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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是一项区域性条约,通过有约束力的义务和国际司法监督保障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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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权公约》**是一项国际条约,在欧洲区域体系内为基本权利确立了可强制执行的保障。其正式名称为《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公约于1950年11月4日在罗马开放签署,1953年9月3日生效。公约是在欧洲委员会框架内制定的,该组织不同于欧洲联盟。公约的实施主要由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监督。

公约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实体权利保障与一套允许个人向国际法院申诉国家的机制结合起来。缔约国承诺保障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人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而不仅限于本国公民。这一体系主要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但其判例也影响着教育、就业、住房、环境条件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各项附加议定书扩大了受保护权利的范围,并多次改革监督机制。

公约与各国法律体系并行运作,而非取而代之。国内机关承担保障权利的首要责任;对于符合公约程序要求的权利保障失当情形,则由国际监督机制予以审查。因此,公约的发展始终涉及各国法院、政府、斯特拉斯堡法院与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之间的持续互动。

起源与历史发展

《公约》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重建进程。其历史背景包括独裁统治、迫害和大规模暴行的惨痛经历,以及为防止此类事件重演而建立国际保障机制的努力。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原则依据。欧洲的这一构想则更进了一步,不仅确立了条约义务,还设立了能够审查参与国是否履行这些义务的机构。

欧洲委员会于1949年5月成立。其协商议会,即后来的议员大会,很快便表态支持制定一项区域性人权公约。法国律师、政治家皮埃尔-亨利·泰让在议会的相关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律师、政治家戴维·麦克斯韦·法伊夫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倡导者。议会代表、政府官员和法律专家经过谈判,达成了一项折中方案:明确列出一系列权利,并辅以国际监督,但在最初阶段,各国对于是否参与这类监督仍保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公约》在罗马开放签署时,共有十二个国家签署。

最初的执行架构与现行制度有很大不同。它包括1954年成立的欧洲人权委员会、1959年开始运作的欧洲人权法院,以及部长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负责审查申请、查明事实,并寻求友好解决。个人申诉权和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均须以各国另行发表声明接受为前提。个人最初不能像在现行《公约》制度下那样,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随着更多国家加入欧洲委员会并接受其监督机制,这一制度不断扩展。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陆续加入,其地理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1998年11月1日生效的第11号议定书,以常设法院取代了欧洲人权委员会和原先的非常设法院,并使个人直接申请成为整个制度的核心。随后于2010年6月1日生效的第14号议定书,又引入了进一步的程序改革,以应对大幅增加的案件数量。

缔约国的范围也曾缩小。希腊于1969年在军政府统治期间退出《公约》,并于1974年重返这一制度。俄罗斯在2022年早些时候被欧洲委员会除名后,于同年9月16日不再是《公约》缔约国。对于在该日期之前发生、可归责于俄罗斯的涉嫌侵权行为,法院仍保有管辖权。这些事件说明,终止今后的条约参与,同免除义务适用期间行为所产生的责任,是两回事。

生命、自由与司法公正的核心保障

《公约》的实体性保障首先涉及身体完整性和人身自由。第2条保障生命权,不仅要求国家不得非法剥夺生命,还要求国家在特定情形下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并对死亡事件开展有效调查。条文承认在严格限定的情形下可以使用武力,包括抵御非法暴力和实施合法逮捕。法院会审查可能致命的武力是否绝对必要,审查范围也包括行动的规划与指挥方式。

第3条禁止酷刑以及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与其他若干条款不同,该条没有规定允许出于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而干预这一权利的限制条款。这项禁令是绝对的,即使在紧急状态下也不例外。其适用取决于待遇的性质及相关情形,例如持续时间、对身心的影响,以及当事人的脆弱程度。该条还规定了程序性义务,要求对可信的严重虐待指控开展调查。第4条禁止奴隶制、奴役以及强迫劳动或强制劳动,但明确界定的例外情形除外,例如某些监狱劳动和紧急状态下产生的义务。

第5条保障人身自由与安全。拘禁必须属于该条列明的某一类别,并符合法律要求。这些类别包括定罪后的拘禁、与刑事诉讼有关的特定形式拘禁,以及某些与移民事务有关的拘禁。第5条还保障被告知逮捕理由的权利、在刑事案件中及时接受司法审查的权利、通过程序质疑拘禁合法性的权利,以及因违反该条的拘禁而获得赔偿的可强制执行的权利。这一条款的结构并不意味着,只要公共机关认为拘禁有用,就可以普遍获准实施拘禁。

第6条保障由依法设立、独立且公正的法庭在合理期限内进行公平、公开审理的权利。该条适用于民事权利和义务的确定以及刑事指控的裁断;这些概念采用《公约》自身的含义,并不总是与国内法的分类一致。其重要内容包括诉诸法院的权利、诉讼双方地位平等、对抗式诉讼程序,以及裁判须说明理由。在刑事诉讼中,该条明确保障无罪推定和最低限度的辩护权,包括为准备辩护提供充分便利,以及在特定情形下提供免费法律援助。

第7条体现了刑事处罚必须具有法律依据的原则:不得追溯性地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也不得判处重于行为实施时适用刑罚的处罚。第13条则另行要求,对于有可争辩依据的《公约》权利受侵害申诉,必须提供有效的国内救济。这些条款共同将实体权利与正当程序及依法行使公权力的制度保障联系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设于斯特拉斯堡的法院是一般性的刑事上诉法院:申请必须指出涉及《公约》的问题,而不能仅仅表示不认同国内法院对事实或一般法律问题的判断。

私人生活、公共自由与平等

第8至第11条保护个人自主及参与社会生活的若干重要方面。第8条保障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住宅及通信受到尊重的权利。“私人生活”经解释涵盖身心完整、个人身份、人际关系,以及名誉和信息隐私的某些方面。该条可适用于搜查、监控、儿童照护诉讼、家庭关系的承认,以及个人数据的收集或保留。该条对“住宅”的保护着眼于个人与某一处所之间已经存在的联系,并不确立要求提供住房的一般性权利。

第9条保护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包括改变宗教或信仰的自由。持有信仰与通过礼拜、教导、实践或仪式表明信仰,二者有所区别。持有或改变信仰的内在自由,不受规范信仰外在表达的限制条款约束。涉及宗教服饰、基于良心拒绝服役以及宗教组织法律地位的案件,说明了该条如何与各国有关宗教与国家关系的制度安排相互交织。

第10条保护表达自由,包括接收和传递信息及思想的自由。其保护范围不限于受到多数人欢迎的言论。在1976年的“汉迪赛德诉英国案”中,法院强调,冒犯、震惊或扰乱他人的思想同样受到保护。与此同时,在符合该条所列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对表达施加限制,包括为保护名誉、国家安全,或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公正。政治辩论和涉及公共利益事项的报道通常受到特别有力的保护,而煽动和威胁则涉及不同的考量。

第11条保障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并明确包括成立和加入工会的权利。该条保护示威活动及包括政党在内的组织活动,但允许施加符合规定的限制。第8至第11条具有共同的结构特点:任何干预都必须依法进行、追求相关条款列明的目标,并且为民主社会所必需。因此,仅有正当目标并不足够。法律依据的质量以及措施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仍各自具有独立的重要性。

第12条保障依照规范该项权利行使的国内法律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第14条禁止在享有《公约》权利时受到歧视,包括基于性别、种族、宗教、政治见解及其他身份等理由的歧视。其适用范围具有附属性,但并不以证明相关实体权利另遭侵犯为前提:有关情形须落入该项权利的涵盖范围。第12号议定书对受其约束的国家增设了范围更广的禁止歧视规定。平等权案件可能涉及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未对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形作区别对待,或在缺乏充分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造成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的措施。

附加议定书与保护范围的扩大

议定书在《公约》体系内发挥两种不同的作用:有些增设实体权利,另一些则修订机构设置和程序。增设权利的议定书通常只对另行批准该议定书的国家具有约束力。修正性议定书则可能需要所有缔约方接受,其涉及整个体系的改革才能生效。因此,仅凭某国是《公约》缔约国,并不能认定该国已接受所有附加保障。必须逐一核实各项议定书,确定适用的条约义务,有时还须考虑保留和领土适用声明。

1952年开放供签署的《第一议定书》保护财产、教育和自由选举。第1条保护和平享有财产的权利,同时承认为公共利益规管财产及管制其使用的权力。该条并不禁止征税、征收或经济规制,但要求这些措施符合法律要求和比例原则。第2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并要求国家在行使教育职能时尊重父母的宗教和哲学信念。第3条要求以合理的时间间隔,通过秘密投票举行自由选举,选举条件须确保人民在选择立法机关时能够自由表达意愿。

《第四号议定书》增设了以下保障:禁止仅因无力履行合同义务而将人监禁、迁徙自由、禁止驱逐本国国民,以及禁止集体驱逐外国人。这些规定区分了日常政治讨论中可能混为一谈的几个问题:进入本国、在一国领土内迁徙,以及将非本国国民遣离。《第七号议定书》增设了驱逐合法居留外国人的程序保障、刑事案件上诉权、错判赔偿、免受重复追诉或处罚的保障,以及配偶之间的平等权利。

《第六号议定书》和《第十三号议定书》逐步在各自缔约国中废除了死刑。1983年开放供签署的《第六号议定书》废除了和平时期的死刑,同时允许一项范围严格限定的战时例外。2002年开放供签署的《第十三号议定书》则在一切情况下废除了死刑。两项文书均不允许克减其核心的废除死刑义务,也均禁止提出保留。这两项议定书的通过,改变了原第2条明文容许死刑的状况,表明条约通过正式程序发展演变,能够改变较早条款所处的法律环境。

后来的议定书着重于监督机制。《第十五号议定书》于2021年8月1日生效,在序言中加入了对辅助性原则和裁量余地的提述,并将申请期限从六个月缩短为四个月;后一项变更于2022年2月1日生效。《第十六号议定书》自2018年8月1日起生效,允许参与国指定的国内最高级别法院和审判机构,就涉及《公约》解释或适用的原则性问题请求咨询意见。这些意见不具有约束力,针对的是正在审理的国内案件,而非抽象审查。

解释、比例原则与积极义务

《公约》作为一项国际法律文书,其解释须注重文本、上下文、宗旨以及相关的国际法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体现的解释框架十分重要,但斯特拉斯堡法院的判例也发展出了一些独特的法理。法院力求使权利切实有效,而非停留于理论或流于虚幻。例如,在1979年的 Airey诉爱尔兰案中,这一解释取向有助于说明:尽管《公约》并未明文普遍保障每一宗民事案件中的免费代理,但要确保个人能够有效诉诸民事法院,仍可能需要提供法律援助。

“活的文书”解释方法允许根据当今的现实条件解释《公约》的用语。法院在1978年的 Tyrer诉英国案中阐明了这一原则,该案涉及马恩岛司法体罚问题。演进式解释并不意味着每一项社会变迁都会自动产生一项新权利。法院会考量条款的措辞、其背后的宗旨、法律的发展,以及缔约国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共识或分歧。不过,这种解释方法使1950年起草的条款能够适用于起草者当时未曾具体预见的技术和社会实践。

判断余地原则承认,国家机关在选择如何履行《公约》义务时,有时享有一定空间。这一空间的大小因所涉权利、具体情境、受影响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各国共识程度而异。与限制核心政治表达相比,涉及道德或社会政策的事项可能允许更大的判断余地。这一原则与欧洲层面的监督相伴而行:国家的裁量权并不取代法院判断《公约》是否得到遵守的职责。第15号议定书的序言明确将判断余地置于这一监督框架之内。

比例原则对于可受限制的权利尤为重要。法院会审查干预是否回应了迫切的社会需要,以及所提出的理由是否相关且充分。评估因素可能包括干预的严重程度、有无保障措施、对个人造成的后果,以及所追求的公共利益。限制措施可能因其法律依据缺乏足够的可预见性、不追求任何获准的目的,或施加的负担过重而不符合《公约》。不过,不同权利仍有不同的规范结构:禁止酷刑的绝对性要求,不能被转化为在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与所声称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的过程。

积极义务要求国家在某些情形下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不加干预。这类义务可能包括保护个人免遭私人暴力、建立适当的监管框架,或开展有效调查。1998年的 Osman诉英国案确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判断标准,涉及当局已知或按理应当知悉的、对生命构成的真实且紧迫的风险。这些义务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为一切伤害承担兜底责任。评估时会考虑合理而言可以期待当局采取哪些措施;与此同时,即使尚未确定国家须对相关损害承担直接责任,程序性义务仍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管辖权、地域适用范围与紧急状态

第1条要求各国保障其管辖权范围内每个人享有《公约》规定的权利。这并不只是一项以国籍为依据的规则。外国访客、移民、囚犯和无国籍人士,只要处于缔约国的管辖范围内,都可以受到保护。反过来说,一国的责任并不会自动延伸至在境外受到其政策影响的每一个人。确定是否存在管辖联系,是一个门槛问题,有别于判断某项具体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管辖权原则上以领土为基础,但欧洲人权法院也承认某些例外的域外管辖情形。其中包括对本国领土以外某一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以及国家人员在境外对个人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某些情况。1996年作出实体判决的“洛伊齐杜诉土耳其案”,对于确立因有效控制塞浦路斯北部而产生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2011年的“阿尔-斯凯尼等人诉英国案”涉及英国在伊拉克开展安全行动期间发生的死亡事件,澄清了国家人员行使权力和控制所涉及的情形。这些原则的适用高度依赖具体事实;境外军事活动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得出相同的管辖权结论。

即使预期的损害将发生在《公约》适用区域之外,将某人移送至另一国家仍可能引发国家责任。在1989年的“泽林诉英国案”中,法院认定,鉴于当事人将面临的待遇可以预见,引渡可能违反第3条。这一系列判例与不驱回原则密切相关:如果有充分理由认定某人确实面临遭受第3条所禁止待遇的风险,缔约国就不得将其移送至该处。这一原则并未创设一项普遍的《公约》庇护权,但对引渡、驱逐出境及其他移送权力的行使方式作出了限制。

第15条允许各国在战争时期或发生威胁国家存续的其他公共紧急状态时,克减《公约》义务。所采取的措施必须严格限于局势所必需的程度,并符合该国承担的其他国际义务。国家必须向欧洲委员会秘书长通报有关措施及其理由,并在措施终止时予以通知。依国内法宣布紧急状态,本身并不能证明符合第15条的要求;克减义务也不会排除法院的监督权限。

某些保障不得克减,其中包括第3条、第4条第1款对奴隶制和奴役的禁止,以及第7条。第2条同样不得克减,但合法战争行为造成的死亡除外。另行订立的议定书还为其缔约方增加了其他不得克减的保障。因此,武装冲突并不会直接导致《公约》停止适用。在《公约》与国际人道法均适用的情况下,法院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2014年的“哈桑诉英国案”就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期间拘留的背景下处理了这一关系问题。

申请与斯特拉斯堡司法程序

《公约》规定了启动争讼程序的两条主要途径。根据第33条,缔约国可以将另一缔约国涉嫌违反《公约》的行为提交法院审理。根据第34条,声称自身为侵权受害者的个人、非政府组织或群体均可提出申请。各国承诺不妨碍这一权利的有效行使。个人申请程序并非不受限制的公益诉讼:申请人通常必须证明自己受到直接影响,但法院也承认涉及潜在受害者、间接受害者及代表他人提出申请的某些特殊情形。

可受理性规则决定法院能否审查案件的实体问题。申请人通常必须用尽有效且可获得的国内救济,并在相关国内最终裁决作出后四个月内提出申请。用尽国内救济的要求旨在让国内机构有机会先行处理申诉;对于无效或无法获得的救济,则无须仅为履行形式而寻求。其他不予受理的理由包括申请与《公约》不相容、明显缺乏依据、滥用申请权,以及某些重复提出或重复进行的程序。此外,还适用“重大不利”标准,但设有保障条款:凡尊重人权的要求使案件有必要接受审查,法院仍须予以审查。

法院就每一缔约国设一名法官,由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选举产生。法官以个人身份履职,而非担任本国代表。案件由不同的审判组织处理。对于无须进一步审查即可作出决定的个人申请,独任法官可以宣布不予受理或将其从案件清单中删除。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也可以裁决某些已有确立判例可循的案件。其他案件通常由七名法官组成的分庭处理,而十七名法官组成的大审判庭则审理经特定程序提交的案件。

案件通报被诉国政府后,法院可以征集书面意见、调取证据,并在适当情况下举行听证。在确保尊重人权的前提下,案件可以依第39条通过友好和解解决。当事人可以在分庭判决作出后三个月内,请求将案件移交大审判庭,但只有在五名法官组成的小组认定案件涉及影响《公约》解释或适用的重大问题,或具有普遍重要性的重大问题时,才会接受移交。这并非自动享有的第二次上诉机会。

《法院规则》第39条规定的临时措施,适用于《公约》所保障的权利面临即将发生且无法弥补的损害风险等特殊情况。这类措施尤其常见于即将被遣送出境,以及生命或人身完整性面临严重风险的情形。法院认定,不遵守临时措施可能因妨碍个人申请权的有效行使而违反第34条。这类措施本身并不决定案件实体问题的最终裁判。在整个程序中,斯特拉斯堡法院始终是一个监督性法院,而非负责纠正国内法官每一项被指称错误的“第四审级”。

判决的约束力、执行及国内法律效力

第46条要求缔约国遵守其作为当事方的案件中的终局判决。法院一旦认定存在违反公约的行为,该国便承担执行判决的国际义务,但法院通常不会直接废止国内法律或撤销国内判决。被诉国一般可自行选择履行判决的方式,但须接受监督,并遵循法院指明的任何具体要求。这保留了一项重要区别:判决在国际法上的约束力,与国内机构落实判决的机制,并非同一回事。

执行判决可能需要采取个别措施、一般措施,或同时采取两者。个别措施旨在尽可能补救申请人所遭受的后果,可包括支付损害赔偿、恢复某种法律地位,或在国内法允许或要求的情况下重新审理案件。一般措施则针对导致违反公约的根源,例如修订法律、改变行政惯例、改善羁押条件、加强调查,或建立有效的国内救济机制。根据第41条,如果国内法仅允许作出部分补救,法院可以裁定给予“公正补偿”,但仅支付款项并不一定意味着判决已执行完毕。

部长委员会依据第46条监督判决的执行。各国政府通常通过行动计划和行动报告,提交已采取或拟采取措施的相关信息。申请人、非政府组织及国家人权机构也可通过监督程序提供意见和材料。部长委员会通过决定,并可在认定必要措施均已完成后,以最终决议结束监督。复杂或紧急案件可能被纳入强化监督程序。由于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内落实和政府间监督,即使判决在法律上十分明确,执行起来也可能耗时甚久。

第46条还允许在一国拒绝遵守终局判决时启动违约程序。在发出正式通知,并由有权出席部长委员会的代表以三分之二多数支持作出决定后,可将此事重新提交法院。针对伊尔加尔·马马多夫诉阿塞拜疆案的程序促成了法院于2019年作出的首份违约判决。这是一项例外机制,并不取代常规监督。另一项相关规定允许部长委员会在解释上的困难妨碍执行时,请求法院作出澄清。

公约在国内的效力因各国宪制安排而异。有些国家赋予公约直接适用的效力,或使其法律位阶高于普通法律;另一些国家则依靠专门的实施立法。在英国,《1998年人权法》建立了在国内落实公约权利的机制,同时保留了有关议会立法的独特规则;该法的主要条款于2000年生效。就公约本身而言,第53条保留了国内法或其他协定所提供的保护:公约通常规定的是最低标准,而非阻止各国提供更强权利保障的上限。

与欧洲联盟及其他人权法的关系

公约体系与欧洲联盟在法律上彼此独立。欧洲委员会设于斯特拉斯堡的法院,并非设于卢森堡的欧洲联盟法院。欧洲委员会也不是欧洲理事会或欧洲联盟理事会。欧盟成员资格与公约缔约国资格分别依据不同的条约产生。一国可以加入公约体系而不加入欧盟,英国退出欧盟后便继续留在公约体系内。

不过,欧盟基本权利法与公约有着密切联系。《欧洲联盟条约》第6条承认,公约所保障的权利是欧盟法一般原则的渊源之一。自里斯本条约于2009年生效以来即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载有许多与公约相对应的保障。《宪章》第52条第3款规定,这些对应权利的含义和范围应与公约所规定的相同,同时允许欧盟法提供更广泛的保护。《宪章》本身的适用范围仍与公约不同:它对欧盟机构具有约束力,对成员国则仅在其实施欧盟法时具有约束力。

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法律秩序内采取行动时,公约也可能适用。在2005年的博斯普鲁斯航空公司诉爱尔兰案中,斯特拉斯堡法院确立了同等保护推定原则。该案涉及依据欧盟制裁条例扣押一架飞机。如果一国所做的仅仅是履行其作为某个国际组织成员所承担的义务,而该组织提供的基本权利保护与公约相当,则可推定该国遵守了公约;但这一推定须满足一定条件,且在保护明显不足时可以被推翻。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凡与欧盟法有关的行为都能自动免受公约审查。

欧盟加入公约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项制度建设目标。《里斯本条约》规定,欧盟应加入公约,同时要求加入安排保留欧盟法的特殊性。欧洲联盟法院在2014年12月作出的第2/13号意见中,认定最初拟定的加入协议草案不符合欧盟条约的要求。此后,谈判得以重启。核心法律问题包括两个法院之间的关系、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配,以及确保欧盟机构能够适当参与诉讼程序的安排。

在欧盟框架之外,公约也是更广泛的人权文书网络的一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涵盖许多相近事项,但其监督机制有所不同。《欧洲社会宪章》则通过欧洲委员会的另一套独立机制处理社会和经济权利问题。斯特拉斯堡法院在解释公约时,也可参考涉及儿童、残疾、人口贩运和劳工标准的文书。这类材料有助于确定相关原则,但并不意味着其他条约中的每项义务都会转化为可依据公约独立主张的权利。

结构性问题与不断拓展的适用领域

《公约》体系始终面临着个体司法救济与大规模侵权现象之间不相适应的问题。羁押条件不合标准、诉讼程序过分冗长、国内判决得不到执行以及调查不力,都可能引发数以千计的类似申请。试点判决程序通过查明深层的结构性缺陷,并指出所需国内措施的类型,来处理其中一些问题。在2004年的“布罗尼奥夫斯基诉波兰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在涉及布格河以东财产补偿请求的诉讼中采用了这一做法。试点判决能够统筹相关案件的处理,但要实现持久的纠正,仍有赖于国内落实。

移民案件表明,既有保障是在压力下发挥作用的,而非依靠一套单独、全面的移民法典。2012年的“希尔西·贾马等人诉意大利案”涉及在海上遭到拦截并被遣返利比亚的移民。法院认定,相关行为违反了第3条、第4号议定书关于禁止集体驱逐的规定,以及获得有效救济的权利。该案将国家在本国船舶上行使的管辖权与遣返方面的义务联系起来。其他移民诉讼涉及接收条件、羁押、家庭团聚和程序保障等问题,同时承认各国在遵守条约义务的前提下有权管控入境。

数字技术扩大了第8条和第10条的实际意义。监控案件审查的事项包括通信截取的法律依据、授权程序、独立监督、数据保留、访问以及救济。在2021年的“老大哥观察组织等诉英国案”中,大审判庭评估了批量通信截取及其相关保障措施,而非断言任何批量通信截取制度都必然与《公约》不相容。《公约》的数据隐私保障还与专门法律文书相互衔接,包括欧洲委员会的数据保护法律,以及在其自身适用范围内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这些制度各有不同的机构、法律判断标准和救济方式。

尽管《公约》并未明文规定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环境诉讼仍不断发展。严重污染可能涉及私人及家庭生活,如1994年的“洛佩斯·奥斯特拉诉西班牙案”;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涉及生命权及程序性义务。在2024年4月9日裁决的“瑞士气候长者协会等诉瑞士案”中,大审判庭认定,第8条涵盖免受气候变化对生命、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不利影响的保护。法院认定,瑞士的监管应对措施及诉诸法院的权利方面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形。该协会满足了相关的诉讼资格要求,但个人申请人未达到严格的受害者身份认定门槛。

同日作出的气候案件裁决既体现了实体保护的发展,也表明了诉诸法院的限制。“杜阿尔特·阿戈斯蒂纽等诉葡萄牙及其他32国案”被裁定不予受理:法院驳回了申请人关于葡萄牙以外的被申请国具有域外管辖权的主张,并认定申请人未用尽葡萄牙的国内救济。“卡雷姆诉法国案”也因申请人不具备受害者身份而不予受理。这些结果表明,即使案件涉及新的议题,也不能取代《公约》关于管辖权、诉讼资格和用尽国内救济的基本要求。保护范围仍由实体解释与国际司法裁判的程序条件共同确定。