议安排,以及与秘书处和附属机构的关系。由此建立的机构并非世界立法机关:它行使条约赋予的权力,以及履行既定职能所必需的附带权力。在国内落实条约通常仍由各缔约方负责。

缔约方与参与者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一个国家即使已经签署条约,但尚未完成接受条约约束所需的程序,通常也不享有与缔约方相同的决策权。视具体协定而定,欧洲联盟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也可以成为缔约方。其表决安排通常会防止该组织及其成员国重复行使同一项表决权。有关生效、加入、退出和领土适用的规则,界定了缔约方资格的法律范围。

这一机构模式是在多边条约管理不断扩展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早期协定往往依靠按需召开的外交会议,或职权有限的常设委员会。战后的环境协定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常设秘书处与全体缔约方定期会议相结合的安排。1971年关于湿地的《拉姆萨尔公约》和197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早期的重要实例。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通过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两项公约,进一步推广了这一模式;1994年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也采用了类似结构。

定期召开大会解决了一个实际难题:环境条约所涉及的系统不断变化,相关科学认识存在不确定性,而条约的实施又往往需要持续数十年。如果每当技术知识有所进展,就重新就整部条约展开谈判,程序将十分繁琐。缔约方大会机制则提供了相应程序,使各方无需重新谈判所有基础性条款,便可通过指导意见、在许可范围内更新附件,以及制定补充文书。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提供了有关条约解释和修正的一般规则。在适当情形下,经各方同意的缔约方大会决定,可以构成有关条约解释的嗣后协定,或作为嗣后惯例的证据。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每一项决议都构成具有权威性的条约修正。解释现有义务的决定、鼓励今后行动的建议,以及正式通过的条约修正案,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因此,仅凭机构名称,几乎无法判断大会各项成果的确切法律效力。

机构设置与职责分工

缔约方大会通常是条约体系中的最高决策机构,但其大量工作在全体会议之外开展。全体会议负责通过决定、核准报告、选举官员,以及解决需要集体行使职权的问题。大会主席或会议主席主持议事,通常由代表各地理区域或其他组别的主席团协助。任职人员负责组织谈判、推动达成共识,但并无独立权力向缔约方强加实质性结果。

常设秘书处确保闭会期间机构运作的连续性。其职责通常包括安排会议、分发文件、维护报告系统、编制预算提案、支持技术审评,以及传达决定。有些秘书处由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管理,另一些则采用不同的行政安排。提供驻地或行政支持,并不意味着条约自身的治理机构与提供服务的组织之间的区别就此消失。例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多个条约秘书处提供支持,但并不因此成为这些条约的集体决策机构。

附属机构分担各项工作,可负责科学评估、履约、资金、遵约或特定技术问题。在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履行机构为筹备工作提供常设平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附属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机构承担咨询职能。这些机构可以拟订建议和决定草案,而最终权限仍按相关条约及授权规定分配。

机构名称也用于区分相关法律文书下不同的缔约方构成。在某些协定下,缔约方会议(通常缩写为 MOP)履行与缔约方大会类似的职能。如果议定书或单独的协定使用其母公约的机构,缔约方大会便可“作为”该文书的缔约方会议举行会议。在气候治理体系中,CMP 指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CMA 则指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即便各届会议在同一地点举行,这些在法律上仍是彼此有别的治理身份。

大会与资金机构的关系同样重要。缔约方大会可以向其资金机制的运营实体提供指导,而不直接管理每个受资助项目。项目审批、受托责任标准和资金拨付可能由另设的理事会负责。同样,科学专家组可以为谈判提供参考,而不成为下属谈判小组。正是这些职责划分,使大会发布公告、作出出资承诺、理事会批准拨款以及资金实际划转成为各自独立的机构行为。

谈判、代表参与和决策

缔约方大会的一届会议通常是一个较长谈判周期的最后阶段。在代表抵达会场之前,各国主管部门拟定立场,区域集团协调意见,附属机构起草案文,秘书处分发文件。正式议程决定哪些问题可以审议,以及审议依据的是哪项机构授权。围绕某个议程项目的分歧本身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接受列入某个项目,可能意味着为讨论该问题确立一个定期召集的平台。

谈判在多种会议场合中进行。全体会议形成正式记录,接触小组和非正式磋商则处理具体的案文起草工作。规模较小的磋商可能着力解决某项具体分歧,而部长们可能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处理尚未解决的政治问题。案文草案中常用方括号标示尚未达成一致的措辞。去掉方括号需要就实质内容达成一致,而不仅仅是作文字修改。即便“应当”“应该”和“可以”之间看似细微的差别,也可能影响对条款的理解。

许多缔约方大会力求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协商一致通常是指,在作出决定时,没有任何缔约方坚持正式反对意见,因而决定得以通过;这并不一定等同于每个缔约方都投赞成票。其程序含义和适用方式取决于相关规则与惯例。不同条约的表决安排差异很大。在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规范大多数实质性事项表决的规则草案一直未能议定,因此协商一致尤为重要。相比之下,野生动植物贸易公约规定,对其主要物种附录的修订提案,可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缔约方以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

面对众多缔约方,谈判联盟有助于各方开展谈判。在气候谈判中,此类联盟包括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小岛屿国家联盟、非洲集团、最不发达国家集团以及欧洲联盟。这些集团彼此不同,也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始终立场一致。一个国家可以参加多个集团,分别体现其不同的经济、地理或环境利益。协调行动使规模较小的代表团能够共享专业知识,并增强同时应对多场谈判的能力。

大会主席可通过组织磋商、选择协调人、寻求折中措辞,以及决定何时将案文提交全体会议来影响结果。但其权限仍限于程序层面,并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东道国政府也可能发表宣言或宣布建立伙伴关系,但这些并不属于缔约方大会的决定。要区分这些成果,就需要注意案文由谁通过、属于哪个议程项目,以及遵循了什么程序。会议上一份得到某个政府联盟支持的声明,并不自动代表所有条约缔约方都已达成一致。

气候公约及其相关协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通过,1994年生效。公约第7条设立缔约方大会,作为公约的最高机构,并赋予其定期审查履约情况的职责。第一届缔约方大会于1995年在柏林举行。除非缔约方另有决定,常会每年举行一次,但特殊情况造成的中断也曾改变会议日程。

公约的目标是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能够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造成危险干扰的水平。其制度层面的工作围绕减缓、适应、报告、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展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为缔约方之间的差别安排提供了依据。围绕谁应采取行动、义务应如何表述以及应如何提供支持的谈判,这些差别始终是核心议题。

1997年在京都举行的第三届缔约方大会(COP3)上,缔约方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议定书为其附件B所列、参与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量化的限制和削减排放承诺。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并确立了自身的治理安排、核算规则、市场机制和遵约程序。其第一个承诺期为2008—2012年。2012年通过的《多哈修正案》确立了2013—2020年的第二个承诺期,并于2020年12月生效。

2015年,在第二十一届缔约方大会(COP21)上,缔约方通过了巴黎协定,该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生效。协定确立的温度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远低于 2∘C2^\circ\mathrm{C} 的范围内,并努力将升幅限制在 1.5∘C1.5^\circ\mathrm{C} 以内。其制度框架以每五年提交一次、接续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为核心,并辅以透明度安排和集体评估。缔约方依法有义务编制、通报并维持接续的国家自主贡献,同时采取国内减缓措施,但协定并未将各国公布的每一项排放目标都转化为可在国际层面强制执行的结果义务。

此后的历届大会进一步细化了这一制度框架。2018年卡托维兹大会通过了大部分实施细则,2021年格拉斯哥大会则完成了有关第6条合作机制的若干重要剩余事项。首次全球盘点于2023年迪拜大会上结束。其成果呼吁缔约方以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为若干明确的全球努力作出贡献,其中包括在能源系统中逐步摆脱化石燃料。解读此类成果时,必须结合其所依据的协定:经谈判形成的集体信号、程序性义务和量化的国家承诺,是不同的法律和政策工具。

生物多样性、物种保护与生态系统治理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通过,1993年生效,体现了缔约方大会如何服务于超越控制单一环境压力的广泛目标。公约的三项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其缔约方大会负责监督公约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议题上的实施,涉及土地利用、自然保护、生物技术、资金和传统知识。

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于1994年在拿骚召开。此后的各届会议通过了旨在指导国家政策的工作方案和战略框架。2010年在名古屋举行的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缔约方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其中包括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2000年通过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则着眼于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安全处理、运输和使用,同时考虑其对人类健康的风险。

2022年12月,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续会在蒙特利尔举行,缔约方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担任大会主席国;由于疫情导致原定安排变更,这一阶段的会议由加拿大承办。该框架设定了面向2050年的四项长期目标和面向2030年的23项行动目标。其中包括通过保护区及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保护至少30%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海洋和沿海区域,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

这类框架既体现了缔约方大会决策的影响范围,也反映了其局限。它们确立共同目标、指标以及对各国行动的期望,但本身并不会在各国领土内设立保护区。落实这些框架,有赖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立法、资金、监测,以及受影响社区的权利保障和参与。因此,框架对原住民族和地方社区的认可,关联的是土地等资源的权属、治理和保护管理等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在会议上获得代表席位的问题。

1975年生效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采用了一套更侧重具体交易的制度。其缔约方大会可以修订附录一和附录二,这两份附录是实施不同级别国际贸易管制的依据。这些修订会影响缔约方签发许可证以及监管所列物种标本跨境流动的方式。这一比较说明,“缔约方大会成果”并非性质一致的单一类别:愿景性的全球目标,与使条约所规定的许可证要求开始适用的附录修订,其发挥作用的法律机制截然不同。

其他条约体系与机构形式的差异

环境领域的缔约方大会涉及气候和生物多样性之外的诸多议题。《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于1989年通过,1992年生效。其缔约方大会监督的制度以无害环境管理和对废物跨境转移的管制为核心,其中包括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各缔约方还通过条约授权的程序,进一步完善了公约对特定废物流的管理规定。2019年通过的修正案自2021年起,将更多类别的塑料废物纳入公约的管制安排。

1998年通过的《鹿特丹公约》涉及国际贸易中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事先知情同意程序。2001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针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采取的措施可包括消除、限制以及减少排放。两项公约均于2004年生效。两者的缔约方大会依据各自的列入清单标准和法律程序,审议技术评估和提案。因此,某种物质被列入一项公约,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另一项公约下也会受到相同的监管。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已建立相互协调的行政和会议安排,通常称为化学品和废物领域的“协同增效”进程。三项公约的缔约方大会可以按协调一致的顺序召开,并共用秘书处服务,但仍然是彼此独立的条约机构,各自保有独立的缔约方构成和决策权。这种安排表明,机构间合作可以减少重复工作,而不必将不同条约合并为单一的法律制度。

臭氧层保护制度展现了另一种重要的机构形式。1985年《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设有缔约方大会,而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设有缔约方会议。该议定书将科学评估、报告、资金支持以及臭氧消耗物质的管制时间表结合起来。其调整程序允许依据不同于条约修正程序的规则,对现有管制措施作出特定变更。2016年通过的《基加利修正案》增加了对氢氟碳化物的管制;在这一背景下,这类物质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其强烈的增温效应,而非臭氧消耗作用。

缔约方大会模式还延伸至刑事司法和公共卫生领域。《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设有缔约方大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则使用“缔约国会议”这一名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于2003年通过,2005年生效,其缔约方大会负责审查履约情况,并通过包括实施准则在内的各类文件。这些例子说明,缔约方大会的根本特征是以条约为基础的集体监督,而不在于其是否涉及环境议题,或采用何种特定的机构名称。

实施、资金与履约

缔约方大会的大多数实际影响,要在代表离会之后才会显现。各国国内机构必须将适用的义务和商定的方案转化为法律、法规、支出安排、行政程序及报告制度。编制排放清单需要数据收集和技术能力;野生动植物贸易管制需要许可证主管机关和海关执法;化学品限制措施需要产品监管与监测。大会可以确定共同框架,但实施质量取决于各国的机构和资源。

报告制度是连接各国行动与国际监督的主要纽带。条约可能要求提交清单、实施报告、通报,或有关所提供和所获得支持的信息。专家审评可以评估信息是否完整、一致,以及是否符合商定的方法规则。报告并不等于核实其所依据的每一项事实,审评机构通常也在明确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尽管如此,定期提供可比较的信息,仍有助于发现不足、评估总体趋势,并区分已宣布的政策与有记录可查的行动。

资金安排旨在应对缔约方之间的能力差异,以及实施成本的分担问题。全球环境基金在多项环境公约下发挥作用。绿色气候基金根据2010年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的一项决定设立,为发展中国家的减缓和适应工作提供支持。《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为符合条件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资金,以支付商定的增量费用。这些机构在治理结构、资格规则、项目周期以及与各自条约机构的关系方面各不相同。

履约机制也不尽相同。有些侧重于促进履约、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及早发现实施中的困难。另一些则可以在条约制度框架内作出正式认定,或建议采取相应的后续措施。《京都议定书》的遵约委员会设有促进事务组和强制执行事务组。《巴黎协定》第十五条设立的委员会以专家为基础,具有促进性,并以透明、非对抗、非惩罚的方式运作。这两种安排都不应被直接等同于作出具有直接强制执行力判决的国内法院。

有必要区分实施、履约与实效。实施关注为落实协定而采取的措施。履约关注行为是否符合适用的法律要求。实效则关注相关制度是否改变了行为,并改善了其所针对的环境或社会状况。一个缔约方可能履行了报告义务,但总体环境问题仍在持续恶化;反过来,环境状况的改善,也可能部分源于条约体系之外的经济或技术变化。因此,评估缔约方大会的作用,不能只看决定、公告或与会者的数量。

参与、透明度与制度局限

缔约方保有正式决策权,但缔约方大会通常允许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工商协会和公民社会的观察员参会。观察员的准入标准和参与权利因条约而异。观察员可以出席公开会议、应邀发言、提交资料并举办边会。这些参与机会通常并不赋予观察员投票权,也不意味着他们有权参与所有谈判会议。媒体认证也不同于缔约方代表或观察员的资格认证。

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可以提供政府自身并不掌握的专业知识和信息。科学组织解释评估结果与方法;社区代表介绍地方落实情况;企业提供有关生产体系和技术选择的信息。与此同时,参与也引发了代表性、利益冲突和参与机会不平等的问题。烟草控制机制有其特殊性:相关公约第5.3条要求缔约方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公共卫生政策时,依照本国法律,保护这些政策免受烟草业商业利益及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缔约方在形式上的平等,并不能消除谈判能力上的实际差异。规模较大的代表团可以同时参加多场会议、委托开展法律分析,并在多年间持续维持专业团队。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则可能只能依靠少数几名负责多个议题的官员。差旅费用、语言、文件获取渠道以及磋商的时间安排,都可能影响参与。谈判联盟内部的协调、口译服务以及对符合条件的代表团提供的支持,有助于缓解其中一些限制,但并不能使所有代表团拥有同等资源。

透明度也可能与谈判妥协所需的保密交流发生冲突。公开的全体会议和公布的文件有助于公众监督,而小范围磋商则可以让代表在不立即代表本国政府作出承诺的情况下探索各种方案。如果缔约方认为小组磋商排除了相关利益方,或未经充分磋商便提交所谓的最终文本,就会出现问题。因此,一项成果的正当性不仅取决于其实质内容,也取决于缔约方是否认可形成该成果的程序。

各类声明集中在重大会议前后发布,还带来了另一个解读上的问题。缔约方大会的正式决定,与国家承诺、企业倡议、资金安排公告和东道国声明同时出现。这些成果的参与者、基准、期限和问责安排可能各不相同。因此,评估任何一项具体成果,都需要明确其通过机构、具有实际效力的措辞、法律依据以及后续落实机制。正式决定文本及其后续实施记录,与宣布该成果的会议所获得的关注度,仍是不同的衡量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