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规范国家间条约的缔结、解释、施行和终止的主要国际协定。公约于1969年5月22日在维也纳通过,1969年5月23日开放签署,1980年1月27日生效,为各类协定提供了共同的法律框架,涵盖双边边界解决协定以及贸易、裁军和人权等领域的多边公约。公约共有85条,并附有一份关于调解的附件。
公约既编纂了现有的国际习惯法,也发展了旨在明确和稳定条约关系的规则。其核心原则包括协定具有拘束力、依诚实信用原则履约、根据文本及上下文解释条约,以及严格限定认定条约义务无效或终止条约义务的理由。即使公约本身不适用于某一特定条约,其中许多规定仍作为习惯法适用。
公约并非涵盖所有国际法的法典,也不规范所有类型的国际协定。其主要规范对象是国家间的书面条约。公约的重要性在于,它为各国设定更具体的义务提供了法律框架,同时区分了基于同意作出的承诺与依法不得通过协议排除的规则。
历史发展与通过
有关政治共同体之间协议的规则,远在现代国际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到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外交实践和国际司法裁判已逐渐形成关于同意、解释、违约和终止的明确学说。然而,这些学说仍散见于国家实践、司法判决和学术著述之中。随着多边立法活动的扩展,术语和法律后果方面的分歧日益凸显。
联合国于1947年设立国际法委员会,以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及其编纂。委员会在1949年第一届会议上将条约法选为研究专题。先后担任这一专题特别报告员的是詹姆斯·布赖尔利、赫希·劳特派特、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和汉弗莱·沃尔多克。他们的工作思路各有不同,包括对最终成果应采取系统性法典还是公约草案形式的看法。在沃尔多克主持下,工作逐渐集中于拟订适合以条约形式通过的条款草案。
委员会于1966年完成条款草案及评注。随后,联合国大会召集了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分两届在维也纳举行,会期分别为1968年3月26日至5月24日和1969年4月9日至5月22日。当时正值非殖民化进程推进、联合国会员国数量迅速增长的时期,会议汇集了法律传统和政治优先事项各不相同的国家。主权平等、胁迫、强行法规范以及对条约效力提出异议的程序等问题尤为重要。
最终文本于1969年5月22日以79票赞成、1票反对、19票弃权获得通过,并于次日开放供签署。根据第84条,公约须在第35份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再经30天方可生效。依照这一条件,公约于1980年1月27日生效。从通过到生效之间的间隔,并未妨碍公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法律论证和司法裁判产生影响。
最终形成的公约是谈判妥协的产物,而非对既有实践的纯粹重述。有些条款表述了已获广泛接受的规则,另一些则进一步明确了规则内容或增设了程序安排。这种兼具两方面性质的特点至今仍具有法律意义:某项规则载于公约之中,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证明该规则的全部内容都属于习惯国际法。因此,法院在判断公约的某些规定是否也对非缔约国具有约束力时,会逐项审查相关规定。
适用范围、定义与法律性质
第1条规定,本公约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条约。第2条将本公约所称的条约定义为国家间以书面形式缔结并受国际法支配的国际协议,无论其载于一项文书还是数项相互关联的文书,也无论其具体名称为何。因此,名为公约、议定书、换文、备忘录或协定的文书,都可能构成条约。与文书的名称相比,其法律性质以及是否有意确立受国际法支配的义务更为重要。
政府之间的书面安排并非都是条约。有些文书只是记录政治承诺,并不创设法律义务;另一些则可能受国内法律制度支配。另一方面,第3条明确保留了不属于本公约所界定范围的国际协议可能具有的法律效力,包括非书面协议以及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协议。不在本公约的适用范围内,并不等于无效。第3条还保留了本公约所体现的、具有独立约束力的规则的适用。
第4条限定了本公约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作为一项条约,本公约仅适用于各国在本公约对其生效后所缔结的条约。这与公约某项规定是否作为习惯国际法适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于较早缔结的条约,仍可运用第31条和第32条所体现的规则进行解释,因为这些规则具有独立的习惯国际法依据。本公约自身在时间上的适用限制,并不妨碍这种运用。
第5条涉及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以及在国际组织内议定的条约。本公约适用于此类条约,但不妨碍该组织有关规则的适用。因此,国际组织的创设条约仍然属于条约,但其修正、机构权限和成员接纳等事项,也可能取决于该组织特有的法律框架。第73条则另行保留了国家继承、国际责任以及敌对行动爆发所引起的问题,并未试图对这些领域作出全面规定。
另一项独立的文书——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处理涉及国际组织的协议问题。它并非仅仅是对1969年公约的修正。另有一项于1978年通过的独立公约,涉及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问题。明确这些区别,有助于避免将“维也纳公约”视为一项统辖国际协议所有相关问题的单一文书。
谈判、代表权与同意受条约拘束
公约区分了若干法律阶段,而外交实践有时将这些阶段统称为“缔结”。谈判和通过约文、认证约文、表示同意受条约拘束以及使条约生效,都是各自独立的行为。第9条规定,通过约文原则上须经所有参与国同意;但在国际会议上,默认规则是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国家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除非这些国家以同样多数决定适用其他规则。约文的通过确定了拟议文本,但不一定使参与国成为条约当事国。
第7条和第8条规定了代表权问题。一个人通常凭适当的全权证书代表国家,或者根据有关情况,可以认定参与国有意免除全权证书的要求。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无须出具全权证书,即被视为有权代表国家实施与缔结条约有关的一切行为。使馆馆长和派往会议的正式代表自动享有的权限较窄,主要限于在各自相应场合通过约文。未经授权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除非事后得到该国确认。
第11至17条承认多种表示同意的方式: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书、批准、接受、赞同、加入,以及任何其他商定的方式。符合相关条件时,签署本身即可确立同意,但许多条约规定,签署须经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批准是确立同意的国际行为,而不只是国内议会的一次表决。国内核准可以授权作出批准,而国际层面的批准行为通常通过交换或交存批准书完成。
不过,在国家成为条约当事国之前,签署也可能产生法律后果。第18条要求,在签署须经批准、接受或赞同的情况下,签署国应避免采取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的行动,直至该国明确表示无意成为条约当事国为止。国家已表示同意受条约拘束、但条约尚待生效时,也承担类似义务,前提是条约生效未被不当拖延。这一义务的范围小于履行条约所有实体条款的义务。
第24条规定,条约生效主要取决于条约本身的规定或谈判国之间的协议。第25条则另行规定,在条约有所规定或谈判国另有协议的情况下,可以暂时适用条约。暂时适用可使条约义务在正式生效所需的全部条件满足之前即开始实施。除非另有协议,一国可以通知有关国家其无意成为条约当事国,从而终止对该条约的暂时适用。这些机制既满足了尽早开展合作的实际需要,又保留了签署、同意受拘束与条约全面施行之间的区别。
保留与差异化参与
保留是指一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无论其措辞或名称如何,其目的在于排除或更改条约某些规定对该国适用时的法律效果。保留对多边条约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促进广泛参与,而不要求每个国家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接受每一项规定。一项被称为“解释性声明”的声明,如果其预期法律效果符合上述定义,仍可能构成保留。
第19条规定了三项主要限制:条约禁止提出的保留,不得提出;条约仅准许提出特定保留,而拟议保留不在其中的,不得提出;与条约目的及宗旨不符的保留,也不得提出。目的及宗旨标准体现了国际法院1951年就《灭绝种族罪公约》保留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时所采取的思路。因此,公约既不允许不受限制地提出保留,也不僵化地要求所有保留一律获得一致接受。
第20条和第21条涉及保留的接受、反对及法律效果。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条约明文准许的保留通常无须事后接受。如果所有谈判国参与整个条约是其同意受条约拘束的必要条件,或者条约是某一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则适用特别规则。在其他情况下,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即可确立受该保留限制的条约关系。反对保留并不自动阻止条约在保留国与反对国之间生效:反对国必须明确表示其有此意图。
一项保留对另一当事国成立时,会在保留范围内更改这些国家之间适用的有关条约规定,通常具有相互对等的效果。保留不改变其他当事国彼此之间的条约关系。第20条还规定了一项默认规则:如果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反对,保留即被视为已获接受。该期限通常为接获保留通知后12个月,或另一国表示同意受条约拘束之日,以较晚者为准。第22条和第23条则对撤回及书面通知作出规定。
对于某些棘手的后果,公约并未作出完整规定,尤其是不得提出的保留会产生何种后果,以及保留国是否在无法享有保留利益的情况下仍受条约拘束。这些问题在人权条约中尤为突出,因为此类条约的义务旨在保护个人,而非仅仅在国家之间交换对等利益。国际法委员会2011年通过的《条约保留实践指南》提供了大量后续指引,但它既不取代公约,也不对所有条约制度作出修订。各条约的具体规定以及监督机构的权限仍然十分重要。
条约的履行、领土适用及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第26条阐明了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凡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国均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当事国善意履行。这一原则意味着,国家一旦有效承担某项义务,其同意便产生法律上的后果。政府更迭、立法机关多数派变化或此后的政策取向改变,本身都不能解除这一承诺。善意原则也约束履行义务的方式,防止国家表面上遵守条约,实际上却使其已接受的义务落空。
第27条规定,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作为不履行条约的理由。因此,即使一国官员的行为符合国内立法或宪法要求,该国仍可能承担国际责任。这一规则并未规定各国必须如何在国内将条约纳入本国法律体系。各国国内制度在条约的直接效力、立法实施以及条约与制定法之间的效力位阶等方面各不相同。公约处理的是国际法层面的问题:国内制度安排通常不能成为不履行条约的正当理由。对于违反国内法中有关缔约权限的根本性规则而导致的同意瑕疵,第46条另行规定了一项适用范围狭窄的规则。
第28条和第29条规定了有关时间和领土范围的默认规则。除非另有不同意思,条约对于在其对某一当事国生效之前已经终结的行为、事实或情势,对该国不具有拘束力。条约通常对当事国的全部领土适用,同样以无相反意思为前提。这两项规定都不免除确定所涉具体义务的必要性。持续存在的情势可能引发不同于已完成行为的问题,而专门性条约则可能明确规定范围较窄的领土适用安排。
第30条处理有关同一事项的先后条约。其规则取决于前后条约的当事国是否相同,以及条约本身是否规定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先前条约的所有当事国也都是后来条约的当事国,则在遵守有关终止或停止施行规则的前提下,先前条约通常仅在其与后来条约相容的范围内适用。如果缔约国范围不同,则两国均为当事国的条约决定它们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规则并未赋予国家普遍无视其对第三方所负义务的权利。
公约明确保留了联合国宪章第103条的效力;根据该条,宪章义务优先于其他国际协定中与之冲突的义务。公约也承认,某些规则独立于条约而适用:第43条保留了条约以外依据国际法产生的义务,第38条则允许条约规则作为习惯国际法对第三国产生拘束力。因此,条约义务存在于更广泛的法律秩序之中,而非构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
解释:文本、上下文与嗣后惯例
第31至33条确立了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框架。第31条要求依条约用语在其上下文中的通常意义,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解释条约。这些要素构成一项统一的解释过程,而非供解释者随意挑选偏好方法的清单。文本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上下文以及目的和宗旨则有助于确定文本在整份法律文书中的含义。
就第31条而言,上下文包括条约文本、序言及附件,以及与缔结条约有关的某些协定和文书。该条还要求一并考虑:当事国之间就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所达成的嗣后协定;在条约适用中形成、并确立当事国就条约解释达成协议的嗣后惯例;以及适用于当事国之间关系的有关国际法规则。并非所有后来的声明或孤立行为都构成经协议确立的解释。惯例的法律意义取决于其是否确立了所要求的协议,而不只是取决于行为的重复或便利性。
第31条第3款(丙)项涉及有关国际法规则,在条约与其他国际义务并行适用时尤为重要。该项支持在更广泛的法律体系中解释条约,同时仍须遵守其措辞所设定的界限。第31条第4款还承认,如经确定当事国有此意图,条约用语可具有特殊意义。因此,技术性条约可以使用专门术语,但所主张的特殊意义必须得到证明,不能仅凭推定。
第32条允许使用补充解释资料,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及缔约情况。这些资料可以用来证实依第31条得出的含义,也可以在依该条进行解释后含义仍不明确或难以理解,或所得结果显然荒谬或不合理时提供帮助。因此,准备工作——常以法语称为 travaux préparatoires——既不被排除,也不自动具有决定性作用。第33条处理以多种文字认证的条约:除非条约或当事国另有规定,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各文本中的用语推定具有相同意义;尚未解决的差异,则须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以最能调和各文本的方式加以解决。
国际法院及其他国际法庭经常在公约直接适用的时间范围或主体范围之外采用这一框架。在1994年利比亚与乍得之间的“领土争端案”判决中,国际法院将第31条所体现的一般规则视为习惯国际法,并强调解释首先应以条约文本为依据。其他法庭,包括处理贸易、投资和人权问题的法庭,也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适用同一基本框架。争议往往在于上下文、目的和宗旨以及嗣后惯例各自的相对重要性,而非这一框架本身是否存在。
第三国、修正与修改
第34条规定了一般规则:条约未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这一原则通常以拉丁语 pacta tertiis nec nocent nec prosunt(条约既不损害第三方,也不使第三方受益)表述,源于条约关系以同意为基础的结构以及国家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各国可以通过谈判作出影响其他国家利益的安排,但通常不能仅凭彼此之间的协议,就对非缔约国施加条约义务。
第35条和第36条区分了义务与权利。只有在条约当事国有意通过某项条款设定义务,且第三国以书面形式明示接受该义务时,该条款才会为第三国产生义务。如果当事国有意赋予某个第三国、某一国家集团或所有国家一项权利,且受益国表示同意,该项权利即可产生。对于权利,除非有相反表示或条约另有规定,一般推定受益国同意。行使此类权利的国家,必须遵守条约所规定或依照条约所确立的行使条件。
第37条规定了这些安排的撤销或变更。根据第35条确立的义务,除非另有安排,通常未经条约当事国与第三国双方同意,不得撤销或变更。对于第三国的权利,如果经确定,该项权利原本意在未经该国同意便不得撤销或变更,则未经该国同意,不得撤销或变更。这些规定不同于第38条;后者涉及条约规则作为习惯法而具有约束力的情形,而非第三国通过接受条约本身而受其约束的情形。
第39条和第40条涉及条约的修正。一般规则是,在不违反条约自身规定的前提下,当事国可以通过协议修正条约。对于多边条约,公约规定了在无其他安排时适用的程序,要求将修正提案通知各缔约国,并给予它们参与的机会。修正协定通常不约束未成为该协定当事国的原条约当事国。因此,不同的条约关系可能并存,除非条约设有特别机制,例如规定一旦满足特定条件,修正即对所有当事国具有约束力的程序。
第41条涉及多边条约仅在部分当事国之间的修改。如果条约允许,或者条约未予禁止且符合规定的保障条件,就可以订立这种仅在彼此之间适用的协议。修改不得影响其他当事国享有权利或履行义务,也不得以不符合有效实现条约整体目的及宗旨的方式减损某项条款。区分一般性修正与有限范围的修改,有助于在容许更紧密合作的同时,防止部分当事国破坏共同的条约框架。
无效、同意的瑕疵与强行法规范
第五编限定了可据以质疑条约效力的理由。根据第四十二条,条约的效力只能依照本公约的规定加以质疑。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被提出的瑕疵都会自动导致协定无效。公约列明了具体理由,区分了各自的后果,并规定了援引这些理由的程序。第四十四条规定了能否将瑕疵的影响限于特定条款;第四十五条则规定,一国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如已明示接受条约的效力,或已默示承认其效力,便不得再援引某些理由。
第四十六条规定,一国只有在违反其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定这一情形显而易见,且所涉规则具有根本重要性时,才可援引这一理由。所谓显而易见,是指任何依正常惯例及善意行事的国家,均能客观地看出这一违反情形。这一刻意设定的严格标准,旨在保护对国家在国际层面所表示同意的信赖。第四十七条同样限制了一国援引未公开的代表权限限制:该限制必须在表示同意之前,已通知其他谈判国。
第四十八至五十条涉及错误、诈欺及对国家代表的贿赂。错误必须涉及一项事实或情势,该国在缔约时假定其存在,且其构成该国表示同意的重要基础。如果一国自身促成了错误,或当时的情形已足以使其注意到可能存在错误,该国便不得援引该错误。仅涉及条约文字的错误,应通过更正程序处理,而非作为条约无效的理由。诈欺和贿赂则涉及对同意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更为直接的干扰。
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二条涉及强迫。以针对国家代表的行为或威胁强迫该代表而取得的同意,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条约的缔结是通过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原则的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而促成的,该条约即为无效。这些条款规定的是尤为严重的瑕疵,公约不允许就此将个别条款分离处理。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宣言,谴责在缔结条约时施加军事、政治或经济强迫,但不应将该宣言与第五十二条本身的措辞混为一谈。
第五十三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如与一般国际法的强行法(jus cogens)规范相抵触,即为无效。此类规范由整个国际社会的国家接受并公认为不许减损,且只有日后具有同等性质的规范才能加以更改。公约并未逐一列举这些规范;禁止种族灭绝便是一个已获确立的例子。第六十四条另行规定了新的强行法规范出现时的情形:该规范会使与之抵触的现有条约无效并终止。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一条规定了条约无效及与强行法规范相抵触所产生的不同法律后果。
终止、退出与停止施行
公约区分了条约的终止与暂时停止施行。第五十四条允许依照条约规定终止或退出条约,也允许在与其他缔约国协商后,经全体当事国同意终止或退出。因此,许多条约通过期满日期、退出条款或续期安排来规定自身的存续期限。根据第五十六条,未载有终止或退出规定的条约,通常不得由一方单方面废止,除非当事国有意允许这样做,或依条约性质可推定存在退出权。第五十六条允许退出时,须至少提前十二个月通知。
第五十九条规定了因就同一事项缔结后订条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的情形。第六十条涉及重大违约,即公约所不允许的对条约的否弃,或违反对实现条约宗旨或目的至关重要的规定。重大违约并不会直接使条约失效,而是使特定当事国有理由援引该违约,终止或停止施行条约;适用条件因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而异。第六十条第五款保护人道主义条约中有关人身保护的规定,特别是禁止对受保护者采取报复措施的规定,使其不受通常基于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条约的机制影响。
第六十一条允许在履行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标的永久消失或毁坏时,援引嗣后发生的履行不能。如果履行不能只是暂时的,则可构成停止施行而非终止条约的理由。一方不得援引因其自身违反条约,或违反对另一条约当事国承担的其他国际义务而造成的履行不能。费用增加、政治上的不便或预期利益减少,本身并不足以达到这一标准。
第六十二条对情势根本变更作出了严格限制;这一概念在传统上与“情势不变原则”(rebus sic stantibus)相联系。变更必须是未曾预见的,原有情势必须构成同意受条约拘束的重要基础,而且变更必须根本改变尚待履行义务的范围。对于确定边界的条约,不得援引这一原则;如果变更是由援引方自身的相关违约行为造成的,也不得援引。国际法院在1997年匈牙利与斯洛伐克之间的“盖布奇科沃—大毛罗斯工程案”判决中,审查了危急情况、履行不能、情势变更及违约等问题,同时强调条约终止须符合严格条件。
第六十三条规定,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通常不影响条约关系,除非这些关系对于条约的适用不可或缺。第七十条和第七十二条区分了终止与停止施行的后果:终止一般解除各当事国今后履行条约的义务,但不撤销已经形成的法律情势;停止施行则通常解除有关当事国在停止施行期间履行条约的义务,同时在其他方面保留其法律关系。各国必须避免采取妨碍恢复施行条约的行为。有关行为是否还引起国家责任,与条约是否仍然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程序、争端解决与条约管理
第65条规定了援引同意方面的瑕疵,或援引条约无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的理由时应遵循的通知程序。援引方必须将其主张、拟采取的措施及其理由通知其他当事方。除特别紧急的情形外,自其他当事方收到通知之日起,必须给予至少三个月的期限;如无异议,方可采取措施。如另一当事方提出异议,各当事方必须通过《联合国宪章》第33条所列的和平方法寻求解决。因此,提出条约无效或终止的主张,不应仅仅是一项不作解释的政治宣告。
第66条规定了提出异议后12个月内未能达成解决办法时的后续程序。有关第53条或第64条所涉强行规范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可通过书面申请提交国际法院,除非各当事方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有关第五部分的其他争端,可提交附件所规定的调解程序。调解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其中的结论和建议,均不具有约束力。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所有涉及本公约的争端均须接受强制司法管辖。
争端解决条款是围绕第五部分、尤其是承认强行规范所达成的外交妥协的一部分。针对第66条提出的保留和异议,使该条在特定条约关系中的适用更加复杂。因此,即便有这一条款,仍须确定审理机构在具体案件中是否拥有管辖权。第67条和第68条还对用于宣告无效、终止、退出和停止施行的正式文书作出规定,并允许在有关通知或文书生效前将其撤销。
第76至80条涉及保存机关、通知、错误更正和登记。保存机关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国家、国际组织,或国际组织的行政首长。其职能包括保管条约正本、制作核证副本、接收签字和文书、审查其形式是否妥当,以及就有关行为发出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担任本公约的保存机关。保存机关的职能具有国际性质,必须公正履行;这些职能通常并不授权保存机关裁决国家间的实体争端。
第79条规定了更正条约文本或核证副本中错误的程序,并将错误更正与实质性承诺的修正加以区分。第80条规定,条约生效后应送交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或存案并记录,以及公布。根据《宪章》第102条,未登记的条约不得由其当事方在联合国机关面前援引,但未登记本身并不使条约无效。这些行政性条款通过维护权威文本、可明确识别的同意行为以及可靠的通知记录,使法律规则在实践中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