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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state-responsibility

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规范可归于国家的国际不法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包括停止行为、赔偿及其他国家对责任的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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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是国际法的一部分,规定国家何时须对违反其国际义务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以及由此产生何种后果。其核心原则是:国家的每一项国际不法行为均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这一制度适用于外交关系、环境保护、武装冲突、外国投资和人权等不同领域。它涉及的是国家本身在国际法上的责任,而非其政府在国内法上的责任,也不是个别官员的刑事责任。

对这一制度作出一般性阐述的主要文件,是国际法委员会于2001年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通常简称《国家责任条款》,英文缩写为 ARSIWA。尽管这些条款本身并非条约,国际法院和法庭仍经常援用;其中许多规定反映了国际习惯法,另一些规定的法律地位或确切适用范围则仍有争议。其框架将确立实体义务的规则与规范义务违反、行为归属、免责事由及法律后果的规则区分开来。

国家责任并不以存在一个集中统一的国际执法机构为前提。它通过国家间求偿、司法裁判、仲裁、外交解决以及受到严格限制的反措施等途径运作。不过,确定责任、取得有约束力的判决,以及确保判决得到遵守,仍是彼此独立的问题。

历史发展与2001年条款

现代国家责任制度的形成,部分源于有关外国人及其财产待遇的争端。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外交实践和求偿委员会处理了征收、拒绝司法、内乱以及虐待外国国民所造成的损害。这些程序有助于确立有关行为归属、赔偿以及一国可在何种情形下向另一国提出请求的规则。历史上,涉及外国人财产的请求占据突出地位,这也引发了争论:国际法是否给予外国投资者优于一国本国民众的待遇。

早期的一次编纂工作是在国际联盟主持下开展的。1930年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审议了国家对其领土内外国人人身或财产所受损害的责任问题,但未能就此制定公约。联合国成立后,国际法委员会于1949年将国家责任列为编纂专题。此后,这项工作持续了数十年,先后参与的特别报告员包括F. V. 加西亚-阿马多尔、罗伯托·阿戈、威廉·里帕根、加埃塔诺·阿兰焦-鲁伊斯和詹姆斯·克劳福德。

在阿戈担任特别报告员期间,这一项目在概念上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工作重点不再是确定外国人待遇的具体标准,而是转向适用于任何违反国际义务情形的一般规则。这些规则被称为“次级规则”,与规定国家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的“初级规则”相区别。这一区分使源于条约、习惯及其他公认渊源的义务能够适用共同的责任框架,而不必试图编纂全部实体国际法。

委员会于1996年通过了完整的一读案文,并于2001年通过了附有详尽评注的最终59条条款。联合国大会通过2001年12月12日第56/83号决议,注意到这些条款,并提请各国政府予以关注,但未决定就制定公约开展谈判。条款案文分为四个部分: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内容、责任的履行以及一般规定。

这些条款的权威性必须逐条评估。国际司法裁判已将其中许多规则,尤其是核心的归属规则和赔偿原则,视为习惯国际法的体现。援引这些条款,并不意味着每项规定的所有细节都具有约束力。评注是具有影响力的解释,而非独立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渊源。因此,国际法院和仲裁庭往往会将具体条款与国家实践、既往裁判或所适用义务的要求联系起来。

国际不法行为

第2条确定了国际不法行为的两个基本要件:有关行为依国际法可归于国家,且构成对该国国际义务的违反。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政府制定被禁止的法律可能违反义务,而未能保护使馆、调查特定侵害行为或采取条约要求的预防措施,同样可能违反义务。归属与违约在分析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证明官员代表国家行事,并不意味着已经证明该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

根据第12条,只要国家的行为不符合有关义务的要求,就构成违约,而不论该义务的来源或性质如何。相关义务可以源于条约、习惯国际法或其他公认的国际义务依据。第13条要求,该义务在行为发生时已对该国具有约束力。其后法律的发展,通常不会追溯性地使此前已经完成的行为成为国际不法行为。条约解释问题受适用的解释规则支配,包括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体现的规则。

这一一般框架并不一概要求存在实质损害或主观过错。是否必须证明故意、过失、知情、损害或某种特定结果,主要取决于初级义务的要求。有些禁令仅因行为本身即遭违反;另一些义务则要求证明某种结果已经发生,或未尽到特定的注意义务。尽职义务通常关注国家是否采取了相关标准所要求的措施,而非国家是否保证任何有害事件都不会发生。因此,未能防止私人不当行为所产生的责任,与对该不当行为本身承担的责任并不相同。

国际法上的定性独立于国内法上的定性。第3条规定,即使某一行为在国内法上合法,也可能在国际法上构成不法行为。国家通常不能以其宪法、法律或内部权力分配为由,为不履行国际义务辩解。反过来,违反国内法也不一定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还必须违反一项适用的国际义务。

时间既关系到违约是否存在,也关系到违约的范围。第14条区分了已完成的行为与持续性违约,第15条则涉及由一系列作为或不作为构成的复合行为,这些作为或不作为合在一起构成不法行为。非法拘禁可能在整个拘禁期间持续存在;以一系列行为模式为基础的违反行为,可能需要对有关行为作整体评估。有害后果持续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最初的不法行为在法律上仍在持续。这些区分会影响时间管辖权、行为的停止以及赔偿的计算。

行为归于国家

归属旨在确定哪些行为在国际法上被视为国家自身的行为。第4条涵盖所有国家机关,无论其职能为何,也无论其在国家组织中处于何种地位。因此,该条涵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武装部队、警察和司法机关,以及各地域单位的机关。联邦国家通常不能以有关行为完全属于某个组成州或省的行为为由,规避国际责任。同样,国内法所规定的法官独立性,也不妨碍司法行为在国际法上归于国家。

第5条将归属范围扩大到并非国家机关、但经该国法律授权行使部分政府权力的个人或实体,前提是其以此种身份行事。依据所授予的政府权力经营监狱的私营公司,可能属于这一规则的适用范围。相反,国家所有、公共资金支持或广泛监管,并不会自动使一家公司的所有行为都归于国家。必须分别考察该实体的法律地位、授予它的权力,以及它实施行为时所具有的身份。

第7条涉及越权或违反指示的行为。机关或获授权实体以官方身份行事时,即使其行为违反命令或国内法,该行为仍可能归于国家。这一规则防止国家仅以本国已禁止滥用职权为由规避责任。但该规则并不意味着官员的一切私人行为都成为国家行为:依据职权行事与纯粹以私人身份行事之间的区别,仍然十分重要。

私人和武装团体带来的问题有所不同。根据第8条,如果他们在实施有关行为时依照国家的指示行事,或受国家指挥或控制,其行为即可归于国家。在1986年的《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中,国际法院对据称发生违法行为的行动适用了“有效控制”标准。在2007年波斯尼亚灭绝种族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在行为归属问题上维持了这一做法,并将其与国际刑事诉讼中为另一法律目的而形成的“总体控制”标准加以区分。仅仅为某个团体提供资金、训练或物资,并不意味着该团体的所有行为都归于提供支持的国家。

其他条款则涉及一些特殊情形:一国机关交由另一国支配;个人在官方当局缺位或未履行职能的情况下行使政府权力;取得成功的叛乱运动;以及国家事后确认并当作自身行为接受的行为。1980年《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的判决说明了最后一种情形所涉及的区别。武装分子最初占领使馆的行为,与伊朗当局随后对这一局面的认可和维持,需要分别进行法律分析。仅仅赞同私人行为,并不必然等同于第11条所要求的明确确认并将其当作自身行为接受。

与另一国行为有关的责任

一国可能因参与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国的行为可归于前一国。第16至18条涉及援助或协助、指挥和控制以及胁迫。这些规定区分了国家因自身参与所承担的责任与确定相关行为归属于何国的归属规则。这一区分对于军事合作、情报共享、资金支持、拘留安排以及其他涉及多国的行动十分重要。

第16条涉及对另一国不法行为的援助或协助。该条要求援助国知悉该不法行为的有关情况,且该行为如由援助国实施,也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援助与不法行为之间必须存在充分联系;与实施违法行为的国家保持正常关系,并不自动导致责任。委员会的评注进一步说明,援助须为不法行为提供便利,并对其实施作出实际贡献。该条关于知情的要求与评注中有关意图的表述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广泛的法律讨论。

第17条涉及一国指挥和控制另一国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情形。其适用条件超出了政治影响、劝说或一般监督的范围。指挥和控制必须针对该不法行为,且指挥国必须知悉该行为的有关情况。与第16条一样,该行为如由指挥国实施,也必须构成不法行为。第18条对胁迫作了不同处理:一国胁迫另一国实施某一行为,而该行为若非受到胁迫,本会构成被胁迫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则胁迫国在知悉有关情况的前提下,可能承担责任。

这些参与形式并不自动免除行为实施国自身的责任。第19条保留了其他条款所规定的责任,多个国家可以就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承担责任。即使不满足第16条的一般条件,一国仍可能违反其直接承担的义务,例如不得转让特定武器、不得协助被禁止的行为,或不得使个人面临某种特定风险。因此,在将援助和协助框架视为穷尽性规定之前,必须先审查适用的初级规则。

国家通过国际组织开展行动时,会产生相关但有所区别的问题。委员会于2011年另行通过了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这些条款涉及组织责任以及国家参与组织行为的某些形式,但各项条款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并不一致。仅仅具有某一组织的成员资格,并不意味着每个成员国都要对该组织的所有行为承担责任。在多国行动中,针对具体行为的权限与控制如何分配,比行动的名义或主要资助方的身份更具法律意义。

排除不法性的情形

条款承认,在有限的情形下,可以排除原本违反国际义务的行为的不法性。这并不意味着,只要遵守国际法有所不便,就可以一概置之不理。第20至25条涉及有效同意、合法自卫、反措施、不可抗力、危难和危急情况。第27条保留了对物质损失作出补偿的问题,并规定在有关情形不复存在时有义务恢复履约。相关的基本义务未必因此消灭。

根据第20条,有效同意仅在该项同意的限度内排除行为的不法性。同意必须由有权代表国家行事的机关作出,并且必须涵盖有关行为。同意某项特定行动,并不等于无限授权开展与之无关的行动。第21条涉及依照联合国宪章采取的自卫。该条本身并不扩大自卫权的范围;合法行使自卫权,也不免除国际人道法下继续规制敌对行动的义务。

第23条所指的不可抗力,是指国家无法控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或不可预见的事件,致使履行义务在事实上成为不可能。费用增加、政治困难或行政不便,都不足以构成不可抗力。如果该情势在相关意义上是由国家造成的,或者国家已承担其发生的风险,就不能援引这一情形。相比之下,第24条所指的危难,是指行为实施者除采取该行为外,没有其他合理方法挽救本人或受其照管者的生命。飞机在紧急情况下进入外国领空,就是该条所处理的问题类型的一个例子。

第25条对危急情况的规定尤为严格。有关行为必须是国家保护某项根本利益免遭严重而迫近的危险的唯一办法,且不得严重损害该义务所针对的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根本利益,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如果有关义务不允许援引危急情况,或者援引危急情况的国家对该情势的发生作出了该规则意义上的促成,就不得援引危急情况。国际法院在1997年“盖布奇科沃—大毛罗斯工程案”的判决中承认,危急情况是习惯国际法上的概念,但认定该案具体情势并不满足其适用条件。

第26条确立了一项总体限制:对于不符合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即强行法所产生的义务的行为,上述任何情形都不能排除其不法性。在法律论证中,还必须区分初级规则本身所包含的例外与外部的排除不法性情形。例如,条约中的紧急情况条款对义务范围的界定,可能不同于一般习惯国际法上的危急情况抗辩。特定法律制度的措辞和结构,决定了这些规则如何相互作用。

停止、赔偿与严重违背义务

国家责任通常要求继续履行原有义务、停止持续中的不法行为,并对所造成的损害作出充分赔偿。第29条确认,国家承担责任并不免除其履行该义务的责任。第30条要求,若不法行为仍在继续,就必须停止该行为;如情况需要,还须提供不再重犯的承诺和保证。这类保证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提供:是否适当,取决于违背义务行为的性质及其再次发生的风险。视具体情况而定,相关措施可包括调整程序、开展培训或改革制度安排。

第31条规定了赔偿的基本原则:责任国必须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作出充分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这一原则的经典表述出自常设国际法院1928年对“霍茹夫工厂案”作出的实体判决:赔偿应尽可能消除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恢复到假如该行为未曾发生时很可能存在的状态。这是一项补救原则,而不是对裁定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授权。

第34至37条区分了恢复原状、补偿和抵偿三种赔偿形式,它们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恢复原状旨在恢复违背义务行为发生前的状态,但在事实上不可能恢复,或与补偿相比,恢复原状所带来的利益与其负担严重失衡时除外。恢复原状可以包括返还财产、释放人员或消除非法措施的后果。补偿涵盖未能通过恢复原状弥补、且可用金钱估算的损害,包括能够证实的利润损失。损害赔偿必须与不法行为具有充分的因果联系;并非此后发生的每一项损失或所主张的每一项商业预期都必然符合赔偿条件。

抵偿针对的是恢复原状或补偿未能充分弥补的损害,可以采取承认违背义务、表示遗憾、正式道歉或其他适当措施的形式。抵偿不得与损害不成比例,也不得使责任国蒙受羞辱。为确保充分赔偿,必要时可以裁定支付利息;而受害国或有关人员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则可能影响应付金额。在2022年“刚果领土上的武装活动案”的赔偿判决中,法院命令乌干达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支付总计3.25亿美元,分别用于赔偿人身、财产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损害。

第40至41条规定了严重违背强制性规范所产生义务的额外后果。如果违背义务的行为涉及严重或系统性地不履行义务,即构成严重违背义务。各国必须通过合法手段开展合作,制止此类违背义务的行为;不得承认由此造成的局势为合法,也不得援助或协助维持该局势。这些后果是对通常国家责任的补充;这些条款并未建立一套对国家施加刑事惩罚的一般制度。

责任的援引、外交保护与司法裁判

责任源于不法行为,而非法院事后的宣告。援引责任是指有权这样做的国家正式向另一国提出责任问题,并要求其承担法律后果的过程。第42条根据义务是对某一国家单独承担,还是对一组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某些义务,确定何者为受害国。如果某项义务保护的是集体利益,那么,某国若受到特别影响,或该义务的违反根本改变了其他所有义务所及国家在继续履行义务方面的处境,该国即可被视为受害国。

第48条确认,受害国以外的国家也可就违反下列义务的行为援引责任:保护该国所属国家集团之集体利益的义务,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后一类义务通常称为对一切义务。国际法院于1970年在“巴塞罗那电车公司案”中阐明了这一区别。对某一特定条约所有缔约方承担的义务,通常称为“对所有缔约方义务”(erga omnes partes)。这些概念涉及遵守义务的法律利益,不应与涉及规范之强制地位的强行法相混淆。

根据第48条援引责任的国家,可以要求停止不法行为、作出适当的不再重犯保证,并为受害国或被违反义务之受益人的利益履行赔偿义务。但该国并不因此获得就自身未遭受的损失取得赔偿的权利。国际法院在2012年就比利时与塞内加尔之间“与起诉或引渡义务有关的问题案”作出的判决中,确认《禁止酷刑公约》缔约方对于遵守相关条约义务具有共同利益。不过,能否诉诸法院,仍取决于是否存在独立的管辖权依据。

外交保护是国家就其国民所受损害援引责任的一种特定机制。请求的可受理性取决于是否符合国籍要求,通常还须用尽当地救济。当地救济通常必须是可获得且有效的;在适当情形下,也承认例外。这些要求并非以同样方式适用于所有国家间请求,尤其是在一国主张其自身直接权利受到侵害时。涉及公司的请求还会引出公司国籍问题,以及公司所受损害与其股东所受损害之间的区别。

这些条款本身并未赋予任何法院强制管辖权。诉诸国际法院,须有国家通过适用的管辖权文书或协议表示同意;国际仲裁同样须有适当的同意依据。管辖权的确立、请求的可受理性以及实体上的责任认定,是分析中彼此独立的阶段。国家豁免也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国内法院诉讼所面临的程序障碍,并不表明相关行为本身合法,也不表明不存在国际责任。

反措施与执行的限度

反措施是指通常会违反对另一国所负国际义务的措施,但若符合适用条件,且是为回应该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采取,其不法性即可排除。反措施旨在促使责任国履行因责任而产生的义务,而非施加惩罚。反措施不同于反报,后者是指不友好但合法的行为,例如减少自愿开展的外交接触。反措施也不同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依据《宪章》授权采取的措施。

根据第49至53条,受害国只能针对责任国采取反措施,且必须遵守规定的限制。反措施应尽可能允许恢复履行受其暂时影响的义务。援用反措施的国家须自行承担法律风险: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指称另一国实施了不法行为,并不能构成抗辩。如果无法证明作为前提的违约行为或其他必要条件确实存在,所采取的回应措施本身就可能引起国家责任。

第50条规定,反措施不得影响若干类别的义务,包括禁止威胁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的义务、保护基本人权的义务、禁止报复的人道主义义务,以及强行法规范下的其他义务。国家还必须遵守适用的争端解决程序,并尊重外交和领事人员、馆舍、档案及文件的不可侵犯性。因此,经济或外交压力不会仅因被称为对先前违法行为的回应,就取得不受限制的合法性。

相称性至关重要。第51条要求,反措施必须与所遭受的损害相称,同时考虑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及所涉权利。这并不必然要求反措施与不法行为涉及相同事项,或在金钱价值上完全对等。受害国在采取行动前,通常必须要求责任国履行其义务,通知其采取反措施的决定,并提出谈判。为维护权利而必须采取的紧急反措施,则另有规定。一旦责任国履行了因不法行为而产生的义务,反措施就必须终止。

非受害国能否采取集体反措施,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采取,仍无明确共识。第54条保留了有权根据第48条援引责任的国家采取“合法措施”的可能性,而非全面授权采取集体反措施。因此,对当代国际制裁,须具体分析其法律依据。有些制裁并不违反国际义务,属于反报;有些源于机构权限;还有一些则涉及存在争议的反措施问题。在政治语境中使用“制裁”一词,并不能决定相关措施在法律上的归类。

特别制度与新兴应用领域

一般责任法与特别法律规则并行适用。第55条承认特别法原则:特别规则就责任成立的条件、责任的内容或责任的履行作出规定的,在其规定的范围内适用特别规则。条约可以自行规定救济方式、请求程序或不履约的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套详尽的条约制度都会完全排除一般国际法。关键在于,特别规则是否确实针对有关的一般规则所涉事项作出了规定,并取代了该一般规则。

人权制度体现了这种相互作用。根据欧洲人权公约,个人可以通过条约设立的机制对国家提出申诉,欧洲人权法院则可以依照第41条裁定给予公正补偿。投资条约同样可以允许投资者直接对东道国提出请求,包括通过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提出请求。这些安排改变了有权提出请求的主体以及裁定救济的方式,但裁判机构在适当情况下仍可援用一般的归属与责任原则。

国家责任还必须与个人刑事责任相区别。国家可能违反有关种族灭绝、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义务,而个人则可能另行依照适用的刑法受到起诉。这两种程序分别受不同的管辖规则、证据要求和法律判断标准约束。第58条明确规定,不影响个人责任问题。刑事定罪并不会自动使所有相关行为都归属于国家,而未被定罪也不一定妨碍国家责任的认定。

环境损害和气候变化在因果关系、多方共同致害以及预防义务的内容方面,提出了尤为棘手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适用的初级规则:是条约承诺、习惯国际法上的预防义务,还是其他法律要求。将国家在监管方面的不作为归属于国家,与将私人排放者的行为归属于国家,是不同的问题。在请求赔偿时,确定某项具体违约行为造成了何种损害,可能比证明未尽到应有的勤勉义务更加困难。国际法院在2018年就“尼加拉瓜在边境地区开展的某些活动案”作出的赔偿判决确认,环境损害,包括环境产品与服务受损,可以依据国际法获得赔偿。

网络行动同样要求将技术溯源与法律归属区分开来。证明某项行动源自一国境内基础设施的证据,本身并不足以确立该行为可依据第4条、第5条或第8条归属于该国。国家自身未采取行动的情形可能涉及另一项独立义务,但特定网络相关义务是否存在及其范围如何,仍是法律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无论涉及网络行动、环境损害还是跨国活动,适用这一一般框架,始终有赖于准确识别具体义务、相关行为、适用的归属规则,以及证据所能支持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